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确立的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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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确立的四个阶段

本文转自<党史军史研究文集>


我们讲，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是讲开始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上，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不是一次会议就能完成的，它有一个历史的过程。笔者认为，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它是经历了遵义会议开始确立、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党的七大在组织和思想上完全确立这样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遵义会议，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

　　我们大家知道，毛泽东是党的一大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的三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后先后任红4军党代表、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对毛泽东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毛泽东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完全信任，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发布命令：“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毛泽东被迫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此时的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权，只保留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因为周恩来的力争，毛泽东才得以随军长征，被编在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队编成的第1野战纵队的中央队。

　　湘江战役使中央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由8.6万人锐减到3万人。红军广大指战员希望改变军事指挥，摆脱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城紧急召开临时会议，毛泽东被吸收参加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在会上，毛泽东鉴于国民党已在红军前往湘西的路上布下重兵，力主转兵，主张避实就虚，放弃原定向湘西与红2、6军团会师的计划，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大多数与会人员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这是1932年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参加高层决策会议，他的转兵主张为大多数与会者所接受。

　　1934年12月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县城，18日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会上李德、博古仍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的意见，毛泽东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会议重申了毛泽东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同意的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决定立即北进，强渡乌江天险，占领遵义城。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和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起到了酝酿和准备作用。

　　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纠正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1.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洛甫（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适当进行分工；4.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毛泽东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进入了党中央最高决策核心，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在我们党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召开的，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第二阶段，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等回忆“在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总书记），博古还留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则被委任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成为党内最高军事指挥的帮助者，参与中央军事指挥。

　　1935年3月4日，为了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保证军事上的集中、机动和前方指挥的有效性，由张闻天提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组成遵义战役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接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致电各军团，要求“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这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首次获得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

　　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在贵州苟坝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考虑到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不能靠许多人开会集体研究决策，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亦称 “新三人团”，全权负责指挥军事，使红军有了一个精干、有力的领导核心。在当时战争的环境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和决策机构，代表中央行使军事指挥决策权。毛泽东进入党中央军事指挥决策核心。

　　毛泽东在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的确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有过斗争的。

　　红军四渡赤水，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到达四川会理地区。部队由于连续作战，十分疲劳，某些基层指战员有些怨言。此时，林彪甚至提出要改变中央军事领导，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1935年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改变军事领导的意见，要求维护遵义会议确立的政治领导和军事领导的团结，决定立即北上，同四方面军会合。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反对党中央确定的北上方针，率领部队南下，并另立中央，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抗。后经过党中央和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1936年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毛泽东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从党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名义上，逐步确立了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

　   第三阶段，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进一步确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会议，确定了八路军实行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担任主席，成为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1937年11月份，王明从苏联回国，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在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强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的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

　　在1938年3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又作了长篇的总结发言，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党的洛川会议确立的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他还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在党内占了上风，引起了党内思想上的混乱。他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

　　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党中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党和抗日战争情况，并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书面报告，还向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单独作了汇报，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共产国际专门开会研究了中国革命的情况，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

　　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8月，王稼祥回国前，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和任弼时。王稼祥回忆：季米特洛夫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王稼祥当时很高兴，感到毛泽东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王稼祥回国后，给在武汉的王明拍电报，要王明回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王明拒不服从，反而提出到他那儿——武汉或西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又拍了电报，告诉他速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后果由你自己负责。王明这才回延安。

　　1938年9月，王稼祥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在六届六中全会前，陈云等曾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党的总书记，但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这个问题没有提交六届六中全会讨论。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彭德怀在会上发言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党的一切重大问题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

第四阶段，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组织和思想上完全确立

　　为了肃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1942年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使全党受到了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在组织上正式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和作了《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党的七大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至此，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在组织上、在思想上完全确立了。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确立，它不是一次会议完成的，经历了一个在遵义会议开始确立、遵义会议后逐步确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立和到党的七大在组织上、思想上完全确立这样四个阶段，其间历时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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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史海钩沉：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毛泽东军事领袖地位的确立源于遵义会议，但毛泽东在党内确立其军事统帅的地位却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先始于井冈山时期的红四军，以古田会议召开为标志；但在中央苏区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在经历非常复杂的党内斗争和惨痛的红军失败后，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得以复职，成为中央红军的事实决策者，在会理会议后巩固了这种地位；在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的斗争中，毛泽东在1935年的8月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最高军事统帅。
　　秋收暴动部队的领导者
　　毛泽东的军事统帅地位，最早源于后来成为工农红军主力的红四军，毛泽东即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秋收暴动。9日，暴动发动，部队统一编组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日，暴动部队在遭受重大挫折后，毛泽东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此时毛泽东所部枪多人少、极度疲乏，不足1000人。毛泽东决定“上山”，进军井冈山，通过联络、改造当地地方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队，于10月下旬在此站稳脚跟。
　　33岁的毛泽东在这一个多月的军事指挥与领导活动，显示出其超越同侪的远大眼光、果敢气魄。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导、影响下，坚持城市革命的暴动计划，毛泽东及时改变原定攻打长沙等大城市计划，改向
国民党军队稀薄的农村区域发展，从后来无论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还是毛泽东个人命运的变迁来看，这都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点。
　　而且，在部队中以在基层建立组织的形式确认、保证军队服从党的领导，亦是毛泽东的创造性贡献。毛泽东一介书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时还未被部下完全了解、信服，于是毛泽东进行“三湾改编”：首先，撤换不称职的军队首长，缩编、精简部队，以陈浩为部队实际军事首长，取消对毛泽东军事主张有异议而又悲观的余洒度的指挥权；其次，改变军队内部的官兵关系，推行内部民主改革，不许官长打骂士兵，允许士兵会议的发言权；再次，建立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体制，连、营、团建立党组织，所有一切重大问题，均须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确立党委的绝对领导权。
　　毛泽东的主张虽然遭到部分军官的激烈反对，但因得到了下层士兵的拥护坚持了下来，红军的战斗力与毛泽东的威望随着红军的胜利与地方割据区域的扩大增长起来。例如，毛泽东在率部刚上井冈山时，部队士气低落，消极、背叛、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但一年后，部队战斗力空前提高，连白军俘虏兵都成为勇敢的战士。毛泽东得到上下一致拥戴，如红军落脚井冈山的重要支柱之一袁文才也对毛泽东推崇备至，不止一次对人说：“毛委员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
　　成为红四军领导核心
　　1928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与朱德领导的部队会合，共同组建为第四军(不久，更名为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这就是著名的“朱毛红军”。
　　会师后的红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并任红四军军委书记。5月20日，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6月4日，中共中央来信决定毛泽东为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以后，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也基本上是以前委书记的职务领导红四军。
　　毛泽东并非一开始就取得了对红四军绝对的领导权。会师不久，红四军即遭遇“八月失败”。本来6月底毛泽东即在永新联席会议上反对四军主力冒进湘南，认为红军应留守边界，以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并得到四军主要将领朱德、陈毅、王尔琢等的支持，会后，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但毛泽东的意见为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省委派充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所改变，四军主力之一二十九团突进郴州，几乎全军覆没。
　　红四军受制于湖南省委的组织体制的改变，是在1928年11月，中共中央6月4日指示信到达边界时。在信中，中央规定，所有管辖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并指定由毛泽东、朱德等5人组成，毛为书记，前委下设军委，朱德为书记。指示信明确规定，红军中的最高领导机关是毛泽东领导的前委，其职务为中央任命，这说明中共中央已明确井冈山红色区域的最高领导人是毛泽东。毛泽东一般随军行动、直接指挥，军委基本形同虚设，还有就是负责边界各县地方党组织系统的领导机关———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对特委工作非常重视。杜修经曾说，边界特委“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杨开明亦说：“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通弊。首先泽东为特委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这种集权现象与特委屡屡改变、干部不足有关，但主要是毛泽东在地方干部中的威信，使得一般干部相信并自愿服从毛泽东的领导。

　刘安恭挑起两派争论
　　但是，对于毛泽东在四军的领导地位却在1929年初在红四军内部出现了怀疑的声音，公开表露对毛泽东前委工作不满的是刘安恭。刘于1929年5月上旬受中央派遣到达红四军，出任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仅居毛泽东、朱德、陈毅之后排名第四位的领导人。刘以军委书记名义决定前委只能讨论红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他事，这就激发了四军内
部关于毛泽东领导的前委职权范围、工作责任进而发展到对毛泽东个人领导作风等的大争论。在5月底的前委会议上，支持毛泽东与支持刘安恭的两派意见相持不下；6月8日，毛泽东在上杭白砂再次召集前委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者占少数，毛泽东于是要求辞职；14日，毛泽东致信公开表态支持他的林彪，提出党内存在的14个问题，并具体表示，是有人“与党争权”，虽没有点名，显然是指支持刘安恭的朱德。至此，四军内部几乎所有高级将领与地方领导干部，分化为拥护朱德与拥护毛泽东的两派。支持毛泽东的仅有林彪、谭震林、伍中豪、江华等少数人。在6月22日的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被撤免，陈毅当选，会议并对毛泽东、朱德以严厉批评和处分。

　　在此次争论中，对于毛泽东的批评，集中于对毛泽东领导的前委权力问题，即认为毛泽东过于专权。而按毛泽东的分析，表面看是军委和前委的权限划分，实际上是“党的三个最大的组织原则发生了动摇”，即反对党管一切，权力太集中于前委；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反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红四军“七大”虽然肯定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但对朱德、毛泽东各打“五十大板”的“陈毅主义”，毛泽东却非常不满，且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本由中共中央指定，四军党代会轻易改变中央决议，显然有违组织原则。在此情况下，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决定直接前往上海报告中央。临时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9月下旬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正在地方养病的毛泽东拒绝与会，并复信朱德，严厉批评朱、陈等人，这更引起红四军其他领导人强烈不满，会议致信毛泽东，敦促其尽快返回，表示否则将给予其党纪处分。
　　古田会议肯定毛泽东建军思想
　　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在听取陈毅的汇报后，明确表示不能动摇毛泽东、朱德的领导格局，并以指示信的方式，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红军不单纯是作战的武装，也是建立苏维埃政权及扩大政治影响于全国的重要力量。指示信明确指出，党的组织系统不变，前委下不设军委，“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召开，即著名的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并起草长达3万字的《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明确提出必须确立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对于红四军与毛泽东来说，都有非同寻常的深远意义，正如朱德所说：“九大的影响，深入在四军同志的脑中，的确九大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
　　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按照中央规定，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江西吉安陂头召集四、五、六军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毛泽东为书记；2月，毛泽东、朱德率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三省会剿”；6月，红四军与闽西红十二军、红六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朱德为总指挥，全军计2万余人；8月，红一、三军团合建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全军3万余人，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强大的红军。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取得了辉煌战果，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二、三次“围剿”，赣南、闽西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基本形成中央根据地。
　　毛泽东以党建军的思想与军事指挥的高超智慧为他博得了很高威信，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在1929年7月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撰文热情报道、高度赞扬“朱毛是革命农民武装的先锋队，又有无产阶级的政党为之领导。”向各根据地推荐红四军的经验。
　　毛泽东的军事、政治能力也开始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从1929年至1936年，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各种文章中，有60处关于毛泽东的报道；苏联报章对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经验十分注意，多次报道毛泽东与朱德的红四军取得的战绩，措辞热情洋溢。1930年3月20日，由于信息失误，共产国际在其官方公报《国际新闻通讯》英文版第14期上误发讣告，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尽管消息错误，但说明毛泽东在共产国际的心目中的地位确实超越了很多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对照在此之前去世的如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苏兆征都没有专门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布的讣告，此举则更值得重视。

