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中国第三回 周灭夏商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6-5-30 11:17 编辑第三回 周灭夏商
关于史前大洪水的传说的确世界各地都有，有一种说法是海侵造成的。当然海侵本身的确对中国的岸线造成了影响，我们现在的海岸线要比上古时期向外推了几十公里。但并没有对中国的地缘结构造成大的变化。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是华北平原7000年前还是一片海洋，还配了图。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否则海水退去后的土壤那能这么快成为耕地（怀疑是7000万年前）。
史前大洪水形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气温升高，我们知道8000——3000年前这段时间是温度最高的时期。南北两极的冰融化后，造成海平面上升是很正常的，因此有些洪水是因为海侵和形成的也是正常的（象地中海沿岸的那些传说）。
不过世界上一共有三极，除却南北两极外还有一极是以高度见长的，那就是青藏高原。这三个极限之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冰多。而长江和黄河都是发源于青藏高原之上，最初的水源就是融化的冰川。因此华北平原的大洪水应该是青藏高原上的冰川加快了融化速度而造成的。
换句话说就是南北两极的冰盖融化也对东亚的原始文明造成了一定影响，但没有直到关键作用。而地中海东岸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大家看看那个三教圣地的位置就知道了，海水真要倒灌几十公里，那可真是致命的打击。
所以问题的根源是一样的，就是气温上升，但结果却是不一样的。东亚无非是多了些淡水，靠人力就可以疏导入海；西亚的那些海水，除非象荷兰人那样筑坝，否则还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可惜上古的人力很难做到）。夏朝是否存在，亦或能不能算一个王朝都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不过通过地缘的推算，占据了中原核心地区的西部族群，是完全有可能凭借治水而形成的影响力以及威慑力，而垄断东西部落联盟的领导权的。
对于上古时期的所谓“国家”并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更多的只是一个个城邦或者聚落区。所谓“共主”更多的也只是名义上的。有些类似于后世对边缘地区族群的“羁縻”统治。也就是名义上承认你的老大地位，逢年过节再送点礼就行了。真正的利益还是要从自己所控制的地区获得。
当“夏朝”首次将共主的位置按照血缘的关系传承下去后，也意味着东西两大族群之间数百年所达成的平衡被破坏了。中原这个位置虽然可以控制黄河下流所能幅射的广大地区，但也味着他有可能遇到来自四个方向的挑战。
最先提出挑战的是来自山东丘陵地带的族群。时间仅仅是在“启”垄断共主地位之后数十年，也就是“启”的儿子“太康”时期。在这里，其实并不想提及这么多上古名词。不过史书中的这部分记载的确符合地缘结构和历史规律，因此你可以认为是在为上古的这些“历史”找寻地缘根据。但对于我们来说，更多的是先研究地缘上的可能性，再去检索史书中有没有符合分析的记载（上古的所谓“历史”中有很多是自相矛盾的，但大的事件发生应该是可信的）。
挑战最先来自山东丘陵地带的东部族群是很自然的，基于山东丘陵在东部族群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最初的挑战不是来自这个方向倒会让人奇怪。来自山东丘陵的东部族群最初取得了胜利，并占据了中原核心地带长达四十年（史称太康失国），其后“夏”族又重新夺回来统治地位，并将这种优势保持了400多年。顺便说一下，这个族群的标签为“后羿”部。你没有看错，这就是那个嫦娥的前夫。在这里我们不必关心他身上的神话色彩，那些自有电视剧导演去发挥。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个标签后面所暗藏的地缘信息。
如果从地缘的角度分析，“后羿”部之所以敢挑战“夏”的共主位置。除却山东丘陵在东部族群中的中心地位以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泰山周边地区的地貌特征使得它可以免受洪水的侵扰（这也是山东丘陵地区成为东部中心的原因）。这一方面使得“后羿”部并没有受到大禹治水的恩惠；另一方面也让“夏”的战略威慑力无法波及到泰山以东地区。
当然，打败了地缘优势最为明显也是最大的竞争对手后，“夏”的共主地位的确是更加稳固了。不过所谓“500年必有王者兴”，想做老大的人永远不会只有一个。只是梦想人人可有，但前提是你有足够的地缘优势。
