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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回 郑伯克段 让我们回到渭河平原，再去听听太史伯和郑桓公又谈了些什么吧。
郑桓公的第二方案在历史上被称之为“谢西九州”。“谢”指的是古谢国，地点就在现在的南阳市（古亦称宛城）目前被认为是谢姓的发源地，申国的新封地就在那里。
至于“九州”的意思，并非完全是后世代指“中国”的意思。周人的制度是2500家为一“州”，而“九”则是一个泛指的大数，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已经臣服于周人的地区。也就是说郑桓公的第二方案是在南阳盆地西侧的，那些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立国。 不过在太史伯看来，申国西面的那些子民并非那么训服，他很怀疑郑人是否有力量在那里立足。后世中央帝国所常用的“以夷制夷”之法，周人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开创者。当然，根据方位的不同，可以将之改为“以戎制狄”“以夷制狄”等等。
将勇武而又与周人有亲缘关系的申戎放在南阳盆地，就意味着南阳盆地的情况并没有完全安定下来。如果你希望看到更熟悉的例子，那些被先被放在陇右征战戎人，后又被授权在渭河平原收拾残局的“秦”人可以提供参考。 太史伯当然明白郑桓公的顾虑是什么，不过就象后世评书里的那些神机妙算的“军师”一样，他已经为郑人想好了理由。在他看来，王室失于戎人之手是迟早的事，而“东虢”和“郐”两国的国君私心已重，必不会来勤王。而这时候，忠勇护主的郑人就可以代天子以清理门户，以儆效尤。当然，洛阳盆地的东大门不能没有人看守，在这个时候王室将这两个不忠之国的封地分封给东迁的郑国也就在情理之间了。
最终的结果也正是按照太史伯所预测的那样。在东迁之后的第三年，郑人就借着视查“虎牢”防务的机会，将东虢从地图上抹去。而王室对此则是持默许的态度。对于王室来说，在犬戎之祸中忠通护主郑人（郑桓公甚至为此丢了性命），比之贪生怕死的“东虢”要更可信的多。郐国甚至在王室东迁之后就立即被郑人所灭，与之相比，东虢的那身黄褂还让他们多活了两年。 顺便说一下，“虎牢”之名在西周时就已经有了，据说是因为周穆王曾经在此关过老虎，方得此名。不过后人显然对周穆王西游，艳遇西王母的故事更感兴趣，因此也就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曾经到过东方抓过老虎。
根据虎牢所处的位置，这只老虎很有可能是华南虎，而且决无可能是用年画翻拍的。 实际上郑桓公在结束与太史伯的谈话之后，就马上开始行动了。就此灭了“东虢”、“郐”两国当然是不现实的，郑人需要等待时机。不过先将财物和人口转移过去却是可以的。这需要虢、郐两国的配合，也就是说需要他们先让出点土地来，安置郑国的人口和财物。
这个时候，郑桓公在王室的官职发挥作用了。作为为王室主管征发徒役、劳役，以及田地耕作的“司徒”，问地方诸侯要点土地来寄放家财，只会让这两个国家感到荣幸。只是如果让他们知道郑国的最终目的，恐怕肠子都会悔青了。
郑人所得到的土是是在虢、郐之间（荥阳境内），也就是两国在相会之处各让出了部分土地来孝敬上差。而郑人后来在那里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城作为“京城”。 作为郑人来说，灭掉“东虢”还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毕竟“虢”国人是深受王室信赖的。不过对于志存高远的郑国人来说，既然已经选择了将嵩山——箕山作为靠山，那么留下这么一个战略通道在王室手中，并不能让郑人感觉到安全。
事实上他们所担心的并不一定是王室，在王室衰弱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迟疑下手只会让潜在的竞争对手抢得先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东迁后的西虢最终没于晋人之后。这也为郑国后来的衰亡埋下了隐患。 在灭掉了“东虢”和“郐”国之后，郑人的核心区也就建立了。他们在郐国国都的南侧又建起了新都，这个国都也就是“新郑”。最终郑人正是依托虎牢——京城——新郑三地所构成的核心区开始了他们的复兴之路。而最初引领郑人的就是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
写的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郑人最初所建的“京城”叫什么？其实答案很简单，它就叫“京城”，京是京城的京，城是京城的城。唯一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这种叫法是否就是后世将帝都称之为“京城”的开始。
附：郑国扩张路线图
对于在中原站稳了脚跟的郑人来说，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进行扩张了。如果仅仅是为了谋得一小块生存之地，郑桓公也没有必要和太史伯进行那样深入的谈话。
关于郑人扩张的方向，太史伯实际上也为郑人指出来了，用他的话说就是在“谢郏之间”。“谢”我们已经知道了是指南阳盆地的“申”国；而“郏”则位于指箕山以南，伏牛山的东侧。找到这个地点现在的位置并不太难，诚如中国的很多地名一样，这个地名也用了差不多3000年，现在只是根据它的行政级别在后面加了个县字而已，全称叫作“郏县”。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的北部，行政上归平顶山所辖。
如果我们观察那张《郑国扩张路线》会发现，太史伯所指的这一地区实际是在箕山与南阳盆地之间，也就是伏牛山的东部边缘地区。如果王室能够依靠余威而保持洛阳盆地的稳定的话，这种沿着山地边缘的扩张路线，显然可以让郑国获得边缘地区的身份。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以及太史伯所述，这一地区显然还没有归于王化。不过与南阳盆地的谨慎相比，太史伯似乎对郑人消化掉这里更为有信心。对于消化那些体量不大，而又缺乏足够的战略纵深的边缘民族，姬姓诸侯们还是有足够的信心的。农耕的生产方式所造就的人口基数以及技术的优势是他们信心的来源。
