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倚天屠龙史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2-8-19 16:14 编辑剑桥倚天屠龙史
Heaven Sword and Dragon Sab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Kongfu in Yuan Dynasty
By Dr. Jean-Pierre Sean
译者：新垣平
Chapter I Introduction
第一章.。绪论
十三世纪初期，蒙古人在亚洲腹地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几十年内，成吉思汗的儿孙们已经将他们的统治拓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从日本海延伸到地中海，从北冰洋到扬子江，都臣服于“黄金家族”的斡尔朵（译者注：蒙古贵族的帐篷）之下。1279年，蒙古帝国的海军在南中国海上摧毁了南宋王朝最后残存的抵抗力量，完成了对中国本部的征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异族完全征服，并且这一异族几乎毫不掩饰地蔑视中国人所珍视的文化、思想、和制度。在征服者震慑整个世界的暴力面前，这些古老的圣贤之道显得格外软弱。
然而对于征服者来说，弱小的中国人手中仍然有他们所忌惮的力量，即被称为“武功”的高深格斗术（martial arts），我们西方人习称之为“功夫”（Kongfu）。这种格斗技术尽管在战场上远不如蒙古人的骑射之术有效。但单打独斗却可以发挥惊人的威力，并且曾经不止一次地改变了历史进程。人们不会忘记，正是在武术大师郭靖的主持下，襄阳要塞的防守才维持了十多年；而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蒙哥汗，据说亦在攻城作战中被郭靖的学生杨过（译者按：原文如此，实际上杨过并非郭靖的弟子）所击杀；二十年后，元朝的丞相阿合马也被武术家王著和高和尚刺杀。出于对汉人武术界的忌惮，忽必烈汗甚至不敢追究此事。历史学家们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蒙元帝国在中国统治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咎于中国武术界的集体反叛。要勾勒出一幅元帝国的兴衰史而缺乏对武术界的了解，正如要研究中世纪欧洲的历史而不知道骑士阶层一样荒谬。
尽管形态和结构上有很大变化，但元代武林既然是从其在宋金时代的前身演变而来，因此，有必要在此对后者略加概述。
自从宋代的平民从隋唐时期的贵族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之后，中华帝国的武术家阶层就成为了被称为“江湖”（river and lake）的独特社会领域的主宰。江湖世界包括一切不臣服于帝国的政治秩序而自由流动的因素：商贾、歌伎、镖局、流民、乞丐、僧人、盗贼、以及侠客。对于这个复杂微妙而又时时变动的社会关系领域，中华帝国的暴力机器无疑显得过于庞大和笨拙。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帝国军队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对这个领域实行全面控制，甚至单纯的监控都力不从心。行走江湖的商贾和脚贩们不能指望得到警察的保护，而窥伺宝座的反叛者们却往往如鱼得水，得以在此躲避政府的通缉。在这个类似自然状态的环境中，被称为武功的格斗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谁有更高的武术造诣，就能在江湖交往中占尽上风，无往而不利。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非锄强扶弱的骑士精神构成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毫不奇怪，这个领域的特殊机制使得按照武术的高低形成了自发的等级秩序。武术家阶层所组成的“武林”备受尊崇，成为江湖秩序中最主要的主导力量，而最强大的大师们总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作为最高的捕食者，他们有能力杀戮任何藐视他们权威的江湖人物。出于对武术大师的爱戴、畏惧和谄媚，许多并不畏惧政府军的武术师也拜倒在他们的脚下，服从他们的号令。这使得一个武术名家能够通过特殊的权力组织形式——门派、帮会和教宗——指挥远比他自身的超人力量强大百倍的势力。这些特殊形式中就蕴含着足以和帝国抗争的潜能。在帝国强盛的时代，武林只能满足于对江湖的统治，而对皇帝的权威保持表面上的服从；当风起云涌、帝国走向衰落之际，武林就会趁机而动，投身夺取最高政权的军事冒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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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南宋后期的武林秩序（1195-1259）
自从十二世纪末直到蒙元征服之前的大半个世纪之中，武林中出现了被称为“华山论剑”的武术比赛。与现代的各种体育比赛不同，这种武术比赛并非人人可以参加，参与者仅限于公认的最优秀的武术家（据相关记载，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有一些不知名的武师试图参与，被与会者们粗暴地赶走）。这种专横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用体育比赛的模式去理解华山论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例如，第三次华山论剑没有进行任何武术比试就排定了五大高手的名号座次。事实上，每一次华山论剑都反映出武林中的权力分配关系。以“五绝”为名号的高手名单实际上映射出武林中权力秩序的现实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之为江湖世界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是这次论剑确定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武林秩序。
据《射雕编年史》记载，第一次华山论剑在1195年举行。发动这次比赛的缘由是为了争夺一部被称为“九阴真经”的武术典籍，作者据传为著名的道家学者黄裳。《九阴真经》含有能大幅度提高武术能力的秘诀，因而几乎为每一个习武者所觊觎。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论剑的武术家都醉心于《九阴真经》优美深奥的武术理论，但实际上争夺这部典籍却有更为现实的原因。正如现代世界的核技术一样，一部精湛的武术著作将会大大提高研读者的格斗能力，从而对现存的武林秩序构成威胁。为此，必须对这一危险倾向予以限制。争夺《九阴真经》本质可以视为武林现存秩序防止这一危险技术扩散的措施，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卓有成效的。这一实质意义也可以从如下事实中看出：华山论剑的胜利者王喆就几乎没有读过该书，更没有练习其中的武术。实际上，对《九阴真经》的争夺可以视为对武林秩序的确定和维护。
第一次华山论剑的主要成果，在于缔造了第一个有秩序的武林体系。与会的五方面代表分别被冠以“东西南北”的称号，昭示了他们按照不同方位，瓜分江湖世界的势力范围：“东方的异教徒”黄药师，是东海的岛屿和中国东南地区的主宰；“西方的毒蛇”欧阳锋则是东突厥斯坦（译者按：此为西方史学家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反动称呼，请读者注意甄别）到河西走廊的霸主；“南方的皇帝”段智兴是大理国的皇帝，他的家族自从十世纪以来就世代统治着今天的云南省地区，其势力范围亦扩张到了南宋境内的贵州、湖南；“北方的乞丐”洪七则是北方“乞丐黑手党”（Beggars’ Mafia）的领袖，势力范围涵盖了整个金国境内；最后是华山论剑的胜利者——“中央的先知”王喆，道教的改革家。王喆的根据地是陕西南部的终南山，他的教派全真教（All Truth Religion）主要在中国腹地活动，但作为至高无上的武术大师，王喆对于其他各个区域都有号召和约束力，虽然有时只是形式上的。在华山论剑后，王喆曾率领他的代表团对大理国进行过一次访问，在访问期间他的副手周伯通奸污了段智兴的一位妾室，显然由于王喆的特权地位，大理国方面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掩盖这一丑闻。
这一武林体系的特殊性可以从如下事实中得到辨认：构成这一体系的基础，乃是武术家的个人力量，而非如后来的武林体系那样，奠基于个别武术家所隶属的武术门派。诸如少林、武当、峨嵋争锋的门派政治，要到一个半世纪后才会出现。这一时代虽然已经有武术门派的出现和繁荣，但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作为武术家个人的附庸，而非独立的政治运作单位。黄药师——这位天才武术大师因为信奉个人主义而提出对儒家价值观的质疑而闻名——的悲剧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一次盛怒中打断了自己所有学生的腿并把他们赶走，从而自己扼杀了自己刚刚缔造的门派。同样的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在那些历史悠久的门派中。在那些地方，制度的约束总是大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以明朝时期的雪山派为例，当掌门人白自在陷入颠狂而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学生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禁锢并废黜了这位大师。
在“五绝”中，唯一建立了正式门派力量的是王喆，这位道教中的马丁•路德建立了被称为“全真派”的道教派别。他的七个门徒也都是著名的武术家，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全真派的威望不褪。但是下几代的继承人们逐渐混淆了宗教派别和武术门派之间的区别，将主要兴趣转移到宗教方面，导致了这一门派的急剧衰落（参见史景迁教授的论文《全真派衰落原因及其与蒙元帝国宗教政策之关系》，《耶鲁汉学评论》第78期）。使得全真派能在长时间内持续保持其威望的，是王喆的朋友周伯通，他是一个具有武术天才的先天愚痴，智力约相当于十岁的儿童。为了利用他的天才，王喆设法令周伯通皈依自己的宗教并保护自己的门徒，尽管他对此很不情愿。在第三次华山论剑中他正式继承了王喆的位置，被称为“中央的孩童”。然而显而易见，促使其当选的主要是他的智力鲁钝，成为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形式首领。周伯通死后，全真派也迅速衰落。
洪七是著名的“乞丐黑手党”的领袖，在中国北方，这一地下组织从十二世纪中期起，就成为反抗满洲和蒙古侵略者统治的最大地下抵抗组织。这一组织本身并非武术门派，但却吸收了很多优秀的武术家。虽然内部有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激烈斗争，但从十二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中，这一组织始终是武术界的最大势力之一。另一方面，段智兴虽然是外国的皇帝，但是段氏皇族传统上仍然被视为中国武术界的一部分。在南宋时期，由于贸易的发达，云贵高原同中原汉地之间形成了统一市场，无疑更增进了这一趋势。在蒙古军队占领大理后，段智兴的流亡政府不得不迁移到了宋国境内，和南宋的爱国者联合起来，继续从事希望渺茫的抵抗运动。
从1220年的第二次华山论剑开始，东西南北的地域划分已经明显与江湖世界的现状相脱节。在第二次华山论剑中夺冠的欧阳锋，当时已经成为间歇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再代表任何势力，此后长期在中国本部流浪。而段智兴也早已出家为僧，并未真正参与这次峰会。很明显，这一次华山论剑的意义，在于确认和巩固旧秩序的合理性，为此即使割裂称号与实际的关系也在所不惜。
此后，武术界的老人政治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在1259年的第三次华山论剑中，由于洪七和欧阳锋的逝世，他们名义上的传人郭靖和杨过替代了他们的位置。但是已经和地域无关。事实上，此时西北两个地区已经完全被蒙古帝国所占领，五绝的影响力日渐衰退。甚至全真派也开始向汗八里的蒙古朝廷靠拢。被称为“北方的骑士”的郭靖一直在防守中部地区的襄阳，而“西方的狂人”杨过很快退隐山林。更不用说上文提到的周伯通不过是一个天真的傀儡。新五绝的名号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对昔日光环的怀旧，并不能掩盖旧秩序日薄西山的悲惨状况。
随着七十年代蒙古军队的南下，蒙古人对南宋的最后征服开始了。在攻打襄阳的战役中，南宋最优秀的武术大师郭靖被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监制的“回回炮”轰击而死——这一悲惨的事件也预示了武术将在几百年后被火器压倒的不幸宿命。丐帮和大理流亡政府也各有许多武术家被杀。而在此之前很久，衰落的全真派已经被迫向蒙古朝廷效忠。在随后几年的军事行动中，武术界残余的抵抗力量跟随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将领坚持战斗，直到崖山海战——据说百岁高龄的黄药师即死于这场战役——才被消灭。到此为止，中国武术界的各派势力基本被肃清，劫后逃生的少数武术家也隐匿不出。因此，在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原武林，出现了同一个半世纪之前相似的巨大权力真空。在蒙元帝国还没有学会如何控制这个全新领域之前，已经有其他的势力崛起，试图填补这一政权更迭带来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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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III The Formation of Kongfu-School-Politics in Yuan Period（1279-1326）
第三章 元代门派政治的形成（1279-1326）
