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三国都督制度札记──将军制度下的副产品
在歌颂都督制度的伟大前，总得兼详前因及后果。历史长河中，都督区分等级，而非每个都督一律平等。董卓麾下迎战孙权就是都督华雄、吕布遇刺时所找避难都督高顺、以及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曹真等，每个都督高低不尽相同。都督之地位，或为副将之姿、或为持节都督、或为使持节都督、或为都督一州诸军事、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张飞营中一个不知的「都督」，与夏侯惇本人可「都督」二十六军，二人同为都督，性质并不大同小异。
正名都督的地位，都督在汉制原为将军以下的中级属官，建安开始前，孙坚曾被董卓击溃而败逃，后来收拾残兵，在阳人转败为胜，即枭首都督华雄，这位华雄的都督不可能高于董卓的将军职位。一直到建安快结束时，刘备东征前，张飞被帐下将张达、范强所刺，营中都督越级向刘备陈表，刘备还没看内容就自叹：「噫，飞死矣！」注文是如此解释：「表当自飞上，而都督越次上之，故知其必死也。」，若是平常就是由张飞左右手上表，刘备也不会觉得奇怪，可见都督在汉制的地位不高。
瞻后更应顾前，重后亦应观前。
都督制度因介于前朝与后世，难免不了因袭与传承，但是从后世南北朝就推论其应伟大，不如端视前身在两汉时的渺小。固然门阀世家为东晋贵族与皇权共治，或北方士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贵族共治，也仅存于六朝、唐宋，在此之后，门阀政治几乎已无踪影。两汉在魏晋之前，也许也有世家或门阀，但是刘邦吕后式的专权，与汉光武帝夺三公以集权，皆不能与后来「王与马，共天下」而相提并论。兵制不能置身于时代背景之外，东吴特有世兵制乃因使用吏户与兵户限制，并不及于蜀汉，而魏晋所用军区体系，虽及于蜀吴，但是严格定义下的都督制，却只在中原盛行。后来都督制转变成地方边防，唐朝时改成都护府，早已失其都督原意。九品官人法、尚书台的扩权、皇权与相权的消长、由征兵改募兵等，影响的层面都比所谓的都督制还要大。
每个都督的角色各不相同，南北朝以后的州郡都督，与两汉三国中级小都督，因时间不同而有不同的角色。从官制便知，两汉三公不尽相同，西汉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东汉为司马（后改太尉）、司徒、司空（或称三司），东西两汉的三公除了名称相同外，实权在时间上也有很大的区别。都督也一样，若以南北朝的权臣都督辈出，而认为都督进可兵战，退可政变，不能反推之后两汉三国时的都督也一样，因其在时间及性质，古来与后往都应有所不同。
都督及将军都不是打仗的必要条件，权臣及皇帝也不必因亲自血战而夺权立国。皇帝不需亲临一线，也毋须指挥决策，灭六国统一天下就是佳例，秦始皇对关东的侵略，从未亲征任何战役，也没直接或间接干涉过任何一场战争的过程，有道是：「君将将，将军军。」，皇帝管将军，将军才管军队。而亲征的皇帝，例宋襄公的泓水之战；干涉将领指挥的皇帝，如唐玄宗命哥舒翰迎战安禄山，下场都很惨；这就是不参战的皇帝比参战的皇帝优秀的区别，层次不同，而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以都督不一定篡位夺权，理由在于皇帝不必本人枪杆子出政权，皇帝只要控制将领即可，将军及都督都是皇帝的爪牙。
都督起源不应算到锺繇，因为曹操虽「表（锺）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重点应在任命司隶地区的最高长官、持节特权等，督关中诸军反而不是最重要。况且此时的关中当地诸军有马腾、韩遂「各拥强兵相与争」，还出现韩遂「杀（马）腾妻子，连兵不解」，此时曹操所派的锺繇，根本无法掌握关中诸军之兵权，否则就不会放任关中二大势力互相砍杀。后来曹操虽成功征调马腾入京宿卫，但是马超及韩遂仍然在关中起兵叛变，可见锺繇的「持节督关中诸军」，空有其名，并无其实。