因此太史伯不建议郑人进入南阳盆地的原因更有可能是希望他们能够避开楚人的攻击。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在王室衰弱之后，楚人很有可能崛起，而他们最先进攻并谋求消化的地区就会是南阳盆地。有申国和汉阳诸姬作为缓冲，郑人也许有足够的时间拓展自己的战略空间。 如果要想向南发展，那么位于黄淮平原西侧的一系列封国显然并不会感到高兴。这些封国主要包括许国（今许昌）、胡国（今漯河）、蔡国（今蔡国）、息国（今息县），对于这些“地主”来说，尽管郑人属于王室近臣，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扩张欲以及虢、郐两国的下场让每一个国家都感到不安。
与他们有同样感受的，还有之前被划入中原强国圈的卫、宋、鲁三国。如果说卫国与郑国之间有黄河和济水作为缓冲；位于泰山西侧的鲁国又距离尚远；那么同样处在中原核心区的宋国是最容易感受到郑人的威协了。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郑、宋两国成为了中原争夺战的主角，双方也分别用不同的方式来证明过自己有号令诸侯的能力。 对于东迁的郑人来说，他们无疑是王室最为信任的诸侯国，这也从王室对他灭掉东虢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在很多时候，郑人甚至已经可以成为王室的代言人了。
这不得不说是太史伯为郑人选了一块在洛阳盆地左近的风水宝地之功。相比于勤王四国中的其他三国，郑人的位置显然是与王室最为亲近了。虽然我们一直常说“距离产生美”，但如果你想直接影响一个人的时候，还是离他近些比较好。特别是在东迁时的周平王只有12岁的时候，离他最近的人显然有办法将自己的权力放大。
本来那个一直在王室左近，而且一直倍受王室信赖的“西虢”也是有机会重振雄风的，不过总得有人为渭河平原的这次战乱承担责任。而西虢之主（虢石父）据说就是献计点燃烽火以搏美人一笑的奸臣，而郑桓公则是那扮演的是一个忠臣的角色，不仅劝阻周幽王不要这样做，最后还以身殉职。
我们并不能十分确定虢石父是否真的出了那个馊主意。不过在中国传统的史家看来，末代帝王的身边，女子和小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先前周王最为信任的西虢来说，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当郑武公在“京城”站稳了脚跟，又成为王室最为依重的大臣之后，他显然认为自己有力量进行扩张了，这也是他们进军中原的根本目的。
现在就向东面进军，并不是最明智的选择。早已在中原周边立国的卫、鲁、宋三国并不愿意看到这个外来户从他们碗里分肉。而郑国也需要时间消化这些新得来的土地。
不过这并不代表郑人就不会有所行动了，基于之前所定立的战略，南方直至南阳盆地的土地是扩张的主要方向。 附：郑国扩张路线图
最先是被拿来祭旗的是一个叫“胡”的国家，这个位置基本上位于郑国核心区（也就是之前“虢”、“郐”两国的土地）与南阳盆地中间，中心地区在目前的河南省漯河市。
关于郑国灭胡国，经典之处在于郑武公先把女儿嫁给了胡国的国君，然后又杀了一个力主灭胡的大臣（名叫关其思）。这种做法显然让胡国人倍为感动，而这一切显然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胡国的覆灭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并不能怪胡国人没有防人之心，事实上这并不是东周之前的战争手段。甚至在不久以前，郑人在攻灭虢、郐两国时，还要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未去勤王）。
不过对于处在春秋乱世的各诸侯国来说，他们很快就会适应这种危机四伏的生活了。
也并不是每一次联姻都代表着危险，这更多的是取决于你的实力。对于意在中原的郑人来说，南阳盆地的“申”国就是郑国的另一个联姻对象。也许郑人将虎牢至方城夏道的土地都消化掉以后，申国会成为下一个胡国。但在此之前，这个实力颇强的国家还是郑人联合的对象。 郑人的这种“远交近攻”之法并非出于偶然，在后期的中原争霸中我们还会经常看到类似的例子。如果郑人善于总结的话，这种战略性的外交手段，应该不会等到战国时才会秦国提出来。
不过郑人的这种非常规做法，在春秋初始还有显得有些异类。因此明显的引起了周边国家的不安，甚至于连王室也开始觉得郑人有些尾大不掉了。尽管在这后的大部分岁月之中，王室已经接受了自己只作一个配角甚至龙套的角色。但在没有受到真正的挑战之前，王室还是认为自己有能力掌控局势的。
对于王室来说，最先做也是最容易做到的是表明自己态度，即让天下来知道，自己并不是郑国的天然支持者。具体的方法就是分权，让那个为王室镇守东大门的“西虢”重新受到了王室的器重。虢国公（西虢）重新回到权力的项峰，成为了“右卿士”，而郑庄公为“左卿士。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还是以“右”为尊的。这种行政上的调整喻视着郑人对王室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他们需要有手段恢复自己的政治地位。不过在此之前，郑人需要先解决内部的矛盾。家和万事兴，对于家国一体的中国人来说，郑国国君家的事就是国家的事。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最容易造成混乱的时期，是改朝换代的时候。这里所说的“改朝换代”即包括外部原因造成的王朝更迭，也包括内部原因造就的储位之争。
而郑国时下所遇到的麻烦就是属于后者，而起因则是郑武公去见郑桓公了。 对于君位传承的顺序，周人做法与商人明显不同。为了保持家族的稳定性，以及血统的一致性，周人所定立的家法（也是国法）是嫡长子继承制。“嫡”是指正妻所生，而“长子”则是指最大的儿子。而商人的做法则要随意许多，兄死弟及，亦或再将君位传回给兄之子的事是经常有的。在后世的游牧民族中，这种做法也是常见的。这也成为华夏文化与其他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