正如在其他许多文化领域中一样，蒙古人对中国的占领也带来了武术界水平的大幅下降，许多大有希望的中青年武术家在残酷的战争中阵亡，导致了武术界的代际断层，而随着老一辈武术大师的逝去，许多威力强大的绝技也湮没无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绝少再出现“五绝”层次的绝顶人物。这一悲惨境况不仅标志着武术界的长期衰落，也推动了武林结构的深刻变革：个人的力量下降后，门派的重要性就日渐凸现出来。门派不仅仅是武术本身的标志或武术传承的形式，它本身就成为武术家联合的最重要组织。在具体讨论元代门派的形成之前，让我们在此先对这一组织的一般发生学原理略加考察。
门派首先具有武术传承的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武术必须通过教学活动才能传授给他人。学生从教师那里学习到精湛的格斗技术，作为自卫及谋生的手段，特别在动乱的时代，其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对其他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自然为许多人所趋之若鹜。但是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教授学生武术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天资聪颖的学生经过认真修习，武术不难凌驾于较平庸的老师之上，当与老师发生争执，或者觊觎老师的秘籍、珍宝时，不难利用学到的武术击败甚至杀死自己的师尊。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弑师会被武术界视为最大的禁忌和罪恶。而教师也被默认拥有对学生的人身支配权，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教师被称为“师父”（teacher-father），亦即具有与父亲相等的地位——在中国，正如在西方中世纪一样，父亲拥有随意处置自己子女的特权。但是在这种束缚关系下，天平又会向另一头倾斜，学生在教师的至高权威下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例如黄药师的弟子就可以随意为他所杀死或致残。这种黑格尔式的正反辩证运动最后导致作为“合题”的“门派”的出现：学生和教师都是门派的一部分，也都必须受门规家法的制约。学生不允许反叛老师，但是老师也不允许随意杀戮欺凌学生。双方都必须忠于更高的门派。而门派进行内部管理的执行人员就是掌门人，掌门人虽然拥有极高的权威，但是同样受门规的制约。
门派的出现，导致个人对门派形成了单一的人身依附关系，最终使得本来单纯的武术传授的形式变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武术家集团。每一个武术家都有在政治上效忠，从经济上供奉，在危急时支援自己门派的义务。也有享受门派的武力保护和武术教授的权利。因此，一个人理论上能够学习多种武术，但只能效忠于一个门派。当然，如果不加入某个门派，能够获得该门派武术传授的机会微乎其微。这一制度事实上的结果，就是武术教学上的严格限制。这是元代以后武术衰落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用囚徒悖论来解释这一趋势：每一个门派都有各自的利益，因此虽然不介意去学习其他门派的武术，但是却绝不希望自己的武术被其他门派得知。这样必然会积极窥伺其他门派的武术而防范自己的武术被偷学，这会导致恶性循环，使得各门派相互提防，防范进一步严密。而各门派之间的对立，又会导致武术家技能的单一化，格斗水平日益下滑，这样一来，个人的力量日渐下降，使得对门派的依赖性更为增强，令个人与其门派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剧门派之间对立的趋势。从以武术家个人为本位，到以门派为本位，这一历史趋势经过了长期的演变，但是关键性转折就发生在宋元之际。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此被区分开来了。
最早出现在武林世界中的新势力是1283年成立的峨嵋派，这一门派的创始人是郭靖的女儿郭襄，此人的父母和姐姐、兄弟在1273年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中陆续丧生，唯独她本人幸免于难。为亲人复仇的成为郭襄投身抵抗运动的最大动力，而她在六十年代的游历则为她提供了江湖世界中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加上作为郭靖和黄蓉女儿的、极具号召力的独特身份，使得她足以组织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地下抵抗力量。1282年底，她策划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对汗八里发动奇袭，救出被俘虏的宋朝末代皇帝和丞相文天祥。但是由于内奸的出卖，这一计划被元朝政府及时发现。文天祥被处死，而宋朝皇帝被送往西藏，成为一名正式的喇嘛教僧侣。这一事件以及不久前发生的阿合马被刺杀事件令忽必烈汗下决心对武林势力开始了新一轮的清剿。郭襄及其支持者被迫退向四川盆地。第二年，郭襄不得不出家成为一名比丘尼，这当然只是对其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掩饰，郭襄及其弟子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同佛教的虚无主义注定南辕北辙。由于郭襄本身为女性，她的门派大多数由妇女组成，这些妇女大都在蒙宋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丈夫，因此和她们的师尊一样充满了复仇的激情。
终其一生，郭襄都致力于推翻蒙古征服者的统治，并不懈地寻找“西方狂人”杨过——此人是唯一在八十年代之后仍然幸存的“五绝”人物，并由于其曾打死蒙哥汗的骄人战绩被抵抗的汉人奉为精神领袖。但“狂人”似乎对抵抗运动已经绝望，在襄阳沦陷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只有零星的小道消息表明他仍然活着并隐居在边境的深山之中，然而郭襄从未能找到他。八十年后，他的后代又重新出现在江湖世界。无论如何，杨过的行踪已经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谜。
昆仑派是另一个在十三世纪末崛起的武术门派，这一门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西夏时期。但由于长期僻处西域的昆仑山脉，与中原往来较少。长期以来，昆仑派一直缺乏发展的空间。蒙元对欧亚大陆的空前征服带来了中西方商路的畅通，也使得本来位于中华帝国边陲的昆仑山一跃而占据了中西方交通的枢纽。与此同时，许多西北地区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祸和征服者的压迫逃到昆仑山中，为昆仑派带来了可贵的人力资源。从七十年代开始，被称为“昆仑山的三位一体”（Trinity in Kunlun）的著名武术家何足道成为昆仑派的掌门人，他充分利用了蒙元入侵带来的机遇，使得昆仑派开始了空前的发展。在短时间内，这一门派不但填补了白驼山衰落以来西北地区武林的空白，而且积极向中原进军，参与中原地区汉人的抵抗事业。据称这和何足道对郭襄的恋慕之情有关。关于何足道和郭襄之间的罗曼史有很多美丽的传说，但唯一可信的记载是他们曾经于1262年在少林寺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有传闻声称昆仑派掌门人何太冲就是他们的孙子，但均不足信。
这一时期还见证了华山与崆峒两派的崛起。与峨嵋、昆仑相似，这两派也都是吸收汉人抵抗力量的精华而成。“华山派”的命名显然是为了缅怀“华山论剑”时代的光荣。几百年后的一系列著名武术家如风清扬、令狐冲、穆人清、袁承志等皆是华山派的继承人。而刺杀阿合马的王著和高和尚乃是崆峒派的成员。这些门派的起源已经埋没在时间的长河中，但其崛起的迅速不得不归功于南宋覆灭带来的江湖势力大洗牌。
在元朝前期的多次汉人武装反抗中，背后都有着各大门派的推动。在原来南宋统治地区，几乎每年都有两百次以上的暴动。这些事件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同武林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1282年海沙派掌门人陈良臣在广东发动的盐贩暴动，1284年巨鲸帮在舟山群岛发动的王仙人起义，1285年峨嵋和昆仑派在四川发动的赵和尚起义等等。而与此同时，明教也在浙江和福建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详见下章）。
本章最后要叙述的是元代武林中最具影响力的两大集团：少林和武当。这两个主要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将对十四世纪的武林走向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少林派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门派，在许多世纪中都是江湖世界的最高领导者。但由于南宋初年的内乱和分裂而于此后中衰一百余年，以致未能参与华山论剑活动。在全真教崛起后，少林寺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武林势力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在少林寺和全真教的械斗中，少林僧侣常常败北，并且在中原地区，大量托庇于少林派的佛寺被全真教霸占为道观。但恰恰是这一极度衰落的状况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最大门派在十二世纪以来的若干次政权交替过程中得以置身事外，保存了大部分的实力。在北方被蒙古人征服后，蒙古朝廷对佛教的日渐尊崇保护了少林寺免受军队的洗劫，甚至还一度得到蒙古王公的宠幸，1258年，少林寺心禅堂的高僧福裕曾在蒙哥汗的御前比武大会上挫败全真教的掌教张志敬，依靠蒙古人的支持收回了被全真教霸占的大部分权益，让全真教从此一蹶不振。正是由于少林与蒙古朝廷的暗中勾结，当郭襄在1262年访问少林寺时，受到了少林方面极其粗鲁的对待。虽然身为汉人武林的一部分，少林寺不愿意和南宋武术界断绝往来，但明哲保身的少林僧侣们无疑在设法和宋朝的势力拉开距离，以免引起蒙古宫廷的不快。
但不久后，汉传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优势地位就被崇信密宗修炼的藏传佛教所压倒。八思巴法王受到的尊崇令少林高僧望尘莫及。在朝廷中争竞无望的少林寺开始回过头来，重新经营百废待兴的中原武林。持中立态度的方丈天鸣和主张倒向汗八里的无相禅师先后倒台，支持汉人抵抗运动的无色和尚得以掌握大权。此人曾参与杨过领导下的汉人游击战争，对蒙古军团进行过大胆的军事突袭。
在五十年代，一部埋没多年的高级武术教程《九阳真经》被意外地发现了。这部书的来源十分奇特：与我们西方人对独立著作的推崇不同，中国人习惯于在注释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见解。譬如，朱熹公爵的儒学著作《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其中的代表，通篇都是对古老的儒家典籍的注释。可能在在十一世纪末，一个无名的少林寺僧侣在佛教经典《楞伽经》的一部梵文抄本——该抄本据说是达摩从印度带来的原版——中以注解的形式记下了自己的武术理论——此人据说就是曾经调停过北宋时代最大江湖纷争的神秘人物：“无名老僧”（参看本书的姊妹篇：《剑桥天龙八部史》）。《九阳真经》也伪托达摩的大名而著。正如中世纪欧洲修道院的僧侣早已忘记了希腊文一样，少林僧侣也早已失去了阅读梵文的能力。这部伪托的巨著在少林寺的图书馆中收藏多年，而从未被发现。直到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一位图书馆管理员觉远才在整理图书时发现了这部著作，并学到了其中高深的武术理论。
几年后，蒙古宫廷的御用武师潇湘子和尹克西在访问少林寺的时候将其盗走，但是其中部分内容流传了下来。觉远在临终前曾经讲授过这部经典，峨嵋派创始人郭襄和武当派创始人张君宝，以及少林派的无色禅师均获悉了部分经文内容。不久后，无色在吸收《九阳真经》的基础上，创造了“少林九阳功”的高超武术——少林派得以复兴也部分仰仗于此。八十年代，无色禅师成为少林的新一任方丈，并领导少林走向了武林中的领袖地位——在这个时代的江湖地图中，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之竞争这一地位。到了十四世纪初，少林寺的名声再度在武术界中受到昔日的尊敬，如同从未有过衰落一般。但是很快，少林就会为自己找到一个足以并驾齐驱的强敌。
众所周知，武当的创始人张君宝，本来是少林寺的见习生，作为觉远的唯一追随者，他秘密地获得了《九阳真经》的传授——他从这部经典中获益的程度有多深，始终是一个谜团（参看本章附录）——从而使自己的格斗能力远远跃居同辈人之上。1262年，他在一次武术交流活动中，意外地令昆仑派武术大师何足道铩羽而归，而后者就连少林派中最杰出的武术家也感到畏惧。正如在中国的陈旧官僚体制中常见的那样，张君宝过分优异的表现引起了少林派尸位素餐的领导层的不安，他们要求审核张君宝学习武术的资格。而当他们发现张君宝事实上并未参加正式的武术学习之后，立即愤怒地要求惩治这个等级制度的破坏者。张君宝不得不逃出少林，隐藏在神农架的荒山中，以躲避试图铲除他的少林僧侣。张三丰在神农架中蓬头垢面的形象成为后世关于神农架野人传说的来源之一。
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张君宝不久就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徒，并改名为张三丰。他一度托庇于早已衰落的全真派门下，并从中学到了一些道家武术理论，以伪装自己的武术。尽管张三丰宣称自己发明的武术属于道教体系，但仍然有无数人怀疑他实际上剽窃了少林寺的许多格斗技巧。但张三丰精明的头脑首先表现在商业经营方面，他宣称自己所居住的荒山“武当山”是道教所信奉的大神“真武大帝”的居所，能够庇护虔诚的信徒，以此在附近乡村中聚敛了大量的金钱，为自己修建了寺庙和修院，这些乡村正在元军的蹂躏痛苦呻吟。张三丰的庇护为他们提供了安全和希望，成为他们所信奉的神明，这是后世关于他一系列神奇传说的来源。尽管张三丰的武术造诣进步神速，但在四十岁以前，他仅满足于在神农架附近的势力范围，并未参与更广泛区域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参与过襄阳战役，尽管这一要塞离他的山头并不远。在文天祥被处决前夕，他曾被邀请参加救援活动，但他以“武功未成”为名拒绝了，虽然他在二十年前就击退过何足道这样的名家。他的精明与谨慎不仅使得他熬过了蒙元血洗武林的艰难时刻，也为中国武术界保留了一个硕果仅存的武术大师。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社会局势也安定下来。在这一时期，张三丰开始了他漫长而丰富的社会活动。由于年轻一代的武术家几乎在改朝换代的大乱中被摧残殆尽。张三丰这样的天才人物更加显得鹤立鸡群。在几十年内，张三丰就树立了他在武术界至高无上的声望，这是当年王喆和郭靖这样的大师也望尘莫及的。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一崇高的荣誉却是建立在武术界精英尽丧的空白之上。