　　5月，斯大林明确告知来莫斯科汇报工作的周恩来，应该学习毛泽东的经验，说：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6月，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指示，此前不久遭到李立三严厉批评的毛泽东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晋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在1925年因为与陈独秀的分歧离开中共中央5年后，再次接近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

　“富田事变”导致毛泽东领导危机
　　毛泽东在井冈山及中央根据地的领导权威在30年代前中期遭遇挫折即遭受第三次“左倾”错误打击，但毛泽东的领导危机却在1930年夏季、1931年初已经出现了一些征兆，这并非是中央错误路线的打击(当时为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由瞿秋白、周恩来主事，毛受到中央的称许)，而是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发动的“肃AB团事件”的后果。
　　共产党内正式开始肃清“AB团”，是在1930年5月，由赣西南特委领导。随之，肃反运动由白区而苏区、由党外而党内、由地方而军队迅速展开，到6月下旬，在中央苏区已相当普遍，9月进入高潮。毛泽东对此十分支持，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团分子，甚至超过1／4,前期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有加强的必要。
　　此时，毛泽东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在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争议，出现“骂前委反抗中央命令”的言论与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泽东与总前委认为这是“AB团”的进攻。肃AB团运动由此归于总前委的直接领导。由于此前毛泽东所信任的领导骨干宛希先、袁文才、王佐均为湘赣边特委(后为西路行委)所错杀，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贯彻李立三中央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精神，对毛泽东关于红军军事战略、政治斗争等路线、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批评，并撤免毛泽东所信任、支持的赣西南特委书记职务，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毛泽东断定赣西南特委为“AB团”控制，派遣总前委秘书李韶九到赣西南领导肃反、镇压，终于激起“富田事变”。
　　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肃“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一千三四百人，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在回忆录中引述一位红四军老资历干部何笃才的话，即批评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对毛泽东的领导权力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则是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的逐渐控制。早在1930年10月，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等组成，周为书记，因周暂时无法脱身，由项代理书记。项英于1930年12月中旬到达闽西苏区，1931年1月15日正式成立苏区中央局，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为主席。随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成为排列项之后的第二位人物。由于战争频繁、交通不便，中央局做工作的通常只有项英一人，组织机构很不健全，其实际权限也仅限于中央苏区，而且因为中央局主要面临问题是红军的战争，项英不懂军事，缺乏作战经验，“所以，在当时作战指挥上，毛泽东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
　　但项英在对待“富田事变”及肃反的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了严重分歧。项英改变了毛泽东与总前委认定其为反革命暴动的结论和一网打尽式的过火斗争的结论，主张按照党内矛盾、教育方式与党的会议的办法来处理参与“事变”的人员，肃反斗争基本结束。项、毛此矛盾未纠结多久，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指定的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于4月中旬到达中央苏区，随即召开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批评项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基本肯定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工作，再次将“富田事变”定性为是由“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参加的反革命暴动，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并继续肃反。会后不久，项职务被撤换，由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及中革军委主席。
　　宁都会议失去红军指挥权
　　但在毛泽东开创并坚持的军事战略、土地政策等原则问题上，尽管毛泽东率部取得了空前的军事胜利，王明左右下的中共中央还是对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不满。中央否定毛泽东事实坚持的“乡村为中心”的革命主张，要求进行城市战、街垒战的演习，把战争引向中心城市，取得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在上海中央的直接指示下，11月初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严厉指责毛泽东开创的方针策略为“狭隘经验论”、“农民的落后思想”、“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会议撤消了毛泽东在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转由项英接任，另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的设置，红军统一归中革军委指挥。这就是毛开始失去领导职务的开端，首先渐渐失去对红一方面军的指挥权。
　　在受到王明“左倾”中央批判的同时，毛泽东却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人民委员会主席)，时间仅在赣南会议后的次日。毛泽东的这个职务虽然只有象征意义，但说明毛泽东的影响并不是一下能够消除的，动议成立这个完全按照莫斯科体制建立的政权首脑是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占领长沙时，当时对外公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即为党的最高领袖向忠发，但向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当时中共中央便推荐毛泽东出任，由共产国际远东局及莫斯科首肯，在1930年即已内定。
　　12月，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正式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当时苏区中央局正在激烈争论红一方面军是否攻打赣州、吉安等城市，毛泽东坚决反对，要求红军应进攻国民党军队的薄弱环节，打通中央苏区与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的联系，但毛泽东意见除朱德外无人赞成。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因向忠发被捕变节被处死、王明到共产国际任职、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经共产国际批准，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博古为总负责人)则于1932年1月9日发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军“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不点名指责毛泽东。

　　在与毛泽东接触后，周本已改变了原来主张进攻中心城市的主张，但临时中央的指示使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为主力，出击赣州，毛泽东则被安排到瑞金东20里的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休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力几乎被完全剥夺。
　　彭德怀部队五十多天攻打赣州不克，周恩来派项英请毛泽东下山商讨军事方针，毛冒雨日夜兼程直奔前线指挥部，但在江口召开的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放弃攻打赣州、转向外围“出击求巩固”的意见被否决，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分两路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
　　毛泽东在率中路军(随即改为东路军)行动时，说服总指挥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在3月至5月期间，连下龙岩、漳州，取得重大战果。但是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却对毛泽东的不满更加严厉起来，4月4日，张闻天发表《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长文，系统批判毛泽东，指出当前苏区的主要危险，“是对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至此，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在6月中旬在长汀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承认并检讨“不可容许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以朱德为总司令，原一直担任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只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实际上是闲置起来，而总政委一职则空缺。经到前方的周恩来及在前方的王稼祥等反复争取，在8月8日，苏区中央局同意恢复毛泽东总政治委员职务，但规定前方成立由周、毛、朱德、王稼祥组成的“最高军事会议”，周为主席，负责制定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毛的军职未担任多久，在是否应攻打南城的问题上，前后方发生激烈争论，并上升到“积极进攻战略”与“消极防御战略”的原则冲突。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苏区中央局“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斗争”，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毛泽东被免去总政委职务，由周恩来代理。10月6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同意对毛的处分，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直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复职。

　遵义会议后回到红军指挥层
　　随着博古等中央核心领导人的迁入中央苏区，对毛泽东的政治批判也陆续展开，毛泽东基本处于养病和赋闲状态，甚至被剥夺工作的权利。伴随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毛泽东对王稼祥、张闻天争取工作的渐见成效，到红军长征时，毛泽东一度失去的军事行动发言权也渐渐恢复。在1935年1月中旬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共决策核心层，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因撤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层“三人团”，中央五人常委会(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重新分工，张任党的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毛为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周则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以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组成遵义战役的前敌司令部，这是毛泽东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第一次获得公开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
　　但是，毛泽东见在红军高级将领与中央负责人中对运动战及游击战重要性认识不足，且大敌当前，过于民主的会议制度容易错失战机，不利部队机动歼敌，因此，毛泽东提议另成立一个类似长征伊始的“三人团”。12日，张闻天主持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新三人团”，即“三人军事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周为“团长”。

　　“新三人团”是当时红军的最高军事决策机关，这是毛泽东自进入中共最高决策层后，又进一步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军事指挥机关的领导核心。此时毛泽东不仅是军事指挥核心，还是政治局常委，居于党内领导核心，可以说，这时毛泽东在党与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初步确立。
　　在“新三人团”成立不久，红军在顺利跳出金沙江封锁线后，对毛泽东“四渡赤水”的转移作战方针，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林彪直接致信“三人团”，要求改变指挥领导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行动，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5月12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上，毛泽东认为这些不满是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而且认为林是受彭德怀的鼓动。周恩来、朱德支持毛泽东，会议最后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这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第一次遭遇领导危机，但成功化解。
　　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成为红军统帅
　　1935年6月14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后，两军主帅在战略上出现严重分歧。毛泽东、张闻天本对张寄予厚望，希望两军合力实现北上建立川西北、进而夺占川陕甘的战略企图，但张国焘却坚持西进西康、青海、西藏或直取成都、进占武汉，此即所谓南下与北上之争。当时，张国焘自恃所率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达5万余人，兵员充足，装备较好；而中央红军则不足2万，且经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不断向中央提出修改战略部署、进行中央人员调整等要求。毛泽东、张闻天沉着应对，终于化解了这场危机。
　　6月26日，毛泽东等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面，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实际上否决了张的意见。会后，决定增补张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可是当中央红军先期北进时，张国焘却按兵不动，只是一再提出要“加强中央领导”。7月9日，张指示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以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为参谋长，军委下设主席一人，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10日，张亲自致电中央，要求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对于张国焘的争权计划，毛泽东也是早有对策。7月18日的芦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在中革军委下增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补充陈昌浩为委员，由张负责；以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政委，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会后，张即率四方面军到达芦花。
　　但是张的兴奋仅维持了3天，在21—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的缺点与错误，并得到会议的肯定。长期在四方面军绝对掌权且刚升任要职的张国焘对此极为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会后，张对中央开始“反攻倒算”，在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以批判博古中央失去苏区为借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错误；张还对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前议定的吸收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的名单表示不满，认为人数太少。此时，毛泽东则坚不松口，认为政治局本无权决定中委人选，现为特殊情况，才破例吸收四方面军同志。会议最后还是顾及张的意见，对名单稍作修改，将原定周纯全为候补政治局委员调整为正式委员。但张对会议结果极为不满，加快了其分裂红军的步骤，会后，对中央制定的红军分兵两路发动夏洮战役的计划拒绝执行，再次提出西进主张。
　　毛泽东、张闻天知道张的阻挠已难挽回，决定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召开该会之前，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加强中央常委会的权力，会议确定常委分工为：张闻天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本次会议关于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意义，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为全军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改变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助手的规定。应该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最高领导地位是从这时正式确立下来的。
　　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毛儿盖会议)召开，张国焘没有与会。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向东，但张一意孤行，终致两军未能一致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对张的错误作出政治决定。会后5日，毛泽东偶然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也最终在延安决定了自己的军事、政治与思想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脱颖而出的原因
　　毛泽东能在中国共产党最为危急、党内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袖，并进而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主要原因有三：
　　1.毛泽东超群的智慧与高超的谋略。
　　首先是毛泽东天才的军事才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工作是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地区，以游击战争开创割据区域，实是别开生面的创举；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控制区域最大，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与朱德也成为红军的象征符号。这其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毛受到左倾错误打击得以东山再起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央红军处于绝境时，又是毛泽东挺身而出，率领红军脱离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最终安然到达陕北，重新崛起。毛泽东挽救了党、红军，这没有一点夸张。
　　其次是毛泽东的政治才能。在毛泽东领导地位渐趋提升并稳定的过程中，军事才能带来的成就、权威是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即是毛泽东的政治能力即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定、处理红军与地方的关系、红军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建设所作的贡献。毛泽东在建立红色割据区域时，明确提出红军战斗力有赖政治工作的支撑，党的核心地位自基层即开始确立，防备红军混同于一般军阀部队；对于部队中可能存在的农民、小资产阶级习气，毛泽东也是不遗余力地教育、整顿与斗争……毛泽东的政治谋略、对革命前途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信仰、对军队与农民关系的处理，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与下层士兵、民众的拥戴。
　　再次是毛泽东的领导能力。毛泽东在领导秋收暴动时，仅是中央特派员，到上井冈山时，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也是颇费周章，但毛泽东妥善处理与王佐、袁文才的关系，得以在罗霄山脉站稳脚跟；对于后来上山会师的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也很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古田会议后，朱德、彭德怀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及至在1933年上海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虽然与左倾中央格格不入，但经过努力，毛泽东还是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支持；对于与其有领导关系的上级之间的矛盾、分歧，毛泽东亦讲究策略，在不变化根本战略方针的前提下，有限的让步、策略的争取与风险的化解，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到达延安后，他们基本自觉站到毛泽东的旗帜下，毛最终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信服和信仰，成为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