而郑武公的夫人正是来自申国，不过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重点并非在于她能够为郑、申两国的友谊作出多大贡献。对于这位戎人出身，被称之为“武姜”的夫人来说，对周人的礼法制度的理解程度明显没有根正苗红的郑武公来得深。具体的表现在她希望自己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成为君位的继承人，而所陈述的理由是老大生孩子时让她承受了更多的痛苦，换句话说也就是难产了。
至于这种感受是否是因为第一次生产经验不足所造成的，并不是这位夫人所关心的。总之在她心目中，老二才是最有孝心，也是最应该成为郑国之君的人。
于是一出被中国历代政治家引为经典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拉开了序幕，而这个故事也成为了中学的课文之一（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郑伯就是郑庄公，也就是真正让郑国成为中原小霸的人；而“段”又叫“共叔段”就是那位在出生时就显得更有孝心的小儿子。 郑武公作为一家之主，也是一国之君，并没有同意武姜的这种提议，老大最终还是成为了郑国的君主，也就是郑庄公。不过除了长幼有序的嫡长子继承制以外，“孝道”也是周人包括后世其他王朝所遵循的原则。因此有着君位的郑武公和有着母亲支持的“段”之间的争斗也就再所难免了。
关于这个故事的基本内容，我们很多朋友都已经熟知了。 《郑伯克段于鄢》里面一共出现过四个地名，分别是：制、京、焉、共。让我们在图上先仔细观察一下这四个地名都在哪里，它们与郑国的地缘结构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郑庄公的母亲从心里是希望小儿子“段”继承君位的，问题是郑武公并不赞成这种作法。特别是郑武公去世时，继位的庄公刚满15（虚岁），在古人看来，这个年龄只能勉强算是“舞象之年”，也就是刚好够上上战场的年龄，而“段”的年龄显然是未成年（比庄公小三岁）。
将一个刚刚稳定下来的新国家，交给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并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何况这也有违礼法。由此看来，那位“武姜”夫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历来的君位之争，都是存在变数的，即使是王室未迁之前，各国的宫廷政变也是时有发生。对于庄公来说，那个一天天长大的弟弟就是他最大的威协。 庄公继位时，“段”的年龄只有十一、二岁，在这种时候就以他为主策划政变并不是个好主意。因此为他寻找一块有地缘潜力的封地，积蓄力量是稳妥的办法。
武姜为小儿子选定的封地叫作“制”，也就是东虢故地——虎牢。那个从小不受母亲喜爱的庄公当然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将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交给自己的政治对手，无异于将性命交给了对方。
因此庄公拒绝了这个要求，拒绝的方式也很委婉，按照史书的记载就是“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意思就是：虎牢之地是个险要的地方，当年东虢的君主就是因此而身亡（也就是说我不愿让弟弟去承担这个风险）。如果要其他的地方，我都会听母亲的。 我们知道，新“郑”国的核心区就是东虢和郐国的故地。其中最为重要的城邑有三个，最北边的就是东虢故地“虎牢”（也就是郑人所称的“制”地）；中间的是东迁之初所建的初都“京城”；最南端的则是郑人在郐国故都附近所修建的新都“新郑”。
既然“制”地已经被庄公所否决了，并且理由显得那么的善意。而将从庄公手里“抢楼”，将都城“新郑”作为段的封地，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非常规的想法。因此无论是谁，都会将第二方案锁定在“京城”之上。
由于当年恒-武两公的悉心经营，“京城”的规模已经非常宏大了。以至于在后世它的行政级别被定为“县”的时候，不得不在城中间修了一道城墙，以使它不至于超越一个“县”城所应有的规模。
将这样一个位于核心区中央，而又规模宏大的城邑交给“段”，危险指数并不会低于让出“制”地。只是庄公既然已经答应了母亲，也就只能认可这样的结果了。
非常有可能的是，武姜当时想要的就是“京城”，因为这个位于郑国中心的城邑更能切割庄公所能控制的土地，而先提出要“制”地不过是一种技巧罢了。这种给对方下套的做法。，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商场，都屡见不鲜。 最终的结果也是向着有利于“段”的方向发展的。占据了郑国的中心之后，“段”很自然的开始向北和西两个方向蚕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郑国将会由北向南一分为二形成对抗。对于武姜和他宠爱的小儿子来说，并非没有相似的案例可循。因为与此同时，晋国正在上演一出小宗代大宗的好戏，那个于被称之为“曲沃桓叔”的晋国贵族，已经率先向君位发起挑战，这一举动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注：曲沃桓叔被封曲沃的时间为公元前745年，而郑庄公继位的时间为公元前743年。） 附：郑国扩张路线图
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段”具体是哪一年被封到“京城的”，不过在公元前722年，双方的矛盾终于开始爆发了。这离郑庄公继承君位已经有23年了。对于段来说，他需要时间来积蓄力量。而对于庄公来说，他同样需要时间来布局。
