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临终做了什么？

weiliqiang

　袁世凯临终做了什么？

本文系转载，作者吉一

     1916年6月6日，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逝世。民国政府以最隆重的国葬来为这位共和的创始人送行，尽管“洪宪”帝制极大地削弱了袁世凯的形象，但人们仍然以最崇敬的心情来悼念这位带领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领导人。

　　袁世凯长辞于世，后人的评价各有不同，那么作为一个让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封建向崭新的共和和平转型的人，一个被赞誉到顶峰又被贬低到谷底的人，在那段社会极度自由的环境里饱受争议的人，他在临终时做了什么?说了什么?应该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诠释。下面实录他临终前的四则遗言。

　　第一则遗言

　　6月5日早晨，身患尿毒症袁世凯开始大量咳血，病情加重，中西医均无缓解，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嘱咐袁克定请在外室候护的徐世昌、段祺瑞和王世珍进入内室，对三人做了两点交代：

　　“一、予除利国外，毫无其他野心，以后国事惟诸君是赖。二、愿诸君训诫拱衞军将校，予死後萬弗扰乱治安，破坏秩序。对于继任大总统须忠诚服从”(1)。

　　袁世凯言中的“野心”指的就是“称帝”。从1915年12月13日颁布《改行君宪国体告国民令》到1916年3月22日颁布《撤销承认帝位案停止筹备事宜令》为止，“弘宪”预备案在沸沸扬扬中告一段落。当蔡锷起兵云南，亲信避之不及时，袁世凯知道自己错了，并立即悬崖勒马，主动向国人认错，他没有归罪杨度等“筹安会六君子”，而是自己承担了所有责任并向全国公告，避免了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分化。对于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在社会实践出现问题时能够承担责任是难能可贵的，他没有推诿、没有借口、没有敷衍，而是极其诚恳地坦诚问题，以此化解纷争歧义，维护社会和国家的团结稳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关于帝制的问题，学术界有颇多争议，虽然对帝制都持否定态度，但在袁世凯为什么要帝制这个问题却又不同看法。2014年在共识网读书会上，杨度之孙、北京大学教授杨念群认为，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是对中国社会形态的一种探索，是中国走“君宪”特色道路的一个实践，就像今天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道理。《袁世凯改制未必为圆“皇帝梦”》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天宏的文章也从中国当时的国情、政情、民情等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

　　“予除利国外，毫无其他野心”，时至今日可能大多人不会太相信袁世凯的这种表述，但如果回溯1912初年袁世凯说服满清逊位，使中国社会和平转型，努力维护民主、宪政的共和体制，并引导经济快速发展，各民族团结稳定，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你又不能不承认他“利国”尽心的事实。如果袁世凯有王莽的“野心”，借辛亥革命之机他可轻松“黄袍加身”，使中国历史上再出现一个赵匡胤。他的部下曾建议他借此机会推翻满清，建立袁氏天下，但都被袁世凯毫不犹豫地否决，从这一点说明，袁世凯没有称帝“野心”。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进入共和的中国，是当时亚洲的第一个共和体制国家，在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人们特别是普通的民众对什么是共和认识不清，即便是那些留洋的学者也对共和一知半解。尤其是在一个转型的社会中，动荡的社会、外强的窥视，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难以驾驭的。

　　袁世凯的第二点交代是至关重要的。关于拱卫军，袁世凯的担心使他不得不再次叮嘱三人。总统府拱卫军是一支非常效忠总统的军队，除人员精干外，其装备也当是最精良的，还有自己亲任团长的模范团的年轻军官。自袁世凯小站练兵以来，袁世凯素有爱兵如子的习惯，军队也非常忠诚，当年小站官兵只知“姓袁”不知皇帝，而这支拱卫军就更是如此了。

　　军队国家化是袁世凯对军队改造的出发点，民国初建，关于军队的问题是困扰当时整个政局的重中之重，军队的整编和遣散一直困扰着民国的政局。当时孙中山请求袁世凯加入国民党，袁世凯虽然婉拒，但却把他内阁的其他人员包括国务总理赵秉钧都推荐进了国民党，而段祺瑞作为军人不允许加入任何政党。军队国家化中立于政治，是袁世凯治军的根本，但他到死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在这个时候，袁世凯必须对“军头”段祺瑞说清楚，否则，黎元洪这个总统是难做的。

　　第二则遗言

　　6月5日上午9时许，袁世凯病危，复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至病床前，这是的袁世凯言语已非常微弱，但他还是撑起身子对三人说：

　　“苟予不幸死後，总统问题，可依《约法》解决。予之葬事，可任袁家自行办事。

　　予病已重，不能躬阅公文书类，愿君等协力执政，维护地面治安。”(2)

