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河流伦理与人类文明的延续
———————葛剑雄教授在“首届河流伦理研讨会”上的讲演（节选）———————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会议。由黄河水利委员会召开这样一次会议，邀请这么多人文学科的专家来讨论河流伦理，是史无前例的盛事。研究黄河和治理黄河的历史，是先师谭其骧先生和水利史学界前辈毕生追求的事业。尽管他们来不及看到今天这样的结果，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他们孜孜不倦地探索黄河的历史和黄河变迁的规律，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黄河，更不会有资格讨论河流伦理。
一、黄河文明的独特性和唯一性
在中国历史上，在人类文明史上，黄河不是两个简单的汉字，也不仅仅代表一条河流，而是一种文明的代表，是人类文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黄河流域孕育的民族，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新的观念，河流伦理必定还需要作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我认为，河流伦理的基础是河流文明，只有充分认识了河流文明，才能进一步认识人与河流的关系，人应该与河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这方面，黄河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证。
首先，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也为世界文明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在人类文明史上，黄河不是两个简单的汉字，也不仅仅代表一条河流，而是一种文明的代表，是人类文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世界所有的大江大河中间，像黄河这样一条基本上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拥有的大河，而且至少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我认为是唯一的。当然还有长江，但比较起来，黄河对中国早期的贡献要更大些。世界上其他大河，无论是尼罗河、密西西比河、亚马逊河，还是著名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或者印度的恒河，它们或者是被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所拥有的时间太短，或者是分属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文明，而且往往是不延续的，或者已经历过多次兴衰。黄河流域孕育的民族，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黄河文明的影响不仅已经普及到东亚，而且已经影响到世界。
近年来，随着中国考古研究的进步，不少新的文化遗址被发现，被确定。加上各地普遍重视地方文化，十分关注本土文化的来源。有些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说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犹如满天星斗，遍地开花。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某地发现了几千年前的文化遗址，对黄河文明提出了挑战。或者说某种文化的发现已经改写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有人认为，黄河被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的观念已经动摇了。
我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尽管我们在黄河流域以外，的确已经发现了很发达的早期文明，比如长江流域，就有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它们的规模和发达程度超出了我们原来的想象，比起黄河流域的文化来毫不逊色。四川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长江中游中期的古城遗址、稻作文明，的确使我们耳目一新。北方也是如此，在内蒙古、辽宁等黄河流域以外的很多地方，的确发现了很多与黄河流域早期文明不同的文化遗址。近来我看到报道，岭南也发现了五千年前或者更早的文化遗址。
但是为什么这些发现没有能动摇我们对黄河文明的信念或者改变这个事实呢？因为所有这些文化、这些早期的遗址，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够证明它们是延续的，是从古延续到今的。比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它们的早期是很发达的，但是以后出现了衰落和断裂，最后不知所终。照理说，遗址文化层所反映的文明应该是逐渐进步的，但这些遗址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几千年前的一段时间里的确是进步的，发展的，但到了某一阶段却退步了，再往后就消失了。但是在黄河中下游的遗址大多是延续的，可以从最早阶段连接到先秦、秦汉。