　　2.共产国际的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早期，共产国际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力非比寻常。在党内斗争非常尖锐与复杂的状况下，毛泽东能够逐步取得领袖地位，也需要共产国际的谅解、支持甚至帮助，否则其政治前途很难设想。
　　毛泽东即使在受到王明、博古严厉打击的危难时刻，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还是支持的，对其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抱肯定与赞赏的态度。如1932年秋，在毛泽东与临时中央及苏区中央代表团争论已无法调和时，毛泽东称病告假，博古等有送毛到莫斯科“休养”的打算，但共产国际得悉王明的报告后，反对召回有指挥作战丰富经验的毛泽东，明确指出如此不仅造成队伍内部的分裂，还会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1934年4月在得知毛泽东被削去军职后，共产国际再次要求临时中央，对毛必须团结。在博古中央取得完全统治地位的六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晋升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至少在名义上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之一，莫斯科还出人意料地将毛泽东、朱德等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都与共产国际的支持有关；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改变，事先没有征得共产国际的意见，事后共产国际对张闻天主党、毛泽东主军的领导体制表示赞赏；在张国焘分裂进入关键时期，从共产国际回来的张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不仅带回了与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而且表态支持毛泽东与张闻天。
　　3.一批忠诚的共产党人的帮助。
　　毛泽东在逐渐确立军事领袖地位的过程中，在他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如朱德、陈毅、彭德怀、徐向前等高级将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人，还有瞿秋白、李立三等早期领袖。他们与毛泽东有过分歧、争执甚至严重冲突，但一旦问题得到了解决，他们就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方针，在严酷的环境中自觉维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使毛泽东在革命与个人命运的关键时期能够正确地、较为顺利地选择道路，走向成功。
　　【摘自《新闻午报》；原载《剑虹评论周刊》曹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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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直接第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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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领袖走进大革命陈独秀连任5届最高领导人，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曾进入核心领导层

20世纪初，中国深陷内外交困的泥沼。国内，辛亥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使国家长期分裂、动乱，民不聊生；国外，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导致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生死存亡之际，一群思想先进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筹备成立一个全新的政党，力图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这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

    一大二大的三人最高领导层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一幢小楼里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会议。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未能来上海，临时推选参与一大筹备工作的北京代表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担任记录。

    由于一大上海会场受到法租界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举行。会议首先讨论并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接着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草案，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3人，即书记一人，组织主任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结果，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当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李达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会议决定，在陈独秀没来上海之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

    选举时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插曲。选举前，共产国际授意张国焘就人选问题同各代表商谈，使选票能够集中。张国焘也很乐意借此提高自己在党内的威望。但在选举书记唱票时，还是念到了一张写有“李汉俊”的票。董必武马上问：“是谁选的？”刘仁静回答：“是我。”董必武没吭声。后来据刘仁静回忆，从董必武的惊讶来看，这可能是所有选票中唯一未按照事先约定投的票。后来有人评价说，刘仁静自由的一票，可以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即使在诞生时也并非对共产国际唯命是从。

    中央局人选的确定，标志着中共中央最早的最高层领导集体形成。陈独秀1879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安徽怀宁人。他是清末秀才，日本早稻田大学肄业，《新青年》的主编、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他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才华横溢，思想激进，具有从事政治斗争、宣传、教育工作的丰富经验，有号召力。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后，他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极大贡献。不过，陈独秀性格孤傲，脾气暴躁，给党内带来了家长制作风，他对中国国情认识不全面，也给革命带来消极影响。

    张国焘1897年出生，江西萍乡人，和陈独秀一样来自官僚地主家庭，北京大学理学院毕业。五四运动中，他主持创建青年团北京地委，任书记，并协助李大钊、陈独秀建立中国共产党。在筹备中共一大的过程中，上海的李达、李汉俊都不善交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接触时发生了冲突，而张国焘处事精明，和马林相处得非常融洽。也正因如此，24岁的他在一大上被公推代替陈独秀主持会议，随后又被选入中央局。1922年1月，张国焘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张国焘思想偏“左”，个人主义意识浓厚。

    李达1890年出生，湖南零陵人，来自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理科毕业。他曾作为总代表，率百余名留日学生到北京向北洋政府请愿，1920年回国，在上海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李达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创办、主编《共产党》月刊，负责联络通知各地选代表开会。他理论水平高，但性格倔强，易动感情。1923年，李达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随后离开党组织，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1949年，李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历任北京政法大学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66年在武汉含冤去世，1980年平反昭雪。

    1922年7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12人。虽然距离一大召开仅时隔一年，但党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人数、质量上都有所增长，并且从实际工作中取得了经验。二大第一次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党章。

    这次大会确定的领导机构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共有5名成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后根据马林建议，补选李大钊、李汉俊、向警予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为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3人实际组成最高领导层。

    蔡和森1895年出生在湖南双峰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文学部。青年时代他就同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后赴法国勤工俭学，由于组织领导留法学生进行政治斗争，被强遣回国。蔡和森理论水平高，对中国革命与建党理论研究深入，是二大宣言、决议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主要负责协助陈独秀开展理论宣传工作。

    三大，毛泽东第一次进核心领导层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0多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会。三大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最终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

    然而，三大面临的人事难题也不容忽视。实际上，二大之后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团结，李汉俊和李达离开了党组织，张国焘个人领袖欲和表现欲过强，喜欢在党内搞小宗派小集团。因此，陈独秀在三大作报告时对张国焘提出严肃批评：“张国焘同志毫无疑问对党是忠实的，但是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而张国焘也不让步，极力反对共产国际的意见，并与曾经与他关系融洽的马林争论激烈，结果，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中，张国焘落选。

    三大选出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陈独秀担任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

    毛泽东1893年出生于湖南湘潭的富裕农民家庭，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建党以来，他一直积极领导湖南工农运动，得到党内普遍认可。三大上，代表们对国共合作的方针曾有激烈争论，毛泽东赞成国共合作，并耐心劝导持反对意见的蔡和森等人，展示出其不凡的工作能力，被选入中央局并担任秘书。这个秘书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中共中央局领导人之一，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也是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央领导层。按照三大组织法的规定，中共所有的函件都要由陈独秀和毛泽东两人签字方能生效。事实上，毛泽东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第二把手。

    担任中央局会计的罗章龙出生于1896年，来自工人家庭，湖南浏阳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罗章龙是早期中国工运的实力派人物和重要领导人。1930年，因反对王明篡权，罗章龙被开除出中共，1934年到河南大学开始教学生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章龙调回北京，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1995年病逝。

    四大，张国焘凭一封信当中委

    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股向着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与此同时，一股逆流也逐渐显现出来，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渐复杂化。中国革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予解答。

    在这一背景下，中共四大于1925年1月11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来自全国的20名代表参加了四大。需要指出的是，三大进入中央局的毛泽东因病缺席这次会议。（??）

    此次大会选出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5名候补委员，执行委员会又选出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继续担任最高领导人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其称呼由委员长改为总书记。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四大确定的人员设置，表明党内机构开始日益健全，陈独秀作为总书记的权力也随之扩大，成为党内名副其实的“家长”。

    在推选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时，山东代表提出，有同志反对张国焘当选。对此，陈独秀解释说，党中央人才有限，用人只能取其能力和贡献，如果过分苛求，会丧失一些有用人才。那名山东代表也没有再坚持。张国焘因故没有出席四大，但他给大会写了一封信，申述自己的意见，其中一项是要求中央加强出版工作，把一些重要理论书籍和有关苏联的著作译成中文出版，提高国内党员水平并加强宣传工作。有人认为，张国焘这封信不过是在耍“竞选”伎俩，但不论怎样，他最终如愿以偿了。

    在四大中，彭述之和瞿秋白进入中央局。彭述之1895年出生，湖南邵阳人，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口才与文笔都极好，擅长宣传。他曾受派遣前往莫斯科留学，与瞿秋白、罗亦农并称为中共党内“留苏三领袖”，是陈独秀的坚定支持者。正因如此，虽然他在四大前连中央执委都不是，但在四大上不但当选中央执委，还进入了中央局。由于当时中共极其重视宣传工作，所以中央局5名成员有3人负责宣传，又以彭述之为首，这让他实际上成为仅次于陈独秀的党内“二把手”。中共五大上，彭述之也当选为中央委员。但后来因不同意中央路线，他在1929年被开除出党。那以后，他的身影便在中共党内消失了。1983年，彭述之在美国去世。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1899年出生于没落官宦人家，早年积极参加革命运动并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1922年，陈独秀到莫斯科时瞿秋白为其担任翻译。交往过程中，陈独秀发现了他的能力与才华，随即邀请瞿秋白回国工作。回国后，他任《新青年》季刊、《前锋》主编，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为中共的宣传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在中共四大进入中央局。不过仅几个月，中央局再次进行调整，瞿秋白不再担任中央局委员，增选向警予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

    五大，出现政治局常委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对共产党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但在共产国际和党内右倾错误方针的作用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核心缺乏解决主要矛盾的、正确有力可行的决策。这次大会未能挽救大革命的失败。

    出席五大的正式代表共8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也参加会议。这次大会上，中共领导机构第一次出现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的设置。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随后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军事、工人、农民部部长。

    五大会议上，陈独秀作了长达6个小时的报告。其中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解，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许多代表对他的报告表示非常不满，纷纷进行批评，带头开炮的就是瞿秋白和蔡和森。陈独秀做完报告后，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每位代表的座位上都放着一本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瞿秋白在小册子中从理论到实际系统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引起了代表们的兴趣。陈独秀对此很不满意，彭述之也附和说：“这是见了鬼。”

    尽管受到批判，此次大会上陈独秀还是连任总书记。这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国际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是由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条件所决定。首先，全体代表对右倾错误的严重危害性还认识不足；其次，陈独秀是党的主要创办人之一，在社会上仍有较大的影响；当然，当时党内确实还没有各方面综合实力超出陈独秀的领袖人物。

    六大前的频繁调整

    五大以后，党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日益严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变动与调整非常频繁，几个月甚至一个月不到，就会出现新的面孔。

    随着军事工作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中政治、军事才能突出的周恩来崭露头角。周恩来1898年出生，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1921年春入党。1927年3月，周恩来成功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因此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1927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周恩来由此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7年6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增补瞿秋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月底，瞿秋白因病请假。随后，会议又决定谭平山任政治局常委。

    谭平山1886年出生，广东高明人，北京大学毕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1927年8月，他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领导南昌起义，失败后流亡港澳。同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谭平山被错误地开除党籍。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回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9年9月，谭平山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参加了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等职。1956年在北京逝世。

    在国共合作濒临破裂的紧急关头，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训令中国共产党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有职无权，在极度彷徨的心态下，他给临时中央写了一封信，称“我实在不能工作”，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自此，连任5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离开中共中央最高岗位。1929年7月，中苏围绕东北的中东铁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11月，陈独秀在此事件上与中共中央产生激烈争论，并发表公开信表现出与中央决裂的姿态，随后被开除党籍。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陈独秀辞职后，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之职权。

    李维汉1896年出生，湖南长沙人。他1919年赴法国留学，后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欧洲支部的筹建工作，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大革命时期，湖南工人、农民和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其中李维汉功不可没。“八七”会议后，李维汉一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84年在北京病逝。

    张太雷1898年出生，江苏武进人，共青团创始人之一，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他是第一个被派往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党员，具有杰出的政治和外交才能，被誉为“真正的国际主义者”。1927年12月，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阵亡，成为中共历史上第一个牺牲在前线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成员。