接下来的挑战来自北方，族群的名称叫做“商”。关于夏、商、周三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并不能够想当然的用后世的传承关系来套。这三个符号代表的更多的是三个族群，而不是三个朝代。如果从族群的角度来定义的话，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或者说三个族群都是同时存在于同一时空的。所谓朝代只不过是指谁取得了“共主”的地位。
当然这三代与之前的部落联盟形式还是有所不同的，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最显著的特征是，谁如果想成为黄土高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山东丘陵的领导者，谁就必须占据“中原核心地带”。这也成为后世诸古典王朝确立正统地位的标志，如果放弃了这一地区，那只能成为偏安的小朝廷。关于商、周二族最初的位置，目前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定位的。后者是信史的创立者，因此仅仅依靠史料已经足够确立他的位置了。如果按照本文的划分，周族最初的位置则是在渭河平原的西侧，也就是西部族群的祖地所在。而“商”族最初的根据地，则需要借助现代的考古发现了。好在中原地区大批商代遗址的发现，使得有些足够的对比对象来找寻“先商”的足迹。
在入主中原之前，商族主要生存在太行山以东、燕山以南、黄河以北的华北平原之上。当然这里所说的黄河指的是“禹贡黄河”，也就是大禹所引导而成的那条黄河故道。
附：夏商周三代地缘关系示意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找寻一下“先商”的遗址，大致就是在河北省石家庄南北一线，向东不会跨过“禹贡黄河”。
有一种说法是商族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明”有着亲缘关系（也就是本文所说的三个“原始东夷”根据地之一）。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这是符合陆地的迁移路线的。不管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商族属于“原始东夷”系统是可以肯定的。因此也有认为其是来自东方的族群。其实从位置上看，“夏”族的这次威胁更应被看做来自北方。从地理位置来看，“夏”所占据的中原核心区固然是处在中心地位，似乎天然就有统治四方的地缘优势。但也很容易受到来自四方的攻击。
东面的威协来自传统的对手——山东丘陵地带的“原始东夷”部族。这一地区的挑战早在“夏”族确立共主地位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最终的结果是“夏”族得以保住了领导权。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原因是，受到大禹治水的影响，处在黄淮——江淮平原的“夷”族并没有参与到这次挑战之中。即使他们保持中立，“夏”族也可以从其他的西部族群那里得到支持。此消彼涨，来自东方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就可以理解了（这里所论述的过程，都可以在史书的记载中得到印证，大家可以自行查找）。南方也可能存在挑战，但无论是生活在黄淮——江淮平原上的族群是属于东部还是西部系统，都处在黄河的控制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处在大禹治水的余威之下。并没有决心和力量发起真正的挑战。何况夏族所控制的核心区南部已为西部族群所控制，东部族群更多生活在东部沿海地区。因此“夏族”在南部有者足够的缓冲区（在打败来自山东半岛的那次挑战中，也正是依靠这些亲缘族群的支持才得以“复国”。具体可搜索“少康复国”）。从地缘的角度来看，西部的黄土高原是中原地区的最大威胁。威胁主要来自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区——渭河平原。事实上这一地区也的确有力量入主中原，此前黄帝族已经做到了。不过对于留在渭河平原上的炎黄后裔来说，现在占据中原的是同族兄弟，渭河平原对于“夏”族来说，更多的是可以依靠的后援基地。当然，渭河平原的地缘优势依然存在，只是要等到“异族”占据中原之后才会体现出来。关于商族为什么能够取得对“夏”战争的胜利，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从中国历史的轮回来看，每一个所谓“朝代”都有他的周期，古典时期一般在2、300年左右。而三代的时间则要长一些。关于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很多“专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释，有从政治角度的，有从文化角度的，有从军事角度的......黄仁宇先生则是从经济角度来解读的。从这些角度来解读都有自己的道理，也大都能自圆其说。也许正是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
