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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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朝的边疆经略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7 年第 3 期　李三谋

　　内容提要：东汉的边疆经略，就其主体而言是积极的。所产生的效果，因其地区的不同而各有区别。其经略方式，在北方，以军事活动为主，以经济文教手段为辅；在南方，则是以经济开发、文教建设为主，以军事戍防及有关武装活动为辅。在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成功的经验多，失败的教训少，而在塞北则是失败的教训多，成功的经验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东汉完全恢复和发展了西汉的贡纳制度，并在各边地成功地推行下去，对维持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体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匈奴　西南夷　西羌　西域　海疆

　　东汉时期，在中原外围，分布着许多大小不等、强弱各异的少数民族。东北的玄菟、乐浪（今朝鲜平壤）两郡，就近管辖着高句丽、朝鲜、秽、貊、貉、沃沮、夫余各民族。辽东郡统领着乌桓、鲜卑等族，并有大量的乌桓人从长城以北进入代郡、云中、渔阳、右北平各郡生活。北部的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等数郡与匈奴相邻，东汉政府先是利用长城与之对抗，随之降服其南匈奴，将之内迁，后又组织各种力量消灭了塞外的北匈奴势力。西部有众多的羌人，朝廷于陇西特设护羌校尉，负责管理羌族事务，并于金城及上郡、张掖、广汉、犍为各郡，建属国都尉府，予以辖治。以濮族为主体的西南夷，分布在西南?柯、越?、永昌各郡，接受东汉政权的统治。活动在东部、南部和东南部的百越族，分别归属于吴郡、会稽、南海、合浦、九真、交趾、郁林等各郡。另外，东汉政权还在宏观上控制着一个广阔的西北部之藩属地带——西域，在较长的时期内，将之扩入了贡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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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北匈奴的军事行动及其有关政策　

　　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由于内地出现战争，疏忽了边疆防务，匈奴乘机越过长城，进行抢掠，并与在反莽战争中崛起的北部豪强割据势力彭宠、卢方等军事集团勾结一起，以为进退之术，致“北边无宁岁” 1 。刘秀夺取政权之初，对匈奴采用守势，大修防御工事，增筑长城，连续于山西中北部和陕北等处，筑起了四道边墙，并皆配备了?望塔和发放信号的烽火台 2 。消极的防守并没有挡住匈奴的铁蹄，西北大部分边区陷落，居民逃散，朝廷只能支持以至帮助他们内迁。建武二十二年（ 46 年）以后，匈奴地方连年遭灾，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疾，死耗大半，单于畏汉乘其弊，乃遣使诣渔阳求和亲” 3 ，暂时停止对边塞的侵扰。此乌桓崛起东方，西击匈奴，使其败而北走，边疆危机有所缓解。紧接着匈奴发生内乱，自损其势。即建武二十四年（ 48 年），呼韩邪的子孙开始了争夺单于位的斗争，右艹奥革建日逐王（呼韩邪的长孙，叫比），因愤恨蒲奴单于，便率所属南八部人马四五万之众归服光武帝，与蒲奴单于对抗。他虽接受东汉的保护与辖治，但有相对的半独立性，仍自称呼韩邪单于二世。匈奴则分裂为南北两部。归汉的单于比的势力为南匈奴，被光武帝安置在沿边的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境内，单于比本人居于西河郡美稷县（今山西离石县），督饬各分部助汉守卫边土，不时与北匈奴作战。此乃为光武帝利用其内部矛盾，实行以匈制匈之体现。北匈奴虽然依旧独立于汉政权之外，可自感其势力孤单，其嚣张气焰有所收敛，有时也派使者来汉称臣，但不是真正归附，只是一种外交手段而已。依战略的需要，北匈奴曾归还所掳汉人，并连年向东汉朝廷进献贡品，还乞求和亲。

　　有人向朝廷建议，乘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大兵灭之。如果光武帝采纳这种主张的话，按当时的客观条件和军事形势，一旦汉军与南匈奴联合起兵，共击北匈奴，是完全可以驱使其退到戈壁之北的。可遗憾的是光武帝之战略意图较为消极，只想利用长城将匈奴一分为二，以期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逐步分化瓦解其势，即采取了以静待动之放任态度，于阻隔南北匈奴联络的同时，顺势防备乌桓、鲜卑的犯境，而不愿意主动出击，故而明确地拒绝了积极进军的建议。后来，广大边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北匈奴的统治者，面对光武帝软弱，逐渐无忌，自明帝初期又开始进犯东汉边境。特别是永平八年（ 65 年）秋，北匈奴“复数寇钞边郡，焚烧城邑，杀掠甚众，河西城门昼闭” 4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汉明帝于永平十六年（ 73 年）派兵与南匈奴一起北伐，四路出击。在天山和蒲类海一带激战，取得胜利。其中总指挥窦固直接统领的一支部队打败北匈奴呼衍王，进军伊吾（今新疆哈密西） 5 。自此以后，汉政府从战略防御转向了战略进攻。到汉章帝时，北匈奴国力衰耗，内外交困。建初八年（ 83 年）和元和二年（ 85 年），曾有几股北匈奴人擅离其国，入塞降汉。接着，北部和东部的丁零、鲜卑两民族及西域诸国屡屡乘其虚弱，攻北匈奴，连连大获全胜。北匈奴在此多方面的重大打击下，于是，“北廷大乱，屈兰、储卑、胡都须等五十八部，口二十万，胜兵八千人，诣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四个郡）降” 6 ，其势急转直下。

　　待汉和帝即位，窦太后秉权，朝廷依南单于之请，下令以大兵讨伐北匈奴，遂派遣将军窦宪、耿秉等督率汉军和南匈奴兵 3 万人分三路出塞。窦宪、耿秉各领 4000 兵马出朔方郡；南单于统领 1万多骑兵出西河郡；邓鸿率沿边羌族骑兵 8000 人及南匈奴 1 万骑兵出五原郡。大破北匈奴于稽落山（今内蒙境内），招降 81 部众 20 余万人，获马牛羊大小牲畜百万头。窦宪等登燕然山（蒙古杭爱山），刻石颂功。永元二年（ 90 年），南单于又奉命出张掖郡，攻打北匈奴，大获全胜，北单于领残部向西域逃去，继受西域都护官员班勇之军截击，再向西遁逃。永元三年（ 91 年），窦宪又奉命领兵出击，再胜北匈奴于金微山（今西伯利亚境内）。一部分溃败之北匈奴向西逃去，进驻悦般（乌孙西北） 7 ，后来辗转进入欧洲。至此，北匈奴在塞北的势力基本被消灭，北单于弟於除革建率领所剩残部仅几千人投降了汉政府，朝廷按管理南匈奴的办法统治他们。北匈奴衰落后，南匈奴“党众甚盛”，但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原有的领地，其大部分地盘被鲜卑族乘机占领。

