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靠篡改史书来确保帝王个个英明
清朝靠篡改史书来确保帝王个个英明一、《明史》修撰的三个阶段 1、 1644年清军入关，不久进占北京。1645年，满清统治者设立史馆，拟修《明史》。但因为当时政局未稳，南方抗清斗争如火如荼，所以实际修撰工作只是处在准备阶段而并未全面展开。满清之所以做出这个修史姿态，一是为了借此宣布明朝已经结束，二是为了笼络明朝遗老和降清汉臣。 2、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修史的条件似乎才成熟，康熙这才下旨全面启动《明史》的修撰工作。直到康熙、雍正先后死去的1739年（乾隆四年），历经九十多年，经三度修撰、编辑和删改的《明史稿》终于定稿（武英殿本）并公开刊印和发行。 3、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毁书运动开始，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下旨全面改修《明史》中的《本纪》部分（也包括《列传》等部分），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这部重新勘改完毕的新本《明史》乃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本的《明史》可谓为丑化明朝做出了进一步的贡献。
二、《明史》修撰过程中的猫腻 1、《明史稿》的几度篡改。
武英殿本《明史稿》混合了万斯同、王鸿绪、张廷玉这三人的心血和心思。这三人在实际上先后主持《明史》的修撰工作并完成了各自的版本。但万斯同审定的《明史稿》第一版显然是价值最高的，王鸿绪版的《明史稿》似乎是窃取自万斯同版的《明史稿》并大有删改，张廷玉版的《明史稿》则是在前两版的基础上大体按照满清皇帝的意思来修篡和删定的。 2、史家万斯同的贡献。
万斯同是明末思想家黄宗羲的得意门生，出于对保存明代真实历史的责任心，才接受了清廷邀其参加"明史"修撰的工作，但却终生拒领清朝的薪俸。由此，史学家万斯同通过自己切实的努力乃为明朝"保留"下了大量第一手的、真实可贵的史实资料。可惜每一位后来者都陆续对万氏版的《明史稿》进行了各自的削删和修改，乾隆钦定的四库本《明史》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以万斯同初稿为基础的《明史》还是为我们保存了明代的基本面貌，尽管当中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 3、《明史》从头到尾都由满清皇帝终审定稿。
清朝的几位统治者对《明史》修撰的重视可谓到了离谱的程度，《明史》每完成一部分，康熙、雍正、乾隆无不仔细审阅，乃至事无大小地就每个自己所"关心"的细节提出自己的"建议"并让书写者修改。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修《元史》只花了两年多时间，元朝修《宋史》（二十四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史书）也只花了两年多时间，惟独满清，修一部明史竟然花了几代帝王近百年的时间，其处心积虑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所以说，今天我们所了解到的书面的明朝，实在是出于清帝之政治目的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满清妖魔化了的明朝，是与历史的真相有很大差距的。 4、史官修史的独立性在清代已完全丧失。
明朝的皇帝对于史官撰修当朝史的工作是从不干预的，这正是古代中国最可宝贵的传统之一。但是很可惜，自唐朝发动了玄武门兵变的唐太宗李世民干预史官独立撰史的那一刻起，这一优良传统就遭到了破坏。而满清统治者对史官工作独立性的剥夺，则在历史上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以此修改历史来美化自己的人，我以为都应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5、修完《明史》后毁弃大量珍贵的明朝史料。
