左宗棠收复新疆始末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5-10-30 15:46 编辑左宗棠收复新疆始末
本文系转载，作者郭晔旻
公元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平定了天山南北，将这块汉代西域都护府、唐代安西都护府的故土，重新归入了大一统王朝的版图。因此，清高宗受新觉罗弘历就以“新附旧疆”之意，将这块达16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广袤土地，命名为“新疆”
山雨欲来 乾隆帝平定新疆之后，在南疆的广大地区，清廷仍保留了当地原有的伯克制度。“伯克”(Beg或者Bek)，是突厥语“财主，贵族”的意思，也可以说成“巴依”(Bay)、“贝伊”(Bey)。这些伯克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封建领主，国产动画片《阿凡提》里那个贪婪成性的“巴依老爷”，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低级“伯克”形象。 在平定新疆之初，清政府收取的赋税很少。然而，走过了“康乾盛世”的清王朝日渐衰败，新疆各族百姓受到的压榨与剥削也就变得越加繁重。更有甚者，1862年，为了镇压内地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清廷不得不饮鸩止渴，完全断绝了内地所支援新疆的“协饷——这笔一度高达每年400万两白银的巨款。为了筹措经费，清王朝的新疆当局和各级伯克把负担完全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终于，到了1864年6月，库车的一群被迫服劳役的百姓发动了起义，这如同是扔进干柴中的一颗火星，从此点燃了连绵十余年的战火! 19世纪60年代，驻扎新疆的清军总兵力只有区区一万五千人。显而易见，如此单薄的兵力布置根本无法应对大规模的起义风潮。因此，库车起义爆发之后，反清风暴迅速遍及天山南北。到了1866年3月初，清廷在新疆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被推翻，残余清军只得退守塔城、巴里坤与哈密。 大起义虽然颠覆了清朝在新疆的统治，但是起义的领导权却落到了大大小小的伯克手里。这些伯克各自割据，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混战。然而，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尘埃落定之后，整个南疆却落到了一个名叫穆罕默德·雅霍甫的伯克手里，此人在汉文史籍上，被称为阿古柏。 那些分裂祖国的民族败类，往往被称为“卖国贼”，而这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蔑称，却不能加诸这个占据了南疆广大土地的阿古柏身上，因为此人是个货真价实的外国人。中国的大片土地却被一个外国人所窃据， “鸠占鹊巢”正是对这段动荡的历史中最为荒诞—幕的真实写照。
“洪福之汗” 阿古柏大约在1820年出生在中亚名城塔什干(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附近。当地是多民族混杂区，因此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此人究竟是乌兹别克族还是塔吉克族。1847年，阿古柏出任浩罕汗国的阿克麦吉特伯克，从此也被称呼为“雅霍甫伯克”，这也是“阿古柏”这个汉译的出处。 通过血腥的征战，窜入新疆的阿古柏相继消灭了天山以南大大小小的“苏丹”、“帕夏”。1867年，阿古柏自称“毕条勒特汗(意为洪福之汗)”，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开始了他在南疆长达十余年的反动统治。 1870年，乌鲁木齐和吐鲁番也被纳入了“哲德沙尔汗国”的“版图”。虽然占据了大片土地，但阿古柏的政权依旧十分脆弱。当时曾窜入喀什噶尔“访问”的俄国军事观察员、30年之后曾在日俄战争中担任俄国“满洲军总司令”的库罗巴特金上尉就认为，阿古柏“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 “因而，他从一开始执政的时候起，就决定依靠军队的力量，而使它成为这个国家拥有特权的、统治的阶级”。 为了笼络其不得人心的政权的支柱一一追随自己亡命入寇新疆的浩罕军人，阿古柏在战领区恢复了落后的军事封建采邑制度。军官们按不同级别领有相应大小的采邑。他们并不拿阿古柏的工资，其收入来自于辖区征收的赋税，数额多少完全取决于这些人的意愿，或者说是良心。可想而知，在这种制度下，“洪福之汗”治下的人民会有什么“洪福”可言?人民常年负担的政项税多如牛毛，甚至在此之外，每星期还要交纳一次保护费，美其名曰“警察捐”。
“塞”“海”之争 1864年，湘军攻下了虎踞龙盘的天京，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高潮逐渐过去，中华帝国首次近代化的努力——洋务运动也开始兴起。当时的史家不无溢美地将这段时期称为“同治中兴”。庞大的帝国在付出骇人的代价一中国人口从1851年的4.36亿减少到1867年的大约2.8亿之后，终于开缓慢地恢复了秩序和元气。 平定了内地农民起义之后，收复阿古柏窃据的新疆地区摆上了清廷的议事日程。1873年11月，湘军将领，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调兵遣将，准备兵发新疆。 偏偏天有不测风云，东南海疆警报传来。明治维新以后意欲“布皇威于四方”的日本，以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居民杀害为借口，出兵台湾。1874年4月，三千日军在恒春登陆，妄图长期盘踞台湾这一中国宝岛。清廷总算做出了及时反应，加强了台海战备，同时日军也因为不服水土而病亡累累，不得不稍许收敛侵略野心。因此中日在10月签订《北京专约》，以50万两赔银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军。 日本侵台事件虽然和平了结，但这一事件却影响到万里之外的新疆的前途。