与其看重制度而影响，不如从影响而波及制度。周瑜在正史一生没当过「都督」，最接近的职位是「前部大督」，但却有赤壁战功；甘宁只当「升城督」，但却能入侵皖城──以上二人从皆未身居「都督」，但军事的成与败，却没有直接关系。蜀相孔明也未担任过「都督」，还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倾朝野。因为当过都督的有很多人，不是每个都督都是战胜的保证、治国的良相。
「都督中外诸军事」字字再响亮也不会是三国固定官制的正式官职，因为魏、蜀、吴三国情况各有不同：
除曹魏特有「都督中外诸军事」外，查章武三年时，李严已为尚书令、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姜维于建兴十六年，以卫将军，假节，加督中外军事，后经洮西大捷，始升拜大将军。反观东吴，诸葛恪以「太傅、加荆扬州牧，督中外诸军事」之后孙峻身为「丞相兼大将军，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到孙琳时则为「武卫将军，领中外诸军事」──足以证明除了魏晋外，蜀吴二国无人曾任「都督中外诸军事」，至少文字也要稍微变化更改，而且也没有曹魏的跨州连郡等。所谓三国都督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只有曹魏独有，吴蜀制度并不沿习曹魏制度。
都督更多具有局限地方性：东吴的孙壹，其官位为「使持节，都督夏口诸军事，镇军将军」，只是为都督夏口诸军事的单郡地方将领；吕兴为「上大将军，督交址诸军事」，也是都督交址诸军事的单郡地方将领。众多的单州都督如过江之鲫，不可胜数。甚至于曹魏有刘靖「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陈泰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军事」，开始有跨州都督。这些都是地方割据的前兆，后来唐时的藩镇，地方组织就有都护府及节度使，彷佛各军区的都督再现。时间若往前推，东汉末年的刺史及州牧，亦属割据地方的将领，情况非常类似，但是州牧、都督、节度使并不完全相同。
从正副来看，都督皆为兼职或加职，而无都督单独出现，特别是持节或假节大将，代表皇权的授权控制。因此魏晋南北朝的军事政治走向为中央集权式的皇权强化，西晋反而削弱州郡吏兵，导致地方武力薄弱，后来边疆五胡正好趁机入侵。因为地方守备轻弱，兵权全部集中到中央。掌兵权起兵变才是乱政的根由，「都督中外诸军事」此一副职并非掌权的必要，正职的大将军、大司马或录尚书事才是拥兵自重的凭借。 以都督之名影响政局，不如说政局后兼都督，这有点倒果为因，以副代正。
比方以下魏晋各例中，都督之职发生于「大事已成」之后：
（一）司马师「阴养死士三千」，发动高平陵政变后，得拜卫将军，然后才「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都督之职在其后。
（二）司马昭进「位安西将军、持节，屯关中，为诸军节度」后来「转安东将军、持节」再因讨王凌，而「督淮北诸军事」。平定淮南三叛后，身兼中领军，后拜卫将军，最后进位「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事前并未有都督之职。
（三）司马懿虽拥有「大司马、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但是对手曹爽当时是「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司马懿后来被曹爽逼成明升太傅，暗夺兵权，还被迫裁彻禁军中垒营司马师的兵权。若不是发动高平陵政变反扑，司马懿也不能占曹爽便宜，因兵权在曹爽手中，司马懿空有虚衔于事无补。两个人都是「都督」，两个人都能「都督中外诸军」，一开始却是一面倒（曹爽对司马懿），后来也是一面倒（司马懿对曹爽），都督不都督好像没用。
（四）赵王司马伦率兵入朝，赐死贾后「自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同称八王的其它各王，也只有：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长沙王司马乂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河间王司马颙以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而且这四王都是兵变占尽上风后始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并非有了「都督中外诸军事」后才开始动手。
