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本质就是通俗，只不过后来有的写得好有个性，有的走类型化商业化批量生产的路线，就有了所谓的“纯小说”和商业小说之分，再到后来，甚至商业小说里也有了雅俗之分（比如大仲马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巴尔扎克可算半个例子，因为他当初写作时虽走的是商业路线，但心底还是有写史的期望）。但这些，都只是在通俗文学里分雅俗，小说的本质就是通俗，它一开始出现的目的就是讲故事。既然是讲故事，当然要吸引观众，观众都不能吸引了，寿命自然到头。
这和诗截然不同，诗一开始就是神圣的高贵的，最初是原始社会的巫吟，有祭祀目的，后来就是庙堂之作，再后来则是纯粹的艺术之作。任何一个民族，它最神圣的经典，最高的代表，必然是诗，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最具代表特色的是其语言，而诗，是语言艺术至高无上的代表，是语言艺术最美的凝练，甚至是跨艺术跨领域的，任何一样艺术形式，形容其最高最美的典范，就是其达到了诗的境界，诸如音乐，建筑等等，莫不如此。诗意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说明。
小说和诗是不一样的，不论是历史，还是艺术程度，都不能比，诗是无始无终的，而小说，只是历史某个阶段性的产物，有开始，有发展，也有消亡的时候
小说虽然最初产生时,本质定位在通俗(这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得出来),但经过之后的一系列演变,某些小说和历史,精神,思想等等结合在一起,也可以变成高贵的艺术作品.
王孙兄不是也说过嘛,塞万提斯因为<<堂吉诃德>>的问世,变成了和莎翁同等地位的大师,可见<<堂吉诃德>>的高贵伟大之处.
作为我,对于小说的看法,看来和王孙兄确实不大一致,我还是坚持小说对于静态的描写手法,并没有落后(这种描述手法有电影无法比拟的艺术美,形式美),只能说不符合当代潮流,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当代的那些小说作家,含金量太低,胸无点墨,没有什么经历和知识就已经可以动笔写小说了(例如什么韩寒,郭敬明等等那帮垃圾),在中国,小说作品的发展就和香港乐坛一样,已经死了,至于艺术价值,不但没有升高,恰恰相反,我倒认为是一种落后.另外就是,我始终认为,经典的小说,还是拥有其生命力的,尽管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读的人少,但一直会有人在读,永远可以流芳百世.
我就搞不懂韩寒郭敬明（特别是后者还涉嫌抄袭）那帮人怎么就这么红。
如果长期经受传统小说熏陶的不会喜欢他们，而钟情于新潮变革之作的，在领略过法国新小说后，肯定也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为什么就那么多人喜欢
唉..就是当代(特别是在中国)的两个主题:炒作,哗众取宠....
他们不是红在作品上,而是红在他们这个人上.前段时间我记得有个什么文学家排名,是民意调查的,韩寒和郭敬明的排名比苏轼,白居易等人都高,那时候有些人就在感叹,那个排名是现在中国文化的悲哀...
什么狗屁调查排名！这两个人的排名竟然胜过苏大学士，白大诗人！给人家提鞋都不配！人家家里挑个有才华的妙婢，都胜过这两个。
应该是网上的调查吧。网上小孩多，最喜欢凑这些热闹了。拉选票，一人多投大刷屏，他们最起劲
什么狗屁调查排名！这两个人的排名竟然胜过苏大学士，白大诗人！给人家提鞋都不配！人家家里挑个有才华的妙婢，都胜过这两个。
应该是网上的调查吧。网上小孩多，最喜欢凑这些热闹了。拉选票，一人多投大刷屏，他们最起劲
以下就是关于这次活动相关的两篇介绍
[转]光明网:这也叫韩寒"超过"苏轼?