不过我们今天所要关注的，并非是这些朝代更替的内因有那些。而是为什么最终取得胜利的会是“他”。就象我们在古典时期所能看到的那样，尽管我们的教育中无限抬高所谓“农民起义”的力量及正义性，但我们最终却发现，王朝的终结者往往是来自北方的入侵一样。
在这里我们所要关注的是，究竟是谁能够抓住这种历史机遇。亦或是当这种历史机遇出现之时，你有没有足够的地缘基础来支持你将要进行的挑战。上古时期的组织形式与古典时期还是有所不同的，依亲缘关系所组成的氏族集团是基本单位，至于有没有名义上的主属关系并不重要。关于在于他们是一个个拥有独立空间的氏部单位。
关于先周文化存在的时间及地点，现在还在研究之中。由于其最初的文明程度较商族为低，并且不如商族那样特征明显，因此很难取得考古学上的证据。
因此我们能够确认的是渭河平原上存在的是与“夏族”同源的族群（应该不止一个部族），至于在“夏”所处的时空，有没有“周”族的概念，亦或“周族”的力量有多大，的确是不能确定的。商族能够最终入主中原，首先要得益于他的地理位置。之前曾经分析过，太行山东侧，燕山以南地区是黄泛区的死角。黄河走南线所造成的危害远甚于走北线，这主要是淮河以北地区河网纵横，黄河一旦泛滥，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而在太行山东侧的商族则不用有这样的担忧，即使黄河出现泛滥，更大的可能也是依地势和流向，向东入海，并不会对处于河西岸的商族造成影响。这使得他们能够稳定的生存下去，并最终壮大自己的力量。
而“夏”虽然通过引导“禹贡黄河”而成为黄淮乃至江淮平原的共主。但这条走北线的黄河也事实上增加了商族与黄河以南地区交流的难度。因此商族可以说并不存在于“夏”的控制范围之中。
商族能够最终渡过黄河，并取代夏族成为中原的主人，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技术优势。“夏”之所以不为西方所承认，很大程度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原地区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期”。而商族正是以青铜器闻名于世的。商族很有可能是率先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并最终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
尽管我们非常希望东亚地区能够独立获得很多技术上的突破，并以此而影响世界。但事实上在古典时期之前，很多技术的确是在西亚地区率先获得突破的，青铜就是一例。
商族获得青铜冶炼技术的路径很有可能是向北进入辽河流域，再向西经过大兴安岭与燕山之间的那个缺口进入蒙古高原，然后通过蒙古高原进入中亚地区，并最终从西亚获得青铜冶炼技术的。这条路线最初在人类走出非洲向东亚迁徙时使用过，在后世的东西方交流中也一直保持畅通（只不过多为游牧民族所用）。
当然，在这里做这个推断，并不是说商族直接经由这条路线到西亚取得了冶炼青铜的技术。事实上这更有可能是通过沿途族群的接力而传播至华北平原的。
关于青铜的起源，国内的“专家”更倾向于中国境内独立起源的观点。当然这类“专家”更希望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在中国找到相应的独立起源证据，甚至包括足球。能够支持这种观点的是在一些新石器遗址中偶有发现的铜片，或青铜小刀一类的“铜制品”（最早的是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不过这种孤例的存在，我更愿意相信是成品而不是青铜冶炼技术通过类似的路线传入东亚地区。
不管青铜冶炼技术是否由西亚传入，商族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技术的掌握所造就的军事优势，不亚于3000多年以后，欧洲人由冷兵器时代全面进入火器时代。后者依靠这种优势所取得的不对称力量，打破了地缘固有的平衡，并以此而急速扩张自己的地缘纵深。（在技术不再被垄断之后，旧有的地缘优势才会重新体现出来）。上古的很多东西的确是只能讲逻辑。现在挖出的那点东西用“管中窥豹”来形容都有些过，更多的只是盲人摸象罢了。就好象安阳没有挖出甲古文之前，大家都在疑虑商的存在及发展水平；三星堆没有发现时，没又能想象得到成都平原的文明已经发展到如此高的地步。所以依地缘结构做逻辑推论，比之在故纸堆中翻寻，或仅赁一两件孤证便证明文化的起源要客观的多。
关于二里头文化晚期到底是属于夏文化还是商文化，目前还没有定论。当然，很多人希望二里头文化整体是属于夏文化，这样就可以向西方证明夏朝的存在，进而将中华文明史的开端推进到4100多年前（目前西方只认可商以后的历史）。不过我个人认为二里头文化晚期属于商文化，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四期时文化出现突变，这不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更多的只能用新文化的加入而解释。（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结束，政治上需要用二里头来证明夏的存在。这种带有明显目的性的“考古成果”，不足为据）
