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慈禧太后为什么悍然向列强宣战？
慈禧太后并不傻，在明知不敌西方列强的情况下，何至于会悍然宣战？这个问题的确难倒了不少历史学家。 ?? ??这种行为，在心理学上说大概应该定义为歇斯底里。老太后虽说一直就是个泼妇----在国内，她泼你一下又能如何？但如此聪明之人，这次何至于不顾一切的撒泼到洋人身上，实在是让我等后辈好生奇怪。 ?? ??据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里说，老太婆的忽然放泼，是因为一封假情报所引起的。 ?? ??那这是怎样的一封假情报呢？我们姑且把镜头推回去，在五月二十日，慈禧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召回李鸿章和袁世凯，意在和洋人讲和。但就在这天的深夜，一个黑影急匆匆的敲开荣禄家的大门，荣禄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心腹江苏粮道罗嘉杰的儿子，奉父亲之命星夜赶来告密。 ?? ??罗公子带来一个坏消息，说各国公使已经联合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荣禄听后大惊失色，手足无措----他很清楚自己在戊戌政变里所发挥的作用，如果十一国勒令皇太后归政，光绪帝复出，自己就是十个脑袋，也得搬家了！ ?? ??这可真是个难熬的夜晚啊！荣大人彷徨终夜，天刚蒙蒙亮，就紧急入宫禀告老太后。这一下，轮到老太后魂飞魄散了！慈禧太后是知道洋人厉害的，当年他的丈夫咸丰帝可不就是给洋人逼死的？现在老太后终于明白，洋人不肯朝贺王储的原因，原来是要逼她归政，拥光绪帝复出！如今一切都明白了，二老太后最担心的这个可能，想不到如今竟然要成为事实。 ?? ??老太后老泪纵横，悲愤交集―――洋人这是在要她的老命！如今的一条路，只能是和洋人拼了！要毁灭就大家一起去死吧！在自尽之前，老太婆哪里还管得了什么大清江山和亿万黎民百姓？！ ?? ??在翌晨的御前会议上，老太后泣不成声，语无伦次。当她把这个消息公布后，全场惊愕。据说端王以下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激动之余，这些北京的当权派们发誓要效忠皇太后，不惜一切和洋人拼了。慈禧太后也说，既然战亦亡，不战亦亡，“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中国近代史资料众刊.义和团》第一册，第48-49页） ?? ??这样，第二次御前会议，居然变成了“战前总动员”，于是乎，京师九门大开，义和团大批进京，日夜不绝。 ?? ??回头想想，慈禧太后好歹也从政近40年，何至于这次如此冲动呢？美国历史学家摩尔斯（费正清的老师）也说，“太后一向做事是留有余地的，但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却只剩下女人家了。”也许，迫其归政，是打中老太婆，也是一切独裁者的要害了。 ?? ??各位，我们就要问问了，这个弄得宫中鸡飞狗跳的假情报是哪里来的呢？后来查此来源，原来是在上海英商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North-China Dairy News）上发表的一篇社论，后来此文又转载在《字林西报》上。可能是在此文刊登前，被报社华裔职工获悉，辗转被粮道罗嘉杰所悉，结果被添油加醋当成情报给汇报了。 ?? ??历史往往无数的偶然性构成的，一念之差，生灵涂炭，夫庸何言？ ?? ??那有朋友要问了，既然打算和洋人拼命，那进攻使馆又为何屡攻不下？ ?? ??事实上，老太后虽然一时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但还是留有余地的。下令进攻使馆，也许只是想胁迫各国公使撤回归政要求。何况，即使把洋公使给拼掉，到时候她也可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借口推托，把责任往诸将身上一推―――后来证明她就是这么干的。但问题是，各国公使们哪里知道有什么要求归政的要求，在清兵的进攻之下，他们也只能选择抵抗待援了！ ?? ??身为国防军（武卫军）的头头，荣禄也不是傻瓜，万一到时把使馆夷为平地，杀死公使，洋人要是追究起来，那可不是好玩的。