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懂新中国70年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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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三联生活周刊，作者老九论财经

1949年7月，新中国正式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言下之意就是，新中国当然也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

艾奇逊的悲观当然不是没有理由。连年战火之后，当时的中国已是满目疮痍，农村几千万灾民，城镇数亿失业人口，而通货膨胀更是已经涨上天际。如何让老百姓活下去，的确成为新中国的巨大挑战。

但事实证明，中国人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接近1万美元，成为中高收入国家，而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人类发展史上，这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从当初担心吃饭问题到今天的人类奇迹，中国在70年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开国大典》剧照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人们对共产党的普遍评价是“军事内行，经济外行”。常年驰骋在战场上，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共产党，在经济上的确算不上内行，但可贵之处在于，当时的共产党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以及自我调整和自我改革的勇气，所以，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走过不少弯路，但是最终总能拨开云雾，重新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治理通货膨胀，如果不能迅速抑制住飞涨的物价，其他所有的经济建设都无从谈起。面对国民党时期就遗留下来的通胀烂摊子，共产党采用了标本皆治的办法，事实证明这样的举措成效斐然。从治标的办法来看，当时的人民政府主要是集中力量打击市场上的投机资本，投机商被整治之后，物价开始明显回落。

从治本的办法来看，中共中央确立了全国财经工作统一管理的方针，财政状况好转之后，开始大规模回收货币，通货膨胀的源头被封堵，物价迅速回落。从国民党时期就开始的恶性通胀，在新中国成立短短两年时间之内就得到了控制。对于统一财经、平抑物价的胜利，毛泽东的评价是“不下于淮海战役”。

通货膨胀得到治理之后，新中国经济终于大展拳脚了。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5年计划，同时推进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中国完成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三大领域的改造，由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大客轮“民众号”，1954年从上海首航出发，抵达重庆时群众举着鲜花欢庆。（视觉中国供图）

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虽然帮助中国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但是弊端也很快显露出来。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表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如今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重点讨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

由此，新中国在1958年开始了第一次经济改革，改革的主要重点是向各级地方政府放权让利。但这场改革并没有触及计划经济的本质，更重要的是，大跃进也几乎同时拉开了序幕，新中国的第一次经济改革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在随后20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无法走出计划经济的阴影，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

1958年，位于河南遂平县的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视觉中国供图）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当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中国经济开始迎来新的发展时期。但是当时的思想还比较僵化，“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在当时极大束缚了中国经济的发展。1978年5月，《理论动态》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全社会关于“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的激烈讨论。中国经济的大时代即将到来。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根本原则，由此粉碎了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思想枷锁。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由此启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推行，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成为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象征。

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还处于朦胧状态，到了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国对于市场经济终于有了更清晰的认识。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正式确认了商品经济的地位，“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在官方文件中正式确认商品经济的地位，可以算是一次石破天惊的历史性事件。邓小平对于十二届三中全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全会结束的第二天，邓小平表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北京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 ( 摄于1988年，视觉中国供图）

此后，中国开始不断提升市场经济的分量， 1992年召开的十四大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20世纪末建立起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终于将中国带上了正确的道路，中国的高速增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在推动内部经济改革的同时，中国也开始打开国门对外开放。1980年8月，全国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随后几年开放程度不断提升，1984年开放了大连、天津等14个港口城市。1985年开放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1988年兴办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开放上海浦东……这些开放城市吸引了规模巨大的外资流入，迅速提升了当地的投资和进出口水平，成为中国经济最富活力的部分，同时，这些开放城市也成为内地和国际市场连接的枢纽，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水平。

随着中国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国际资本也增加了对中国投资的信心，并且发现了中国的潜在巨大投资机会。由于中国市场具有充沛、廉价、熟练而且勤劳的劳动力，国际企业开始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由此开始启动。而这场前所未有的产业转移，无论给国际资本还是中国都带来深刻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创造了一个多赢的局面，国际资本可以大幅减轻劳动力成本，提升了利润空间，而中国农村大量贫穷人口得到了工作机会，也大大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条件，中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快速提升，从一个极其落后的国家，跻身全球中高收入国家之列。

深圳深南大道( 摄于1992 年，视觉中国供图）

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的开放只是中国打开国门的第一步，更大程度的开放很快到来。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WTO，成为WTO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国。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开始发生更深刻的变化。

加入WTO之后，中国商品以价廉物美的优势迅速赢得了全球市场的欢迎，大规模的出口为中国经济增加了新的增长引擎。在内外需两大引擎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GDP连续5年的增速都在10%以上。

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升。2008年，无论对于全球还是中国，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年份。这一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全面爆发，杀伤力之大堪比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雄踞全球霸主几十年之后，美国模式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开始不可避免的下降。在次贷危机进入高潮之际，中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让全球看到了中国的崛起。