（五）齐王司马冏虽然兵变掌权，但是未加「都督中外诸军事」，还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及东海王司马越，皆未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因此不必太高估「都督中外诸军事」在八王之乱的贡献。从司马懿到司马越的发动政变而争夺兵权，重点在于讨伐对手或杀或囚，而不是得到「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加职。
督原为汉制，各州郡县常设督邮，专督文书往来。汉官除督邮外，还有骑督及水军督等，吕布就是陈郡所属的骑督（其下设有都督高顺，关系则是「骑督」吕布下设「都督」高顺，骑督还管辖都督，这又是一个都督地位不高的史实。），董卓麾下也有都督华雄，袁谭当初也只是青州都督（后经曹操承认才拜为青州刺史），都督皆非独当一面的主角，而是受制于人的配角。胡质当荆州刺史时，帐下都督居然不认识胡质的儿子胡威，此都督后来贪渎被胡威举发，荆州刺史胡质气得杖打都督一百，堂堂都督被刺史打板子。还有黄祖的手下都督苏飞，推荐甘宁而不被重用，甘宁只好改投孙权，当时黄祖为江夏太守，都督在其下。最后是张飞被刺，营中都督越级向刘备陈表张飞死讯，刘备立知张飞已死，张飞为车骑将军，都督尚在其下，可见都督在汉朝官制的地位不高，远低于州牧刺史及各位将军。
东吴很早设督，如周瑜与程普同为左右部督，周瑜在屠城江夏一役还当过前部大督，至于长江流域各督，如西陵督、公安督、巴丘督、信陵督、夏口督、江陵督、都下督及京下督等，相当于各要点驻兵。尤其是重要的地方如南郡及西陵，就设有西陵督及江陵督，京城附近也有都下督及京下督，基本上各督就是地方军头，拥兵驻守的地方将领，皆受将军指挥。否则孙策就不是讨逆将军，孙权就不是讨虏将军，周瑜及甘宁在其下也不是只领前部大督及升城督，此乃将军统治都督的惯例，所以将军高高在上，手下都督俯首听命。
曹魏都督或兼政事，特别是兼任刺史，而刺史不带都督也能掌管军事。而且都督并不掌有军事大权，即使魏晋以来，鸟瞰来说：在中央仍有大将军及大司马，地方仍有州牧及刺史，甚至中央与地方屡次发兵作战，以大将军及州牧刺史发兵，并无都督带头出现，如魏廷以将军领中央军二十六万讨伐淮南三叛，或兖州刺史谢玄帅众万余以救彭城，至于有无加职都督反倒是其次，地位不比正职的将军或刺史。所以有的州剧才会设都督都兼领刺史，其实应反过来说刺史兼都督，不只州牧刺史可兼都督，有的郡守也可兼都督，所以就有青州刺史不服青州都督之事，矛盾严重到刺史与都督「军事之际，多相违错。」然后还青州刺史密告朝廷造谣中伤青州都督，结果反而使青州都督的战功「由是功不见列。」
至于中央与地方之间，魏晋应是中央强大而地方弱小：曹魏时的淮南三叛，都挡不住朝廷的镇压，西晋更是州郡兵权旁落，集中在中央与诸王手上，以致于产生八王先后向中央发动兵变，东汉三国时的州郡起兵消失无踪，除非把举兵向阙的诸王都当成是地方势力。但这些与皇室有血统关系的司马诸王，比起贵族士家更远离州郡地方，后来永嘉之乱，五胡乱华，地方却无抵抗之地，除非此时的诸王又不算地方势力。
都督制度影响有多深呢？不过是副职加给，真正动摇大局的还是兵权所属的将军及刺史等。至于都督制度的负面影响，三国时反无举足轻重，曹魏为了防范孔明北伐，虽于州郡广设诸督军事，但是应战时还是需要大将军曹真或左将军张合，真正举事兵变或叛乱，魏蜀吴三国光凭「都督中外诸军事」而成功，可谓少之又少。而所谓影响深远，倒不如九品官人法或屯田制等。
自《三国演义》的渲染，许多人仍沈醉于小说情结的美梦，误以为从三国开始组织「都督制」，甚至比美「世兵制」能影响到后世。其实从周朝开始，穿越两汉魏一直到明清及现在，军事制度普遍盛行「将军制」，两汉将军原意本属临时编制，有事时奉命出征，率领武装部队进行战争后，战后解甲归田，兵还幕府。自汉末战乱起，将军才逐渐由临时兼任转变为固定职称，春秋原意诸侯以卿统军，故称之「将军」，若把都督看成是将军的分支，所谓名称都督制，其实本为将军制也。
