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诸王国古籍整备及上博竹简《诗论》
石川三佐男一
东周战国中期（公元前375－前276），由长期以来的封建制度维系着的周王朝与诸侯（附属于周王朝的诸氏族）的相互补助关系崩溃，周王朝的威信无可挽救地坍塌。诸侯称王、求正统求权威的风潮，是随着周王朝的凋零而出现的社会现象。战国中期的诸王国为确立正统性和权威性而着手的工作之一就是“历”的整备。这时可依据的历法（如“夏正”、“殷正”、“周正”、及“逾年称元法”、“立年称元法”等）各异，诸国的“历”也就不可避免地各不相同。在整备“历”地同时，还有确立王国的正统性而进行的“鼎”（青铜器）的铸造及“古籍”的整备。我们不难想象，尤其在整备古籍时一定对传统文献进行了重新阐释和重新利用。
近年来，与汲郡竹书相关连的新出土的大量竹简资料，不仅引起中国学者同时也引起全世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者们的强烈关注。荆门市博物馆收藏的郭店楚墓战国竹简《老子》甲本、乙本、丙本、《太一生水》、《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臣之道》、《成之问之》、《尊德义》、《性命自问》、《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语丛》四等十六种，以及上海博物馆收藏德战国竹简《易经》、《诗论》、《缁衣》、《子羔》、《孔子闲居》、《彭祖》、《乐礼》、《曾子》、《武王践阼》、《赋》、《子路》、《恒先》、《曹沫之陈》、《夫子答史留问》、《四帝二王》、《曾子立孝》、《颜渊》、《乐书》、《卜书》等八十余种即是此例。这些都与部分传世文献有关，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们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冲击性，是因为其中大多都是至今失传的文献。
把16种（已公开）郭店楚墓战国竹简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竹简（非公开）的部分已发表的字体、风格、简的尺寸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二者极为近似。可推断出二竹简资料在地域上、成书时期方面都有密切的关联。即80余种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竹简及16种郭店楚墓战国竹简几乎都是楚简，成书时期也可断定为战国中期。这一推论大致不错的话，就能充分地从这些楚简中看出战国中期楚国古籍整备的状况。本文旨在以上述《诗论》，即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竹简《诗论》为例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80余种战国竹简现在还未公开，《诗论》也不例外。笔者得到的资料及信息全部是众所周知的。对展开本论未必是十分全面，但上海博物馆至今已公开的部分资料及信息对《诗论》成书的历史背景及文章的内容具有重大意义，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二
上博竹简《诗论》共三十一简，约980字。从“颂”开始，按“大雅”、“小雅”、“风”的顺序论诗。竹简中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避讳，邦改为国）。以下讼作颂、大夏作大雅、小夏作小雅。据此可以想见，上博竹简《诗论》成书时，楚国已有以“颂”、“大雅”、“小雅”、“邦风”为顺序的“诗”，也可能是利用与“诗”有关联的传统文献重新构成“颂”、“大雅”、“小雅”、“邦风”的顺序。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录中，就有吴国季札关于《诗》诸篇连续展开的评论，再从《左传》成书的时期推论，可以肯定最迟在战国中期起开始，就已存在由“风”、“雅”、“颂”构成的《诗》。《左氏传》中多处可见的“引诗”及“赋诗断章”的传统也可成为这一推论的旁证。除《左传》外，其它文献也可证实此论，不须征引。
还有的记录，与先秦时期的“风”、“雅”、“颂”顺序相反，而以“颂”、“雅”、“风”的顺序讲《诗》。《礼记•乐记篇》的记录便是如此：
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齐》者，三代之遗声也，齐人识之，故谓之《齐》。”
即《礼记•乐记篇》是以“颂”、“大雅”、“小雅”、“风”（另有“商”、“齐”）为顺序讲说的，其顺序与上博竹简《孔子诗论》的讲说顺序基本相同。因此，上博竹简《诗论》论《诗》时以“颂”、“大雅”、“小雅”、“邦风”为分类和顺序是毫不为怪的。后世的宗祠演剧也有以“颂类”、“大雅类”、“小雅类”、“风类”为上演顺序的。〔1〕