    李立三1899年出生于湖南醴陵一个教师家庭，中学毕业后赴法国勤工俭学。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发动和领导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党内领导工人运动的领袖。

    1927年7月21日，瞿秋白再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瞿秋白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

    基于对大革命失败错误的总结，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进行较大动作的调整。会议选举产生临时中央政治局，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苏兆征为新增常委。苏兆征1885年出生，广东香山人。中共党内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香港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的领导人。

    此次调整总书记空缺，瞿秋白以中央委员会临时政治局主席身份主持中央工作，由此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第二任最高领导人。

    3个月后，中央临时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自此至1928年1月，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周恩来、罗亦农5人为常委。罗亦农1902年出生，湖南湘潭人。党内杰出的工农运动领袖，曾参与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8年4月被捕牺牲。2009年，罗亦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项英加入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周恩来、项英组成。项英1898年出生，湖北武昌人。中共党内工人运动著名领袖，曾参与领导1923年“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二月罢工。中共三大至五大，项英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1928年，由于国内形势严峻，中央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秋白、周恩来等出国负责筹备六大。由李维汉、任弼时、罗登贤3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总书记继续空缺。

    任弼时1904年出生，湖南湘阴人。参加革命后曾与刘少奇等一起赴苏联学习，回国后在共青团中央工作。任弼时性格耿直，一次因向陈独秀提意见，气得陈独秀把他的意见书当面撕碎。任弼时“八七”会议被选入政治局，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罗登贤1905年出生，广东顺德人。1925年，罗登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领导了同年6月19日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共党内擅长领导工人运动的后起之秀。1926年，他被选为中共香港市委委员，并参加市委常委工作；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曾率领工人赤卫队在前线作战；1928年前往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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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 1943白色恐怖下的坚守在敌人的多重“围剿”中，中共高层领导人有的变节投敌，有的宁死不屈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由于面临中国社会性质以及革命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共产党迫切需要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认真解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开始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六大，工人向忠发成最高领导人

    当时国内正值白色恐怖，共产党已经很难找到安全的地方开会。于是，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庄园里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共有代表142名，代表全国4万多名党员。因形势严峻，代表多数由中共中央指定出席。大会中心任务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5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候补常委。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因苏兆征病逝等原因，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政治局常委进行调整，由向忠发、周恩来、项英、杨殷、彭湃、蔡和森组成。六届二中全会上，政治局人员基本没有变动。

    这段时间里，向忠发实际上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原是一名兵工厂工人。他1922年入党，很快成为武汉地区党内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人物。在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央委员，当时实际地位并不高，但在中共六大上，由于共产国际片面追求中共领导人的“工人化”和注重领导成员的工人成分，向忠发平地飞升，一跃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向忠发工作能力不强，实际上没能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相反，他在生活上非常腐化，竟用党的经费住洋房，还养了一个情妇。

    六届三中全会批李立三

    中共六大之后的两年间，各种斗争极其残酷。到六届三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已经有不少人牺牲。这其中就包括杨殷和彭湃。

    杨殷（1892─1929），广东中山人，中共早期工运领袖，是省港大罢工的重要领导者之一和1927年广州起义的组织发动者之一，也是中共早期情报和保卫工作领导人之一。六大上，杨殷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1928年底出任常委。1929年8月，由于叛徒告密，杨殷在上海被捕，几天后被国民党秘密杀害。2009年，杨殷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彭湃（1896─1929），广东汕尾人，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但是，在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彭湃就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与杨殷等4人同时就义。2009年，彭湃也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1930年3月，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央的工作情况。在此期间，由于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李立三主持。不过，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的“左”倾冒险错误，给党带来了严重损失。

    周恩来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于当年9月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会议批判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当年11月，李立三正式离开中共中央，不久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和交待错误。此后，他羁旅莫斯科长达15年。由于李立三勇于承认错误，在后来的中共七大上，他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等职，“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蒙冤逝世。1980年，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鉴于中央委员会中一些成员牺牲，六届三中全会进行了补选，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和徐锡根3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仍为向忠发，周恩来则为实际负责人。

    1930年10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确定把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成为一个大区域，巩固和发展它成为中央根据地。因此，会议决定在中央根据地设立苏区中央局，同时成立由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等25人组成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苏区中革军委）。这次会议表明，中共中央开始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一定的新认识。

    但共产国际方面一直对中共在六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工作不满，指责中共在纠正李立三错误的过程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从而使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共中央一度无法工作。虽然中共中央在此后承认有错误，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等人仍不依不饶，最终导致六届四中全会的人事变动。

    不正常的六届四中全会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把持下，王明等人借机批判和打击异己，会议开得极不正常，瞿秋白、周恩来成为会议的主要批判对象。

    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成员分工和中央常委人选等问题，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和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主席仍为向忠发，并决定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改称为中央总书记。

    3位候补常委中，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人，是中共党内早期工运领袖之一，也是广州起义的策划者与组织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陈郁被任命为首任煤炭部部长。他在中共八大、九大、十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因病去世。

    卢福坦（1890─1969），山东泰安人，是早期山东工运和青运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共六大注重工人成分的背景下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于六届四中全会成为候补常委。

    徐锡根（1903─？），江苏无锡人，是中共早期江苏和上海地区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六大上，徐锡根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1932年，徐锡根被捕后变节，加入中统特务组织。1940年，徐锡根任江西省政府特工委主任时，与另一名中共叛徒庄祖方一起制造了中共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皖南事变”——中共南方工委被敌人破获。“南委事件”破坏面之广，被捕人数之多，在中共历史上空前绝后：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等省地下党组织损失极为惨重。仅江西省就有44个县委、200多个区委被破坏，2000多名党员被捕。徐锡根后来的下场不详。

    六届四中全会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职务，瞿秋白也因“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被解除了中央领导职务。此后，瞿秋白把主要精力用于领导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上。1934年，他到达中央根据地不久，红军长征开始，瞿秋白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金。1935年，在转移途中瞿秋白被捕，后英勇就义。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被米夫支持下的王明所操纵。虽然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会上想让王明出任候补常委的提议没有成功，但在1931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终于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委员为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王明4人，候补委员不变。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王明赴莫斯科留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在中共党内的上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米夫的支持。1929年从苏联回国后，他即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从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在党内推行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更为“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

    到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有变动，新常委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卢福坦、王明、罗登贤5人组成。

    1933年2月，罗登贤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南京。他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宁死不屈，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被反动派杀害。

    临时中央政治局

    1931年4月，由于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叛变，向忠发6月被捕。在狱中，向忠发经受不了酷刑考验很快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而他那位妓女出身的情妇，却在反动派面前坚决否认向忠发的身份，以致后来人们慨叹：向忠发的贞操还不如一个妓女。最终，向忠发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写完招供材料后即被国民政府枪决，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给中共中央带来严重损失，上海等地的地下党组织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被杀害。蔡和森即是其中之一。1931年6月，顾顺章带特务追到香港，将在那里参加海员会议的蔡和森逮捕。两个月后，蔡和森在广州英勇就义。

    在紧急情况下，1931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卢福坦、张闻天4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米夫指定王明任代理书记。

    此后，中共中央机关又多次遭到破坏，到了9月，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均已不足半数，已失去“代表多数”的作用。同时，周恩来将赴中央苏区工作，王明也将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已是有名无实，无法正常运转。

    鉴于此，共产国际远东局指示中共改组中央领导，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即临时中央），并提出组成人员的具体建议。1931年9月中旬，周恩来和王明二人离开前，主持召开会议，临时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主要由王明提名，常委为博古、张闻天和卢福坦，不设总书记，由博古负总责。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方针。

    博古（1907─1946），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他早年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入党后于1926年被派往莫斯科学习，1930年5月回国。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博古能成为常委，与他和王明同为留苏派有直接关系。自此直至遵义会议，博古一直是中共实际最高领导人。由于他深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其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但遵义会议之后，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开始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1946年，博古因飞机失事遇难。

    张闻天（1900─1976），江苏南汇人。他是中共党内一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领袖。张闻天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从1925年开始留学莫斯科长达6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正因此，他受到共产国际方面的重用。

    党内三股力量汇合

    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面临危机时，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根据地却在巩固和发展。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的宪法规定，苏维埃政权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此后举行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一直没到中央根据地任职）为副主席；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这实际上是苏区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认可。

    但当时，临时中央对苏维埃政权还是没有全面的认识，仍继续执行其“左”倾错误。1932年3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陈云加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卢福坦去职。1933年，卢福坦被捕叛变，后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任职。新中国成立后，卢福坦被逮捕，并被长期关押，1969年被秘密处决。

    1932年10月，临时中央增选王云程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云程（1905─？），山东青岛人。他出身工人，早期积极参加和组织工农运动。1925年入党后，王云程赴莫斯科学习，后来其政治观点倒向王明。他入选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亦与其苏联背景相关。1933年，王云程被捕叛变，此后下落不明。

    到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已经无法立足，于是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由上海迁到苏区。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会合后，成立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委员由六届四中全会政治局、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部分成员组成，形成党内三股力量协调共事的局面。中共中央局常务委员为原临时中央成员的博古和张闻天二人，总书记为博古。

    1934年1月，在中央苏区遭遇第五次“围剿”的关键时刻，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此次会议虽名为全会，但实际许多中央委员缺席。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并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由委员12人和候补委员5人组成。博古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代替原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常委称为书记处书记。会议选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常委）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明、陈云、项英7人。博古仍是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此前，毛泽东受到排挤，失去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

    陈云（1905─1995），上海人。他具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才华。陈云早年参加“五卅”运动和工人罢工运动，很快成为党内劳工运动的领袖，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开始在党内崭露头角。

    遵义会议，毛泽东进入书记处

    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苏区面临严峻形势，博古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并报请共产国际批准。6月，为有效筹备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最高“三人团”，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博古负责政治，李德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军事顾问，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但在李德的错误指挥下，党和红军陷入极为被动的困境，党内许多干部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着重解决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在纠正博古、李德“左”倾错误的基础上，改组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并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负责宣传；博古负责组织工作。2月，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正式代替博古出任中央总书记。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中央“三人团”，周恩来为负责人，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特殊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也是特殊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是中共转危为安、走向成熟的重要转折点，在改组后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红军长征途中不断取得军事胜利。但是，在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一贯喜欢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张国焘又开始搞“小动作”。在1935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坚持“提拔工农”干部、增加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等意见，引起会议激烈争论。经各方协调后决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常务委员会）由张闻天、博古、周恩来、张国焘、王明、项英、毛泽东7人组成（张国焘、王明、项英当时不在中央所在地）。红军长征后，项英留在了南方，后来领导新四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1年，项英在“皖南事变”后被叛徒杀害。

    在中央和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周恩来、毛泽东等多数人主张北上川陕，但张国焘坚决反对，主张南下川康。不久，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坚持南下，并企图危害和分裂党中央，在紧急情况下，毛泽东等人迅速决断，先行北上，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在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严厉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对其进行教育，但张国焘阳奉阴违，表面承认错误，实际上拒绝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遂于1938年4月从陕甘宁边区叛逃，投靠了国民党。中共中央随后宣布将其开除出党。张国焘投敌后并未得到长时间的重用，在此后的时局变化中，其命运亦是风雨飘摇，1979年客死于加拿大。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此次会议是一次严肃的党的核心层会议，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苏区中央局，并改组了中央书记处。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的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和认可。根据王明的提议，决定增补刚刚由苏联回国的王明、康生、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此后，中央书记处成员主要包括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5人。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仍为主持中央常务工作的书记，只是其身份改为中央书记，中央书记处已不再设总负责人。