尽管在后世，帝王们往往只需要发现有人有谋反的企图，就会毫不手软的将之扼杀于萌芽状态。在这种时候，与帝王的血缘关系并不会成为救命的稻草。相反，在大部分的时候这正是惹来杀身之祸的原因。但在周之礼法尚有余威的时候，郑庄公并不愿意承担道义上的风险。也就是说他需要等待“段”的意图表露无疑的时候再动手。这与他们共同的母亲——武姜尚在也不无关系。
郑庄公的这种等待，也让他的大臣们感到不安，对此他的回答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当然，郑庄公创造性的总结出这句名言，并不代表他真的只会等待结果的发生。对于一个即将创造春秋霸业的人来说，他只是在等待时机罢了。
最终的攻击还是由郑庄公发起的，结果是“段”不得不向南跑到了一个叫“鄢”的地方。按照中国人一贯的做法，这个地名也被保留了下来，现在它的名字叫作“鄢陵”县，行政归属河南省许昌市。
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南方正是郑国扩张的方向。无论鄢地当时是否已经为郑国所吞并，它的左近都没有其他大国为它提供保护。因此郑庄公很快又攻下了鄢地，而“段”这一次必须寻找一个大国，来请求政治避难了。而另外三个中原强国鲁、宋、卫都是有力量为他提供保护的国家。 “段”最终的选择是越过济水、黄河，到卫国去寻求保护。对于段的这种忽南忽北的大范围转移，后世的我们可能会不太理解。这样做难道不会遇到郑庄公的堵截吗？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春秋之时，人口的密度较低，尚不足以铺满每一寸土地。也就是说，城邑及它的周围才是人口密集之处，而城与城之间存在大量的未开发土地。尽管他们在名义上可能属于某个封国，但很多时候不要说军队，就是普通居民也不会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马够快，突围并不是一件难事。
另一个原因是中原腹地的地势平坦，并没有天然的山脉提供可以据守的关口，这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想法成为一种奢望，也让围捕者无法预知被围捕者运动的方向。 卫国将逃亡过来的“段”安置在自己的西南部，一个叫“共”的地方（目前为河南省辉县地）。“段”也被称之为“共叔段”，这种叫法有可能是因为他避难于“共”地而得名。就象他在京城时，被人称作“京城太叔”一样。不过这个“段”字终究是他的本名，他也因此为成为了“段”姓的姓祖。
关于庄公与“段”之间的战争是谁先发起的，实际情况有点象苏德战争一样。在那场战争中，苏联的之所以在初期遭受重大损失，是源于他们本来也是想发起进攻的，就是说苏联前线的战略部署都是为进攻作准备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德国人的闪电进攻，初期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而“段”当时也正准备主动向新郑进攻，而庄公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一则可以将“段”的谋反之事做实；二则可以打他人措手不及。如果段事先能够得到消息，固城以自守的话，那么很明显，这场内战将变成一场拉锯战。 郑国的这场内战之所以被引为经典，主要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郑庄公的老谋深算。郑庄公的这种深谋远虑也使得郑国能够率先从春秋诸国中脱颖而出。
经过郑恒公、郑武公、郑庄公三代的经营，郑国俨然已经具备了霸主之相。而他们也被“郑”姓人氏奉为始祖，合称“郑氏三公”。
郑国之所以能够在春秋初年如鱼得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依仗王室的力量。一方面王室所占据的洛阳盆地可以解除郑人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郑人也可以凭借王室这块金字招牌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易中天在为曹操辩解时曾提到，曹操是“奉天子以令诸侯”，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基于曹操与汉献帝之间的关系，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让人信服。
不过在春秋时期，能够拥有自己一片天地的王室，应该还是当的起这个“奉”字的。只是对于天下共主的来说，被别人“奉”起来做傀儡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能够自己发号施令才是“王”应该做的事情。因此在郑人完成内部整合，并愈发显得霸道之时，王室开始希望能够摆脱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 在郑庄公平定了“段叔”之乱后的第三年，周平王作出了一个决定，重新重用“西虢”国。当时郑庄公在朝的职位是“卿士”，这个职位和后世的宰相，现在的总理相似。而周平王的想法就是将“卿士”一职分为左右两职，这各后世的左右丞相之法类似，应该说是保持权力平衡的正常做法。只不过春秋之时以“右”为尊，隋唐之后左为尊。而这个“右卿士”的位置，则准备让搬迁至陕县的“西虢”国君来担当（也就是南虢）。
这种想法当然会让郑国人感到义愤，而面对郑庄公的质问，周平王所能做的就是否认。只是郑庄公显然并不相信这个答案，于是一出旷古未见的奇事发生了。郑国和王室互相交换质子，也就上将自己的儿子交由对方为质，以取得互信。尽管这各作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十分常见，（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就曾经在赵国为质），但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竟然与一个诸侯国互换质子，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悲哀。
