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由儒转玄的表现（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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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由儒转玄的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实时中国文化一异类，其风格与上承之汉和下起之唐的文化决然不同。与正统的儒家文化大相径庭。这种迥然相异的文化如何在短短的汉魏之际形成之后又很快的消失，很值得人们的深思。《世说新语》恰好记录了由儒转玄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从中真切的体会到整个转变的过程。
    魏晋时期文化由儒转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一个过渡。这个过渡便是名理之学。名理之学上承汉末清谈，以儒家的正名之说为旗帜，行法家之精神，对人物进行品评。同时，对人物品评的抽象化后，其思想又类于道家，所以，明理之学能够下继魏晋玄学，成就了中国文化的异类。对人物的识鉴在《世说新语》中多有涉猎，这也是受名理之学的风潮影响，亦反应了这种过渡。

一、借助名理，儒玄思想之转变

东汉末年，国家丧乱，虽然儒学的地位仍然是绝然超群，但是面对国家之丧乱迫使当时之人重新思考，因而形名之学大盛，据《世说新语 言语》所记，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由礼法变刑法，实是当时的变化。

这也是传统士人在乱世中找到的重新走向治世的方法，当然这方法是否有效要另当别论。 他们找到的方法便是发挥东汉末年的清谈学问，以名教的重形名、正名位为幌，走向了形名之学的道路。在识人上开启了名理之学。

名理之学之所以能够成为由儒转玄的过渡，原因有三，首先，名理学家多是儒家之徒，其本意还是想要恢复儒家的礼法；其二，名理学家在品评人物时，自觉或不自觉的使用了道家的思想，逐渐的玄化；其三，本来为名理学家识人方法的言意之辩，逐渐扩展到整个思想领域，为玄学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工具。

前期的名理学与避于儒学的余阴下，而后期的名理学多以道家为理论。《世说新语》记载了儒学世家——陈群家族的小事，

“客有问陈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树生泰山之阿，上有万侧之高，下有不测之深；上为甘露所沾，下为渊泉所润。当斯之时，桂树焉知泰山之高，渊泉之深！不知有功德与无也！’”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对人物的批评也逐渐的由具体变为抽象，走向名理之学。

对人物的品评抽象化之后，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这时，道家的观点便被引入了进来。这也为由儒转玄打下了基础。何晏与王弼相好，但两人观点有很大不同，有人说何晏开启魏晋玄学之兴，是因为他倡导的将道家思想引入到名理学之中。《世说新语》记载，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本质上讲，何晏只是希望为名理学寻找抽象化的根据。他仍自认为是儒家之徒。王弼则不同，他是确确实实开启了魏晋玄学。

名理学中的言意之辩对玄学有着至深的影响。名理学中的言意之辩主要用于鉴赏人物。相关论述颇多，如，

“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但是到了玄学之中，得意忘言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是生活方式。如，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玄学借用了言意之辩，并且将其发扬光大，将原来的简单的识人之方法变为一哲学的方法论。并以此为武器战胜了传统意义上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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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儒到玄，士族的选择

由儒转玄是魏晋以来世家大族的共同选择，其原因也与时事密切相关。首先，东汉乱世，为保全家族由实务虚。《世说新语 言语》记载，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时融儿大者九岁 ,小者八岁，二儿故琢钉戏，了无遽容。融谓使者曰 ：‘冀罪止于身，二儿可得全不？’儿徐进曰 ：‘大人岂见覆巢之下，复有完卵乎？’寻亦收至。”

这种前车之鉴，使得世家大族选择由实务虚。而针对国家丧败，为了针砭时弊，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传统儒学及其政治功用的弊端。这种对人事的反思逐步深入到思想领域，玄学因而兴起。最后，玄学之兴却是与魏晋的世家大族制度近乎于“贵族制”有关。玄学之兴使得世家大族有了对抗皇族的思想根据和内心的源泉。如元帝与王氏之关系，之所以可以不顾君臣之礼，在心理上实有玄学之功用，《世说新语 宠礼》一载，“元帝正会，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辞，中宗引之弥苦。”