　　大规模的对匈军事行动结束后，东汉政权与境内匈奴的关系成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不过，朝廷允许匈奴有相应的自治性，可以适当保持自己的组织和习俗，即单于的领户和胜兵未被打乱或改编，仍是自成体系，还可单独进行龙祭等项活动。东汉政府对匈奴的统治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宏观控制。朝廷曾于南单于府设立中郎将，代表汉中央政府驻在美稷，并带有多名幕僚和一些部队，用以监视对方的行动。而南单于的一个儿子要留京师作为人质，每年年终，由新人质换回归人质，用此协议性的担保形式来防范其离汉行为。

　　征服匈奴后，贡纳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和完善。按规定，匈奴每年年底运送贡品，进献给朝廷；每年分三次向已故的汉朝皇帝贡奉祭品 8 。贡品和祭品以马、牛、羊等牲畜为主。在接受匈奴贡品的同时，皇帝便要赏赐给匈奴统治者包括该阶层各种礼物和行政经费——按年度拨各财政援助款项。这反映了中央对地方的保护与支持关系。具体地讲，朝廷每年要“赐给匈奴使节的丝织品总数固定为 1000 匹，赐给匈奴贵族则为10000 匹。根据一位中国朝廷官员的奏疏，公元 91 年这一年提供给南匈奴的物资价值 100900000 文” 9 。显然，南匈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汉政府的经济援助。

　　东汉政府将匈奴内移在“边境八郡”（相当于现在的甘肃、陕西和内蒙古地方），同时又将其它郡县的汉民大量地迁徙到这一带，令之与匈奴人杂居于一起。其目的是想通过汉、匈奴混杂居于一起来逐渐淡化匈奴的民族观念，阻隔和分化其势，改变边疆民族构成单一化，从而巩固东汉对边疆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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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政权与东北少数民族的关系

　（一）朝鲜、夫余、高句丽等少数民族集团同汉政权的关系

　　朝鲜半岛有秽、貊、朝鲜（马韩、辰韩、弁韩）等少数民族，西汉武帝时曾在平壤设立乐浪郡，统辖朝鲜、秽、沃沮、秽貉等各部族，到东汉光武帝时，朝廷罢除前代管理三韩、沃沮、秽貉等各部族的都尉，将各部落酋长改称为县侯，让他们知理其事，仍归乐浪郡衙门辖领，并令县侯年年来朝贺。那时曾有许多的汉人在朝鲜半岛上定居下来，不断的用华夏文明来影响这一带。

　　东汉初年，朝廷一方面接受朝鲜族朝贡，另一方面还通过正常的经济贸易，进一步改善边疆的民族关系。如建武二十二年（ 46 年），朝鲜地方的苏马体等人与东汉进行贸易，受到刘秀的欢迎。朝鲜人还以本土的斑鱼、文豹、矮马等产物交换东汉的物品 10 。

　　同高句丽的关系也逐渐正常化。莽新时期，由于王莽推行民族压迫政策，降高丽王为侯爵，并强迫一些民户从军出征，还追杀逃役者，激起其党众的反抗，致东北陷于动乱。东汉建武八年（ 32 年），高句丽遣使到洛阳，向皇帝朝贡，光武帝刘秀恢复了被王莽削去的高句丽统治者之王号，随后还赐给其乐人、乐器及衣冠服饰。当时，其民族事务仍旧归玄菟郡管辖。高句丽虽然臣服于汉政府，但实际上是一种附庸意义上的藩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自理其内部事务，玄菟郡只能对之进行宏观上的督理而已。到东汉后期，高句丽改归辽东郡辖理，但仍为特殊属地，有着很大的自治性。

　　建武二十五年（ 49 年），汉与高句丽的关系一时出现了裂痕或波折。当时高句丽王率兵进犯右北平郡、渔阳郡等地方，不久见到辽东太守祭肜经图有方，力量较强，乃撤兵继续朝贡 11 。这次民族冲突因东北地方官的得力干练而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从整个东汉来看，朝廷对高句丽主要是采取了怀柔政策，实行宽松的政治控制，故而双方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虽然在安帝元初、建光、延光年间，高句丽曾犯玄菟郡华丽城和辽东郡各城邑，但不久就被制服；虽然高句丽在后来控制了沃沮、秽貉、马韩等族国，但没有完全脱离刘汉朝廷。

　　同样，东汉政府对夫余也采取了以安抚为主的怀柔政策。与高句丽一样，夫余也是东汉王朝的一个藩邦，同属玄菟郡管辖。建武二十五年（ 49 年），夫余王派人向光武帝贡献，光武帝刘秀回赠金印、金?等厚礼，再次确立了彼此的关系。从此以后，夫余王遵例每年向东汉朝廷进贡礼品。长期以来，双方和平相处。夫余族既受刘汉政权之保护，刘汉政权则以至诚待之。夫余王“葬用玉匣，汉朝常豫（预）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则迎以葬焉” 12 。在民族交往中，夫余王及其族人深受东汉政权的信任与重视。建光元年（ 121 年）秋，高句丽王宫率领秽貉、马韩骑兵围攻玄菟时，安帝还让夫余王子尉仇台统领的 2 万人之武装参加讨伐，一举破之 13 。在此次战役中，夫余兵为朝廷立下了大功。

　　处于夫余东北部的挹娄人，生活在氏族社会末期。他们慑于夫余之威，一直臣服于夫余，并随着夫余人接受刘汉政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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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乌桓的措施

　　刘秀重建汉政权之初，乌桓与匈奴在边境联兵抢劫，代郡以东地方，所遭受的危害尤为严重。建武二十一年（ 45 年），刘秀命伏波将军马援带兵出击，虽有胜仗，但未能伤其元气，第二年，乌桓乘匈奴受重灾而国力虚弱之际，出兵破之，其声势巨增。鉴此，朝廷改变策略，从军事打击转为政治诱降。首先向乌桓贵族赠送钱币、绸缎等物品，以示接纳之意。在此贿遗之下，刚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阶段的乌桓族中的一派势力准备投靠东汉政权。于是，建武二十五年（ 49 年），辽西乌桓奴隶主郝旦等 922 人来到都城洛阳，朝见光武帝，献上奴隶、牛马、弓箭及虎豹皮毛等贡品，受到热情接待。