周瑜只有在《三国演义》中当过“大都督”率领各位将军，但是在正史上却是以“前部大督”或“左右部督”被将军所指挥。
其实比较汉末魏蜀吴诸将各事后，就会发觉三国都督其实并不比南北朝时都督还嚣张，而民初的都督军阀也是有心人的宣传，以为富有历史的传统，事实上撇开小说及文宣后，综合历史各种史料后就可知晓，都督制度并非传说中撑起历史的掌权兵制，亦非在决策上举足轻重。攻皖城的升城督及赤壁之战的左右部督，虽屡建其功，实质上这些都督只是将军指挥下的马前卒。曹魏幅员广大，各地设督，结果淮南就发生三次叛变，这些都督地方的叛将，终究不敌中央的将军。
将军下的都督，会有凌驾将军的错觉，乃因魏晋南北朝乱世，盛行以下克上，故错认都督统治将军，也许此为原因之一。
现在来探讨一下“都督中外”在魏晋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
《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明)帝诏资曰：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尤)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孙资在对答中提到魏文帝也重视此事：“始召曹真还时，亲诏臣以重虑。及至晏驾，陛下即阼，犹有曹休外内之望，赖遭日月，御勒不倾，使各守分职，纤介不间。以此推之，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陈)平、(周)勃、金(日磾)、霍(光)、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对此，“帝曰：然”，并命孙资推荐这样的大臣。
以上这段对话，明帝本强调要用“亲人”，而孙资则极力向异姓大臣上面引导，是否别有背景，或许在替司马懿暗中张目，已不得而知，尽管如此，从中仍可看出以下问题：
第一，曹魏文、明二帝“图万年后计”，十分重视“兵任”，力图把它交给同姓亲人掌握
第二，他们经常考虑的兵任，除地方、边境外，极重要的方面便是京师宫城内外的保卫，甚至连五校之一的射声校尉，这种当时不过统率几百人的宿卫军官人选，也要亲自酌定。
第三，更重要的是，通过孙资之口，还反映和概括了文帝关于兵任的安排和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有的曾向孙资交待(即所谓“亲诏臣以重虑”)，有的是孙资从他的安排和实践中自行理解的(即所谓“以此推之”云云)，而又都得到了明帝的承认。这些指导思想便是：仅安排亲人为武官，若武官地位不相上下，“不相为服”，仍是不行的。必须要“能有所维纲者”，即能统率京师一切军队的长官，并在找到合适人选后，“宜使轻重素定”，即早确定其统率诸军的地位，培养其威望，然后遇到变故，方能指挥若定，有效地捍卫皇室。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帝于黄初三年将曹真从外地召回，让他充任“维纲”京师诸军的都督中外。其后，文帝多次出巡、讨伐，曹真除特别需要也从征外，一般均坐镇洛阳。文帝临死，又命他为首席顾命大臣，受遗诏，辅嗣主，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对都督中外之重视。
第四，明帝即位不久，为了对付诸葛亮的北伐，不得不把曹真调到西方，代替“性无武略，而好治生”的关中都督夏侯楙，改任关右都督，从而使都督中外这个位子空了出来。可是这并不意味明帝不重视它，很可能是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当时曹休、曹真处于抵御孙吴、蜀汉的最前线，“虽云异姓，其犹骨肉”的夏侯尚已死，其他够条件担任都督中外的“亲人”还有谁呢?上引他与孙资的对话，虽然时间稍晚，也多少反映明帝又想“使亲人广据职势”，掌握“兵任”，而又不知用谁的彷徨心情。从《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刘放传》、《燕王宇传》及裴注来看，大概明帝晚年经过再三斟酌，本决心以燕王宇为主要辅政大臣，总统一切，包括都督中外诸军，这有以下蛛丝马迹可寻：
