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不存在“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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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是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但在严格意义上,所谓“农民起义”并不存在。
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定性和评价一直存在分歧国人对“农民起义”这个词都不会陌生,对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的故事也耳熟能详。大陆史学界也曾一度热衷于研究“农民起义”。如范文澜之《中国通史》认为:“地主成为农民面前唯一的大敌对阶级,从陈胜吴广开始,历史上不断地发生农民反抗地主压迫的大小起义。”翦伯赞之《中国史纲要》则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推动了各地农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中国史纲要》至今还是很多高校历史专业的必用教材。 但在民国时期,通史中却很少有关于所谓“农民起义”的内容,在提及时多有贬义。如钱穆之《国史大纲》称王仙芝、黄巢为“流寇”,称白莲教、拜上帝教为“邪教”;吕思勉之《白话本国史》说陈胜、吴广“造起反了”、“濮州人王仙芝起兵作乱”。台湾当代学者傅乐成则使用较为中性的“民变”来称呼“农民起义”。
从领导层来看,“农民起义领袖”绝大多数都不是农民考察究竟是否存在“农民起义”,首要之务,是考察其领导层的基本构成。事实上,所谓“农民起义领袖”,几乎没有种地的农民,他们或是小吏,或是商人,甚至是贵族后裔。这些人起事之初,亦无人怀抱“反抗地主阶级”之目的。 “农民起义领袖”中没有农民,多是地方小吏和商人
毫无疑问,“农民起义”要由农民来领导才名正言顺,但事实上,历史上几乎没有一次大的民变是真正的农民做主帅的。 文史学者唐元鹏以秦末农民起义、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末农民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方腊起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十二次“起义”为样本,统计其主要领袖“职业”后发现,小吏出身的有9人(如刘邦、窦建德);商人出身的有8人(如黄巢、方腊);军人有4人(如陈胜、吴广);贵族子弟有3人(如项羽、李密),另外还有几个小地主和宗教相关人士。在唐元鹏看来,只有杨幺是渔民、杨秀清和萧朝贵是烧炭的,勉强能算在农民行列中。 农民无法成为民变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最缺乏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相比之下,小吏、商人等不仅有一定文化,还见多识广,知道如何仿效朝廷体制,建立起一套自己的规则。再加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常常能使“起义军”迅速壮大。刘邦、朱元璋有了张良、李善长等人的协助,才最终取得了天下。民变领袖起来“造反”,从来都不是为农民谋利益
印象中,“农民起义”之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 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如879年,黄巢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朱元璋出身赤贫,自己没有土地耕种,连农民都不如。但是他投身“革命”的心思一点都不坚决。当同乡汤和来信要他一同投奔濠州郭子兴时,朱元璋去找朋友周德兴商量,周鼓励朱元璋参加。朱元璋依旧犹豫不决,直到皇觉寺被烧,他无处可去时,还是先去算了一卦后,才决定投奔郭子兴。 濠州当时五帅并立,按照吴晗《朱元璋传》的说法,“军粮摊派,孙德涯一伙主张当然该多派地主,贫苦农民连饭都吃不饱,再派粮不是要他们的命。郭子兴却有另一种主张,地主要少派些,横竖地面上只有数得出的几十家地主,派多了,地主吃不消,会逃跑。贫农小户,虽然油水少,但是人数多,一家派一点,汇总起来就是一个大数目。”后来朱元璋站到郭子兴一边,显然没有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想法。 民变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 从目的看,农民非为反抗地主,甚至是被裹胁“起义”帝制时代之中国,乃农业社会。故而农民必然在历次民变中是主要参与者。但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的界限并不分明,二者间的矛盾,也未如想象中那般尖锐。许多民变中,农民之所以加入,原因很复杂,甚至有被裹挟者,大多非为“反抗地主压迫”。 中国古代,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地主和农民,而在于民间和朝廷
