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来了”的呼声
本文系转载，作者王陶陶摘要：“国运来了”，说不定只是英美诱敌深入的诡计，让我们在忘乎所以中不断犯错，方便其激发盟友的恐惧对我聚而歼之，就像他们灭亡昭和男儿和苏联帝国一样。
我最怕的舆论呼声，就是“国运来了”——日本和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呼声某种程度上更像是英美扼杀对手的毒计。
一旦“国运来了”的喊声多了起来，就会形成过分乐观的氛围，让我们失去对真实危险的戒心，正所谓“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这不仅仅是会影响官方，更会影响国民心态。
建国后，我们国家这么多成败经验的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每当我们心怀忧惧的时候，我们就能竭力以赴，就能取得很大的成功（譬如抗美援朝、改革开放、89年后的经济发展），每当我们忘乎所以，自以为是的时候，我们容易倒大霉（抗美援朝后的自然灾害）。
所以，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党的奋斗经历，都需要我们保持一个冷静清醒的头脑，忌绝过于乐观的呼声。一个国家一旦处于过于乐观的氛围，那么就会极易出现重大失误。因为乐观的氛围往往过高地提升了自己的信心和自我预估，低估对风险的敏感，那么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从办公室政治的角度看，当一个战战兢兢的普通文员突然以为自己要高升显贵了，那么他会怎样呢？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以前不敢说绝的话敢说绝了，以前不敢做绝的事情敢做绝了，以前不敢正视的美女敢骚动了，以前不敢得罪的人敢得罪了。他会迫不及待地把恶气吐出，把欲望发泄，这样才能畅快。然而，这实际上是他最容易犯错，最容易树敌，最容易把自己坑死的时候，如果那个所谓的升迁只是一种幻觉，那么风险将会加倍。国家也是如此。
1940年6月，当德国人把英法打败之后，日本国内的呼声就是“国运来了”。我们打开当时的日本报纸，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威权派，所有日本人都认为，日本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国运，所有的人都要求大胆的出击。
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日本才敢于第一次公开向南洋发出声索，宣称日本对南洋拥有天然的权利，并派兵向印度支那进军——日本与西方的决裂从此不可挽回。是啊，如果不是日本以为自己国运来了，日本怎敢对西方控制的南洋亮出自己内心的雄心，怎敢无视西方的愤怒，怎敢对英美发出威胁的战争呓语。1940年6月，日本著名知识分子大川周明连续写了十三篇社论，高呼国运来了，强烈要求当时的日本政府进军南洋
正是基于这种国运来了的认知，日本人才说以往不敢说的话，做以往不敢做的事，冒以往不敢冒的险，或者说，才犯下了以往时候无论如何都不敢犯的重大错误——这种后果是什么？是日本国运的衰亡——后世人看珍珠港之前的日本骚操作，觉得蠢得可以，但实际上，那是一种国运来了幻觉下的忘乎所以而已，就像一个老实人突然以为自己将要发了大财，他也可能突然做很多荒唐事。
同样，1975年之后，当美国人在越南一败涂地，在伊朗丢盔卸甲，国内经济在石油危机冲击下一塌糊涂的情况下，苏联领导层兴奋万分，高呼“国运来了”，苏斯洛夫在报告中写道，“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
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苏联才敢彻底地压迫中国，更明目张胆地向阿富汗、印度洋扩张，更咄咄逼人地威胁要入侵欧洲，让欧洲人、美国人、中国人和穆斯林都深感震恐，这是俄国人以往任何时候都竭力避免的。曾经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高唱的“和平形象”灰飞烟灭，后续的不过是列强一波一波的制裁和围遏，直至崩溃。
什么是“国运来了”？国运来了只是一种乐观的氛围，这种氛围会使国家失去戒心和谨慎，犯下平常时刻不会犯下的错误。梅特涅亲王说过，国家不能犯错，因为国家犯错的后果不仅仅滞后，而且更加严重且无法挽救。
殊不知，1812年的俄罗斯帝国和英帝国尽管后来称霸欧洲，但他们当时高呼过国运来了吗？1940年的美国面临两洋夹击，惊恐万分，他们高呼过国运来了吗？他们没有。历史上那些真正面临崛起机遇的大国很少会出现“国运来了”的氛围，他们只是在特定的环境下被历史送上了特定的舞台，霸权不仅仅是国家本身的努力，更需要各国的认可——这是一种夹杂着众人推举下的被动崛起。
相比之下，“国运来了”寓意着单方面的主动出击，实际上更是舆论氛围的鼓噪。殊不知，1944年的日本衰亡，源于1940年的日本“国运来了”的舆论氛围下大胆进军南洋；1989年的俄国崩塌，源于1979年的“苏联世纪”的预言下的四面出击。历史的走向往往与舆论相反，当李鸿藻高唱“同光中兴”之时，清帝国的暮鼓垂钟开始敲响，傅高义编撰《日本第一》的时候，日本经济的奇迹也步入尾声。
站在昭和男儿与苏联的尸体之前，我常常想要告诫自己国家的，就是不要轻易高唱什么“国运来了”，临危戒惧，慎始慎终，才是我们过往崛起的真正法宝，这个好传统不能丢。
说实话，“国运来了”，说不定只是英美诱敌深入的诡计，让我们在忘乎所以中不断犯错，方便其激发盟友的恐惧对我聚而歼之，就像他们灭亡昭和男儿和苏联帝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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