与他的前辈，另一位卓越的道教武术家王喆不同，张三丰既不关心对异族政权的反抗，对道教理论的改革也缺乏兴趣。长期以来，张三丰虽然在武术界建立了无可挑战的权威，但是一直避免引起元政府的猜忌，其反抗活动仅限于对小股元兵的骚扰，如果有的话。而其对于道教的兴趣也主要在于内丹理论对武术的影响上。事实表明，作为武术大师，张三丰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武术传承。或许是预见到了门派政治即将形成的大趋势，张三丰在六十岁的时候决心缔造他自己的门派。经过长期准备，张三丰在十四世纪初开始招收少量的门徒，事实上，在他漫长的一生中，招收的门徒也不过只有七人而已。但这些门徒都具有惊人的武术天赋，二三十年后，他们将陆续成为武术界的顶梁柱。
武当派崛起的速度是惊人的。在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成为和少林齐名的大派——这一并驾齐驱将延续剩下的六百年。但在事实上，在整个元代，武当尚不具有和少林相当的实力。武当派的名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三丰个人的声名，这一形势在明初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我们将在第五章讨论武当派在元末内战中是如何一步步赢得对少林的优势的。
在三十年代，六大派的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位于第一梯队的是武当和少林，而峨嵋和昆仑紧随其后，华山和崆峒属于第三等级。中衰的丐帮仍然人多势众，但是已经无法主导武林大势。而其他许多帮会、镖局等江湖势力实际上也直接间接在各派的控制之下，例如，鄱阳帮的帮主就是崆峒派的门徒；而龙门镖局的都大锦则效忠于少林派。这样一来，在五绝体系崩溃后半个世纪，经过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另一个与之迥异的武林秩序形成了。这个新体系虽然只维持了大约三十年，但是从中产生出来的少林-武当权力平衡体系却主宰了剩下的整整六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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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张三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剽窃者？
西方世界，最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作家，常常被指控为无耻的剽窃者：这个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据说是半文盲的小演员能够写出如此文采斐然的剧作，令许多人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或许这些著作都是培根、马洛或者其他才子的作品，而莎士比亚只是肆无忌惮地剽窃了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也可以找到对应的争议人物，这就是常常被指控为剽窃了《九阳真经》的张三丰。
这一事件的官方版本是：张三丰从师父那里学到了一小部分《九阳真经》的武功，并且“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造了极具特色的武当派武术。但长期以来，也有许多学者宣称，张三丰实际上学到了完整的《九阳真经》，并且将其拆分为武当派的各种具体武术，只是秘而不宣，将这些武术的发明权篡为己有。虽然因为《九阳真经》的原本已经失传，无法给出确凿的证据，但在史书中仍然有不少蛛丝马迹可寻。剑桥大学的史密斯教授是这一剽窃说的力主者，在三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发展出了一套完整、有力的剽窃理论；与之相对立的，是牛津大学的约翰生教授，他以力证张三丰的原创性而闻名。这两位著名学者分别是中国武术史研究中牛津学派和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在200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三次国际张三丰研讨会上，他们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正面交锋。下文即根据他们的问答整理而成，收入《国际张三丰研讨会论文集》（第三辑）（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从这一对话录中，读者可以了解到这一争论的概况，如果需要进一步的阅读，请参阅笔者的著作：《张三丰与〈九阳真经〉：一项批判性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2006年）。
史密斯：（上略）是的，难道这还不明显么？张跟随了觉远整整十年！十年！觉远每天都在教他。而郭襄和无色不过听了一晚上，你认为他们学到的内容是同等的？
约翰生：或许张学到的多一点，但是……
史密斯：多一点？我的天哪，十年的时间你足以从1+1=2学到相对论了，或者能把一本《牛津英语辞典》从头背到尾，如果你足够聪明的话。那么《九阳真经》究竟有多大篇幅，有《圣经》那么多么？张无忌也不过学了五年而已。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张离开觉远的那一年，他已经记住了全部的《九阳真经》。
约翰生：但是张离开觉远的时候只有十六岁，而张无忌开始学习的时候也是十六岁。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子！你能教一个孩子学会相对论么？
史密斯：亲爱的先生，十六岁可不是孩子。你要知道，高斯在十六岁的时候已经解决好几个著名的世界数学难题了，而莫扎特……
约翰生：这不是一回事。如果张已经从觉远那里学到了整部《九阳真经》，那么就不能解释他被何足道轻易推倒，他应该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具有和张无忌二十岁时同样的格斗水平。
史密斯：亲爱的先生，您显然混淆了理论知识和实际水平。张可能在十六岁之前已经熟读了《九阳真经》的原文，但是并没有练习到相应的层次。虽然他可能还没有突破最后几道关卡，但是显然他手中已经有了指路明灯。
约翰生：啊哈，那他为什么会宣称自己掌握部分的《九阳真经》？他应该装作对此一无所知，然后再把那些武术悄悄地，改头换面地搬上来。
史密斯：不，那他就走得太远了。没有人会相信他对《九阳真经》一无所知，特别是在他意外地抵挡住了何足道的进攻之后。在觉远死后，郭襄和无色一定知道，张就是《九阳真经》唯一的传人，他害怕被逼迫交出全本的《九阳真经》，因此在武当山上躲藏了十几年，直到他有充分的保护自己的信心之后才重新露面。
约翰生：荒谬的推论。郭襄和无色从未表现出对《九阳真经》的觊觎……
史密斯：是么？那么是谁躲在树后听了整整一个晚上呢？
约翰生：但是郭襄……
史密斯：你要知道，三年前在华山上，郭襄就知道《九阳真经》失落的事情，她一定急于得到这部武术的宝藏。但是，她当时并没有战胜张的把握，她不能暴露自己的意图。所以她要求张去见郭靖，说郭靖会收他为弟子，这让你想起了什么？岳不群让林平之成为自己追随者，以得到《葵花宝典》的故事？如果张成为郭靖的学生，那么郭家就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他献出《九阳真经》。但是张并没有上当，而是逃走了。
约翰生：无可救药的阴谋论者！那么无色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按照你的理论，他也应该觊觎这部经书才对。
史密斯：这更容易解释。当时的无色根本不知道《九阳真经》的存在，他只是从觉远神志错乱的念诵中敏感地感到了其中的武学价值，所以偷听了很长时间，但是当他发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一部被称为《九阳真经》的武术教程，并了解其真正价值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张已经逃得不知去向。因此，当张在多年后重新出现的时候，少林和峨嵋必然重新燃起对《九阳真经》的欲望，并可能和张有过交涉。但是张已经不是过去的张君宝了，他成了真正的武术大师张三丰。他们拿他无可奈何。张无法否认自己曾经学过《九阳真经》的事实，但是为了欺世盗名，却隐瞒了自己学过全本的《九阳真经》，反而说他所学到得并不比郭襄和无色多。但谁会相信呢？他的武术成就远远超过后二者。
约翰生：很精彩的故事，但是可惜。这一切都是您的想象。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觉远曾经传授给张全部的《九阳真经》。
史密斯：那么您认为武当的一切武术都是张三丰原创的了？您大概没有读过我的《武当派武术的历史源流》，我在其中已经成功地从武当派的武术系统中复原《九阳真经》的原貌。这就是张所作的一切，一切！把《九阳真经》拆分成一片片，然后东一套拳法，西一种内功，全部是从《九阳真经》变化出来，然后伪装成自己的原创。您能相信么？张居然（约翰生插话：“事实是，我根本不相信！”哄笑）——剽窃了这一切，出于他贫贱的出身，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
约翰生：别提您的著作了。我早已经在《国际汉学年鉴》第120期中指出了其中的方法论问题。您已经预设了张剽窃了《九阳真经》的前提，然后从中寻找结论，这完全违反了正当的史学原则。这是彻底的无效推理。您必须注意到武当派武术和《九阳真经》武术的根本区别……
史密斯：这一点我们可以具体分析：在中国传统中，内家拳的宗旨是“后发制人”，“以静制动”，“贯穿一气”，而这一切在《九阳真经》的残本中早已有记载了：“彼不动，己不动，彼微动，己已动。劲似宽而非松，将展未展，劲断意不断……”（汉语原文）请注意张三丰对俞岱岩讲授的太极拳：“这拳劲首要在似松非松，将展未展，劲断意不断……”（汉语原文）张三丰最后发明的武术竟然与他最早听到的武术口诀一模一样！这难道是巧合么？不，这是张三丰剽窃《九阳真经》的最大文本证据。
约翰生：您的想象力非常充沛，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认为，所谓《九阳真经》的残本本来就是后人根据太极拳经等武当派武术著作伪造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出现文本上的重合也就无足为怪了。
史密斯：您的看法毫无证据，《九阳真经》的残本是从少林、峨嵋、武当分别流传下来的，要伪造的难度非常高。我们有什么理由采纳这样一个牵强的假设？
约翰生：那好吧，我再提供给您一个证据：根据《倚天屠龙记》的描述，张无忌是从张三丰那里学到太极拳的，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太极拳和《九阳真经》毫无关系么？
史密斯（嘲笑地）：那么请问教授先生，根据《倚天屠龙记》，张无忌从哪里学到《九阳真经》的？
约翰生：众所周知是从一只白猿的肚子里取出了一部经书，那就是一百年前潇湘子和尹克西藏匿的那部经书。
史密斯：一只白猿的肚子里！一只白猿的肚子里！（哄笑）先生们，我们在讲神话故事么？一只猿猴，肚子里被放进去了一个大油布包，在一个神秘的山谷活了整整一百年！直到一个年轻人从全世界唯一一个入口进入这个山谷——顺便说说，他还是从悬崖上跳下来才发现了这个入口——才发现了这只长寿的猿猴！（哄笑）然后怎么说，哦，这只猿猴主动来找他：“哦，亲爱的大夫，请给我做手术好么，我相信我肚子里有一个肿瘤！”（哄堂大笑）
约翰生（有些支吾）：您认为这不可能发生？我看不出您有什么资格嘲笑东方人的历史，在我们的福音书中也记载了处女怀孕，记载了死后三天复活！
史密斯（划了一下十字）：是的，我相信我们神圣的宗教，但是我不相信东方人的这些故事。是的，这是可能的。正如一股龙卷风把我从这里卷起，再刮到牛津三一学院门口落下一样是可能的——省了我的机票。让我们祈祷吧！（哄笑）
约翰生（气得发抖）：您，您这是诡辩！是对历史的无视！史书中明明记载的故事，难道您觉得不可信就不存在么？
史密斯：史书？您为什么不去读明朝的历史呢？里面根本没有记载张无忌！一切功绩都是朱元璋皇帝的。不，任何历史书都是人写的，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篡改。您要懂得分辨真与假，找到其中有效的信息。
约翰生：按照这种说法，凡是您认为不可信的就都不可信了？事实再明显不过，您是在按自己的想法剪裁历史。
史密斯：我再重申一遍，这不是我的想法！是历史和常识本身的逻辑！您要知道，张懂得《九阳真经》的全貌是当时人人都知道的事实，只是没有人当着他的面揭穿！啊不，有人，您如果熟悉《倚天屠龙记》的文本，应该记得空智和尚当面说的话：‘张真人自幼服侍觉远，他岂有不暗中传你之理？今日武当派名扬天下，那便是觉远之功了。’（汉语原文）
约翰生（冷笑）：真是太荒谬了，您难道忘记了为了治张无忌的病，张三丰在92岁的时候还去少林寺，抛弃王者的尊严和体面，恳求他们和自己交换少林九阳功的奥秘么？如果他已经通晓了《九阳真经》的全文，他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
史密斯：这正是我要说的。让我们来重新建构一下历史进程。让我们回到张翠山死后，张无忌性命垂危的时期。当时，只有学习了全部《九阳真经》的武术，才能够治愈张无忌的伤势，不是么？（约翰生点头）那么张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二难选择：如果他不吐露《九阳真经》的全文，他的门徒们一定会抱怨自己的老师见死不救，而如果他吐露全文，又等于承认了他已经懂得全文的事实，承认了他的剽窃（约翰生插口：“不是，是你已经预设了他知道全部的《九阳真经》……”），让我说完。并且他的门徒们也会知道老师掌握九阳真经的全文，会觊觎这部经书，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张在这里进退维谷（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然后张选择了他唯一能够做的，他纡尊降贵，去少林要求交换少林九阳功，这一做法唯一的目的，是让张无忌有一个借口学到九阳功：既能够痊愈又不暴露自己懂得全部《九阳真经》的事实。可惜，少林寺看透了张的阴谋，他们拒绝了（约翰生插口：“你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不，等一下。然后发生了什么？张无忌躲了起来，几年以后，当他重新出现时，已经学会了全部的九阳真经，然后出现了一系列神奇的传说，什么白猿的肚子之类。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还不明显么？张把无忌藏了起来，秘密传授给他《九阳真经》中的武术，然后再让他出面，表演一场戏给全世界看。比如从张三丰那里学到了太极拳：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花了一个小时就学会了人类历史上最深奥的武术。而旁观者看了半天，却什么也没看懂。如果你不认为张无忌是爱因斯坦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他事先已经学过这套武术。