清修《明史》，几代学者历时近百年，可谓基本保存了明朝的史实，但却在康雍乾诸帝的旨意下，几经严格的增删、政审、篡改，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扭曲和丑化了明朝的真实形象，并在《明史》定稿成书后，焚毁了大量明代的原始史料。目前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保存的明代档案只有3620余件，它们几乎都是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明初和明中期的档案都没有。明代档案所以保存不多，或许有明清之际战乱的缘故，但主要的还是清朝修撰明史之后，对所依据的档案史料往往弃置甚至烧毁掉。如此，满清对于明朝的妖魔化处理就失去了反驳的第一手证据。乾隆之龌龊由此可见一斑。
附一份清乾隆销毁的明代书籍（光是以"明"字打头的被满清禁毁的书籍就接近一百五十种，另有以"皇"字开头的许多明朝书籍也被禁毁），书目大致如下：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明一统志》《（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
三、乾隆版《明史》对明朝皇帝的丑化毋庸质疑。
乾隆四十年（1775），乾隆下令修改《明史》。过程中对明朝皇帝和人事进行了改修和丑化，更刻意贬低了对明朝皇帝的评价。比如，原《明史本纪》中的"英宗赞"称英宗"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经改修后的"英宗赞"则这样评价英宗说："前后在位二十四年，威福下移，刑赏僭滥，失亦多矣，或胪举盛德，以为无甚稗政，岂为笃论哉？"再如，原本评价明世宗为"中才之主"，而修改后的评价则变为："且倚任权奸，果戮直臣，以快其志，亦独何哉！" 只要拿武英殿本《明史》和"四库"本《明史》对比校读，我们就会发现，在明朝十几位皇帝中，至少在英宗、代宗、宪宗、武宗、孝宗、世宗、穆宗等七位皇帝的本纪中，对传主的评语都有了显著的修改。经过这样的修改，明朝皇帝给后人的印象就在总体上突出了"明朝多昏君"的特点。尽管如此，只要对史料有充分的解读，有独立的思考，今天的我们仍然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断：明朝的皇帝在总体上其实是远强于清朝皇帝的。
原本《明史》中记述方孝孺等人之夷族诛死仅用了"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十五字，而在"四库"本《明史本纪》中则改为了这样的叙述："丁丑，召方孝孺草登基诏，孝孺投笔，且哭且骂。帝大怒，泰、子澄亦抗辩不屈。遂与孝孺同磔于市，皆夷其族"。很显然，无论是原本还是四库本的《明史》，都没有明成祖夷方孝儒十族的记载，我真不知道这所谓"夷十族"的记载是出自哪里了？总之，这么一改，明成祖就成了一个以残暴著称的皇帝了。我不得不因此想到，那明成祖的所谓残暴，包括明太祖的所谓残暴，其真实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在我看来，这当中至少掺入了满清为妖魔化前朝而捏造的一些事实及夸大的一些数据。
四、因《明史》而引起的两起文字狱 1、文字狱之"庄廷鑨明史案"。
康雍乾在文字狱方面可都是登峰造极的，尤其是乾隆，在这一点上可谓恶劣，杀人无数。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比如发生在康熙朝的"庄廷鑨明史案"，一干所谓的"人犯"70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主犯"庄廷鑨大逆律剖棺戮尸。史载，在该案中被判处死刑的多达70余人，被流放为奴的家属达到数百人（最多时收监人犯竟达两千余人）。 2、文字狱之"戴名世《南山集》案"。
康熙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史籍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史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康熙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贵族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为奴。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为奴，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开棺戮尸扬灰。 3、清朝靠篡改史书来确保帝王个个英明。
