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
发表于 2007-9-4 14:35:14
一、10、带着甜枣回家（下） 12月19日，英国人终于到达了广州。广州也举行了仪式，就像英国人在路过的城市中看到的那样，广州的军队也操练起来。英国人在审美疲劳中也突然反应过来天朝此举的目的：看似是尊重，实际上天朝是想表明，军队已做好一切准备。当然，故事的脚本也在无聊的重复着，英国人并没有乾隆爷所希望的那样吓破了胆儿，而是很开心：广州的军队如同以前见过的天朝军队一样，是一支由弓箭武装的军队，大英帝国的军队可以轻而易举的打败他们。 到了广州也意味着马戛尔尼马上就要离开天朝了，英国的船队已经在黄埔侯命。长麟也做到了送佛送到家，直到马戛尔尼离开天朝前的一刻，长麟还在继续给英国人喂着甜枣。与松筠不同，长麟不仅在嘴上安抚，也多少用实际行动体现一下，他也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在表面上满足了一下英国人的一些要求：1794年1月2日和1月5日，长麟在广州城贴出了两个告示，第一个告示规定了一般百姓如果粗暴对待夷人将要受到的刑罚，第二个告示规定了官员盘剥夷人将要受到的刑罚。 可以说，长麟的甜枣给的很成功，英国人是笑着离开天朝的。再准确点说，马戛尔尼本身也渴望着甜枣，前文说过，他不想空手而归。显然，长麟的甜枣为他回国后的报告提供了非常好的素材。马戛尔尼在向伦敦汇报时，强调他的出访是成功的，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尽管使命没有完成，但天朝政府已经重视英国，并且给予英国商人一定的优惠，这些迹象让人鼓舞，他敦促内阁趁热打铁，再派出一个新的使团。马戛尔尼是自欺欺人吗？有可能，因为没有人会承认自己完全失败，尤其是这项花费巨大的出访。 1月8日下午1点，马戛尔尼带领使团离开了广州。1月13日，“狮子”号通过了虎门炮台，马戛尔尼抓住最后的机会观察天朝：“（虎门）防御很薄弱。大多数开口处没有炮，在少数几处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6英寸。”马戛尔尼预言，这个要塞会被英国军舰轻而易举的摧毁。1840年的鸦片战争证实了这一点。另外，在离开天朝之际，英国人还考察了澳门附近的岛屿，并且指出香港岛非常适合殖民。根据这一报告，1841年，英国军队将米字旗插在了这个岛上，一年后的《南京条约》确定了英国人对该岛的合法殖民。 在马戛尔尼离开天朝之际，我们有必要看看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回信，当然，按照按照朝贡体系的规则，这封信应该被称为敕谕，一种皇帝给臣子的文书。可以说，乾隆因为这封敕谕而名震西方，这封敕谕的内容被后世的西方学者广泛引用，从而塑造了一个自大而又无知的天朝形象。让人替乾隆难过的是，他的这封信的内容更多的被西方社会当作休闲娱乐之用：茶余饭后当作笑话看。那么，这封敕谕里到底都讲了些什么呢？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符合敕谕行文的规则：皇帝给臣子的文书）。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乔治还真是孝敬）。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这么孝顺的孩子值得表扬）……（以上省略一百字，主要讲述乾隆对使团人员的恩惠）……（以上省略六百多字，乾隆主要是叨叨他为什么不准英国大使常驻北京，下面将是这封敕谕的重点内容）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我们天朝地大物博，我皇帝老子很勤政，并不稀罕宝贝）。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这次念你们诚心进贡，我盛情难却，只好收下了）。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其实呢，我天朝如今万国来朝，争相向我进献宝贝，我们什么都不缺，这都是你们家马戛尔尼亲眼看到的）。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所以，我们天朝根本不需要你们英国的东西）。……（以上省略几十字，乾隆又开始叨叨不准英使留京的事，他真的老了）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乂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老乔啊，你要理解我，以后要永远恭顺我，这样大家才能太平啊）。……（以上省略几十字，主要讲述给老乔的赏赐）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qs
发表于 2007-9-4 14:36:58
一、11、最危险的结论（上） 英国人终于离开了中国，这群不速之客在这里待了半年。对于这个古老国度，他们也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马戛尔尼认为只要有和平的希望，英国人就不应该对天朝动武：“我们现时的利益，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人性禁止我们去考虑派兵远征中国，除非我们绝对肯定我们的忍耐没有用。”他承认：“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 但是，他又认为，如在战场上打败天朝，很有可能导致这个庞大帝国的分崩离析。谁会从这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中攫取最大的利益呢？是沙俄。不要忘了，马戛尔尼曾出任英国驻沙俄的公使，对于沙俄在远东的野心，马戛尔尼非常清楚：“将使俄国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面对如此有利的时机，叶卡捷琳娜二世原有的野心就会暴露无遗。”马戛尔尼认为如果贸然发动战争将会使沙俄从中渔利，英国人并不能捞到更多的好处，所以，他主张继续走和平的道路，他坚信因为他这次出使所打下的基础，只要继续派遣使团，天朝迟早会接受西方规则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戛尔尼的逻辑表面上虽有些道理，但细细推敲，却分明是有问题的，一场战争就能导致帝国的分裂？显然，他在这里运用了夸大的手法，以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是错误的。当然，沙俄趁英国军队的入侵，从而攫取了中国大量的土地倒成了现实。 其实，马戛尔尼在内心深处已经意识到战争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但他不能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就意味着这次出使是完全失败的。前文说过，马戛尔尼非常要强，他不会对英王说自己完全失败了。一个害怕被人指责为失败者的人，怎么可能从他嘴里说出会给自己打上完全失败烙印的战争提议呢？ 接着，马戛尔尼对天朝又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评价：“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150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1794年9月6日，英国使团回到了英国。从出发到回家，整整用了两年的时间。在使团快要到达英国时，马戛尔尼就给这次出使盖棺定论了：“由于皇帝的旨意而对使团表示的敬意对中国人的思想起了有益的影响：英国人不再是他们蔑视和辱骂的对象了。从此中国人的态度对我们好多了：而这一切的巩固还有赖于东印度公司的努力。”这个定论充满了乐观情绪，也回避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比如，中国并没有接受西方的规则。 马戛尔尼还希望把这股乐观情绪带给所有的英国人。然而，英国使团在中国的真实遭遇已经开始流传起来，这在伦敦掀起了轩然大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马戛尔尼，并认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有意思的是，英国官方还是比较维护马戛尔尼的定论，这看起来更像是皇帝的新衣，官方也不想向民众宣布花费巨大的出使任务完全失败了。不过，真相还是一步步的揭开了。马戛尔尼最大的贡献也就此产生：他使英国人彻底改变了对天朝的看法。各种各样的见闻让以前那个令人向往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渐渐暗淡下来：“中国人所吹嘘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国对其他民族的优势全然是骗人的”、“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人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 “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就这样，一个自大、落后又愚昧的中国形象在英国人的心目中树立起来，英国报纸是这样讽刺的：“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他们还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降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了。”
qs
发表于 2007-9-4 14:42:02
一、11、最危险的结论（中） 不过，英国人的确按照马戛尔尼的建议继续尝试着和平的路线，在马戛尔尼回国后的第二年，乔治三世又给乾隆写了一封信，马上就要退位的乾隆又给乔治下了圣旨：“天朝抚有万国，琛赆来庭，不贵其物，惟贵其诚。已饬谕疆臣将贡物进收，俾伸虔诚。”英国第二个出访天朝的使团也在筹备中，后来因为老斯当东生病，搁浅下来。1796年，乾隆让位给他的儿子嘉庆，天朝进入了嘉庆时代。 然而，等待是让人焦急的，天朝方面的无动于衷让英国人想尝试一条新的道路。1802年，英国人借口防止法国人入侵，派舰队来到了澳门海面。虽然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但天朝向来认为澳门是自己的领土，并设置澳门同知来管理澳门，实际上，此时的天朝的确还拥有澳门的主权。 所以，英国人的大胆行为激怒了天朝，天朝以中断两国贸易相威胁，终于迫使英国人离开了澳门海面。英国后来给天朝的解释是：“法兰西欲侵澳门，故举兵来护，讹言请勿轻信。”嘉庆帝给广东方面的上谕：“有犯必惩，切勿姑息。无隙莫扰，亦勿轻率。” 英国人显然想在天朝主动接受西方规则前，就在中国攫取一块租借地，澳门是最好的选择。不死心的英国人又迎来了新的机会，1808年拿破仑的法国占领葡萄牙，英国人再次借口保护澳门不被法国占领，派军队去了澳门，这一次，英国人获得了流亡的葡萄牙王室的许可。与上次始终未敢登陆不同，英国军队这次悍然占领了这座城市，大胆的英国舰队还闯入了虎门，严重威胁着广州。 嘉庆皇帝震惊了，他不敢想象一个小小的蛮夷居然敢占领天朝的土地。与三百年前明朝海军驱逐这些蛮夷不同，在这起突发事件中，天朝的海军始终没有出动，其实，此时的天朝已没有象样的海军了。所以，天朝只能派遣大批士兵造成大兵压境之势，再中断双方贸易，逼迫英夷退出澳门。这一次，英国人又退却了，毕竟他们没有足够的兵力，而且英国的反法同盟正在与拿破仑的法国进行战争，他们还没有把精力投放在东方。 1815年的滑铁卢之战，标志着拿破仑的失败，英国终于有精力关注一下东方，他们又开始尝试以和平的方式让天朝接受西方的规则。1816年8月29日凌晨，嘉庆皇帝端坐在宝座上，他是在忙于政务吗？不，他是在等待英夷的磕头。站在门外的是英国特使阿美士德，他率领着英国第二个使团与大皇帝的距离只有一扇门而已。
qs
发表于 2007-9-4 14:44:30