虽然中国的北方人与南方人在基因上有明显的差异，但中国的绝大多数汉族人包括一些少数民族，在文化上只认同黄河文明。这是由于到三四千年以前，至迟在周代，黄河流域的文明已经处于相对先进的地位，并且保持了相当长的阶段，直到唐宋之际才被长江流域的文明所取代。所以从黄河流域迁出的移民，拥有文化上的优势，他们把这些先进的文明传播到各地。移民迁入地的土著居民接受了相对先进的文明以后，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文化认同。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压力之下，一些在经济上有了相当实力，社会上有了一定地位的家族，为了使自己取得与移民同样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得不编造出自己的祖先同样来自黄河流域的故事。近年来还有另一种情况，为了迎合外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兴趣，发源于黄河流域的汉族文化被有意无意地包装成少数民族的土著文化。比如这几年媒体炒得很热的纳西古乐，连它的“发现者”也承认，实际是明朝初年随着军事移民传播到纳西族地区的。所以更确切地说，是比较早的黄河流域的文化传播到长江流域以后，再传播到云贵高原的。这并不是否定各地的本地文明，各种文明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地位没有改变，也没有动摇，而是更加丰富。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个过程中间，黄河文明也吸收了各种外来文明，黄河流域也吸收了各种外来的人口，但是他们都融入到这个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讲，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文明可以跟黄河文明相提并论。
二、黄河提供的物质条件和人文条件
黄河文明为什么能够形成和延续？主要得益于黄土地容易开发，有利于农业生产，并且有足够大的面积。黄河流域由于它的外界相对封闭，也使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延续性，相对却缺少开放性。
每条河流都有自己的自然特点，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的条件和人文的条件。但是人类的创造力也赋予在同样条件下产生各种不同文明的可能，以及丰富多彩的文明。人类的创造力不能脱离当时的自然条件，不能脱离河流赋予的条件，但在同样的环境里面也可以产生出丰富灿烂的不同的文明。只要人类没有违背客观规律，一条河流所能提供的条件也可以理解成为相对无限的。我有幸到过很多河流，以及很多河流的上游。前年我到非洲，从尼罗河三角洲一直走到尼罗河的源头——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塔纳湖。我把尼罗河跟黄河稍微做了一下比较，发现早期的文明很明显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比如说世界上的大江大河中大多数是东西向的，所以地球的自转对于河流河床的形成，对于流水的侵蚀与切割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尼罗河基本是南北流向，所以尼罗河相对比较平缓，流向比较顺直，洪水比较规律，一年一度的泛滥成为尼罗河早期开发的基础。但黄河不拥有这样的条件，我到过壶口，到过黄河上游，像这样的景观在尼罗河上是很少发现的。尼罗河上有六大瀑布，我到了其中最著名的第三瀑布、第四瀑布，所谓瀑布实际上水的落差只有90厘米，或者70厘米，这就是尼罗河的瀑布。正因为如此，尼罗河给古人的迁徙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今天我们看到的神庙，重达数百吨的巨石，就是当年用简单的工具在阿斯旺一带采石，然后顺流而下。而这样的条件黄河上面很难具备。当年黄河的漕运，从关东将粮食运到关中平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黄河流经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高原，特别是黄河中游。而尼罗河两岸都是沙漠，在纳塞尔水库，也就是阿斯旺高坝的上面所见全部是裸露的花岗岩的山岭，看不到一棵树，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尼罗河的文明完全聚集在绿洲和三角洲，不像黄河，从中游以下都是黄土高原或黄土冲积的平原。今天我们在抱怨水土流失的时候，可能很少有人想到，正是长期水土流失形成的这片黄土地，在早期人类缺少工具的情况下面是最便于开发的。黄河文明为什么能够形成和延续？主要得益于黄土地容易开发，有利于农业生产，并且有足够大的面积。如果黄河流域都是粘土，都是茂密的森林，中国早期的农业就不会在这里发展了。当然也得益于自然环境。根据竺可桢等科学家的研究，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今天要高，所以气候温和，降水量比较丰富。尼罗河流域没有这样的平原，只能依靠每年一度的泛滥，才能够在淤泥上面种植。