围绕着“海防”与“塞防”孰轻孰重，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激烈辩论。 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帝国突然意识到自己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意然是“从海上来”。而大清帝国的水师既不能歼敌于海上，帝国的炮台也不能御敌于海岸，加强海防顺理成章地成为朝野的共识。然而，建设海防需要大笔资金，在清政府财政拮据的情况下，以“海防”为重，停止出兵新疆，把节省下来的经费用于海防就成为朝廷上不小的呼声，所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持此论调的便是另一位清廷重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1871年，俄国以“代为收复”的名义武力强占了我国伊犁地区，进而要求阿古柏政权臣服。而阿古柏为了得到沙俄的支持，也对自已祖国浩罕的仇敌摇尾乞怜：“我把俄国人看作我最亲爱的朋友!”可以想见，如果清廷不去剿灭阿古柏政权，阿古柏盘踞的大片中国新疆的土地，也会像希瓦、布哈达、浩罕这几个中亚汗国一样变成俄国的下一份盘中餐，而19世纪的沙俄在东方的侵略扩张行动，从来是没有尽头和界限的。 左宗棠在奏折中警告，正因为海疆多事，所以才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新疆的阿古柏政权，以便集中全力经营“海防”。不然，就会“我师退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放弃新疆就是自撒藩篱，沙俄必将得寸进尺，不但甘肃和陕西堪忧，就是北路蒙古地区也失去保障，这样北京城也会丧失门户，后果不堪设想。清政府考虑到事关北半个中国的存亡，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一场“海防”和“塞防”的争论才告结束。 积粮筹款 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集结在肃州的清军已经有100多个营。当时，“营”是西征清军编制的基本单位，步队每个营有勇丁大约500人和伙夫200人，马队每个营则
有250人和250匹战马。左宗棠已经握有七万之众的兵力。眼见左宗棠大军即将进军新疆，对新疆土地虎视眈眈的沙俄政府派来函一个以索思诺夫斯基中校为首的“科学贸易考察队”。1875年7月，这个特务使团抵达兰州。 在27天的“考察”期间，他们惊愕地发现，面前的这支清军手中使用的武器不再是古老的冷兵器和早期火器，而是19世纪70年代刚刚研发成功的先进火器，比如德国大名鼎鼎的毛瑟步枪的“开山之作”M1871型11毫米后膛枪与美国制造的“雷明顿一号步枪”。后者也是一代名枪，闭锁牢固可靠，长距离射击极为精确。此枪的量产时间长达51年，光美国的雷明顿正厂就生产了超过400万支，各国的“山寨”产品还不在其内，其中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也制造了数万支。清军拥有的近代武器不但质量堪比同时期欧洲军队，数量上也毫不逊色。以左宗棠西征军主力、西宁道尹刘锦棠所部老湘军为例，这支一万三千人的精锐部队拥有各种来福枪多达两万支。 目睹清军的强大实力之后，特务使团的团长索思诺夫斯基毫不含糊地得出了结论：“(阿古柏)事业已告失败，这里不过是时间问题，因为交战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太大。”沙俄侵略者随即“友好”地提出愿向大清帝国的西征大军提供粮食一其真实用意则是妄图使这支“仅因为缺粮而不能打仗的军队”依存于俄国人的给养，以迫使清廷在政治上让步。此外，把产自被俄国霸占的中国伊梨地区的粮食出售给中国，可以牟取高达33倍的暴利!这真是“一箭双雕”的如意算盘。然而，经过不懈努力，到了1876年夏季，左宗棠已经搜集了四千多万斤粮食，足可供7万大军食用一年。沙俄的阴谋也因此落空。 不过，从河西运粮到阿古柏占据的乌鲁木齐路程是850公里，运费差不多是粮食原价的20倍，每年仅运费一项就得多支出200万两白银以上，更何况阿古柏的巢穴喀什远在1800公里之外。财政窘迫的清廷下诏“只要边地安宁，朝廷何惜万金。”允许左宗棠自借外债。1876年起，由“红顶商人”胡雪岩经手，左宗棠在上海滩向英国汇丰银行先生以高达1006左右的年息借款4次，总计白银1595万两。借外债(而且是高利贷)打仗，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左宗棠自己也承认借外债是“仰鼻息于外人”。但终究避免了因财力不济，使西征大业功亏一篑的严重后果，也算是两害之中取其轻了。 北疆光复 1876年7月下旬，清军大举西进，连同原驻塔城、哈密的部队，清军已在新疆集结80余个营的兵力。坐镇肃州城指挥全局的左宗棠手中尚握有20个营的预备队。 从表面上看，阿古柏的军队实力相当不弱。他的军队总兵力多达5万人，其中骑兵约占三分之一。步兵的武器是火枪，骑兵则使用火枪和腰刀。 除了火绳枪这种当时已经过时的古老火器之外，阿古柏军队从英属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获得了1万多支恩菲尔德M1853前装线膛枪和斯奈得——恩菲尔德M1866后装线膛枪。前者在当时虽然稍显落伍，但这种口径0.577英寸的线膛枪曾是当时英军的制式步枪，它的性能可靠，射击精度高，堪称前装线膛枪的完美谢幕；后者则是从前者改造而来，是当时的一流武器。 尽管拥有优良的武器装备，安集延(即浩罕)人在清代也一直有善战之名，连清政府都一度认为阿古柏是“气吞天南之概”的强敌，但此时阿古柏的军队其实只是一只“纸老虎”。一方面，浩罕人在阿古柏的国队里享有特权：军队的15个最高级军官“爱米尔”中，竟有14个人来自浩罕；另一方面，穿着褴褛衣衫和破烂鞋子、被强征来的士兵们则士气低落，逃亡现象时有发生。库罗巴特金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阿古柏军队的士气看，它不适于打硬仗。” 1876年8月，收复新疆之战打响。在左宗棠“先北后南”、“缓进急击”的战略指导下，刘锦棠率军直取乌鲁木齐的北方门户古牧地(今米皇)。前往古牧地有大小两条道路可走，大道平坦，但要经过50里缺乏水源的戈壁。