约翰生：很遗憾，你的理论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如果是这样，少林就不应该拒绝交换，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损失——张三丰实际上已经懂得了全部的九阳真经，相反，他们可以从张那里学到自己所缺乏的武术。
史密斯：是的，但是你忘记了，少林不缺乏武术。一千年来没有人有时间学完他们那七十二项全能的武术课程。（笑）相反，如果同意交换会使得少林的道德优势荡然无存。这会让整个世界认为，张三丰的武功并非来自觉远传授的九阳真经，而这是少林花了至少半个世纪想说服人们相信的：张三丰剽窃了少林的秘传武术！他是个无耻的剽窃者。少林必须维持自己的尊严，张显然低估了少林方面的决心。为此他不得不另辟蹊径：他首先把无忌送到一位全中国最有名的医生那里——为的就是让大家相信无忌能够自己痊愈——可惜这位医生不久就被人谋杀。然后张无奈之下，把孩子送到了昆仑山——传说中《九阳真经》失落的地方。张无忌随意就可以说从哪里挖出了真经。几年后，张无忌果然学会了《九阳真经》，实际上这是他在进入蝴蝶谷之前已经背下来的，教导他的人正是张三丰！
约翰生（思考片刻）：您的这套理论仍然有问题。为什么？为什么张三丰要教给无忌《九阳真经》，为什么他不能干脆牺牲无忌？
史密斯：您知道，我有一个最新的理论，我将在明年出版的一部新著中阐述：张无忌的父亲张翠山是张三丰和风陵师太的私生子——啊，教授先生，您怎么了？您醒醒！您醒醒！Help!Help！（约翰生教授当场吐血晕倒，这次讨论到此结束，两天后约翰生教授不治身亡）
这个简直都可以乱真~ 回复 sadam667 的帖子
呵呵，这部书很挺有意思的，有空可以看看全书。电子版很好找的 这个嘛，纯支持一下，不懂武侠…… 回复 SFR 的帖子
呵呵，其实整本书都是恶搞，谈武侠只是个名头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2-8-18 17:11 编辑
整个南宋时期，明教的信奉者们在东南地区发动过若干次暴动，但均因未得到国内各阶层的同情而很快失败。原因很明显：在抵抗外族入侵成为举国共识的时代，明教的原教旨主义者仍然坚持对汉族政权的不妥协方针，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合时宜的错误。这一路线和波斯总教对世界形势的教条看法有关。在阿拉伯人和十字军在中东陷入反复鏖战，金国和南宋都奄奄一息，而蒙古人趁机兴起的时代，波斯总教的领导人认为古老的旧世界已经彻底腐朽，发动世界范围的革命，迎接明王到来的时机已然成熟。在波斯总教的强制命令下，一代代的中华明教教主开始了形如飞蛾扑火的暴动，最后除了憎恨和蔑视外一无所获。播种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蒙元帝国的征服给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小宗教以意外的生机。由于信奉宗教自由政策，在元朝初期，对明教的禁令被解除了，这一宗教被允许自由传播。元朝统治者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教派将成为自己的掘墓人。反抗异族统治的中国人很快就从这一藐视世俗统治的教派中发现了反抗的思想武器和从事地下活动的宗教掩饰，很快便大批投身其中，明教徒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在南宋平定后，忽必烈开始开展对日本、越南和缅甸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赋税和劳役的大幅增加令民众的负担加重，而多数负担都落到刚刚征服的南宋地区，江南的局势更为岌岌可危。
1280年，在南宋沦陷后四年，明教教主杜可用在江西发动了一次浩大的起义，杜可用号称“天差变现火轮明王皇帝”。由于帝国军队迅速果断的围剿，这次起义遭到了惨败。此后，一系列小规模暴动持续威胁着中国南部的帝国统治。明教徒积极参与了1283年的黄华起义，这次起义是以恢复宋朝的统治为号召的，但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越来越少的人相信赵氏王朝还有复兴的可能。
1287冬天开始的钟明亮起义是这一时期最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明教教主钟明亮招集了十万人的军队，在广东、江西和福建的交界处建立了根据地，以汀州为中心，在周边方圆数百里的地区展开了活跃的游击作战。这一起义的时间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此时的帝国政府正在全力扑灭满洲和东突厥斯坦番王的联合叛乱。
当钟明亮开始他的军事冒险后，广东董贤举、江西石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明教骨干分子也纷纷发动暴动，相互呼应。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蒙元帝国军队对这个狂妄的挑战者进行了四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忽必烈对明教的力量过于轻视，也不能理解他的臣民恭顺外表下的民族仇恨。他企图利用收编的南宋军队去对付明教徒，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结果却适得其反，汉人的地方军阀都不愿意为中央政权卖命，而钟明亮则利用游击战左右逢源。一位将军的官方报告中称：“[明军]出没叵测，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至，围攻则兵力不敷，岂可以寻常草寇视之栽？”帝国在中国南部的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
在这一关键时刻，钟明亮于1290年的离奇暴毙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悬案。据明教官方档案记载，钟明亮是在练习波斯瑜伽“天地转换法”的时候，因练习方法错误导致内分泌紊乱而引发猝死；但也有学者怀疑，钟明亮之死是明教内部大清洗的结果：在钟明亮死前不久，曾在波斯总教学习系统神学的二十八个特派使者，以“真正的明尊弟子”自居，取代了钟明亮的权力，并将其架空后排挤出权力中枢。因为精神压抑和神情恍惚，钟明亮才在练习瑜伽时出了问题。在钟明亮死后，忠于他的许多骨干分子被肃清。以王鸣为首的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掌握了实权。
钟明亮的死成全了他的名声。不久，因为黑龙江地区哈丹叛乱的平定，腾出手来的元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以堡垒战术将匪区层层围住，并缓慢推进。历经将近一年的围剿，1291年，似乎大局已经注定，明教势力被团团围住。忽必烈调兵遣将，要在自己死前将这个心腹之患一劳永逸地清除。然而，中国武术再一次展现了它的威力。明教的三万精锐军队浴血奋战，终于成功实现了从三十万大军中的突围，并展开了一次惊心动魄的大逃亡。
这次史诗般的逃亡历时一年多，行程为两万五千华里（约合6000英里），渡过了几十条湍急的大江，翻越了寒冷严酷的大雪山，经过荒凉的草原和沼泽地区。行动的规模、路程的遥远、环境的艰苦和意志的坚强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元朝的军队一再追击拦截，然而在内部的派系斗争的制约下，始终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军事合围，因而总能让明军及时逃脱。一年后，长途跋涉的明军——此时已经只剩下三千多人——到达中国西北部的昆仑山地区，将携带的“圣火”点燃在海拔6880米的布格达板峰上，并将其命名为“光明顶（the Summit of Light）”。教主石元有一首著名的诗歌描述这次伟大的战略转移：“ 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昆仑千里雪，熊熊圣火尽开颜。”
从此以后，光明顶熊熊燃烧的圣火成为每一个明教徒心中信仰的最高支撑。圣火不会熄灭，明教不可战胜的神话迅速传播开去。在这次远征中受到磨练的一批青年战士，如阳顶天、殷天正等人，将成为明教在下一个世纪中兴的领导人物。
但是这次远征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我将在下几章中逐一分析。目前要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项：在艰难的跋涉中，明教发生了分裂，圣物“圣火令”遗失了。
“圣火令”是六块合金制成的金属牌，上面有一些古波斯武术的铭文，起源已不可考。它们在明教中的地位相当于基督教中的“圣杯”，而远比圣杯更为现实。其对于教主合法性地位的意义可以说类似于中国的“传国玉玺”或者日本的“三神器”。从理论上来说，谁掌握它就会被宣称了“正统”。明教在逃亡的过程中，在遵义府召开了会议，王鸣由于领导作战不力被迫下台，原光明左使者石元成为第三十一代教主。
王鸣对新权力中枢充满了怨恨，拖延着不肯交出圣火令。不久，在四川境内，一场蓄谋已久的分裂运动开始了。王鸣及二十八个“真正的明尊弟子”脱离了大部队，建立了西路军，并以圣火令为号召，宣称自己才是明教教主。然而在王鸣能够挑战石元的教主地位之前，这一支分裂的队伍已经被趁机偷袭的蒙古骑兵所击败，被迫退向西康和青海地区。王鸣丢失了军事底牌之后，短暂的分裂运动走向了彻底破产，圣火令也无助于改变他的劣势。不久，西路军大部和明军主力会师，王鸣及其亲信逃回波斯，圣火令回到了波斯总教的手中。后来历届中国教主都曾派人去波斯总教交涉，希望能够迎回圣火令。但是总教方面仍然以“历史问题未曾查清”为借口不肯交还圣火令，作为对中国明教的要挟。
圣火令的失落给明教教主的合法性和继承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困难。的确，一个强势教主——如阳顶天——的权力并不会因圣火令的失落而受到影响，但当他死后，由于缺乏圣火令的绝对权威，在继承问题上就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分歧而引起纷争。我们将在第六章叙述这一隐患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明教就将总部设在人迹罕至的昆仑山光明顶上，那里他们不用再担心元军的围攻：一般的士兵想要活着到达这个高度都很困难。但是很快，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到更加棘手的敌人。
========================== 回复 weiliqiang 的帖子
很敏感的话题·· 这个。。。我看了表示很迷惑，该怎么切入呢。。。 回复 qs 的帖子
我其实应该通篇转载的，反正全书也不是很长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2-8-19 16:15 编辑
Chapter V. The Revival of Chinese Manichaeism and the Scission of Kongfu World（1292-1326）
第五章．明教的复兴与武林世界的分裂（1292-1326）
虽然日后明教的官方说法将长征描述为一次伟大的浪漫远征，但在1292年的光明顶上，一切更像一场可耻的失败。在中国南部这一明教几百年以来的根据地，这一信仰已经被全面肃清。明教的残兵败将们被赶到了中国边境最偏僻的角落，而到达那里的三千多名战士几乎无不伤痕累累，意志消沉。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也是充满敌意的当地势力：例如根基牢固的地头蛇昆仑派。当然，更直接的威胁仍然来自元廷，此时忽必烈已经派遣玉昔帖木儿取代了作战不力的伯颜，玉昔帖木儿率大军进剿昆仑山，虽然元军攻上光明顶的可能不大，但仅仅是围困已经足以给明教造成断绝补给的困境。这一小小宗教势力的灭亡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但是此时，海都和都哇在中亚再次举起叛逆的旗帜给明教以喘息的机会。由于西北叛王在东突厥斯坦的进攻，元军不得不临时将围攻光明顶的军队调到千里之外的塔里木河流域，去抵抗反叛者的入侵。这一临时的抽调竟成为了一去不复返。直到1304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为止，元军与西北叛军在中亚进行了十二年的拉锯战，无暇再顾及龟缩在昆仑山中的明教徒们。明教趁机坐收渔人之利，迅速恢复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一劳永逸地摧毁明教的最佳时机一去不复返了。
忽必烈死后，成宗铁穆耳维持了十一年相对平静的统治。1307年，铁穆耳驾崩后，帝国因帝位继承问题陷入了长期的中衰和不时的内战，二十五年中先后换了八个皇帝。汉文化对帝国中枢的渗透相当缓慢，但是各种高级的奢侈享乐却已经侵蚀了本来质朴的草原儿女们。帝国的统治机构日益腐败，对其治下人民压榨的程度日益增长，但实际控制能力却不断减退，此消彼长之下，各民族的起义也此起彼伏。被列为最下等的南方汉人的抵抗运动在经过二十年的低迷时期后，再次逐步走向高涨。这对武术界权力格局的结构性演变，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作者：新垣平 回复日期：2008-2-17 9:01:18
在绝大多数时代，江湖世界和帝国权力之间有着深刻而尖锐的矛盾。我们在第一章中，曾经简要指出过这一矛盾的根源所在。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补充：这一矛盾并非必然爆发为激烈的冲突，当双方势力平衡的时候，就会出现均势的局面：江湖世界的主导势力会在表面上承认皇帝的无上权威，而实则维持自己对江湖真正的统治，而官方也会满足于江湖人士对不再“犯上作乱”的承诺。对中华帝国的统治者来说，达到这一均势的底线是江湖势力必须放弃对政治权力的追求；而对后者来说，底线是官方必须保证自己的合法存在及势力范围不受侵犯——二者是一回事。当然，零星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而维持大局的和平。