于是乎，从一开始荣大人就装病，把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全是德式装备）调开，上面逼得紧了，就让董福祥的甘军去拼命打。 ?? ??在广州观战的李鸿章听说后，呵呵大笑，告诉外面的媒体朋友说，“使馆无恙，大家尽管放心！”原来，以董福祥土匪军的能力，是不可能攻下使馆的。理由很简单，董福祥的军队没有西洋大炮，有的都是些土制大炮，只听炮声轰轰响，却不见弹下来！ ?? ??何况，荣大人见老太后政策前后反复，矛盾百出，一会宣战，一会却又送进西瓜蔬菜慰问品，心里也犯嘀咕，怎么着也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于是，荣大人还真的就“里通外国”了，他令人假扮盗匪，大量接济使馆内军火子弹，那可都崭新的德国军火，而不是甘军的土火药！ ?? ??最搞笑的是，当董福祥的甘军猛攻使馆十数天，一筹莫展的时候，端王载漪以太后上谕的方式，调来武卫中军分统（大概相当于旅长）张怀芝派“开花大炮”前来助战。张分统军人出身，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后来的“贿选总统”曹锟，就是他的老同学。 ?? ??刚开始，张分统还以为自己立功的机会到了。要知道，这德制“开花大炮”（弹头开花）威力巨大，是当时德国最新的武器，只要三五炮下去，使馆还不夷为平地！ ?? ??但正当要下令开炮的时候，我们的张分统忽然又觉得不对-----万一这炮声一响，后果就无法收拾了！于是他又下令缓发，自己立马奔上司荣禄那里去，非要荣大人下手谕作为命令的证据。荣禄是个老狐狸，当然不肯亲自发命令，最后被缠不过，只好说，“横竖炮声一响，里面（宫里）是听得见的！” ?? ??张分统听后一下就明白了。回去后他谎称炮位不准，需要重新瞄准，调整后把目标定在了使馆后的空地，一时间众炮齐发，好不热闹！使馆是受一夜虚惊，但宫中感到满意就行！ ?? ??这位张怀芝大人果然不是笨人，后来一路做到山东巡抚，民国后还做过山东督军。 ?? ??50天后，一大队打着英国旗帜的印度锡克兵冲进巷内，使馆围解，北京城破矣！ ?? ??文/西门送客 https://ximensongke.tianyablog.com/ 2007-3注：这两个故事都是清人笔记记载 假如你是慈禧——义和团研究中的换位思考 子乔 【按：对不起各位，题目太大，内容太少，羞愧之至，实在想不出合适的。很多观点没有申论，请参看我其它关于义和团的帖子。 】 这两天开始看美国学者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作者开头有一个假设——如果清政府在1900年5月中旬之前就采取断然措施镇压义和团或者华北旱灾早一些结束的话，就不会有此后的八国联军入侵了，他认为这种假设是有可能发生的。 我发现很多人都有类似看法（这里先不说旱灾问题)，他们的逻辑是：列强是强者，清政府是弱者，弱者要想避祸就只能服从强者。既然列强要求清政府全面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就应该听话。这未免想得太简单了，他们的失误是，过多地从其它角度——包括从列强的角度——来看待义和团问题，而几乎没有从慈禧的角度进行过思考。慈禧可能作出柯文先生所说的那种决定吗？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按：列强所要求的镇压是“全面镇压”，凡义和团都要剿灭，而慈禧则一直强调区分首从良莠。但有些地方执行时却有偏差，直隶总督裕禄就是不论青红皂白，凡义和团一律剿灭的。有的野史说裕禄纵容义和团，这与原始档案牴牾，不可信据。】 一方面，义和团并不反清（当然其前身中有反清组织）。从1898年10月底赵三多起事开始，义和团的口号就是“兴清灭洋”、“扶清灭洋”或“助清灭洋”等，而且早期义和团的破坏力十分有限，一般并不主动袭击洋人和教民，只在平民受到欺负时才出头；但是列强却和慈禧在废立等重大问题上积怨极深。你要是慈禧，仇人要求你镇压忠于自己的老百姓，你会有什么想法？ 【按：从1898年10月底义和团运动爆发到1900年9月初清政府恢复镇压义和团这段时间，如果以1900年5月底使馆卫队进京为分界，后3个月中洋人和教民的被杀人数——洋人一百多，教民数千乃至上万——大约是前19个月的100倍，而且大部分是在6月中旬战争爆发后被杀的。值得注意的是，据西方学者称，使馆卫队进京前，只有一个英国人卜克斯被义和团杀死（但也有原始资料显示凶手并非义和团，卜克斯案是偶然的刑事案件）。