一、11、最危险的结论（下） 这个使团与马戛尔尼使团进京路线几乎一样，而且使团里还有一个天朝方面的老熟人，他就是小斯当东，就是马戛尔尼使团中，那个会说汉语的小孩，他如今已经成为阿美士德使团里的副使。与上次觐见一样，觐见礼仪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天朝的官员认为英夷不向天下共主的大皇帝磕头是无法饶恕的错误，他们还向嘉庆保证英夷会行三跪九叩之礼的，所以，嘉庆决定召见英夷。于是，官员们就导演了上面的一幕：英国人在午夜刚到达北京时，就被这帮官员带领着去觐见皇帝，他们想趁英国人疲惫不堪、精神恍惚时，逼着英国人磕头。 嘉庆的大殿很安静，虽然已是凌晨，但他依然兴奋的没有睡意。23年前马戛尔尼觐见他的父亲乾隆时，他也在场，他非常介意英夷不向他的父亲磕头。如今，他终于可以帮他的父亲出一口鸟气了。然而，此时的殿外已经吵翻了天，天朝的官员们都在逼迫阿美士德磕头，阿美士德以他没有国书和礼服，自己又异常的疲劳为理由拒绝了。应该说，阿美士德的拒绝很得体，然而向皇帝下了保证的官员们却顾不了这么多，他们甚至已经开始动手拉扯阿美士德：今天磕也得磕，不磕也得磕。英国人愤怒了，事情也就这样闹大了，从语言冲突到肢体冲突，双方都推搡起来。 此时，嘉庆宣英夷觐见。大殿里空空荡荡，并没见到英夷的踪影，官员们进来汇报：英夷贡使突然病倒，不能觐见了。嘉庆笑了笑：正使不能见，副使也可以，大皇帝可不和蛮夷计较这些。官员们已经汗流浃背：这个……副使也病倒了。直到这时，嘉庆才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愤怒了，他命令英夷滚出天朝去，就从现在开始滚。可怜的阿美士德刚踏进北京就被驱赶出去，他甚至还没看清北京是什么样子。从此以后，英国人再没有派遣使团。 阿美士德走后，天朝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是鸦片越来越多了，大烟馆已随处可见，吸食者众。而由于英国的鸦片走私，天朝的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大量白银从天朝流入英国人的口袋里。时间又过去了23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了，这个意外的消息震惊了伦敦朝野。 1840年4月7日，英国下院正在为是否远征天朝进行激烈的辩论，一位老者站起来准备发言，全场登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知道这位老者的份量，他就是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就是那个47年前跟随马戛尔尼和老斯当东来到天朝的小孩，就是那个仅用两个月便把汉语学得有模有样的神童，就是那个亲手用汉字写下：“大皇帝大寿万万年，我们国王万万年听教训”的孩子，就是那个跟随阿美士德被嘉庆皇帝驱逐出北京的副使。所有议员都静静聆听着他的发言，再没有一个英国人能比他更熟悉天朝了。托马斯.斯当东对所有议员讲道：“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英国传说林则徐要处死英国的鸦片贩子）？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国人要像对待他们的叛乱分子一样用剑刃来对待英国人，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他最后说道：“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演讲结束了，大英帝国下议院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赞成：271票，反战：262票，对华战争案就这样获得了通过。9票的差距让人惋惜，可是该来的终究要来，英国人已经等了47年。 1840年6月，英国远征舰队出现在广州海面，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历史翻开了最沉重的一页。
qs
发表于 2007-9-4 14:45:20
一、12、规则之争（上） 写到这里，第一章的故事也就结束了。为什么要把马戛尔尼访华列为本文的第一章呢？因为，马戛尔尼的出访是中西关系史上的拐点。在此之后，中西历史的发展方向被明显改变了，最终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该来的总会要来，马戛尔尼访华并不是这一切的主要原因，作为历史拐点，这只是一种标志或者说是现象，客观上，它加速了历史进程的发展，实际上，这起事件的出现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选择。其实，马戛尔尼最大的贡献就是使英国人做到了知己知彼，为下一步历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此时的天朝不要说知彼了，连知己都没有做到，有时，知己反而最困难。 不可否认的是，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带来更多的是矛盾，而这种矛盾又以文化上的差异为形式表现出来，最典型的就是觐见礼仪问题，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都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其实，西方对天朝皇帝逼迫他们磕头的往事一直念念不忘，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观察中国》一书中，讲述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也不忘拿此事调侃一下：“没有人要尼克松行三跪九叩之礼。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曾拒绝行这种礼（尽管尼克松比马戛尔尼勋爵瘦多了，磕起头来更方便）。” 磕头问题在表面上是文化差异的体现，套用美国前总统亚当斯的一句话：“我们西方人只对自然规则和上帝双膝下跪。”连双膝下跪都如此神圣，更何况磕头这种比下跪更卑谦的礼仪了。不要忘了，西方是宗教的社会，没有凡人能超越上帝。可是，一个异族却要逼迫他们向一个凡人施以与上帝平等甚至比上帝还要恭敬的礼节，这就是最大的侮辱。英语kotow这个单词就是根据汉语叩头（磕头）产生的，在英语中，这个单词含有贬义的味道。而在天朝，磕头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礼仪，是一种人间的礼仪。这种礼仪只是表示一种尊重，一种对等级差别的尊重：儿子向父亲磕头，下级向上级磕头，臣民向皇帝磕头，凡人向神仙磕头。所以，天朝的磕头绝没有西方人想象的那么庄严和神圣，天朝并不是在侮辱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
qs
发表于 2007-9-4 14:46:06
一、12、规则之争（下） 当然，马戛尔尼访华不能概括为文化上的冲突。就如同本章第一节说的那样，这实质上是西方国际社会体系和东方朝贡体系之间的冲突，是决定按照哪个体系的规则游戏的冲突，而本身就是规则之一的磕头，在这次冲突中扮演了象征意义的角色。 当两个体系都无法说服对方接受自己的规则后，实力强大的西方就会选择用战争来决定一切，而结果也如他们所愿。其实，所谓的全球化进程正是西方以不速之客的形象闯入世界各地，然后利用各种手段，将自己平等和不平等的规则推广到世界各地的进程。而世界各地在被迫接受这个规则后，又不得不主动或被动的改造自己，以求适应这个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史就是西方这个不速之客，在闯入朝贡体系后，用非正义的战争一步步逼迫中国接受西方平等和不平等规则的历史，是中国内部不断改造以求适应这个规则的历史。 今天的我们显然早已适应了西方的规则，所以，今天的我们都会用这个规则来审视过去，由此对过去得出的结论也许并不公正。如果天朝打败了西方并将朝贡体系推广到整个世界呢？或许今天的英国人会这样反思马戛尔尼访华：我们当时太自大了，怎么能拒绝向伟大的天朝磕头呢？ 当然，以上的假设太过荒诞。实际上，当两个体系决斗的时候，实力上的差距已经注定了结局。不过，历史也是公平的，曾经有同样的机遇摆在双方面前，抓住机遇的西方实现了实力上的飞跃，而丧失机遇的天朝则只好原地踏步。那么，在马戛尔尼访华之前，东方的朝贡体系是如何发展的？天朝到底丧失了什么样的机遇？这两个问题将在第二到第六章讲述。
qs
发表于 2007-9-4 14:48:42
第二章、天下唯我独尊 1、文化的优越感（上） 公元前664年某日，沙漠里的姜小白（齐桓公的名字）和他的士兵们已经没有水了，更可怕的是，他们迷路了，转了几圈都没走出这片沙漠。绝望的情绪已经弥漫在整个齐国军队中，望着烈日炙烤下的无垠黄沙，小白害怕了，他的霸业才刚刚起步，难道就要折戟于此吗？ 小白之所以来到这片不毛之地，是准备追击山戎的。原来，山戎入侵燕国，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小白兄当然要义无反顾的率军营救了。山戎自然不是小白的对手，战败后逃窜至孤竹国(位于今天河北省西北部)。这个国家别看小，却有打败小白的勇气和决心。他们派人诈降，将小白和齐国军队引入这片沙漠中。这片沙漠就是传说中的“迷谷”，据说进去的人就没有出来的。所以，我们的小白就如孤竹国希望的那样迷路了。 天气越发的炎热，整个沙漠就如同蒸笼一般蒸发着所有的水分，齐国人已经到了承受的极限。人往往到了最危机的时刻才能迸发出智慧的火花，所以，管仲同学也就在这个时候想出了一条妙计。管仲就是那位辅佐小白成就春秋霸主伟业的奇人，他此时突然想起老人们常说老马识途，所以他建议小白从队伍中找几匹本地的老马试一下，说不定，就能寻到走出沙漠的出路。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否则就不会有老马识途这句成语了：齐国人跟着老马走出了险境。而小白趁着敌人的麻痹，顺利打败了山戎，灭亡了孤竹国。 这个故事除了告诉我们老马识途这个道理外，还说明了春秋时代华夏族所面临的空前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世朝贡体系的核心思想诞生了。 自西周末年，周边少数民族就成为华夏族的巨大威胁，以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山戎攻破镐京而丧命为标志，西周灭亡了。周王室被迫东迁到洛邑（今天的洛阳），史称东周。在以后一百多年里，狄戎经常能长驱直入，中原的华夏各国深受其苦，而以蛮夷自居的楚国也把触角伸向了中原。 这时，时代造就了齐桓公，面对华夏的危险境地，他站了出来。在帮助燕国打败山戎后，公元前659年，小白兄又帮助邢国打败了来犯的狄兵。第二年，他又帮助被狄族灭亡的卫国复国。公元前655年，小白又迫使楚国向周王室进贡，从而让他在华夏诸国中赢得了空前的威望。所以，与其说齐桓公成就了霸主地位，倒不如说华夏诸国空前团结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
qs
发表于 2007-9-4 14:49:11