　　郝旦等表示归服，愿为朝廷效力。刘秀加封他们中的大小酋长为王为侯为君长。并答应某些乌桓贵族留住内地的意见，安排他们在渔阳、右北平、云中、代郡等郡生活。同时，允许他们大量招徕乌桓人内附，由朝廷供给衣食，让其助汉抗匈。随之，为此特设护乌桓校尉，驻上谷郡雨城（今河北万全），负责管理。又允许汉族人同乌桓人开展贸易 14 。这样，在中兴大帝刘秀的民族团结政策下，在汉、乌之间开始了一个局部的和平阶段。到汉明帝永平元年（ 58 年），辽东郡太守祭肜用武力征服渔阳塞外的赤山乌桓。使得塞外各部乌桓惊恐，自武威郡，至玄菟郡的广阔地带，许多乌桓人纷纷内附 15 ，以至四方皆来朝贡。从此，基本上形成了全面的大部分时期的汉、乌和平（中间出现过波折）。

　　后来，随着国力的衰弱，朝廷逐渐失去了约束力，在匈奴的拉拢下，某些乌桓贵族的立场一步步地转向刘汉政权的对立面。于是乌桓兵与鲜卑人及南匈奴在顺帝、桓帝时，往往联合起来在沿边的云中、上谷、渔阳等九郡抢劫，危害汉民。东汉末期，辽西的乌桓王丘力居麾下有 5000 多个部落，甚为强盛，曾助袁绍反汉。献帝建安十二年（ 207 年），曹操大破丘力居部，招降 20 余万人。选强壮者作骑兵，充实自己的武装力量 16 。这样，来自乌桓之边患基本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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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鲜卑的关系

　　东汉初年，作为东胡之一的鲜卑族在一定程度上是臣服于匈奴的，并参加了匈奴贵族在辽东对汉地的抢劫活动。建武二十一年（ 45 年），又与匈奴、乌桓犯边，被辽东太守祭肜率兵打败，迫使其首领偏何率部投降。建武二十五年（ 49 年），鲜卑的一个酋长於仇贲来到洛阳见光武帝，呈上贡品，被加封为王。刘秀允许在汉、鲜之间设置译使，让乌桓校尉同时兼辖鲜卑事务。建武三十年（ 54 年），於（于）仇贲正式率众来归附刘汉，大酋长满头也领部属及财产归汉，被皇帝封为侯爵。偏何、於仇贲、满头三支乌桓人马成了东汉的藩属，既受其保护，又为其效命。到了明帝永平元年（ 58 年），东北的边防战略有所变动。其时有很多鲜卑部族纷纷来归附，形势甚佳。辽东太守祭肜奉朝廷之命，令鲜卑首领偏何等助汉击匈，诱其按斩获首级数额领赏。从此，国家每年从青州、徐州地方征来 2.7 亿钱，从鲜卑人手中收买北匈奴的人头 17 。用如此野蛮的手段来维持边务，分明是一种策略上的失误。因为后来北匈奴败落，鲜卑占领其土地，收编其残部，取代了北匈奴，所以也就“失去了二亿七千万钱的人头买卖，（它）当然要取得补赏，被作为补赏品的当然是中国边郡的人民。从此，汉沿边各郡连年被攻，汉兵、南匈奴兵、乌桓兵合力抵御，不能取大胜” 18 。

　　自和帝永元年间鲜卑人取代北匈奴人而成为北部一个强大的民族之后，朝廷的控制力或威慑力大为减弱，鲜卑族对刘汉政权来说，变得尾大不掉了，逐渐变得离心离德了。他们时而臣服东汉朝廷，时而侵犯边郡。特别是从安帝建光元年（ 121 年）至顺帝阳嘉二年（ 133 年）的十余年间，鲜卑王其至革建几乎每年都与汉朝官军在边郡作战。当然，也有和平的时候，如安帝永初元年（ 107 年）和永宁元年（ 120 年），因鲜卑内部矛盾冲突，贵族之间分裂，故分别两次有酋长燕荔阳和乌伦来都城朝见皇帝，被封王、封侯、授印。双方还展开贸易，改善交通。

　　从桓帝开始，鲜卑酋长檀石槐的势力崛起，统兵 10 万，立庭于弹汗山。东挫夫余，西击乌孙，南寇汉边，北拒丁零（贝加尔湖地带的游牧民族），控制方圆 4 万里的匈奴故地，不可一世。朝廷惧于其对边郡的威胁，向鲜卑统治者遣使封爵，并向檀石槐提出和亲，想通过姻缘来稳定边疆局势，可是此时的檀石槐高傲自大，已不把汉政权放在眼里了，决心要与之对抗，一口回绝了和亲的要求，更加紧了对东汉边地的掠夺。幽州、并州、凉州各部，几乎无年不被抢劫，尤其是嘉平元年（ 177 年），仅春夏半年间就犯边 30 余次，民死财伤十分严重 19 。面对其贪暴肆虐，汉灵帝被迫发兵 3 万征剿，被檀石槐打得大败，全军覆没。随之，连辽西太守赵苞的母亲和妻儿也被掳去残害 20 。怀柔政策和军事行动均未奏效，对此日益严重的边患，朝廷一筹莫展。

　　光和四年（ 181 年），檀石槐死，其子和连继位，不久被北地郡人射死。后来，内部争权，出现动乱。从前由檀石槐控制的军事大联合体东、西、中“三部”也就随之而解散了。其自乱自耗，减弱了对边境辖区的寇扰，东汉政府无力保民安边之苦衷悄然消失，算是一种“运气”的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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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辖治西南夷之措施

　　王莽统治时期，对西南益州刺史部各郡实行苛政、重赋等民族欺压政策，致使境内各处发生反莽之骚动。更始二年（ 24 年），越?郡的任贵率部杀死太守，自立为邛谷王；蜀吏公孙述自立为蜀王，后又称天子，与莽新政府对抗。当刘秀在中原建立东汉政权之后，“德行昭著”，威慑四方，在边境产生了很大的感召作用。益州郡太守文齐、?柯郡豪族龙、傅、尹、董各大姓及官员谢暹等人，听说光武帝即位后，马上响应，抵拒公孙述，“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奉贡” 21 。建武十二年（ 36 年），刘秀在当地军民的帮助下，占领了巴蜀地区，消灭了公孙述势力。建武十四年（ 38 年），越?郡的割据头目任贵，自称太守，派使者到朝廷，表示效命之愿，光武帝顺势正式任命任贵为该郡太守 22 。这样，西南夷各部就基本统一了，此乃是对从前西汉政区的恢复。朝廷再次于这一带实行征赋征役制度。