但是，如果说政府从上到下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江湖却并非如此，这就是江湖之为江湖的特性所在：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由于江湖世界的流动性太大，充满了各种不可操纵的因素，任何个人、门派、帮会和教宗都无法实现对整个江湖世界的控制。在这个世界中，必然也有对现存政治势力存有极度仇恨的反叛者。他们不会理会主导势力同政府间的默契，而以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为奋斗的目标。因此，他们所带来的威胁实际上是双重的：即是对世俗政治权威的威胁，也是对武林主导势力的威胁。首先，他们的行动会导致同官方之间心照不宣的不成文协定被破坏，会导致政府的压力甚至报复，给整个江湖世界带来浩劫；其次，如果这些大胆的冒险家能够获得成功，结果将会是翻天覆地的政治大洗牌，对已经掌握大权的、不希望发生变动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这可能使他们失去现有的一切。可想而知，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激进的革命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是相当紧张的。
对于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应付这种挑战的方式可以有两种：当仅仅是农民起义者揭竿而起，或者是民族主义者反抗异族统治时，他们可以将这些人赞美为武林领袖或真正的民族英雄，在口头上给予他们廉价的支持和赞美，却不进行任何实际的声援，将他们推到前台去任由政府军剿灭。北宋时期的梁山起义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有一百多名三流武术家因为不满宋朝的腐败而聚集起来发动叛乱。少林、丐帮、逍遥派、大理段氏、天师道等武林的真正主宰将他们吹捧为“梁山好汉”，让世人把他们视为真正的武术名家，让他们去和政府军发生正面冲突，而掩护自己的真正实力。最后，梁山的起义者向政府军投降并为之效力，而既得利益集团主宰的武林秩序却毫发无损。
另一个例子是清代的天地会。由于打出了“驱除鞑虏”的旗号，获得了汉人的同情，天地会聚集了一批真正的高手，野心勃勃地从事推翻清政府的地下活动。天地会虽然在江湖世界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在清末之前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援助。十七世纪后期的一份会议记录表明：当天地会筹划刺杀一位手握大权的将军吴三桂时，武当、少林等名门正派都不愿意提供支援。甚至贩盐的三流帮会青帮也不服从他们的号令。天地会在得到光环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被孤立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乾隆的元帅福康安代表清政府召开“全国武术流派掌门人代表会议”时，武术界主要门派的一百多名掌门人全部出席，向异族皇帝表示他们的顺服。
作者：新垣平 回复日期：2008-2-18 21:25:54
另一种应对方式是这样的：当造反者举起异端宗教的旗帜时，保守势力就可以利用儒家意识形态的崇高旗号，要求消灭无视伦理纲常的“魔教”。事实上，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纯粹信仰的层面，而在于这种信仰可能带来的、颠覆现存秩序的危险后果。明代的日月神教和清代的白莲教、拜上帝教都是典型的例子。元代的明教之乱也属于这一范畴。无疑，明教的古怪信仰、戒条和仪式——如食菜、裸葬、拜火、崇拜圣女等——加剧了武林人士和一般平民的厌恶，但是很难说这些内容比佛教或者回教的种种要求更为古怪。这种根深蒂固的厌恶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正如卡尔马克思所嘲讽的那样，布尔乔亚一边从事着诱奸彼此妻子的勾当，一边义正词严地声讨共产主义者的“共妻制”，真正的理由不言而喻。
如我们在上文所分析的，到了十四世纪前期，中国武术界已经确立了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新秩序，尽管六大派和丐帮都曾以反元的民族主义口号为号召，但随着郭襄、耶律齐等老一代宋朝遗民的先后去世，各门派新的领导人对汉族政权曾经的光荣已经记忆模糊，而随着元朝统治的巩固，推翻蒙元统治的希望日益渺茫，使他们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护自己武林地位的问题上。虽然绝大多数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名门正派的武术精英集团仍然同以前一样生活优裕、名声显赫，不受影响。推翻外族暴政是名义上的最终目标，但只是遥远的前景，目前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自己的门派增添荣耀和权势，至多是有限的“行侠仗义”。于是，在种种响亮口号的掩盖下，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这个集团必然与另一批不妥协的激进分子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人大多数成为了明教徒，因为只有明教此时仍然在坚持进行实际的反元暴动。而由于蒙元帝国统治的残暴和严苛，投入明教的武术家也越来越多，使得明教的组织急剧膨胀。这是明教与江湖 主流势力矛盾激化的根源所在。在此，整个江湖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分裂。
在迁移到光明顶之后不久，明教就和当地的主宰昆仑派发生了几次武装械斗。尽管明教的势力已经大大削弱，但仍然和次级的昆仑派势均力敌，昆仑方面并没有占到多少优势。而中原各大势力仍然认为明教微不足道，将此视为地方性的冲突而不屑参与。最后，精疲力竭的双方不得不妥协，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将昆仑山一分两半。几年后，明教教主石元去世，光明左使者衣琇继任教主（在位1298-1311）。衣琇在位期间，明教在西北地区修养生息，并同波斯总教之间恢复了联系。十四世纪初叶，随着明教实力的恢复，是否回到江南的明教故地去联系当地的残余势力的问题被提上议程。
此时的江南地区仍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当地坚持游击战的明教残部已经寥寥无几。大多数明教高层都主张放弃这一地区，更没有人愿意回去冒险。但一个年轻人殷天正（1280-1358）主动请缨，要求由他一试，获得了衣琇的首肯。殷天正的选择是正确的，其时帝国的控制已经逐渐松弛，他回到江南后，很快整合了当地的明教势力。为了麻痹元廷，殷天正发明了“天鹰”的标志，以稍加变化的形式伪装其明教信仰的实质。在遮遮掩掩下，江南明教又开始了暗中的活动。但一个隐患是，由于昆仑山和江南地区的距离遥远，在此长驻的殷天正实际上成为了这一地区明教势力的实际主宰，这为二十多年后明教的分裂埋下了隐患。
衣琇在1311年的病逝，让众望所归的阳顶天（1270-1327）登上了教主之位。在十四世纪初期，阳顶天被普遍认为是仅次于张三丰的武术大师，虽然二者从未有过较量的机会。与衣琇的平庸统治不同，阳顶天很快就野心勃勃地大规模扩充明教的组织。他创建了锐金、巨木、洪水、烈火、厚土五旗作为新的军事编制，并且策划发动了园明和尚起义、赵丑厮、郭菩萨谋反等几次大规模的暴动。
出于对殷天正的猜疑，他即位不久，就将后者召回光明顶。殷天正及时表示了对他的忠心，令阳顶天感到满意。他赐给殷天正以“白眉毛的老鹰王”的头衔，命其继续统摄江南明教势力。这是阳顶天亲封的第一个“护教法王”。进入二十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明教。谢逊、韦一笑等武术家先后来奔，并建立了许多功勋。阳顶天也分别封他们为“金毛的狮子王”、“绿翅膀的蝙蝠王”，与殷天正一起成为了著名的“三大法王”。
阳顶天尤其重视投入明教的高级知识分子。正如一切外来的殖民统治一样，蒙古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充满了种族歧视，将其地位视同妓女和乞丐。帝国的大部分官员都并非通过科举考试而被任命，经由科举选拔的官员在比例上只有明朝的10%左右。而在科举考试时，汉人和蒙古人、色目人分开考试和录取，而后者的题目要容易得多。即使通过了考试，汉族官员也难以获得升迁。这些举措导致越来越多的儒生对仕途绝望，投入了反抗者的行列。
杨逍（1301-1367）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出生于一个破落知识分子的家庭，因科举受歧视而投身明教。阳顶天对这个年轻人表示出非同寻常的喜爱，亲自传授给他过人的武术，并很快擢升其为光明左使者，地位甚至在三大法王之上，因此甚至有杨逍是阳顶天私生子的讹传。杨逍不仅是阳顶天的主要智囊，更成为了明教最杰出的宗教学者，撰写了《明教流传中土记》等重要著作。与此同时，周颠、说不得、彭莹玉、冷谦、张中等人也先后投入明教，除周颠外，其他人都有明显的知识分子背景。说不得是一个诙谐的僧侣，善于写禅诗；彭莹玉是宗教宣传家，缺乏理论成就，但善于演讲和煽动群众；冷谦是音乐家和画家，后来担任过明朝的宫廷乐师；张中（1294-？）号称“铁冠道人”，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谋略家，后来的著名传奇人物刘伯温就是他的学生；在二十年代，这些人被封为“五散人”，成为阳顶天的高级顾问。同时，为了平衡各个系统的势力，阳顶天将另一名本拟封为法王的武术家范遥提拔为光明右使者。范遥出自明教嫡系，武术高超，功勋显著且没有政治野心，同各方面的关系都很良好，是担任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
1326年，发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事件：首先是一名汉人和波斯人的混血少女黛绮丝（Diana Keynes）从波斯总教来到光明顶。这是自1291-1292年的长征之后，波斯总教首次恢复和中国明教的正式联系。黛绮丝是一位波斯华侨的女儿，据说是遵从父命回归原籍。但人们所不知道的是，她真实的身份是波斯总教三圣女之一，也是总教派来监控中国明教活动的间谍。
在十三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的三十多年中，西亚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多年的生死斗争，波斯总教的新领导人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的口号，而与伊利汗国握手言和，作为交换条件之一，波斯总教被要求向中国明教施压，命其向蒙元统治者俯首称臣。由于长期中断联系，波斯总教并没有把握能让光明顶服从命令。因此借护送黛绮丝来华，总教也派出了三名特使，向中国明教方面阐述其意图。当夜，阳顶天与三名特使进行了秘密会谈，并轻蔑地拒绝了臣服元朝的命令。翌日，三名特使在失望中离去，但将黛绮丝留在光明顶执行下一步的秘密计划。
黛绮丝的美貌很快在光明顶的青年革命家中产生了轰动。阳顶天虽然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但也对总教的意图产生了怀疑。他设法撮合黛绮丝和亲信范遥，试图通过婚姻的纽带让黛绮丝向自己靠拢。黛绮丝拒绝了范遥的追求，然而不久后，一名叫韩千叶的青年——他的父亲曾被阳顶天所击败——从南中国海的岛屿上来到光明顶，要求和阳顶天进行水下决斗。由于阳顶天不会游泳，在波斯湾长大的黛绮丝冒充他的女儿和韩千叶在光明顶的深潭中进行了搏斗，并取得了胜利。为了表彰她的功劳，阳顶天册封她为“紫衣服的龙女王（Dragon’s Queen in Purple Clothes）”，居于四大法王之首。黛绮丝是一名优秀的武术家，但不能和其他的法王相比，除了她的特殊功勋外，这个高贵的头衔也可能是为了向总教示好。
不久，在黛绮丝与明教的仇敌韩千叶之间发生了一段意外的罗曼史。这对明教的未婚男性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众人的强烈反对下，黛绮丝与韩千叶闪电般地结婚。这事实上形成了对波斯和中国明教的双重背叛。黛绮丝的选择令她进入权力中枢的希望完全破灭，在光明顶，她很快被孤立和边缘化，除了“龙女王”的虚衔外一无所有。波斯总教的计划落空了。
以上提及的这些明教骨干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合将深刻影响十四世纪中期的武林史，我们将在下一章加以论述。目前需要指出的是，在20年代中期的光明顶教廷，明教拥有比其他任何一个大门派都要多的一流武术家，唯有少林能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抗衡。而对其他任何门派，明教都占有绝对的压倒优势。譬如，武当虽然拥有公认为全国第一的武术大师张三丰，但他的年轻学生们当时还都不堪一击。
明教实力的急剧膨胀破坏了原来的武林权力平衡，使得它与正教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这一时期，二者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1324年，阳顶天以一人之力击败了少林派最强的三名高手，并将其中一人的眼睛打瞎；1326年，杨逍轻松击败了峨嵋派最负盛名的武术家孤鸿子，后者不久就在羞辱中抑郁而终；大约在同一时期，杨逍也在一次狭路相逢的格斗中杀死了昆仑派掌门人白鹿子。每一战明教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也都把一大门派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双方矛盾的本质就在于：明教要实现推翻元帝国的梦想，就必须在江湖世界中大为扩张，而这一扩张必然会与现存秩序发生激烈冲突。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六大派及丐帮来说，维护自己在武林中的优势地位，比起推翻元政府的远大目标，是更为紧迫的任务。借用后来的表述，可以说六大派的心目中，“攘外必先安内”，正如一位丐帮中人所坦言的：“鞑子是要打的，却万万不能让魔教教主坐了龙廷！”明教的壮大已经引起了主导势力的极度不安，如果不是阳顶天的突然猝死，以六大派和丐帮为首的主导集团围攻明教的战役可能就会提前三十年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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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明教历代教主表
第二十九代杜可用（？-1283）
空位期（1283-1287）
第三十代钟明亮（1287-1291）
第三十一代石元（1291-1298）
第三十二代衣琇（1298-1311）
第三十三代阳顶天（1311-1327）
空位期（1327-1357）
第三十四代张无忌（1357-1358）