“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是贝塔斯曼书友会在“世界读书日”携手某网站举行的。截止到8日，在即时投票前20位获得票数最多的作家中，既有鲁迅、巴金、曹雪芹，也有金庸、古龙，还有韩寒、郭敬明、安妮宝贝这样的青春文学写手，目前后者的票数超过苏轼、李清照、朱自清、徐志摩等人。（《北京娱乐信报》5月9日）
苏轼、李清照的名次“落后”，网友忿忿不平，进而有人发出感叹，认为这“实在是中国文学的悲哀”；媒体呢，随即用“韩寒压苏轼”之类的醒目标题，增加报纸的卖点。因为投票评选某类名人，制造所谓的“新闻事件”，已经见怪不怪了。每逢这个时候，阵营分明，伤感者觉得“毛孩子”的得票比文学巨匠还可观，无法理解；青春偶像派的“粉丝”不甘示弱：“韩寒怎么了？郭敬明又怎么了？只要是读者喜欢，有市场，为什么不能入选？在这个多元文化共鸣期，就应该有另类的声音。”名家们也应邀发表各自的看法：“这只代表部分人的趣味和见解”，“说明当下时尚文化占据主流”，“健在作家不应该和古人一起比”。更有评论文章大声质疑：《他们凭什么超越古人》。
这则新闻，给我的印象是，韩寒、郭敬明们“挑战”苏轼、李清照，似乎成功了。事实果真如此，那才是中国文学和中国读者真正的悲哀。不过，且莫忙着杞人忧天，以韩寒、郭敬明们现有的成就，在一个网站的投票活动中，有可能超过苏轼等名家的票数，倘若就此得出结论，认定韩寒在当代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已经“超过”苏轼，未免过于幼稚了。
看看这次网上投票的阶段性结果吧。鲁迅，17544票；金庸，14819票；巴金，14720票；曹雪芹，12893票；李白，12168票；韩寒，10334票；郭敬明，9521票；苏轼，9003票；李清照，8861票；朱自清，8695票；徐志摩，7947票；白居易， 7863票……
稍微懂得一点概率学知识的人，看到这个统计数字，不大可能将这样的评选结果当回事。参加投票的人，充其量两三万的规模，就这，还不排除有人重复投票的可能。几千人到一万多张选票，能代表真正的民意？我怀疑。全国13亿人，识字的应该有8亿左右吧。按照最保守的推测，全国有1亿文学爱好者，仅有万人喜爱韩寒、郭敬明胜过苏轼、李清照，不过1％的比例而已。如此微不足道的比例，还是在当代的语境里投票。假如一千年之后，我们的后人也举行类似的投票，我相信李白、苏轼、李清照、曹雪芹还是极有可能当作候选人，而当代这些“毛孩子”作家们，除非日后有特殊成就，否则，怕是那个时候，没人知道韩寒和郭敬明是何人。
谁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学名家，需要用时间来遴选。在多如牛毛的作者大军中，不经过数百年、上千年披沙拣金的淘汰，仅凭时下一小撮人的投票，然后给投票结果戴上“民意”、“民主”的桂冠，然后宣布某某作家超过了历史上的大文豪，这和西方“皇帝的新装”童话中那个自欺欺人的皇帝，有何两样？
[转]韩寒何曾PK苏轼
贝塔斯曼书友会携手某网站举行的“当代读者最喜爱的100位华语作家”的公选，在即时投票时得票最多的前20名中，韩寒和郭敬明以及安妮宝贝三位的票数超过了苏轼、李清照、朱自清、徐志摩、白居易、古龙等人。这一结果被不少人理解为韩寒PK苏轼，而且居然占了上风。于是网上就像炸开了锅，有人担忧：“豪放派的开山鼻祖真的要让位喜欢玩点车技，喜欢卡拉一番的韩寒吗？”有人叹息：“苏东坡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如果真被韩寒代替，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也有人断言，说这是“国民浮躁病的又一可笑表现”。这很有点像神经过分紧张的考生在试卷刚到手时看错了题目，一下子就慌乱起来的情景。
其实，人家投票选的只是“当代读者最喜爱的”的“华语作家”，而且讲明了参加投票的只是4万人，这一投票结果，充其量也只是这4万名投票者对于他们所接触过的华语作家的喜欢程度的真实反映，并非“全民公决”，更不是评选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何须如此莫名惊诧，杞人忧天？至于韩寒本人，并没有组织团队去竞选，更没有为自己造势，他又何曾PK了苏轼？
八十年前，鲁迅在香港有一个讲演，题为《无声的中国》，其中有一段话正好说到苏轼。鲁迅是这样说的：“韩愈苏轼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决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他说得很明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人要说的话，就都应该有每个时代的作家，从这个角度说，当代读者喜爱当代作家，超过喜爱宋代的苏轼，并没有什么稀奇。苏轼的诗文再好，说的也是他那时的人们要说的话，并不是当代的人们想说的话。如果当代读者对他的喜欢程度远远超过当代的作家，如果前二十名中只有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而没有一位当代的作家，那才是文坛的悲哀。