在“农民起义”的历史叙述语境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极为尖锐,时时处在对立之中。但揆诸史实,在中国历史上,地主与农民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学者孟祥才所分析的那样: “中国历代皇朝都实行土地买卖和诸子析产的制度, 再加上皇朝更替和战争造成周期性的社会动乱, 致使地主和农民都处在经常不断的变化中。地主因犯罪丢官、经营不善、战争破坏、多子析产而下降为农民, 农民因科举得官、精于经营或经商致富而跃升为地主, 这两种情况经常发生, 使两个阶级不断出现人员的交流, 由此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渗透。” 全国半数以上的土地在自耕农、半自耕农手中,那种认为地主掌握大部分土地的看法是没有依据的。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之类的话,或者是夸张,或者是特殊情况。佃农、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为地主耕种,但因农村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宗族关系, 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让所谓的“阶级矛盾”难以显露出来。 在古代中国,真正尖锐的矛盾不在于地主与农民,而存在于民间与朝廷。一个王朝在中后期常常给老百姓以沉重赋役,此时地主、农民事实上处在同一地位。秦朝征发戍卒,为保证农业生产,都是先征住在闾右的豪强,等到豪强不足时,才征闾左的农民,所谓“秦戍役多, 富者役尽”。在苛政之下,地主、农民都会对国家政策产生不满,怀有反抗情绪。 故而,所谓的“农民起义”是不准确的。参与这种“起义”的人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秦末的大动乱,先是由一群戍卒“打响第一枪”。随后农民、知识分子、官吏、地主都起来响应,出现了人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的情况 老百姓参加“起义军”不是因为土地,很多出于畏罪或迷信
即使黄巢、朱元璋这样的豪杰不是为农民造反,农民也该是为争取土地参与其事吧?事实上也不都是。陈胜身为屯长,负责管理戍卒,带他们到驻地去。路上赶上大雨,无法在最后期限前抵达目的地。延误了期限,所有人都要处斩。戍卒在“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的情况下,才选择了追随陈胜、吴广造反。 刘邦做亭长时曾奉命押送犯人去骊山,结果走到半路时,犯人就逃跑了一多半。刘邦知道,等到了骊山,这些犯人肯定就跑光了,索性就在一天夜里把所有犯人都放了。结果有十余名犯人愿意追随刘邦。 刘邦在逃亡过程中发生了“斩白帝子”和头上“常有云气”两个传奇事件,沛县的人听说后都觉得刘邦将来能成大事,纷纷前来投奔。由此可知,投奔刘邦的这些人并不是因没有土地耕种而生活不下去的农民,没有怀有反对地主阶级的目的。很多农民参加“起义”,非是出于自愿,而是被乱局所裹胁
历代“起义”中,不乏因天灾人祸,导致饥民走投无路而冒险起事者,如王匡、王凤的绿林军。洪秀全起事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广西大旱。但是随着“义军”规模的扩大,很多参与者就非主动,而是被裹胁了。李秀成供状中说:“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了。寒家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这就是最先被裹胁“起义”的一部分人。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曾出兵北伐。有史料说北伐军“沿路裹胁”、“到处裹胁, 愈聚愈多”。有“跟随官兵挑负行李, 到独流”后被北伐军裹胁去的;有在赶集时被裹胁去的;还有的在“城内看戏, 不料长发贼进城” 而被裹胁去。北伐军统帅李开芳在被俘后供称,“所到各处, 裹胁的乡民, 也有用银钱邀买跟随的, 亦有怕杀跟随的。”因为害怕被裹胁,以至于有些地方在北伐军到来之前竟“人民逃亡, 十室九空”。 有的人被太平军裹胁后,又想着如何去裹胁别人。以下这则史料如今看来,让人不寒而栗,“保安周生曾问数贼曰:‘尔在彼中掳来乎?投来乎?’曰‘掳来, 且焚抢殆尽’。复间曰:‘尔恨掳尔之人及害尔之人乎?’曰:‘恨’。‘然则何以今日亦行掳人害人之事。’数贼众一词曰:‘因自家焚掳一家, 己身复被掳, 每见完善之地人民, 以为我如是, 伊辈何独安处。愤慈不平, 必将其人掳来, 同我一样, 我心始快。’” 