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泼向陈炯明的污水
细数泼向陈炯明的污水1920年底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 作者赵立人，广东社科院研究员。 傅国涌曾在《如此陈炯明算得上英雄好汉吗?———读李敖〈孙中山研究〉》(以下简称《如此》)一文说：“在陈炯明一生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相对来说能够站得住一点的还是辛亥革命，其他如黄花岗起义、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等，他的表现都和‘英雄好汉’这样的称号相去甚远。但在有关广东辛亥革命的史料中，我们看到的陈炯明非但不是什么英雄好汉，而且完全是个相反的人物。” 其实他所谓的“史料”，基本上是国民党中某些反陈者及受其影响者制造的赝品。厘清这些史实，有助于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炯明。 虚妄误事抑或听命不动 先说“三二九”广州起义。 这次起义是采用集体领导体制的，黄兴不顾集体决定，坚持率队起事，固然有其理由，但其他人遵从集体决定暂不发动，亦不能视为“逃兵”。黄兴、胡汉民联名发出的《报告书》对陈炯明、胡毅生和姚雨平未率队起义多所指责。 1924年，胡汉民致函邹鲁，称：“克强(黄兴)先生由广州出险到港数日，即来弟处，以受伤断指，乃口授弟作书。是役弟……未与战争，故先后情形，当然以克强先生之意为准。克强先生尔时愤激感伤之余，在省城戒严、逻骑四出之际，其所得消息，大都间接之报告，或即就报纸而加以判断，故与事实不能尽合。乃未几而武昌起义，克强先生既赴汉阳，而弟等又各为实际上之行动，更无就此报告书为追加更正之余暇，……今幸经兄与执信当日检查，而又幸有吴稚晖先生之诘问，适予弟以发言辨正之机会。……亦信如上所云，虽克强复生，亦必无异言也。”《胡汉民自传》亦追述：“克强……右手不能作书，乃口授余作报告致海内外，泪随声下。且言雨平、毅生、陈炯明三人虚妄误事，罪皆当死;余时亦悲愤已极。克强固主持军事，且血战而出，固当悉以其言为依据，乃同署名。后执信、克夫出，更从各方面调查，则克强对于三人之批评，实有误会。然未几武昌起义，余与克强日在军书旁午中，不及改正。” 另一方面，黄兴单独发出的《致海外同志书》，其中对陈炯明的评价与黄兴、胡汉民联名的《报告书》迥然相异。《致海外同志书》指出，“惟此次之失败至此者，弟不能不举毅生、雨平二人之罪”，并指斥“毅之无良”，却无一语责及炯明，且尊称为“竞存兄”。与对毅生、雨平的态度适成鲜明对比。这两份文件几乎是同一时间写成的，并且都有黄兴的署名，而观点歧异如此，实在令人寻味。 包华德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在“陈炯明”一条中写道：“据说笔录时，胡汉民加以篡改，为其堂兄弟(胡毅生)开脱，把责任都归于陈炯明。此举激起陈炯明对胡汉民的忿恨，也可能是他以后脱离革命党的一个原因。”此说当有所据，而上述两份文件的重大差异，也不失为一个旁证。胡汉民似乎对这种传言也有所知，所以要一再声称联名报告书完全根据黄兴的意见写成，实际上是为自己开脱。孰是孰非，这里不拟遽下结论。无论如何，联名《报告书》对陈炯明的指责既先后为黄兴、胡汉民否定，就不应再引为论据。 违心遵命参与“二次革命” 对陈炯明在“二次革命”中的表现，历史学家邱捷作了十分客观的陈述：“在二次革命前夕，袁世凯以陈炯明取代胡汉民任粤督，企图拉拢陈炯明对付广东的革命党人。