　　说完几句便力不能支，昏睡过去。等他稍微苏醒时，双眼落泪，哽咽着对徐世昌说：

　　“余自受国民付托之重，总揽大权，本无帝制之思想，乃一时昏聩，竟为佥壬迷惑，遂演成今日之恶剧。事已至此，夫復何言。此诚余毕生之遗恨也。今自知不起，以家族托君照料。倘他日余家不遭大祸，便属万幸矣。”(3)

　　关于帝制，徐世昌开始就是反对的。这个袁世凯一生最亲近、最至诚的朋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人各有志，志在仙佛之人多，则国弱;志在圣贤之人多，则国治;志在帝王之人多，则国乱。”

　　他给袁世凯的辞职信更表明了两人的友谊：“举大事不可不稍留回旋余地。若使亲厚悉入局中，万一事机不顺，将无人以局外人资格发言以为转圜。此时求去，非为自身计矣。”果真，徐世昌成了帝制后事的调旋者，也是袁家后事的处理者。而袁世凯在临终时对他哀叹及托付的家事完全反映了他懊悔的真实心迹。

　　接下来他又请国务卿段祺瑞来到身边，取出大总统印玺交给段祺瑞，嘱咐他转呈副总统黎元洪，按照《中华民国约法》代理大总统职务。并叮嘱段祺瑞，以后民国的事务一定要依照宪法处理。

　　第三则遗言

　　6月5日下午，袁世凯病情更加恶化，数次吐血不止，他让人把执掌北京治安大权的江朝宗、京师警察厅厅长吴炳湘等人召入病室，恳切地嘱托：

　　“予已病势沈重，若不幸时，汝等务担负维护地面之责任。”(4)

　　北京的治安是国家稳定的关键，如果北京出现骚乱，不但边疆地区会出现分裂，俄国和日本窥视中国已久的狼子野心必将膨胀，列强乘虚而入、乘乱而生，刚刚5岁的共和国则危在旦夕。即使北洋内部袁世凯也非常担心，他在，北洋的部下还能团结，还能以他马首是瞻。但一旦他不在了，北洋兄弟肩膀头一般高，谁还能听谁的?他的确不担心自己的存亡，他真的担心没有他以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因此，他必须告诫各方势力，都要以国家利益为重，维护国家的团结和安定。

　　第四则遗言

　　1916年6月6日晨，袁世凯在病榻中发出他就任中华民国总统5年来的最后一道总统令《以黎元洪代行大总统职权令》，至此，袁世凯对他身后的所有应该安排的事情全部安排完毕，总统令如下：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馀力拙，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朔自就任以来，蚤作夜思，殫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洽。扶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修养林泉，遂吾初服。不意感疾，寝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或不能视事时，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本大总统遵照《约法》，宣告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职权。副总统恭厚仁明，必能宏济时艰，奠安大局，以補本大总统之阙失，而慰全国人民之望。所有京外文武官吏以及军警士兵，尤当共念国步艰难，维持秩序，力保治安，专以国家为重。昔人有言：唯生者能自强，则死者为不死。本大总统犹此志也。此令。”(5)

　　按照《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总长兼交通总长曹汝霖、内政总长王揖唐、财政总长周自济、海军总长刘冠雄、司法总长兼农工总长章宗祥、教育总长张国淦等副署了《大总统令》，并通电全国。

　　6月6日下午，国务卿段祺瑞带领教育总长张国淦亲自把《大总统令》送到副总统黎元洪在北京的驻地东厂胡同，转达袁大总统的遗指，表示“余等必竭力赞助总统”，并目睹黎元洪在自己官邸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

　　自1916年6月5日至6日，在一天多的时间里，袁世凯这位“非袁莫属”的“中国第一华盛顿”把他身后的国事、家事做了细致、全面的安排，从这些“遗言”中可以窥视出这位曾经的中国强人的家国心态，而从这些“遗言”的字面中可以读出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

　　(1)、《袁世凯全集》第35卷，536页

　　(2)、《袁世凯全集》第35卷，536页

　　(3)、《袁世凯全集》第35卷，536页

　　(4)、《袁世凯全集》第35卷，536页

　　(5)、《袁世凯全集》第35卷，537页

　　作者系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

qs

袁世凯李鸿章，中国近代两大背锅侠。

PS，对于把汪精卫列为第三大背锅侠，我是不认可的

weiliqiang

qs 发表于 2015-12-10 11:51
袁世凯李鸿章，中国近代两大背锅侠。

PS，对于把汪精卫列为第三大背锅侠，我是不认可的

前二是实干派 第三是投机派

knight★银月

骗子

这只话唠菜鹰是路人

其实感觉袁世凯不应该被骂的那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