从庄廷龙明史案、戴名世等明史案中可以看出，满清统治者对《明史》可谓敏感之至！他们惟恐本朝被曾经辉煌的明朝比下去，惟恐汉族民众长久地怀念明朝，惟恐满清的皇帝被明朝的皇帝抢了风头，所以，就采取了按统治者的意志强行修史的办法来丑化前朝。于是，制度先进、思想自由、社会开放、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民生富足、君主善"无为而治"、科技事业临界于突破、资本主义萌芽生机勃勃的明朝就被满清统治者抹黑和妖魔化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而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经济停滞、民生凋敝、日益落后、丧权辱国于西方世界的清朝却还能以所谓的"康乾盛世"来标榜自己。 4、历史终将获得平反和公正。
殊不知从来都领先于世界的中国，自打满清入关统治华夏之后，中华文明的历史性大倒退就如一场巨大无比的灾难般笼罩在了这片古老的、辉煌了几千年的土地上。而我相信，还历史一个真实和公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因为中国人需要重新焕发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也因为只有正确地认识和评价本民族的历史和历史人物，才能使被长期扭曲的民族精神得到矫正，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起一个民族的力量和智慧。 袁崇焕和张献忠的事就是典型的黑白颠倒，是否倒错。
所谓皇太极反间计的事迹来自《东华录》，后来被金庸的《袁崇焕评传》放大，搞到世人皆信。
其实《东华录》是什么？——是清朝自己编修的国史。
什么时候修的？——乾隆。
还用继续问么。
张屠蜀云云，主要来自《蜀碧》。
那《蜀碧》又是什么？——是一部清人所写关于明末史事的笔记。
《蜀碧》的作者是谁？——彭遵泗。
彭遵泗何许人也？——乾隆丁巳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
我想后面也不用再多说了。 to sadam667：
屠蜀的是满清，靠编伪史把粪盆子扣到张头上了。张可是要把四川当根据地的，屠蜀不合逻辑吧。与其象以往史家无奈地把原因归结为张“心理失常”，还不如辨清那些虚假的伪史，这不是更靠谱么。{:150:} 回复 96nn 的帖子
袁崇焕之死，也冤也不冤。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2-7-18 13:48 编辑
以野蛮征服文明，以屠戮镇压反抗，以落后替代文明，以蒙昧阻止开化，以蔽塞阻碍交流，以虚假掩盖真实。 张献忠确实比较冤，顺势做了满人屠川的替罪羊，清廷还妄称张献忠杀人“六万万有奇”，真是荒天下之大谬，可堪称绝世笑话。另外，张献忠那个闻名的七杀碑，也是经清廷篡改的。 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此种现象中国历来就有，见怪不怪。
相对而言，满人也好，蒙古人也好，甚至是二战时的日本人，我们可以记住耻辱，但不必太过怨恨。毕竟无论现在如何，在当时，人家都是作为异族入侵的，战争年代，本就没有什么道义可言，要恨，只能恨自己不争气，打不过人家。而对比起来，某个匪军头子的性质可就大为不同了，那是自家人害自家人，对付的都是手无寸铁，本应保护的同胞，而且手段还尤为残忍，是全面性、彻底性的打击。这种恨，就应该牢记在心，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归根到底是个体制问题，不是有个词吗，叫独夫。第一代领导体制整体出了岔子，这恐怕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后来邓公的反省和自我限权正是有鉴于此。 其他领导有待商榷，但毛匪更多的是个人问题。在一个还未完善和健全的体制下，一人独大，全凭私心来断定事物和处理问题，很多做法其实颇具孩子气，但又让人胆寒心惊。一切阴谋和计划，最有利的永远是自己，而且私下堆积如此多财富不去救国救民，死后近三十年还封存在银行……也正因为中国在最需要的时候出了这种人才，以致流毒至今，苦了我等华夏儿女一辈。 回复 CQJ-丝丝记忆 的帖子