途径黄田的小道虽然水源充分，但阿古柏军队早已在此严密设防，企图迫使清军从大道行军，待到清军人马渴乏之时乘机攻击。清军得悉情况之后将计就计，倦装从大路进兵，待黄田守军松懈大意之后乘夜由小道奇袭，阿古柏军猝不及防，狼狈逃回古牧地，清军初战告捷。 8月12日，清军逼近古牧地。清军筑起炮台，用德制克虏伯后膛炮猛轰古牧地城墙。8月17日黎明，南门被4公斤重的开花炮弹轰破，湘军冲进城内展开激烈巷战，以158人阵亡、450人负伤的代价全歼守敌6000余人。清军乘胜进军，在阿古柏从南疆拼凑的5000骑兵尚在增援路上之时，清军已于8月18日光复守备空虚的乌鲁木齐。 收复乌鲁木齐后不久，刘锦棠却不幸身染重病，一时卧床不起。因此左宗棠另派金顺部攻取北疆各地。至11月，阿古柏在北疆的势力已被彻底清除。此时，新疆已经入冬，大雪封山，行军十分困难。清军只得转入休整，从后方抽调人马，补齐前线各部的编制，等待天气好转之后采取下一步行动。 决战天山 以维吾尔民歌《达坂城的姑娘》闻名于世的达坂城，位于乌鲁木齐通往南疆一条穿越天山的隘道中，清军若要南下则必须经过达坂城。在1876年11月到1877年4月这大约半年时间内，阿古柏意识到达坂城周围要发生的战事将决定他的存亡，于是在达坂城新建了坚固的城堡，派“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率兵5000防守，这些士兵配备了先进的后装线膛枪。在达坂城侧后方的吐鲁番和托克逊，也分别有8500人、20门火炮与6000人、5门火炮把守，三城互成犄角之势，妄图凭借天山天险阻止清军南下的攻势。 另一方面，左宗棠也认识到只要“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清军总计调集了在疆的大部分可用兵力多达50个营，大约2万5千人的部队，又配备了强大的炮兵，准备一举歼灭阿古柏军队的主力。 1877年4月14日，病愈的刘锦棠率领清军主力30个营大约1万5千余人及炮队离开乌鲁木齐南下，清军乘敌不备，衔枚急进，17日完成对达坂城的包围。19日夜，清军用3门开花大炮猛轰达坂城，城内的炮台、月城和城垛先后被炸塌，清军乘势发起总攻，全歼城中阿古柏军，俘虏了包括阿古柏“大总管”爱伊德尔胡里在内的1200余人，而清军不过伤亡100余人。 经过4天休整，清军继续前进，26日在托克逊城外与正在四处抢掠的阿古柏军发生激战。结果就如左宗棠事后所说，阿古柏军虽然“火器颇精，洋枪洋炮外亦有开花炮”，但威力不如西征军的大，加之阿古柏军的炮手“又不善放”，以致“一败即不回头耳”。清军仅以90余人伤亡的微小代价，歼敌2000余人，缴获战马数百匹，枪械2000余件。残余敌军烧毁存粮及火药，仓皇南逃，托克逊宣告光复。 在此同时，从哈密、巴里坤一线西进的另一路清军20个营约1万人，也在4月26日兵临吐鲁番城下。慑于清军的强大战力，阿古柏在吐鲁番的守军近
万人开城投降。 仅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清军就彻底打垮了阿古柏苦心经营半年之久的天山防线，全歼其主力部队，使得南疆门户洞开。如同当时的英国人所评价的那样，左宗棠的西征军“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而“和中国人的战术比较起来”，阿古柏的“战术只是一个小学生的战术”。 摧枯拉朽 1877年5月29日凌晨，穷途末路的阿古柏在库尔勒暴毙。此人的死亡和出生一样是个谜，有说是暴病身亡，有说是被众叛亲离的部下毒杀，而左宗棠上报清廷的奏章认为阿古柏是在遭到清军沉重打击之后，在绝望中“仰药自毙”。 阿古柏死后，他的几个儿子在清军压境的情况下依旧为争权夺利展开内讧。最终伯克胡里在垂死之际的内斗中获胜，在喀什噶尔继承了阿古柏留下的岌岌可危的“汗位”。 阿古柏集团陷入内讧，原本是清军趁机进攻的好机会。可是清军也在吐鲁番一线休整了2个月。吐鲁番是中国有名的火炉，夏季酷热，因此在古代被十分形象地称为“火州”。加之1877年当地气候干旱，当地百姓都说这是多年不遇的酷热。由于天公不作美，清军只得放过大好战机。 就在阿古柏政权形将覆灭的时候，英国人插上了一脚。英国人的算盘是，让伯克胡里交出南疆东部，而南疆西部则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向清朝“朝贡”，从而保留阿古柏政权作为俄属中亚和英属印度之间的缓冲。左宗棠得悉此事之后愤怒地表示，喀什噶尔就是古代的疏勒，“汉代已隶中华，因我旧土”，清军一定要“尽复旧疆”，“岂容他人饶舌”。清廷支持了左宗棠的正确主张。8月10日，鉴于“刻下已届秋令”，天气开始转凉，断然下令前线清军“克日进兵，节节扫荡”。 8月25日，刘锦棠率领马步32个营为前锋，长驱西进。由于敌军掘开了开都河，在库尔勒前方形成100余里的泛滥区，因此清军行军异常艰难，直到10月份才进入空城库尔勒，敌军在劫掠秋粮后早已西逃。此时，清国携带的粮食大部分于过水泽时丢弃，剩下的也已吃光。一时间，万余将士陷入断粮的困境。所幸在当地维吾尔族百姓的帮助下，发掘出地窑内的数十万斤粮食，才得以转危为安。左宗棠得悉此事之后惊呼：“此局危险之至!” 10月12日，刘锦棠挑选精兵2500人为先锋，穷追敌军。清军势如破竹，一个月疾驰2000里，两次溃敌军，一举收复库车、阿克苏和乌什，所到之处受到各族百姓热烈欢迎，维吾尔史料记载说：“没有一个城镇向皇帝陛下的大军射过一粒子弹。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还为皇帝的大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 在清军不可抗拒的攻势面前，阿古柏匪帮内部分崩离析。先是和阗守将向清军请降，紧接着，12年前投降阿古柏的前喀什噶尔守备何步云也宣布反正，率领数百满汉兵民占据了喀什噶尔汉城。由于伯克胡里的住宅也在其中，因此他的亲眷也全部成为何步云的俘虏。 刘锦棠得到敌军内部陷入混乱的情报后，不失时机地发起了全线进攻。清军从南北两路向喀什噶尔发起了钳形攻势。12月17日，两路清实业界同时抵达喀什噶尔，伯克胡里在中国土地上已无立足之地，只得趁夜率残部逃入俄国境内。12月21日与24日，叶尔羌与英吉沙尔先后光复，到了次年(1878年)1月2日，和阗也被董福祥部清军克复。肆虐新疆十二年之久的阿古柏匪帮终于被彻底地从中国领土清除了出去——这一壮举被当时的英国人盛赞为“从一个多世纪前的乾隆时代以来，一支由中国人领导的中国军人所曾取得的最光辉成就”!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在北京去世，享年73岁，谥号“文襄”，取其襄赞国家之举。 左宗棠的同乡及暮僚杨昌滩曾应邀西行，见路旁遍植“左公柳”，留有七绝一首：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左宗棠收复新疆路线图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5-10-30 17:14 编辑