被裹胁去的人只好跟随太平军造反,“裹胁之人, 能写字者派司笔墨,呼以先生,不令出仗。老弱胆小者, 令扛抬物件, 烧火炊饭。”剩下的青壮年则发给长矛、刀剑,有太平军士兵在后面监督着上战场,谁要是退却,就会被当场斩杀。 对于太平天国裹胁百姓的事情,钱穆的论说非常精辟,“饥荒可以促动农民,却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要临时组织农民,便常赖于宗教。为要在短期唱乱而临时兴起的宗教,决无好内容。这是农民革命自身一个致命伤。”“因中国疆域之广,饥荒灾歉,只能占大地之一角。而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这一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 不难想象,在历代“起义”中都存在类似北伐军的这种做法。“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 从结果看,“起义军”所过之处,农民并未获得什么好处所谓“起义”,即仗义起兵,如果所行不义,那还是“起义”吗?在想象中,“起义军”所过之处一定是秋毫无犯,打破州城府县就要开仓放粮。事实与此截然相反,“起义军”到的地方少不了烧杀掳掠,以致生灵涂炭。20世纪上半叶,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李达即说,农民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严重的。如“黄巢杀人八百万,张献忠屠尽四川人。” 以唐末黄巢为例,他的队伍中病死、饿死、战死的总数在一百万以上。中原本来人口稠密,但到了黄巢败亡之时,已经纵横千里,渺无人烟了。在广州,仅仅是回教徒、基督徒被黄巢所杀的就有12万以上。长安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曾被黄巢作为首都。当唐军反攻,黄巢狼狈撤离前,他下令放火,将长安烧成一片平地。从此长安再没有机会成为国都。 李自成大军以纪律严明著称,但其所过之处,“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衣冠之族, 骚然不得安生, 甚则具五刑而死者比比皆是”。如果说这还算是对所谓地主阶级的打击的话,那他在攻破偃师后的屠城,受害者就大都是普通老百姓了。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更为知名,如温江县“人类几灭”。 因为在古代史书中,各种民间起事都被记作“盗贼”。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流行将“盗贼”一概理解为“起义”。其实这些盗贼中很多是在太平岁月聚众劫掠的大盗,破坏性极强,没有任何“起义”的纲领。 这些被冠以“农民起义”之名的民变事件,很多时候作用也是消极的。正如学者戎笙指出的那样,很多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停滞衰落的状态。有的农民战争之后,还出现了分裂割据,社会生产力遭到长期的破坏。至于中等规模的农民战争没有推动生产力的例子就更多了。所以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种观点,不攻自破。 在“农民起义”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说法过时后,“农民起义”的作用通常被解释为:迫使新统治者承认农民在动乱中获得的土地,并颁行轻徭薄赋的举措。事实上,在经过“起义”带来的大动乱后,国家要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只能采取上述政策。这与其说是对农民让步,不如说是新王朝建立者要巩固统治。 参考资料:《史记》、《汉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钱穆《国史大纲》、唐元鹏《古代农民起义领袖职业调查》、孟祥才《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黄敏兰《究竟是谁否定了农民起义》、池子华等《北伐太平军“ 裹胁” 问题述论》、毕英春等《朱元璋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史式《对“黄巢起义”的再思考》等
其实都是常识。然而中国当下总是缺常识。教科书里什么时候否定太平天国,什么时候大概常识能回归。 qs 发表于 2016-10-8 11:25
其实都是常识。然而中国当下总是缺常识。教科书里什么时候否定太平天国,什么时候大概常识能回归。
大规模洗脑威力还是很可观的,有朋友圈的谣言为证 这文章里有些模凌两可的话:例如这句:
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让所谓的“阶级矛盾”难以显露出来。 notalk 发表于 2016-10-10 16:27
这文章里有些模凌两可的话:例如这句:
地主与佃农、雇农往往身处宗族网络中,让所谓的“阶级矛盾”难以显 ...