2008年8月8日，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国家体育场隆重开幕。（视觉中国供图）

国际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声音，希望中国承担起更多的全球领导责任，G2的概念也正是在当时横空出世。在次贷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的背景下，如何拯救美国甚至全球经济，当时美国的主流学者提出了G2的想法，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也正是从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开始形成共识，在解决全球性矛盾面前，中国已经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到了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复兴又迎来一个历史性时刻。

次贷危机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冲击，在经历2003年-2007年连续5年的两位数增长之后，中国在2008年的经济增速放缓至9.7%，2009年继续放缓至9.4%。面对前所未有的外部冲击，2008年11月，中国通过了扩大内需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基建投资大潮。从稳增长的角度来看，4万亿计划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在经历2008年和2009年两年的增速放缓之后，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10.6%，重回两位数的高增长。

上海城市夜景（视觉中国供图）

不过，依靠政府主导的投资来稳增长，只能在短时期内见效，中国经济在2010年重返两位数高增长之后，很快就开始回落。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就此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2011年，中国GDP增速跌破了10%，2012年GDP增速跌破8%，2015年跌破7%，几乎是每隔几年就下一个台阶。

而更重要的是，依靠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在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带来了明显的产能过剩，对中国经济带来了深深的困扰。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欧债危机接踵而至，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放缓，中国的外需开始变得前所未有的疲软，外部需求大幅下降，使得中国产能过剩的矛盾更加凸显。

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也引发了人们的担忧，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2016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权威人士“开局首季问大势”的访谈，权威人士对中国经济提出了L型的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权威人士同时表示，“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开始淡化过去的需求侧管理，轰轰烈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中国经济又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不再对基建投资搞大水漫灌，也不再刺激房地产，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发展高科技产业更是成为共识。

对中国经济而言，抛弃熟悉的增长模式当然会带来阵痛，不过，新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史，其实就是和旧的不合理模式不断告别的历史，而正是这种持续改革的智慧和勇气，才奠定了新中国70年来的辉煌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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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概括一下，先是引进外资，出口拉动GDP，实业促进就业，当老板办厂的大多发了财。然后是基建狂魔+地产兴邦，结果是地价带动物价及工资飙涨，外资纷纷逃离，炒房的都暴富，下手晚了的再也买不起房，而且差距越来越大。最后就是现在的扩大内需，大力发展服务业，消费拉动GDP，矛盾是富人喜欢出国买买买，穷人不敢消费（比如衣服、手机、汽车等），不敢结婚生娃，毕竟是穷玩车，富玩表，屌丝玩手游电脑，所以实业非常困难，创业十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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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与祖国同命运：  国庆到了，这几天除了股市，到处都是喜庆的氛围。这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国本质就是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这个和谐共赢的关系真不是白白形成的。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少数有主体民族的统一大国，这是老祖宗给我们带来的大国红利，中国的地域发展极不平衡，各地的文化差异也很大，但为何能形成一个统一的共同体，这真要感谢改革开放。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哪怕你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只要你够努力够聪明，那就能融入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地区差异反倒成了奋斗的源泉和动力，同样地区差异很多大如美国和墨西哥，墨西哥人不会觉得美国的繁荣与他们有关，只会向美国输出毒品和底层劳动力。 但中国偏远乡村的年轻人知道，上升阶梯一直存在，只要考上985，进入金融或互联网这样的风口行业，那繁荣就与自己有关，个体是能分享改革的红利。 这样城市化的故事，在中国过去三十年不停的上演，唯有如此，国人才明白远方的繁华都与我有关。 无数穷学生像罗胖来到北京，背着行李经过一座天桥的时候，望着桥下的车水马龙和高楼里的万家灯火时，罗胖也曾问自己：“将来下面的哪辆车会是你的？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大城市拥有哪怕一盏灯？”  除了个体在共同体内部的流动，共同体本身的发展也会反馈那远方的乡村，现在中国很多偏远的县城也都慢慢通了公路，高铁，乡村也都有了4G网络，再靠着淘宝这样的大平台和发达的物流网络，一个普通农民也能参与全国市场，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这些基础设施。 中国基建狂魔的能力这几年改天换日是无数中国人的默默奉献，共同体的网络不停扩大普惠每个中国人，只要你生在中国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不限于安全的治安，四通八大的交通网络，方便的金融支付体系。 这些硬件和软件的基础设施，或许我们已经司空见惯觉得不稀奇了，但要知道没有这些基础社会，你再有才华也没用武之地，是共同体给了你这平台。 现在不是都说平台重要，时运重要，你所在的国家就是你一生最大的平台。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真分割了，绝大部分人注定一事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