早期的人类完全根据自然条件选择生产和生活。比如，中国古代的建筑都是土木结构或者砖木结构，所以无法长期存在，不用说秦汉的宫殿，就是唐宋的建筑也基本消失了。但是在埃及，我们看到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腓尼基、拜占庭以及阿拉伯那些建筑，现在大多数还能看到，有的还非常完整，因为这些建筑全部是由大理石、花岗石至少是砂岩、火山岩建造的。我想这不是他们民族的特色，主要也是自然条件，阿斯旺一带有非常好的花岗石，还可以利用地中海把西西里岛、希腊、罗马出产的大理石运到埃及，却很难找到廉价的木材。然而在黄河流域，要在黄土覆盖下面采集优良的石材并不容易，相反早期还残留不少天然的森林，当然会以土木结构的建筑为主。
黄河流域由于它的外界相对封闭，也使中国文化有很强的延续性，相对却缺少开放性。中国古代的对外开放，一般都是人家送上门来的，比如说向达研究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主要是西域人送上门来的，而中国对外主动寻找文明的事几乎没有。尼罗河流入地中海，地中海周围古代文明像灿烂的群星，所以古埃及文明很自然会与周边的其他文明进行交流，结果是埃及没有一种延续的文化。今天的埃及人没有像我们这样把祖宗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心态和习惯，因为今天的埃及人并不是当年法老的后代，他们的早期崇拜早已被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教所取代。这并不是说他们先天就有这样的开放态度，而是地理环境使然，古埃及人如果寻找新的文明，可以从尼罗河进入地中海。而在中国古代，更多的是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东南亚的人到中国来寻求先进的文明，中国人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到海外去，更不会越过太平洋到美洲去。
把河流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来研究，对文明的多元性、多样性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可以避免对未来只是人为地用某一种文明来取代其他文明的不现实的欲望，为人类的和平、稳定和文明持续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三、从征服自然到与自然和谐相处
河流伦理框架的构建以及它的实现，至少避免了我们在对自然规律还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贸然行动，至少能为我们的未来，为我们的子孙留下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人类和河流的关系应该通过历史地理的视角作充分的认识，其中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世界上主要民族都有关于洪水的传说，表达了古代人对洪水的敬畏。他们的生命离不开河流，但又害怕过多的水量，因为洪水导致生命和文明的毁灭。
在黄河流域，先民经历过不同的阶段。比如在战国以前，黄河下游是漫流的，所以黄河在非常大的冲击扇中间不断地摆动。这样的好处就是在黄河下游不存在泛滥决口，因为它可以在不同的时期选择不同的河道，在相对宽广的地域里面自由流动。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一方面由于人口增加，居住和生产区域的扩大，已经不允许黄河下游继续保留大片的泛滥区了；另一方面，有的统治者以邻为壑，利用水来达到军事上所不能达到的目的；所以各国纷纷在黄河两岸建筑堤防。建筑堤防有它的合理性，同时也造成对水道的约束，增加了决溢泛滥的可能性。又比如黄河在东汉以后，曾经出现近八百年的安流——相对的安流，谭其骧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中游地区由农变牧，相当多的土地恢复为牧区，或者荒芜了，所以水土流失变得相当轻微。我知道水利学界对这个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这些年来，对黄河的认识至少使我们可以同意，中游的水土保持对下游的安流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又比如说现在大家充分肯定南北大运河对中国的贡献，但是很少看到不利的一面，这条运河也影响了所有跟它相交的河流，客观上造成黄河与海河、淮河之间灾害的互相影响。比如海河水系的河流原来都是分流入海的，但是由于曹操开挖人工运河，使它们演变为合流入海，一些原来就较小的河流下游都淤塞了，而我们今天治理海河实际上就是把合流改为分流。在清朝，为了保持漕运，经常推迟堵塞黄河的决口，因为黄河决口后运河的水量充足，便于航运。
实际上，对黄河的治理古人已经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但是他们往往只是侧重某一个方面。近几年利用小浪底水库的蓄水对黄河进行了调水调沙试验，就是明清以来“束水攻沙”理论的一次实践。束水攻沙，就是用人工的办法收窄黄河水道，提高河水的流速，以便冲刷河道中的淤沙，只可惜当时没有充分的工程措施来实行。这些都值得我们很好总结。人类对自然应该保持适度的敬畏，对还没有认识的自然现象应该留有余地，从征服自然的观念变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态度，是一次非常大的进步。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我们还是过分重视人类的影响，正反两方面都有。迄今为止，有记载的黄河中游最大洪水应该是道光年间，是32000m3/s的洪水。陪同参观的专家告诉我们，现在花园口的设防流量是22000m3/s。为什么道光年间会发生这么大的洪水？你能说当时人口比现在多？当时水土流失比现在严重？或者当时环境污染比现在严重？