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主动成为罪犯的“中国病人”
https://qc-cache.kdnet.net/upload/2017/07/06/1499310896308496.jpg?imageView2/0/h/600“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被认为是皆为维新变法而死。但据考证，实际并非如此。
六君子被杀的罪名，最主要一条是与康有为结党。然而，其中的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党”甚为厌恶；康广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情形如何，则缺乏可靠资料断定。
只有自始至终自命与满清为敌的谭嗣同，清楚自己因何而死，他临死前那段著名的遗言就是最好的证明：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
可以说，他们当中，唯有谭嗣同是自愿成为赴死的罪犯的。
他本大可不必如此，他本大可走上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
谭嗣同是个典型的高干子弟，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是大权在握的地方要员。而他本人才华出众，剑胆琴心，假若他想过上“学而优则仕”的生活，非但轻而易举，平步青云极尽荣华富贵亦唾手可得。
但他却将他的人生终点，定格在血洒菜市口上。
在早年的求学经历中，谭嗣同便萌发了“求变求新”之思想。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令时年30岁的他满怀忧愤，踏上了“提倡新学，呼号变法”之路，组织学社，开设新式课程，创办报纸宣传变法抨击时政，著书立说写成具有砸碎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启蒙精神的《仁学》一书，成为维新运动中的激进派。
谭嗣同被捕，是在慈禧发动政变后的第四天。在此之前，他的仆人得到了抓捕消息，告知在京城浏阳会馆正和梁启超谈话的他。梁启超立即劝他逃跑，但他当时就拒绝了——他对这一天的到来其实早有预感，听闻消息既未慌张，还对梁启超说出了“请自嗣同始”那一番话。
在他看来，出逃苟活是容易的，然而要为这块黑沉沉大地争取重见光明的机会，非得有人牺牲不可——四亿国人在专制统治下，昏昏沉沉如猪如狗，没有人用鲜血来唤醒，万古长如夜。
但假如从他就义时那些他企图唤醒的同胞的表现看，他的鲜血是白流的：在押赴刑场路上，六君子饱受凌辱，沿街愤怒的民众向他们投来了烂菜叶和臭鸡蛋；而当他们人头落地之时，围观者又送上了一大片叫好之声——在民众眼里，他们不是什么救亡图存的“六君子”，而是祸国殃民的“六国贼”。
这就是任何时代里的先觉者的悲哀。他们面对的，是在黑屋子里关了太久的人们，他们以生命开凿出来的缝和洞所引进来的一线光明，令习惯了黑暗的囚徒感到不适，认为平静的生活受到了惊扰，对于降临在先觉者身上的杀戮，漠然围观尚是优待，喝彩叫好、充当帮凶才是常情。
放着安稳日子不过而主动引颈领死，不是病又是什么。
而假如看客们清楚谭嗣同另一条可能的人生道路，在他们眼里，他就不是有病那么简单了——是重重的有病。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谭嗣同的血并没有白流，真正有病的是看客。可如果大清王朝不是在他就义十三年后垮台，如果大清王朝依然长命百岁，那又会是什么光景？
不继续背负“国贼”、“叛徒”的骂名而是被时光软埋被后人遗忘，应当算是最好的待遇了。毕竟，人血馒头的故事并未终结。
如果只是简单重述历史，谭嗣同们的遭遇并不足以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多大的沉重感；然而，只要一想起，假如今天的我们抱着笔记本电脑集体穿越回1898年，我们很大可能同样向谭嗣同们扔去菜叶，就不免悲从中来。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的诗句，不应当再是主动成为罪犯的中国病人的慷慨陈词。
本文系转载，作者陀飞轮0
向扔菜叶的群联致敬，鸳鸯蝴蝶派里面有这一枝 notalk 发表于 2017-8-17 00:21
向扔菜叶的群联致敬，鸳鸯蝴蝶派里面有这一枝
求详解
反话。
鸳鸯蝴蝶派是粉饰太平的，转移老百姓注意力，让大家娱乐至死，也许娱乐圈里有纪委，那能怎么样？!
扔菜叶的群联就会查查小老百姓，欺负欺负，和鸳鸯蝴蝶派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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