二、1、文化的优越感（下） 可以说，在巨大的民族危机前，在华夏与夷狄血与火的较量中，华夏的民族意识第一次猛烈迸发出来，“尊王攘夷”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随之而来的就是“华夷之辨”思想的流行。“华夷之辨”，说白了就是华夏族的民族主义。从字面理解，就是辨别华夏和夷狄。《左传》中说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一方面，但要辨别的最主要原因却是“贵华贱夷”，就是以华夏为贵，以夷狄为贱。我们姑且不看军事上的胜负，单从文明程度讲，华夏文明的确发展的比周边民族先进，就像高学历的人看不起半文盲一样，夷的野蛮是让人鄙视的，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则理应受到尊敬。偏激点儿说，这有点儿文化沙文主义的味道。这种思想流传到后世，就成为朝贡体系的核心指导思想。所以，乾隆爷如此鄙视英夷，大家也就能理解了，贵华贱夷嘛，虽然乾隆本身在华夷问题上也有一堆官司，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讲到。 值得注意的是，华夏的民族意识并不是基于血统，或者说辨别的标准不是血统，而是华夏的文化。孔子说：“没有管仲同学，我现在就要披头散发，穿着胡服了（《论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华夏男子都要束发，而且华服右衽，少数民族正相反）。”可见孔子并不在乎血统的问题，而是关注着让他自豪的华夏文化，他老人家一句“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道出了华夏人在文化上的无限优越感。 所以，孔子在《春秋》中说：“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他老人家的意思是，如果夷狄到了中国并习用了华夏的文化，那他们就是华夏族了；而如果华夏族到了夷狄之地并习用了夷狄的文化，他们就不再是华夏，而是夷狄了。 孔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唐朝长孙无忌编写的《唐律疏议》中，对卷三〈名例〉的“中华”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这种解释完全沿用了华夷之辨的思想，从中也可看出这种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 到战国时，孟子在继承“华夷之辨”的思想后，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夏变夷”的思想，即以华夏先进的文明教化周边野蛮的夷狄。实际上，“华夷之辨”是指导思想，而“以夏变夷”则是具体的工作方法，有点儿文化输出的味道。“以夏变夷”对后世的朝贡体系影响也很深远，在实际操作中，天朝的皇帝们都非常熟练的运用着“以夏变夷”：每当外邦来朝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摆在高高的位置上去教化人家，在他们看来，“以夏变夷”是天朝天子的责任，就像自以为很有学问的人总喜欢教训别人一样。而“以夏变夷”能否成功，也说明了天子的威德问题，所以，一心向化的蛮夷成为天朝眼中的楷模，不肯受教化的则是夷性顽劣，不是皇帝的威德不够，而是朽木不可雕。 不过，虽然朝贡体系的核心思想来源于春秋的“华夷之辨”，但从制度上看，整个朝贡体系与西周的“五服”制度是一脉相承的。这里说的“五服”并不是古代丧服制度的“五服”，而是《尚书.禹贡》里说的“五服”制度。其实，说白了，这是一种政治地理学说。大家都知道，西周搞的是分封制，周天子直接统治王畿，其他地方则分封给诸侯。“五服”制就是根据距离天子的远近，把天下分成：甸、侯、宾、要、荒五服。所谓的“服”就是服事天子的邦国或者地方。天子直接统治之地是甸服，诸侯是侯服，诸侯的侯卫是宾服，夷狄们则是要服和荒服。 天下五服都要承认周天子的天子地位，并向天子缴纳贡赋，受到周天子的礼遇也是不一样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所说的“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给“五服”制度做了很好的概括。我们再举个形象的例子：周天子是太阳，诸侯或者蛮夷就是行星，行星们要按照自己的轨道以太阳为中心，围绕太阳公转，接受阳光的沐浴（天子的教化）。所以，在制度上，朝贡体系是来源于分封制下的“五服”制度：皇帝是太阳，中央、地方、蛮夷是行星，他们受太阳吸引力作用，一圈一圈围着太阳转。说白了，朝贡体系其实就是一个以皇帝为圆心、层层向外延伸的一个同心圆，这个圆圈包含了古人眼里的整个世界。明太祖朱元璋的话也很好的概括了这个体系：“自古帝王临御天下，皆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而制天下也。” 所以，思想上与“华夷之辨”的一脉相承、制度上对“五服”制度的继承，导致了在大一统时代，朝贡体系的建立。当然，朝贡体系的建立最原始的动力是皇帝们需要一个处理与外邦关系的体制。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旧有的天下被统一了，中国走入了大一统时代。然而，事实上，天外有天，秦人虽然夸口统一天下，然而他们也发现了：旧有的天下其实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周边不断涌现出新的民族和政权。所以，就有了秦朝后来的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之举。然而，秦朝的时间太短，在还没有建立一套如何对外交往的制度时，就在公元前206年灭亡了。四年后刘邦打败了项羽，大一统的大汉建立起来。
qs
发表于 2007-9-4 14:55:58
二、2、战争的威望（上） 秦朝没有完成的任务，只好交给大汉朝廷完成了。前文说过，广义上的天下并没统一，秦汉只是完成了华夏族的统一。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和政权的关系，成为摆在皇帝们案几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实际上，后世的朝贡体系并不是在汉初建立的。毕竟，虽然有思想和制度上的渊源，虽然有建立对外关系的原始动力，然而，这种把自己摆在宗主地位上的制度，并不能依靠文明上的优势来确立，并不是你去派几个使者告诉人家你的文明比别人发达，别人就会服你的。准确点说，这种宗主地位是从战场上取得的。所以，朝贡体系的建立更多的是依靠战争以及战争所带来的威望。 汉匈关系是战争作用最重要的表现，也是朝贡体制最早的尝试。经过秦末的动乱，汉初国力疲敝，北方强盛的匈奴成为大汉的心腹大患，与匈奴的交往在大汉看来是耻辱的。在接受刘邦白登之围的教训后，汉初的皇帝们与匈奴结为“兄弟之国”，看似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实际上不平等的一方是大汉。汉初的和亲是被迫的，是屈辱性质的，被人打败了，然后靠自家女人来换取和平，这是男人们最耻辱的事情。 冒顿单于还写信调戏刘邦的老婆吕后，吕后为了换取大汉的安宁，也不得不扯下老脸，回信说她“年老气衰，发齿坠落”，根本配不上冒顿。不仅如此，《史记》上还说大汉“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司马迁这个“奉”字用的妙，一字道破了不平等的实质。所以，汉初的皇帝只有休养生息、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的份儿了，他们在等待着收拾匈奴的那一天。 这一等就是70多年，经过汉初和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汉武帝时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收拾匈奴、以雪前耻的计划也就自然而然开始了。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战争，匈奴的优势不复存在，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汉武帝死后，匈奴又分裂为南北匈奴，实力进一步衰落。 公元前36年，与大汉为敌的北匈奴郅支单于在西域被汉将陈汤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由消灭掉了。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则早在17年前就归顺了天汉，《汉书》上说呼韩邪“称臣入朝事汉”，自此，匈奴从大汉的“兄弟之国”变成了“藩国”。当然，打胜和打败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打败仗后的和亲是耻辱，打胜仗后的和亲那是“教化”，王昭君嫁给呼韩邪显然是后者。虽然历来都有闲人八卦一下王昭君、呼韩邪与汉元帝的三角关系，然而这毕竟是皇帝的色欲问题，是私人问题，已经与国家的荣辱扯不上关系了。
qs
发表于 2007-9-4 14:56:22
二、2、战争的威望（下） 很显然，皇帝们在扬眉吐气的同时，对这种唯我独尊的感觉非常受用，理所当然的要把这种处理匈奴的方式推而广之。当然，朝贡思想作为周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尊礼的儒学的兴盛也为朝贡体系的建立作足了准备：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一直被认为是圣君治下的气象，也是天子盛德的集中体现，这为天朝的帝王们订做了一个非常直观的政绩标准，乾隆对英夷的来访如此高兴，也就不足为怪了：送上门的政绩，谁不开心啊。 不过，这种政绩观其实并不科学，说白了，太容易造假，明显不如GDP好，虽然GDP也并不科学。所以，为了追求自己的政绩，皇帝们都不惜本钱营造出一个万国来朝的局面，这种形象工程逐渐导致了朝贡体系的扭曲，我们会在后文中讲到。 就这样，参照处理匈奴的先例，朝贡体系开始发展起来。一些被匈奴欺压的国家也因为天汉打败匈奴的威望，而纷纷投向天汉，西域诸国就是个典型。说起西域，大家就会想到张骞的凿空，这位仁兄在公元前138年受汉武帝委派出使西域，目的也很明确，联合西域的大月氏抗击匈奴。张骞的第一次出使并不成功，因为大月氏断然拒绝了张骞联盟的要求。然而，伴随着大汉在战场上的胜利，这巨大的威望也折服了西域，张骞以后的出使也方便起来，西域逐渐被纳入了大汉的势力范围。 不过，直接针对西域的战争在这其中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公元前104年，因为西域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拒绝天汉索取汗血宝马的要求，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军远征大宛。战争一波三折，最后以远征的汉军获胜、大宛国王被杀告终。大汉趁这次胜利，开始在西域建立军事和行政机构，而大宛的前车之鉴也让西域诸国意识到臣服于大汉的必要性。最终，《汉书》说西域“修奉朝贡，各以其职”，西域被拉入了天汉的朝贡体系之中。 张骞的外交冒险还成功的开阔了天朝人的视野，他来到了前人未来过的地方，天下在一步步的扩大，越来越多的神秘国家出现了。公元前126年，也就是在第一次出发后13年，张骞终于回到了长安。一顿唏嘘后，自然要和汉武帝讲述西域的见闻。一个见闻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张骞在大夏国（今天的阿富汗）发现了天汉蜀地的邛竹杖和蜀布，而据当地人讲，这些东西是从身毒国传来的，身毒国就是今天的印度。聪明的汉武帝和张骞由此得出了从四川肯定有道路去身毒国，如果从此道去身毒国再转而去大夏、乌孙，就不用翻越气候恶劣的帕米尔高原，也不用穿越匈奴人控制的区域了。 所以，汉武帝决心打通这条道路，并派使者从四川向南挺进。结果，这条道路并没打通，否则唐朝的玄奘和尚就不用翻越帕米尔高原去印度了。之所以没有打通，是因为昆明夷的阻挡，昆明夷是西南夷的一支。天朝对于西南夷并不陌生，早在战国时代，楚国的庄跤就入滇为王。当然，这一趟西南冒险也是有收获的，大汉在今天贵州、云南一带发现了许多国家，夜郎国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对于夜郎国，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说出“汉孰与我大”的与大汉一个郡县差不多大的国家。使者走后，到来的是大汉的军队，夜郎等国虽然挣扎，但最终还是向大汉朝贡内附了。他们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宿命，公元前26年，夜郎国被大汉灭亡。这个国家被后世的天朝人所嘲笑，夜郎自大成为汉语中最常用的成语。 就这样，朝贡体系建立起来。在这个体系中，朝贡国被大皇帝划分为“纳质内属”者和“重译贡献”者两类，前者与大汉有政治隶属关系，朝贡国要尽自己的政治义务，比如接受册封、允许驻军等；后者与大汉没有政治上的关系，双方主要是商业上的往来，但是，大汉皇帝乃天下宗主，所以，就算“重译贡献”者前来贸易，那也是朝贡，也是一心向化的举动。而且，这也关系到皇帝们的政绩，朝贡国太少，太有损皇帝的颜面，为了追求数字上的繁荣，皇帝们也需要将前来贸易的外邦视为自己的朝贡国。其实，许多外邦商人也都不在意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能贸易、能挣钱才是硬道理，所以，表面上他们也就任由皇帝们YY了。 实际上，这种划分更多的体现了地理上的远近，太远的国家，天汉鞭长莫及，自然在政治上无法施加影响。而且，这种划分方法对后世的朝贡体系也影响深远，举个例子，乾隆时，朝鲜就相当于内属，而英国就相当于贡献。