　　后来到孝明帝时，国家版图在西南部继续向外延伸，逐渐扩展到了萨尔温江流域（今缅甸国的东南部）。起初是在建武二十三年（ 47 年），哀牢贵族扈栗等派人面见越?太守，表示愿归属，刘秀允纳，令年年来贡。接着于建武二十七年（ 51 年），哀牢贵族“扈栗等率种人户二千七百七十，口万七千六百五十九，诣越?太守郑鸿降，求内属，光武帝封贤栗等为郡长。自是岁来朝贡” 23 。到明帝永平十二年（ 69 年），哀牢贵族柳浪遣子来朝贡。酋长柳貌率 55 万余人来归属，向汉称臣。继之，又有白狼王、唐?王等率属户 30 余万，人口 600 余万内附，“举种奉贡，称为臣仆” 24 。如此则使兰苍水、周水（怒江、澜沧江）流域成了东汉政权的统治范畴，并扩进了萨尔温江两岸。为此，汉明帝曾在这新属的土地上特建永昌郡（郡衙在今云南保山县境），令其专门管理哀牢人。

　　开始时，新归属的西南夷哀牢、焦侥、盘木、白狼、动黏各部，是一种藩属的势力，具有从前附庸国的性质，享受相当的自治权利。尽管在这一带设立了永昌郡，下辖若干县，用以统辖新附夷民，但仅仅是一种代管关系，其组织活动仍归各酋长指挥。朝廷间接的管理永昌地方，并未直接统治之。即刘汉政权在这里先是实行贡纳制而非赋役制，每年由朝廷接纳哀牢、白狼等各部贵族进贡的土产品（犀牛、大象等），而不是象内地一样由地方政府向民间各居户征取赋役。当时，皇帝对新来称臣的各部族酋长都予以王或君长的封号；还在接受贡品的同时又回赐给各酋长大量的物品 25 ，来肯定其地位，抚慰其人心，以保障边陲的安宁与稳定。

　　其后，随着汉政府和哀牢、白狼等部族关系的平稳发展，朝廷逐渐加强了在这一带的统治，开始注意将该地区的贡纳制度慢慢转向赋役制。如史书写到：西部都尉广汉郡太守郑纯为政清廉，“化行夷貊，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美德。天子嘉之，即以为永昌太守。纯与哀牢夷人约，邑豪虽输布贯头衣二领，盐二斛，以为常赋，夷俗安之” 26 。这是一种过渡性制度，是将贡物变为额赋，其发展方向就是后来从对贵族征收转向对民户田产的征收。

　　永昌郡和益州郡皆归益州刺史管辖，该二郡逐渐成为东汉在西南的重要经济基地。益、永地方资源丰富，盛产旄牛、毛织品、石棉布（火烷布）、木棉布、琉璃等，汉人来到这里，开发大量的金银铜锡铅琥珀等矿产，并与当地夷人进行物品交换。在当地郡县官吏的支持下，益、永的异产不断地流入内地。汉人还在官府的帮助下，开展了对外贸易。他们以益、永为据点，从掸国（缅甸）、盘越国（在印度东南）以至大秦（东罗马）等国家向中华内地输入象牙、犀牛角、光珠、翡翠及孔雀、猩猩等物。章帝元和时，益州郡太守王追在当地设立了学校，改进风俗，开始较为正规而系统地传播文化，使当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了显著的发展。

　　西南夷与东汉政府之间也曾有过冲突和对抗，但先后被政府官兵以武力解决了。如建武十八年（ 42 年），姑复、叶榆、连然、滇池、建伶、昆明各部族与“益州夷”栋蚕部反叛，被武威将军刘尚率广汉、犍为、蜀郡兵马用三年的时间镇压下去 27 。章帝建初元年（ 76 年），永昌郡哀牢王类牢造反，攻杀当地郡守和县令。安帝元初五年（ 118 年），大牛夷封离等酋长叛乱，攻占 20 余个县城。这两次叛乱也都被益州刺史率大军平定下去了 28 。几次动乱大多是由于西南地方官府的民族压迫行为引起的。历次反叛与镇压，皆对地方上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是，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却一次次地促使统治者调整和改善政策，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地加强了各民族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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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西羌

　　羌族，也称西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据史书记载，上古时，炎黄族与羌族曾是两个很接近的民族。周武王伐纣时，就有羌人参加了他的抗暴联军。后来，羌族与“诸夏”的联系逐渐增多，到汉朝，它便成了“诸夏”（华夏）政权直接统治下的一个民族。

　　羌族是一个逐水草迁徙的游牧民族，据《后汉书》记载，其支系繁多，分别有煎巩、黄羝、烧当、先零、旄牛、白马、参狼、封养、吾良、当阗、发羌、唐旄、且冻、傅难等部族。他们分为许多大小不等的群落，人数较多。东汉时，羌族发展到 150 多个部落，大部落几万人或万余人，小部落仅有几千人。某一部落强大时就分解，衰落时就补入其他部落。其分布也很广，以西海郡（青海）为中心，南自蜀郡、广汉郡之西，西北至西域车师（吐鲁番盆地）、鄯善（新疆自治区鄯善县）等，相当于今甘肃、青海、西藏和新疆昆仑山区及四川西部地区。

　　西汉武帝开辟河西四郡，内附羌人与汉人杂居凉州各郡县，游牧生活逐渐改变为农业生活。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 年），朝廷在陇西特立护羌校尉府，下设从事、长史、司马、通译等若干成员，负责管理羌族事务，其权利大于郡太守。东汉时期，护羌校尉的主要职责是尽量消除其不满，力求通过获取西羌的信赖来维持西陲边境安定。同时，护羌校尉还负责在边境建立和发展屯田，以解决戍军的物资供应 29 ，而减轻后勤困难。和帝永元十四年（ 102 年）前后，在金城地区拓有 34 处屯田。护羌校尉与幽州部所置领乌桓校尉、南匈奴所置使匈奴中郎将、益州部所置蛮夷骑都尉具有同样的级别和性质。它的建立，曾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协调汉羌关系的作用，只可惜所使用良吏较少，产生的积极因素实属有限。