左宗棠收复新疆 旷世大功背后的大悲剧
1877年8月17日，左宗棠奏请在新疆设行省，取消原来的军府制度，实行与内地一样的行政管理。日后，又历陈新疆长治久安之策。1884年11月17日，清政府终于采纳其策…… 本策划摘自李连利《晚清第一帅：左宗棠评传》，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搜狐读书特别制作。 01 晚清新疆啥地位：西北商业主干道 俄英垂涎谋侵略 新疆自古即为中国领土，然而，自康熙以来，朝堂之内就有一种新疆无用论的观点。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大凡说新疆无用的官员本身就是无用，因为治国无能才甘于放弃。 新疆原名西域，1759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定名为新疆。自康熙中叶起，全国处于基本稳定状态，全国范围内的人口迁移已然形成。随着西北开荒耕种兴盛，西北出现了一定的繁荣景象。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用兵长达七十多年，最终在乾隆二十四年收复新疆。到了乾隆中后期，形成了西北商业主干道。这条主干道就是古城-归化-张家口，即新疆古城-内蒙古呼和浩特-河北张家口。 华北通往新疆的物资有六七成经此运往新疆。古城北接外蒙古的科布多，西可达绥来（由此分别连接伊犁、塔城），向南由吐鲁番到疏勒（喀什），呼和浩特向北通外蒙古。因此，这条商道上蒙古的皮革与西北的粮食交换买卖兴盛，呼和浩特的产品又可运往山西。因为这条商道过于繁华，所以嘉庆年间将呼和浩特对蒙古的贸易地点转移到了绥远。张家口则主要针对东北、华北，由此，北部大商道形成。 除了这一条商道外还有一条更大的商业路线，即新疆乌鲁木齐—兰州—汉口—上海。由乌鲁木齐出发东行到古城，继续向东到哈密，过了哈密东达甘肃的安西州，由安西向东南走向兰州，到凉州府转运后向南到狄道州道，之后一分为二，一条去往重庆，一条去往汉口。 由此不难看出，新疆并非有些人所说的无用。山陕商帮的兴起原因之一也就是商业。其实，新疆曾经的繁荣情况可通过乾隆时期陕甘总督的奏折窥之一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英国、欧洲大陆第一军事强国沙俄便都看上了新疆这块地方。晚清时期，沙俄屡犯我国边疆。1864年，166万多平方公里的新疆又被侵略者阿古柏侵占。 更为严重的是，新疆丢失后，内蒙古、西藏等必大乱，陕甘青等将成为前线，那么，中国的统治中心将面临海陆两方面的直接挤压。 与沙俄一同竞争的还有英国。虽然史书历来对英国的介绍并不多，但英国的危害也不小。特别是在与阿古柏的斗争中，如果没有英国的帮助，阿古柏不可能坚持那么长时间。英国对于阿古柏的支持是从军事、外交、经济等多方面予以的。 到了1850年左右，英国在北到中国新疆、南到西藏的整个西部边疆都与中国接壤。由此，英国人开始与中国在陆路展开了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 作为亚洲心脏的新疆，从阿富汗出发，可以到达伊朗，直面中东地区，南面面对南亚诸国，北面与俄罗斯接壤，而且新疆是英国和俄国非常垂涎的棉花生产基地。由此，英国急于将新疆变为它的殖民地。 02 谁是中国最主要敌人：李鸿章缘何弃新疆 左宗棠为啥力主战 1875年1月12日，光绪即位。新君登基自然要显示不同气象。为此，1月26日两宫皇太后颁下懿旨“博采说言，用资治理”。李鸿章提出了七大建议：开煤、铁矿，架电线，修铁路，各海口添设洋学格致书院，由郭篙涛出使各国主管洋务，建立海军，停西征、暂时抛弃新疆以加强海防。 纵观李鸿章的七大建议，其中前六条都非常正确，但这六条的历史贡献根本无法掩盖第七条的荒谬以及对中国的危害。因为，铁路没有修日后可以修，但领土要是丢了就很难收复了。自甲午战争后，中国贫弱了足足半个世纪，后世的人即使想恢复也已经没有理由和实力了。如果真照李鸿章的建议暂时放弃新疆的话，很显然，日后再收复那就是天方夜谭。 作为林则徐衣钵的继承人，左宗棠从林则徐留下的各种情报中，得知沙俄对于西北的侵略之心古已有之。再加上在西北的十年时间，左宗棠更加认定沙俄是收复新疆的第一阻碍因素。因为那时英国已经占领阿富汗、伊朗多年，对于这些国家的消化并未完结，所以英国尚没有更多的余力与中国对抗，反观沙俄则已经真刀真枪地有了动作。 林左路线与李鸿章路线的纷争点就是谁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这一分歧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 在晚清，我们的敌人主要有路上之敌以及海上之敌。海上敌人危险，路上之敌同样危险。自晚清面对“海上来犯之敌”后，在对外战争中，谁是第一敌人的认识上，两派有所不同。林则徐认为“防俄宜先”。李鸿章则认为日本将是未来大敌。这一预料比较符合日后的历史发展。为此，我们可以确认李鸿章的眼光是独到的。即使如此，也不能认定李鸿章“联合沙俄抵御日本”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为了“联合”而甘愿放弃领土的做法。 左宗棠主张对沙俄和日本都要关注，谁是第一敌人要看当时的形势而定：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沙俄是主要敌人，必须要用主力对付；对日本也不能放松。左宗棠对海防和修造轮船的重视就是明证。 李鸿章的价值在于预测到了未来第一敌人是谁，但却忽略了现今的第一敌人是谁。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实力在逐渐增强，但其总体实力（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直到19世纪末才真正追上中国。