这等于向天下表明，“周”在事实上已经将自己降为诸侯国的一员了，笼罩在“王”身上的光环开始消退，天下大乱已经不可避免了。
郑国是这场政治斗争的赢家，只是他们真的有可能笑到最后吗？ 对于王室来说，事情本来并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的。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当郑人在中原坐大时，秦、晋、卫三国应当能够起到平衡的作用。
问题是刚刚加入诸侯行列的秦人还正在渭河平原上征伐，在他们扫平丰镐之地的犬戎之前，并没有可能介入这场争斗之中。而晋国则一直是王室所依重的重臣，按理说他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出来替王室出头。只是当时的晋国，正在上演一出大、小宗之争。对于王室来说，所有正统地位的大宗当然是被支持对象。只是以运城盆地为基地的小宗已经占据了优势，即使是大宗的晋侯有心驰援王室，也无法绕过小宗。 现在看来只有卫国能够成为可以依靠的对象了，而最终为王室出头的也的确是卫国。
在周郑交质之前，郑人可以凭借自己“卿士”的位置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他大国虽然对于郑国的扩张忧心忡忡，但碍于王室与郑国的关系，并不好指责卫国。不过现在看来，郑国与王室的关系已经破裂到无法修复的地位了。因此周边的大国终于有机会可以对这个新来的“暴发户”群起而攻之了。
最先挑头的当然是那个同样倍受王室器重的卫国了。卫国人之所以收留了段，也是为将来在郑国扶植起一个受自己控制国君作准备。这种作法和现代政治家们的做法无异。今后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发生。在人少地多的春秋时期，灭掉一个国家并不会是最好的选择，扶植一个对自己没有威协的国家作为缓冲，是大国们所惯用的控制手段。 注：“虚左以待”的成语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 很多时候被用来证明先秦亦有尊左的习惯。其实通读一下原文就会清楚了。当时的情况是公子（信陵君）为了表现自己礼贤下士，自赶马车去接那位“夷门侯生”。由于古代的赶车人是坐在右边，乘者是坐在左边的，因此才有虚左以待之说。
赶车人之所以要坐在右边，是因为一般人是右手执鞭，如果坐在左边的话，会影响到乘者的安全。所以只是一个实用的安排，与尊卑无关。如果就此理解为马车上以左为尊也可以，坐车的总是比“司机”要高贵些的，但用来证明文化上的以左为尊就不对了。
附：秦始皇陵.铜车马
从郑国的角度来看，能够让要挟王室当然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不过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
从单纯防御的角度看，郑国所在的中原之地其实是个四战之地，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西面嵩——箕两座体量不大的小山脉，以及北面的黄——济两河。这固然可以让他们在中原诸国中占据一定的优势，但却并不足以让郑国在诸侯国中独大。
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在没有实力以一敌众的时候，就抛弃了王室这杆大旗有些早了。尽管王室的权威已经江河日下了，但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只会让郑国成为众矢之的。而这样做的具体后果就是，郑国不得不开始面对来自四方的地缘压力。特别是王室所在的洛阳盆地与河北平原的卫国。
对于郑国所表现出的扩张欲，同为勤王四国的卫国当然不会感到舒服，只不过碍于有王室为郑人撑腰，因此只能静观其变罢了。而现在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了，即使王室的力量暂不能为卫人所用，但也不会为郑人所用了。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庄公克段之后，“段”跑到了卫国去寻求庇护。有一种说法是“段”并没有脱身，跑过去的是他的儿子“公子滑”。不过到底是谁跑过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卫国收留了庄公的政敌。
这种收留他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作法对政治家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对于收容国来说，如果被收留者有机会回国执政，那么所能取得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最低限度可以降低该国对自己的安全威胁。
不过这种买卖也不是谁都能做的，最起码你要有力量抗衡对方的压力。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年达L不是跑到印度，而是尼泊尔；西哈努克不是到了中国，而是去了老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当然，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会发生，因为没有金刚钻的国家是不会揽这瓷器活的。 从卫国收容在郑国失势的“段”也可以看出，卫郑之间的矛盾其实已经是不可调合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同为中原强国，并且相邻，地缘矛盾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家都是勤王四国的成员，卫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应该具有与郑人同等的地位。