我想我们对自然的规律还没有充分了解，造成道光年间的大洪水，更多的是自然本身的原因。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根据我们现在对自然不完整的了解，考虑一切都用科学技术的手段来治理、来对付呢？古代人对黄河和其他河流的敬畏，尽管看来有些可笑，但是在当时是极其认真的。清朝的皇帝派专人去调查河源，不是为了科学考察，或者治理黄河，而是为了祭河神，因为当时人认为黄河之所以灾害不断，是河神没有得到应有的供奉。河神应该住在河源，所以只有找到黄河正源，才能与河神沟通。我们能讥笑他们吗？还是觉得这也反映了当时人对黄河敬畏的心态？如果他脑子里有一位河神，至少不敢对黄河为所欲为。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当然不需要再有这样一个虚幻的河神，但是我们要尊重自然的规律。河流伦理框架的构建以及它的实现，至少避免了我们在对自然规律还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贸然行动，至少能为我们的未来，为我们的子孙留下发展的空间和余地。
四、黄河文明的作用不可替代
黄河流域所拥有的人文资源、历史遗迹、文化精华，是长江流域或者其他流域不能替代的，在文化传承中间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文明所不能替代的。
河流伦理和河流文明的研究不仅是为了黄河，而且是对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贡献。由于黄土高原的作用，即使流入黄河的泥沙得到进一步控制，黄河也不会是蓝色的。现在有些人很担心长江的变化，经常听到德高望重的人在那里呼吁，有人甚至说长江已经变成了第二条黄河。但是从科学的角度讲，长江永远不会变成黄河，长江流域的地形地貌与黄河流域根本不同。正因为如此，即使将来黄河能与人类和谐相处，它也不会丧失本身的地理特征，不会改变它的本性。我们现在更多是从物质文明观察，觉得黄河已经衰老了。如果我们看到精神文明，看到人类文化遗产的话，对黄河就会充满信心。黄河流域的GDP的确不如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人类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越来越强烈。黄河流域所拥有的人文资源、历史遗迹、文化精华，是长江流域或者其他流域不能替代的，在文化传承中间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文明所不能替代的。
从人类的精神追求来讲，如果真的把壶口瀑布变得和黄果树瀑布一样，那么它的价值就丧失了。相反，壶口瀑布的特殊景观和它所象征的精神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正因为如此，我想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既要讲究科学，也要追求人文，要把两者圆满地结合起来。在考虑自然因素的时候，要充分顾及民众的利益，把民生放在首位。现在有关建造大坝的争论，有的片面宣传有利的方面，有的又过于夸大有害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间，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各种不同的人群会有不同的声音。只有经过充分的考虑，作出的决定才能真正造福当代和后代。我们大家应该本着一种诚实的态度对科学负责，也对人类负责，把科学知识与我们的信仰结合起来，才能把对黄河的认识和对其他河流的认识，提高到一个伦理的、哲学的高度。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新的观念，河流伦理必定还需要作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我认为，河流伦理的基础是河流文明，只有充分认识了河流文明，才能进一步认识人与河流的关系，人应该与河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这方面，黄河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例证。我们现在更多是从物质文明观察，觉得黄河已经衰老了。如果我们看到精神文明，看到人类文化遗产的话，对黄河就会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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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演者小传
葛剑雄 1945年12月生，1983年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地圈生物圈中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等，从事历史地理、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著有《中国人口史》第一卷、《中国移民史》第一二卷、《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未来生存空间：自然空间》、《悠悠长水：谭其骧传》等。这是葛剑雄教授在“首届河流伦理研讨会”上的讲演（节选）。
原载《文汇报》2005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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