问题在于这个排在苏轼之前的当代作家，不是被“精英”们认可的“著名作家”，只是被他们称为“青春文学写手”或“网络写手”还要加上“喜欢玩点车技，喜欢卡拉一番”这类前缀的韩寒，于是就使人百思不得其解了。然而，不知那些感到惊诧感到悲哀感到忧心的人是否想过，会去参加此类投票的，有许多本来就是“喜欢玩点车技，喜欢卡拉一番”的年轻人，韩寒写的正是他们熟悉的生活，说的正是他们想说的话，他们喜欢韩寒，也在情理之中。这一投票结果，原也就与某种时尚的生活以及某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有关———时尚是时代的产物，却不能等同于时代。何况，就算按照得票多少，在前二十名作家中，排在韩寒前面的也还有十人，高居榜首的也仍是鲁迅，落在韩寒之后的苏轼也仍在前20名之中，可见，即使在追求时尚生活的某种特殊的社会群体中，也仍有不少人在读鲁迅、读苏轼，读人们公认的“严肃文学”，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断言“这是中国文学的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哀”以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明的悲哀”呢？
人之直观的感觉，最近的总是最大的。人们几乎也都懂得，这只是一种错觉。例如，比起别的天体，挂在天上的那一轮圆月是最大的，也是最亮的。然而，不要说银河系的星球，就是太阳系的几大行星，哪一颗是月亮所能比拟的？我想，对于以上所说的投票结果，也应作如是观。别的人作如是观，就不会仅仅因为这样的投票结果而感到莫名惊诧无限悲哀；韩寒们作如是观，就会客观看待这一投票结果，不至于因为这一投票结果而飘飘然，以为自己真的已经超越了苏轼，该想想一百年、五十年以至三十年后的读者，是否还会喜欢或记得他们。看到这一点，才会不断从前人的精神遗产中汲取营养，从而不断的丰富提高自己。
这里转贴我迄今唯一喜欢的语文试卷中的文章。
【转】波兹曼的诅咒
周国平
美国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的《把我们自己娱乐死》是一部声讨电视文化的著作。在阅读的过程中，我确实时时听见一声声急切有力的喝问：难道我们真的要把自己娱乐死？
无人能否认电视带来的便利，问题在于，这种便利在总体上是推进了文化，还是损害了文化。
波兹曼认为媒介的变化意味着并且导致了认识世界方式的变化。在文字一直是主要媒介的时代，人们主要通过书籍来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在书籍的阅读中，我们得以进入用文字记载的悠久传统。相反，电视则以现时为中心，所传播的信息越具有当下性似乎就越有价值。文字是抽象的符号，作为一种媒介，它要求阅读的同时必须思考。而电视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它有时甚至忌讳思考，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在波兹曼看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中进行思考。书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电视却会使我们背离这个目标。那么，电视究竟把我们引向何方?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一种迷恋当下和排斥思考的文化，我们只能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娱乐。
并不是说娱乐和文化一定势不两立，问题也不在于电视展示了娱乐性内容，而在于电视上的一切内容都必须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波兹曼的结论是，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一切文化都依照其转变成娱乐的程度而被人们接受，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到了这个地步，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
波兹曼是把美国作为典型来对电视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但是，电视主宰文化、文化变成娱乐的倾向却是世界性的。譬如说，在我们这里，通过电视剧学习历史，而历史仅仅作为戏说、也就是作为娱乐而存在，消灭历史的方式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加彻底的了。又譬如说，在我们这里，电视也成了印刷媒介的榜样，报纸和杂志纷纷向电视看齐，蜕变成了“电视型印刷媒介”。且不说那些纯粹娱乐性的时尚杂志，只要翻开几乎任何一种报纸，你都会看到一个所谓文化版面，所报道的全是娱乐圈的新闻和大小明星的逸闻。这无可辩驳地表明，文化即娱乐日渐成为新的约定俗成，只有娱乐才是文化即将成为不争的事实。
赫胥黎曾预言：一旦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一旦文化成为滑稽戏，文化就灭亡了。波兹曼认为，赫胥黎的预言应验了。这个结论也许太过悲叹，我相信，只要人类精神存在一天，文化就决不会灭亡。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面对这样的行径，我的感觉是，波兹曼的书名听起来像是诅咒。
:lol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