而“段”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舍近求远，从南边的“鄢”地跑到了卫国去寻求庇护。也许南阳盆地的申国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因为那个深爱他的母亲——武姜就是出于申国。但问题是庄公也是武姜所生，尽管他那么不讨母亲喜欢，但这仍然能够保证申国之于郑国的“舅国”的地位。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现实存在的血缘关系已经足够了，并不需要为一个嫁出去的女儿的个人好恶而平生事端。可以肯定的是，郑庄公当然也不会因为母亲对自己的态度而疏远与申国的关系。
如果庄公不是武姜所生，情况可能就会大为不同了。当日申族人为了保证同样母出申族的太子能够继承王位（也就是平王，申后所生），不惜引犬戎入侵镐京，并直接造成了西周的覆灭。
我们并不能就此责怪申国人不识大体，这只是一种政治本能罢了。只不过这次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再次出头了。而卫国既然接受了这次机会，那么卫郑之间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卫郑之间的战争并非始于周郑交质（公元前724年）之后，在庄公克段（公元前722年），“段”的儿子公子“滑”逃至卫国之后，双方就已经注定要爆发冲突了。
战事可以说是由卫人挑起的，只不过是由公子“滑”出面，越过黄河夺取了一个叫“廪延”的地方。这个廪延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黄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因此后世也被命名为“延津”（在现在河南省延津县的北部），之前在郑国的扩张当中已经并入了郑国。
在段叔占据京城的时候，作为郑国北方门户的廪延已经被他强行兼管了。这一次公子滑的由北而来，廪延是首先需要收伏的。
问题是郑庄公的反应也是非常快的，廪延被迅速夺回了。而接下来，郑国开始对卫国兴师问罪了。值得关注的是，郑人为了处理这件由家事引发的争斗，动用了“王师”和“虢师”，也就是王室和虢国的军队。作为王室的卿士，郑国似乎有权力这样做，但这种做法明有“假公济私”之嫌，由此而引发王室的不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些都发生在公元前722年，也就是郑庄公平定段叔之乱的同一年。而在周郑交质之后，卫国正式开始了反击，这一次卫人不仅自己出兵，还联合了郑国东面“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市周围），南面的“蔡国”（今河南省上蔡）、陈国（今河南省淮阳附近）。这无异于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同时向郑国进攻。而郑人这次已经很难从西面的王室获得支援了。
卫国的这次联合进攻也开创了一个历史，即在诸侯间的争斗中首次采取了联盟的方式。在随后的东周乱世之间，各诸候国之前也进行过无数次的组合，以期在地缘格局和地缘实力上压倒对手。当然，这些同盟有长期的，也有临时的。唯一不变的是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总是那些大国，而小国们更多的只能如墙头草一般左右逢圆。
对于郑卫两国来说，并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将对方吞并，因此这卫国的这次进攻后的第二年，郑国又开始主动进攻卫国。从此双方陷入了无何止的争斗当中。也许在他们看来，谁能够将对方斗败，就能够成为中原的霸主，进而成为春秋乱世中的强者。在初期的争斗当中，郑、卫两国也的确是主角，能够领导一些小国加入自己的同盟。不过用不了多久，双方就会发现，在春秋这场大戏当中，自己其实也只是一个配角，尽管他们在剧本开始时的戏份比较多。 在郑卫两国的争斗当中，有一个地理单元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河济之间”，也就是黄河和济水之。我们知道，黄河在春秋的时候仍然是走的北线，也就是禹贡黄河的路线入渤海（黄河古称“河水”）。而现在的黄河下游，在当时则叫作“济水”，发源于太行山南部的“济源”。而它的周边则有一系列被以济为名的城市，如济阳、济南。
河济之间的平原我们可以称之为“河济平原”，由于它位于河北平原与中原、山东丘陵之间，也注定成为了一块夹心地，或者说成为黄河以北、济水以南的政治力量争夺的对象。
就河济平原而言，并非没有可能孕育出属于自己的地缘力量，毕竟黄河和济水的切割，使得它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而在天下九州的划分当中，它的确也被单独划为“兖州”（关于九州的具体划分，会在三国时详解）。不过在春秋乱世中，它注定不能成为主要的地理单元。
这一方面是因为河济平原的地势过于平坦，没有高度优势。黄河和济河当然是可以提供一定的保护，尽管理论上河岸的每一部分都有可能成为渡河攻击的对象。但实际上，成为渡口还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水流、水深，以及上岸后有没有合适的道路都会成为渡口形成需要考虑的对象。因此渡河的地点还是有数或者可控的。
单纯以河为城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能够控制住渡口，而在于河流在冬天是否会结冰。如果河流会在冬天结冰，而过河之后又是可以四面出击的平原地区的话，那么对于防御方来说，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这也是在古典时期，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能够在华北平原如入无人之境，但在进入江淮流域之后却举步为艰的根本原因。
另一个影响河济平原地缘地位的原因是因为黄河的不稳定性，在战国各国开始筑坝以控制黄河走向之前，黄河在华北平原实际上是呈漫流状态的。它甚至在济水之北形成了数条支流，并造成了大片的沼泽地。这些漫流的支流也被称之为“九河”，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九条，按照古人计数的习惯，和我们现在用“N”来做数量词的意思类似。