不少人试图通过上面的死亡数字来证明八国联军入侵的合理性，其实是颠倒了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 另一方面，义和团不是一般占山为王的草寇，而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群众组织。想要完全剿灭这种组织，要么有足够数量的军队，要么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这两条清政府都不具备。从直隶围剿义和团的情况看，由于该地区有很多战略要地需派重兵驻防，能够自由调动的军队并不多，往往是兵至即藏，兵去复聚，杀了一个，逼反十个。要想再加大围剿力度，恐怕就要调动防守要地的精锐了，而此时列强的军舰正在大沽口外耀武扬威，随时可以发动进攻。实际上清政府已经动用了把守京师门户天津的部分清军，包括精锐聂士成部，但仍未迅速解决直隶的义和团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左一个照会、右一个通牒地要求慈禧“全面镇压”义和团，你要是慈禧，又会有什么想法？ 慈禧陷入了两难——义和团不反清，且相当一部分团民只是练拳，并未肇事，如果全面镇压，本未肇事者也会被逼反，那又何苦？直隶就有不少这种情况，老百姓说：“遇着梅东益，家家没饭吃；遇着范天贵，家家都是会。” 梅范二人即直隶的剿团干将。但洋人也得罪不起，如果不对义和团进行一定程度的镇压，就无法交代。所以慈禧采用了“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的政策，即“曾国藩原则”——这类话语在1900年上半年的上谕中经常出现——她希望既能对列强有所交代，又不必大开杀戒以致激起民变。 所谓“只问匪不匪，不论会不会”是指，只有肇事的义和团才是“匪”，要进行武力镇压，对只练拳而未肇事者则不加干预。后在列强的压力下，又对后者采取了劝谕解散、弹压解散的政策。据此，慈禧对滥捕滥杀甚至祸害良民、导致事态恶化的直隶清军进行了多次严厉斥责。这些政策被不少人解读为对义和团的纵容和鼓励，实在是一种误解。 【按：慈禧的政策也是一种对义和团的“消灭”，只不过是以“组织消灭”（解散）为主，而非单纯的“肉体消灭”。1900年6月上旬以前，慈禧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政策办的（下属执行有偏差），并无纵容鼓励义和团的举动和利用义和团铲除洋人的计划（当然我不能保证她心里没想过，但那时她还不敢）。】 弄清了这些问题，我们就能知道，所谓“如果清政府在1900年5月中旬之前就采取断然措施镇压义和团，就不会有八国联军战争”的假设是毫无价值的。就算清政府这样做了，能否在列强要求的时限内完全剿灭义和团，让他们满意，也还是未知数。 1900年4月，列强要求清政府在两个月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就出兵。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找出兵的借口，那不用说了；如果真是只想剿灭义和团，那说明他们把中国的问题想得太简单。这一点清政府即使努力去做，也是很难做到的。 直隶总督裕禄实在平庸，他只会象救火队员一样，哪里有了义和团，他就去哪里捕杀，这怎么捕得过来，怎么杀得干净？加之他的军队纪律涣散，时常“戕虐良民”（慈禧语），结果自然是越剿越多。把袁世凯调到直隶也不太可能，因为从内政、外交、国防的角度讲，山东也非常重要。当初，就是因为毓贤解决不了山东的内政外交问题，才把袁世凯调往山东的。袁世凯好不容易才把当地的义和团遏制住，社会基本安定，洋人也很满意；而且袁世凯和他的军队肯定不能分开，调走袁世凯部，恐无人能补缺。要是再有一个象袁世凯那样有手段的官员，事情也许好办一些。其实裕禄剿团很卖力，手段很残酷，但列强视而不见，他们只看结果——直隶的义和团越来越多——所以认为是清政府在纵容义和团。列强屡屡对清政府施以重压，确实有误会的成分。 1900年9月，清政府恢复了对义和团的镇压。拥有洋枪洋炮的清军和八国联军合力围剿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的义和团，直到1902年才基本将其消灭。 可见，在列强侵略中国、民教矛盾尖锐的大背景下，单纯的军事围剿效率很低，袁世凯在山东的“综合治理”则高明得多。 袁大头确实不是一般的人物。用林华国先生的话说，他通过多种手段并用，把官、兵、勇、役、士绅、乡团等力量都动员起来了，从多方面形成对义和团的遏制。 