另外，“商族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是不争的事实”。中原发现的那些商城遗址中的青铜器足以证明这一点，也是世界公认的。相信你的置疑是是否因此而导出在黄河以北的“先商”独立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任何看了早商和晚商那些青铜器的人都会认为，这些技术不可能是突然出现，而是有一个进化过程的。如果你认为先商的那些青铜器无法与之形成继承关系，或是认为商人的青铜冶炼技术是从“夏”人那里继承而来的，那也是个人的权利。就我而言，商族的青铜技术自成体系，而非传至中原更符合逻辑。二里头文化一期已经出土了这么多高水平的青铜器?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目前的争论焦点在于，后三四期是属于商还是夏。一期有了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倒是没有听闻过。文化的传播有很多路线，比如四川盆地青铜文化，目前看来有可能有独立的传播路线（后期的南方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北上也是一条路线（后期的海上丝绸之路）。而华北平原——西辽河流域的先商文化，最有可能得到技术的路线还是从蒙古高原传播而至。有兴趣的可以查找一下“夏家店”这个名词。当然，有些“专家”用之来证明青铜文化是在中国境内独立起源的。
有一个问题附带说一下，最早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取得优势的并不是黄种的亚洲游牧民族，而更有可能是发源于东欧平原的欧洲白种游牧民族。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能够更先获得青铜和马匹驯化的技术。在东部的一些遗址中，有时能够发现白种的高加索人的遗骨。有人据此而认为所谓“东夷”为白种人。事实上这所能证明的是东西方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存在交流的通道了。
在这么广阔的空间进行迁徙和文化传播是需要有快速交通工具的，而商代遗址中成熟的二轮马车目前在东亚尚找不到演变的证据（中亚和欧洲在6000年前就已有马车技术了）。如果说这项技术是西来的，可能会让很多民族主义者无法接受。但从时间上差上来看，这种情况却是很有可能的。而蒙古高原本身的地理特点是很适合这项技术的传播了。（独立起源也可能，但机率不大。美洲直接西方人进入之前都没有车轮的概念）这些问题在目前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包括政治）讨论起来有些敏感。好在这些也不是本贴的重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去探讨一下。注：《说文解字》里认为“蛮”中之虫指的是“长虫”，也就是蛇。好象“小蛮腰”也有这层意思。我是金镛的小说看多了，“五仙教”印象太深了。所以还是倾向于指的是以蛇为代表的，广大爬虫类动物。关于商人是否早在代夏之前就已经有了青铜冶炼的技术优势，亦或夏是否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不想再做讨论了。目前有关部门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把二里头文化一到四期都纳入了夏的体系，并希望以此而将西方认为的华夏3000多年文明史推进到4000年的范畴，加上又有些“边缘民族”希望在北方青铜文化的所有权上做些文章。因此才说这个问题现在讨论有些敏感。能够独立在中原起源当然是最好的，不过无论结果如何，都无损于华夏5000年文明一脉相承的历史。
对于不确定的东西，一般会先声明。就象商族是否率先掌握了青铜技术，亦是用了“可能”的前缀。如果这段让大家感觉不舒服，可以无视。以后整理时也会去除，以免淡化了地缘这条主线。
由于这个帖子所涵盖的面会很广，而我的出发点又是希望所有人能够看得懂，因此很多时候不会刻意去写些“专业术语”，于某一方面颇有研究者来讲，可能会觉得言之泛泛（如果是写论文或给上头写报告则另当别论了）。不过亦是没有办法的事，希望大家理解。如果说夏以前的历史主要是东西两在族群在互相缠斗的话，那么“夏”的意义就在于建立了中原的地缘中心位置。即从那以后，谁想成为北至燕山，南至长江，西到黄土高原，东到山东丘陵的共主的话，那就必须占据中原，并以此来号令天下。这个“天下”的概念也就是后来“中国”的概念。当然，他的范围也是一直在扩张的。
中原做为权力中心还造成了另一个后果，就是凡是在此确定政治地位的民族，都不自觉的将自己确立为中心民族，而将四周边缘地区的民族视为低一等的民族。在周以后这一点尤甚，想成为“中国”主人的人甚至还要为自己找一个华夏族的出身。
对于商族来说，入主中原后当然会受夏的影响，虽还至于被完全同化，却也已经和山东丘陵——黄淮平原——江淮平原的所谓“夷”族发生战争了。虽然他们同被归入“夷”族。
我们并不应该为此感到奇怪，东西族群只是根据双方所处的位置以及文化所做的划分，并非意味着他们之间就一定是铁板一块，就象炎黄二族也同样发生过冲突一样。