大汉时的朝贡甚至是一种过渡手段：曾经朝贡过大汉的古朝鲜、南越、西南夷诸国都被天汉灭亡；而纳入朝贡体系的西域诸国，也在后来被大汉建立的西域都护府所管辖，在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了大汉的疆土。 在经历了王莽篡政后，刘秀光复了汉朝的天下，并定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王朝在恢复元气后，马上就开始着手恢复朝贡体系。击匈奴、通西域只是恢复西汉王朝旧有的势力范围，实际上，东汉王朝将朝贡体系进一步发扬广大，《后汉书》中说，自东汉班超复通西域以后，“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东汉已经将西亚的条枝（今伊拉克境内）、安息（今伊朗境内）列入朝贡的势力范围。 不仅如此，东汉王朝还把视野放到了东亚以及东南亚，根据《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今日本）奉贡朝贺”，刘秀还赐予印绶。这枚金印于1784年在日本出土，上书“汉委奴国王”五个篆字。在东南亚，缅甸古国以及印尼的爪哇也纷纷“遣使贡献”，再加上后面将要提到的罗马帝国，从文献上看，朝贡体系在东汉可谓盛极一时。 不过，这种盛极一时只是数字上的繁荣，实质上的“纳质内属”者并不比西汉多，东汉王朝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没有超越西汉。当然，“重译贡献”者的增多也意味着与天朝商业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在东汉王朝时期有了明显的增多，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朝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往来。朝贡体系除了维系天朝在政治、军事方面上的安全外，贸易上的利益也不可忽略。而对于朝贡国来说，除了因为天朝军事和政治上的威望，贸易商机所蕴涵的利益也成为他们心甘情愿的加入到朝贡体系中的重要原因。就如《后汉书》说的那样：“（西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 当然，大皇帝的触角也是越伸越远，以至西方的罗马帝国也被纳入了朝贡体系。
qs
发表于 2007-9-4 14:58:14
二、3、朝贡体系中的罗马帝国 时间：将近两千年前。地点：波斯湾畔（学界有争议，在此采用通说）。 东汉人甘英终于来到这里，面对浩瀚的大海，他有些胆怯了。在此之前，他还从未见过大海，所以，大海对黄土文明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甘英是受西域都护班超的委派出使大秦国的，时间是公元97年。大秦是天朝对罗马的称呼。为什么叫大秦呢？《后汉书》给了这样的解释：“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嗯，与天朝类似，言外之意，还是不如天朝的。但是，在朝贡体系惟我独尊的思想下，这已是非常高的评价了，可以说，在近代以前，这是天朝给予其他文明的最高评价了，在天朝眼中，大多数外邦都是些蛮夷而已。可见，天朝人对罗马还是有几分敬意的，这也是甘英不远万里出使罗马的很重要的原因。不过，在波斯湾畔，他遭遇到安息人。安息就是今天的伊朗，甘英脚下的土地正是安息人的地盘。 本来，甘英就对大海有些发怵，安息人的话又进一步加剧了甘英的恐惧：“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安息人说，出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大海太广大了，顺风还好，若是逆风，恐怕至少两年才能渡过去，所以要渡海的人都得备好三年的干粮。显然，安息人是在夸大或者恐吓，他们并没有对甘英说实话：渡过波斯湾并不费时，而且还有一条途经叙利亚的陆路，此时的罗马已经占领了叙利亚。 不过，安息人的话的确对甘英起了作用：三年呐！在大海上飘荡，万一有个大风大浪的……甘英已经快晕过去了。安息人见这招管用，又继续下猛药：“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安息人的亲情牌可谓恰倒好处，天朝人对故土的眷恋是出了名的，想到自己80岁的老母、柔弱的妻子、可怜的孩子……甘英已经热泪盈眶了，他割舍不掉故土和亲人，一旦出海，恐怕就真如安息人所说的那样，在海中思乡急切而亡。所以，甘英同志一咬牙、一跺脚，头也不回的离开波斯湾，回国复命去了。 看着甘英眼泪汪汪的离开，安息人得意的笑了。他们为什么要欺骗甘英呢？这完全处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天朝的丝绸已经让罗马发了狂，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此产生。而安息恰恰就位于丝绸之路上，因为地理上的优势，他们充当了二道或者三道贩子的角色，并且就此垄断了东西方的丝绸贸易。这让他们赚了很多钱，在天朝并不算很值钱的丝绸到了罗马就与黄金等价了，抛开路途遥远的因素，安息这个代理商在其中的牟利是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安息人不希望天朝与罗马直接建立联系：你们天朝搞直销，让我们这些代理商怎么活啊。所以，编个谎话阻止甘英是最好的选择。 天朝对安息代理商的地位并不很了解，虽然，天朝也知道安息与罗马之间的一些商业行为，比如，《后汉书·西域传》说罗马：“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魏略·西戎传》中说罗马：“又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海中”。只是，天朝并不知道安息这个“代理商”大发了横财，他们派人去罗马也并不是为了商业目的。但罗马清楚这个代理商，他们对安息垄断丝绸贸易牟利非常不满，为了打通到中国的丝绸贸易线路，两国还爆发过战争。不管怎样，安息人的目的达到了，根据甘英的报告，天朝打消了派人去罗马的念头，中西方第一次官方接触就这样夭折了。 虽然如此，双方间接的交往还在依靠丝绸之路维系着，丝绸、钢铁等货物艰难的从天朝经过几到贩子的转手，运到了罗马。尽管双方并不是直接贸易，但通过只言片语的传说，双方还是多少了解了对方。前文说过，天朝方面给予了罗马最高的评价，而在那时的西方，把中国叫做赛里斯（学界有争议，在此采用通说），按照希腊语，赛里斯就是产丝的国家。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在《博物志》中是这样介绍“赛里斯”的:“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
qs
发表于 2007-9-4 15:01:38
二、3、朝贡体系中的罗马帝国（下） 很遗憾的是，并没发现在两国史籍中有相同记载的两国政府间正式交往。郭宪在《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中提到“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大秦国贡花蹄牛。”郭宪是东汉人，由于《汉武帝别国洞冥记》并不是信史，所以，这段记载并未获得史学界的公认，而且在罗马历史中，也无此记载。不过，值得玩味的是那个“贡”字，一个东汉人笔下用了“贡”这个字，从中可以说明罗马虽然“有类中国”，但还是“重译贡献”者，是我天朝的朝贡国，与其他朝贡国相比，只是不太野蛮而已。 类似的记载还可以从《后汉书》中看到：“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与花蹄牛的传说一样，这个被许多学者作为中西方第一次官方交流的记载，在罗马的历史中也没有留下笔墨。不过，公元166年左右的罗马皇帝是安东尼，与安敦的发音很相近，可能真的有罗马人在那一年来到了天朝，很可能是一些商人。 其实，当时的天朝人也对这些人的身份也产生了怀疑：“疑传者过焉。”因为，他们的物品并不是大秦的特产。有意思的是，天朝人用了“表贡”一词，前面讲过，自朝贡体系草创以来，只要来到天朝的外邦人，都是一心向化、准备朝贡的，罗马也不例外。可怜的罗马在中国史书中自此摆脱不了朝贡的噩梦，在《晋书·四夷传》中，又发现了有关罗马的记载：“武帝太康中，其（大秦）王遣使贡献。”总而言之，这些前来“贡献”的罗马人极可能是一些罗马的商人。 有趣的是，罗马的史籍中也有关于天朝使臣来访的记载。公元前27年1月16日，屋大维加冕为罗马的奥古斯都（元首），成为事实上第一位罗马皇帝，罗马共和国结束，罗马帝国正式建立。在这个盛况空前的典礼上，让罗马人感兴趣的还有赛里斯的朝贺者。这是赛里斯人第一次出现在罗马的宫廷，按照罗马人佛罗勒斯的记载，这个赛里斯人“碧眼赤髯”，现在看来，此人并不是正宗的天朝人。当然，罗马人并不知道这些，他们很热情的接待了这位来自天朝的朝贺者。与前面的情况相同，这份罗马史籍中有关天朝的记载，在我国的古籍中并没找到，此使者应该是中亚商贩冒充的。有趣的是，按照罗马史籍里的说法，这为赛里斯的使者向罗马皇帝“奉献宝石、马匹”。虽没有天朝文献那么的直白，不过，罗马人的优越感还是表现了出来。所以，虽然两大文明惺惺相惜，但自身都有一种优越感，虽然彼此欣赏，然而都会在心里说道：你小子还不错，当然比我还差了点儿。 如果非要在天朝与罗马的史籍中找到对应点，似乎也只有公元100年，所谓的罗马马其顿商团来到洛阳的推断。公元2世纪的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志》中提到，一批马其顿商人曾经到过赛里斯（中国）。有许多学者指出马其顿就是史籍中的蒙奇，若这种推断是正确的，《后汉书》里的记载还真能与托勒密的记载对应起来。 《后汉书》中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后汉书》中还记载：“永元十二年冬十一月（公元100年），西域蒙奇、兜勒二国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 当然，至于蒙奇是否就是马其顿已经无法查证。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后来说到蒙奇遣使内附，已经属于“纳质内属”的范围，是有政治义务的，考虑到马其顿距离中国太遥远，蒙奇很难是马其顿。 不管怎么说，至少在中国史籍中，罗马已经光荣的加入到朝贡体系之中，尽管只是“重译贡献”者，但毕竟为天朝大皇帝的政绩，增添了许多光彩。
qs
发表于 2007-9-4 15:06:01
二、4、盛唐的新气象（上） 公元663年8月27日，朝鲜半岛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附近）。呈现在大唐海军面前的是黑压压的一片战船，那是日本海军。唐将刘仁轨镇静的站在战船上，他明白双方实力的对比：唐朝海军只有一百七十艘战船，日本海军的战船超过千艘，而这一战又事关整个朝鲜半岛战局。 实际上，这一战也是唐军的遭遇战。3年前，受新罗（位于今韩国东南）邀请，大唐派遣苏定方率唐军从山东荣成渡海，灭亡了位于今天韩国西南的百济国。百济国余部坚守周留城，并派人向日本乞师求援。日本历来与百济的关系就非同一般，再加上从646年开始的向大唐学习的大化革新，日本的实力已有所增长，这让他们有了与自己的老师掰掰手腕的底气，所以，日本毫不犹豫的派军队向朝鲜半岛进发了。此时的唐军久围周留城不克，因此派遣刘仁轨率唐军一部沿白江北上包抄周留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刘仁轨居然在白江口与驰援的日本海军不期而遇，一场大战已经一触即发。 此时，朝鲜半岛上分成两条战线：在北方，唐军正与高句丽激战，战况已进入相持阶段；而在南方，围剿百济余部的战役也毫无进展，此时的朝鲜半岛，局势非常微妙。刘仁轨知道此战的分量，若战败，日军就会在朝鲜半岛顺利登陆，将会使现在的局势更加复杂，唐军也因此会陷入不利的境地，所以，他不能战败。可怕的是，日军的舰队十倍于己，而且日军在白江口已待命数日，可谓以逸待劳，此战对于唐军已是异常凶险。值得庆幸的是，刘仁轨并没有被庞大的数字对比乱了方寸，而是很冷静的发现了日本海军的弱点：比起大唐的海军，日军战船普遍矮小。所以，在审时度势后，他没有冒险出击，而是果断的命令战船在海面严阵以待，等待日军率先进攻。 此时，数量上的优势已经让日军张狂到极点，他们很快如刘仁轨所预料的那样，派出一部向唐朝海军发起了试探性的进攻，结果也正如刘仁轨所设想的那样，数量上的优势并不能掩盖战船上的差距，日本海军先败了一仗。