袁世凯上任之初来势汹汹，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因为他的兄弟袁世敦在此前山东的剿团行动中杀戮过重，激起了民变，于是有些官员就趁机上书弹劾他。此后，慈禧在九天之内连发三道上谕，告诫袁世凯不要滥捕滥杀。袁世凯不敢违背，没有采用单纯的军事手段，而是采用了“综合治理”的方法，主要是： 1、处理民教纠纷时持平办理，缓解民教矛盾。 2、封锁交通要道，防止各地小股义和团串连形成大队人马，而不是被动地哪里有义和团就派兵去哪里围剿（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兵力根本不够，而且官军一到人家就跑了，官军一走又聚在一起。各地团民只要不能聚在一起，就成不了大气候）。 3、在前者基础上集中力量对付大股义和团。 4、在义和团中收买奸细，获取情报。 5、对首要分子毫不手软，聚重40人以上就判处死刑，而对协从人员则给予出路，遣散回乡，既往不咎，孤立首要分子。 6、分化瓦解义和团，严令义和团中的士绅、村长、首事等退出义和团，并让他们劝导乡民不得设立拳场（在很多地方，这些人是义和团的后盾和经济支柱，但他们显然不会和普通农民结为死党，一受到压力，马上纷纷退出，站到义和团的对立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叛变革命——当地义和团的活动就受到了极大限制。而且，这里面还有利用封建宗族力量约束乡民的意思）。 7、广泛宣传义和团的危害，劝导乡民不要参加义和团（据说袁世凯自己还亲自写过劝导乡民的顺口溜)。 8、对处理义和团事宜的地方官员严格要求，赏罚分明。 经过两个多月的“综合治理”，山东的义和团运动渐趋沉寂。在此期间，袁世凯逮捕的义和团只有几十人，也就相当于一个村子的义和团人数，而且并未全部处死，有些甚至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被释放了。根据原始档案《筹笔偶存》记载，1900年上半年，有几十位外国传教士、外交人员携带家属到山东各地旅游，全部安然无恙。 有必要说明的是，袁世凯对义和团大开杀戒是在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当时慈禧正式招抚了义和团，山东有些官员遵照旨意，将义和团组织了起来，导致袁世凯此前的种种措施全部失效，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较毓贤时更甚。袁世凯怕得罪洋人，才违背了慈禧的旨意，参加了刘坤一等人的“东南互保”，开始大肆镇压义和团（当然他们不会公开反对慈禧，而是说那些旨意是“矫诏”）。 袁世凯战前对付山东义和团的策略，固然有不少他自己想出的高明手段，但仍不脱慈禧“严拿首要，解散协从”的基本方针，而迥异于直隶总督裕禄滥捕滥杀的方式。 有人喜欢把慈禧脸谱化、概念化，说她如何如何昏庸愚蠢，纵容拳乱，甚至有意放义和团进入北京，并挑起义和团和列强的冲突，让两者火并。这在一些野史中确有记载，但却不足信据。不错，慈禧在列强的重压之下是说过一些狠话，如“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云云（1899.11.21）。然而事到临头，她对列强更主要的还是怕，毕竟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给她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从下面的上谕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态： “近闻拳民中多有游勇会匪混迹其间，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员，烧毁电杆铁路……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成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变。”（1900.05.29）【按：有人仅根据“解散协从”四字，就将这份上谕解读为对义和团的纵容甚至鼓励，真让人哭笑不得。】 “京津一带电杆现被匪徒拆毁不少，著裕禄即行电商盛宣怀，速派妥员尅日集料兴工，逐段修复……至津芦铁路，现闻洋人有干预修复之说，亟应自我复设，免致授人以柄……并著裕禄酌派得力队伍，随时认真弹压。毋致再有抗拒。”