在这种地理结构影响下，河济平原只在靠近济水的部分存在一些小的封国，而它靠近西面的部分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卫郑两国的缓冲地和争夺的对象了。 就郑国来说，并不能说他们做得不好，相反郑氏三公的先知先觉已经让郑国抢得了先机。只是当年所选择的东迁地点，固然能够让他们在中原争霸当中拥有一定优势，但仍然不足以获得足够的战略纵深。如果按照太史伯为郑国规划的南进方案，应当是一个阻力较小的选择，但这这也无异于拉长了自己的防线。整个国家的东面没有任何可供防守的山脉，使得郑国即使能够在南线开疆扩土，也无法稳定的持有。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尽管郑国在南线取得了对胡国、许国、陈国、息国等小国的一系列胜利。但在外部势力的干涉下，这些小国大多仍能保持独立。
郑国最为辉煌的时期就是在郑庄公在位时，向东他们已经扩张到现在的开封附近；向南则将国土延伸到许昌周边；而在河间平原，他们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最顶峰的时候，郑庄公甚至召集了齐、卫、宋三国在延津附近会盟（公元前701年，古称恶曹会盟）。这表明郑国已经成为了中原地区的最强者。
之所以要将齐国拉入，是与郑庄的战略眼光分不开的。如果仅凭自身的力量，郑国很难在中原地区独大，特别是在西面的王室已经不能为其提供支撑之后，郑国其他地区需要寻找到合适的同盟，以牵制其他中原强国的力量。
在南面，通过联姻，南阳盆地的申国至少已经在郑国南扩的过程中保持中立了。而在东面，郑国的选择则是与泰山以东的齐国结成稳定的同盟。而在北面，郑国甚至参与了晋国的小宗代大宗的战争。而与王室最初的态度不同的是，郑国人务实的选择了站在小宗的一面。
如果边缘强国本身并没有入主中原的企图，并且能够稳写的与郑国保持同盟关系，这些战略布局无疑能够让郑国成为中原的霸主。问题是霸主之梦你做得，旁人也做得到，尤其是那些拥有更广阔战略纵深的边缘强国。郑人之所以能够抢先出头，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这些边缘国家需要时间来整合自己所在的地理单元。而这些被整合的对象，有那些非华夏系的边缘国家，也有同样受王室封建的亲缘小国。而对于后者，在王室的权威尚存时，大国们至多只能使其依附于自己，而不能直接吞并。
如此看来，郑国最终的没落似乎已经是命中注定了。在恶曹会盟的同一年，郑庄公病逝，郑国亦由盛转衰。传统的史家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郑庄公没有安排好接班人的人选，以至于郑国内乱。这种看法倒是很符合“以人为本”的历史观。不过郑庄公的继位难道就是一帆风顺了吗？如果再横向对比一下其他大国，没有一个大国没有经历过君位之争，即使是在郑庄公病逝之时，晋国的大小宗之战仍在继续。因此决定郑国命运的，仍然是他的地缘位置，即使郑庄公能够选择一位强势的继承人，也至多是将郑国的辉煌再持续一代。因为中原很快就要成为那些边缘强国的战场了。
对于郑国来说，并非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尽管假设历史永远不能得出标准答案，但也不妨站在东迁之前的郑人的角度，看看郑国人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一种选择是留在渭河平原，出于与王室的关系，郑国人应当很容易取得对渭河平原的管理权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郑国所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并不会是犬戎，而是秦国。尽管在初期双方可能会合力将犬戎逐出渭河平原，但在此之后双方的竞争再所难免。
判断这种竞争的胜利者会是谁是很困难的，不过相比于在中原四面受敌的地缘位置。郑人在渭河平原所要面临的形势要简单的多。而位于汾河谷地的晋国与洛阳盆地的王室，为其提供地缘支持的可能性很大。抛开亲缘关系，郑人在渭河平原的扩张，要比直接进入中原争霸要更少触及其他国家的利益。毕竟将一块已经为犬戎占据的土地夺回来，与从其他封国手中吞食土地性质有所不同。
很不幸，郑人的先知先觉让他们希望成为第一个离开这块是非之地的国家，因此上面的战略构想最终被秦人所实现了。而对于东迁的郑人来说，如果能够选择另一块边缘地区作为根据地，也同样存在做大的可能性。
应该说郑桓公当年希望进入江汉平原以及南阳盆地的想法并没有错。这两个地理单元最终都成为了楚人争霸中原的基地。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所提供的保护，能够让身处其中的国家有机会摆脱其他中原国家的干扰，完成内部整合。
而太史伯为郑人所选择的更为稳妥的方案也不能算错，毕竟对于一个正在进行战略转移的国家来说，直接面对已经兴盛的楚国并不是明智的举动。
问题并没有出在郑人最初的选择上，这能让郑国迅速的恢复国力，并直接获得王室的支持。只是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之后，马上就进入中原争霸的行列是否明智，亦或有其他的选择能让郑国的国运更加长久些。 毋庸置疑，与王室的关系恶化，是造成郑国形势急转之下的直接原因。在周平王的继任者周桓王试图恢复王室的权威时，郑国甚至对王室宣战，并且进入洛阳盆地收割王室的庄稼。值得注意的是，在黄河以北王室亦直接控制有土地，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南省温县附近，当时被称做温地。这表明王室将与河北平原的通道两端都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这和在陕县的虢国地跨黄河两岸的原因是一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洛阳盆地的安全。如果郑国不与王室反目成仇，洛阳盆地的安全应该是能够得到保证的。只可惜本应该替王室把守东大门的郑国，这一次不仅直接入侵洛阳盆地，甚至还越过黄河，将王室在温地的庄稼也一并收走。这种作法有其战术上的目的，即向王室表明，洛阳盆地对于郑人来说，已无险可守了。