相对于“禹贡黄河”以南的“夷”族来说（山东丘陵——黄淮、江淮平原）。商族与之的联系会更少，或者说相对于山东丘陵的位置来说，他们更象是边缘部族。这样一个在“原始东夷”中处于边缘位置的部族取得了共主地位，原先臣服于夏的那些东部族群不服也是情有可缘的。同样的事情在3000年以后也发生了，尽管朝鲜半岛上的某些人认为了“满族”同源。但当满族入主中原后，他们却宁愿承认明为中华正朔。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孤立，如果一定要解释，用“宁赠外邦，不予家奴”这种心理来解读，可能是最恰当的。
商征东夷的地缘意义主要在于，商与夏的影响力覆盖范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当然，黄河以北作为商族的故地，无论“夏”的影响力当年有没有至此，现在都可以被归入同一地缘圈了。至于以渭河平原为代表的黄土高原，从后来的周族的兴起过程来看，已经奉商为共主是确认无疑的了。
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谁占据了中原之地，谁就将成为众矢之的。正如夏要面临商的威协一样，商族也要面临同样的挑战。而这一次的挑战来自于传统优势地区（相对于中原）——黄土高原。而发起挑战的族群就是我们自幼所熟悉的，那些拥有无数天兵天将支持的“周”。
当然，在《封神演义》里，大商也有很多仙精妖怪支持的。只不过在小说中，无论死活，无论仙妖，都殊途同归的在封神台上封了神。而事实上“周”也的确让东西两在族群真正完成了融合，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华夏”族的概念。“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朝代，其地位甚至要高于完成大一统的“秦”。后世对他的推崇主要是在文化和制度上的，以至于在汉代时假托周人之手，制定了很多理想化的制度。
不过在这里，我们所要关心的是周人在地缘上的建树。如果说周以前的夏、商两代的管理形式，更多的只是满足于做名义上的共主，而对地缘文化本身并不会刻意去改变的话（各族群仍可以在自己的领地上保有文化上的独立性）。
周人显然认为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并不利于保持王朝的稳定。在寻找新的管理方式时，周人“祖先崇拜”的观念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尽管在东亚大陆，由于各地区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封闭性。各地区都或多或少存在祖先崇拜的概念。但周人对于祖先的态度，以及对于传承血嗣的态度却是无出其右的。这突出表现在周人“多妻”的态度，以及将宗亲“封建”至各地的做法。
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周人开始从上而下开始改变以往为东部族群所占据地区的文化属性。尽管最终所形成的华夏文明带有东西两大族群共同的文化烙印，但从黄土高原上走下来的“周人”却为这一共有文化打上了西部的标签。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并没有什么不妥，毕竟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但于我们今日来说，在注意千万不要因此而认定所谓“华夏”文明仅仅来自于黄土高原。这样不仅不能还历史于本来面目，而且会被某些目前仍属于边缘民族的族群所利用。造成这种情况，传统的历史观多少要负上一些责任的。
关于周的地缘结构问题，要留待后面分析了。历史马上就要进入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了。我们必须站在周王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诸候国的形成原因。如此我们才能明晰那些看似纷杂的地缘关系。西周的那些事，粗看起来挺乱的，光封国加附庸就好几百个。如果不理清前面的事，后面有些东东就不好理解了(所以要从炎黄写起）。其实看那些封国的地缘关系，有点象看南海。看起来一大堆岛屿，但真正起作用能成事的就那几个点。下面马上进入封神演义的环节了。不过希望在其中看到神精妖怪的朋友可能会失望，因为封神演义里出现的大部分“法师”，历史上都没有。但《封神演义》也不算纯神话作品，最起码那个起了重要作用的姜子牙老师还是确有其人的。他及他的子孙在灭商以及其后直至春秋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商的资料，随着众多商城遗址的发现（特别是安阳殷墟）已经变得丰富起来。我们知道商代闻名于世的是青铜器和甲古文，除却这两个带有文化气质的特点，商族还有两个与地缘相关的特点。一是尚武，基本是东南西北四面出击。二是好迁都，据史料记载前前后后迁了18次之多。现在找到的没那多，也有七、八次之多。关于商族好战，其实也很好理解。每一个占据中原的族群都会面临四个方向的挑战。在周族决定东出渭河平原时，商族的主力正在东征（据持此种说法者说，有十万人之众）。有一种想象力颇丰的说法，是商族的主力在得知国破之后，转而从山东半岛出海，最终漂啊漂，漂啊漂……结果赶在西方人之前发现的新大陆，并将中华文明传播至美洲。