当时粤港商人多拥陈反胡，广东陆军中高中级军官不少已倒向袁世凯，陈炯明明知民心不附、军心已变，但仍发动广东的二次革命，结果没有一支军队按照他的命令努力作战，最后全军背叛，陈炯明临出走前只好把反对独立的中级军官陈钟英等三人枪毙泄愤。”“粤港商人多拥陈反胡”和“民心不附”好像自相矛盾，其实不然。它反映的实际情况是：当时广东军民都普遍反对“二次革命”，只要陈炯明不趟这浑水，他就一如既往得到多数人拥护;而在遵从某人乱命之后，就马上众叛亲离。 对于是否遵从乱命，陈炯明确曾犹豫再三，多年后还痛心疾首，自咎不已：“癸丑一役，我本不欲轻于一掷，徒以党议关系，不得不已。至今思之，犹有余痛。”所谓“二次革命”，本来就是某些阴谋家为攫取权力而以卑鄙手段挑起的。陈炯明之卷入，固由于他作为激进革命者对袁世凯这类旧官僚有本能恶感，因而轻信了真凶制造的谣言，更由于不得不服从“党议”。不过，一旦下定决心，他的态度就异常坚决———其实这才真正是陈炯明因违心地服从“党议”而犯下的过错。后来到了“护法”时期，陈炯明之所以宁被解职，不从乱命，就是过而能改的表现。 压制舆论抑或消除影响 傅国涌的《如此》一文提到，陈炯明“利用职权压制舆论，不准报纸登载军队的消息”。关于此事，广东警察部长陈景华1912年1月15日函云：“初十日各报所登新军逃散一事，当经本部函请更正。惟都督命令，以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是以令本部干涉。十二日令本部长邀请各报编辑人同赴都督府解释其事。当时都督以事关军政，必须根究来历，是以暂留陈听香、陈藻卿两君于军务部，随将造谣之黎耀西一名逮捕，送交都督府，而两君即行释回……今各报馆自谓有应付之责任，与访事无干，是以都督又谕本部从新干涉登此事之报馆，除《国事报》(按：保皇会的机关报)业已停版外，其余八家请为约齐于十六日上午九句钟到本部面谈为要。” 广州报界就此发《布告同胞书》云：“元月初十日，各报登载燕塘新军解散事。十一日晚既接警察部函，均即更正。十二日下午陈都督复押留主笔勒交访员 。十 五 日 晚 陈 都 督 又 饬 警 从 新 干涉……虽战争年代，最忌间谍造谣煽惑，扰乱军心，报馆倘有为满虏机关，应以军法严办。但今登载此事之八家报馆，是否为满虏机关报，公论具在……夫报纸登载失察，有应更正者，但罪不止于更正则不应属其更正，宜直控诉其罪过，予以相当处罚。今警部既函嘱各报更正，则明明认此事只应更正，不能于更正后复有所干涉……昨警部函嘱各报主笔到该部面谈，敝同人已既经公正，责任已尽，再无劳奔走之理……今诘驳陈都督干涉各报之野蛮举动。” 对照两造之词，是非曲直显而易见。当时广东仍在战时状态，广东新军部分在前方浴血奋战，部分在危机四伏的后方留守，报馆偏于此时刊出“新军逃散”的不实报道，影响恶劣，显然已触犯刑律，应予严惩。《布告同胞书》虽对此无法否认，但却抛出一个奇怪的逻辑：如果是“满虏机关报”当然要严惩，如果“公论”说不是，就可以逍遥法外，顶多更正一下了事。这明显与“以事实为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南辕北辙，荒谬绝伦。事实上，陈炯明已经十分宽大为怀，仅要求更正及拘捕了造谣者;只是在报馆出面为造谣者担保后，他才请报馆再派人到警察部面谈，继续沟通，可谓仁至义尽，何来压制?报馆方面则进而摆出了牛二的架势：你说我有罪，就该严惩我，你既不严惩我，就说明我没有责任，你再找我谈就是“野蛮举动”。 当时的广州报人以旧文人为主，有新思想者少，习染污俗者多，如此表现毫不足怪。 镇压“民军”抑或为民除害 傅国涌的《如此》一文还提到，陈炯明“血腥镇压其他民军”。其实当时的所谓“民军”，小部分确是在革命党人领导下的起义军，大部分则是与革命党人无甚关联，而是趁“反正”之际入城捞世界的土匪武装。胡汉民说：“民军分子，以赤贫农民与其失业而流为土匪者为基本队，更裹胁乡团及防营之溃散者，以成其众。”