经验此时成为左右战局最关键的因素，老道的刘仁轨指挥舰队变幻了阵型，在海面上摆下了一个埋伏的口袋。此时的日军还只是一些没见过世面的窝里横，缺乏“国际大赛”的经验，所以，自持船多的日本海军一拥而上，毫不犹豫的钻进了这个口袋。 战斗的进程可想而知，埋伏在两边的唐朝舰队见猎物钻进了口袋，纷纷合围上来，战船上的差距让日军毫无还手之力。一战下来，共有四百多艘日舰被焚毁，日军总指挥朴市田来津被杀，海水也被染成了红色。日本溃退了，大唐在朝鲜半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消息传到周留城，百济残部眼见援救无望，只得出城投降。公元668年，唐军又攻克了高句丽首都平壤，高句丽自此灭亡，大唐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达到顶峰。 而战败的消息传回日本后，整个日本在恐惧之余，又动员起来，加强海防，随时等待唐军的进犯。实际上，大唐对日本根本没有兴趣，唐军也始终没有渡海攻打日本的想法。这一战倒是让日本彻底的认识到他们与大唐的差距，他们又恭敬起来，甘愿加入朝贡体系之中，唐日关系也逐渐恢复了正常，因战争一度中断的日本“遣唐使”又来到了长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前夕的894年。当两国正规军下次交手时，已是1592年大明的抗日援朝了。 大唐就是以这种强硬的姿态使天朝的国际威望达到了顶峰，朝贡体系也得益于此而迅速发展起来。大唐为什么要如此强硬呢？这还得从四百多年前说起。经历东汉末年的动荡以及三国的鼎立，西晋在280年完成了对全国的统一。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天朝的实力在西晋时已走了下坡路，仅过了三十几年，西晋王朝便覆亡于“五胡乱华”中。五胡是对匈奴、鲜卑、氐、羌、羯等五个少数民族的统称。他们在西晋末年开始大规模内迁，并由此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最重要的是，黄河流域的中原第一次被非华夏政权所统治，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偏安江南的东晋以及随后的南朝，对恢复中原都有心无力，在整个南北朝对峙时代，北风明显压过南风，更不用说去开疆辟土了，这无疑严重刺伤了有着“贵华贱夷”思想的天朝人的心理，而且让天下惟我独尊的天朝皇帝们也非常难受。当然，在皇帝看来，自尊心倒是小事，如何制造一个好的政绩则是头等重要的。前文说过，朝贡这个政绩是非常容易造假的，所以，为了追求政绩上的光彩，无力统一北方的天朝皇帝只得开始营造“万国来朝”的景象，这使得朝贡体系开始逐渐扭曲，并带有更多的形象工程的色彩。 按照文献上的记载，南朝的朝贡国也有数十之多，在无力恢复传统的西域前提下，南朝的皇帝们把目光投放到东南亚以及日本、朝鲜半岛上。梁武帝就是其中的典型，《梁书》上说“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恭职，航海岁至，长于前代矣。”在梁武帝时代，今天的马来西亚、印尼、泰国、柬埔寨等国家都被纳入了朝贡体系，从表面上看， 似乎自两汉以后，朝贡体系又步入了另一个黄金岁月。 实际上，若是按两汉划分的标准，南朝的朝贡国几乎都是“重译贡献”者（没有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而“纳质内属”者（有政治上的从属关系）则非常鲜见。说白了，南朝所谓的朝贡国不过是打着朝贡的名义，行官方贸易之实而已。比如扶南国（今柬埔寨境内）向南朝皇帝朝贡古贝、琉璃等土特产，而南朝则回赐绫罗绸缎，实际上，这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国际贸易而已，商人们在满足一下天朝皇帝之后，捞得了很多实惠，这又何乐而不为呢？虽然，两汉时的皇帝们就开始玩这样的形象工程，但毕竟人家还真的有不少“纳质内属”者，两汉的形象工程更像是一种锦上添花，南朝皇帝的形象工程则真的是政绩造假了。 当然，大皇帝们表面上很陶醉，内心还是明白这不过是些虚假的东西而已，虽然他们也想恢复两汉时的荣耀，虽然他们也想使朝贡体制实质名归，只是苦于实力弱小，也只好自欺欺人了。但是，当真的具备一定实力后，皇帝们就开始需要那些实在的东西。 隋朝于589年统一了天朝，在逐渐恢复元气后，隋朝皇帝开始厌倦这种形象工程，他们需要像两汉那样实在的政绩，所以，隋朝一开始就在对外关系中摆出了强硬的姿态。早在统一前的583年，隋文帝就令隋军对盘踞在北方草原的突厥族进行反击，并以突厥战败求和告终。突厥是继匈奴、鲜卑后，第三个在北方草原崛起的民族，自6世纪以来，突厥就成为中原的心腹之患。隋文帝对突厥的反击，致使突厥分裂成东西突厥，为以后的大唐解决突厥问题奠定了基础。 隋炀帝弑父即位后，以更强硬的姿态出现。此时的西域经过自西晋末年的乱世后，基本已经脱离了朝贡体系，为了打通前往西域的商道，将西域重新拉回朝贡体系中，608年，隋炀帝派军队攻占了伊吾（今新疆哈密），609年，大隋的军队又驱逐了骚扰河西走廊的吐谷浑，隋炀帝以其故地设四郡，并建立军镇，开始屯田，自此，天朝开始逐步恢复了对西域的经略。 在战争的同时，隋炀帝还展开怀柔的工作，他在长安设立四方馆，招待前来朝贡的诸国，朝贡因此又兴旺起来。《隋书》上说，共有突厥、新罗等25个国家和部族“遣使朝贡”，而西突厥还尊称隋炀帝为圣人可汗，似乎天朝在隋炀帝的领导下，又重新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实际上，大隋刚刚建国，国力并未上升到最佳状态，而隋炀帝又好大喜功，急于恢复天朝在大汉时的荣耀，不惜因此耗尽有限的国力。在西域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隋炀帝将目光放到了东北的高句丽。高句丽是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趁西晋末年的中原之乱，逐渐蚕食了大汉设立的乐浪等郡，占领了辽东。隋炀帝从611年开始，接连3次出征高句丽，结果都是惨败，并由此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国内反隋群雄并起，隋王朝在风雨飘摇中，于618年覆灭了。
qs
发表于 2007-9-4 15:08:27
二、4、盛唐的新气象（下） 大唐就是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建立的，在其开国之初也面临着同大汉当初一样的困难：打下来的江山，历经前朝末年的动乱，已是千疮百孔。国力疲敝使他们在对外关系中，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得先夹起尾巴做人，等待恢复原气。所以，大唐在建立初期，改变了隋朝对外强硬的政策强硬，并不急于在实际中恢复天朝在朝贡体系的地位。大唐开国皇帝李渊曾经说过：“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而大唐第二位皇帝李世民在继位后，也继承了他的父亲的政策，他采纳了魏征的“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表面上看，似乎大唐皇帝们都笃信孟子“仁者无敌“的说教，实际上，他们和大汉初年的皇帝一样，在等待元气恢复的那一天。 相比较而言，大唐恢复元气比大汉快了许多，也因为如此，大唐对周边民族和国家，很快摆出了和隋朝一样强硬的姿态。630年，太宗李世民派李世勣与李靖率领唐军生擒颉利可汗、灭亡了严重威胁大唐安全的东突厥汗国。646年，唐军破灭了位于漠北的薛延陀汗国，铁勒诸部也臣服于大唐，困扰天朝几个世纪的北方问题就此解决，李世民也被诸国奉为天可汗。 与大隋一样，大唐也一直以恢复天朝在西域的势力为己任。635年，李靖击溃了威胁河西走廊安全的吐谷浑，通往西域的商路得到了保护。640年，唐军灭亡了高昌国（今新疆吐鲁番），并建立了统辖西域的安西都护府，644年，唐军攻灭了西域的焉耆国，648年又攻占了龟兹国，自此，大唐彻底恢复了大汉对西域的管辖。此后，大唐再接再厉，派苏定方于657年灭亡了西突厥汗国，大唐的疆域也因此跨过了帕米尔高原。大唐不仅恢复了大汉开拓的西域，还比大汉做的更好。 就这样，依靠着大唐在战场上的胜利以及经济文化上的繁荣，天朝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朝贡国不仅有战败国，更有许多蛮夷主动朝贡。对于这些蛮夷来说，强大的天朝是他们政治以及军事上的依托。当然，除了政治上的目的，蛮夷们还是非常景仰天朝的文化与繁荣，朝贡时，还可以向天朝学习并在与天朝的贸易中取得利润，因此就如《唐会要》所说的那样“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以至贡物太多，周转反而成了天朝的负担，天朝不得不经常却贡或者限制朝贡的人数。 天朝也在盛唐时代确立了厚往薄来的对外指导思想，大皇帝要求他的官员对待朝贡国要“计价酬答，务从优厚”，所以，那时的天朝是要计价答谢朝贡国的，一般都要比朝贡的物品价值高些。其实，这时的天朝并不是好面子，朝贡国所贡献的贡物对于天朝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土产，虽然蛮夷们都有一些获利的私心，但尊敬天朝却是发自内心的，善待落后但尊敬自己的小国也是一种大国的气度。 然而，遗憾的是，天朝的威望使大唐极度膨胀起来，皇帝们把目光放到西域更西的中亚。唐玄宗即位后，争夺中亚的霸权成为唐朝的主要国策。747年，唐军在高仙芝率领下，攻灭了小勃律（今克什米尔西北），750年，唐军又打败吐蕃，占领了大勃律（今克什米尔西部），自此，吐蕃在中亚的势力遭到毁灭性打击。 为了针对阿拉伯帝国向中亚的扩张，750年，高仙芝率领唐军奇袭昭武九姓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高仙芝对石国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而这一暴行激起了整个中亚对大唐的抵触，中亚诸国均倒向阿拉伯帝国。751年，决定先发制人的高仙芝率领唐军向阿拉伯帝国进犯，在深入其国境700里后，在怛罗斯与20万阿拉伯军队遭遇，经过苦战，3万唐军覆没，高仙芝狼狈逃回国内。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唐朝再也无力开拓疆土，辛辛苦苦打下的疆域又旋即丢失了，大唐也迅速的开始走下坡路了。 大唐利用璀璨的文化和强大的军事，把朝贡体系又推向了新的高度，而中华文明的影响力也波及到更远的地方。不过，大唐武力与怀柔并举，到中期时，甚至过分迷信武力，最终，因武力而兴，又因武力而亡。
qs
发表于 2007-9-4 15:09:41