这种说法的确很有吸引力，只是尽管有证据表明，7000年前东亚地区的族群就已经可以熟练的操作独木舟了。但实在无法想象，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可以将这么多人送到美洲。何况这是一次没有目标的旅行。不过商族在退出中原之后，并非没有在地缘上为了孙后代作出贡献。相比漂到美洲的说法，这一次迁移会更符合客观事实，也更有历史依据。
关于这次迁移，我们稍后会分析到。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周人那里，去看看他们是采用什么样的进军路线打败商人的。看过《封神榜》的人都知道，周人的祖地在“岐山”附近。岐山的位置也就在渭河平原的西头。当周人安安份份的呆在岐山时，对商族是构不成威协的。尽管商族也曾对黄土高原上不臣服的部族发动过战争，但地理距离使得周人在此之前并不会与商族发生大规模冲突。
不过岐山在渭河平原属于边缘地区，对于有志于东进的周人来说，并不是最合适政治中心。因此在进军中原这前，他们必须先占据渭河平原的中心，以控制整个渭河平原。这个中心被选在渭河之南，史称“丰镐”，地理位置在现在的西安市长安区。自周人将这里确定为渭河平原乃至黄土高原的枢纽地区后，在随后的历史中它又多次成为整个中国的政治中心。商朝在建立以后的“迁都”有13次(如果入主中原以前亦能称都的话），前期大部分都在黄河以南，洛阳——郑州一线。最后一次则迁回黄河以北，也就是现在发现甲古文的地方（安阳）。
关于商族人为什么这么热衷于“迁都”，史学界众说纷芸。有说是天灾，有说是人祸。不过从结果看，商人越过黄河，进入了中原核心区，但却更适应贡河以北的生活。最起码我们知道，在最后一次将都城迁入安阳境内后（黄河北岸），商人的都城就此方稳定下来。在此后200多年后，商人就是以此为政治中心，向四周邦国施实影响。
尽管位于目前河南境内的“安阳”也被划入中原的范畴。但事实上，黄河以南洛阳至开封一线才算得上是“中原核心区”。这一地区最大的地缘价值在于可以封锁渭河平原东出华北平原的主要出路。而商族的这一次迁都尽管回到了自己的祖地，稳定了政治局面，但也为以后的覆灭留下了隐患。200多年以后，周人正是因为商人在这一地区的力量薄弱，才得以轻可易举的进入河洛地区，然后经“孟津”（津即为渡口，孟津之名三千年未变）渡过黄河，然后与商族决战于牧野。
如果商人能够继续以洛阳盆地为政治中心，周人决不会这么轻易得手。最起码“八百诸侯会孟津”的场面是不会出现的（这些所谓“诸侯”很多都是来自黄河以南地区，甚至还有长江流域的“巴人”参与）。
后世的帝国多吸取这个教训，将政治中心建于最危险的敌人面前，以此方能集合全国之力以抗之。当然，前提是你要预判出敌人来自于哪个方向。而商人似乎还没有想到这么深远。附：牧野之战要图
忘记说了，封神榜里的“朝歌”是纣王的行都，也就是在正式都城之外的另一个都城。这在古代并不鲜见，最起码我们马上会在周朝看到同样的情况发生。
商人选择迎战周人的地点是在朝歌西南70多公里处的牧野。这一战之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从此周人确立了中原的统治权，并将黄河以北直至燕山的范围正式划入了华夏控制区。而这其中所用的手段则就是那具有开创性的“封建”制度。关于周人是如何控制这些新臣服地区的问题，要留待后面写了。之前有说过武王伐纣在地缘上还是引起了一个重要后果的。那就是“箕子朝鲜”的建立。
如果我们事先没有明确商人的发源地在华北平原（有可能北至辽河平原），我们就无法解释“箕子”为什么会选择朝鲜半岛北部作为商族最后的避难所。事实上早在商族进入中原之前，就很可能已经熟知华北平原——辽河平原——朝鲜半岛这一路线了。只是在之前，中原对于商族的吸引力要远大于朝鲜半岛而已。
箕子朝鲜的这次建立影响是深远的，后来的“卫满朝鲜”、汉乐浪郡等都是因袭于他。箕子的这次出走可能是出于为商族保留一点血脉的缘故。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倒是大可不必，因为留在中原的商族能够获得了一定的封地，前提是他们必须接受周人的统治（具体情况后面解读）。史书记载，箕子后来也接受了周的册封。因此将华夏族对朝鲜半岛的开发上溯到3000年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可惜的是听说半岛北边的金太阳早已将箕子墓给铲平了，以期和华夏文明彻底划清界线。不过同样的事情他们南边的兄弟是不会这样做的。那个与中国战国时期某国同名的国度，会聪明的突出商族“东夷”的属性，然后结合自己偷换的所谓“东夷”概念（他们现在正以“东夷”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四处活动）。以反过来证明他们曾经是整个中国的主人。尽管这与生活在尼罗河畔的阿拉伯人以古埃及的后人自居有些类似。（阿拉伯人的理由还充分一点，最起码他们现在的确是尼罗河的主人）附：箕子迁移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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