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楚国初封及迁移原因解
有关楚国在西周初年的始封地，尤其是楚都丹阳的争议颇多，现在稍占优势的观点是楚初建国于丹淅之交，即今河南淅川。由于此地与周初史迹不甚弥合，与后来楚之国势发展殊为悬隔，使之不能得到确定。按《左传*昭十二年》楚右尹子革“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的说法，周楚之间的关系似一度相当不错。但类似陈述与楚突然在南方发展的事实严重冲突，也与目前的研究结论无法调和。因此，楚研究始终存在着源头不可解的困扰。其实，根据有关西周早期的历史记载，似可隐约辨认出楚初封之地望及其迁移原因，现试解如下。一、楚之领地及初封
楚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据童书业先生举甲骨卜辞有“扫楚”字眼为证，表明楚民族在商代就以“楚”称著于世。周代以前，楚系分布极广，今在山东、河南东部等地都发现楚族繁衍的迹象。所以司马迁论楚先世称“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正说明了楚系散处各地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一点极其重要，有了这种认识，或可避免非定楚于某地的拘泥。“鬻熊子事文王”一事提示，在周原不远处有楚部落存在。周文王徙丰，淅川及本文后面设论之荆山均距此不远，而鬻熊或就属于这一部落。在追随武王伐殷的部落联盟中，楚的名号未侧其列，也表明了几种可能：（一）、楚臣属于殷或持中立立场；（二）、近周之楚不够强大，不值得提起；（三）、鬻熊家族在部落中未居主导地位。根据史料，笔者以为后两种可能更接近实际。楚在周初开化程度不高，虽然最初受封的一批国家（如陈、杞等）楚不在内，但不等于楚人当时没有地盘。司马迁说：“周封八百。”荀子说：“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应该说，这两组数字都没错，前者是实际存在之约数，后者是得周封之实数。可以肯定，当时绝大多数旧国均未一一受封，周王室对它们存在状态没有干预。楚人也完全可以在没有受封的情况下继续在他们祖先经营的地盘上繁衍生息。上文所说的“辟在荆山”，指的就是这块地盘。那么，荆山究竟指的哪里呢？有人以为荆山在荆州一带，《中国历史地图集》确实明确标明这一地区有一荆山存在。但此处与淅川悬隔过远，其间山川河流过密，其距周昭王覆灭的汉水亦甚远，此楚亦不可能对昭王的结局负任何责任。可是从楚人与管仲的对话上，他们并没有把昭王覆灭的责任断然推净。再看占优势的“淅川说”主张的丹淅交会处左近不见有荆山之名，倒是在淅川西北的商县一带确有叫荆山或楚山的地方。今人何光岳指认商县一带百里方圆内有楚山楚水等名称者不下七八个。凡持楚丹阳“淅川说”者都引用了《水经注·丹水》作为支持，《丹水》云：“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又说：“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上洛（即今河南洛南县）西南，地在商县境至蓝田境之间。楚山楚水集中出现在一地的唯一解释，是楚先民曾经生活于此。而春秋战国时期，楚地未拓展至此。荆楚当时常混用，楚人曾在这一地区存在当无疑问。再看《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地区以北还有一荆山，其地更当华山以北，与商县呈南北垂直状。如果将华山北之荆山与商县及淅川连为一体，就现出一个南北垂直呈东南倾斜的相当广大的区域，且正当宗周与成周中间。参之以周公奔楚的事迹，这块区域较为合理。不论周公的出发地是宗周，还是成周，他进入楚地都相当方便。这块区域与楚受封及封爵也没有过大冲突。首先，楚之受封或不应理解为如齐、晋、鲁、卫一般，是无地得封，它完全可以是周室对楚人既有生存空间予以名义上的确认。春秋时的邾国，直至隐公元年还未得王命即可为证——邾的地盘并不小，较之于早已受封之滕、薛还大得多。其次，楚之封地也不可拘泥于爵位等级之限定。时楚为蛮夷，名爵只能是子。如春秋莒子、徐男，其地均不小，所封不过为子为男；群舒、淮夷活动区域也很大，连名号也没有。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历史沿革的结果。开化程度较低的民族组织水平低下，他们无法与先进部落争夺平旷富庶地域，只得在山区栖身。楚的情况正是如此，作为极少数得周封的国家之一，在等级封疆问题上，楚必须看作为例外。对司马迁所说“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之论，不必看得太认真。当时秦根本还没有得封，齐则多达五侯之地。秦之得封晚到周孝王时，所以司马迁只是泛泛而论，不可作精确解。那么，楚之世居及初封地在华阴至商县区域的推论，既符合文献记载表述的相关条件，也与客观历史现象无违。