二、5、浮华的两宋（上） 公元1008年，天朝正处于北宋时代，而就在这一年，天朝发生了一件喜庆祥瑞的大事。正月初三这天，本准备去给岳父、岳母拜年的文武大臣，被大皇帝宋真宗紧急召集到皇宫。原来，这位皇帝一个多月前梦到一位神仙告诉他会降下天书《大中详符》。刚才，宫里果然在承天门发现了天书。此言一出，群臣们顿时炸开了锅：这可是千年难遇的大事啊，惟有盛世才会有如此的祥瑞。 当然，这等把戏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群臣中有王旦这样事先安排好的演员，剩下的也明白皇帝这场戏的目的，总之，大家都纷纷引经据典，道贺的道贺，拍马屁的拍马屁，一时间，皇宫倒是热闹了，还真有一番喜庆的氛围。消息也就这样传遍了全国，各地官员也都纷纷知趣的安排群众演员代表全国百姓向皇帝上书，强烈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喜悦之情，歌颂了天朝盛世以及天书下降的伟大意义，并要求皇帝借此祥瑞到泰山封禅。 封禅是天朝最盛大的仪式。封，就是皇帝登泰山祭天；禅，就是皇帝在泰山下的小丘祭地。此仪式的意义是向天地宣告人间的太平盛世。问题是，宋真宗还真没有脸去封禅。1004年，宋真宗与北方的辽国签定了“檀渊之盟”：以北宋每年贡给辽国绢20万匹、白银十万两为代价换取了和平。这种耻辱让骄傲的天朝人是无法接受的，而天下惟我独尊的大皇帝更是接受不了，所以，皇帝需要找回尊严。遗憾的是，宋真宗并没有汉唐初年大皇帝的雄心，他并不想在战场上找回尊严，而是把他聪明的脑袋用在造假这样的旁门左道上，所以，一场粉饰太平的闹剧就这样开锣了。 天书的好处就使宋真宗有了去泰山封禅的资本，别看爷在战场上是狗熊，架不住神仙的邀请啊。当然，这点“成绩”还是不足以去封禅的，宋真宗这个天才编剧在这个剧本里又来了一段高潮迭起：很快，宋真宗又把群臣聚集起来，原来神仙又托梦告诉皇帝，明示他去封禅，只有如此，神仙才能保佑大宋国运昌隆。就这样，在全国人民的一再请愿下，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宋真宗只得厚着脸皮“勉为其难”的去封禅了。为了配合皇帝的封禅之行，全国的祥瑞已呈遍地开花之势：泰山忽然涌出了泉水，而各地的芝草、嘉禾、瑞木更是不计其数。最终在此年的十月份，真宗皇帝完成了封禅大典。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朝廷借此盛事邀请各国朝贡，因此，在大典上，出现了大食、三佛齐、占城等国的贡使。不过，天书屡降的闹剧并未就此终结，尝到甜头的宋真宗决心将这部电影改拍成连续剧，而这一连续就是十几年：每年都会有大量祥瑞的出现，而真宗借此良机也举行了各种盛大的仪式。这部冗长乏味的连续剧以宋真宗的去世为大结局，他老人家身体力行了什么是死而后已。 为什么真宗会不惜国家的财力而痴迷于这场闹剧呢？这与当时天朝整个历史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大唐灭亡后，天朝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幸运的是这种混乱局面并不像南北朝持续很长时间；不幸的是，在此之后，诞生了两宋这个怪胎。在整个两宋时代，天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局面，在军事上的屡次失利，让骄傲的天朝人不得不向辽、金称臣纳贡来换取和平，以往高高在上的宗主国更像是辽、金两国的朝贡国，天朝的朝贡制度似乎已经被颠倒过来。 但令人称奇的是，两宋的朝贡国也有数十之多，按理来说，在政治和军事上威信扫地的天朝应毫无号召力才对。其实，两宋时代的天朝虽对外懦弱，但商业的发达为两宋的皇帝创造了比历代更多的财富，所以才有了“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的政策，以吸引周边小邦前来朝贡。对于高丽、占城、三佛齐这些小国来说，在两宋时代向天朝朝贡是非常的划算，常常能获得几百倍的回赐，因此他们乐此不疲的前来朝贡也就不奇怪了。小国有小国的生存之道，失去了尊严又怎样，得到实惠才是关键，而这尊严却正是两宋渴望得到却在战场上难以得到的，所以，这种交换可谓各取所需。 其实，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汉唐在建国初年也遇到了国力尚弱的问题，在对外关系上，也都不得不在开始阶段有过屈辱的经历。问题是汉唐的皇帝们都将屈辱转化为振兴的动力，也都最终在战场上找回了尊严，并用战争维护了朝贡体系。 两宋的皇帝非常另类，他们特别容易知难而退，一点小小的挫折就会打败他们曾经的豪迈。北宋第二任皇帝太宗已没有了汉唐开拓西域的雄心，北宋的军队也没有像汉唐那样在远离首都几千里以外的地方作战。太宗只有收回被辽国占领的幽云十六州（今北京一带）这一个可怜的想法。然而，在两次以武力解决问题失败后，太宗就再也没有打下去的勇气了，除了绝口不提失地之事，太宗还拿朝贡来出口鸟气，在与辽国战败后，他就派宦官到海外招徕小邦前来朝贡，这种虚构出来的万国来朝，让他老人家在精神上胜利了一次，他也就此躺在形象工程上心安理得了。 所谓父慈子肖，他的儿子真宗比他还懦弱，在屈辱的澶渊之盟签定后，大玩了十几年的“天书屡降”的把戏。“惟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这是真宗的目的。他老爸好歹还尝试了一下战争的手段，他连这点勇气也都丧失了。在泰山封禅四年后，真宗又在汾阴举行了后土礼，借此机会，宋廷又邀请了三麻兰、蒲婆、勿巡等国朝贡。 就这样，依靠在经济上的厚赏以及装神弄鬼的一番苦心，在表面上，宋廷维护了朝贡体系的繁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给出了很精辟的评论：“柔远人以饰太平。”然而，经济上的巨大牺牲，使宋廷在财政上背负了巨大的包袱。从真宗末年开始，宋廷就逐渐改变了这种做法，他们一再削减贡物以达到控制回赐数量的目的。到南宋时，巨大的财政开支让皇帝们更加务实，他们彻底抛弃了北宋在朝贡上的政策，以却贡为形式，减少和阻止各国的朝贡活动，官方性质的朝贡贸易自此衰落下来。 遗憾的是，所谓不重虚名的南宋皇帝并不想取得实名，他们在战场上还是一败涂地，对外关系依然软弱，甚至比北宋更加无能：绍兴和议除了岁贡以外，还让金宋成为君臣关系，南宋皇帝还需金国册封，在形式上，南宋成了金国的朝贡国。如果说重视虚名的北宋皇帝至少还知道点廉耻，还知道遮掩一下自己的脸面，那么，南宋皇帝就彻底的不要脸面了，死猪不怕开水烫，老子不要脸了又有何妨？ 当然，朝贡尤其是朝贡贸易（官方）的衰落却给南宋海外贸易（民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由于两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费开支，宋廷的财政一直非常紧张。所以，自北宋时，皇帝们就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并以此收取税赋，商税竟成了两宋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尝到甜头后，北宋政府又颁布了《市舶条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海商法，在法律上，对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更加规范。而南宋削弱朝贡活动的政策，使先前兴盛的官方朝贡贸易衰落下来。既然官方不能贸易，那只好靠民间贸易了。由此，南宋的海外贸易更加兴盛起来。
qs
发表于 2007-9-4 15:10:40
二、5、浮华的两宋（下） 按理说，民间的海外贸易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相比较明清两朝，两宋朝廷这种开放的姿态足以让人钦佩。而且，海外贸易除了互通有无，增进了解之外，还可以迅速使资本积累起来，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奠定基础。可是，问题也就此来了，两宋看似繁华兴盛的海外贸易并未给天朝带来资本主义，这还得从两宋海外贸易本身寻找答案。 两宋在海外贸易中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皇室与富豪都喜欢国外的奇珍异宝，而两宋的国货在海外并没有太大的市场。外夷与天朝进行贸易的目的也很简单：换取天朝的铜钱和金银。所以，日本、东南亚等国家积极开拓天朝市场，他们往往整船的货物而来，整船的铜钱和金银而去，这使两宋进口多于出口，在贸易中处于绝对入超的地位，铜钱和金银大量从国内流向国外，《宋史》中就说：“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另外，中国本身就缺乏贵金属，又不能从海外贸易中赚取贵金属，资本积累又从何谈起呢？ 这种入超的地位对两宋的危害不仅体现在贸易本身，它还在混乱的商业市场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两宋商业的发展，本来就使天朝陷入钱荒的境地，成为限制天朝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而国内金银这样的贵金属产量又不多，只能大量使用铜钱，可贸易中的入超又加重了钱荒危机。迫于无奈，两宋大量发行纸币，这种看似很现代的东西，并不能代表两宋商业的地位，因为两宋即没有国家信用又不在发行纸币的同时铸造相同价值的铜钱作为准备金，即古代所说的钞本，这使得纸币在流通市场上贬值非常快，甚至有过面值十几贯的铜钱贬为几文钱的时候，使得通货膨胀成为困扰两宋以及后来元朝的恶梦。所以，两宋的纸币虽然获得了世界第一张纸币的称号，却明显是早产儿，它甚至沦为朝廷掠夺百姓财富的工具。纸币不但没有促进商业的发展，反而起了搅乱市场的坏作用。 这就是两宋，一个与天朝传统有点背逆，又有些无奈的时代，或许，用浮华两词来形容它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公元1279年的崖山之战，标志着南宋的灭亡，元朝完成了对天朝的统一，这使得天朝第一次出现了异族入主的局面，这种文化背景导致了朝贡制度与前朝有了很大的改变。 元朝时代的天朝，对万朝来国的虚名并不感冒，游牧民族需要的是实惠，因此聚敛财富成为那时天朝最主要的目的。元朝的军队东征日本，南下东南亚。在逼迫别人朝贡后，也没有什么回赐，对于小国来说，朝贡就真的成为屈辱了。不过，元朝时代，天朝的海外贸易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说过：“诚能来朝，朕将宠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在政策上，元代政府还利用税率的差别鼓励出口，比如细物出口的税率是十抽一，而进口的税率是十抽二，颇有点重商主义的色彩。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驱逐了蒙古人后，建立了大明。朱元璋立志将朝贡体系发扬广大，朝贡体系也因此迎来了盛世。
qs
发表于 2007-9-4 15:12:32
第三章、一统华夷 1、朝贡的盛世(上) 公元1426年农历四月的一天，睡眠明显不足的明宣宗把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召到文华殿议事，而所议之事正是造成宣宗睡眠障碍的交趾问题。交趾位于今天越南北部，自秦朝时成为天朝的领土。这种状况延续千年，直到五代十国时，交趾才趁中原内乱之机宣布独立。随后的北宋朝廷无暇顾及南方，便在973年正式承认交趾的独立地位，是为安南国。到大明初年，安南国发生政变，陈氏王朝被推翻。此时的安南国已被纳入朝贡体系之中，作为宗主国的天朝便有了恢复安南正统的义务。因此，几十万明军一拥而入消灭安南的乱臣贼子也是顺理成章之事。问题是，在占领安南后，大明却尴尬的发现，陈氏王朝的后人已经死绝，恢复正统的陈朝已是不可能之事，那下一步该如何做呢？安南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至少明成祖此时还没有把安南视为山芋，在他眼中，安南更像是一个香饽饽，他已经有了将其一口吞下的想法。这也容易理解，明成祖一直以恢复华夏往昔的荣耀为己任，而将这块汉唐故地重新划入天朝的疆土之中，也是份内之事。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安排的群众演员，安南当地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来到明军大营表达民意：“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既然安南人民如此拥护，成祖皇帝也就此顺水推舟，于是，安南国于1407年被大明改为古名交趾，并设立三司（大明省一级行政区划）、府、县，还开办科举、办理税收，安南已经正式成为天朝的领土。 遗憾的是，大明在接收安南后，并不知道爱惜，委派去的官员大肆盘剥当地百姓，激起了强烈的反抗，安南顿时成为人民战争的沼泽地。明军在这片沼泽地中越陷越深，成批成批的士兵被消灭不说，军费开支也日益浩大，香饽饽真的成了烫手的山芋，成祖也只能把打碎的牙齿往肚子里咽。在他去世后，继承皇位的仁宗在位只十个月就死了，成祖的孙子宣宗成为新皇帝。此时的交趾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大明的恶瘤，宣宗因此夜不能寐，或许已经出现了亚健康的症状。所以，宣宗在即位不久，就与四位重臣商议此事。此时，距离明军占领安南已有二十年了。 宣宗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那就是把这块烫手山芋扔掉。宣宗对四位大臣说，太祖开国后就告诫大家，要与邻为善，要走和平外交道路。后因安南国内乱，成祖不得已大动干戈。又因陈氏绝后，安南人民又“强烈要求”，成祖不得不将安南划入天朝版图。但自大明占领安南以来，“交趾无岁不用兵，一方生灵遭杀已多，中国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常念及之，深为隐恻。故即位之诏，施恩于特厚。昨日遣将出师，朕通夕不宁，诚不忍生灵之无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乐初，使自为一国，岁奉常贡，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 宣宗此言一出，就遭到夏原吉的强烈反对，他说：“若以二十年之勤力，一旦弃之，岂不上损威望，愿更思之。”