可以想见《礼记•乐记篇》成书时，以“颂”、“大雅”、“小雅”、“风”为顺序的《诗》以存在，二者互相影响，也可能与儒家文献之一的上博竹简《诗论》有关。
三
西周春秋以来，可能是由于与周王朝复杂的对立关系的结果，楚是十二诸侯中唯一称王的。楚武王、文王、成王便是如此。这原本就与周的“文王”、“武王”、“成王”等王号相同。以下也请考虑这一因素。
在此，首先参考公开的第一枚简中的18字、第二枚简中的18字。简文的文字记述均为暂定。
○……不王乎？█孔子曰:诗亡（毋）离志，乐亡（毋）离情。（第一简部分）
○……矣。█讼（颂）坪（平）悳也，多言后其乐，安而迟其诃（歌）绅而荡。（第二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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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一节中，笔者阐述了第一简中的“……不王乎？”部分，笔者认为是与受之天命而成为周的最初的王的“文王”相关的“王道论”，即为成为真正的王（正统的王）的道论，是与该论有关联的表述。上博竹简《诗论》以“颂”、“大雅”、“小雅”、“邦风”的顺序讲说《诗》，这一事实也可以印证上述推论。下面确认以下内容以便参考。即今本《诗经》的序是以文王的“后妃”有关，“颂”卷首的《周颂》诸篇的序与周文王有关。
“风”卷首《周南》诸篇的序：
○《关睢》，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下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涴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卷耳》，后妃之志也。（下略）
○《樛木》，后妃逮下也。（下略）
“雅”（《大雅》）卷首诸篇的序：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文王有德，故天复命武王也。
○《绵》，文王之兴，本由大王也。
○《朴棫》，文王能官人也。
“颂”卷首《周颂》诸篇的序：
○《清庙》，祀文王也 。（下略）
○《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
以上虽然只是大致的总结，但一看便可以想见国家宗庙的祭祀歌“颂”来讲说成为正统后妃的道论或期待正统后妃出现的道论，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同理，用反映地方诸国风俗的民谣或祭礼歌“风”来讲说成为正统的王的道论（王道论），其可能性也是不大的。即在讲述传统的王道论时，从与受之于天命而成为周最初的王（文王）直接相关的“颂”开始，按“雅”、“风”的顺序展开，才是比较自然、有说服力的解释。与此相反，讲述妇道论时，从与文王的后妃相关的“风”（周南）开始，依次为“雅”、“颂”才比较妥当。上博竹简《诗论》以“颂”、“大雅”、“小雅”、“风”的顺序讲说《诗》，而今本《诗经》的大序是以“风”、“雅”、“颂”的顺序讲说《诗》，说明其目的性是明显不同的，可能与二者成论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有着较深的联系。〔3〕
以“颂”为重点的上博竹简《诗论》与战国中期的王道论紧密相关，从宗庙祭祀与“颂”的关系来看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例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篇中有“亲事祖庙，教民孝也”句。即国王亲自侍奉祖庙教民以孝是其基本的神圣职责，这一行为的传承及执行意味着王国的正统性及权威性。因此，上博竹简《诗论》讲《诗》时以“颂”开始，依次按“大雅”、“小雅”、“邦风”的顺序展开，一定是因为宗庙的祭祀歌“颂”与“大雅”、“小雅”、“邦风”相比等级更重。换而言之，今本《诗经》序讲《诗》时以“风”开始，依次为“雅”、“颂”的顺序展开，可以想象是因为存在着与应如何做后妃有关的令人敬畏的现实问题。即今本《诗经》的“风”、“雅”、“颂”，特别是“风”卷首的《周南》诸篇，很有可能交织着对如何成为真正的后妃及期待真正的后妃出现的道论的论述。
关于这一点，籔敏裕有令人瞩目的论述：
《毛诗》明白由于皇后、外戚的专横导致了前汉末政治的混乱，认为排除他们是挽救政治的根本。他把这种见解向天子或权力中枢进言，该谏是取诗序的体裁……，并参考《春秋左氏传》、《史记》等著作，根据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写成的。〔4〕
五