（1900.06.13） 后来的“宣战”和正式招抚义和团，那完全是在列强率先进兵并攻击大沽炮台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慈禧主宰中国数十年，击败了很多政敌，决非昏庸愚蠢之辈，她再蠢，也不会蠢到把义和团和洋人都引到北京来火并，难道她不怕被流弹击中吗？ 【按：至于义和团何以能够在1900年6月上旬大量进入北京，情况十分复杂。简单地说，是因为列强派遣超过限量一倍、装备精良的卫队进入了北京，驻扎在离皇宫近在咫尺的使馆内，极大地刺激了慈禧，导致她对义和团的政策开始松动，限制了主剿派对义和团的剿灭，顽固派势力得以抬头。这是中外学界公认的义和团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和导致战争的关键之一。详见林华国的《历史的真相》和相蓝欣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先说这么多，详细的有时间再写。】 慈禧真的相信义和团能“刀枪不入”吗？ 作者：子乔 “慈禧太后专制昏庸，为义和团和顽固派所蒙蔽，相信了‘刀枪不入’的谎言，因此才敢于对世界上最强大的11国宣战。”——这种说法由来已久，时至今日仍有广泛市场：网民们在说，作家们在说，某些专业学者也在说（见人大张鸣先生新出的一本通俗读物）。它的正确性对于认识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考虑：【子乔按：限于篇幅，本文有些地方未能展开，详见我的其它文章。】 一、直接证据：从慈禧发布的上谕和电旨看，她不相信“刀枪不入”。 1、慈禧在庚子战前仍然非常怀疑义和团的战斗力。 1900年6月16日，面对来势汹汹的八国联军，慈禧急命驻山海关的马玉崑部“星夜迅速赴京，无片刻延误”(《上谕档》第26册P.134)，同时要求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但又说：“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上谕档》第26册P.133) 其时为八国联军入侵后的第7天，“宣战诏书”发布的前5天。这说明慈禧事到临头仍然对义和团的战斗力有很大怀疑，不曾相信什么“刀枪不入”。 早在4、5月间，就有主抚派（顽固派）在慈禧耳边极力宣扬“义和团可用论”，当然他们也不一定真信“刀枪不入”，就是恨洋人，想利用义和团替自己出气，别的就管不了那么多了。慈禧虽然也恨洋人，但她更害怕洋人的武力干预，所以她一直都在极力避免给洋人借口，并没有接受主抚派的意见，战前对义和团主要是以消灭为主。主抚派闹得厉害了，慈禧还会批评他们几句(《上谕档》第26册P.128)。 众所周知，直隶总督裕禄和山东巡抚袁世凯两位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都是主剿派，袁世凯自不必说，裕禄后来虽然转变了，但他在6月初慈禧态度松动之前，对义和团的围剿力度比袁世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慈禧一直是主抚的，这根本无法解释。就是袁世凯的前任毓贤，也只是对未肇事的义和团不使用武力，对肇事者也是要镇压的，朱红灯就死于他的刀下。另一方面，慈禧对主剿派也有限制，剿团的方针是“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只问匪不匪，不问会不会”（即只看肇事与否），而不允许一味使用武力。主剿派滥捕滥杀，慈禧同样要批评他们(《上谕档》第26册P.128)。 这很容易理解，区分“首从良莠”、控制打击面是统治者对付群众运动的常用手段。对慈禧而言，不剿团将会给洋人武力干预的借口，而滥捕滥杀又将引起义和团更强烈的反抗，让洋人坐收渔利，同时以现有兵力也无法实现对义和团的全面镇压。从《直东剿匪电存》看，只是镇压卢保铁路沿线肇事的义和团，就已经让裕禄捉襟见肘了，出动精锐聂士成部后也没有完全解决。如果把全部兵力都用上，必然会造成国防空虚。 所以相对而言，“严拿首要，解散协从”是比较稳妥的办法（请注意“解散”也是一种“消灭”，而不是“利用”）。袁世凯对这个方针贯彻得比较好，效果显著，他大开杀戒是在战争爆发后，战前杀人很少，却用一种“综合治理”的手段把义和团压制住了。这证明慈禧的方针具有可行性，当然也要依靠袁世凯这样有能力的执行者。裕禄则滥用武力，反而对直隶义和团运动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1900年6月10日，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强行开赴北京。