但他的独大你没发现是这个领导团体的一种纵容吗，当时没什么限权意识。或许是历史实践中形成，之前他对的时候没人鸟他，后来经过多次实践证明就得听他的，后来也就成了这个习惯·· 中国近代史上，总结下来，一共有三个瓶颈期。清末一个，民国一个，80年代末一个。最后一个稍小一些。
结果在这三个瓶颈期，分别最终由三个人物左右了局势。一个慈禧、一个毛、一个邓。做法几乎一致，中间那个又过分了一些。对比日本，瓶颈期出的却是明治天皇这样的灵魂人物。差异一目了然。 回复 CQJ-丝丝记忆 的帖子
明治也不是一个君王的问题，是整个日本新兴阶层的觉醒 从未听过毛的独大是由于什么领导团体纵容的，最好还是先去了解一下毛是如何起家的，这种提法很不科学，慎用。
还是那句话，毛的个人问题大于体制问题，说白了，体制本就是按他个人意愿创建的，毛太祖嘛。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2-7-19 16:49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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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七大刘力主的把毛思想先入党章。刘的儿子刘源自己都说，被自己一手塑造的神祇轧死，恐怕是他的最大的悲哀吧
原话；刘源说，“被自己塑造的神坛轧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此，人民和历史可以原谅他了。
明治那个说法，就更加肤浅了。
所谓灵魂人物，正是引导全局的核心，是必不可少的基石。明治时期，几次大的举措，包括明治维新、建军思路、颁布宪法、对外战争等，哪个不是出自明治天皇之手？对于近代日本民众而言，明治天皇的地位是至高无上，无可逾越的。当然凡事皆有多面性，不能说都是他一人之功，但在功劳占的比例里面，明治天皇所占显然是最多的。 高杉晋作，还有史称维新三杰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和木户孝允以及大久保利通的助手伊藤博文的，群星辈出，怎么能算是明治一人之功呢，真是奇怪。 从思潮兴起，到倒幕运动，再到前期的重要工作，明明是新兴精英阶层在全力支撑，明治顺应和必要的作为，但要把功劳俱归于他，他自己恐怕也受不起吧
相关：日本明治维新人物谈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2-7-19 17:05 编辑明治维新毁灭了旧的封建秩序，开创了新时代，无论在日本历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维新主角并非四强藩藩主，而是广大中下级武士和平民。下面，就先依照藩属来介绍这一时代的风云儿。
长州（毛利）藩
长州是开国与尊王倒幕的急先锋，藩主毛利敬亲率领强大的家臣团，先后两次抵御住幕府号召的诸藩围剿，并在其后的戊辰战争中，成为倒幕军主力。
狂飙突进的高杉晋作（1839～1867）
首次认识高杉，是在真船一雄的漫画《幕未西医外传》中。当时只知道他是位维新志士，创建了奇兵队，二十七岁时得肺病死去。后来，又读了有关史籍，才了解了他惊人的魅力所在。
明治维新有三杰（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但同时代另有三人的声名更在三杰之上，即长州的高杉晋作、土佐的坂本龙马和幕臣胜海舟。
高杉晋作初名和介，又名春风，号东行，藩主亦曾名为东一（东邦第一人）和谷潜藏（深谷潜龙）。他家世为长州谱代重臣，曾就学于大思想家吉田松阴门下，与久坂玄瑞、入江久一并称为“松下三高足”。
1862年，高杉远航中国，目睹满清遭受列强压迫，沦为半殖民地的现状，激发其危机意识。回国后，即领导藩内的反幕运动。他提出“大割据”策略，组织以平民和农民为主体的“奇兵队”，深为毛利敬亲所重。
1864年，英、法、荷、美四国舰队进攻长州下关，长军战败，其后不久，幕府又发动了第一次征长战争。长州的守旧势力趁机夺取藩政，向幕府投降谢罪。12月15日，高杉在马关功山寺以八十人起义，短短三个月即横扫整个长州，夺回了政权。
1866年，幕府发动第二次征长战争，出动二十几个藩十五万大军，沿大岛口、艺州口、石州口、九州口四路进兵，故又称“四境战争”。高杉担任长州海军总督兼九州口参谋，以一当十，获得全胜，并于次年1月，逼降征长主力小仓藩。4月，高杉肺结核病发作去世。