第三十五代杨逍（1358-1367） Chapter VI Thirty Years’ SEDE VACANTE of Chinese Manichaeism
第六章．明教的三十年宗座空位期
1327年，阳顶天的离奇失踪为明教的十多年来的中兴划上了句号。这次突发事件源于一桩三十年后才被揭露的丑闻。阳顶天的第一任妻子在长征中牺牲，当他继任为教主后，就迎娶了一个出身武术家庭的年轻女孩作为新的妻子。而他所不知道的是，这个女孩同她的同学成昆当时正在秘密的恋爱中。出于虚荣心，她接受了阳顶天的追求，但是在婚后，她又恢复了和成昆的秘密往来。他们的通奸地点是在光明顶的地下宫殿中，这里比终年积雪的山巅要暖和得多，并且有一个出口通往山下。阳顶天有时也到那里修炼高深的武术。1327年，当阳顶天在地宫中练习波斯瑜伽术时，发现了妻子和成昆正在外面寻欢作乐。愤怒与兴奋的双重刺激导致他的练习发生了严重错误，在几分钟内便因植物神经紊乱而死：同三十六年前的钟明亮一样。当背叛他的妻子发现这一点后，因为感到羞愧而自杀。成昆在痛苦和自责仓皇逃走。不久，过分的精神压力导致成昆变成了一个偏执狂：他在潜意识中将一切悲剧归咎于明教的存在，以摆脱自己的道德责任，从此便处心积虑地策划着摧毁明教的计谋。这为后来的明教带来了致命的威胁。
但即使没有成昆的存在，失去了阳顶天的明教处境也岌岌可危：很显然，他们缺乏一个众望所归的教主继承人。由此出现了长达三十年的宗座空位期（sede vacante）。事实上，阳顶天之死导致明教中的结构性隐患突然爆发，使得此时的任何人都难以得到教主之位。
这一隐患在于，明教的急剧扩张并未伴随着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导致了指挥中枢的权力关系紊乱。明教的指挥系统本来是很简洁的：教主在理论上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独裁权力，在教主之下设有两个光明使者作为副手，以及若干低级的附属职位（如天地风雷四门），然后是五行旗等地方负责人及其副手。但随着武术高手们纷纷加盟，明教的组织日益扩大，如何安排他们的职位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阳顶天接纳这些来奔者的方式往往是加封法王、散人等头衔。所谓“护教法王”并非“光明使者”这样的固定职位，而仅仅是一个品阶，并非常设，人数也不确定。诸如“白眉毛的老鹰王”这样的称谓仅仅是个人性的称号，没有可继承性，与波斯总部的“十二宝树王”完全不同。在阳顶天统治初期，只有殷天正一个法王，后来随着谢逊、韦一笑、黛绮丝等武术家的加入，才不断有新的法王被册封。既然并非固定的职位，那么法王们的权限，实际上相当模糊。既可以是殷天正这样独当一面，总揽大权的要人，也可以是黛绮丝这样毫无实权的虚衔。在职权上，他们无疑不能和光明使者相比，但在地位方面，却又隐然与之相等。至于“五散人”的功能和地位，就更加含糊不清了，他们既可以只是教主的私人秘书，也可以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教中枢在阳顶天统治时期的急剧扩张，结果就是权责划分的紊乱和内部矛盾的增加。当然，只要阳顶天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事实不改变，这一点也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如果阳顶天的统治期能够再延长十年，这一系列问题也许都可以完满解决。但当阳顶天失踪后，这一隐患就成为突出的现实困境。各大势力并存，彼此互不相让，在一切问题都上争权夺利，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明教由此走向了漫长的瘫痪和分裂。这不禁令我们想起几十年前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空缺时期（译者按：1254年康拉德四世去世后，德意志和意大利陷入了混乱。荷兰伯爵威廉二世，西班牙卡斯蒂亚国王阿方索三世，英国康沃尔伯爵理查都曾被一部分诸侯推举为国王，但整个德意志没有一个统一的君主。而意大利则陷于法国安茹家族和西西里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混战之中。后来，德意志形成了七大选侯制度，德意志国王从此由七大选侯选举）。
明教瘫痪的第一个信号是黛绮丝的叛教。阳顶天的神秘失踪首先给这位波斯妇女带来了灾难。由于她的新婚丈夫曾是阳顶天的敌人，而她也因为不受欢迎的婚姻被排挤出了权力中枢，黛绮丝很自然地被列为第一位的嫌疑对象。不久之后，在因为求爱被拒绝而对黛绮丝夫妇充满仇恨的范遥的秘密调查下，黛绮丝试图窃取明教内部机密的行径被发现了。明教徒对她郁积的怒火终于找到了发泄口，要求对她严加惩罚，至少要囚禁十年。但是黛绮丝并不服从对她的处罚，她扬言：“如果阳教主不在这里，我就不需要服从任何人的命令。”（《明教秘档》，第245卷）明教徒很快发现了他们的两难处境：尽管绝大多数人都希望严惩黛绮丝，但除了教主外，没有人具有惩治一个法王的权力。如果杨逍、殷天正或者韦一笑能够获得这一权力，那么显而易见，他也会利用这样的权力去对付其他政敌，而这是其他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并且，谢逊——作为黛绮丝唯一的朋友——及时地维护了黛绮丝，保证她与阳顶天的失踪无关。这给黛绮丝提供了口实，让她和丈夫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光明顶出走，为明教的分裂开了先河。
黛绮丝毫无实权，本身没有竞争教主之位的资格。但她的出走却也导致了一位实力雄厚的竞争者退出角逐。如果回到1327年的光明顶，范遥可能是最适合继承教主之位的人选。他与杨逍同样居于教内的最高职位，有继位的资格，而与杨逍不同的是，他出身明教嫡系，虽然本身势力平平，但是与其他各派的关系都相当良好，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选。但范遥对阳顶天的忠实使他拒绝相信阳顶天已经死亡的猜测，黛绮丝的离去也让他心灰意冷，无意继续留在教廷。或许是为了找到失踪的阳顶天，或许是为了制造和黛绮丝再见面的机会，范遥不久后也离开了光明顶。他的离去导致杨逍、殷天正、韦一笑等派系之间缺乏了缓冲和调和的纽带，他们之间早已潜伏的矛盾迅速导向了难以挽回的公开冲突。
另一个教主的候选人，“金绒毛的狮子王”谢逊在不久后也离开了光明顶。根据三十年后发现的阳顶天的政治遗嘱，谢逊本来是阳顶天内定的继位者。据中国学者罗日道（音译）考证，虽然资历尚浅，但谢逊得到了五行旗等地方领导人的支持，下层教众的支持率很高（罗日道：《明教各大政治势力执掌图》，收入《深度分析：武侠史中的隐匿政治斗争研究》，天涯出版社，2006年）。他在1327年年底离开光明顶，因为阳顶天的失踪和高层斗争的日益明朗化已经在明教基层中引起了骚动和不安，需要一位重量级的领导人去加以安抚；也有学者推测，他可能是去争取五行旗使等地方领导人对自己继位的支持；而此时谢逊在老家的妻子已经怀孕临产，他也想顺路回家去探望家人。无论如何，这次离开光明顶一劳永逸地结束了他继位的可能，并导致了他下半生的悲惨命运。
谢逊的老师成昆，在目睹了阳顶天之死和爱人的自杀后，一度陷入了精神崩溃之中。第二年，当他大病初愈后，去探望自己唯一的亲人，他钟爱的学生谢逊，希望能从后者那里获得安慰。此时谢逊恰好已经回到家中：他的妻子刚刚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谢逊不合时宜地向老师吐露了自己的身份，并且鼓动他加入明教，投身抵抗运动。这些狂热地宣传勾起了成昆痛苦的回忆，令他再度陷入了仇恨的情绪。在犹豫了几天后，成昆终于决定从背叛他的学生身上开始摧毁明教的事业。在一次家宴上，他奸污了谢逊的妻子，并杀死了他的父母和儿子，只把谢逊留在了丧失一切亲人的痛苦中。成昆的目的是让谢逊陷入非理性的疯狂，最终他成功了：从此之后，不惜一切代价向老师复仇成为了谢逊唯一的目标，而一切仁爱、宽容和政治抱负都已离他而去。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2-8-18 17:20 编辑
附录三：
谢逊思想传记（引自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元代卷）
谢逊（1300-1372），字退思，号“金毛狮王”，元末革命家，武术家，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出生于一个猎户家庭，童年时被武术家、理学家成昆收养，在成昆的指导下系统学习过武术以及儒学，特别是朱熹的理学思想。理学认为世界有一个最高的、不变的“天理”，它高于物质世界并且指导物质世界的运行，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反动理论。谢逊在少年时就对理学产生了怀疑，遭到了成昆的压制。谢逊成年后，到西方昆仑山地区留学，思想上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冲击，对儒学产生了怀疑，后来加入了地下革命组织明教，明教认为所谓“天理”或现实世界的伦理法则，实际上是一种黑暗的力量，蒙蔽人的心灵，真正的光明在黑暗之外，将会在不久后降临。这虽然也是一种唯心主义思想，但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黑暗向光明转化的辩证法，在当时具有进步的意义。
1328年，成昆到谢逊家里做客，发现谢逊抛弃了儒家思想，转而信奉明教后，在思想上和谢逊发生了激烈的交锋。最后，理屈词穷的成昆撕下了道德君子的虚伪面目，强暴了谢逊的妻子，并杀死了他的家人。成昆的暴行让谢逊对封建儒学扼杀人性的反动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抛弃了成昆的反动影响，也对超自然的所谓的光明力量进行了扬弃，走上了独自思想探索的道路。谢逊认为，宇宙是一个没有意识的物质实体，不存在道德属性，道德是人类发明的概念，具有阶级性。而阶级社会的道德观念是阶级压迫产生的意识形态，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掩盖其弱肉强食，剥削压迫人民的实质，不具有神圣性。只有被压迫人民具有了现实的改造世界的力量，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光明世界。
谢逊在武术思想上也做出了重大的革新，他扬弃了“混元霹雳手”等以儒家、道家思想为基础的传统武术，对于“习武养生”等封建地主阶级麻痹广大劳动人民的宣传进行了深入批判，将其中的合理成分和新兴武术“七伤拳”相结合，发展出了以不妥协的斗争为目的，以对敌人的打击为本位，即使伤害自身也在所不惜的武术思想。这反映出劳动人民坚决同阶级敌人斗争到底，不怕牺牲，不怕困难的革命思想，是武术思想史上的重大革命，和他的斗争哲学也是一脉相承的。
这些光辉的思想，上承南宋陈亮的功利主义，下启明代李贽的童心说，鼓舞了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斗志，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谢逊在反元起义的革命斗争中，也先后击毙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许多爪牙。少林寺的封建僧侣集团头子空见试图用佛教唯心主义的说教来迷惑谢逊，最后被谢逊在坚定的革命斗争中所消灭。谢逊的养子张无忌从小在他的教导下，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后来张无忌也成为了明教领导人，在元末人民大起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谢逊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没有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知道阶级斗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质，因此并未摆脱思想的局限性。他的思想仍然是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的，从而在晚年又陷入了佛教唯心主义的泥淖，放弃了明教的革命主义精神，改而鼓吹佛教的禅宗思想，认为一切都没有差别，要求人民放弃革命，用佛教的“顿悟”、“慈悲”来改变世界，最后在少林寺出家。这不能不说是他思想的严重倒退，但是这些历史局限无损于谢逊思想的伟大和超前。
谢逊的著作已经散佚，仅在《元史》、《倚天屠龙史》等历史记载中保存了他的一部分思想，后人辑有《谢退思集》一卷，有四部丛刊刻本。
参考文献：
《谢退思集》，四部丛刊本。
《倚天屠龙史》，中华书局，1980。
《元史》，中华书局，1981。
《明史》，中华书局，1976。
冯友兰：《谢逊的唯物主义思想研究》，《三松堂全集》第10卷，1974。
郭沫若：《从毛泽东思想看谢逊的阶级斗争观念》，《郭沫若全集》第8卷，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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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328年开始，光明顶的教廷就处于杨逍、殷天正和韦一笑“三巨头”的长期内讧之中，史称“前三头”时期。我们在下面分别论述这三个方面：
1．杨逍
作为光明左使者，杨逍本来是教主之座的第一位继承人。在惯例上，如果没有教主的遗命，就由光明左使者自动继位。但问题在于，明教上下最初并没有人知道阳顶天已经死去，而只是认为他暂时失踪，并盼望他尽快归来。然而，时间不断流逝，阳顶天始终没有再出现。人们意识到阳顶天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但是并没有相关的规定来启动法理上的教主继承程序。
另外，杨逍继位的希望因为如下的事实而显得更加渺茫：作为一个拜伦式的风流才子，他虽然令不少女人神魂颠倒，却缺乏能慑服群雄的政治魅力，他的文人习气同尚武的各法王、旗使都格格不入，即使是“五散人”等知识分子也看不惯他——他们并不具备阳顶天的政治远见。可以说，杨逍的才干足以胜任一个基辛格式的智囊，然而并不适合成为政治上的最高领袖。但是历史却把他放在了这样一个尴尬处境之中。在阳顶天失踪后，杨逍成为光明顶日常工作的主持者，这是作为光明左使者无可争议的权限。但是由杨逍直接发号施令，无疑更令他的政治对手们感到愤愤不平，而或明或暗加以抵触，这使得他所能控制的实际范围十分有限。
2．殷天正
除杨逍之外，距离教主宝座最近的就是“白眉毛的老鹰王”殷天正。作为当时明教领导层中资历最老的宿将，殷天正在衣琇时期就成为江南原明教势力的最高主管，将钟明亮时代的明教残部变成了自己的私家军团，拥有庞大的地方势力的支持。然而也因为如此，殷天正并非阳顶天的嫡系，和阳顶天一手提拔的其他派系貌合神离，阳顶天不得不以“法王”的头衔笼络他，并设法将他留在光明顶。但通过驻扎在临安的亲信李天垣，殷天正仍然牢牢把握着江南明教的控制权。在阳顶天死后，已经无人可以制约殷天正，但他想登上教主之位，也难以得到其他派系的支持。
3．韦一笑