《时报》报道，当时广州城内，“无论何军，皆可以逮捕国民，且借搜查军火为名，入室抢劫，无所不至。视人命如儿戏，以省城为战场。千百成群，怀挟枪弹，一言不合，轰声即起。” 李朗如、陆满记述：民军“穿着便衣，携带武器，四处游行穿插，歹徒乘机混迹其中，因而形成兵匪难分，一般人民对之无不提心吊胆。而且遍地烟赌，民军官兵亦有因赌败而进行抢劫，甚至谋财害命者。亦有一些民军随便向天空开枪，以致流弹伤害人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惶惶。各营号民军官兵常时有因争夺开设烟赌的区域，或因赌博争执，追索赌债，从口角至动武开枪杀人，寻仇报复。因此各营号的民军，不惟不能团结，而且互相攻击，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恶感。”“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弄成城乡市集都成混乱状态”。苏济川记述：“各属民军纷纷开入广州，但多为乌合之众，素无训练，且多出身绿林，成分复杂，良莠不齐，一言不合，即拔刀相向。故此省会秩序一时纷乱。” 王鸿鉴记述：“此辈多属乌合之众，品类极为复杂，未经训练，纪律毫无，领导人物又多沉迷于‘嫖赌饮吹’，对部队的约束极为松懈，以致打家劫舍，谋财害命，寻仇报复，骚扰不堪，造成社会动荡混乱……其中以石字营统领石锦泉纪律最差。”《神州日报》记：石锦泉“自招二千余人，捏报四千”，大肆贪污军饷;入都督府向胡汉民逼饷，“辄执炸弹恐吓”;白日在多宝街亲手擅自杀人，“取出人心，沿街夸耀。”只有小部分以革命党人和新军为领导和骨干力量，流氓无产者的影响较小的民军，如陈炯明的“循军”(进驻广州的部分)，以及“香军”、“起军”等，始终能保持良好的风纪，而像石锦泉这样的民军，难道不应该镇压吗?实际上，尽管曾经胡作非为的民军不在少数，但广东军政府最后基本上都是以和平手段给资遣散，只有无法无天达于极点的石锦泉，以及联合发动武装叛乱的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受到镇压，而其部属最终亦给资遣散。顺便一提，陈炯明自己的“循军”，除小部分(大约七分之一)与新军合编为广东陆军外，大部分也同样遣散了。他还拒绝让“循军”的人均遣散费高于其他民军，坚持一碗水端平。 傅国涌在《如此》中特别提到“仅3月21日这一天王和顺的惠军就死伤两千多人”，却对惠军的所作所为不知或不提。 在广州，王和顺无视军政府严禁烟赌的法令，“在东堤一带征收烟赌捐”。在东莞石龙镇，“王和顺……在豆豉街一带，逐家搜索，见有财物，如取如携，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石龙商民向孙中山控告：1912年1月26日，惠军向驻石龙的“起军”“有意撩斗”。“翌午廿七，与起军攻战一昼夜。廿八早，在省城续拨惠军二千，携带大炮。是日午后，计枪毙起军十八人，尽夺全营参谋、书记、司事衣物一空，并将扎勇各厂焚毁，掳去起〈军〉五人，当场枪毙。”“廿九，惠军大肆焚劫，借口搜获起军，将广昌当铺焚劫一空。”“连日省城戒严，悉因惠军自持〔恃〕人多，处处星罗棋布，实则暗图都督地步。”而由老同盟会员梁起任统领的“起军”恪守纪律，拥护军政府，“商民莫不悦服，在龙时将三月，石龙从无劫案。”惠军“倘军情不利，势必由石龙退惠州，故外则发‘革上革’之威名，其实预防起军堵截。”“起军代表日求陈督作速救援，讵陈督游移无断，止以‘调和’二字塞责。在都督尚防跋扈将军，况商民敢不畏强暴加害耶?”可见面对惠军的胡作非为以至明目张胆作叛乱部署，陈炯明都曾一再忍让，力求调和。 但王和顺气焰愈张，1912年3月9日下午，惠军击毙宪兵官兵4人，伤1人。