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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区年谱】陈独秀的历史评价是如何改观的？
今年9月，《新青年》杂志迎来了创刊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学界、媒体圈搞了很多纪念《新青年》的活动，但对其创始人陈独秀却提及不多。陈独秀可能是党史上最不好评定的人，一方面他是我党的缔造者之一，中共一大到五大上都当选了最高领导人；另一方面他又是犯过错误的人，被开除党籍，死后几十年都遭到批判。本文着重梳理官方对他的评价是如何从最低点逐步改观的。
一、1930年代王明、康生指责陈独秀是日本汉奸
陈独秀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随后于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以站在党的对立面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宣传物中，被戴上了无数顶“帽子”。 除了最早的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外，较早的一顶帽子是“汉奸”。1936年10月，创立于巴黎的中共海外报纸《救国时报》发表署名“伍平”的文章，称“陈独秀就是拿着日本津贴的汉奸”。这个说法当时只在海外流传，把它们带回国内的，是王明和康生。《解放》周刊是创刊于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刊载于其中的三篇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到对陈独秀评价的骤然变化。
1937年抗战开始后，陈独秀提出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双方对于抗日有高度共识，分歧在于对陈独秀当年错误的认识上。1937年11月20日，《解放》登载《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一文，希望陈独秀“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①。文中言辞不激烈，还把他称为“老战士”。
然而在王明、康生等人11月29日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事情起了变化。12月4日，王明在《解放》周刊发表《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称在抗战开始的条件下，“日寇侦探机关，必然更加设法安插自己的侦探、奸细、破坏者、暗杀凶手和暗害者等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们首先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份子当中，吸收作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并称，黄平、徐继烈、屠庆祺（杜畏之）等每月从日寇“华北特务机关”“领取五万元的津贴”②。 
王明与他的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单行本
这篇文章，直接把陈独秀称为“匪徒分子”，做的是“卑劣险毒工作”，并从日本人手里领钱。这个论调与半个月之前的“老战士陈独秀”已经大不一样。
随后的1938年1月，康生在同一份周刊发表了题为《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详细论述了陈独秀为何是日本汉奸：“陈匪独秀……使用其老奸巨滑的侦探技术，用‘中国抗战是为了发展工业科学’的烟幕来掩盖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让这些日寇汉奸在全国抗战之后方还能继续活动，这不能不是中国人民的耻辱，全国抗战的损失。”并称陈独秀已“的确是”托匪汉奸了，应该杀掉，而“纵容”汉奸到处演讲，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工作的极大失误；与汉奸合作则是与日寇勾结，从而破坏抗战，也同样是该杀头的。③
短短两个月，《解放》周刊对陈独秀的称呼就从“老战士”变成“匪徒”，再变成“汉奸”，并应该杀掉。不仅如此，连试图与陈独秀合作抗日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是犯了极大失误，甚至也应该杀头。联想到王明、康生的苏联留学背景，再联想到当时苏联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一派尖锐的矛盾，不难发现王明、康生是在利用陈独秀事件，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从原中央领导的手中夺权。
王明、康生的文章激怒了陈独秀，他给《新华日报》写信，大意是：“几个月前我跟叶剑英、博古谈得挺好的，他们没说我是汉奸啊，怎么你们突然就变了？”并要求拿出“托派中央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证据。 结果当然是拿不出来，因为王明、康生文章里很多材料都是没有事实的推测，乃至是直接污蔑。批判他也不是因为他真是汉奸，而是因为他是中国托派的领导，是斯大林的眼中钉。王明、康生等留苏派与陈独秀的矛盾，实质上是苏联高层矛盾的延伸。
二、文革前后多位学者因“为陈独秀翻案”而挨整 自从1930年代被定性为汉奸、匪徒后，陈独秀的形象在其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偏负面。不仅如此，随着政局的变动，他的形象还会“与时俱进”，成为某个特定的反面人物。而试图正面肯定陈独秀早期功绩的学者，也会因此给自己惹来麻烦。
1963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孙思白在《历史教学》上发表《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称他早年是一个历史唯心主义者，“他的唯物观点，往往表现在自然观方面”④。现在看来，这篇文章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探讨了陈独秀的早期思想，并无意识形态争论。然而在那个特殊时期，这样的文章也是不能容许的。
这篇文章引来了至少四五篇文章的回应。从这些回应文章的标题中，不难嗅到一股斗争气息：《不许为叛徒陈独秀争历史地位》《孙思白同志所著〈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的错误何在》（均载《历史教学》1965年第5期），《不容歪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不应吹捧陈独秀》（均载《文史哲》1965年第2期）。