有关楚受封于成王时代已无争议，但这里牵涉到周公摄政归政问题，其受封时限仍需一辨。即楚之受封究竟在周公归政前，还是在周公归政后。从目前存有的文字记载中不能得出该时限的明证，或可以从周公奔楚这一事实推论楚受封当在周公摄政时可能更大。因为只有周公给予楚正式的名份，所以他落难时才可能到对他心怀感激的楚去躲过风头。其实，周公对楚的贡献恐怕还不局限于授封。童书业先生曾有楚人是东方种族、被周人硬迁至西方去的疑虑，理由是《逸周书·作雒解》有周公东征熊盈族十七国，俘回来九国的记载。周初铭文有“隹王于伐楚伯在炎”字样，炎即为日后的郯，表明楚是东方民族，证实了童先生的估计.。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些西迁楚俘之一部，极有可能被周公分派给已在荆山地区定居的楚人。祖居荆山的楚族经此补充后，其规模骤然大增，具备了受封的条件。与受封相适应，西迁楚俘也极可能由周公指派从属于鬻熊家族，使之从原本不强盛状态一跃成为在部落中居主导地位的势力，最终从王室接受封号。有关楚受封的具体情况，《史记·楚世家》称：“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成王期间封异姓之事甚少，而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这种做法，倒更像武王克殷后封圣贤后人之举。表明楚受封极有可能是直继封圣贤后之后进行的。完全有理由将楚受封的时间定于周公东征取胜后、归政前这个区间。而“封以子男之田”与“居丹阳”，意味着楚族要从原有居住的广大区域向丹阳集聚。这个丹阳即为丹水之北边，它可以是淅川，也可以是商县以西、丹水源头左近之地。这种结果也有可能是周人欲以名爵换取楚人领地的伎俩。当然，周与楚的这种约定是否能得至很好遵守尚属疑问。因为周民人数也十分有限，他们并无能力全面接管原荆山的广大区域。故楚人完全可以继续在他们早先的领地上活动，只是不再名正言顺罢了。
至于周公奔楚之事，根据《左传》的相关记载，已不再有疑问。只是此楚的具体位置争议颇多。因事关楚初封地望，在此简要作辨。根据以上论述，周公奔楚的时间当定于楚受封之后，这样就排除了东征前管蔡流言及征东居楚的可能性 。那么，争议的焦点就在于楚究竟是在汉水流域，还是在商县、淅川一带。今人王光镐以为，周公所奔之楚，地在江汉。理由是《左传·昭七年》追记鲁襄公访楚前梦见周公祖而行。这种认识有拘泥于史料之嫌。鲁昭公上溯鲁襄公所之之楚固然在江汉之间，但不等于周公所至之楚亦在江汉。江汉之楚与王先生本人认同的楚初封淅川说，亦不可调和。所以周公祖而行之楚，完全可以理解为一政治概念，而不必硬解为地理概念。如果这个见解可以成立，本文所论楚之初封地与《左传》相关内容就不发生冲突。而春秋时楚与鲁关系甚密是否也暗示楚对周公的感激之情。
二、 楚人南迁的成因
楚国受封后、南迁前的史迹除了周公奔楚之外，还有《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左传·昭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此后，便是昭王南征的事迹。根据上述记载，现在的通行认识是，西周初年周楚关系相当和睦。但这种认识与楚人莫详其故地放弃他们世代经营的故土大举南迁的事实严重对立。笔者以为，周公封楚、奔楚与楚人南迁之间或者存在着有机联系。
司马迁曾说过：“幽厉以往尚矣。”意即为年代久远，其有关传闻不可尽信。对于《左传》熊绎事康王云云，司马迁略援为“齐、晋、鲁、卫，其封皆受宝器” 。此论既可以理解为对《左传》内容的意摘，亦可以理解为司马迁对“并事康王”一说的不信服。《楚世家》中，楚国君主数度表露出来的怨气值得注意。熊渠与武王俱称“我蛮夷也”，灵王抱怨周不授楚宝器。如果将此怨气与周昭王伐楚事件相联系，或许能对楚受封后的周楚关系作出另一番评判。
有关昭王伐楚之事，《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皆有明文，《左传·僖四年》管仲更以此事作兴师问罪的借口，此事的真实性无可怀疑。据《古本竹书纪年》，昭王伐楚两次，其地均在汉水以南。这个地理位置虽与前文所论有抵牾，但完全可能是在昭王伐楚之前的周王室的某些军事进剿造成的结果。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楚早期的国力相当微弱，显非周王室之敌。这种情势表明，楚不会主动开罪于周，后世楚君所说“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也说明了楚对周所取姿态。