李鸿章显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仅仅是注意到了军事方面。 除了日本之外，英法美俄等国都在海上虎视眈眈。对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海上之敌确实非常厉害，但陆上之敌更不可小视。因为自始至终制海权、制空权的被剥夺，皆不能令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政权更迭。因此，陆上之敌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权来说，大于海上。 围绕着新疆，在晚清时期共有四次争论：分别是道光年间的放弃西四城论；海防与塞防之争；南疆弃取之争；建省之争。这四次争论中的后三次，左宗棠是参与者。第四次则是改革派中的抵抗派内部的争论，其主要论战对手是左宗棠和左宗棠第一猛将刘锦棠。 建省的主张并非左宗棠首创，而是对道光年间魏源、龚自珍主张的延续。道光年间的张格尔叛乱被平灭之后，对新疆的取舍问题出现了新的争论。长陵、武隆阿主张放弃西四城（即今天的喀什、英吉沙、莎车、和田）。类似于李鸿章仿效土司分封的建议也在是否舍弃西四城的争论中出现过。道光皇帝为此并没有同意放弃西四城，但也没有决定改变伊犁将军管辖新疆的军府体制。 到了19世纪60年代，随着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侵占伊犁之后，新疆的军府+伯克制+扎萨克制+新疆东部迪化镇以西施行郡县制的多重行政体系的弊端已经显露无遗：伊犁将军腐败无能，伯克们分裂四方。如果不建行省，则很难统一政令。为此，左宗棠连续五次上书要求建立行省。与此同时出现的观点则还有放弃新疆论、放弃南疆论。 李鸿章与左宗棠在新疆问题上存在争论很正常，当时大部分的督抚和高级官员都支持李鸿章。可以看出，在大部分高级官员眼中，为了这个“不毛之地”与“欧洲第一军事强国”沙俄对抗是得不偿失的。 03 李鸿章闹矛盾大唱悲调 慈禧积极支持收复新疆 左宗棠、李鸿章的矛盾公开化，最终到了难以共事的地步。1872年，陕甘战事虽然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但大局已定。为此，收复新疆已经被提上日程。左氏向朝廷建议出兵，李鸿章则对此表示反对。起初他四处联络志同道合者。他冠以的说辞是：“沙俄军队占领伊犁，我军无法远征，必须修建铁路（没有铁路，左氏靠马、骆驼、走路同样成功了，因此，有无铁路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修建铁路之后，全国可以贯通，那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铁路调兵遣将以对付俄国人和英国人。因为，俄国人有吞并西北地区的企图，英国人有吞并西南地区的意念。” 1873年，李鸿章又对沈葆桢说，现在的中国没有班超、赵充国这样的能人，新疆恐怕要丢了。左宗棠已经老了，能够把陕甘问题解决就已经很万幸了。 到了1874年年底，李鸿章找到了同盟者，即英法等国也对中国出兵新疆表示不认可。例如英国认为：中国绝对不会收复新疆，因为财政困难，更何况远征新疆这样花费很大的举动。1874年英国公使威妥玛派人来到天津，向李鸿章提出把伊犁割让给沙俄，天山南路划给阿古柏的方案。为此，李鸿章在日后的《筹议海防折》中提出：伊犁、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可以自治。 1875年光绪登基，两宫问政于大臣们，李鸿章跳了出来要求停止西征。最后，李鸿章在论战中失败。但他心有不甘，经常动摇其他督抚对西征军的支持力度。 1876年三四月间，李鸿章对沈葆桢说：“阿古柏的虎狼之师与沙俄狼狈为奸，左宗棠必败，中国人又该被外国人笑话了。” 然而实际情况却让李鸿章大为惊讶。1876年4月26日刘锦棠率军出征，两个月攻占乌鲁木齐，又一个半月攻占玛纳斯城，阿古柏第一次乞降。1877年4月刘锦棠大军收复吐鲁番，一个多月后阿古柏死。 而这年的7月7日英国第二次请求清军停战，同时山陕豫等地发生旱灾。李鸿章和郭嵩焘等再次以新疆南部地区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地方，与其花那么多军费倒不如省下来。既然阿古柏愿意做属国，那么我们不如趁着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同意，那样的话他们就会感激我们，从而成为我们的屏障。 当左宗棠继续进兵并且势如破竹、阿古柏死讯也传到李鸿章的耳朵后，李鸿章再次以这样的调调说：左宗棠怎么能妥善处理新疆事务呢？根本不可能（起先是刘锦棠与左宗棠发生矛盾，前线恐怕会生变。其后又是阿古柏之子投奔俄军将伺机反扑。最后则是白彦虎逃到沙俄，这样的匪首都没有捉到，无法善后）。 等左宗棠胜利之后，他却把新疆说成是“人所不争之地”，又说阿古柏的军队是乌合之众，极力贬低新疆的重要地位。在他的心里只有海防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其他的都无关紧要。他甚至斥责左宗棠是奸臣，说他“饰词欲战，不顾国家全局，稍通古今者，皆识其奸伪”。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于晚清的覆灭当然要负第一责任。但是，她在尚未彻底掌控朝政之初，积极支持左宗棠解决陕甘问题以及大力支持收复新疆的作为，还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04 四年磨剑战必胜：裁军一半狠训练 严禁杀俘策略高 左宗棠为了收复新疆足足准备了四年。在准备过程中，令人不解的就是左宗棠的裁军。 进军新疆前，左宗棠首先整饬了军队，严查吃空饷和体弱多病的情况，整编的原则是：择其壮者为兵，散其弱者为农，兵责以战，农责以耕。即身体强壮的当兵，身体弱者进行屯田。为此，原西征大军几乎被缩编了一半。 与此同时，左宗棠还大力进行武装先进化的工作，除了西安、兰州的机器局仿制西洋枪炮外，还在全国各地、欧美国家购买军火。西征主力军刘锦棠部就配有：护开花后膛大炮两尊、车驾开花后膛小炮四尊、后膛七响枪300枝、快响枪80枝。 与此同时，左氏也加强了练兵的力度。左宗棠认为练兵的根本首先要练心，其次练胆，最后练体力和格杀技巧。经过左宗棠的锤炼，就连人们公认的不能打仗的八旗兵、绿营兵也为之一变。