是啊，我大明为了安南花了二十年的人力、财力和心血，今天说弃就弃，不仅可惜，还有损皇上的威望啊。其实，这也正是宣宗所顾虑的，放弃安南的确要在政治威望上冒很大的风险，所以，虽有杨士奇、杨荣的支持，宣宗还是没有下定扔掉这块山芋的决心。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安南抵抗组织的头子黎利派人到北京，说他们已经找到了陈氏的后人。黎利这招的确厉害，他揣摩大明已有撤军打算，马上就给宣宗送来一座台阶。大明在二十年前接收安南的理由就是陈氏绝嗣，如今既然已找到陈氏的后人，大明也就可以正大光明的撤退了。宣宗虽也清楚这不过是黎利的谎言，但他很愿意顺着台阶把山芋扔掉，这样既可保住面子又可解决问题的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虽然有朝臣的反对，宣宗还是下达了放弃安南的命令。驻安南的军队、官员、移民在安南军队的围堵中，仓皇撤退，只有八万六千人回到了天朝。此后，黎利又派人到北京说陈氏的后人又死了，请求大明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在几次推却后，明宣宗终于在1431年册封黎利为安南国王，安南也就此正式独立，但依然在大明的朝贡体系之中，还是大明的藩属。 应当说，大明吞并安南只是大明对外交往的一个特例，而这个特例又为今后大明的对外工作树立了一个残酷的反面教材，再加上大明建立前，蒙元对天朝近百年的统治所遗留下的影响，使大明的朝贡体系有了不同于汉唐的特点。 在推翻元朝之后，天朝终于迎回了华夏时代，时间是1368年。与以前的朝代不同，大明面临着更复杂的情况。对于大明的建立者明太祖朱元璋来说，蒙元入主天朝是整个华夏的一大耻辱，而两宋窝囊的表现也让华夏在海外的威望受损。所以，树立华夏正统地位，重建华夏在海外的威望，消除蒙元入主在海外的影响，重新建立传统的朝贡体系，成为大明建立后，在对外关系中的第一要务。
qs
发表于 2007-9-4 15:12:56
三、1、朝贡的盛世(下) 当然，明太祖的理想不仅仅是重建那么简单。1370年，他钦定了《太清歌》，歌词充分表达了他宏伟的理想：“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也就是说，明太祖要将朝贡体系推广到整个天下，让朝贡规则成为整个天下的通用规则。 1369年，也就是大明建立的第二年，明太祖派遣使者前往海外诸国，诏谕说；“曩者我中国为胡人窃据百年，遂使夷狄布满四方，废我中国之彝伦。朕既已发兵讨之，遂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国，天下用安。恐番夷未知，故遣使以报诸国。”太祖除了向诸夷告知华夏复兴之后，也暗示了重新建立朝贡体系，要求诸夷朝贡的心愿：“夷狄奉中国 ，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体”。 太祖的良苦用心得到了海外诸国的积极回应，毕竟蒙元的扩张让这些国家也吃尽了苦头，自然会想起天朝以前的好处。所以，在太祖诏谕后的两年内，朝鲜（今朝鲜和韩国）、暹罗（今泰国）、占城（今越南南部）、真腊（今柬埔寨）、三佛齐（今马来西亚）、渤泥（今文莱）、安南、爪洼（今印尼爪洼）等国家积极响应，纷纷遣使朝贡。到太祖去世时，大明的朝贡国已经达到了24个，大明的朝贡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 另外，太祖对于大明朝贡体系最大的贡献就是制定了两条基本政策：一、奉行和平政策。蒙元入主后的扩张政策，与天朝传统的怀柔远人并不相符，损害了天朝对外的形象。所以，为了树立华夏正统的友好形象，太祖在《皇明祖训》里告诫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诸夷没有占领的价值）。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随后，明太祖又将朝鲜、日本等15个国家列为不征之国。 二、严厉控制海外贸易，将海外贸易局限在官方贸易的范围内，即通常所说的海禁政策。海禁并不是全部禁止，只是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在大明开国之后，太祖皇帝就频频下达“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的命令，在1394年，明太祖又命令说：“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而根据《明史. 朱纨传》里的说法，明太祖还有过“片板不许入海“的名言，对民间海外贸易的扼杀已经达到了极其严酷的地步。 此后，海外诸夷只有在官方前来朝贡时才能与天朝贸易，两宋以来兴盛的民间海外贸易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明太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明太祖实录》里太祖皇帝就此政策给予了解释：“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按照他的解释，之所以海禁，似乎是为了防止像传说中胡维庸勾结海外，密谋叛乱的事情再次发生。其实，明初海防也的确吃紧，除了倭寇的骚扰，一些曾与大明争夺天下的劲敌的余部也盘踞在沿海岛屿上，表面上看，太祖的理由也勉强说的通，就是有因噎废食之嫌。 实际上，明太祖有更深层的打算：他想利用朝贡贸易做诱饵，引诱海外诸夷前来朝贡。毕竟，一切民间贸易被取缔后，要想和天朝通商，只有朝贡这一条路可以走。 所以，这个将朝贡与贸易捆绑的政策，极大刺激了诸夷朝贡的动力，大明的朝贡体系从此迅速壮大起来。朝贡国在朝贡时，不仅带来贡品，本国的商品也一齐带上，朝贡之余将这些商品销售。那时接待贡使的会同馆不仅是贡使们起居的地方，更是他们贸易的场所，在那里不仅可以卖掉自己的商品，还可以采购天朝的商品，很有点国际贸易博览会的味道。当然，这种体系的漏洞是很多的，日本是大明最重要的朝贡国之一，从足利义满到大内氏，近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坚持向大明朝贡。其实，这不过是日本打着朝贡的旗号，行贸易之实而已，还顺便解决了差旅费，着实的划算。 成祖继位后，除了在安南问题上，继续沿用太祖的政策，而由他亲自策划的郑和下西洋更是为天朝带来了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国家，以致各蛮夷“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甚至许多国王都不远万里亲自来朝，这使天朝的朝贡体系达到了两千年来最鼎盛的状态，也真的将朝贡体系推广到已知的天下，朝贡规则也成了已知天下的通用规则，基本实现了太祖皇帝“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的夙愿。 与现代的招商引资不同，若是单从金钱上计算，这笔买卖并不划算，天朝不单要管吃管住、报销贡使的差旅费，而且根据厚往薄来的精神，天朝往往要回赐更多的物品，在朝贡贸易中，天朝还要经常对外夷商品实行减免关税的优惠。两宋的天朝皇帝是为了在朝贡上找一丝安慰，过一把万国来朝的瘾，大明则不一样，除了皇帝的虚荣心，大明更急于恢复华夏在海外的威望与名声，实际上这种效果也达到了。 由于太祖皇帝的两项基本政策，以及太祖、成祖两代人的不懈努力，大明的朝贡体系空前繁荣起来，有记载的朝贡国居然达到了148个，遍布东亚、东南亚、中亚以及印度洋地区。从成绩上看，明太祖的两项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问题是为了朝贡体系而废除民间海外贸易到底合不合算呢？我们会在下一节探讨这个问题。 另外，伴随着朝贡体系的繁荣，朝贡体系在制度上也更加完善。大明为各国制定了贡期和贡道，贡期就是朝贡的频率。实际操作中，许多朝贡国完全不将贡期放在眼里，比如太祖皇帝规定日本十年一贡，而日本在顶峰时已经达到了一年一贡的地步，流球两年一贡，实际上也已经一年一贡。与其说他们仰慕天朝，倒不如说他们急切想到天朝来贸易。 其实，除了朝鲜等几个大明忠实的粉丝以外，许多国家不过是在这种政治与贸易双重朝贡体制的捆绑下而热衷于朝贡的，甚至由此出现了私人为获取利益而冒充朝贡使节的事情。所以，从明成祖开始，天朝又推行了勘合制度，即向允许朝贡的国家颁发凭证，只有持此凭证，外国的贡使才能被允许入口。 这种繁荣的朝贡景象一直持续到明朝后期，此后，朝贡国前来朝贡的次数越来越少，往年接待朝贡国贡使的会同馆也越来越冷清，一方面是由于大明的衰落，另一方面，与大明后期海禁的解除也有很大关系。 大明时代天朝的朝贡体系，在政治上也与以前不同，两汉册封朝贡国的同时，还注重对朝贡国实际上的控制，大唐更是直接册封朝贡国君主以都督、将军之类的天朝官职。大明也册封，但基本不干涉朝贡国的内政，甚至很少与朝贡国发生战争，除了成祖北伐蒙古南灭安南，大明基本上没有主动讨伐过朝贡国。而由于吞并安南的前车之鉴，大明在对待朝贡国内政问题上更是小心，到大明中期以后，基本上达到有请必封的地步，就算朝贡国内部发生悖逆之事，大明也顶多以却贡来表达不满，册封实际上已经成了一种走过场的手续问题。大明看重的是尊严和荣誉，并不在乎实惠。但大明在气度上超过了两汉与盛唐：日本入侵朝鲜，大明举国之力助朝鲜复国，事后未占朝鲜寸土，也难怪朝鲜人对大明感激涕零，直到明亡二百年后还在祭奠吊死在煤山的崇祯皇帝。 总之，大明凭借其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将贸易与朝贡捆绑手段，使天朝的朝贡体系空前的繁荣与稳定，朝贡规则基本成为已知天下的通用规则。与之相比，汉唐时代的天朝，往往会因为一场战争的失利而导致朝贡体系内部的强烈反应；两宋时代的朝贡体系，形象工程的泡沫太多，天朝在那时的海外威望空前受损。所以，以天朝为宗主，以中华文化为共同认同点，各国和谐相处，华夷世界井然有序的朝贡体系或者说东方国际社会体系是在大明时代彻底稳定下来的。
qs
发表于 2007-9-4 15:15:23
三、2、麒麟与郑和下西洋（上） 公元1415年农历十一月，明成祖在南京的奉天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来者是麻林国（位于今非洲坦桑尼亚）的贡使。大明之所以对此次朝贡异常重视，并不是因为麻林国远隔万里，而是因为麻林国的贡物，那是一只非比寻常的麒麟。麒麟与龙、凤、龟并称为天朝的四大灵兽，它的出现不仅代表祥瑞，还是长治久安、太平盛世的标志。问题是，麒麟只是传说中的神兽，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麒麟，那么麻林国贡献的到底是只什么动物呢？ 汉代许慎在《说文》中说：“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麐（麟），牝麒也。”可见，我国古代对于麒麟的描绘有三大特点：鹿身、牛尾、独角。早在1412年，榜葛剌国（今天的孟加拉国）就向大明进贡了一只“麒麟”，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对榜葛剌国的“麒麟”是这样描述的：“前二足高九尺余，后两足约高六尺，头抬颈长一丈六尺，首昂后低，人莫能骑。头上有两肉角，在耳边。牛尾鹿身，蹄有三跲，匾口。食粟、豆、面饼。”我们不难发现，马欢所说的“麒麟”有这几个特点：长脖子、双角、牛尾、鹿身，这明明就是长颈鹿。当年宫廷画师给“麒麟”作的画像现在还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里，通过此画，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出，那就是一只长颈鹿。 长颈鹿有两只角，而古代传说中的麒麟只有一只角，况且，传说中的麒麟也没有那么长的脖子。所以，一般人都应该看出长颈鹿虽与麒麟有相似之处，但并不是麒麟。然而，朝中的大臣却没有人敢这样说，所以，一出皇帝新衣的戏剧上演了：大臣沈度在《瑞应麒麟颂》的序文中写道：“麒麟出榜葛剌国，表进于朝。臣民聚欢，欣喜倍万。臣闻圣人有至仁之德，通乎幽明，则麒麟出……”；大臣夏元吉则在《麒麟赋》的序文中写道：“今年秋，麻林国复以麒麟来献，其形色与古之传记所载及前所献者无异。臣闻麒麟瑞物也，中国有圣人则至。……今两岁之间而茲瑞载至，则盛德之隆，天眷之至，实前古未之有也。”在南京奉天门的欢迎仪式上，这出戏剧达到了高潮，文武群臣一起向皇帝称贺道：“陛下圣德广大，被及远夷，故致此嘉瑞。”