　　在护羌校尉之外，刘汉政权曾于宣帝神爵二年（前 60 年）在金城开始设立了属国都尉，令其专门负责处理新附氐羌等夷人事务。到了东汉，朝廷又在上郡（河套）、张掖（在甘肃）、广汉、犍为建立起属国都尉府，与西汉相比，数量增多了。属国都尉的地位仅次于护羌校尉，它从起初较单一的军事权力发展成为后汉的军事政治权力集于一体，执行着相当于郡守的职能，管辖若干个县（县内也有汉人居住）。由于在和帝、安帝时有大?夷等众多羌人内附，被安置在凉州、关中及西南广汉郡等地方，因而以属国建置加以统辖。各个属国的羌族居民各按自己固有的习惯生活，原部落酋长人负责任，都尉府只是对其进行监督性管理。众多的羌人要遵朝廷的规定，承担一定的劳役，还参加边境军队，为刘汉政权守御边土。各部落还向国家交纳一定的贡赋。属国都尉府和护羌校尉一样，府中官吏的腐败，致往往不能较为长久地维持西部与西南部羌汉民族的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汉朝政府只是在羌人较为集中的陇西、蜀汉地方设立专门管理羌人的机构属国都尉府的，并不是将所有的内附羌人都纳入属国都尉府的统辖范围，在西北和西南部的一些边郡有少数羌人分散居住，朝廷就令各边郡接纳和兼管这些羌人了，他们同汉人一样生活和生产。

　　汉、羌也有过不少的冲突与对抗。汉武帝击败匈奴，打通西域道路后，“又西逐诸羌”，侵夺了羌人的地盘，此种扩张行为，导致了元鼎五年（前 112 年）的羌族反抗。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等部族联兵 10 万，围攻令居（甘肃永登县境）、安故、桴罕（甘肃临夏县），第二年由李息等率兵击退。宣帝时汉朝政府又讨伐过羌族的几次反抗，并取得胜利。东汉初期，朝廷推行较为合理的民族政策，没有伤害西羌的利益，西部民族关系处在逐步调整之中。陇西太守马援于建武十一年（ 35 年），被迫采取军事手段征服了进攻临洮的先零羌，将其投降者安置在天水、扶风、陇西等郡。明帝永平元年（ 58 年），“辅虏将军马武破烧当羌，徙七千余口于三辅” 30 。这两次平乱及善后办法的要点是：用武力手段驱逐，用行政手段内迁管理。东汉初期的羌、汉冲突和战争，责任主要在汉人这一方。尽管朝廷没有实施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由于一些地方官吏品德素质低劣，没有善待羌人，而使边陲不能长期宁静。正如建武九年（ 33 年）司徒掾班彪所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自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 31 ，不过，这一时期，地方官员还未到胆大妄为的程度，还未产生大规模的羌人反抗，国家对西部羌人还没有失去控制。

　　到了东汉后期，官员十分腐败，政治极度黑暗，属国都尉等官吏更肆无忌惮地虐待羌人，即夺其财而役其民，使边疆危机日益严重起来。安帝永初元年（ 107 年），西域通道受阻，朝廷令骑都尉王弘征发金城、汉阳各处羌人开赴西域，去迎接西域都护段禧回归。那时各部羌民“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王弘又）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至酒泉，多有散叛” 32 。接着，先零、勒姐、烧当、钟、当煎等羌民族也随之起而反叛。顺帝永和四年（ 139 年），朝廷任命刘秉为凉州刺史、来机为并州刺史，“机等天性虐刻，……到州之日，多所扰发” 33 。从而使第二年夏天且冻和傅难两个羌人部落造反，攻打金城，并与湟中羌人“寇三辅”。在羌人眼中，汉族官吏大都是抢夺他们财物的强盗，事实也正是如此。汉桓帝永寿元年（ 155 年），名臣张奂奉命出任安定属国都尉时，大为吃惊地发现，他的 8 个前任都尉皆是向羌人巧取豪夺的贪官，对之甚为气愤。他为人正派，拒绝接受羌族酋长赠送的良马与金银食器，并当众发誓道：绝不让羌民的马入我厩，不使其金银入我怀。羌人被他的清廉和正气所感动，各部皆臣服，辖境遂安。只可惜这样的好官太少了，除了张奂外，就只有皇甫规将军一人了，他在凉州先后诛杀和罢免大贪官 6 人，小贪官百余人，使众羌人归服，西疆安静。他因此得罪了宦官和豪强，下狱罚作苦役 34 。由于吏治腐败的日益严重，凉州“羌患”局面终究不能改变。

　　东汉中后期的统治者，既对西羌缺乏安抚，没有预防边患的目光，又对已经形成的羌人反叛缺乏积极的应付手段和成功的战略措施。他们在血腥镇压不能完全凑效时，便采取消极的收缩政策和逃跑方式。当安帝永初四年（ 110 年），凉州爆发羌人叛乱之时，国家从财力上似乎已不能与之对垒了，更确切地说，是“黔驴计穷”。于是，主持朝政的大将军邓陟马主张放弃凉州刺史部各郡县，重臣庞参及有关的大部分郡县官员们积极支持这种退却政策，尽管少数地方官员和广大居民予以反对，也无济于事。到第二年，陇西郡、安定郡、北地郡、上郡开始往关内撤退，进行了大规模的衙门搬迁和迁民活动，表现得既狼狈又残忍。众多平民不愿离开故土，予以抵触。官吏用酷烈而野蛮之手段，焚烧他们的庄稼，竭力强迫他们离开。如此，殊失民心，竟使不少汉民投向羌人，边局大坏。

　　被动的收缩，无奈的捐弃，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因为战略的退却或转移，必须以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积极主动因素为主要条件，否则是没有前途的。东汉在上述几方面都是不值一提的。所以，其时的形势是注定不会好转的。让出凉州，必使防线东移，关中成了前哨营地，缩短了边境与朝廷的距离，给统治者造成了更大的压力。正象时人所批评的那样：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随尽东海犹有边也 35 。结果到桓帝末年，羌人不仅占据了西北安定、北地、陇西、上郡，而且从甘肃之汉阳到五原郡、云中郡的千余里土地，也先后落入羌人和匈奴之手 36 ，并且，西羌还不　时地袭击京畿地区，西北的羌患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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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略西域