    康生（1898─1975），山东胶南人。他早期即为“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并长期领导中共秘密战线的工作。康生曾经拥护过王明的“左”倾路线，1933年起在苏联工作了4年。此次成为常委又是得益于王明的推荐，其中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加上落脚延安以来党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六届六中全会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基本没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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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 1956五大书记“进京赶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如今，对每一位到延安的游客来说，位于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都是行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站。1945年，正是在这里，中共七大隆重召开，产生了三个层次的领导集体，即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刘少奇、任弼时新晋书记

    在现有历史资料中，“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是对七大最准确、最权威的概括。七大之所以能具有“团结、胜利”的局面，不得不回溯到几年前。

    早在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将召开七大作为全党“最不可延迟的任务”之一。之后，中央多次提出并决定召开七大，但都未能按计划实施。究其原因，一是受到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代表不易集中；二是党内思想上还不一致，对党的领导核心有着不同的认识。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王明回国后，不断以各种非组织方式向他和中央挑战。1941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围绕此前的“左”倾错误和右倾错误进行了热烈讨论。和博古、张闻天等人进行自我批评的态度不同，王明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的错误辩解，遭到与会者的一致批评。次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

    1943年3月20日，刘少奇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提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以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任书记。其中，刘少奇实际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这次会议，已经将王明排斥于中央领导层之外。

    刘少奇1898年出生，湖南宁乡人。他早年曾领导并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在五大时当选为中央委员，成为党内工运和白区工作领袖。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临危受命，与陈毅等一起扭转了新四军的困难处境。

    任弼时长征期间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后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1940年3月，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次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由于处理问题周到，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

    1943年3月的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规定，对于书记处会议讨论的问题，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自此，中共最高领导人也完成了从张闻天到毛泽东的平稳过渡。1950年以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先后担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76年7月1日，病逝于江苏无锡。

    1945年4月，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整风运动结束。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实践证明为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得到一致的认可，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这为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

    1945年春末，延安城内，陌生的面孔日益增多。抗战胜利在即，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做准备，在六大召开17年之后，七大就要在这里召开。

    几年前，中共中央就明确要求，各地代表选出待命。那以后，代表们就陆续从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向延安集中。他们穿越封锁线，通过敌占区，有的人辗转数月到一年才抵达目的地，还有人牺牲在途中。影片《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曾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护送胡服同志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现实中，这位胡服同志就是刘少奇。他跨越津浦铁路，就是为了前往延安筹备和参加七大。“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趱行，夜趱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是军屯。”陈毅也用一首《长相思·冀鲁豫道中》，写出自己赴延安参加七大途中的真情实感。实际上，即便会议筹备工作已近尾声，仍有代表风尘仆仆向延安赶来。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全国已有共产党员121万人，出席大会的代表就有755人。为了适应会议规模，1942年，中央机关的同志亲手盖起了一座集西式风格与陕北窑洞为一体的、占地千余平方米的建筑——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它虽然无法同现在的许多高大建筑相比，但在当时的延安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春日的明媚阳光里，七大在大礼堂正式开幕。在党的历史上，七大的会期最长，从4月23日至6月11日，整整开了50天。

    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是与会代表普遍关心、讨论最多的问题。经过反复讨论，最终确定和坚持了三个原则：一、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要一掌推开，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对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党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来；三、不要求每一位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选出来。

    选举的过程也比之前党的历史上任何一次选举都民主：先由各代表团小组提出候选人名单，经过充分讨论后，进行预选，再提出正式候选人名单，最后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任何代表都可以提名候选人，没有任何指定，没有任何限制，对候选名单中的任何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提；有不了解的地方可以问。

    代表们在讨论候选人名单时，有的代表提意见点名道姓，非常尖锐。对于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犯有严重错误的王明，很多代表不愿意选，毛泽东就亲自做说服工作，提议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说选上他对团结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人有好处。

    选举那天，投票结束后，几个计票员在后台忙碌地统计每位候选人得的票数。当时没有计算机，只能把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一个人念，另一个人在名字下写“正”字。工作人员计票时，其他代表都出去休息了，只有毛泽东坐在那里吸烟。当计票人员统计王明选票超过半数后，毛泽东才放心地离开。

    经过选举，七大选出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王明在正式中央委员中排在倒数第二，也有的说是最后一名。七大之后，王明在党内主要从事政策研究以及起草法律条文。1950年秋，王明以治病为名举家前往苏联，此后多数时间滞留莫斯科。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前，中央邀请他回国参会，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向中央请假，但八大仍然选举他为中央委员（虽然他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少）。此后，王明长期留居苏联，1974年病逝于莫斯科。

    七大的民主选举方式在党的代表大会是第一次。会后，毛泽东曾以“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进行评价，认为这次选举“是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是民主与集中相配合的模范”，并提出，这种制度和方式“全党都应采用”。

    6月11日，七大闭幕，通过了新党章，第一次明确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

    8天后，七届一中全会在杨家岭召开。会议选举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会议同时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5人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为“五大书记”。此次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其中，毛泽东是核心，负责全面工作；朱德负责军事工作；刘少奇负责土地改革与城市工作；周恩来负责外联、统战，并协管军事；任弼时负责组织、办公厅和群团工作。“五大书记”各自发挥所长，各有分工，团结协作，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团结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中枢。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大书记”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

    七届一中全会选举让朱德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朱德，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曾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湘南起义，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军长。1930年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任总司令）。

    “五大书记”夜间集体办公

    1945年8月14日，就在七大结束后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当时的复杂时局下，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决定与周恩来共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对于这次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做了最坏打算。8月26日，即赴重庆前两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少与会同志都为二人此行的安全担心，但毛泽东说：“我到重庆后，你们回到各自的根据地，坚决打击进犯的蒋军。胜仗打得越多，我就回来得越快；打不胜，我就回不来。”他还说：“重庆是可以去，必须去。领导核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因为有了里面的中心,外面也就能保得住。”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他和周恩来赴重庆谈判期间，为了保证中央书记处能保持五人开会，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二人为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1902年出生，山西曲沃人，参加革命后积极领导工农运动，早期就是中共北方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在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培养党的领导骨干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等方面有着重大贡献。

    在重庆，毛泽东与蒋介石经过前后10次会谈，各自表达了自身的政治意图，却并未取得外界预期的结果。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在延安，毛、朱、刘、周、任“五大书记”基本上都住在一起，经常一起开会讨论、研究党务国事。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转移到华北，和朱德一起负责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但那也只有短短一年多时间。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五大书记”会合。

    “五大书记”工作时，为了配合毛泽东夜间办公的习惯，周恩来和任弼时从转战陕北时起就改为夜间办公，后来，原本习惯在白天工作的刘少奇、朱德也加入进来，五个人经常在夜间集体办公，研究、部署、指挥三大战役。经常是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其他人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几乎每次都工作通宵。习惯早睡早起的朱德坚持不住，总要打盹儿，每次醒来，他总会抱歉地说：“哎呀，我睡着了。”毛泽东便为他开脱。任弼时血压高，工作一紧张，容易头晕，连续熬夜也支撑不住，便在躺椅上稍稍休息一下。

    1949年3月，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共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后，中央书记处书记名单次序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候补书记为陈云、彭真。与七大时相比，排名先后有所变化，刘少奇、周恩来的排名提前。

    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3月23日，“五大书记”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临行前，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风趣地回答道：“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决不当李自成。”

    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核心成员几乎全部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并成为政府各个重要部门的领导骨干。“五大书记”中，除任弼时因身体原因无法承担工作外，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为副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另外，彭德怀当选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陈云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彭真为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

    1950年6月，因任弼时生病需要休养，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此期间由陈云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陈云是党内不可多得的擅长财经工作的人才，1944年3月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期间，他主持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执行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边区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恢复与调整中，陈云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建设任务日益繁重的情况下，陈云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也是中央综合考虑的结果。这次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组成七届三中全会主席团。

    在1950年6月召开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陈云被正式批准在任弼时休假养病期间代理中央书记处书记。1950年10月，任弼时病逝，中共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1954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由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时机尚不成熟，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鉴于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计划委员会主任高岗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为加强党的纪律，与党员中各种违法乱纪现象做斗争，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原来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1955年4月，七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于任弼时病逝，高岗自杀，会议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还是由13人组成。毛泽东仍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仍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5人。这样的中央领导机构格局，经历了七届六中全会、七届七中全会，到中共八大召开前基本没有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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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 1977中央四选接班人刘少奇被打倒，林彪叛逃，王洪文成为“四人帮”成员，华国锋最终得到毛泽东信任

    1956年召开的八大是中共成为执政党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年的执政经验表明，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中央领导集体。因此，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应该改变，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政治的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的中央委员会。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中央领导集体未来的建设方向了。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接班人的选择。这一人事问题贯穿了党的八大、九大和十大。

    刘少奇做八大政治报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八大在北京召开，由刘少奇做政治报告。28日，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6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中，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

    刘少奇在副主席中排名第一。事实上，在最初的方案中，就只设一个副主席，由刘少奇担任。为什么改为多个呢？毛泽东说：“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防风林’就有好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

    刘少奇做的八大政治报告，毛泽东也是满意的。为了起草报告，从1955年12月7日开始，刘少奇找国家机关、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到他那去汇报，一个一个地听，一直到1956年3月9日，连续听了37个部门的汇报，常常从白天听到次日凌晨。将近尾声时，毛泽东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得知此事，说这个方法很好啊，让人帮他也组织这样的汇报，有时还叫上刘少奇一起听。这样，刘少奇心里对国家经济建设状况有了数，开始起草报告。9月14日，在宣读报告的前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刘少奇送来的部分清样，并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不要送我看了。”

    八大前后，毛泽东主张中央工作分“一线”、“二线”，他摆脱“一线”的繁杂事务，集中精力思考大事。因此，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由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1961年9月，来访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主席现在是否已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1962年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不再参加党的经常性会议，党的日常工作和政治局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大事才向毛泽东请示。

    但是，在此后一系列工作中，毛泽东和刘少奇逐渐出现意见分歧。毛泽东很生气，认为中央“一线”不让他放心。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江青操办了寿宴，生日宴会上，毛泽东表达了他对刘少奇的不满，指责中央有人搞“独立王国”。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一周后，刘少奇在党内排名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失去接班人资格。1969年11月12日被迫害致死，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他恢复名誉。

    在八届一中全会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邓小平是新人。他1904年出生于四川广安，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归国后投身中国革命事业。1932年，因抵制“左”倾错误路线，邓小平被撤职缴枪、下放“改造”，这是他政治生涯的第一“落”。直至193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才完成第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西南全区的政权建设、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不久担任中央秘书长。八大只前，毛泽东评价说：“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和厚道……比较有才干，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犯了错误时对自己很严格。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邓小平成为常委的原因。

    对出任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邓小平一开始是婉拒的。据刘少奇秘书刘振德回忆，八大期间，有一次政治局常委开碰头会，内容就是动员邓小平当总书记。邓小平一再推辞：“我不行，我不行，我的威望和能力都不行，怕难以胜任，还是让别人当吧！”毛泽东说：“我们是医生，书记处是护士，你是护士长，还是我们的助手嘛！”周恩来说：“主席比喻得很形象！”毛泽东又补充说：“其实，还是你那个秘书长的差事。”其他几位常委也帮着动员邓小平，刘少奇说：“主席，我看就这样定了吧。”“好，定了！”毛泽东一锤定音，其他常委也异口同声：“定了！”邓小平没有再推辞。

    当时，中央书记处的权力很大，有时高于政治局委员，甚至高于中央副主席，因此，邓小平作为中央“一线”领导，1966年和刘少奇一起成为“炮打司令部”的对象，失去一切职务，这是邓小平的第二“落”，直到1973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才第二“起”。