明成祖倒很谦虚：“岂朕德所致，此皆皇考深仁厚泽所被及，亦卿等勤劳赞辅，故远人毕来。继今，宜益尽心秉德，进贤达能，辅朕为理，远人来归，未足恃也。” 不说实话是因为大家都清楚所谓的麒麟正是皇帝希望出现的，其实，明成祖说不定在心里也清楚那不是一只麒麟，但政治上需要，他也就睁只眼闭着眼了。毕竟明成祖不惜巨资，组建郑和船队远下西洋是需要回报的。由郑和下西洋引起的万国来朝的局面，虽也盛大，但还不够直观，简言之，成祖需要一个高度浓缩郑和下西洋成果的直观标志，而具有神化色彩的麒麟来充当这个标志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毕竟，如果没有郑和的航海活动，麒麟是不可能在天朝出现的：榜葛剌国的贡使是在郑和手下的引领下前来贡献的，麻林国也是因为郑和的到访而前来朝贡。 所以，麒麟的出现就象征着郑和下西洋所取得的成果，前文也说过，麒麟在政治上的意义非常重大：对内，它是太平盛世的标志，对外，正如群臣拍马匹说的那样，是圣德被及远夷的体现。这正是古代帝王苦苦追求的境界，即一统华夷，将朝贡体系推广到整个天下。 明朝时，以今天的文莱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因为受当时狭小的已知世界的局限，所谓西洋大概就是今天东南亚以及印度洋，将欧洲放入西洋的范围内，是大明后期的事情了。郑和是宫里的太监，受明成祖之命，在1405年至1433年，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最远曾到达非洲东海岸以及红海沿岸。根据《明史.郑和传》里的说法，郑和航海宝船共有63艘，最大的长44丈4尺，宽18丈（151.18米、61.6米）。船共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一艘船可以容纳千人以上，与几十年后开辟新航路的欧洲航海家三、四艘一百多吨小船相比，郑和宝船绝对是当时的庞然大物。 与郑和船队相比，欧洲的冒险船队不仅寒酸，表现也与郑和截然不同：欧洲人每到一地，总要抢夺黄金，屠杀土著，而郑和虽有两万多名士兵，拥有配备火器的大船，但除了两次自卫反击，在近三十年的航海旅行中都没有使用武力。每到一地，天朝人总是以最友善的面目出现，向海外各国树立了一个强大而又和平的泱泱大国的形象，郑和下西洋也因此极大促进了海外诸国与天朝的友好关系。是什么造成了天朝与欧洲在航海中巨大的差异呢？简单点说，是因为航海目的不同。 欧洲人出海的目的异常的简单，那就是黄金和香料，所以，他们能踏尽人间一切道德和法律，大肆烧杀抢掠一番。与欧洲人简单的目的相比，明成祖的动机就要复杂一些，历史上对此也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明史·郑和传》里的说法：“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按照这种说法，郑和下西洋是寻找被明成祖以武力篡权的建文帝的下落。这种说法其实很无稽，按照常理，想在海外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应该派心腹乔装暗访才是，像郑和这样大张旗鼓，动辄几万人几十条船，岂不是打草惊蛇了吗？更何况建文帝性情儒弱，坐镇南京都无所作为，何况海外乎？花费如此巨大，找一个对自己已构不成威胁的人，这不是明成祖的性格。那么，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在明成祖亲自撰写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的碑文中找到答案：“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义，变其夷习。”简言之，就是麒麟所代表的政治意义，即所谓的圣德被及远夷，其根本出发点就是一统华夷，将朝贡规则推广到整个天下。可以说，政治上的目的是最重要的目的，当然，采办一些海外的珍宝也是郑和的使命之一，这不过是搭顺风车而已。 前文说过，明太祖制定了和平外交政策，而政策的目的就是颁正朔，树立华夏天朝在海外的威望，从而光大天朝的朝贡体系，实现一统华夷的理想。终太祖一生，天朝的周边国家基本上都被纳入朝贡体系之中，可是，就大明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来说，已知世界中还有许多国家未能被纳入这个体系。天朝的海船早在汉代时就曾到过印度洋，唐朝时，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最晚在两宋时，天朝的海船已经到过非洲东海岸。所以，以一统华夷、将朝贡规则推广到整个天下为目的，以怀柔远人为手段，大明开始了近三十年的航海活动，游历了天朝人眼中的整个世界，最终出现了“德泽洋溢于天下，施至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视，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的结果，可以说，明成祖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qs
发表于 2007-9-4 15:16:54
三、2、麒麟与郑和下西洋（下） 不过，善后工作却成为大明的一大负担。郑和下西洋带来了这么多贡使，总得招待吧，作为怀柔远人的重要手段，大明向来厚往薄来，所以，对于郑和招徕的贡使，明人严从简在《殊域周咨录》中是这样记载的：“凡贡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货来，皆倍偿其价。”可以说，天朝泱泱大国的风范是以巨大的利益牺牲为代价的。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本来就需要巨大的财力来维系，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绛》中说：“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余万归。”实际上，剩下的百万两也被用于修建寺庙去了。可见，为了维持这一壮举，大明的财政已颇为吃力，再加上航海活动本身又无法盈利，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也就无从谈起，所以，郑和下西洋只维持了不到三十年就宣告结束：在1433年最后一次出海后，明宣宗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动。到明孝宗时，郑和的航海档案也被以“于国家何益”为理由烧毁了。既然圣德被及远夷的目的早已达到，朝贡体系已经光大并稳定，下西洋这个费力又费钱的活动在天朝眼里就如同鸡肋一般，所以，它寿终正寝的命运从开始就已注定。 现代人总是遗憾，为什么郑和下西洋的同时不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呢？这样做起码可以做到自收自支，以维系这个庞大的航海项目。其实，古人不是傻子，如果那时的海外贸易真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他们是不会放弃的。虽然孟子曾谆谆教导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毕竟趋利是人之天性，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人们总是能充分发挥所有的主观能动性的，天朝历代政府都实行盐茶专卖制度就是最好的表现。所以，问题应该是，截至到大明中期，天朝的海外贸易真的能给天朝带来巨大的利益吗？ 不可否认的是，天朝本身就不是金银这样的贵金属的重要产地，自北宋开始，伴随着商业的发展，天朝在流通领域陷入到前所未有的钱荒局面，也就是说，市场上流通的以贵金属充当的货币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天朝商业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所以，两宋不得不大量制作铜钱，可是，由于铜钱价值低，这一手段并不能满足流通流域的需求。本来，这一切可以通过海外贸易来解决，遗憾的是，天朝传统的贸易伙伴们贵金属的产量也不多，日本白银的大发掘是以后的事情，这使天朝的海外贸易方式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自秦汉开始到明朝中后期以前，天朝的海外贸易以物物交换为主流。 另外，天朝的贸易伙伴基本都是小国寡民，购买能力有限，对天朝货物总的需求量并不高，他们反而想把天朝作为自己商品的市场。这种局面导致有时物物交换的局面都难以维持，为采购外国货物，天朝不得不支付金银这样的贵金属，两宋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财富不但不能积累，还不断的外流。天朝的茶叶、丝绸等货物大量出口，那是西方与天朝航线开通以后的事情了。 而且，由于中国的地大物博以及传统工艺上的优势，外国的日常生活用品在天朝根本没有市场，所以，专供皇室、贵族、富豪使用的珠宝等奢侈品成为进口货物的主力。这些东西不仅能在社会上层掀起奢靡之风，更重要的是，这些奢侈品价格昂贵又具有保值、收藏的特性，使它们在进口后，很难再进入国内的流通市场。 两宋及元朝因为超前的财政结构，造成巨大的财政开支，也正因为如此，两朝政府极为重视海外贸易，将商税收入当作弥补财政亏空的重要手段。不过，这种低层次的贸易是有其弊端的，其虽对增加政府收入有所帮助，但由于没有贵金属通过贸易的方式从海外流入国内市场，在整体上，海外贸易并不能增加天朝财富，两宋的海外贸易甚至以白银和铜钱的外流为代价，反而加剧了天朝的钱荒危机。上一章也说过，为解决钱荒，两宋、元朝以及大明初期都不得不发行纸币，但由于缺乏国家信用又没有铸造或储备发行纸币所需要的准备金（即古代所说的钞本），纸币贬值异常迅速，从而导致了极度通货膨胀的局面，反而搅乱了天朝的商业市场。 具体体现到郑和下西洋中也是这样的。郑和船队主要采购珠宝等奢侈品，并且以物物交换为主要的采购方式，天朝的茶叶、丝绸、瓷器成为交换的筹码，很多时候，因为海外诸夷对天朝商品需求量不大，郑和不得不以支付金银作为交换的手段，使得本来就不宽裕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前面所分析的原因，采购回来的珠宝，只能供皇室赏玩、收藏之用，不可能通过进入国内流通市场来换取差价，而且在根本上，也不能增加整个天朝的财富保有量。可见，贸易伙伴的弱小，使郑和根本不可能从贸易中来完成自我造血，而为天朝积累财富更是无从谈起。无利可求的局面使天朝对发展航海事业也失去了兴趣，要求当时的天朝统治者以超前的国际战略眼光看待海洋，是不现实的。 西方国家也面临着和天朝同样的困难：缺乏贵金属。西方国家解决问题的手段是赤裸裸的掠夺，这就导致了西方航海探险船队与郑和船队不同的境遇：掠夺与贸易不同，它需要的成本不高，只要有能够维持航海所需要的资金就行，所以，西方的航海能带来超额的利润，这是本着和平外交为原则的郑和船队所做不到的。由于有利可图，极大刺激了西方国家和私人发展航海事业的动力，使西方的海洋事业从而有了质的飞跃，为他们下一步更好的掠夺创造了基础，最终为西方注入了更多的财富，使西方迅速的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总之，在大明中期以前，海外贸易并不能在实质上给天朝带来利益，这使大明的皇帝们失去了发展海外贸易的兴趣。不过，由于海外诸夷国内市场狭小，普遍重视同天朝的贸易关系，所以，明太祖也就将计就计，让贸易这块鸡肋服务于政治这个大局，把朝贡与贸易捆绑，使海外贸易成为诱使诸夷朝贡的诱饵，彻底沦为朝贡体系的附庸。 就这样，大明海禁的政策持续了近二百年，直到1567年的隆庆开海，天朝的海禁才算是结束了。隆庆开海最大的原因是所谓的“倭乱”，不过，在其深层次背景中，却也有美洲与日本白银的大发现，整个天朝将掀起一场输入白银的运动，我们将在第五章中讲到。 其实，真正让人遗憾的是，如果在郑和下西洋一百五十年后，天朝有如此壮举，说不定整个历史将会改写，因为在那个时候，郑和们会发现这个世界大量充斥着天朝人渴望的贵金属——白银，他们甚至不用掠夺这种卑鄙的手段，只要依靠通常的贸易行为就可以把这些白银带回天朝。然而，遗憾的是，亏空巨大的郑和下西洋早已成为大明的反面教材，皇帝们对开拓海洋已经失去了兴趣，再加上北方边疆的军事压力，此后的大明政府也无力组建庞大的船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