　　关于经略西域的活动，在整个东汉时期，没有达到始终如一的稳定程度，而是表现为“三绝三通”的不正常状态。东汉时期的西域，其政权结构较前复杂，由西汉的 36 国化分为 55 国，但西域的地位并未因此而改变，仍然是处于汉朝廷和匈奴之间的第三种势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属于汉朝和匈奴相互争夺的对象。

　　从王莽执政到东汉时期，华夏动荡，汉族统治者忙于内部政务，无暇顾及西域，刘汉政权与西域之间的交通继绝。建武二十一年（ 45 年），鄯善、车师、焉耆等十八国遣使来汉朝洛阳，送子入侍，献其珍宝，要求恢复西域都护府，愿得保护。刘秀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为理由回绝对方 37 。实力骤增的匈奴便乘机下手，很快控制了西域，对之进行报复性统治，施以沉重的赋役剥削，民不堪命，西域诸国要求恢复汉朝的统治。待到明帝永平十六年（ 73 年），朝廷派将军窦固、耿秉等率大军北击匈奴，大破呼衍王部于天山，夺取伊吾（今新疆自治区哈密县），驻军置屯，重新恢复与西域的联系，葱岭以东数十国皆来归附。班超率 36 名官员出使西域，于车师后王部金蒲城复置西域都尉府，并于其前王部柳中城设戊己校尉，第一次取得了对西域各国的宏观控制。可惜维持时间很短，到章帝建初元年（ 76 年），由于匈奴的策动，龟兹（新疆自治区库车县）、焉耆（新疆自治区，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国转移立场，亲匈背汉，攻杀都护陈睦，随之车师国也叛汉降匈。形势恶变，不得已，章帝下诏撤回汉官，放弃西域。正当班超奉召归朝之时，亲汉诸国大为震惊，疏勒国大臣黎合廾畏惧龟兹国来报复而自杀，于阗国君臣泣求班超留下，班超便“遂其本意”，与所率 36 人停留于阗，以图东山再起。当时伊吾等各处复失，西域统治权再入匈奴之手。我们知道，东汉“通西域”的实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络。其主要的目的，仍然是想以军事联合体的形式，增大与匈奴实力对比中的优势，逐渐减除来自匈奴的威胁。其次，也含有谋求扩大领土和统治范围的思想及获取贡物的欲望。就传统的哲理讲，欲借助、利用并逐渐掌握外部势力，首先得自身强大，即每当东汉政府国力兴旺，有余力远图时，则夺取西域，置为藩属，可一旦实力衰减，又要收缩内顾，放弃西域利益（其中包含着经管不善的因素）。

　　在班超的要求下，建初五年（ 80 年），朝廷遗徐韩带 1000 人马护援班超，并派使节联络乌孙，作二通西域的准备。经过几年策划，班超于元和四年（ 87 年）统领于阗等诸国兵 2.5 万人，用巧妙战术击败龟兹等国的 5 万兵马，占据了一定的地盘。永元元年（ 89 年），为配合班超的活动，和帝命车骑将军窦宪统众兵大破北匈奴，第三年，又派左校尉耿夔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这期间（ 90 年），班超又率西域客兵大胜葱岭以西的月氏国兵七万人。永元六年（ 94 年），班超率龟兹等八国兵征服焉耆和尉梨国，威震一时，“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 38 ，即以武力再通西域。

　　经略西域的干才班超因年老多病而于永元十四年（ 102 年）被召回国都洛阳以后，继任的西域都护官任尚和段禧为庸劣之辈，违背班超“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的管理办法，屡与诸藩国发生冲突，致其离心。北匈奴残部乘机介入，与之合攻都护府，顺势控制了西域。腐朽的东汉统治者无意或不便与之争夺，撤出西域，紧闭玉门关，退守河西。刘汉政府的消极退守，并未图得省事和或安宁，让匈奴得寸进尺，以西域为依托，大肆寇犯河西四郡。延光二年（ 123 年），安帝不得已，派出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领 500 兵马屯住柳中，第二年，鄯善、龟兹、姑墨等国投到班勇麾下。延光四年（ 125 年），班勇用鄯善、疏勒等王兵和 6000 骑兵征服车师六国，斩杀匈奴使者。顺帝永建元年（ 126 年），班勇又领西域诸国兵大破北匈奴呼衍王，俘其部 2 万余人 39 ，单于西遁。葱岭以东诸国又归属于东汉。谁料到，第二年黑暗的刘汉政权竟然荒唐地认定班勇有罪，将其召回洛阳，打入监狱。自朝廷如此打击贤能、拆毁栋梁之后，西域“渐成半通状态” 40 ，东汉在这里的统治表现得日益软弱无力。

　　东汉之“通西域”，乃是象统治南匈奴那样，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宏观控制，给诸国以相应的自治权，任其以自己的组织形式和风俗习惯生活。这种体制，是一种藩属制度或贡纳制度。其具体办法是朝廷在西域设都护府，总领其权。同时，每次汉朝派使团前往西域时，要带去皇帝赐给诸国的礼品，诸如金银绸缎等，而诸国每年得派出使臣来洛阳朝贡，献给皇帝“土珍”，如玉器、马匹、葡萄等。这些贡品，也称贡赋，是政治上归顺的标志。据有关文献记载统计，诸国每年向朝廷进贡的物品价值平均为 7480 万钱 41 。送留人质，也是贡纳体制的一项必要内容。西域诸国国王要将爱子送到洛阳，留作人质，以为内属的保证，从而获取刘汉的保护。作为宗主的刘汉皇帝，要赐封诸首领以王、侯、将、相、都尉等名号，并授以官印绶带，以表示他们身份、地位和权力的承认或确定。