    九大党章确立林彪为接班人

    1958年5月，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大常委。但这段时间，由于身体原因，林彪没做多少实际工作。“文革”开始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发生重要人事变动，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11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增了陶铸、陈伯达、李富春3人。延安时期担任过常委的康生此次也趁“文革”之机东山再起。

    陶铸1908年出生于湖南祁阳，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广东省经济建设中都有重大贡献。他当选常委后不久即受到迫害，1969年含冤病逝，终年61岁。

    陈伯达1904年出生于福建惠安，在延安时常和毛泽东讨论古代哲学，成为毛泽东秘书，前后任职共达31年，被称作毛泽东手下“一支笔”。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由于陶铸很快被打倒，陈伯达跃居“第四号人物”，先成江青亲密伙伴，后做林彪“军师”。

    李富春190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是早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出色领导者，也是根据地和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当选常委后，他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协助周恩来主管经济，随后遭迫害，1975年忧病而逝，终年75岁。

    八届十一中全会带来的最大人事变化，是林彪名列政治局常委第二位。这次全会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不再以中央副主席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副主席实际上只有林彪一人，这标志着林彪接班人地位的确立。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在随后召开的九届一中全会上，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是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5人，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唯一副主席，其“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地位甚至写进了党章。

    林彪1907年出生于湖北黄冈，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长征、平型关战役，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成为接班人后，1970年3月，林彪突然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要求四届人大讨论设国家主席，“建议仍然由毛主席兼任”；至于国家副主席则可以不设，特别表示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从刘少奇被打倒后，国家主席一直空缺，林彪的建议看似合理，但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表明，他是另有所图。毛泽东听到林彪的建议后，笑着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必武）老当吧！可见在国家主席的人选上，毛泽东从未考虑过林彪。但林彪依然坚持讨论国家主席问题，这是“文革”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发言中提出“天才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并指使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上散发“天才论”材料，坚持设国家主席，还暗示有人“反对毛主席”。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搞分裂，将陈伯达隔离审查，明确表示，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这给林彪当头一棒。从庐山回来后，林彪称病不出，既不批陈，也不作检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叛逃，坠机死于蒙古。林彪事件直接导致了中共十大的提前召开。

    十大提拔了38岁的王洪文

    1973年8月，十大在北京召开，此时距九大只有4年。九大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另一名常委陈伯达被开除党籍（陈伯达1989年病逝于北京）。面对如此惊心动魄的重大变故，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如何确定？

    8月30日，十届一中全会的选举结果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9人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9个常委的构成在有限程度内反映了林彪事件发生两年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成果，党内元老朱德、叶剑英和董必武成为常委。

    叶剑英，189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参加过北伐战争、广州起义、南昌起义等，是共和国开国元勋和十大元帅之一；董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也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者；李德生，1916年出生于河南信阳，虽资历稍浅，但也是军中“年轻的老资格”，14岁就参加红军，成为“红小鬼”，在战争中成长为优秀的军事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同时，十届一中全会的政治局常委名单表明，对“文革”的错误还没有根本性认识，以后被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的康生、张春桥都进入了常委会——康生继续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张春桥，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早期经历非常复杂，擅长理论与写作，也擅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靠这两大特长与江青搭上关系，从而平步青云。

    最关键的是，按照毛泽东从工人、农民中选拔一批人进入中央领导班子的部署，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当选中央副主席，在常委中的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究其原因，林彪事件使毛泽东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身体日渐衰弱。但越是年老体弱，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心情越发迫切，他选择了38岁的王洪文。

    王洪文1935年出生在吉林长春，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1956年复员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工作。“文革”一开始，他立即跳出来造反，制造了“安亭路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成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主要负责人。1967年紧跟张春桥、姚文元掀起“造反夺权”的“一月风暴”，以搞乱上海而闻名全国。

    十大之后，毛泽东对王洪文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政要，以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知名度。一名英国记者写道：“38岁的上海造反领袖王洪文，已明白无疑地成为毛的继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后每一次会见外国首脑，坐在他两侧的总是周和王。周已75岁，是毛的同辈战友。因此，毛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

    毛泽东还一度让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在造反中一呼百应的王洪文，并不具备一个中央副主席的基本素质，他不爱读书不爱读报，自称只要一读马列主义著作和书报就“头痛”，也不喜欢开会、听报告、批阅文件，最大喜好就是抽高级香烟、喝高级酒、穿高档衣服、坐豪华轿车、开着摩托车沿中南海兜风、坐着吉普车去打兔子。

    更严重的是，王洪文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四人帮”。毛泽东多次当面告诫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搞宗派是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但王洪文阳奉阴违。

    王洪文难堪大任，只好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此时，周恩来的病情已经严重。1975年1月，十届二中全会增选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然而，邓小平全面整顿和纠正“文革”错误引起毛泽东不满，很快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再受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落”下去。

    华国锋结束了政治动荡

    在毛泽东先后对王洪文、邓小平失望的同时，政治局常委会出现了严重的“出缺”危机。1975年，李德生请求免除他所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后于2011年去世）；董必武、康生先后去世；第二年，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整个常委只剩下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4人。

    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的目光转向了华国锋。

    华国锋原名苏铸，1921年出生于山西交城，1938年取“做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之意改名华国锋，投身抗日游击队，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南下湖南工作。1955年7月，毛泽东路过湖南，在长沙接见了老家湘潭县的县委书记华国锋。3个月后，毛泽东特邀华国锋列席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并让他在会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这次发言给毛泽东留下很好的印象，毛泽东戏言“你是我的父母官哪！”说得本来就很拘谨的华国锋更不好意思了，毛泽东又夸奖道：“你是个老实人！”1971年初，华国锋从湖南省委书记的任上调到中央，协助周恩来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国务院总理一职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空缺。按照排名，王洪文是位列周恩来之后的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位列邓小平之后的副总理，而邓小平又被解除了职权，在“四人帮”看来，他们能在这轮人事安排中获取更大权力。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既没选定张春桥，更没看上王洪文，而是提议既非政治局常委又在副总理中排名第六的华国锋出任代总理，并且主持政治局工作。让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工作，这样的人事安排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四人帮”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又不敢发作，张春桥只能私下写写“有感”，发泄对华国锋的不满。

    1976年清明节，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根据毛泽东提议，4月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实际上相当于进入政治局常委会。中央设第一副主席，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华国锋接手中央日常工作后，行事风格比较稳健和务实，努力维系经济和社会最基本的运行，但“四人帮”处处插手、处处为难。此时毛泽东健康状况已经恶化，华国锋想见他一面也不易。直到4月30日，华国锋借陪同外宾见毛泽东之机，终于能向毛泽东汇报一些问题。毛泽东写下几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这几句话尤其是最后一句，后来被解读为华国锋继承最高权力的政治依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当天，一场围绕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旋即展开。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江青偏要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江青、张春桥催逼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交出文件和材料；王洪文的秘书给一些省市自治区打电话，要求重要事情向王洪文指定的人请示；北大、清华有人写信提议江青担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华国锋察觉到江青等人的企图，决心解决这一问题。此时的政治局常委是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4人，恰好形成二对二的格局。要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华国锋必须与更多政治局委员联手。9月11日，他分别见了李先念、汪东兴，又通过李先念联系了叶剑英。与这三人达成共识后，华国锋再与可能联手的其他人逐一沟通，取得了党内军内元老和部分政治局成员的一致意见。

    采取什么手段解决“四人帮”？这是华国锋面临的又一个难题。起初，有的政治局委员提出召开会议，投票解除“四人帮”职务。但华国锋等人分析后，认为召开政治局会议还有把握，召开全会则把握不大，因为十大上“四人帮”把不少人马塞进了中央委员会，采取隔离审查的办法才是上策。

    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坐镇，汪东兴指挥，中央警卫局、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战士先后抓捕了前来怀仁堂开会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并在中南海春藕斋抓捕了江青。

    尽管这是一次高层的非程序强力行动，但它实现了高层权力的平稳更替。当晚10点，华国锋赶到北京玉泉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了抓捕情况。会议开到第二天凌晨，决定推举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之后，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起”，和叶剑英一起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3人组成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填补了毛泽东去世后最高权力的真空，结束了政治动荡。

    此后，华国锋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工农业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了很大努力。遗憾的是，华国锋没有能力全面彻底地处理“文革”结束后党内外所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这注定了他必然是一个过渡型最高领导人。

weiliqiang

qs 发表于 2018-1-8 15:47
某人直接第四阶段

本来《环球人物》有一期详细介绍中共从一届到十八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然而不出意料。到文革之后就木有了，也找不到链接

weiliqiang

qs 发表于 2018-1-8 15:47
某人直接第四阶段

看垬的党史，发现张国焘真是厉害，从建党到整风之前基本一直都是常委。真是不容易，连任五届领导人的陈独秀和后来的周恩来都木法和他比。

前排左起：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
后排左起：陈云、秦邦宪、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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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1989实行集体交接班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一大在北京举行，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其中中央委员201人，候补委员132人。中央委员们在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其中，李先念和汪东兴是新晋的常委。

李先念、汪东兴：联手粉碎“四人帮”

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1975年国民经济整顿中，协助周恩来和邓小平做了大量工作，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他担任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是全党对其工作的肯定。

1909年，李先念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只读了3年私塾就去学木工，人称“小李木匠”。17岁开始从事农民运动。长征结束后，他成为西路军重要将领，奉命强渡黄河，意在占领宁夏、甘肃，打通与苏联的通道。但西路军寡不敌众，血战后全军覆没。李先念带着一支幸存的部队越过祁连山，与陈云、滕代远在新疆星星峡会合。中央派去的代表问众将领愿意去苏联深造还是愿意回延安，李先念坚持要回延安，“我从哪跌倒，就从哪爬起来”。到达延安后，毛泽东称赞道：“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之后，李先念奔赴中原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曾任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6月调往北京工作，当了26年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任了20年的财政部长。据李先念子女回忆，由于平时不管家里的事，也不花钱，李先念对人民币元、角、分认得不太准。但就是这位“不认识钱”的财政部长，却把国家的钱管理得井井有条。

汪东兴之所以能当选第十一届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是因为他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不动用归他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在当时的情况下，想一举粉碎“四人帮”是不可能的。

汪东兴1916年1月出生，江西弋阳人，1929年7月参加革命，历经长征与抗日战争，从1947年开始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毛泽东逝世时，汪东兴不光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身兼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两大要职，不但掌握中央高层的人身安全和自由，而且专门负责毛泽东的文件。1976年9月17日晚10时左右，江青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生前住处“202”，想拿走毛泽东的文件，却看到卧室和书房的大门已被封住，封条上加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的公章，原来，汪东兴在两小时前刚刚带人来过。江青气得咬牙切齿：“好啊，汪东兴，你搞突然袭击！”

1976年10月初，汪东兴以中办主任的名义发出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内容有二：一是审议毛选五卷的清样；二是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这样，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也被通知与会。10月6日晚，汪东兴亲自指挥抓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后王洪文、张春桥分别于1992年、2005年病逝），同时派人宣布对江青、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实施隔离审查。

由于汪东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批准汪东兴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职务。

陈云的讲话震动会议

党的十一大，在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下，起到的作用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不足的一面，那就是“没有能够纠正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这一使命落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全会决定增选一位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且一致选举陈云担任。

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长，11月10日开幕，开了整整36天，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3天才闭幕。会议的主要议题本来是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陈云在东北组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先是表态完全赞同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接着话锋一转，扔出了他的“重磅炸弹”：“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事。”参会者都有点吃惊，因为这似乎“离题”了。