高杉是维新时代最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同时代人称其“无人可以企及”。KOEI的名作《维新之岚》把他设定为武力162、学力128、魅力161、并且先进性的提升方面排名第一，真是绝不夸张。高杉曾出访中国，在上海居住过，对中国一直怀有强烈的友好感情，这也是与其它志士不同的地方。
但是有趣的是，高杉虽然鼓吹“四民平等”，吸收农民参加奇兵队，但他本身却往往一副上级武士的臭架子。生前，他自称“奇兵队开辟总督”，率扈从、携艺妓、张羽伞，悠然醉步于马关街头，并告诫其妻雅子“牢记武士之妻与町人百姓之妻的身份区别”。他死后，雅子也因此始终不接受身居高位的高杉旧友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等人资助，说：“武士之妻，再穷也不能靠足轻辈的接济过活。
老成持重的木户孝允（1833～1877）
原名桂小五郎（父姓和田，他是过继给桂家），后为躲避幕府迫害才改名木户贯次，又改名为木户孝允，号松菊。
桂是维新三杰之一，也出自吉田松阴门下，并在江户斋藤弥九郎的道场中学习剑术（神道无念流），成绩突出，第二年即当上塾头。1858年，他被任为驻江户的长州藩做太检校。
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为了打击尊王攘夷派，于1858年兴起安政大狱，吉田松阴与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等志士均被处死。桂受此事刺激，倒幕思想成熟，此后往来于江户、京都与萩城之间，联络同志，准备起事。
1864年6月，桂与长州、土佐、熊本诸藩志士相约在京都三条河原町的旅馆池田屋秘密集会，遭新撰组袭击，死伤多人。桂红运当头，不但因为迟到逃过一劫，而且其后四处躲避追捕时，还认识了一位红颜知己——原姓生咲的艺妓二代目几松。这位几松，就是后来的木户孝允夫人松子。
戊辰战争爆发时，西乡用兵于前，桂与大久保治政于后。维新胜利，桂与大久保亦同时参加岩仓使节团去欧美各国考察，其间矛盾虽日益激化，但依旧于1877年联手击败急于对外扩张的西乡隆盛。
其后大久保独裁体制建立，桂受排挤，一度愤然下野。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后不久，四十五岁的他即病死于京都。
奇怪的是，《维新之岚》中对桂各项数值都设得很普通，尤其思想的先进性更是偏低，真是莫名其妙。
首任总理大臣伊藤博文（1841～1909）
原名俊辅，松荫门下，1871年随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前是桂的忠实追随者，以后则日益亲近大久保利通。
伊藤的初露头角是在高杉晋作成立奇兵队后，他也组织了力士队，并参加1864年的功山寺起义。维新胜利后，长时间在政府中担任要职。1877年桂病死，1878年大久保被刺杀，1881年大隈重信辞职，他遂实居政府枢要。1885年任首届内阁总理大臣。
伊藤是个老牌帝国主义分子，积极主张侵朝侵华。1909年与俄使密商吞并朝鲜事宜，前往哈尔滨，10月26日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枪杀，真是大快人心。
“俗吏”井上馨（1835～1915）
长州下级武士出身，倒幕志士。曾在四境战争中守卫艺州口，不但击败来敌，并且反攻迫使艺州藩求和，维新后屡任要职，与肥前的大隈重信等积极推进资产阶级改革，结果被保守派西乡隆盛和江藤新平等骂为“俗吏”——当然井上也反骂西乡为“蠢子”。
井上一度弃官从商，帮助奠定了三井财团的基础。1876年代表日本在对朝鲜的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上签字。1907年被授予侯爵。
军事奇才大村益次郎（1824～1869）
原姓林田，名永敏，长州医生，曾在大坂向绪方洪庵学习西医和荷兰话，后入幕府讲武所但任教授，翻译西洋兵书。
桂小五郎与之接触，感觉这个沉默寡言的奇特（长相好象鲇鱼）家伙似乎满腹经纶，一打听原来是本藩人，于是想尽办法把他搞回本州，在藩校明伦馆教授兵学。
四境战争时，大村防卫石州口，长衫木屐，指挥若定，攻入滨田藩，获得全胜。1868年新政府东征军攻入江户后，天野八郎等在上野组织彰义队，与东征军对峙，西乡隆盛等屡战不胜，结果大村以绝对劣势兵力，一天即结束了战斗，天野被擒，彰义星散，全日本为之惊诧不已。