一旦周楚起冲突，楚肯定非周之敌。值得注意的是，昭王伐楚的规模（丧六师于汉）远远超出了惩戒需要，说其目的是旨在将楚消灭，并不过分。据此，不能断言，在昭王之前周室没有类似做法。在势力不敌的情势下，楚欲生存，只有退却一途。江汉一带，或就是楚在周压迫下渐次退却的终端。那么，楚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致使周王室必欲灭之而后甘？此事还是与周公奔楚有关。众所周知，周武王伐殷的借口是商纣失德，周立国后时时以有德标榜自居，这在周代的文献中随处可见。而周公奔楚这一事件，无疑给周王室一贯标榜的形象留下一片污渍。为了消弥这种不良印象，王室对周公一族实行了厚封。除了鲁及王畿内的封地周外（或许还有一些未被人知的畿内封国），周公后人得国号者另有七处：凡、蒋、邢、茅、胙、祭、沈（周公孙始封，约在今安徽临泉），其数量已大大超过武王后嗣得封者（邘、晋、应、韩），此等有贿赂之嫌的举措，当可以在周室化境之内消除其失德的不良影响。但对详知其情又非嫡系的楚国，周室采取了完全相反的举措。一则因为楚开化程度低，周不屑于对其行贿；二则因为楚与外界交往或许不多，又处宗周、成周之间，很容易武力解决。所以周室准备“杀人灭口”。只是周的这番私心在周公未死之前不便实施。据《今本竹书纪年》，周公死于归政后十四年，周室对楚的军事解决必在此之后。这里必须对“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一说作出解释。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成王八年，即周公归政后之元年，王师灭唐；成王十三年，王师会齐侯、鲁侯伐戎；十四年，秦师克曲。虽然此书的可信度并不为人称道，但至少透露出当时天下并不太平，其情状与周新定天下亦相合。所以，“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当与天下未集、周公平乱的局势相比较才成立。其真实含义是，一没有出现公然的叛乱，二没有大规模武装冲突。而周对近在肘腋之楚的军事摧毁，完全可以悄悄地进行。《周本纪》对昭王覆灭的评语耐人寻味：“其卒不赴告，讳之也。”这里讳言什么？也许是大失颜面的溃败，也许是伐楚的原因，也许两者都是。如果不是管仲的问罪，如果不是《吕氏春秋》的记载，如果不是汲冢古墓的发掘，周楚的这段历史确实会被周王室有意埋没。
看来周王室对此事之讳相当深，而被伐之楚也没有一字提及此事，其情形或许是莫名其妙。由于昭王伐楚的明证，后世将西周金文中出现的“从王伐荆”之类文字均归于昭王时代。这种做法本身有囿于现有史料之嫌。笔者以为，周之伐楚只是终于昭王（周穆王伐楚事，传说成分多于真实成分），而非肯定始于或仅限于昭王。周王室的最初伐楚地点当在商县附近之荆山，昭王对汉南之楚的讨伐，仅能视作为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尾声。欲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理性地回顾楚初受封的时态。首先，楚对周王室的态度。在经历了周公封楚、奔楚、返周，并再度大受尊崇之后，楚与周的关系应进一步亲密。至少楚不会主动向周寻衅。直到春秋初期，楚对近侧之随国尚存惮忌之心。很难想象，它会在西周初期敢对强大的王朝稍有不敬。金文中出现的伐反荆等字眼，只能理解为周室用兵的借口。其次，楚的地理位置。如果楚远在汉南，且不说它不敢反，既便敢反，其能量有多大不难想见，是否能惊动王室更属疑问。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周室只须下道诏令，汉南之楚的周边国家随、吕、邓、权等就足以令楚服贴，而不必由王室大举亲征，大动干戈。如果楚近在淅川或以西北，它更没有理由主动叛周。其三，楚的长远目标。根据几代楚王对周王室未予楚宝器耿耿于怀一事来看，楚对周王室进一步提高规格的册封应很执着。这在周初是一种很实际的利益，当时楚人的境界也不会超越实际而高远起来。有一种论点认为，楚人是为了取得独立发展的千秋大业而离开北方向江汉间迁徙。但这种论点是依照楚族的终于发达而得的逆向臆断，不足为凭。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楚人是否有这种觉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楚人是否有这样的便利；搬迁又是耻辱的标志，毅然抛舍世代基业，楚人是否有这样的决断；在没有外在压迫的情况下，楚人是否愿意承担前往陌生恶劣环境的风险。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存在，后人就决不会把深谋远虑的特质强加给西周初期处境不妙的楚人。而楚人对周王室为何要讨伐自己也毫不知情，故有屈原在《天问》中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的感叹。不难看出，只有在灭国的不断威胁面前，楚人才有可能搬迁。而这种威胁或在有明确记载的昭王伐楚前就已发生。