但陈云丝毫没有就此罢休的意思，他接着讲：“对有些遗留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会场上鸦雀无声，等陈云一讲完，立即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陈云的“开炮”一举扭转了会议的方向，老同志纷纷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会议闭幕时，已经为3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好了充分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摒弃了“两个凡是”，宣告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并在人事上做出新安排，实际上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使他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在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后不久，邓小平就开始考虑最高层的新老交替、薪火相传了。1979年7月底，邓小平指出，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现在还没有解决的是组织路线问题。

“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当然，组织路线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机关臃肿怎样解决，退休制度问题怎样解决等。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他语重心长地说：“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

鉴于历史上向林彪、王洪文等个人交接班的失败教训，党中央决定采取集体交接班的方式。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十二大召开，通过新的党章，规定党中央不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为了更好地实现新老交替，十二大还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进入中顾委，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动”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实际上，在前一年夏天，为了进一步推动高层领导的年轻化，党中央内部就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来的方案。邓小平提出，十三大上他也和其他老同志“一齐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但在征求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时，许多人认为，这是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应该慎重。聂荣臻说：“现在是过渡期，局面还不稳，小平暂时还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参加常委会。他全退了，不当军委主席，一旦有事，怎么号令全军？只有他能镇得住，他在，军队就不会乱。所以，小平还不能全退。”聂荣臻的意见经王震报党中央后，中央非常重视，经过讨论，最后决定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彭真“四老全退”，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三老半退”。

在十三大上，他们三人结束了政治局常委任期 （叶剑英已于十三大召开前的1986年去世，李先念和陈云后来分别于1992年、1995年去世）。而整个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交替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在5年后的十四大上完成了历史使命。

十三届一中全会的4个新常委

十三届一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中还有4个新面孔。

李鹏，1928年10月出生，四川成都人，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1948年9月，党中央从东北解放区选派21位年轻人到苏联学习，李鹏是其中一个。第二年，这批年轻人即将进入大学，究竟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正在苏联养病，他们派代表向任弼时请示。任弼时说：“你们的专业由你们自己选择，但不要选择学政治，应该选择工科或经济。”于是，李鹏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的水力发电专业。这个专业选择主要受两件事的启发：一是列宁说的“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二是当时报纸上正在热议美国水利博士萨凡奇修建三峡水电站的计划，给李鹏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和电力、三峡结缘。

20世纪80年代初，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也逐步转向经济建设，电力供应十分紧张，许多城乡用户一周“停三开四”甚至“停四开三”。时任电力工业部负责人的李鹏提出“利用各方面的资金加快电力建设进程”，一时间，“集资办电”成了电力发展最有效的法宝。

1983年6月，李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大型基本建设工作，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此后历任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从1982年第一次考察三峡，到2002年参加三峡工程二次截流，20年里，李鹏一共到三峡工地及库区考察了15次。在2002年召开的十六大上，李鹏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次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乔石，1924年12月出生，浙江定海人，曾在上海、浙江等地和钢铁行业工作，后调入中央。1987年5、6月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乔石访问尼泊尔，中国驻尼泊尔使馆邀请乔石给使馆人员讲讲国内外形势，这也是当时流行的做法，只要时间排得开，来访的领导人一般都会去看望使馆人员并做个形势报告。那天，驻尼泊尔大使非常兴奋，介绍乔石时激动地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终于盼来了乔石同志，让我们热烈欢迎乔石同志给我们做报告。”乔石的反应很有意思，他面带微笑，不紧不慢地说：“我是乔石，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只是一块小小的石头。”引来笑声一片。担任政治局常委后，乔石于1993年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致力于制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他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次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胡启立，1929年10月出生，陕西榆林人，1946年至1951年在北京大学物理系、机械系学习。毕业后在共青团工作了较长时间。1980年，51岁的胡启立被派到天津，出任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市长职务。两年后调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其天津市长职务由李瑞环接任。十二大上，胡启立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三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后，他被国内外广泛视为下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热门人选。

姚依林，1917年9月出生，安徽贵池人，1934年参加革命工作。第二年，“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爆发，姚依林是主要领导人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姚依林参与组织了“冀东暴动”。从1946年起，他开始担任经济部门的领导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出任分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1992年党的十四大后，他不再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1994年12月11日，姚依林在北京逝世。

weiliqiang

1989 — 2002第三代领导集体，走进新时代江泽民在任内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989年5月31日，政治风波尚未平息，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时，明确提出“要更换领导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他提出，要选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的意见，经过充分酝酿，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成为新一代领导核心的人选。

    当邓小平在北京西山别墅里把这一决定告诉从上海赶来的江泽民时，江泽民大为惊讶。他说：“我担心，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邓小平的回答是：“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依次为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6人。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一请求，决定江泽民为中央军委主席。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顺利交替。

    江泽民“是工作勤奋的专家”

    江泽民1926年8月出生在江苏扬州，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上海当地一家知名企业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这家企业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1949年9月的一天，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来工厂视察时，发现了这名很有潜力的工程师。江泽民代表工厂向他报告了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在汪道涵看来，“江泽民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家。”

    1955年，江泽民作为技术人员，被第一机械工业部选派到苏联学习。回国后，他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从副处长直至厂长。1962年，江泽民到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担任副所长，抓了很多在业内有影响、有意义的大事。其中一项，就是制订中小型电机标准。要把所有生产企业的标准统一起来，并不容易。全国中小型电机的生产厂家又很多，意见很不一致，难度可想而知，但江泽民做到了。后来，江泽民相继在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一机部外事局、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电子工业部等部门任领导职务。1985年回到上海，先后任上海市长、市委书记。

    在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后，江泽民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他能熟练地用英语、俄语、罗马尼亚语与客人交流；为了在拉美国家用自己没学过的西班牙语演讲，他连续七八个周末向外交部一位年轻译员学习，有时为了一个词的发音会练上十几遍；访美期间，他参观了一户美国家庭，和主人拉家常，给主人展示自己孙子的照片；在德国，他在致辞中脱离讲稿，即席朗诵了歌德的诗歌。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首次全面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强调，我们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002年十六大后，江泽民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2003年和2004年相继卸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宋平，1917年4月出生，山东莒县人，1934年至1937年在北平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学习，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他曾任周恩来政治秘书，和谈失败后回到哈尔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宋平长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72年至1981年，他在甘肃工作，曾出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1981年回到中央。在甘肃和中央工作期间，宋平大力培养、举荐优秀干部人才，因此被媒体称为“中国政坛最大伯乐”。1992年十四大后，宋平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

    李瑞环，1934年9月出生，天津宝坻人，1951年参加工作，北京建工业余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毕业。出任政治局常委后，他于1993年当选全国政协主席，任内留下不少机敏之事。1995年3月，中英双方就是否要改变香港政治体制展开激烈争论，英方急于改变香港政治体制，企图给中方收回香港后制造麻烦。于是，李瑞环在全国政协的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穷老太太去市场卖祖传的宜兴紫砂小茶壶，起码有200年历史，就是不加茶叶，水中也会有茶香。有人愿意以三两银子的高价购买，老太太觉得茶壶太旧，不好意思要这么多钱，就用水反复清洗。买主回来一看，里面的茶垢全洗干净了，便说连五钱银子也不值了。李瑞环以此比喻香港：不要妄洗“茶垢”，导致香港失去特色，要找最了解香港优势的人来管理香港。

    2000年11月，李瑞环考察香港时，呼吁香港市民，最重要的是加强团结，唯有团结才能发展繁荣。两名女记者就此抢着提问：“您在讲话中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是不是指香港不够团结？”李瑞环笑着反问道：“如果我祝你们身体健康，是不是指你们的身体就不健康呢？”2002年十六大后，李瑞环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次年卸任全国政协主席。

    朱镕基“三级跳”当常委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一曲《春天的故事》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唱，它的由来被人们所熟知：1992年1月，邓小平偕家人和工作人员从北京乘专列南下，沿途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后来，理论界有人整理认为，南方谈话至少包括10个要点，其中大部分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坚持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三个有利于”是判断姓“资”姓“社”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但有一点是关于接班人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选好接班人。这是针对党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各种隐患而发出的。

    在此背景下，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十四大召开，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月19日上午11时，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党的总书记，选举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7人为政治局常委，他们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中外记者。由于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是上一届的政治局常委，记者都比较熟悉，所以江泽民笑着介绍说：“这次新选出来的常委有朱基同志，现在是国务院副总理；刘华清同志，是老红军，他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接着指着胡锦涛说：“这是一位年轻人，胡锦涛同志，今年49岁。”

    3名新常委的亮相令人瞩目。朱 基192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清华大学毕业，相继在东北工业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任职。1957年，朱 基因对国家经济工作中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意见，被打成“右派”，直到1975年才调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恢复正常工作，4年后出任国家经委燃动局的处长，依然不改直言本色。国家经委党组负责人曾称赞他：“遭了20多年的罪，还敢这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独到见解，是个好同志。”

    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朱 基着手清理“三角债”。之前，国务院有关部门所进行的清欠工作主要是清理流动资金，但收效不大。朱 基发现，三角债的主要源头是部门、地方和企业为追求产值和速度而盲目上建设项目，造成对设备款、材料货款和工程款的大量拖欠。他从固定资产投资拖欠这个源头入手，顺次解开了债务链，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92年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某些地区片面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大干快上，导致股市热、房地产热。1992年3月，朱 基在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讨论会上的发言中，提出要全面正确地理解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精神，不要片面追求高速度。有人认为这是同邓小平唱反调，朱 基也感到很大压力。不久，邓小平看到了发言的录音整理稿，予以充分肯定。

    正是由于朱 基务实、前瞻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肯定，在十四大上，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十三大的候补中央委员到政治局常委，实现了“三级跳”（跳过了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两级）。第二年出任国务院总理，相继实施了国企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被媒体评价为“闯进两大雷区”。尤其是政府机构改革，触及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难度可想而知。1997年12月底，朱 基在一次讲话中道出苦衷：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由于长时间坐着谈话使他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尽管如此，朱 基还是坚持下去。1999年4月14日，朱 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演讲时宣布了改革成效：“我们原定的目标是要3年内把中央政府减少一半，但是去年我们就把这个一半机构减少了……现在政府机关的人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2002年十六大后，朱 基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2003年，卸任国务院总理。

    刘华清1916年出生，湖北大悟人，1929年参加革命，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红15军团宣传科长。红15军团打了两个大胜仗后，补充了大批新兵，在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时，该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建议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让大家天天唱。刘华清和他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成歌曲。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在庆祝会师大会上，红15军团的官兵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立即引起全场注意。不久，许多部队都学会了这支歌，并传唱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刘华清调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政治委员，后兼任副校长，从此结缘大海。1954年8月，刘华清赴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从苏联学成回国后，他相继担任海军旅顺基地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成功组织了基地的训练、演习，主持编写修改了海军40余种条令、训练大纲和教材，建议并主持组建了基地核心战斗部队，有效提高了基地应对突然袭击和突发事件的能力。

    1987年，71岁的刘华清正准备退休，却被邓小平“点将”进入军委工作，“调他来，就是抓现代化，抓装备”。1989年11月又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他力促歼轰7立项并上马。歼轰7首飞成功后，又决定搞歼轰7的改进型——歼轰7A，并使之成为海军航空兵主力的作战机种，参加了多次军事演习，屡次接受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就是我们熟知的“飞豹”。