　　屯田是西域都护府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它对于支持汉朝在西域的贡纳体制具有相当大的作用。由于汉朝军队和大量出使官员在西域的存留，使给养供应成为一项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西汉时曾于轮台、渠犁、车尔成的伊循组织较大规模的屯田，以解决管理经费。东汉时期，屯田仍然在西域地方保存下来，不过因局势的变化，其范围变小了。明帝水平十七年（ 74 年），东汉政府在移民的基础上，命己校尉屯田柳中域（今新疆缮善西南），戊校尉屯田金满城（今吉木萨尔），和帝永元三年（ 91 年），又开始在高昌壁屯田。同时，在宜乐都尉府的管理下，曾有内地移民前来哈密垦耕，主要表现为军屯（调移兵卒屯垦）。安帝元初年间，索班率领 1000 余人的军队，在那里耕种土地，不久因与匈奴作战而中止。顺帝永建六年（ 131 年），朝廷在哈密设立伊吾司马，管理移民屯田，掘渠道，建堤防，开展农田灌溉。桓帝元嘉三年（ 153 年）以后，因西域接连动乱，而不得已放弃其产粮基地及其工作。尽管当时的移民屯垦需要东汉政府支出一定的迁徙经费，成了一项不小的财政负担，但是除了屯田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能解决朝廷在西域的有关军政活动的各项官饷供应问题。这里的都护屯田或都尉、司马屯田活动是与东汉政府在西域的努力相消长的，故各项屯田事业，时而兴旺，时而衰退。不过，无论如何，它给西域都护政权的物质力量的支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不管那时的封建统治者对西域的经略或开发是出于什么目的或采取何种手段，皆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东汉对西域的都护府的恢复，再次打通了丝绸之路，继续开展了我国内地同西域及中亚、西亚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我国的丝绸、兵器、漆等实物及工艺制造等生产技术和佛教文化等传入于阗、大宛（乌兹别克）、安息（伊朗）各国，而这些地方的蚕豆、胡萝卜、大蒜、黄瓜、胡桃、葡萄等物品及歌曲、舞蹈等文化不断传入我国。和帝永元九年（ 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国（东罗马），甘英西进到条支国的西海（波斯湾）边上，对汉文化的西渐不无影响。所有这些，都对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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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辖治沿海地区及海疆

　　岭南各郡的经济、文化在汉代已有了很大进步，沿海的百越族之文化程度逐渐提高，尤其东瓯、闽越地方的农业、手工业发展较为突出。但仍有一部分地区较为落后，如交趾、九真、日南各郡的越人和居于合浦郡的乌浒，直到东汉初年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和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刘秀削平割据，再建汉政权之初，注重对这些地区的管理，着力进行“王化”或礼化的引导。地方官秉其旨，循循善诱。史称，建武年间，任延出任九真郡太守时，当地“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籴交趾，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足。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识对匹，不识父子之姓、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 42 。对那些贫穷而无聘礼取亲者，任延令长使以下的官员，节省奉禄，拿出余钱，助其完婚。百姓十分感激，民风大为改观。刚刚脱离“雄王文化”——青铜器文化的日南郡和交趾郡，也多赖官府良吏的督理和诱导而渐知文明。如西汉末年，汉中人锡光为交趾郡太守，“教导民夷，渐以礼义，化声侔于延。……（东汉）建武初，遣使贡献，封盐水侯” 43 。即这些杰出的地方官员，对当地主要是从生产方式，典章制度、家庭伦理、社会风尚、婚姻习俗等经济、文化方面予以改进，使之与中原的差别逐渐缩小。建武五年（ 29 年）时，南疆沿海的百越民族基本上全部归到光武帝的政权之下。这年，交州刺史邓让带领合浦、九真、日南等七郡太守府的使节，到都城洛阳朝贡，向皇帝进献大象、犀牛、明玑、翠羽、玳瑁、异香、美木、名珠、珊瑚、鹦鹉、孔雀等土珍。随之，建武十三年（ 37 年），“日南徼外蛮夷献白雉、白兔” 44 ，这一新的藩属势力也接受了东汉的保护，自动进入纳贡体制。于是，朝廷便不断的开发这些越人地区，发展农业、手工业和矿业。后来受朝廷影响和训化的地区在进一步扩大，元和年间、延光年间、永建年间皆分别有日南“徼外蛮夷”、九真“徼外蛮夷”先后朝贡内属。沿海疆域的扩展、贡赋的增多，一方面满足了统治者的权力和财利欲望，另一方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有利于岭南越人地方的整体性发展。

　　东汉初，纲纪整肃，吏治严明，日南、九真、交趾等地，因有锡光、任延等一批贤吏治理，大体上保持着安定的局面。他们因俗行令，施政宽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可到后来，政治转衰，疆吏无才，南国沿海逐渐产生危机。那时有一个叫苏定的人出任交趾太守，其人极度贪婪，巧取豪夺，且办事无能，糊涂应事，同时对百姓又残忍无比，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建武十六年（ 40 年），交趾米鹿泠县（今越南河内西北地区）雒将女儿征侧、征贰姐妹二人起兵造反。“九真、合浦、日南蛮俚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都米鹿泠县。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保” 45 。建武十八年（ 42 年），朝廷不得已派伏波将军马援领兵征讨。第二年取得全面胜利，征侧、征贰在作战中牺牲，岭南遂平。

　　得贤吏而边疆治，任贪官则边地乱。马援平定南国后，在交趾一带布政公平，仁德昭著。他修郡城，严防务；凿渠灌溉，发展农业生产，百姓得以安居乐业。顺帝永和元年（ 136 年）十二月，日南郡象林县（今越南公安一带），“蛮夷”区怜叛乱，交趾、九真两郡民起而响应，官兵屡讨无效。后来朝廷依据荆州刺史李固的建议，调勇略仁惠的原并州刺史祝良为九真太守，任功勋卓著的益州官员张乔为交趾刺史，让他们去收拾局面。“乔至，开示慰诱，叛者降散。良至九真，设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数万。于是，岭南复平” 46 。桓帝永寿三年（ 157 年），九真郡居风县因官吏贪暴而县民造反，历经数年，全赖新任交州刺史夏方“威惠素著而平息。又如灵帝中平元年（ 184 年），交趾地方的汉民与越人因赋税徭役负担过重，无以为生，纷纷起义，朝廷派出贤吏贾琮任交州刺史，予以抚慰。贾琮，“招抚荒散，触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百姓以安” 47 。