在新疆打仗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沙漠的恐惧。当时，千里黄沙下，每个人背上八天口粮的生白薯，渴了饿了都以白薯充饥解渴，唯一充足的就是咸菜，每个人背了四个月的咸菜量。 与此同时，为了禁止军队“不能制贼，反而增贼”的现象，左宗棠再次重申了军纪的重要性。他认为：只要军人能够做到行军五禁，严禁烧杀奸淫的话，在异族残酷统治下的维吾尔族同胞，必然会欢迎官军的到来。在左宗棠的教育下，西征军士个个奋勇杀敌，展现个大无畏的精神。在人不睡觉、马不卸鞍的情况下，在五个夜间疾驰了八百里。 左宗棠深知刘锦棠的军事谋略，因此，将西征大权全部交给了刘锦棠。但要求他做好两件事：其一进军要严格执行“缓进急攻”和“先北后南”的原则；其二就是严禁出现类似“肃州杀俘”等问题。只要投降绝不许乱杀，而且要给遣散费，让他们回家。如果不愿回家的则给予钱财、粮种在当地耕作生活。 “严禁杀俘”这个原则执行得非常好，而且其示范效果非常强。例如达坂城司令大通哈（官职）爱德尔呼里宁则愿意归降并且留在中国军营，而且还派人到托克逊劝降阿古柏。达坂城之役的1200多名战俘，只抓了200名外国人送到肃州监狱，其余战俘则给衣服粮食让他们或者回到原籍或者回归原驻地。对于这些人，阿古柏则大伤脑筋，在他们的广播下阿古柏军心涣散。 吐鲁番之战后，清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就连白彦虎的千余部众，左宗棠都没有杀，所以，众多维吾尔族同胞听到真实情况后大为震惊之后便是感动，数座城池官民主动献城归降。而对于放后再被抓的人，例如哨长麻木耳在达坂城放归后又在克库被抓，收复叶尔羌后再次被抓，左氏立刻将其处死。 总体上，整个新疆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收复北疆；第二个打开南疆门户的吐鲁番－达坂城战役，消灭了阿古柏的主力；第三个即收复南疆。1876年六月初一到九月二十一，刘锦棠大军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城，其后左宗棠拒绝清廷继续进攻的命令，开始对队伍进行修整。 可以说，收复新疆大部的进展非常迅速，大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左氏战略得当外，刘锦棠指挥才能高超，西征军进军神速，打乱了沙俄的部署。 左宗棠的一生，最为光彩的一节就是收复西北，特别是帮助曾纪泽收回了已被沙俄侵吞的部分领土。然而，其风光之后便是最令他心碎的失败。这种失败并非是左宗棠的个人失败，而是国家以及匡扶社稷的路线的失败。中法战争中，左宗棠历尽心血经营的马尾船厂及其福建水师几近土崩瓦解，左宗棠也出师未捷身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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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收复新疆的经济账
本文系转载，作者刘江华咸丰四年(1854)起，浩罕国国王阿古柏开始入侵新疆。同治九年(1870)八月攻占吐鲁番，十月又越天山侵占乌鲁木齐。至此，阿古柏侵占了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和乌鲁木齐等天山南北广大地区。1871年5月15日，俄国军队越过边界，并于7月4日侵占了新疆伊犁地区。新疆危机更加严重。 1875年5月3日，清廷下旨，任命刚刚平定陕甘回乱的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到光绪三年(1877)八月，左宗棠率军收复了新疆全境除伊犁以外的全部地方。光绪六年(1879)，因俄罗斯增兵伊犁、派兵舰出海威胁中国，七月，清廷让左宗棠入都，出任军机大臣、掌兵部事务。如此推算，左宗棠主兵新疆的时间，大约为五年半。 粗略统计，用兵新疆，左宗棠指挥的兵力总数大约在七八万人左右。七八万人耗时五六年的时间，共花费5000多万两银子，若没有巨大的资金支持，左宗棠纵有不世出的才能也只能望疆兴叹。 清朝自乾隆后直到甲午战争爆发，财政的货币收入总额大致保持在年均4200万两，由于鸦片战争后面临“千年未遇之变局”，财政上捉襟见肘，左宗棠筹款复疆的过程颇为曲折和艰辛。
“生平以用饷为忧，以争饷为耻” 新疆兵事初定之后，左宗棠先后于1879年12月20日和1882年7月18日两次上折，分别报销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光绪四年到光绪六年的军需款目。 根据左宗棠这两次奏折，从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共支出银2645.2多万两，从光绪四年到光绪六年，共支出银1758.1多万两，小计4403.3多万两。这些支出之后，还欠包括各军军饷、抚恤费，以及向华商、洋商借款的本金、利息等，约960万两。以上合计大约5400万两。这应该是左宗棠用兵新疆所花银两的大概数目。这5400多万两，主要用于兵勇口粮和军饷、借款利息、军械和军需购买、水陆运费、银两汇寄资费、伤亡抚恤、屯田支出、汉回安插赈济、随营文武各员薪资、办公经费等等。 应当指出的是，这只是左宗棠直接统辖的部队的花费，并非清廷收复新疆的总支出。因为除左宗棠部队之外，当时新疆还有像刘锦棠老湘营、伊犁将军金顺的部队、哈密办事大臣明春的部队等等，他们的粮食、军械等虽由左宗棠大营提供，但军饷都是独立的，粗略估算，6年不下1000万两。因此，可以说，从光绪元年到光绪六年，清廷在新疆的花费，总共不低于6000万两。 按照左宗棠的统计，这六年，拨解到左宗棠大营的银两大约6018.3万两，主要来自各省、各海关的协饷——光绪元年到光绪三年左宗棠收到的协饷约为1810万两，光绪四年到光绪六年收到的协饷数为1618万两。此外的主要收入，还包括户部拨款，各地为甘肃所收的捐纳，甘肃、新疆本地所收的厘税等等。 各地协饷中，以浙江和江西拨解最多，6年分别拨运了703万两和471万两，超过了当时号称富庶的江苏和广东。新疆用兵结束后，左宗棠上折，专门为这两省的巡抚奏请了头品顶戴，以示感谢。 筹饷，应该说是左宗棠——这位新疆用兵主帅的头等大事，也让他时常在给友朋的信中感慨“生平以用饷为忧，以争饷为耻，至此颇切焦烦”。