    刘华清还被称为“中国航母之父”。20世纪70年代，他就给毛泽东、邓小平“上书”，力陈航母的重要性。“上书”在海军内部引起了不小的议论，但建造航母的建议还静静停留在字面上。1980年，刘华清访美期间第一次登上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与其他参观者走马观花不同，年过花甲的刘华清认真仔细地将航母参观了一遍，并称“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到中央军委担任领导工作后，刘华清依然关心航母。“如果问我航母和核潜艇以后如何排队，我说海军缺少的航母应该在先。”刘华清说，“如果中国没有航空母舰，我死不瞑目；中国海军必须建造航母。”

    1997年十五大后，刘华清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2011年1月14日，刘华清在北京逝世。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正式交付海军，刘华清的航母梦终成现实。

    胡锦涛1942年出生，安徽绩溪人，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他先是留校任政治辅导员，后被调往甘肃工作；1980年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在十二大上，39岁的胡锦涛成为最年轻的候补中央委员；十二大后，任共青团甘肃省委书记；3个月后，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先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1985年，任贵州省委书记；1988年，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稳重务实，谦虚低调，十四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十二届五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到十四大的政治局常委，实现了“两级跳”（跳过了政治局委员一级）。

    尉健行不吃企业餐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在他去世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些人蠢蠢而动，发表所谓的万言书，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名，行大批判之实，声称中国决不能再走资本主义私有化的道路。妄图把中国拉回到“一大二公”旧有的传统体制中去。在此背景下，1997年9月12日至18日，十五大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在政治报告的开篇就明确指出，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9月19日，十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7人为政治局常委，江泽民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其中，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是新常委。

    尉健行1931年出生于浙江新昌，童年时聪颖好学，5岁跟随当老师的父亲学识字，一直刻苦求学，并未因家境清贫而辍学。1947年，16岁的尉健行进入上海光华大学附中继续读书，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时，他与同学一起引导解放军进城，参加接管城市的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尉健行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尉健行年迈的父母常患病，住院治疗需要大笔医药费；女儿大学毕业后，准备去国外留学，也急需用钱。于是他把家中老屋变卖了几间，一部分钱留作女儿出国学习的经费，另一部分钱交给父母治病疗养。1991年3月下旬，时任国家监察部部长的尉健行回到新昌视察工作，县领导安排他住条件较好的县政府招待所，尉健行拒绝了：“我几十年没有回家乡，这次回来，就让我在老父母的房间里搭个铺，让我同他们多聊聊，不麻烦你们了。”第二天，县里安排他到一些重点企业和工程视察，一直到中午12点才回县城。县领导劝他在一家企业用餐，但他坚持不去，回家吃母亲为他准备的炒年糕。

    2002年十六大后，尉健行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

    李岚清生于1932年，江苏镇江人，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从此与汽车结下不解之缘。1958年，一汽生产出我国第一辆国产东风牌小轿车。李岚清随厂长饶斌将这辆车送到中南海，请中央领导参观。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饶有兴趣地观看了轿车。邓小平提的一些问题还很专业，原来他在赴法勤工俭学时，曾在雷诺汽车厂工作过。

    20世纪90年代初期，主管对外贸易的李岚清，发现当时世界流行的统计原则有缺陷。李岚清多次指示，要将此事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加以研究，以维护我国经济利益，并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好准备。

    2002年，李岚清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退休后潜心于诗曲画印，先后撰写了《李岚清音乐笔谈》、《音乐?艺术?人生》、《原来篆刻这么有趣》等著作，在国内外举办多场艺术展，深受欢迎。他自曝曾到路边小店买年货，并试着“砍价”；还到小饮食店“应聘”打工，结果都被店主认出而未果。他便做两方“砍价失败”、“应聘不果”的印章自娱纪念。

    2012年2月，同样爱好音乐的江泽民致信李岚清，称自己还记得60多年前一首名为《Moonlight and Shadows》（《月光和影子》）的英文老歌的歌词、曲调，但歌谱多年未找到。最近找到两张英文老唱片，可曲调与当年传唱的不完全一样。于是将两张唱片和自己吟唱的录音一起送上，请他帮忙查找歌谱。接到信后，李岚清仔细听了唱片和录音，阅读了歌词，又请人在美国的音乐网站上查找，最终查到这是1936年美国电影《Jungle Princess》的插曲，但其中部分唱法和曲谱与江泽民提供的版本还是存在出入。李岚清又找到著名英语教授陈琳，没想到陈琳教授不仅知道这首曲子，而且和江泽民吟唱的一模一样，这证明江泽民记忆的词曲是当年在校园中传唱而后来失传的版本。于是，李岚清和几位音乐教授根据江泽民的吟唱整理恢复出《Moonlight and Shadows》的失传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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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2012引领中国走科学发展道路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2002年11月8日，十六大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大会一致同意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同意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大会于11月14日闭幕。15日，十六届一中全会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98人，候补中央委员158人。全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依次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

    胡锦涛：“以人为本”

    胡锦涛2002年至2003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2002年12月不再兼任）。2003年至2004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2004年至2005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2005年起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

    2002年11月16日，佛山发现第一起非典病例。在抗击非典过程中，暴露出社会事业发展落后等问题，促使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系统总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2003年7月28日，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里的发展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

    2002年12月5日至6日，胡锦涛带领中央书记处同志到河北西柏坡学习考察。胡锦涛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将近一年以后，党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高度重视中美关系。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这一年，连续3次的“胡奥会”吸引全世界的目光。2012年11月７日，在奥巴马成功连任后，胡锦涛向奥巴马致贺电。胡锦涛表示，保持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十八大后，胡锦涛结束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任期。

    吴邦国关心贫困地区

    吴邦国，1941年7月生，安徽肥东人，1964年4月入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电真空器件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1991年任上海市委书记。1992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1994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9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9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大型企业工委书记。1999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企业工委书记。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企业工委书记。2003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

    吴邦国很关心贫困地区。2008年两会期间，吴邦国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时说：“我1995年第一次去贵州时正赶上中央要开政治局会议，通知我要立刻赶回北京。我们赶到遵义，说贵阳的飞机不能起飞；又到安顺，说安顺也不能起飞。江主席几次催促，最后打电话说：‘你还是安全第一吧。’我说：‘我就是安全第二、第三也没用啊！实在是走不出去啊！’那一次我就理解为什么人家说贵州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当时我正好主管交通，回到北京后下决心彻底改变贵州交通落后的面貌。后来我亲自到修建机场的现场察看，为修建机场铲掉了好几个山头啊。”

    十八大后，吴邦国结束中央政治局常委任期。

    温家宝关心农民工

    温家宝，1942年9月生，天津市人，1965年4月入党，1967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1986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87年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1992年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1993年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9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9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中央金融工委书记；2003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

    温家宝对农民工很关心。2003年10月24日，重庆农妇熊德明在与温总理聊天时说：“我家去年在云阳县城里打工，包工头欠我们家2000多元钱。”温总理很关心，追问：“有欠条没有？包工头是哪儿的？”熊德明说：“只是一个小包工头，记了下账，没有欠条。”当天夜里，熊德明在家里接到了被拖欠的2240元工资。温总理接见熊德明并帮她讨薪的事情，经媒体报道，在全国引起一场“讨薪风暴”。

    十八大后，温家宝结束常委任期。

    政协当家人贾庆林

    贾庆林， 1940年3月生，河北泊头人，1959年12月入党，1962年10月参加工作，河北工学院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贾庆林1985年任福建省委常委、副书记。1990年，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1991年任福建省省长。1993年任福建省委书记。1996年，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市长、市长。199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2002年十六大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十八大后，贾庆林结束常委任期。

    曾庆红关心山村

    曾庆红，1939年7月生，江西吉安人，1960年4月入党，1963年7月参加工作，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1986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1989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1993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1997年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书记。1999年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2002年12月至2007年12月）。2003年3月当选国家副主席。

    2007年1月28日，曾庆红到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一个布依族村子考察。看到村里种了很多枇杷树，曾庆红告诉大家，苏州东山的白沙枇杷个头不大，甜得正，很好吃；贵州地无三尺平，有一点儿地要种好经济作物。随同曾庆红考察的国家扶贫办主任刘坚打电话给苏州市委书记王荣联系引种白沙枇杷事宜。第二天，苏州即派去了枇杷种植专家。

    十七大后，曾庆红结束中央政治局常委任期。

    黄菊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黄菊，1938年9月生，浙江嘉善人，1966年3月入党， 1963年5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1985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1986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副市长。1991年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94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市长，199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3年黄菊任国务院副总理后，针对煤电油运紧张、需求持续旺盛的问题，黄菊积极推动煤炭、电力、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从根本上缓解供需矛盾创造条件。

    2007年6月2日，黄菊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69岁。

    吴官正批评不正之风

    吴官正，1938年8月生，江西余干人，1962年3月入党，1968年4月参加工作，清华大学动力系热工测量及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工程师。1986年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省长；1995年任江西省委书记；199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党校校长；2002年任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

    1989年1月，时任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的吴官正大声疾呼：“各地市县不准给省里送东西，凡来省办事因没送礼而没办成事者，可以找我揭发问题，写信给我也行。”“我们讲廉洁，一定要采取严厉措施，不然不足以取信于民。”

    十七大后，吴官正结束中央政治局常委任期。

    李长春反对浮夸

    李长春， 1944年2月生，辽宁大连人，1965年9月入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毕业，大学学历，工程师。1985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兼沈阳市委书记；1986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1987年任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1990年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1991年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1992年任河南省委书记；1993年任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9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98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2002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1994年1月，河南信阳市统计局长为完成目标任务，虚构产值。针对这种有意虚报浮夸行为，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长春认为，要明确提出，虚报浮夸就是腐败。反对浮夸一是靠教育，二是要不断完善统计办法和干部考核办法。要改变以产值论英雄的统计方式，重点考核效益。

    十八大后，李长春结束中央政治局常委任期。

    政法委书记罗干

    罗干，1935年7月生，山东济南人，1960年6月入党，1962年5月参加工作，民主德国富莱堡矿冶学院机械铸造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1981年任河南省副省长、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1983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1988年任劳动部部长（1988年4月到1988年12月）、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1993年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1997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机关党组书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1998年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中央政法委书记；2002年任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国务院党组成员，中央政法委书记；2003年3月到200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十七大后，罗干结束中央政治局常委任期。

    十七大后的新常委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十七大召开。22日，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204人，候补中央委员166人。中纪委委员列席会议。十七届一中全会选举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为中央政治局常委。9位常委中，新当选的是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习近平，1953年6月生，陕西富平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7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位。1995年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1996年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1999年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2000年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2002年，任浙江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后任省委书记、代省长，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2003年，任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200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2008年至2010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2010年至2012年11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十八大后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

    李克强，1955年7月生，安徽定远人，1974年3月参加工作，197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法律系和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学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1999年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2002年任河南省委书记、省长；2003年任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4年任辽宁省委书记；2005年任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200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2008年起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

    贺国强1943年10月生，湖南湘乡人，1966年1月入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化工学院无机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毕业，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1991年，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1996年，任福建省省长。1999年，任重庆市委书记。2002年十六大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2007年十七大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十八大后，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

    周永康，1942年12月生，江苏无锡人，1964年11月入党，1966年9月参加工作，北京石油学院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毕业，大学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8年，任国土资源部部长。1999年，任四川省委书记。2002年十六大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2007年十七大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十八大后，结束政治局常委任期。

notalk

一个人要艳阳当空
两个人要构成阴阳两极
三个人要构成三足鼎立
五个人要构成五行生克
七个人要找到一个稳定结构比较困难，实际上是操作太复杂
满足这些条件，国家昌盛。违背了就会出现大乱。
而且，艳阳当空之后，怎么继承换代是个大问题。也许最好的过渡方式是一生二，二生三。

总之一句话，面不和心和是成功的最终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