看来周王室对此事之讳相当深，而被伐之楚也没有一字提及此事，其情形或许是莫名其妙。由于昭王伐楚的明证，后世将西周金文中出现的“从王伐荆”之类文字均归于昭王时代。这种做法本身有囿于现有史料之嫌。笔者以为，周之伐楚只是终于昭王（周穆王伐楚事，传说成分多于真实成分），而非肯定始于或仅限于昭王。周王室的最初伐楚地点当在商县附近之荆山，昭王对汉南之楚的讨伐，仅能视作为一连串军事行动的尾声。欲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理性地回顾楚初受封的时态。首先，楚对周王室的态度。在经历了周公封楚、奔楚、返周，并再度大受尊崇之后，楚与周的关系应进一步亲密。至少楚不会主动向周寻衅。直到春秋初期，楚对近侧之随国尚存惮忌之心。很难想象，它会在西周初期敢对强大的王朝稍有不敬。金文中出现的伐反荆等字眼，只能理解为周室用兵的借口。其次，楚的地理位置。如果楚远在汉南，且不说它不敢反，既便敢反，其能量有多大不难想见，是否能惊动王室更属疑问。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周室只须下道诏令，汉南之楚的周边国家随、吕、邓、权等就足以令楚服贴，而不必由王室大举亲征，大动干戈。如果楚近在淅川或以西北，它更没有理由主动叛周。其三，楚的长远目标。根据几代楚王对周王室未予楚宝器耿耿于怀一事来看，楚对周王室进一步提高规格的册封应很执着。这在周初是一种很实际的利益，当时楚人的境界也不会超越实际而高远起来。有一种论点认为，楚人是为了取得独立发展的千秋大业而离开北方向江汉间迁徙。但这种论点是依照楚族的终于发达而得的逆向臆断，不足为凭。作为一个新兴民族，楚人是否有这种觉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楚人是否有这样的便利；搬迁又是耻辱的标志，毅然抛舍世代基业，楚人是否有这样的决断；在没有外在压迫的情况下，楚人是否愿意承担前往陌生恶劣环境的风险。如果充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存在，后人就决不会把深谋远虑的特质强加给西周初期处境不妙的楚人。而楚人对周王室为何要讨伐自己也毫不知情，故有屈原在《天问》中 “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的感叹。不难看出，只有在灭国的不断威胁面前，楚人才有可能搬迁。而这种威胁或在有明确记载的昭王伐楚前就已发生。
那么，会不会是楚人对周室的期望太高，因事与愿违而心生怨望，由此产生不敬行为，最终导致王室采取严厉行动呢？不能完全排除有这种可能，但可以肯定的是，第一，楚的势力地位决定了其即使有不满，也不可能强烈表达；第二，楚的不满一旦直接面对周的强烈反应，为自身生存计，它一定会立即作出改过自新的乖巧状，以平息王室的怒气。以当时的实际力量对比来看，楚周关系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演变到无法调和的地步，除非有一方坚持要这样做，而这一方绝不会是楚。
如果再看看西周初年的整个形势，更能发现周对楚的这种规模的讨伐的不合理之处。周公东征受到惩罚的是殷人和奄人，而积极参与叛乱的淮夷并未受到重创，似乎也没有臣服。与淮夷毗邻的徐戎也没有臣服，周王室在东土的殖民工作也远未完成，大片版图仍为异族敌对势力所占据。又由于周人攻殷，其故居周原一带已逐渐沦陷于西方的戎族，最终西周就是灭于戎族。与上述势力相比，不论楚是服是叛，在远在近，在王室理性的征服次序表上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周王室已动了欲灭楚而后甘之意，于是，不论楚采取什么姿态，都无法让周王室改变将其灭之而后快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不想坐以待毙的楚人毅然放弃了祖先的栖居之地，向陌生的南方寻求生存空间。
总而言之，西周初年周楚关系及其背景极为复杂，限于史料缺乏，欲厘清当时的各项事件的因果联系实属不易。笔者以为，沿着周公封楚、奔楚及楚举国南迁这一线索，或许能得到认识楚初封地望及南迁原由的新视野。并由此提高对西周早期历史的认识。本文所取材料均为当今学界所认可，立论当否，还望有识之士予以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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