大村平素不会说话，只知埋头苦干。上野之战时，彰义队声势浩大，大村遂拟将政府军中战斗力最强的萨摩兵布置于最危险的阵地。西乡隆盛见此计划，惊问大村：“君欲使萨兵全灭乎？”大村想了半天，竟然老老实实地回答：“然”。西乡于是无话可说。
维新后，大村担任新政府兵部大辅，因为欲将军制改为洋式，受到攘夷派的攻击，终遭暗杀。可怜的是，他当时没被刺死，折腾一个月，却因伤口感染，而一命呜呼了。
陆军元帅山县有朋（1838～1922）
号素狂、言雪，别号芽城山人、椿山庄主、无邻庵主、小淘庵主、古稀庵主（起字号上瘾的家伙），通称狂介。年轻时加盟奇兵队，并任军监。功山寺起义后不久，举队投奔高杉，其后又参加了四境战争和戊辰战争，功劳显赫。
和月伸宏的《浪客剑心——明治剑客浪漫谈》中，山县曾小小露了一面，大家还有印象吧。当时他是陆军中将，不过1899年时升任元帅。另外，他还于1889、1898年两次组阁。
人才鼎盛的长州
长州的尊攘夷思想之祖，当然是吉田松阴（1830～1859），他的门下，除高杉、桂、伊藤外，还有在师门与高杉齐名的入江久一（1837～1864）、久坂玄瑞（1840～1864）、品川弥二郎（1843～1900）、益田右卫门介（1833～1864）等，都为维新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而松阴所以能够明目张胆地鼓吹尊王思想，与长州重臣周布政之助（1823～1864）的支持有很大关系。此外，长井雅乐（1819～1863）的《航海运略策》则为维新志士从攘夷到开国的思想转变奠定了基础。
非出松阴门下而成为长州维新领袖的有方泽真臣（1833～1871），他曾与大久保利通一同进京接受讨幕的密诏。不过，他最后的下场也和大久保一样，被人给刺杀了。
另外，长州还出了个家伙叫乃木希典（1849～1912），此人维新后才加入陆军，曾参加甲午中日战争，后任台湾总督，又在旅顺和俄国人鏊战过（真是我国之大仇敌）。不过他之所以出名，在于明治天皇去世时，乃木夫妇自杀以殉，所以被日本军国主义份子尊为“军神”，竟与南北朝时楠木正成相提并论。芥川龙之介在短篇小说《将军》中，倒是把他骂到狗血喷头。
萨摩（岛津）藩
萨藩在维新中的作为仅次于长州，但在新政府中掌握的权限，却在长州之上。藩主岛津齐彬是个大野心家，也因此萨军的实力最为雄厚。
“庶民的英雄”西乡隆盛（1827～1877）
小名吉兵卫、吉之助、大名隆永，维新后才改隆盛，雅号南洲。曾与僧人月照共同鼓吹尊王攘夷，不为藩中所容，于是相约投水自杀。月照沉底，西乡却幸运地被救。
萨、长宿怨已久，多亏中冈慎太郎和坂本龙马的联络，西乡和桂小五郎才终于见面，商定了两藩联合倒幕事宜。戊辰战争时任军事统帅。胜利后，因在征韩论（西乡主张利用对朝鲜战争，转移国内矛盾）问题上与大久保对立而辞职回到萨摩。
西乡在萨摩（鹿儿岛县）广收门徒，开办军校、维持治安，实际是建立了不受中央控制的独立王国。1877年，他被不平士族拥立发动西南战争，不久失败，切腹自杀。
但是日本人对西乡的印象非常之好（仅次于龙马），称之为“庶民的英雄”，演绎出种种传说——为什么？天晓得。
其弟西乡从道，未随兄参加士族叛乱，1898年升任陆军元帅。
独裁者大久保利通（1830～1878）
名利济，通称正助，后称一藏，号甲东。维新三杰之一，萨藩的重臣。他起初推行公武合体政策（公持朝廷，武持幕府，公武合体即天皇和将军分享权力），后因情势变化，转变为讨幕派。
他和西乡私交甚厚，戊辰战争时，西乡掌兵，大久保掌民，合作十分默契。但通过其后参加岩仓使节团出访欧美，大久保日渐赞同桂小五的内治为先的主张，反对西乡的“征韩论”。西乡被迫辞职归乡，大久保则作为内务卿，控制了明治政府的实权，从此二人仇隙日深。
当时的内务省，其权限除行政外，还包括治安、工商业及部分财政、司法权。大久保并以大隈重信（大藏卿）和伊藤博文（工部卿）为左右手，建立了完整的独裁体系。
《剑心》中的大久保沉稳睿智，忧国忧民——确实他的统治对日本迅速富强起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西南战争的翌年（1878），大久保于行路途中被刺。
鹿儿岛群雄
战国末期，岛津氏就以其强大的家臣团称雄九州。二百余年后，岛津久光（岛津齐彬之兄、次代津忠义之父）统率下，又是人才辈出，成为西南第一强藩，倒幕之主力。
岛津的倒幕派家老，除西乡外，还有与大久保利通共组诚忠组的小松带刀（1835～1870）。其它人才还有曾密谋刺杀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有马新七（1825～1862）、虽眼足均有缺陷却擅长兵法谋略的伊地知正治（1828～1886）、外交奇才寺岛忠则（1832～1893）、人称“人斩新兵卫”的大刺客田中新兵卫（？～1863）、参加过甲午海战的东乡平八郎（1847～1934），外号“刽子手”的中村半次郎（1838～1877）等。
