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民社会到三大产业
士农工商，古之所谓“四民社会”。如今“农”为第一产业，“工”为第二产业，“商”为第三产业，“士”哪儿去了呢？士，并非士大夫。士大夫乃是官，士乃是四“民”之一，显见并非一回事。士的黄金时代，大约在春秋战国。当彼时也，儒士（儒）侠士（墨）隐士（道）游士（纵横）方士（阴阳五行）各展本事，纵横捭阖，运天下于股掌之上。当然也有出而仕者，这便成了士大夫，并非“民”了。
这些士的来头，大抵为西周的王官之学、官失其守，上层精英流落民间，开始开馆授徒、著书立说，在野而左右庙堂之高，在朝而常思江湖之远，乃是一股令君王诸侯未敢小觑的民间精英，故有“四民之首”的地位。
至秦朝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士林涂炭。于是孔子之后乃负礼器而投陈王，士各择其主，遂成亡秦的一大力量。
汉魏以来，士风益振，有清谈品藻、月旦评题之风，无论阉竖的党锢还是政治的高压，都难以彻底灭亡这样的担当。
唐宋明清，而有科举。唐太宗虽然夸口天下英俊从此尽入吾彀中，但事实上落第的大才小才依然不在少数。这些人屡试不第而并不转业，成为民间底层的草根精英。这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很异哉的事情。
现代化以后，四民社会解体，三大产业形成。士到哪里去了呢？在第三产业——服务业里边。比如说教师。
士，服务业，似乎是两个截然无关的词语。但在现代的产业分类体系下，前者居然被后者真包含了。那么，实质变化是什么呢？
士，要讲究“文行出处”。所谓“文”，乃是文章；“行”，品行；“出”，出仕；“处”，隐退。古之士讲究文行出处，而今之“士”有文而无行，能出而不能处。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答案恐怕在《儒林外史》里面就能找到。
《儒林外史》第一回，王冕听闻明朝定了八股取士的制度，大皱眉头道：“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的轻了。”所以整部《儒林外史》，揶揄讽刺了多少原形毕露的士林丑类。这种出丑，并非这些人人品低劣（比如我心中的儒林第一丑匡超人早年堪称道德楷模），更多乃是制度性的出丑。不过当时毕竟也有真名士在，譬如开卷之王冕与末卷的市井四奇人。再如马二先生，虽与古代士之标准颇有距离，然毕竟不过失之迂阔，并非毫无可取之处。
而今日之士，怎么竟入了服务业的行当呢？一个原因在于文化的市场化。
古代即便八股取士的时候，也是崇文而轻商；今天的社会，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市场看齐，仿佛除开市场之外一切都只是手段，又仿佛经济基础一旦牢固上层文化自然就出来了。将前提性的东西当作全部，自然就出了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成了现实，读书无用论与读书发财论并行不悖。你若读书不为升官发财，读书自然就无用。知识可以换得财富，知识分子“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自然就“把那文行出处都看的轻了”。
但问题是，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可以换得财富。就“文”而言，社会科学譬如法商经管自然可以换得财富，人文学似乎却并不能够；就“理”而言，应用科学技术科学自然可以换得财富，纯科学似乎却并不能够。于是报考大学选择专业也市场化，高分考生涌向能换钱的专业，低分考生被调剂到不能换钱的专业。前者出来自然前途光明，后者出来只好想方设法去考公务员；再不济的，只好进服务业搞教育。总之四民之首的“士”是不复存在的了。
据说温总理做过一个演讲，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这点我深表赞同。他又接着说：“我们的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这个结论我不知道他老人家是怎么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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