“不许”“不容”“不应”，这些激烈的言辞理论上都不能出现在学术文章里，然而那个年代却能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学术文章标题里。不仅如此，孙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学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更遭到“触及皮肉”的批斗。他们的“罪名”就是“为叛徒陈独秀翻案”！⑤
到了1970年代，“四人帮”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搞“影射史学”，批判所谓“党内的大儒”。为了给他们“儒法斗争贯穿到今天”的观点寻找证据，就把陈独秀说成是“尊孔派”，说陈独秀发表了一些文章，评论宪法与孔教问题“其实是配合了国会中一派的活动，其性质属于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争吵”。⑥ 
“批林批孔”运动时，孔子成了人人喊打的丑恶形象，陈独秀头上的帽子就成了“尊孔派”。图为那时的小人书《万恶的孔丘》
负面形象“与时俱进”，这是历史上很多反面人物所逃不开的命运。无论过了多长时间，只要还被定性成坏人，就会根据需要成为某种特定的坏人。“批林批孔”时期，陈独秀已经过世三十年，还是会被拉出来成为当时需要的那种坏人——“尊孔派”。 如今，儒学复兴，我们谈及历史上的大儒时，陈独秀的名字再次隐去，没人会提起他这位“党内的大儒”了。
三、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史研究重回学术领域
1978、1979年，《历史研究》杂志曾发表包括《砸碎枷锁，解放史学》《打破党史禁区》在内的一系列文章，引发强烈反响。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党史研究开始从政治宣传、路线斗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学术领域。研究陈独秀等党史“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往日的禁区被不断打破，新的发现层出不穷。这种新发现不仅是新观点的涌现，还包括旧资料的解密。
比如毛泽东在1940年代对陈独秀的几次公允评价。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的一个讲话中提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⑦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所作的报告中重申并发挥了这一观点，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⑧
毛泽东的这些观点，从根本上肯定了陈独秀早年的功绩。仅“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这两项功劳，就已经可以使他的形象不再负面。“文革”中因为给陈独秀翻案而遭到批判的几位学者，他们的话都比毛泽东这番言论保守很多，如果能早一些披露这些发言，不仅他们的皮肉之苦可以免除，四人帮也不会拿陈独秀出来再批判一番了。
可惜的是，以上毛泽东所作的报告都是内部文件，直至1981年才公布，因而虽然是40年代的讲话，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对陈独秀研究产生影响。公布之后，则对党史研究重回学术领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此外，邓小平和萧克的态度也对陈独秀研究正常化有推进作用。1981年7月，邓小平在陈独秀墓地的有关材料上批示：“陈独秀墓作为文物单位保护，请安徽省委考虑，可否从地方财政中拨款修墓，并望报中央。” 
在邓小平的关照下，地方财政拨款重修了陈独秀墓，并作为文物单位保护下来
同年8月，萧克将军提出全面研究陈独秀的意见，说：“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即便他后期犯了投降主义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的研究。”
整个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位领导人讲话的意义主要是将陈独秀的定性从“坏人”变为了“不全是坏人”。即便还不是好人，也是在可研究的范围内了。但由于他们的谈话都是对1927年前的陈独秀“恢复名誉”，对研究1927年后的陈独秀则会起到一定的束缚作用。有学者认为这是整个20世纪80年代，对晚年陈独秀研究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⑥
四、1990-21世纪初叛徒、反革命、取消派、投降主义等帽子一一摘去
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史学界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陈独秀研究也由此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年，北京党史学会召开了陈独秀讨论会。这是国内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专门的研讨陈独秀的学术会。1989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陈独秀传》，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首部展示陈独秀一生的著作。
进入19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相对公允地评价陈独秀。最先这么做的是官方。199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相关注释中，“叛徒”的帽子连同“取消派”“反革命”等其他评价一同被取消了，改为：“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
《毛泽东选集》是最重要的官方著作之一，它的措辞可以代表官方的立场。毛泽东原文不能动，在相关注释中进行改动，已经可以视作很明确的官方态度转变。 
《毛泽东选集》注释中对陈独秀评价的变化，立刻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官方态度转变后，学界立刻跟了上来。同样在1991年，曾任朱德秘书，后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党史专家廖盖隆指出：“纵观陈独秀的一生，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应当宣传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永远纪念他。”⑨
承认功绩之后，下一步就是“摘帽”。虽然王明、康生给陈独秀戴的汉奸帽子是污蔑，但实打实写进重要文献的帽子还有不少。光右倾这一项，就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不同措辞的几顶帽子。摘掉这些“帽子”，或至少是换一顶不那么重的“帽子”，是在90年代到21世纪最初几年逐步进行的。