在许多历史记载中，第四位法王韦一笑（1303-1388）常常给人恐怖的印象，“绿翅膀的蝙蝠王”这个古怪的称号更令人感到恐怖。但他本人却是个诙谐可爱的人物。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武术家，也是一个全能的田径运动员，擅长短跑、跳高、跳远等多个项目（中国人称之为“轻功（Light Kongfu）”），如果我们相信中国人的记载的话，那么他可能是世界上跑得最快和跳得最高最远的人。事实上他的真名叫做韦福娃，字一笑，以形容自己的开朗。为了展示自己的“轻功”，他经常带着一顶奇特的帽子，帽子的形状像一只展开绿色翅膀的飞鸟，因此也被人称为“绿帽福娃”。韦一笑很晚才发现这个称号具有“妻子婚外情”的污蔑性含义，不得不尴尬地将其改成“绿翅膀的福娃”。 他一直在中亚地区从事情报和特勤工作而很少进入中国本部，由于体能方面的过人禀赋，令他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因其功勋卓著被阳顶天封为“[蝙]蝠王”（Fu-Wang, Bat-King），采用这一称号的理由是因为其发音和他的名字“福娃”（Fu-Wa, Bon-Kid）十分相似。此外，与西方不同，在东方文化中，蝙蝠这种动物乃是幸福的象征——但韦一笑的一生注定无法得到幸福。
虽然在青年时期就拥有了法王地位，但在诸法王之中，他仍然是除了黛绮丝外资历最浅、势力最单薄的一个，也鲜有表现出任何政治才能。虽然如此，但在阳顶天失踪后，韦一笑却意外地获得了“五散人”的支持而萌发了政治野心。五散人曾是阳顶天的智囊团，并没有固定的职权，除了担任阳顶天的高级顾问外，只是不定期地执行一些临时任务。在明教中枢，他们是较弱的一派，任何人都没有继承教主之位的可能，而面临着失去现有地位的危险，因此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为了在权力博弈中获得最大利益，他们选择了支持最弱小也最容易控制的韦一笑继位的策略。双方一拍即合。这一集团实力不能和杨逍、殷天正的系统比肩，但由于五散人广泛的关系网络，无论在中枢还是在地方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事实上，正是这一第三派系的形成事实上导致了明教的瘫痪，这是基于如下博弈学原理：如果只有两个竞争者，总有一方会是胜利者，即使通过最激烈的火并也足以决定胜负；但在三强并存、彼此互不联盟的局面下，任何一方面的实力都不占优势，主动进攻都会遭到另外两方面的共同反击，胜利希望几乎为零，因而也不会轻易发动挑战，最终导致三足鼎立的权力平衡。而在光明顶教廷中，这一僵局维持了近三年之久。
具有讽刺性的是，正当明教的内讧日益白热化之际，它的死敌蒙元王朝也面临着类似的危机。1328年7月，阳顶天死后一年，在1323年通过政变上台的泰定皇帝也孙帖木儿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驾崩了，九岁的太子阿剌吉八在柩前继位，定年号为“天顺”；与此同时，泰定帝的政敌们也趁机积极活动，钦察人床兀儿的儿子燕帖木儿拥戴曲律汗（武宗）海山的儿子图帖睦尔在大都（北京）继位，改元天历，汗号为札牙笃汗。帝国迅速陷入了分裂，两个充满敌意的政权同时形成了。很快，一场大规模内战已经迫在眉睫。
尽管上都集团拥有东北、陕西、四川、云南等地方的支持，在政治名义和军事实力上都有优势，对大都形成了包围圈，但正当上都军队围攻大都时，一支大都方面的偏师奇袭了防守空虚的上都。在正常情况下，大都方面成功的希望渺茫。但燕帖木儿打出了他的王牌：一直由著名蒙古武师包克图、图里以及一批少林支派的僧侣组成的雇佣军团投入战斗，他们击溃了数量在他们一百倍以上的敌人，进入了上都的皇宫并俘获了小皇帝本人，导致了上都军团的土崩瓦解。这场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为“天历之战”。
不久，在札牙笃汗图帖睦尔和他的兄长和世瓎之间又发生了内讧。和世瓎本来是曲律汗合法的继承人，他从中亚来到东部地区，受到了那里的蒙古王公的拥戴。在政治压力下，图帖睦尔也不得不表示要将皇位让给兄长。和世瓎在前往大都的中途即位，成为忽都笃汗（明宗）。不久，在朝见汗兄的名义下，图帖睦尔来到兀旺察都，让包克图等人化装成随从，在1329年8月6日的宴会上突然发难，授意包可图杀死了他的兄长，随后对外宣称忽都笃汗病死。就这样，图帖睦尔重新登上了皇位。即使在忽都笃汗死后，政治危机也持续了很长时间。当图帖睦尔回到大都后，包克图、图里等人“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多次挫败了政敌的暗杀行动。与此同时，在内战中留下来的、四川和云南的叛乱势力仍然存在，并屡次发动叛乱，直到1332年，内乱才基本被镇压下去。
这一系列震惊全国的事变为明教推翻蒙古统治的计划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如果阳顶天仍然在位，无疑会利用这一机会发动声势浩大的汉人起义。但是明教此刻也和它的敌人一样，陷入内部的争斗而无法自拔，只有无所作为地眼睁睁看着大都的新主人一步步巩固他的统治，让宝贵的机会从自己的鼻子前面溜走。
札牙笃汗的统治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他是一个汉文化的热心爱好者，在他的治理下，祭祀天地的儒家礼仪恢复了，对孔子的尊崇升级了，科举考试也一步步走上了正轨，他甚至还编撰了一部百科全书《经世大典》。随着色目人集团的垮台，泰定帝时期盛极一时的伊斯兰教势力也衰落了，此后再也没有恢复过。然而正当这位年轻的皇帝想要将整个帝国改组为一个更为彻底的汉化王朝的时候，1332年9月，他自己也死了，只有二十九岁。人们给他的谥号是“文宗”。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2-8-18 17:27 编辑
Chapter VII. Changing Political Climate and the Rise of Prince Ruyang’s Court in Middle Yuan Dynasty
第七章．元朝中期政局变动与汝阳王藩府的崛起
札牙笃汗死后，帝国政局再度陷入了重重危机。他的皇后或许出于内疚，或许出于迷信，坚持要让忽都笃汗的子息继承皇位。经历了一番周折之后，忽都笃汗的长子、十三岁的妥欢帖睦尔成为了大都的新主人。然而，许多人怀疑他并非忽都笃汗的亲生儿子。十多年前，当忽都笃汗在政治斗争中失势时，曾经在西藏与中国（按：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西方史学家的错误表述，请读者注意甄别）的边境地区漫游。当他从那里回来后，就多了一个神秘的儿子。作为他的继承人的长子，这个孩子的来历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札牙笃汗在一封诏书中宣称，忽都笃汗在临终前已经告诉了他：这个孩子并非他的亲生骨肉。因此，札牙笃汗剥夺了妥欢帖睦尔一切继承权，将他流放到南中国海的边境。但幸运女神眷顾了这个孩子，在札牙笃汗死后，他的弟弟被召回去继承帝位，一个月之后也死了。于是他成为了大元帝国最后一位的主人：乌哈噶图汗。在中国，他以明王朝给他的称号“元顺帝”而被载于史册。直到很多年以后，人们才发现，他的生父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也最不可能是的人：南宋的最后一位君主赵显。历史开了一个无比残酷的玩笑。（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但与本书的主题无关，有兴趣的读者请参看附录四）。
乌哈噶图汗的上台给昔日札牙笃汗的亲信们带来了威胁。他们知道，当他长大成人之后，就会彻查自己父亲被杀的内幕。果然，1340年他在一份诏书中宣称：“文宗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伊噜布哈、额勒雅、明埒栋阿、包克图、图里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归而再御宸极,又私图传子,乃构流言,嫁祸于必巴实皇后,谓朕非明宗之子。”但是包克图、图里等札牙笃汗的旧部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藏匿于汝阳王阿鲁温的藩府之下，并且改易了汉名——他们在后来的历史上以鹿杖客（“包克图”汉译为“鹿”）、鹤笔翁（“图里”汉译为“鹤”）之名为世人所知。
汝阳王阿鲁温（1280-1345）并非黄金家族的直系后裔，而因为屡立军功被拔擢至此高位。从三十年代以降，他的藩府逐渐聚集了数量和质量上仅次于明教和少林的资深武术家。在这一时期他开始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在剿灭江湖世界政治异见分子的名义下，他向政府请求拨款以招揽肯为朝廷效力的武术家。这项计划得到了对汉人仇恨入骨的丞相伯颜——此人在顺帝初年成为帝国的实际统治者——的首肯。但是阿鲁温的真实企图乃是看到了帝国逐渐没落的现状，趁机扩张自己的实力，最终凭借武力为自己打开通向帝位之路。
为了招揽武术家以控制江湖世界，阿鲁温必须对这一领域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他背后最重要的幕僚正是我们早已经熟悉的阴谋家成昆。此时，成昆的学生谢逊为了让他现身正在中国各地以他的名义大开杀戒，却没有想到这正是成昆希望看到的结果。然而，此刻不便公开露面的成昆也面临着无处栖身的尴尬。并且成昆也明白，仅仅谢逊个人的倒行逆施距离摧毁明教的终极目标还差得很远。因此他来到汝阳王的幕府为阿鲁温出谋划策，这一合作虽然为时短暂却成果显著：他们共同制定了一个周详的计划：利用以六大门派为首的江湖主导势力同明教之间的矛盾，让他们陷入彼此争斗，相互削弱之后，再一举摧毁这二者。但在三十年代，这一计划由于一系列意外而被迫中止实施（参看第九章），直到二十年后，当阿鲁温已经去世，而他的孙女、野心勃勃的敏敏帖木尔成为这些武术家的主管时，这个计划才终于付诸实行。这一计划的最终失败表明：阿鲁温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家，他没有注意到自己计划的根本缺陷，而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计划及其缺陷都只是成昆一个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在十四世纪中期的江湖-政治博弈中，成昆是一个远比阿鲁温或者敏敏特穆尔更为高明的棋手（参看第十章）。
除了成昆、包克图和图里外，阿鲁温还招揽了“金刚门”的僧侣们，这是一个神秘的门派。他们的创始人是一个在十二世纪就从少林寺叛逃出去的叛徒：火工头陀。他知道中国内地已经无处容身，于是逃到了中亚，并凭借过人的武术为当地王公效力，站住了脚跟，十三世纪初他创建了金刚门。金刚门成立后，一直立足于东突厥斯坦，并消灭了当地的另一受到承认的少林支派：西域少林。有时候他们冒用后者的名义。事实上，很多文献将二者混为一谈。随着岁月的流逝，金刚门的僧侣们患上了精神上的思乡症，他们渴望回到自己门派的发源地少林寺，成为那里真正的主人。为此他们向钦察汗国的蒙古可汗们表示忠诚，在加入钦察人的军队后，他们因为表现出色被燕帖木尔招募，来到大都，凭借过人的武术造诣成为那里的骄子，并参与了1328年的军事行动。在三十年代伯颜秉政后，燕帖木儿的嫡系受到排挤，他们也脱离了皇家卫军，而托庇于汝阳王的帐下。
这一政治团体的最后一位重要成员是一个面目毁损的哑巴僧侣：“痛苦的行脚僧”。他是一个来自伊利汗国的武术大师，虽然是残疾人但受到特殊的尊敬。然而此人真实身份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明教的光明右使者范遥。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他被宣称为发现了成昆的阴谋而不惜毁损自己的俊美面目，放弃自己的锦绣前途，打入汝阳王府作为间谍。这一切不过是白费力气，因为他成功地打入汝阳王府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成昆的消息。从此他一直沉默地呆在那里，直到1358年复归明教。
不过，事实的情况或许复杂得多。范遥宁愿私自毁容后打入汝阳王府而不是首先回光明顶报告，而之后二十多年中也从未和教廷有任何联系，其中的原因值得深究。很有可能，是他一直纠缠黛绮丝失败后的自暴自弃。史密斯教授认为，这种自残行为更可能是出于一种犯罪后的内疚而渴望赎罪的心理。或许，他曾经对黛绮丝进行了性侵犯，而事后又感到极度的忏悔——上个世纪著名的全真教宗教家尹志平，在奸污了一位美貌的女武师“龙的小女儿”之后，也有类似的表现。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称呼自己为“痛苦的行脚僧”。
不过，考虑到黛绮丝女儿的年龄，我们要对这种理论作一些修正：范遥或许是为了对黛绮丝有所行动而有意毁容，以掩饰自己的身份。确凿无疑的是，他在1343年前后曾对黛绮丝夫妇下毒。我们在医学家胡青牛留下的档案中发现了这个病例。为什么他不用自己的精深武术击垮对方而要采取下毒的手段，颇为耐人寻味。我们可以认为，下毒——并且是慢性毒药——的手段更有利于范遥控制和威胁黛绮丝服从自己。同一般的暗中下毒不同，黛绮丝明显知道下毒者是一个来自中亚的“哑巴头陀”。我们可以判断，黛绮丝与范遥之间一定有过重要的接触——虽然黛绮丝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很有可能，在黛绮丝中毒之后，为了获得解药，不得不向范遥低头。当黛绮丝让范遥得到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之后，范遥给了她解药，但是分量却有意给得不够，以至于她的丈夫最后还是毒发身亡。
黛绮丝的女儿小昭恰好出生于这一时期，而在她出生后，黛绮丝就将她送到他人家里代养，隔几年才去探望一次（因此可以推断，小昭可能从未见过自己名义上的“父亲”韩千叶）。当小昭还未成年的时候，戴绮丝就逼迫她去光明顶为自己偷窃“天地转换法”的抄本。这些不近人情的举动，不禁令人怀疑这个孩子的生父究竟是谁。据历史记载，当范遥在1357年第一次见到小昭的时候，表现得异常惊愕，远远超出了看到一个老朋友应有的反应。或许当时范遥已经怀疑到了这个孩子的真实身份。但是随着黛绮丝母女在当年年底突兀地从东海返回波斯，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揭开这个埋葬在东海上的秘密。
================= 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2-8-18 17:40 编辑
Chapter IX. Reforms and Scissions in Chinese Manichaeism（1330-1357）
第九章．明教的宗教改革与分裂（1330-1357）
在这些暗流涌动、危机潜伏的岁月中，光明顶教廷的明争暗斗和大都朝廷的同样惊心动魄。早在1328-1332年的内战时期，作为明教的“鹰派”领袖，殷天正就主张立即趁元朝的内乱主动发动打击。这一建议得到了五行旗的支持。而“鸽派”领袖杨逍的判断则是：虽然被内部的分裂所折磨，但元朝的军事实力仍然存在而没有被严重削弱，如果不首先联络六大派等江湖主导势力组成反元联盟，任何单方面的军事冒险都很难成功。韦一笑和五散人则动摇于两派之间，但是越来越多地倒向了殷天正方面。