1.自魏文帝即位以来，大司马、大将军这两个最高武职，一直以曹姓子弟(曹仁、曹休、曹真)充任。明帝太和四年（公元230年）破格提拔司马懿为大将军，然至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又突然将他降为太尉，大概就是为了空出来，准备必要时任命“亲人”的。
2.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明帝病危，立即拜燕王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并“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曹真之子)、屯骑校尉曹肇(曹休之子)、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这五人，曹氏子弟占了三个，夏侯氏与曹氏关系特别亲近，秦朗又是明帝特别喜爱的“佞幸”，所以在明帝心目中这无异于一个亲人顾命班子。从他病一重即毫不犹豫地作此安排，事前连刘放、孙资这样的亲信都未征求过意见看，他是深思熟虑，早已决定了的。正因如此，当刘放在他病危之际装糊涂说：“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他惊诧地回答：“卿不闻用燕王耶?”另一面，经燕王宇划策，明帝又下诏命司马懿迅速回关中，不必来洛阳(懿本镇关中，当时征公孙渊去辽东)。合观之，又可看出司马懿并不在明帝原来考虑的辅政大臣名单中。如果再联系所定辅政大臣五人都是武官，明帝“使亲人广据职势”，特别掌握“兵任”的指导思想，便体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五个武官中，燕王宇无疑本应以大将军身份“都督中外诸军事”。其所以没有正式任命，或许因为这一军权就像录尚书事这一行政权力一样，不言而喻属于主要辅政大臣，可以留给新皇帝去降恩。后来辅政大臣改委曹爽、司马懿，他们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也是在齐王芳即位后得到的，便是证明。
第五，由于明帝病危之时，刘放、孙资说了燕王宇等人坏话，明帝神智已昏聩，临时改变了决定，但仍可看出他平日要用亲人掌兵任的思想在起作用。表现为：深知明帝的刘放、孙资虽唆使他撤换了燕王宇，然却不敢单独推荐异姓大臣司马懿，而不得不把掌握禁兵、才干较差的曹爽举为首席辅政大臣，作为掩护。就是说，他们不敢把曹氏子弟全都搞掉和放在次要地位，以防信任亲人的明帝起疑，弄巧成拙，尽管病危的明帝这时或许已失去了这一辨别能力。而在这之后，齐王芳一即位立即下诏以曹爽、司马懿都督中外，正好证明非常时期都督中外在捍卫皇室上的极端重要性，辅政大臣必须拥有这一头衔，这同样体现了文帝创立此制的指导思想。当然，都督中外安排两人，很可能不符合文、明二帝本意，但它是当时种种矛盾的调和产物。主要即司马懿是惯于征战的老将，而且刚刚消灭辽东公孙渊，威望甚高；而曹爽不但辈分低、资历浅，而且一直当京官，从来没有打过仗；再加上当时两人关系尚算和睦，很可能开始曹爽还想依靠司马懿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两个都督中外便出现了。如果两人始终和睦相处，或即便反目，曹爽好自为之，由于他是宗室，辅政地位又在司马懿之前，有不少优越条件，是仍然可以安定魏室，不负明帝所托的。可悲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日益忘乎所以，骄奢无度，失去人心，终于被司马懿打翻，不但本人三族诛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断送了曹魏天下!而曹爽失败的关键之一正在他没有理解文帝创建都督中外制度的意图，没有牢牢掌握它的权力。固然，他也不是毫未注意，如前所引，“破坏诸营，尽据禁兵”，便多少反映了这一意图。问题在于，上面两句话乃司马懿对他的指控，有极大夸张成分，事实上他并未真正“尽据禁兵”；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这一方面，司马懿也比他高明得多：