13日，慈禧为了避免战争，再次严令围剿义和团(《上谕档》第26册P.128)。但是联军很不给面子，仍然继续进军，慈禧才被迫备战。当时清朝的兵力严重不足，慈禧连驻扎在山海关的部队都调来了，但远水难救近火，她不得不考虑利用义和团——几十万精壮的汉子——来解燃眉之急（从效果上看，义和团在18日之前对联军的阻击确实为慈禧赢得了时间，否则北京早就沦陷了）。 慈禧一方面不信“刀枪不入”，一方面又觉得义和团人数众多，怎么着也能抵挡一阵，但又不放心——如果义和团一触即溃，不但无法阻挡联军，她自己还要背上“纵容拳乱”的罪名——这才有了16日“有无把握”的担忧和“万不可孟浪从事”的告诫。这是慈禧内心矛盾的反映，拿义和团当炮灰也要承担风险：如果连抵挡一阵都无法胜任，那还不如不用义和团，而坚持剿团的策略，即使联军打到北京了，也好拿义和团的人头说话。 2、慈禧在“宣战”后也并不相信义和团能“刀枪不入”。 有人说慈禧听信了直隶总督裕禄的“假捷报”，以为义和团能堪大用，所以敢于“宣战”，这是不能成立的(详林华国《历史的真相》P.134)，况且裕禄也没有提到义和团能“刀枪不入”。还有人说慈禧听信了刚毅和赵舒翘的报告，相信了义和团的“刀枪不入”，这也不可能，因为有证据表明慈禧在宣战后也并不相信这种谎言。 慈禧6月26日的电旨称：“战衅由各国先开。……（义和团）其众不下十数万……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奏称信其邪术以保国，亦不谅朝廷万不得已之苦衷矣。”(《档案史料》P.187) 当时，有的地方督抚上书劝告慈禧不要联拳抗洋，应该剿灭义和团以换取列强的谅解。慈禧解释说：你们这帮家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老娘真信义和团的狗屁“邪术”，而是有苦衷的——列强率先挑起战争，义和团人数众多，无力完全剿灭，剿则反生祸端，只能暂时与其联合对外（也即不能两线作战，只能拉一个打一个）。 慈禧6月29日致驻外使节的电旨称：“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馆保护不及，激成大祸。……不料五月二十日，即有大沽海口……索让炮台之事。……至此兵祸已起，却非衅自我开。”(《档案史料》P.202) 慈禧从一开始就在耍两面派：当着义和团称其为“义民”，号召他们剿灭洋人，为国尽忠；背地里却仍称其为“乱民”，强调现在联拳抗洋是让列强给逼的（索要大沽炮台），并企图通过驻外使节将这种立场转达给列强，为求和作准备。言下之意，只要列强答应不再向北京进军，她马上可以恢复对“乱民”的围剿，但是列强不给面子，她只好硬着头皮撑下去。后来北京陷落，慈禧出逃，为了取得列强的谅解，她果然再次下令围剿义和团。义和团就是慈禧的棋子和炮灰。 二、间接证据：慈禧对义和团遭清军屠杀的情况是了解的（这个其实已经很接近直接证据了）。 战前，清政府对义和团及其前身的镇压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主要来自大刀会和神拳，这两个组织是义和团的主要来源，它们都练习一种叫“金钟罩”的功夫。1896年至1899年，毓贤在山东对大刀会和神拳进行了血腥镇压（也有放任、利用的一面，不细说了），大刀会首领刘士端、曹德礼、神拳首领朱红灯、本明和尚（又名心诚）等先后被毓贤所杀，这是众所周知的。袁世凯刚到山东的头几个月，虽未进行大规模的屠杀，但也捕杀了几十名团民、团首。 直隶当局对义和团的屠杀比山东有过之而无不及，聂士成、杨慕时、邢长春、梅东益、范天贵等剿团干将十分活跃，一战击毙百十名义和团是家常便饭。就在八国联军入侵前夕，聂士成仍然“在杨村附近同义和团战斗，并且用篮子装了七十颗人头送到总督处”(璧阁衔《在华一年记》)。联军入侵后，剿团行动也并未停止，直到“宣战”。 这一时期，大量团民、团首被清政府击毙或捕杀，从未听说有“刀枪不入”者，袁世凯和聂士成都曾亲手击毙团民以揭穿这个谎言。对于这些镇压行动，慈禧是很清楚的。袁世凯上任之初，本准备大开杀戒，结果受到了一些官员的弹劾，慈禧就告诫他不宜滥杀，应采用“弹压解散”的方针（结果是有效的）。1900年6月3日，受使馆卫队强行入京的刺激，慈禧消灭义和团的态度发生了松动，她对直隶的剿团行动作出了限制： “有人奏，……据称：直隶涞水县拳匪滋事，该县祝芾……怂恿带兵官杨福同诱杀十余人，以致匪徒反噬，……现在畿辅一带拳匪蔓延日广，亟应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不可操切从事，……毋得轻伤民命，启衅邀功。