当晚，陆军司长邓铿往晤王和顺，“戒其勿破坏大局”。但王和顺反称“新军欲缴伊军械”，会晤无结果。3月10日，惠军开炮猛攻。陈炯明得各方支持，大举反击，12日，战斗以惠军方面的失败而告终。王和顺等逃往香港。 3月15日广东临时省议会电称：“民军统领王和顺久蓄异志，潜招桂兵，私购枪炮，分据要地。十日突阻新军查街，伤毙数命，斩断电线。十一，发炸炮轰城内外。陈都督万不得已，始宣罪状，令军围攻。幸其部下多不附从，现王逃兵溃，商民多受惊少损害。此役非因裁兵而起，各民军皆安。”孙中山在给陈炯明的电报中说：“王和顺在粤举动，早有所闻，蓄意破坏，当非一日。此次公然作乱，目无法纪，幸除其一二私党之外，各民军皆知大义，不受所煽惑。而贵都督坚强不挠，办理尤合机宜。民害之除，社会之幸也。我粤民军，当以遵守军纪，维持治安为第一之天职。”枪毙陈听香适用军律 惠军被解散之后，王和顺在港澳组织“扶正同盟会”，联络内地土匪，继续其颠覆活动。惠军参谋陈听香从香港回到广州，在他主持的《公言报》和《佗城日日新闻》上继续造谣惑众，为颠覆广东军政府张目。陈炯明遂封禁两报，并拘捕陈听香，解交陆军司的法务局。最终，法务局根据胡汉民在任时已颁布的军律第十条“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处死刑”，将陈听香枪毙。 4月11日，临时省议会代议士129人开会，以68票通过对陈炯明的弹劾案，谓陈“滥用军律，擅将报馆记者枪毙，查现为施行约法时期，万无适用军律之理”，“剥夺人民生命，钳制言论自由”。但主张弹劾者也承认“听香个人不足惜”，“此次陈听香之枪毙大快人心”。同日，陈炯明咨文临时省议会指出：“如使陈听香自发表政见，尚有可言。今陈伪造事实，直是依附叛军，鼓众惑乱，非以言论受罚也。次贵会所主张约法时期，万无适用军律之理一层，则又显见贵会并未了解军律之用途。凡地方戒严，均可适用军律，不特约法时代有然，即立宪时代亦尔。省城自独立后，并未宣布解严，即可适用军律。” 广东七十二行总商会则通电谓陈炯明枪毙陈听香，全粤称快，指责省议会违法弹劾大背舆论。这个仅以微弱多数通过的弹劾案，在社会上以及其他各方面都得不到支持，最终不了了之。 若就法理而言，当时仍为军事戒严时期，动乱未已。前引报界《布告同胞书》也承认：“战争年代，最忌间谍造谣煽惑，扰乱军心……应以军法严办。”可见枪毙陈听香合乎程序正义，并不因其记者身份而有所不同。而反对陈炯明者也承认“此次陈听香之枪毙大快人心”、“不足惜”，而未见异词，我们也足以判断其合乎实体正义。 黄世仲死于巨额贪污 傅国涌的《如此陈炯明算得上英雄好汉吗?》(以下简称《如此》)一文说“陈听香挺身而出，公开在报纸上为黄世仲等鸣冤叫屈”则是时空倒错。陈听香被捕在4月6日，比黄世仲还早三天。黄世仲是广东同盟会领导人之一，与各地堂会势力和绿林人物有结纳，时为民团总长。4月9日，陈炯明以“串通民军统领，冒领军饷，私图分肥”，“私准(关仁甫)招兵及私代民军购械”，“强押多人，供词需索，受贿逾万”等罪名，将黄世仲拘捕下狱，5月初被胡汉民枪毙(时陈炯明正辞职居港)。《如此》说：“4月9日，陈炯明就悍然将他逮捕，不经审讯，先行枪决，再发布告。”除逮捕日期外，均非事实。 关于黄世仲致死之由，冯自由说：“先是世仲既长民团局，以生平好用机智，颇得民军诸首领拥戴，由是恒假各路民军以自重，屡向当局逼索饷械，当局不胜其扰，有识者已深为世仲危。”胡汉民说：“黄颇能操纵关仁甫、王和顺之属，至民国元二年间，乃竟欲使民军拥己而作乱。”冯秋雪则根据罗翼群的回忆说：“民元三月间，有人向陈炯明告密，谓黄世仲已向香港某日本洋行以低价购得‘村田式’步枪约万枝，已秘密起运来穗，将用以装备王和顺、杨万夫、石锦泉等部民军云云。”黄任潮亦说：“民军首领……潜图反抗。世仲身为总团长，谅亦知情。