1.前面已说，司马懿很早就将司马师安插为中护军。既然曹爽都督中外可以将弟弟曹羲安插为中领军，则司马懿也是都督中外，要用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曹爽便无法拒绝。于是司马师除主要牢牢掌握一部分禁兵外，还“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到高平陵政变那天，便以此控制了宫城内外包括皇太后(司马昭“帅众卫二宫”，作用同)。这是司马懿得以打着“皇太后令”招牌，与曹爽手中皇帝抗衡，为所欲为的前提。
2.司马懿发动政变后，如前所述，乘曹爽兄弟不在之机，派人摄领中领军等营，加上自己所统，几乎控制了全部中外诸军。这是曹爽不敢接受桓范关于奉齐王芳幸许昌，征四方兵，进行对抗的根本原因。而司马懿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固然和假借皇太后令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他本是辅政大臣，都督中外，所以从调兵遣将，“部勒兵马，先据武库”，完成对宫城内外控制，并委派人篡取曹爽兄弟原统率的禁兵，一直到率军出屯洛水浮桥，准备抗击城外曹爽的反扑，很少遇到阻力。据《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司马懿在给齐王芳奏文中说：“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这里他强调亲自“将兵”，要对稽留车驾者，“以军法从事”；而且屡言“辄”，《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公嘉平元年（公元249年）胡注： “辄，专也。懿虽挟太后以临爽，而其奏自言辄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这些全都表明他是以辅政大臣、都督中外的身分上奏和发动这次政变的。如果没有这个身分，政变肯定不会这么顺利。《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即位后不久，诏将司马懿由太尉升太傅，但“持节统兵、都督(中外)诸军事如故”。卢弼集解：既然都督中外如故，“兵权在握，一旦有事，屯兵洛水浮桥，即可为所欲为，爽岂懿之敌乎!”这是抓到了高平陵政变其所以能发动、取胜的实质的。当然，司马懿利用都督中外消灭曹氏势力，是和魏文帝创制意图背道而驰的，但就牢牢控制中外诸军从而控制了京师政局这一点说，他确实了解了魏文帝创制之精髓!
以上五点，无论从文、明二帝的指导思想看，或者从后来的实践证明，都督中外都是控制京师政局极其重要的军事长官。由于曹魏王朝高度中央集权，控制中央和京师，基本上等于控制了地方，因而我们有理由这样估计，都督中外对于稳定全国局势，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魏文帝多次出巡、征讨，有时在外时间甚至超过一年，而京师政局非常稳定，原因就是有都督中外曹真在坐镇。也正因如此，司马懿之后，司马师、昭无不把持都督中外这一职务，并相应地不断扩展京师军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淮南地区三次举兵反抗司马氏，其所以迅速失败，都督中外这一制度的存在，司马氏通过它控制魏帝和京师局势，挟强大的中央集权威势和京师军队进行镇压，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也正因如此，到西晋时尽管都督中外权力已经削弱(见上)，外戚杨骏辅政，为稳定政局，仍要自封自司马孚以后长期未任命的都督中外，并“多树亲党，皆领禁兵”。楚王玮发动政变消灭汝南王亮，矫诏召三十六军，也要自称“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赵王伦篡位前，为控制京师，也要矫诏自封都督中外。这一制度对魏晋政局影响非同小可，于兹可见。
好长。。。慢慢看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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