……”(《上谕档》第26册，P.116)【子乔按：所谓“匪徒反噬”是指义和团杀死杨福同的报复行动，但这个胜利是在以3000名团民围攻几十名清军后才获得的。】 “……拳民虽属良莠不齐，究系朝廷赤子，总宜设法弹压解散，该大学士不得孟浪从事，率行派队剿办，激成变端……”(《上谕档》第26册，P.117)【子乔按：“大学士”指武卫军统帅荣禄。张建伟《最后的神话》称：“从这一天起，匪字消失”，并不准确，6月6日后的上谕中，又多次称义和团为“匪”，尤以13日的措辞最为激烈。】 这些上谕的主旨是为了避免和义和团发生全面的大规模冲突，防止洋人坐收渔利（参上文），也包含了利用义和团牵制洋人的意图。它们反映了直隶当局对义和团的屠杀以及慈禧对此的了解，证明慈禧不可能相信“刀枪不入”，否则还用得着下令限制剿团？ 6月13日，为了消除联军进京的借口（联军已于10日出发），慈禧再次下令剿灭义和团：“此等匪徒，亟应严加剿办，不容再事姑息。著宋庆督饬马玉崑，刻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沿途实力剿捕”。可见，随着局势的变化，慈禧对义和团想保就保，想灭就灭，完全随心所欲，这也证明她不信“刀枪不入”。义和团如果真有这种神技，能承担灭洋的重任，区区清军岂是对手？要知道清军在洋兵面前历来都是不堪一击的。 三、宏观分析：慈禧并不愚蠢。 慈禧能够统治中国几十年，意味着她并不是一个愚蠢的人；要知道她并不是法定的皇帝，而是一个“篡位者”，她是在击败了很多政敌之后才坐稳位子的。而且当时已经是1900年了，近代科技早已传入中国，普通百姓相信“刀枪不入”并不奇怪，但要说慈禧也相信这些东西，总让人觉得可能性不大。 根据经验和现状，慈禧不难确认，清军的实力比列强的军队差得多，而义和团在清军面前都属于“弱势群体”，需要老佛爷高抬贵手，还能指望它“灭洋”吗（但要按列强的要求全杀干净也不容易）？以慈禧的头脑，不会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其实，在最后的围攻使馆之前，慈禧对待列强一直非常谨慎，并没有什么冒失的举动（但列强有误解）。就是围攻使馆，也是杀人泄愤的可能性小，控制人质以便求和的可能性大，因为对使馆的围攻是有选择的，攻势强弱也是随着局势发展而变化的(详林华国《历史的真相》P.167)。 总之，还是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慈禧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供今人批判的符号或泄愤的工具。” 慈禧相信义和团“刀枪不入”的说法，最初来自一些野史笔记。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野史笔记比正史更有价值。这里顺便谈一下看法。 首先，确定材料的价值，不能脱离具体课题。比如，“亩产20万斤”对于研究农业科学是毫无价值的，但对于研究政治史、新闻史则是有很大价值的。 其次，确定材料的价值，要看材料所反映的对象与其作者是什么关系，包括时间关系、空间关系（物理的或逻辑的）和利益关系等等，而不能仅仅看作者是什么身份。比如，一个普通的医生说，今天我接待了一个病人，他的病情如何如何，这应该是第一手资料；但如果他说，我听说美国要打伊朗了，这就是第N手资料了。 所以我觉得，就慈禧对义和团的看法和政策这个课题而言，她亲自核准发布、需要下属贯彻执行的上谕，应该是第一手资料，大部分都体现了慈禧的真实意图(详拙文《从几道上谕看慈禧对义和团和列强的政策》)；而其它野史笔记，要么是道听途说的第N手资料（空间关系），要么虽然貌似“第一手资料”，却因作者的“利益关系”而不可信据，如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详林华国《历史的真相》P.121-122)。 但是，如果要研究义和团的具体行为，野史笔记中倒是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因为那是作者亲眼所见的，如仲芳氏的《庚子纪事》。 举个例子：有的野史说，直隶总督裕禄在1900年6月之前就在纵容义和团，这与反映裕禄频繁调动军队镇压义和团的原始档案《直东剿匪电存》相矛盾，我们应该信哪个？当然是后者。 慈禧只会做对自己生存有利的事~~别指望她为了人民而和洋人打仗。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