另有两个人物值得小书一笔。一是黑田清隆（1840～1900），他曾作为箱馆征讨参谋攻陷榎本武扬的基地五稜郭。但战争胜利后，他却四处奔走为榎\本请命，并终于使其获释。1888年，黑田亦组阁成为首相。
还有就是在关西闻名一时的大财阀五代友厚（1835～1885），与其它实业家不同，他并非商人世家，而是由士转商，萨藩的优秀人才。
土佐（山内）藩
藩主山内容堂，是公议政体（诸候集体执掌国事）的极力鼓吹者，因此上下的藩论也无不受其影响——即使著名的龙马之“船中八策”，也带有浓厚的公议色彩。
龙马飞腾——坂本龙马（1835～1867）
熟悉战国历史的朋友，一定记得明智光秀的封地中心是在坂本城——龙马的坂本姓氏，源之于此。光秀之婿明智秀满（左马之助），传说未死于山崎合战，而是逃到了土佐的长冈郡，四代至八兵卫，开了一家居酒屋“才谷屋”，六代至八郎兵卫，始取得乡士资格。八郎兵卫大名直益，正是坂本龙马（本名直柔）的祖父。因此，龙马和其它大部分维新志士不同，一是身份低微，只是个乡士，再就是非常有钱（才谷屋是土佐有数有大商家）。他的剑术得自于千叶道场，习北辰一刀流——也即北辰流狼牙拔刀射术的由来（“快枪手”龙马？）。
故事的发生在龙马脱藩东上江户、谋刺幕臣胜海舟的前后。龙马曾经对一位密友说：“我喜欢小太刀，小太刀灵活，比太刀实用。”朋友深以为然，未曾想再见龙马，他却掏出来一柄手枪：“这个比小太刀更具威力。”
胜海舟是开国论的先驱，抱持着攘夷思想的龙马把他作为行刺目标、必杀的奸党。但是，胜精辟的思想终于使龙马认识到，不开国并发展经济、强大国力，亦无以抵御列强。那位朋友再见龙马，龙马掏出的是一部开国论书籍：“手枪只能杀伤敌人，此书可以振兴日本！”
成为胜海舟门徒的龙马，构思出了自己独特的共和政体论。1864年,他在长崎龟山创立了商社“社中”，又名“龟山社中”，也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海援队”。“海援队”不仅仅是商务贸易组织，它是尊王志士们的总联络站和情报站。利用“海援队”，龙马把大量金钱投入到尊王倒幕运动中去，并反复奔走，终于促成了萨长两藩的联合。
1867年，龙马与后藤象二郎一起完成了“船中八策”，主张将军奉还大政，把国体改为君主立宪制。“船中八策”中的许多条文。日后被原封不动地搬入明治新政府的宪法和各种法律规章中去。
龙马短暂的一生，为日本的振兴耗尽了心力，所以才会说：“我相信日本的长夜终将迎来黎明。”但他没能看到黎明。1867年1l月15日，他在京都近江屋遭一名自称大和十津川乡士的刺客突然袭来，龙马眉心中刀，立即死亡。同时一起殒难的，还有“陆援队”队长中冈慎太郎。刺客，据传是“新撰组”前身“浪人队”的首领之一佐佐木只三郎——但细察情势，当时许多人都有杀害龙马的动机，他究竟死于谁手，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龙马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最幸运的人，因为他死后大名传播天下，甚至蜚声海外，并且深受各阶层的爱戴——大众百姓，认为他是拯救日本的平民英雄；资产者认为他是近代日本商业的始祖；民主派认为他是民主先驱；保守派认为他是尊皇的忠臣；军国主义者认为他是帝国海军的保护神。因此，龙马的名声远在“维新三杰”、甚至高杉和胜等人之上，不能不说是种异数。
龙马由生到死的盟友——中冈慎太郎（1838～1867）
“海援”、“陆援”，互为表里，虽然慎太郎之创立“陆援队”，灵感是来自“社中”，但龙马之把“社中”改编为“海援队”，实际是仿效“陆援队”。相比之下，“海援队”更象商团，龙马更象辩士，而“陆援队”仿佛军队，慎太郎无疑是名战士。虽然有关“龙马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慎大郎的主要目的才是维新”的论调简直是屁话，但中冈慎太郎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确实并不小于龙马。23岁时，慎太郎加入了武市瑞山（半平太）为首的土佐勤王党。1865年，他发起了萨长联盟运动，并在龙马的帮助下获得完全成功，同年，完成名著《时势论》，鼓吹改革的中心在一个“战”字。1867年7月创办“陆援队”，同年11月往京都拜访龙马，死于近江屋之变。时年30岁，比龙马还小3岁。