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陈独秀的“帽子”从“右倾投降主义”换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相关文字如下：“在大革命后期，作为革命中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犯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懂得掌握政权和武装的重要性，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企图以妥协让步和束缚工农运动等消极措施拉住即将叛变的同盟者。”
这段文字相对客观地描述了陈独秀所犯错误，其中没有对个人的激烈指责，更多的是对历史的一种总结。
200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的讲话时又进一步去掉了“机会主义”四字。当时他说：“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任弼时）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 区区几个字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巨大的差别。同样是“右倾”，“投降主义”是一个严重得多的论断，它意味着陈独秀需要为大革命的失败负主要责任。而换掉这几个字，则是因为党史界已形成共识：陈独秀不能成为替罪羊，真正的指令来自莫斯科。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话说就是：“他在中国革命的探索中有很大贡献，而所犯错误与共产国际又有密切关系，因此要从一些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⑩
五、2013年习近平讲话中将陈独秀名字列于李大钊之前
官方距今最近的对陈独秀的肯定，来自2013年习近平的一次讲话。 那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时进行了讲话。其中有这么一段：“历史不会忘记，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具有留学经历的先进知识分子，同毛泽东同志等革命青年一道，大力宣传并积极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
这段话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是称谓。陈独秀、李大钊二位是“先进知识分子”，毛泽东同志等是“革命青年”。从称谓上将陈、李二人单独提出来摆在了主要位置，是他们带领了毛泽东等进步青年一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里肯定了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的意义。
二是排序。将陈独秀列于李大钊之前。李大钊的官方评价可谓至高：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这个评价是犯过错误的陈独秀望尘莫及的。习近平讲话中将陈的名字列于李之前，是对历史的一种尊重。
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十岁；中共党史上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说（陈在李前）；中共一大到中共五大，陈独秀都当选为最高领导人。这些都表明，陈独秀在建党初期的地位要高于李大钊，在谈及二人时理所应当将陈放在李前。 不要小看两个名字的排位，在习近平这次讲话之前，很多地方由于不知怎么“安放”陈独秀而伤透脑筋。例如2001年，纪念五四运动的雕塑“翻开历史的一页”在五四运动发源地北大红楼旧址落成。其中处于最中心位置的是毛泽东和他手书的《沁园春·长沙》，其余还有李大钊、鲁迅和蔡元培的头像较为突出，在角落里甚至还有两个卖国贼的头像——章宗祥、曹汝霖，唯独没有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 
“翻开历史的一页”雕塑图解：①毛泽东②李大钊③毛泽东手书《沁园春·长沙》④鲁迅⑤蔡元培⑥《新青年》杂志⑦火烧赵家楼景象⑧章宗祥、曹汝霖
这座雕塑是北京市中心最大的街心公园——皇城根遗址公园的一部分，与另外5件雕塑和3组浮雕一起，展示北京的人文环境和历史脉络。这样重要位置的雕塑，主创人员自然会对每个细节深思熟虑。而没有将陈独秀放置其中，显然不是不知道陈在五四运动中的重要性，只能解释为拿不准要不要放，该摆在什么位置，于是干脆就不放了。 正因为这样的例子太多，习近平讲话中两个名字的顺序才会如此重要。
结语： 萧克将军在1991年称，“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套用这句话，如今的陈独秀问题可谓是小半个禁区。也许他永远不会有被平反的那一天，但经过几十年的洗涤，我们正在越来越看得清他。 注释： ①《陈独秀先生向何处去》，《解放》周刊第一卷第22期，1937年11月20日。 ②陈绍禹（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解放》周刊第一卷第26期，1937年12月4日。 ③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解放》周刊第一卷第29、30期，1938年1月28日、2月8日。 ④孙思白：《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历史教学》1963年第10期。 ⑤唐宝林：《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世纪》杂志2002年9月。 ⑥张红：《陈独秀评价之变迁“盖棺”却难以“论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0年2月1日。 ⑦《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页。 ⑧《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⑨廖盖隆：《陈独秀的评价问题》，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⑩方可成李惠普：《中共正修改的历史评价》，《南方周末》2011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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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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