当时民军……密谋筹集巨款，迳向外洋订购大宗军火，由某国轮船运载入口……查悉此事，世仲亦曾预谋，乃拘之下狱。”“当时的报纸《时报》和《真相画报》皆指控黄世仲参与策划王和顺、关仁甫的动乱，并说陆军与王和顺的惠军剧战时，民团局忽然发炮击毙了陆军数名。”黄世仲显然支持以至直接参与了王和顺等人的叛乱，这是他被杀的关键原因之一。 关键原因之二则是“受贿逾万”。邱捷指出：“对勒索受贿的罪名，日后争议甚多，同情黄世仲的冯自由20多年后说：‘及世仲伏法，身后绝非富有，众疑始解。’但黄世仲死后七个月，《真相画报》刊登了他愿意报效10万元的字条，次年钟荣光在《广东人之广东》(1913年版)一书中指黄世仲‘有索贿陷命事，被番禺人民告发’，且议论说：‘以一穷书生，作官数月，即有十万元之报效，此银从何而来?’可见，冯所说的‘众疑始解’并非事实，相信军政府说法的仍大有人在。” 《真相画报》的主持者高剑父、高奇峰虽为同盟会员，但不在军政府任职，他们和参与该画报的其他人都很有独立见解，并非阿附逢迎之辈;钟荣光曾任军政府教育司长，但对军政府用人行政多有批评，他的品格同样无可怀疑，且《广东人之广东》出版于二次革命失败后，所以，二高和钟荣光不可能明知是冤案还要污蔑黄世仲。军政府的告示称黄世仲“借石楼乡陈仲佳畏罪自溺一案，强押多人，供词需索，受贿逾万，致被该乡陈姓族人控告”，近年有同情黄世仲的研究者披露，黄的后人说“受贿逾万”者乃是黄的堂兄胞弟所为，与黄世仲无关。 即使在今天，任何国家、地区的官员，如果自称对亲属已遂的勒索受贿毫不知情，要检察官和法官相信也不容易。在当日的广东，在辛亥革命民主精神高涨的氛围下，社会上对革命党官员道德的期望值很高，舆论监督也比较严格有效，胡汉民、陈炯明、朱执信、廖仲恺、陈景华等军政府高官都以廉洁自许，他们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攻 击 ，却 鲜 有 涉 及“贪”字者。军政府为强调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树立道德形象，自然会对有受贿嫌疑的黄世仲从严惩处以争取商民的支持。也许有人认为就算受贿也罪不至死，但当时1万元是笔巨款，相当于近百十个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总和，即使按《大清律例》，官员贪污这样的数额，定案后也是死罪。 此外，孙中山当时还说：“当反正之初，淑慝未明，贤愚并进，如黄世颂(仲)者流，遂得恣肆于一时，迨军务渐平，是非大定，彼辈遂不得逞，乃从而多方煽惑，结党营私，冀人售其欺，而彼亦得于从中取利。”钟荣光也说：“世仲亲友，以同党之义，极力运动释放。孙、胡以权由军法局，不允说情。”由此可见，黄世仲被枪毙是经同盟会高层拍板的，时正下野的陈炯明对此决定即使有影响也非关键性。 许雪秋、陈芸生为胡汉民所杀 《如此》一文指责陈炯明“派到潮汕的前清降将吴祥达在汕头大肆解散民军，并枪决民军首领许雪秋、陈芸生等人”。关于这一专题，笔者有《孙中山与许雪秋》一文，已指出《如此》所据的旧说，率多不实之词。 当时潮汕民军派别斗争激烈，但并非如《如此》所误信的那样，以同盟、光复两会为分野。陈炯明及其留守惠州的“循军”副手林激真均同盟会员，在惠州起义时就是陈芸生的盟友，许雪秋又与同属光复会的陈芸生结盟。由于潮汕安抚使陈宏萼成为地方势力的工具，尾大不掉。1912年2月，林激真率领亲军一标(团)约千余人，由惠州乘船至广州换轮船开赴汕头，意图实施对该地的控制。但陈炯明命令其避免与当地武装发生冲突。林激真违抗命令，于3月12日进攻汕头;15日，在许雪秋、梁金鳌等部民军的策应下，击败陈宏萼及支持他的民军，攻占汕头。“林激真入汕后，竟对潮汕人民肆意欺压，引起人民反感……于是潮汕各属团体及海外华侨、会馆、学校等均函电纷驰，声讨林激真盘踞潮汕，违法乱纪，种种罪恶。” 