　　东部海疆及东南部在东汉前期，基本上保持着相对的稳定。至中期安帝以后，朝政不纲，吏治废弛，百姓罹于苛政重赋之难，艰于为生，怨声载道，海疆不靖，反叛连起。勃海郡张伯路等海上“强人”，于永初三年（ 109 年）结伙攻掠沿海 9 郡，被侍御使庞雄统兵击破。第二年，张伯路又与渤海、平原的刘文河、周文光等掠平原郡厌次（今山东阳信县东南）、高唐（今山东禹城县西南）。顺帝阳嘉元年（ 132 年），东海强人曾旌等结伙攻打会稽郡，杀死句章、鄞县（今浙江奉化东）、贸县 3 县令 48 。“杨州六郡妖贼章河等寇四十九县，杀死长史” 49 。桓帝永兴二年（ 154 年），泰山郡、琅邪国一带的公孙举等人反叛，攻杀长史。灵帝建宁三年（ 170 年），济南国强民造反，攻东平陵（今山东历城县东）。嘉平元年（ 172 年）冬，“会稽妖贼许昭起兵句章，自称大将，立其父生为越王，寇郡县” 50 。面对如此种种反叛事件，东汉政府不是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从根本上消除动乱之因，而是简单地一味采取武装镇压手段，虽然连连成功，但仍是此伏彼起，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甚至到中平年间又出现了更大规模的黄巾起义。当中原的黄巾军屡屡遭官军击败后，青州黄巾军于献帝初平二年（ 191 年），围打泰山郡、渤海郡再次失利，第二年攻打东平，杀死兖州刺史刘岱，士气大盛。不久被东郡太守曹操于寿张大破之。建安十二年（ 207 年），黄巾军复起，攻杀济南王刘陨，进逼长广郡，后来被曹操招降。在对付起义军方面，倒是曹操显得有些办法，他以适时的战术击败青州黄巾军后，以仁德信义感召起义者，从而纳降 30 万人。在衮州地方，招抚流民，修耕备饷，恢复经济，严明法度，使齐鲁之地得以安宁。

　　东南沿海持久不靖，小股农民起义随起随灭。献帝时，吴郡有严白虎等民间武装屯聚数处，自立为王。加之诸侯混战，更是乱上加乱。袁术旧部孙策领兵打败杨州刺史刘繇、会稽郡太守王郎和吴郡太守刘勋，消灭严白虎等割据势力，平定了江东，自成一方霸主 51 。后由其弟孙权继其业，将实力扩展到闽越地区，严明法度，整饬吏治，任贤举能，发展经济，遂致社会稳定。

　　海疆开发利用，到东汉时期，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在其航海技术和航海活动方面，有了突出的表现。内陆有不少的人为逃避徭役及官府与豪强的骚扰，乘舟涉海而居岛屿，有的人成了海盗，使疆吏坐立不安。同时国家已有了海军，并具有一定的规模。伏波将军马援奉命出海去征讨征侧、征贰的叛乱，海军竟多达几万人，战船 2000 余艘 52 ，威壮南海，足见当时的船舶制造与航海能力是不可低估的。南方和北方都已有了相对固定的航线，从今日的山东半岛和渤海湾西岸可泛舟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国（倭国）；从闽越是可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缅甸、印度和斯里兰卡 53 ，进行商品贸易，发展经济。客商将国内丝绸、铁器等运往大秦（罗马），又从对方那里贩入琉璃、象牙等奇珍异物。

　　近海的煮盐业也较为普遍。辽东的平郭（今营口一带）、渔阳郡的泉州（今天津武清）、章武（今天津静海沧州）、北海国的都昌（今昌邑一带）、琅邪国的寿光、海曲（日照一带）、东牟（牟平一带）、会稽郡的海盐、南海郡、苍梧郡的番禹、高要等各地，都设有盐官，进行盐业生产。章帝元和年间因财政困难，国家实行盐铁专卖。和帝即位后废止，任民间自由生产，充分开发和利用国家地下矿产资源。

　　海上捞采业颇为发达。东莱郡和会稽郡的百姓，入海捞贝甚丰，朝鲜半岛（牙浪郡）的邪头、遂城、海明各处出产大量斑鱼。据东汉许慎撰《说文解字》记载的鱼类有 70 多种，其中海鱼近 20 种，与西汉《尔雅》中的记载相比，品种增加了 2 ～ 3 倍，反应了海上捕捞食物的丰富。在南海还有珍珠捞采业，尤其是交趾刺史部合浦郡的居民，就曾将从海中采出的珍珠发卖到祖国各地 54 。这一系列的海疆资源的开发，逐渐增加了新的行业，有利于人们对海洋的了解、利用、管辖的经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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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观东汉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经略活动，主要采取了武装驱敌、剿叛与怀柔、羁縻相结合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尤其是为了便于管理少数民族，分别于各边郡设立的护乌桓校尉、南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属国都尉、蛮夷骑都尉等特别行政机构，对抚慰“夷人”、加强朝廷与各民族之间的联系、稳定边局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越人区实行的汉化政策也是较为成功的，特别是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效果相当突出。只可惜往往因东汉中后期政治明暗无常，吏治腐败有增无减，大大妨碍了边疆局势的稳定与安宁，以致国土收缩，疆域绌缺。在经略西域方面，含有一定的尝试因素。因为当时的国力实在是难达西域，往往勉强从事，故时而放弃，时而括取。不过，与西域建立藩属关系之举可扩大东汉的政治影响，无疑为以后中原与西域地方一体化的形成，作了早期的准备和积累工作，其进步性是应予以肯定的。并且，对海疆的开拓也是有显著成效的，尤其是在造船通航和利用滨海矿产资源（卤汁）制造食盐方面，兴利颇多，对国计民生有较大裨益。

1.2.《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3.4.6.《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5.同上书，卷23，窦固传。

7.《后汉书》，卷97，西域传。

8.同上书，卷89，南匈奴传。

9.〔英〕崔瑞德等：《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页432。

10.《后汉书》，卷85，东夷传。

11.12.13.《后汉书》，卷85，东夷传。

14.15.16.《后汉书》，卷90，乌桓传。

17.同上书，卷90，鲜卑传。

1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页179。

19.20.《后汉书》，卷90，鲜卑传。

21.22.23.同上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

24.同上书，卷1，光武帝纪下。

25.26.27.28.《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传。

29.《后汉书》，卷69，赵充国传。

30.同上书，卷87，西羌传。

31.32.33.《后汉书》，卷87，西羌传。

34.36.同上书，卷65，《皇甫规传》。

35.〔汉〕王符：《潜夫论》，卷5，页22。

37.《后汉书》，卷88，《西域传》。

3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8，汉纪40。

39.《后汉书》，卷88，《西域传》。

40.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页190。

41.〔英〕崔瑞德等：《剑桥中国秦汉史》，页454。

42.43.《后汉书》，卷76，循吏传。

44.同上书，卷88，《西域传》。

45.4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43，汉纪35。

47.同上书，卷58，汉纪50。

48.49.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上册，页335。

50.同上书，册，页337。

51.吕思勉：《秦汉史》，上册，页380。

52.《后汉书》，卷24，《马援传》。

53.54.参见安京：《秦汉时期海疆的经略》，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