稀代的暗杀者——冈田以藏（1838～1865）
以藏出身于土佐藩最下级的乡士之家，从小立志成为宫本武藏一样的大剑客，但是，以他的身份，很难进入一流的道场学习。他只有藏在道场外偷学，于是形成了别具风格的暗杀剑法。
上级乡士，同时也是土佐勤王党的领袖武市瑞山的道场开张了，以藏终于得到正式拜师学艺的机会，并以其惊人的天赋得到瑞山的赞赏。1856年，瑞山前往江户游学修行，以藏也被允许随行。在江户三大道场之一的桃井道场，以藏苦学并得到了镜心明智流的真传。此后，他又陪伴瑞山，在防长和九州地方游历修行，剑客以藏的大名，从此轰传天下。
在跟随瑞山学习剑术的同时，以藏也逐渐接受了尊王思想。游学结束后，他进入京都，开始狙击并斩杀佐幕派人士，也即实施所谓的“天诛”，因而被称为“刽子手以藏”（人斩以藏）。他不但暗杀了官员、浪人，仅有案可察的就有近二十人，并且还在1863年2月23日，把京都等持院中三代足利将军的木像枭下首来，晒在四条河原，以表示对现政权的德川将军之威吓。
1865年，以藏在京都被捕，其后被引渡给土佐藩，经残酷的拷打后处以死刑，首级在雁切河原示众，享年28岁。
板垣虽死，自由不亡——板垣退助（1837一1919）
山内容堂的重臣，精通西洋兵法，成为土佐勤王党的领袖之一。戊辰战争中任总督府参谋，攻击奥羽越列同盟的中心会津城，获得了极大的胜利。明治初年任政府参议，1873年因提出征韩论，与西乡隆盛一起辞职。翌年组织爱国公党，建议设立民选议院，掀起自由民权运动，并领导建立立志社和爱国社等团体，推进国会开设请愿运动。
1881年，板垣创立自由党，被选为总理。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执政者对他万分头痛，遂于1882年由政府资助他到欧洲各国游历考察。1883年板垣回国后解散自由党，脱离民权运动，1896年任内务大臣，1898年与大隈重信共同组阁，俗称“隈板内阁”，再任内务大臣。
在推行自由民权运动时，板垣曾遭到暗杀，身负重伤。当时。他说出了那句名言：“板垣虽死，自由不亡。”
四国的强藩，土佐之雄杰
论思想的进步，土佐不如长州，论在维新中的推动作用，土佐不如萨摩；但从龙马到板垣，从“船中八策”到自由民权运动，土藩群杰也自有其不同寻常的异样光辉存在。
土佐藩论的进步，始于吉田东洋（1816～1862）。
东洋长时间主持藩政，并将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1838～1897）倚为左右手。激进的土佐勤王党成立后，派人刺杀吉田东洋，并由武市瑞山（1829～1865）代其执政。
其间，龙马组织海援队，队员大半是土佐人士，主要干部有长冈谦吉（1834～1872，龙马死后代掌海援队）、陆奥宗光（纪伊藩士、另文叙述）、近藤长次郎（1840～1886，外号“馒头屋长次郎”）、新宫马之助（1836～1886）和池内藏太（1841～1866），以及龙马的外甥高松太郎（1842～1898）等。
1865年，武市瑞山下狱死，后藤象二郎重执藩政。明治维新后，虽云四强藩执政，但土藩大部分功臣均被排挤下野。后藤即与板垣共组自由党，自由党的前任副总裁亦为土佐藩士出身、曾加入海援队的中岛信行（1846～1869）。
还有两人必须一提。一是最早脱离藩籍，组织“天诛组”，1863年在大和举兵倒幕的吉村虎太郎（寅太郎，1837～1863）。二是海援队干部、后来制霸明治时代海上运输的岩崎弥太郎（1834～1885），他曾把自己的三阶菱家徽和山内的三叶柏家徽相结合，创建了闻名天下的商社社徽——三菱。
肥后（佐贺锅岛藩）
藩主先后为锅岛闲臾和锅岛直大。比起前三强藩来，佐贺几近于凑数，人才之鼎盛，远不如水户、熊本诸藩，值得提及的，区区三人而已。
先是“二大”，即最早提出迁都江户（东京）并成为首任东京府知事的大木乔任（1832～1899），以及组织日本最早政党内阁的大隈重信（1838～1922）。还有江藤新平（1834～1874），主张雄藩联合与公武合体。维新时在与彰义队的作战中立下大功。后主张征韩论，与西乡隆盛同时下野，但先西乡在佐贺发动叛乱，兵败被杀。 注意我15楼原话，我没有说是明治一人之功，是作为一位灵魂人物的领导者。审题要审清楚。
另外，我前面并非指的是明治维新，而是日本那个瓶颈时期。还有很多维新之外的意义，概念不能搞混。 我认为说慈禧是灵魂人物的说法也不算太错。因为国是的各个方面都是围绕着她来进行。不知可否这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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