我们很容易认为，如果郑国能够保持与王室的关系，它仍然能够借天子之威，横行于中原。即使在后来，王室已经不能提供任何实质上的帮助了，但希望称霸的诸侯们仍然会选择尊王以获得政治上的优势。不过问题在于，在王室的权威被郑国戳破之前，王室并不当然的认为他们会失去权威。换句话说也正是因为郑国使得王室威信无存，才使得后世的霸主们仅仅是对王室表达一些尊重，就可以让王室感激不以，并获得“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利。当然，能够成为霸主的根本原因，还是拥有足够的实力。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可以让事情变得事半功倍。
对于郑国来说，如果不愿意做那条出头的椽子，而恪守人臣之道，也并不代表它不会失去王室的信任。除非它不在中原进行扩张，否则与王室的关系破裂是迟早的事。这是因为，中原诸国都是受过王室册封的诸侯国。郑人借王室的力量进行扩张只会让王室失去对其他诸侯的影响力，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因此这实际上是一个死结，无论是郑人，还是王室，在当时的情况下都无法解开。 如果重新让郑国选择一次的话，借助王室的力量与残存的影响力，挑起对楚国的战争是险中求生的方案之一，也许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对于周人来说，楚国是一个异类。将江汉平原作为扩张的方向能够最大程度获得王室以及诸侯们的支持。尽管周人在大洪山周围布置了诸多姬姓的封国（汉阳诸姬），并在南阳盆地迁入了申国以为后应。但这种以防御为目的的安排，最终仍然让整合好江汉平原的楚国各各击破。如果郑国能够奉天子之令，领导这些国家对江汉平原发起主动的进攻，并非没有取胜的可能性。即使在这个过程中，郑国对楚国周边的诸侯国进行整合，甚至吞并，亦不至于引起中原诸国的反弹。
我们经常喜欢将春秋乱世与现有的国际格局作对比，也因此能够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那么我们现在不妨也来做一下类似的对比，只不过参照的对象并不是现实的国际格局，而是上世纪30年代的欧洲。 如果将欧洲看成春秋诸国的纵横的舞台，那么那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无疑就是楚国的最佳人选。而在中原抢得先机的郑国的地缘位置则可以与德国类比。有所不同的是，欧洲并不存在周天子这样的共主，但共同的价值观或者阶级利益，使得他们并不希望苏联这个异类做大。其实无论俄国人选择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东欧平原与西欧的地缘矛盾都是现实存在的。这就好象楚人的长江文化始终是与周人的黄河文化有所区别一样。
德国之所以在最初的崛起过程中一帆风顺，地缘政治方面的原因是因为西欧诸国希望它能够将矛头指向东欧平原，去抵御俄国的威协。在最初的时候，德国人似乎也准备这样做。不过最终他们还是选择先避免与苏联人对抗，而先完成西欧的整合工作。相比于郑国在中原的成果，德国人的整合工作要显得更成功些。只是这种整合的结果无疑是不稳定的，特别是在欧洲以外已经存在足够强的地缘力量，来影响欧洲的地缘格局的时候。而德国人随之再在东线发起的进攻，使他们陷入了两线作战，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附：德国极盛时期欧洲控制区示意图
郑人的选择和最初的德国一样，没能够抵挡住核心地区的诱惑（对于德国来说是西欧，对于郑人来说是中原），而先将那些潜在的同盟作为了对手。有所不同的是，德国从表面上完成了对欧洲的整合，并发起了对苏联的进攻。而郑国并没有能够完成中原的整合，亦不愿意与楚国发生正面对抗。尽管做出东迁决定的郑桓公最初的确想将江汉平原作为东迁的地点，甚至第二方案迁入南阳盆地也是为进入江汉盆地作准备。但太史伯的建议还是让他们选择了更为稳妥的方案，而随之而来的就是陷入无休止的中原争斗当中，以至于失去了王室的支持。
只是你不愿意去面对楚国，并不代表楚人对中原就没有渴望。正如德国如果不主动发起对苏联的进攻，俄国人亦会主动向西欧扩张一样。
在分析到楚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楚国很快就会成为郑国的恶梦了，在将势力范围覆盖至南阳盆地之后，楚人也开始了争霸中原的征程。而这个时候的郑国，楚国并不会是唯一对它施加压力的国家。正如德国人一样，无论他们是否先向俄国人发起攻击，四面受敌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
郑国的命运已经被定格了，下一个地理单元将会是河北平原。卫国会是主角，而那个游离于春秋政治圈的燕国也将会出场。到时候我们将有机会了解黄河下游在春秋时期的走向，以及它对河北平原地缘地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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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眼
声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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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11 14:41:57
沙发
发表于 2017-10-29 23: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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