在战略分歧的背后有着宗教教义上的矛盾。对于殷天正等狂热分子来说，现实世界已经无可救药，既然明王即将降临，那么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摧毁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他们被称为降临派；另一批以杨逍为代表的温和人士则认为：明王降临只是一个政治寓言，并不会在现实世界发生，而终究需要靠人本身的活动才能建立理想的社会，在此过程中，需要的是妥协的智慧。他们被称为拯救派。拯救派虽然在教内高层有很大的影响力，但降临派无疑更能煽动底层教众。因此，1330年左右，在三年多的政治波澜之后，殷天正逐渐占据了上风。
为了摆脱政治窘境，杨逍不得不宣称自己无意成为教主，并致力于维持无教主的既定状态，以保持自己事实上的最高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点，他向全教公开了一直保持机密的、圣火令已经失落的信息，宣称目前的不幸状况是光明主神“明尊”对他们失落圣火令的惩罚，因此要恢复明教古老的传统，只有拥有圣火令才能继位；因为教廷一直向下层教众隐瞒圣火令已经消失的事实，这一事实的披露在明教徒中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和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殷天正继位的可能已经微乎其微。即使发动内战，他胜利的希望也很渺茫。事实上，由于教众信仰的动摇，他自己的势力范围也面临着危机。
当殷天正看到这一点后，他几乎被沮丧打倒。但是不久后，他就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出路。他从摩尼教经典《彻尽万法根源智经》中发现了这样的表述：“当世界毁灭时，圣火将会变成圣鹰，成为光明之王的使者。”事实上，这正是他三十年前宣扬圣鹰崇拜的理论依据。现在他从中发现了新的含义，并成为一条新的教义：圣火令的消失是因为它们已经变成了神圣的天鹰，而他本人就是天鹰的“道成肉身”。很难说他本人有多么信仰自己的教义，但无疑他的许多支持者对此深信不疑。很快，殷天正就开始向全教上下推广这一新的教义，并引起了巨大的动荡。这一宗教改革运动为他招揽了许多支持者和更多的反对者，宗教上的分歧日益明朗：改革派和教廷已经无法共存。
谢逊此时一度回到光明顶，向来和殷天正关系亲密的他也因为无法接受殷天正的改革思想而与之决裂。在这种情况下，殷天正已经无法再回头，于是他宣布原来的明教已经被黑暗所腐蚀，不再能代表明尊。随即，他从西北部返回东南地区，成立了以他为教主的“天鹰教”，并宣称这才是“真正的”明教，事实上其更恰当的称呼应该是“明教天鹰宗”。明教第一次分裂开始了。浙江、江西行省的明教教众，长期以来就处于殷天正的势力范围之下，此时自然地皈依在天鹰教的旗帜下。到1335年为止，天鹰教已经成为东南沿海最大的江湖势力。不可避免的是，在这一新生的阵痛中，天鹰教和原明教的五行旗结下了深仇大恨。
殷天正的离去并未给韦一笑集团带来多少利益，他们正面临着和杨逍的正面冲突。为了应对圣火令问题的挑战，他们不得不在暗中筹建另一个改革派。受到殷天正的启发，韦一笑建议成立“福娃教”，由他任教主，让五散人改名为“五福娃”，戴上美丽的头饰，作为幸福的使者出现。这一建议遭到了他更加深谋远虑的同僚的否定。五散人精心地将明王信仰和佛教教义结合起来，筹建了“弥勒宗”。这一派别常常被误认为佛教的一个宗派。事实上由于说不得、彭莹玉等人的佛教背景，很难说它本质上究竟是明教还是佛教。在弥勒宗中，圣火已经成为次要问题，由于明尊和弥勒佛被视为同一个实体，他们就很容易将明教的经文和佛教教义结合起来。我们将在下面看到，这样做并不是没有代价的。
无论如何，“弥勒宗”很快成为了明教最成功的宗派。与天鹰教古怪晦涩的原教旨主义不同，弥勒宗作为融合佛道信仰的混合教派，更容易得到底层教众的理解和信奉，而相对宽松开放的组织风格，也有利于招揽白莲教等同样信仰弥勒佛的教派，他们往往换一个招牌，就成了明教的成员。这样一来，说不得、彭莹玉等人就迅速为自己聚集了一支可观的力量。事实上，明教的主要支系就出自弥勒宗系统。五行旗上下无不被弥勒宗所渗透。后来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是一个弥勒宗的信徒。
作者：新垣平 回复日期：2008-3-8 6:53:36
但在光明顶教廷，杨逍和他的属下仍然牢牢把持着权力，而他精深的武术造诣仍然令他的同僚感到畏惧。当弥勒宗日益发展壮大后，五散人们决定抛开光明顶单干，他们寄希望于形成领导明教革命的既成事实。1337年春，在几年的准备之后，他们发动了棒胡起义。“棒胡”的真名是胡闰儿，他是说不得的师兄，也是明教在河南地区的领袖人物，因为棒法高超而被称为棒胡，历史记载中称他“好使棒，棒长六七尺（约两米），进退技击如神”。为了在必要的时候推卸责任，韦一笑和五散人没有直接出面，而将其伪装为一次地方领导人自作主张的军事暴动。不久，棒胡便攻破归德府和鹿邑，点火烧毁了陈州城，并屯营于杏冈。与此同时，开州的辘轴李、陈州的棒张等弥勒宗骨干分子也发动了暴动。震怒的帝国政府命令河南行省左丞庆图会合汝阳王阿鲁温一起讨伐。
对阿鲁温来说，这是在朝廷面前表现自己的好机会。于是他调动了向他效忠的武术家们集体出动，被蒙在鼓里的明教完全没有估计到会遭遇到敌军如此强大的阵容。“五散人”因为在外地策划与之相互呼应的暴动而来不及赶回，在汝阳王府卧底的范遥也因为弥勒宗是异端教派，不愿相助。事实上，不久前为了取信阿鲁温，他刚刚在大都击毙三名改信弥勒宗的地方领导人。于是一切很快结束了。辘轴李和棒张分别被鹿杖客阿克图和鹤笔翁图里被击毙；而在鹿邑冈，棒胡被范遥亲自生擒，不久在大都被斩首。范遥用他的人头换取了阿鲁温的信任，而事后对此讳莫如深，直到多年后才被披露出来。不过，棒胡是否范遥所杀并不重要，从事后披露的军事资料看，在帝国军队的大举围攻面前，棒胡和他的同党根本没有脱逃的机会。
棒胡起义悲惨的失败不仅削弱了弥勒宗的影响力，也给杨逍向韦一笑、五散人发难创造了良机。在一次例行会议上，杨逍斥责棒胡擅自发动起义而没有向教廷报告；老羞成怒的五散人却抨击杨逍不肯派精锐的“天地风雷”四大特种兵部队增援，导致起义军在孤立无援中被歼灭。最后，这场互不相让的口水仗终于演变为肉膊相见的殴斗。先发制人的杨逍一掌将张中的肩胛骨击成粉碎性骨折，另一掌导致了韦一笑的内出血，首先解除了两大武术家的战斗力，剩下的四散人就微不足道了。此次斗殴后，韦一笑集团再也没有实力同杨逍对抗，被迫撤下了光明顶，从此再不能再影响教廷事务。不久后，心灰意冷的张中和冷谦隐居，彭莹玉、说不得及周颠还没有丧失政治和宗教热情，开始在中国腹地四处传教，让奄奄一息的弥勒宗得以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韦一笑因为内出血过多一度性命垂危，虽然在名医胡青牛（胡闰儿的弟弟）的调治下脱离危险，但不久又诱发了再生障碍性贫血的重症。因为当时缺乏输血技术，韦一笑只能通过不断吸取人血的方式来补充血液（另一种说法是因为他的心理障碍才导致了这种变态行为，参看附录五）。这使得昔日快乐的“福娃”变成了冷酷的杀人狂。韦一笑羞于回到内地，从此长期定居在哈密力地区（今新疆哈密），经常绑架既非同胞也是异教徒的维吾尔土著供他吸血。即使如此，他的疾病仍然不免阶段性发作，在病痛折磨下，这位当年的夺目新星从此淡出了政治舞台，和支持自己的五散人也断绝了联系。
虽然殷天正、韦一笑等人先后被赶下了光明顶，但杨逍却并未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在十年的时间内，随着核心一次又一次的分裂，各地的分支早已自行其是，光明顶已经成为仅具象征意义的“圣地”，而不再能履行领导者的职能。杨逍本人更成为了孤家寡人。由于他一直坚持找到圣火令才能成为教主的规定，他自己显然也无法自封教主。1338年底，杨逍带着手下的主要骨干离开了光明顶，仅仅留下了保证圣火能够持续燃烧的十几名留守祭司。当然，杨逍并未走远，而是将他的班底搬到了几十里外的坐忘峰——从那里甚至能看到光明顶的圣火——以保证这块圣地不会被外敌或反对派所侵占。
如果杨逍将这次退让当作一次迂回策略，那么他不得不失望了。即使在他象征性地离开光明顶后，也没有有分量的人物向他劝进，反倒是有人劝说他将范遥找回来担任教主——这个不识相的建议者最后被杨逍派遣到西伯利亚去“寻找范遥”，从此再也没有出现。无论如何，几年后杨逍就彻底心灰意冷了，从此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经常在“传教”的名义下诱拐青年妇女。我们所知道的是，在四十年代初期，他在四川西部邂逅了峨嵋派的女学生纪晓芙，以“武术交流”的名义将其骗走，随后强暴了这位不幸的少女并将其软禁。不过或许是出于斯德哥尔摩效应，纪晓芙被他劫持多日后，居然爱上了这位自己的劫持者，她秘密加入了明教，并在一年后心甘情愿地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他此外还有多少女人和私生子女一直是一个谜。不过，杨逍似乎再也没有找到纪晓芙那样理想的性伴侣，因此当1350年，他们的私生女儿前来投奔他时，杨逍很高兴地接纳了她。
从1338到1357年的二十年中，由于明教的组织机构陷入彻底瘫痪，我们对其各分支的活动只能找到零星的记载。在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刚刚在东南沿海立足的天鹰宗不幸因为王盘山事件（详见下章）陷入孤立，遭到了各大势力的围攻；与之相反，彭莹玉和说不得等人在中部地区的传教事业却成果丰硕，培养出了周子旺、徐寿辉、刘福通、韩山童等一批重要骨干，这些魔星的名字将在此后二十多年中变得家喻户晓。
1350年，彭莹玉和师弟周子旺在江西袁州发动了一次重要起义，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与此同时，在浙江苟延残喘的殷天正已经山穷水尽，不得不认真考虑和弥勒宗联合作战的问题。他派手下的一名大祭司白龟寿去同彭莹玉联系。彭莹玉知道，如果能说服殷天正和自己联合，将是推动明教重新统一的珍贵契机，因此极力促成这一联合的实现。双方试探的合作开始了。殷天正在浙江也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活动，以声援被围困的周子旺部。彭莹玉并且派人去光明顶和西域，请求杨逍、韦一笑也放弃前嫌，一起进行起义。但在他得到回音之前，起义已经再次被围剿的帝国军所扑灭。周子旺殉难，彭莹玉也在战斗中受伤，不得不同白龟寿一起东躲西藏。他们躲过了军队的搜捕，却被另一群仇视明教的武术家所发现。对彭莹玉来说，幸运的是在这群敌人中隐藏这一个秘密的明教徒——纪晓芙。虽然白龟寿被杀，彭莹玉也被刺瞎了一只眼睛。但在纪晓芙的帮助下，这位赫赫有名的明教革命家仍然逃过了死亡的威胁。但无论如何，刚刚复兴的弥勒宗再次陷入失败的边缘，从此又沉寂了多年。
胡青牛自从1338年的起义失败后，一直居住在淮北女山湖畔的蝴蝶谷，直到1352年的神秘死亡。胡青牛是一个水平高超的医学家，在这段时间，他奉五散人之命，诊治了数不胜数的明教徒，无论是哪一个宗派，也不论拥戴谁为教主。五散人可能希望通过他达到明教以弥勒宗为核心的重新统一，但讽刺的是，这位明教沙文主义者本人恰恰死在第一个出教的背叛者——黛绮丝的手下。
周子旺失败后的几年中，明教陷入了自阳顶天死后的最低谷，有组织的反抗行动几乎销声匿迹。但在1357年初，一位叫张无忌的青年戏剧性地成为教主后，全教的统一却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明教以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盛的声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革命，直到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个神奇的反转被元史学家们称为“张无忌的神迹”。人们一直将这一切转变都归功于张无忌这位似乎从天而降的青年，以至许多人相信，他就是降临人世的明王或弥勒佛本人。但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越来越多历史资料的发现，让我们得以尝试解答这一历史谜团：虽然上层机构已经成为一盘散沙，但是中下层的明教徒在五十年代的自发活动是非常活跃的，他们不断地将这一古老信仰以各种形式传播到全国各地。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史学家甚至大胆地断言，上层的分裂和瘫痪使得明教摆脱了专制体制的束缚，从而焕发出更多的活力。
当帝国的国家机器日益腐朽之际，弥勒宗及天鹰教等播下的火种正在悄悄地蔓延开来。表面混乱下的潜结构正在生成，只要有适当的时机，就可以正式浮出水面。张无忌的出现充其量只是让这场化学反应更快到达临界点的催化剂。这多少令我们想起最初几个世纪的基督教：当罗马的皇帝们一次又一次对基督教成功地进行“剿灭”时，他们不会想到自己的臣民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皈依这一东方宗教。直到君士坦丁大帝发现支持他的军队中大多数人都是基督徒时，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他自己也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地下教会的领导人们随即公开露面，成为帝国在精神上的统治者。在元代中国所发生的情况多少与之类似。
事实上，当时主要门派帮会的领导人比任何历史学家都要明白这一点：他们越来越感受到在底层民众中，“魔鬼”的势力不断膨胀，对自己形成了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威胁。于是，江湖主导势力在阳顶天时代没有实现的计划，在明教分裂初期也无意实行的计划，却在三十年后实现了：这就是1357年开展的围攻光明顶的军事行动。不过，在正面论述这一行动之前，让我们首先从各主要势力的内部关系入手，考察十四世纪中期的江湖世界权力结构及其关系，这将使我们更为深刻地理解此后的一系列历史演变。 对于外国人研究金庸的书我表示很奇怪……还都已经研究到恶搞的地步…… 回复 杕杜 的帖子
研究的很深了，尽管是恶搞。
相关评价：《剑桥倚天屠龙史》是新垣平博士恶搞《倚天屠龙记》和正史的戏作。新博士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他运用奇妙的想象和精妙的推理，将正史和武侠完美地熔为一炉，写出了这部令所有金迷击节赞叹的奇书。本书最早在天涯论坛连载，轰动一时，被粉丝们疯狂转帖。新博士最具特色的写作手法，是用最严肃的历史叙事笔调来书写最荒诞不经的虚构情节。他将小说和历史双重陌生化，将历史与虚构的界限彻底打破，使得历史书写成为纯粹的文本游戏。这游戏是意义机制自身的狂欢，也是一场智力的盛宴！ 就说嘛。。。话说是不是该发到乱弹。 回复 杕杜 的帖子
嘿嘿，关于这一点，其实我是有些私心的。首先该文系统、有深度，达到铁血区主题帖水准要求，再者，以历史角度切入，题材符合，且，本书本就叫做《剑桥倚天屠龙史》，与历史、军事关联度也算符合 看了很久，想想还是保留旧念吧，实在是跟不上…… 回复 jayly15 的帖子
呵呵，作者本身就是恶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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