这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则是催负责给西征军提供协饷的各省、各海关迅速拨银。 于是，在左宗棠给各地督抚、藩司的信中，要饷成重要内容。为了要饷，他这位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经常得向官阶低其至少两级的藩司赔笑脸、说好话，比如光绪元年(1874)，文格出任四川布政使，看到左宗棠饷银紧张，迅速解来一批协饷，左宗棠不胜感激，去信盛赞文格此举“公忠之谊，一时无两”。但就是这样，各地巡抚、藩司经常还不买左宗棠的账。光绪四年(1878)，处于“三空四尽”之际的左宗棠给广西巡抚杨庆伯去信，提出以湖南拨给自己部队的西征协饷抵押，向广西借款100万两，分四年还清。根据左宗棠的调查，广西至少有300多万两的库款，但广西巡抚杨庆伯最后只愿意借8万两，以致左宗棠最后不得不向总理衙门抱怨“广西深藏若虚，颇出意外。” 除此之外，左宗棠虽是用协饷抵押作贷款，但按照外国银行的规定，首先需要协饷被抵押的有关省份、海关的督抚盖章。这也逼迫左宗棠不得不仰求各省督抚。 1876年1月10日，正整军准备出关的左宗棠向朝廷提出效法沈葆桢筹办台防之法，议借洋款1000万两。 所谓筹办台防，指的是1874年，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并于5月6日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3000人陆续从琅峤登陆，进犯台湾。清政府派时任福州船政局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为督办台防大臣，以钦差大臣身份率自造轮船赴台湾，加紧布防。日本虽未敢贸然开战，却在外交上捞到好处，逼迫清政府于10月31日签订《台事专约》，规定中国赔款白银50万两，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 为了抵御日本，沈葆桢受命之时奏请借洋款1000万两，以购买枪炮、装备水师等，后因台湾战事很快平息，改为借款600万两。 按照左宗棠的设想，自己和沈葆桢关系颇好——从公务的角度，两人都因厘金等问题同曾国藩交恶，算是同病相怜;当年得知沈葆桢办理船政缺钱，左宗棠从福建协饷中每月拨2万两给沈葆桢作经费。从私情的角度，是左宗棠的推荐使沈葆桢得以总理福州船政局事务;要不是沈葆桢的精明，左宗棠差点就被福州船政局监督德克碑骗去了2.5万两薪金等等。但出乎意料的是，此时刚升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反对左宗棠借洋款。沈葆桢认为，借用洋款，利息太高，左宗棠用兵新疆所需银两，可以各省协同解决，即使借款，也应该向国内借。 沈葆桢这番论调，貌似合理，但不可行——承担西征协饷大头的沿海各省当时正因日本侵略台湾而忙于筹办海防，协饷拖欠更为严重。要他们再多给协饷，难度可想而知。经过左宗棠的争取，1876年3月26日，朝廷最后同意左宗棠借洋款500万两，并答应动用库存银等为左宗棠凑足1000万两。 洋款虽然得以成借，但左宗棠与沈葆桢从此失欢。
借高息洋款受外界非议 为了筹饷，左宗棠不仅时常得罪各省督抚，还屡受朝廷批评、外界非议。 第一笔借了500万两被朝廷怀疑赚差价。光绪二年(1876)朝廷同意借的500万两正在与外国银行接洽之际，左宗棠接到胡雪岩的来信，说有一个叫许厚如的商人，也在上海声称朝廷同意其为左宗棠借款。许厚如的出现，使得不明所以的外国银行开始观望，一些原本答应向胡雪岩借款的，变得犹豫。虽然最后确认，许厚如所说全为假话，但左宗棠借洋款之事，因此受到耽搁。 光绪三年(1877)四五月间，终于接到胡雪岩借洋款成功的消息时，左宗棠部队刚刚收复了新疆南部的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可谓双喜临门。之后在信中，左宗棠不但尊称胡雪岩为“仁兄大人”，更是盛赞胡雪岩和自己“万里同心”。 洋款刚借成，就发生了利息风波：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现此番借银的利息有出入——按照左宗棠的奏报，利息为每月一分二厘五毫，可后来英国方面转来的汇丰银行拟定的照会文稿中，却说是每月一分行息。500万两银子，每月利息相差二厘五毫，不是小数。为此朝廷让左宗棠迅速详查。 调查的结果，原来，汇丰的月息确实是一分，但以英国货币先令支付，将来也以先令还本息。胡雪岩担心在此过程中外汇有涨跌而导致损失，就将借款包给德国泰来银行，让泰来银行支付实银，并商定将来以实银还本息。这样，虽然能避免外汇风险，但每月利息变成了一分二厘五毫。 至此，这次利息风波才告一段落。 第二笔借350万两被朝廷批评利息高。左宗棠借洋款，抵押的是各省、各海关给陕甘和新疆的协饷。借第二笔洋款时，英国方面要求承担协饷的各督抚和海关都得盖章、出印票。由于两江总督下辖的海关最多，导致左宗棠不得不仰求两江总督沈葆桢。 饱尝苦况的左宗棠决心改变这一局面。第二笔洋款借成之后，他就向胡雪岩提议，采取公司制的办法成立银行，向华商融资借款，以免手续之繁琐。 光绪四年(1878)，胡雪岩来信告知，成立了股份制的乾泰公司，以5000两为一股，已从华商手中募集到175万两。此外，胡雪岩还告诉左宗棠，英国汇丰银行也想入股。对此，左宗棠答复说，如果将来借钱时汇丰银行不再提出各地督抚出关票盖章以及规定年限、期次等，又同意称乾泰银行，可以答应。否则，不必强求。 1878年9月12日，左宗棠正式向朝廷奏报胡雪岩成立乾泰公司事，并提出向乾泰公司借款350万两。在已收复伊犁以外的新疆全境情况下，为何还要借洋款?左宗棠说是因为现在新疆正筹议开设行省，需用浩繁，而各省协饷解送迟缓，经费无措。这350万两，华商、汇丰银行各占一半。此次借款，虽然不用总理衙门暨税务司行文印押、手续简单，但利息较高，“定议按每月一分二厘五毫起息”。 朝廷最后虽“不得不准照办理”，但也觉得利息太高，严令左宗棠今后不得动不动就借商款。 胡雪岩所借洋款，利息是否过重呢?同治十三年(1874)沈葆桢所借洋款，年息为八厘;胡雪岩所借洋款，如果按月息一分二厘五毫算，年息就是一分五厘，差不多是沈葆桢所借的两倍。两厢比较，胡雪岩所借，利息确实较重。曾纪泽《使西日记》光绪五年十二月初二日这天记载：“葛德立(按：驻英使馆的当地雇员，曾担任过中国总税务司赫德的秘书)言及胡雪岩之代借洋款，洋人得息八厘，而胡道报一分五厘。奸商谋利，病民蠹国，虽籍没其资财，科以汉奸之罪，殆不为枉，而复委任之，良可慨也!”日记中，曾纪泽批评胡雪岩从中吃差价，为“祸国蠹民”的奸商，对任用胡雪岩的左宗棠也颇为不满。 就是左宗棠，也觉得胡雪岩此次借款利息过重。光绪五年(1880)，他重提此事，对胡雪岩说，月息一分二厘五毫，未免过重，尤其是让汇丰银行这样的洋商赚去了，“旁人亦为眼热矣”。 左宗棠借款，其实全是为了新疆用兵，自己并未染指分毫。而为了借款，除了遭受国内的非议之外，一生耿介、绝少服人的左宗棠还得无奈地向资本低头——1876年借那笔500万两银子时，由于中英两国正就云南“马嘉理事件”进行交涉，左宗棠本不想向英国借款，但最终，这500万两，还是向汇丰银行借定，而且还支付了每月一分二厘五毫、每年一分五厘的高额利息。