單就這句沒發現有什麼模稜兩可之處。
「宗族」是指同一地方上擁有共同祖宗的族群,但是宗族成員仍有貴賤嫡庶之別,他們在經濟地位上表現為「地主與佃農、雇農」,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正是以這種經濟條件為區分,但是同一宗族的人按理也是屬於相同利益集團,所以在這些宗族成員之間不易顯露明顯的「階級矛盾」。
剛好近日看到張鳴《重說中國近代史》有新版,該書以下一段引文可以較直白地說明此一問題:
傳統的鄉村聚落一般是以宗族為單位,都是一個姓,算起來同屬一個祖宗的後代,宗族內部自然又分為有錢人和沒錢人。假若鄉村裡就遷入另一個姓的外來宗族,而且對本土宗族可能會有威脅,想想看,如果你是沒錢的本地人,你是跟自家宗族內的有錢人矛盾大,還是跟外地人的矛盾大?顯然是跟外地人的矛盾更大。本村的財主還可能作為你的依靠,或許困難時他還會給你捐捐錢、幫幫你。
至於中國歷史上是否祇得盜賊作亂而無農民起義則又是另一個問題了,畢竟單憑個別例證始終無法徹底推翻歷史上存在某事物的可能性,更不用說史籍相關記載往往僅有片言隻語。
这文章观点,总的讲,我不反对。但是
你说的对,这些话与它的主题一关联,意义就莫名奇妙了,使文章泄气了。这就说明,作者也知道,这些东西没办法板上钉钉的证明他的观点。单就这句话说,“难以显露”其实就是“还是有”的意思。
最近思考了一下平均、效率、公平的关系。个人有一个简陋的结论:把社会状态比作一条线段,“绝对平均”、“贫富极端差距”分别占据了两个端点,而“平等”是处于这个线段中间的某个点(应该不是中间点),当社会状态偏离“平等”这个点太多,效率就会降低。比如改开之前,社会处于接近“绝对平均”那一端附近,就需要向有贫富差距移动,才能提高效率。而“农民起义”之前,情况正相反。“最高效率点”围绕“平等”这个点波动,就像价值规律的波动情况。
当然,社会整体偏向某个方向,不证明社会局部也有同样的态势。也许会相反。
农民起义是社会再分配的一种方式,“革命”是加速度非常大的一种再分配手段,尽量不要有。杜绝悲剧,就要持续改革,也就是不断纠正“社会状态”之于“公平点”波动情况,不断有小的加速度,不能僵化,即失去加速度。
对于“农民革命”,毕竟还是发生了,我们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对了,关于宗族,好像春秋战国那会打得热闹的都是周文王的子孙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6-10-11 09:44 编辑
notalk 发表于 2016-10-11 09:00
对了,关于宗族,好像春秋战国那会打得热闹的都是周文王的子孙
春秋五霸好像就晋国是文王子孙,战国七雄里也只有燕国和韩国算是文王后代,还是最弱的两个
恩,自家宗族占了很大部分,不过这又正好间接证明了作者的观点,这些战争都不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
这篇文章说的意思是,那么多次农民起义,都没有更改社会性质,所以不能叫农民起义。
我们说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作者大概想借此说一下“真正的农民革命应该推翻农租制度”。类比一下:不能因为奴隶起义没有推翻旧制度,就说不存在奴隶起义。
按照作者的意思来定性他文章里的农民起义,这文章是对的,我们又一次陷入了名词解释 把“农民起义”变更成人民起义吧
陈胜吴广就是起了个头(而且有人怀疑是这俩人法盲),而且战斗力是在是捉急,被章邯一路平推过去,过程连看的必要都没有.............之后是六国贵族以及残余势力承担了灭秦的主力,讽刺的是这次战争拉着旧贵族一起陪葬了
绿林赤眉是典型的人民起义,原因是王莽赈灾不力,导火索吕母是官逼民反。这次起义和秦末正相反,因为西汉征兵制实行的不错,导致很多起义者曾经受到过军事训练,在加上刘秀这个大BUG,战斗力而言历代起义里不是针对谁的存在..........
黄巾这个纯粹是宗教,然而土地兼并提供了基础。
永嘉之乱是另一种层面上的起义,由于当时门阀社会已经形成,社会上层被高门垄断,中产阶级为了重新分配利益而响应了刘渊的号召。
隋炀帝傻逼,这是隋末大乱的唯一解。李渊之类的不愿意给隋朝陪葬,这才有了唐朝。
黄巢这货就是个贩私盐的,想通吃黑白两道但是白道不要他。
宋朝大部分起义属于自己嘬死,作为史上起义频度最高的朝代,这锅只有宋朝自己背了。
元末是由于包税法,蒙古大汗和色目商人相爱相杀的结果。
明朝末期毁于东林党,清朝的太平天国也是赶上了咸丰时期大规模天灾。
总而言之,土地问题不是农民起义的原因,最起码不是导火索,这个没得说。
但是不要忘了,土地问题给起义提供了燎原的土壤,如果老百姓都有居可以安,都有业可以乐,那么造反的第一波势就起不来.........第一波势力起不来,就没有所谓的裹挟一说了。 太平天国没有推翻螨清,还是很遗憾的 作者设了一个前提,只有农民领导的才叫农民起义。哪怕一支10000人的起义军,有9999个是农民,只要那领导人不是农民,就不是农民起义。
送两个字:呵呵
类比:
因为特朗普不是军人,所以美国没有军队,军队必须有个军人当领导吧。因为大大不是军人,所以中国也没有军队,军队必须有个军人当领导吧。 duv4010485 发表于 2017-5-2 15:17
作者设了一个前提,只有农民领导的才叫农民起义。哪怕一支10000人的起义军,有9999个是农民,只要那领导人 ...