临时省议会3月18日裁决林激真导致潮汕的动乱。潮汕民军司令之一方云藻致电孙中山、胡汉民，指责“林激真违抗粤督命令，擅率兵糜烂汕头，焚毁掳掠，全埠搬徙将空，仍思以兵犯群，民心惊恐。而驻郡(潮州城)北伐第四军显为内应，密购多数煤油膏草手斧，豫为焚掠。现内应虽行解散，林兵在汕头未撤，潮境岌岌可危”。上海潮州会馆也急电孙中山、黄兴，谓“潮汕事更危急，乞速救援”。许雪秋也“为汕头商会长赖礼园(文教)控省，称劫掠其家，勒索兵饷云(原注：赖与许略有亲戚关系)”。 张永福等一批潮汕籍同盟会员在给孙中山的呈文中更揭露：“不肖会员(按：指同盟会员)林激真……违抗都督命令，于三月十二号再犯汕头，与梅军曾伯谔、第四军张则通及陈芸生、梁冠三、许雪秋等连合，围攻安抚使署，枪杀潮军无数。旋复击商团，抄商会;毁演说所，毁筹帐(赈)所;毁《汉潮报》，毁《图画报》;劫掠由暹回汕侨商，焚福合埕一带店户百余家;购拿总商会总理赖文教、自治会长吴子寿;奸淫妇女，抢劫银庄;生拿平民，剖挖心肝，悬诸竿中，游行街市。种种惨酷，罄笔难书。”潮人公启亦谓：“一般败类陈芸生、许雪秋辈，平日以剥削地方为事，至是计不得逞，遂思藉外寇为攫取之计矣。林激真者，惠州之司令也……芸生辈遂因缘为奸，引其至潮……而陈督(炯明)亦电林，如违令至潮，将以军律严惩……而林激真竟潜行遵陆……汕中《汉潮报》、《图画报》对于林之来也，以违都督命，略有微词。林至是毁报馆，囚《汉潮报》主笔许占五等。越日击散商团，恣行抢掠……获潮军十余人，则斩首挖心，以泄其愤。” “广东大都督府收到控林函电，无日无之。林本为陈炯明副都督委派，然在此人民群起反对的形势下，陈亦无法袒护，不得已只好调林回广州加以处罚。”“陈炯明都督收到来自商人、报界和省议会越来越强烈的呼吁，要求他派遣一支部队到潮汕地区来。”“美国领事认为，是因为他们(按：指外国领事)向陈都督提出了当地形势威胁着外国利权的警告，陈才答应派遣部队。”他委派已反正的前清南韶连总兵吴祥达为潮汕绥靖督办，3月30日，率2500名士兵乘特派的英国军舰驶赴汕头，并于4月2日和3日全部抵达。 4月初，曼谷一个华侨团体致电孙中山称：“吴军到汕，林竹(等)复肆抢勒，吴不敢问，反拟筹巨款与林出境。”张永福等直孙中山的呈文也说：“乃吴督办到汕，林激真仍抢掠商店，日凡数起，督办绝不过问。今复迫令商家缴纳巨款，始允离潮。”5月1日，旅港潮商聚和堂急电已返广州再任都督的胡汉民并转孙中山称：“林激真统兵乱潮，屡经电禀在案。嗣因陈督笃念旧交，授意吴督办借款赀林出境。政府既不惟〔惜〕枉法以徇私，商民自不敢不含冤而茹痛……乃林激真、梁金鳌、陈芸生等，近闻陈督去任，连日复肆劫商号仰记等二十余家，惨急呼号，莫可控诉。伏乞俯念潮州久受涂(荼)毒，民不聊生，请迅饬吴军严重剿办，援民于水火。若政府仍执前策，忍弃潮州，吴军不肯实力保护，请乞明白宣示，准于潮人招兵自保。” 林激真向汕头商会勒索到开拔费五十万元，交给骆凤翔全标伙食费两星期后，潜逃海外。约一个星期后军食将尽，“忽奉到陈副都督(按：陈炯明在调回林军时已非副都督)调林军回省命令，并派来专船接运……于一九一二年三月(按：旧历)，离汕赴省。”林部甫抵黄埔，即被陈炯明勒令缴械，遣散回籍。 有孙中山坐镇支持的都督胡汉民，随即一改陈炯明在都督位时对梁金鳌、陈芸生、许雪秋等人的迁就容忍，“其孙丹崖、陈芸生、梁冠三、张玉堂、何子因、刘任臣暨各部新组民军，均以都督令结束解散，或自行消灭。”5月12日，陈芸生、许雪秋被吴祥达枪杀。 显而易见，许雪秋、陈芸生之死同样是同盟会高层决策的结果。有趣的是，当时人对陈炯明的指责是他纵容包庇许雪秋、陈芸生，恰与《如此》所引录的官史相反。而官史所褒扬者又恰是当时民意所憎恶者，你说奇不奇怪?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