胡雪岩帮借款1700万两 如前文所说，左宗棠用兵新疆所花费的钱，主要来自各省协饷，而位居第二的，则是胡雪岩的借款。这六年间，胡雪岩为左宗棠所借的款项就达1710万两，在左宗棠这六年所收6018.3万两银中占28.4%。考虑到各省关协饷经常迟解、胡雪岩所借银两往往在最危急时刻送到的事实，胡雪岩的借款更显意义重大。 贷款模式是“预支各地协饷作抵押”。 左宗棠第一次让胡雪岩帮忙借洋款，是在同治六年(1867)。当时，左宗棠以陕甘总督身份进兵陕甘以平定西捻军和当地回乱，兵马大约为1.2万人。左宗棠军西征之饷，主要由浙江、福建、广东以及各海关支援。由于各省协饷迟迟未到，1867年4月，左宗棠奏准朝廷，以各省协饷作抵押，由胡雪岩帮忙借洋款120万两以济军饷。 这次借款也基本确立了左宗棠借洋款的模式，那就是“化零为整”，预支各省协饷，以此作为抵押向洋商借款，再“化整为零”日后由各省从协饷中扣还。 光绪元年(1875)奉命进兵新疆，左宗棠对胡雪岩和洋款的倚赖更重。 按照左宗棠的统计，西征新疆将士马步130余营，每年需要实饷600余万两。此外，由于甘肃、新疆无力承担这些士兵的口粮，需要从关内或内蒙古一带转运，仅此每年运费至少需银200多万两，“通计一年出款共需实银八百数十万两”。 清廷本来安排各省、关给陕甘的协饷总数也不少——包括西征军军饷在内，有820多万两。这其中，除去给陕西协饷等96万两外，归左宗棠大营支配的，还剩700多万两。如果这些协饷能够及时拨运，西征军饷应该还能勉强对付。但从同治七年(1868)左宗棠用兵陕甘开始，各省每年实际送来的协饷只有500多万两，还经常迟迟不送来。此后，拖欠越来越多，截至光绪元年(1875)十月，“增欠至二千七百四十余万两”。 如此，左宗棠只能借款。 1874年11月12日，左宗棠奏请借洋款300万两。当时，陕甘刚刚平定。左宗棠借此款，本来是想用于西征军善后的。清廷旧制，边疆统兵大将历来只用“丰镐旧家”即满洲旗人。而此时，由于最钟爱的大儿子孝威刚去世不久，左宗棠万念俱灰，已想引退。没承想，款借到运来时，左宗棠已被授予督办新疆军务之命。因此，这300万两也可以算作左宗棠进兵新疆的借款。 此后，左宗棠又通过胡雪岩先后三次借款：光绪二年(1875)500万两，光绪四年(1876)350万两(其中洋款175万两)，光绪七年(1881)400万两(为护理陕甘总督杨昌、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所借)。 就在筹划第四笔400万两借款时，左宗棠还有过托胡雪岩试探向德国银行借款两三千万两的想法。 个中原因，是左宗棠此时听说俄国人举债5200万两，准备在东北和西北两面与中国交战，以逼迫中国割让伊犁。为对付俄国，左宗棠计划一次性向德国泰来洋行借款两三千万两，并去信让胡雪岩帮着筹划。 不过，此番借款数额实在太大，毕竟当时清廷一年的全部收入也就是七八千万两。为稳妥起见，此事左宗棠并没有立即奏报朝廷。他对胡雪岩说，等到了京城，与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商量后再上奏。1881年2月22，左宗棠抵京城。2月24日，就在慈禧召见左宗棠这一天，由于曾纪泽的成功交涉，中俄签署协议，俄罗斯同意归还伊犁，中俄免去一战，要胡雪岩借款两三千万两之举，也就不再提起。 从同治十二年(1874)到光绪六年(1881)的七年多时间里，左宗棠共向华商借款846万两，向洋商借款1375万两，总计借款2221万两，其中胡雪岩经手所借的，为1710万两。由于利息高，仅向洋商借的1375万两，截至1882年还本833.3万两，就付利息395.2万多两，利息竟占已还本款的47.43%。 但可以说，这些借款对左宗棠能够成功收复和稳定新疆局势起到重要作用。而与保全新疆这166万平方公里国内面积相比，这点利息应该说付得很值。由于两次借款被外界批评利息高，1881年为杨昌、刘锦棠所借的400万两，每月利息就降为八厘多，年息九厘七毫五丝，低了不少。而且，由于清廷财政拮据，在当时借款颇为常见，除前文所说的沈葆桢曾借款600万两外，直隶总督李鸿章就曾奏请两三千万两以建北洋水师。 光绪二三(1876、1877)年间，陕西、山东等北方地区遭遇罕见旱灾，胡雪岩慷慨解囊，捐银20万两助赈济。借此机会，1878年5月15日，左宗棠上《道员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片》。 胡光墉即胡雪岩，雪岩是字，胡光墉才是其大名。在清宫档案中，能查询到的，只有胡光墉而非我们熟知的胡雪岩。为胡雪岩请黄马褂之赏。在奏折中，左宗棠首先叙述了胡雪岩捐资20万两救灾的义举，然后重点铺陈了胡雪岩为自己的部队在筹措军饷、购买军械等方面的功劳，夸赞胡雪岩办理上海采运局务十多年毫无贻误，购买的枪炮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苦心筹饷借款转运稳定了部队的军心，“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进而恳请朝廷“将布政使衔江西补用道胡光墉破格优奖，赏穿黄马褂，以示优异”。 由于左宗棠刚刚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恩眷正隆。当时，朝廷正加恩将左宗棠由一等伯晋为二等侯，为使左宗棠不再固辞封赏，也就只好不再吝啬而赏给胡雪岩黄马褂——于5月30日下旨，要求左宗棠“毋再固辞”晋爵封赏的同时，宣布“胡光墉着赏穿黄马褂”。 就这样，经过一番布局，左宗棠终于为胡雪岩请到黄马褂之赏，造就了一段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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