不是這樣吧,你真的有好好讀文章嗎?還是你就讀個頭幾句?
這篇的立論簡單來說是這樣的:
1. 古代農民起義的揭竿者並不是農民。
2. 而這些起義的目的都非保障農民利益,事實上目的都不是反地主而是反朝廷。
3. 參加的農民都不是出於個人意願的。
所以做個結論就是:作者認為古代所說的農民起義,無論在領袖、目的、或是參加者的自發性來看都與今日所定義的農民起義有所出入,故不應稱之為農民起義。 hresvelgr 发表于 2016-10-13 22:45
但是不要忘了,土地问题给起义提供了燎原的土壤,如果老百姓都有居可以安,都有业可以乐,那么造反的第一波势就起不来.........第一波势力起不来,就没有所谓的裹挟一说了。
真正决定性质的是土壤,就这样 notalk 发表于 2016-10-11 09:00
对了,关于宗族,好像春秋战国那会打得热闹的都是周文王的子孙
作者提宗族,想说它造成了一团和气,造成了宗族利益集团,而非阶级利益集团。可是他没想到,他提到的战争有时也是宗族利益分配不均造成,这里有一个自相矛盾。
作者的文章很善于利用阶级分析,所以习惯这种方法的人往往看起文章来不自觉的就“入瓮”了而不自知。可是他却用这个工具来部分性的否定阶级分析,这里又有一个自相矛盾。楼上那位用繁体字的坛友就给出了不受阶级分析思想影响而得出的三条结论。
虽然这两个矛盾不是很突出,也不是很显眼,毕竟给文章带来了一定的损伤,造成这篇文章有点捕风捉影的感觉。 其实聪明的人都能理解,中国古代除了农民其实没有其他民众存在的,不论帝王将相,还是同属四民中的士工商,归根结底,就算你不是农民,你的祖先也肯定有农民。。。所以一切起义,都可以是农民起义。。
另外,lz难道不知道在史记中陈胜是什么历史地位??世家啊!!
这就是赤裸裸的立场问题了。
虽然后来胜利建立刘汉王朝的刘邦和陈胜不是一家,而且也没啥关系。并且陈胜除了首倡反秦起义外也没啥功绩。但就凭这首倡之功,祖辈还是秦国人的司马迁就直接将这位黔首黎民提升到诸侯级别的世家类了。。
而要知道,本朝可是完完全全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最终夺取政权的啊。赤裸裸农民起义成功夺权,当然要为几千年来失败的前辈们洗白白啦。。
其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教科书尤其如此。
君不见革命党国民党早期鼓动革命的时候,也是一个劲儿的吹嘘洪杨为民族英雄;然而到了国共内战的时候洪杨又变身反贼了,成了tg的化身了。。
tryotryotryo 发表于 2017-5-4 01:55
不是這樣吧,你真的有好好讀文章嗎?還是你就讀個頭幾句?
這篇的立論簡單來說是這樣的:
1、揭竿者一般就是领导人吧,你还是在我的指责内容里,只要领导人不是农民,那就不是农民起义,不管这支队伍里具体有多少是真正种田的农民。
2、农民的利益?在古代,农民的利益到底是什么?当家作主,拜托,不要用现代政权所以为的“农民的利益”当作古代农民的利益。
一、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作为最底层的农民,作为很多现代人嘴中中国古代最纯朴的农民,能有屋住,能吃饱饭,就已经是很大的利益的。农民为什么会造反,或者说,农民为什么会加入叛军,多半还是两点,没屋住,没饭吃。
二、古代的经济很落后,作为一个政权,其财税的大头永远是来自农业,就表示,农民是必须将自己一部分收入缴公粮的。农民以交公粮为代价换取平安的有屋住,有饭吃。但一旦公粮交到没屋住,没饭吃了,就不会再信任这个政权了。
农民所希骥的,不过是换一个政权,来保障自己有屋住,有饭吃,至少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一个新的封建政权,还是一个新类型的政权,关农民毛事。而农民起义的政权,如朱明,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
古代广大农民再觉悟高,能在马克思没有出现之前就学会马克思理论不?古代广大农民再觉悟高,能全部当地主,消灭农民这个阶级不?都不能,那么,农民的哪个目的没有达到呢?
3、不出于自己意愿的农民,参加的起义就不是农民起义?那对于战争来说,还有很多不是自己意愿的军人呢,他们参加的战争就不叫战争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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