上述观点综合如下。上博竹简《诗论》成书的历史背景，与伴随着战国时期楚国为树立王国的正统性和权威性而进行的“古籍”整备有很深的关联。作为一个王国，是否广泛收藏着古籍，是问鼎轻重的大问题。这些古籍的内容与战国中期诸侯“称王”的风潮、与论述如何成为真正的王的道论、即论述如何成为受之于天命而作了周最初的王（文王）那样的王的传统王道论有着深厚的联系。具体地说，可以推断上博竹简《诗论》中的“王”、“诗”、“乐”、“文”、“颂”、“大雅”、“小雅”、“邦风”，都是与周最初的王（文王）相关联的用语。与周（文王）相关的王道论具有弘扬楚的先君的功绩的意味。于此可以推断，上博竹简《诗论》是根据为成为真正的王的王道论而讲说的。上博竹简《诗论》在讲述《诗》的功效及意义时，从与周最初的王“文王”相关的“颂”开始，依次按“大雅”、“小雅”、“邦风”的顺序展开，是由于传统的周王国宗庙的祭祀歌“颂”用在论述王道论上最为恰当。
另一方面，与上博竹简《诗论》相反，今本《诗经》的“风”、“雅（小雅、大雅）”、“颂”，特别是“风”卷首的《周南》诸篇序中，交织着如何成为真正的后妃及期待真正的后妃出现的道论的论述，其背景可以推断为由皇后、外戚的专横而引起的政治动乱。
以上，探索了郭店楚简及上博竹简成书的历史背景与资料间的相互关系，考察了众说纷纭的《毛诗》序问题。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为诸位学者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注释：
〔1〕田仲一成的《明清戏曲》（创文社，2000年）中关于明代的宗祀戏剧的二系五类由如下的论述。风俗教化系列：1颂类 庆典时上演（例四喜、百顺）；2大雅类 脱文、科举及第时上演（例五伦、四德、香囊、还带）；3小雅类 普通家庭宴会时上演（例八义、葛衣）；4风类 闲庭别院、朋友小聚时上演（例拜月、绣襦、西厢、玉簪）
〔2〕国际儒学联合会国际简帛研究中心发表的资料。
〔3〕例如，上博竹简《诗论》里，看不到今本《诗经》小序里的“刺”（讽刺）和“美”（赞美），但今本《诗经》中没有的逸诗八篇，明确地记述着表示诗篇的歌唱方法的乐律，其形式、内容也与今本《诗经》大序不同等等。这些都证明上博竹简《诗论》与今本《诗经》序的学统有着根本的不同。
〔4〕参照籔敏裕《<毛诗>成立考》，《日本中国学会报》第四十集，1988年。
补注：
〔1〕与上博竹简《诗论》成书时期相关的是，朱渊清在《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竹简》（简帛研究）一文中提到通过碳14这一方法来测定竹简的成书时间，得到的结果是距当时2257年误差为正负65年，以平均值来计算的话则为公元前307年，我想这一数字对研究上博竹简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的，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2〕关于今本《诗经》大序的基本特征，在前汉以后的诸多书里我们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关睢、诗人言、睢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宫、后妃见有度、应门击柝鼓人上堂、退返燕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睢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三家诗《韩诗》关睢篇序）
○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睢以感之。（《春秋说题辞》）
○周道缺、诗人本之袵席、关睢作。（《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关睢豫见、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列女传》仁知传）
○后妃之制、夭寿治乱存亡之端也。是以佩玉晏鸣、关睢叹之、知好色之伐生 短年、离制度之生无厌、天下将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咏淑女、几以配上、忠孝之笃、仁厚之作也。（《汉书》杜钦传）
○诗家曰、周衰而诗起、盖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作诗。（《论衡》杜钦传）○昔应门失守、关睢刺世。（《后汉书》卷二顕宗明帝纪第二）
○关睢、刺时也。（王应麟《诗考》）
（原载《诗经研究丛刊》（第二辑）中国诗经学会编，学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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