这种世家大族的转变可以再东晋四大家族中可见其端倪。

琅琊王氏之是最早进行这种转变的大族之一，也是受益最大的士族。《世说新语 德行》十九记载，“王戎云：‘太保居在正始中，不在能言之流。及与之言，理中清远。将无以德掩其言！’”《世说新语 赏誉》一又载，“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可见玄学还未兴起之时，琅琊王氏已经与玄学颇有渊源。到了琅琊王氏的下一代王衍当权，玄学大兴，王氏遂成清谈领袖。

如果说，琅琊王氏其受道家影响较深，转修玄学理所当然。那么庾、谢两家则是由儒转玄并且由此成为世家大族中的显族的典型例子。

庾家之转变在于庾信叔父辈的瘐敳，如，“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当时瘐敳转向玄学实际上更多的处于现实的考虑，《世说新语》对其有详细的记载，瘐敳修习玄学，却是抱有功利之心，希望以此结交权贵。如“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最后，终于成功，有了“庾中郎与王平子雁行。”庾家借此发达。庾家的玄学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庾家对此抱着相当复杂矛盾的心态，《世说新语》记载，

“孙齐由，齐庄二人小时诣庾公。公问齐由何字，答曰：‘字齐由。’公曰：‘欲何齐邪？’曰：‘齐许由。’齐庄何字。答曰：‘字齐庄。’公曰：‘欲何齐？’曰：‘齐庄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庄周？’对曰：‘圣人生知，故难企慕。’庾公大喜小儿对。”

但是毕竟实现由儒转玄。

谢家之转变赖与谢鲲、谢尚，至谢安一辈终至大成。谢安曾经评价谢鲲说，“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同时又将谢尚比作颜回，谢鲲也有劝王敦之语：“近者，明公之举，虽欲大存社稷，然四海之内，实怀未达。若能朝天子，使群臣释然，万物之心，于是乃服。仗民望以从众怀，尽冲退以奉主 上，如斯则勋侔一匡，名垂千载 ”可见谢家在儒玄之间的徘徊犹疑。到了谢安辈时，已经完全投向玄学，《世说新语 言语》七十曾载王羲之与谢安之辩，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当时的清谈内容便是玄学。

东晋四大家族，由儒转玄实际上是整个社会风潮变化一典型。这实际上是对汉以来儒学的失望和反动，也是对皇权的反动。这与门阀制度互为表里，对抗汉学与皇权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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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玄地位的变化

儒学本是治世之学,处于乱世，其实际功用不如法家、形名之学。东汉以来，儒学深入人心，所以到了东汉末年的乱世，即使行法家、形名之学之实，但还是要说是儒学的东西，披上儒家的外衣。到了后来，道家把这层儒家外衣脱了便成了玄学。

儒学与玄学地位的变化经历了大致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儒家是为正统，萌芽中的玄学庇佑在儒学名教之下；第二阶段为玄学始成，并逐渐成为风尚，玄学渐渐与儒学分道扬镳，成鼎足之势；第三个阶段，儒学处于下风，玄学成为主流；最后，儒学荒废，所存者也多依附于玄学。

东汉末年，儒学依然占绝对主导的地位。《世说新语 德行》第四说

“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 后进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为登龙门。”又云，“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

这实际上反映了东汉末年儒家的地位仍然很高，但是这种超然的地位随着国家的分裂而受到极大地挑战。

东汉三国之际，天下大乱，无论曹魏之统治，还是诸葛亮治蜀，均重名法，重现实的治理。但是仍然深受儒学之影响。《世说新语》曾记载，庞统自己与儒学之人的比较，

“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 ：‘闻子名知人，吾与足下孰愈？’曰 ：‘陶冶世俗，与时浮沉，吾不如子；论王霸之余策，览倚仗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长 。’劭亦安其言。”

这实际上反应了儒学地位的下降，过去独尊的地位受到挑战。这时，挑战儒学地位的并不是玄学（此时的玄学并未真正形成），而是形名之学。后来形成了魏晋时期的名理之学，汤用彤先生称之为“准玄学”。当名理之学与老庄完全相合，且不仅仅局限于品评鉴赏时，玄学便产生了。

真正产生玄学的是王弼，王弼精通老庄之学，但仍然以儒家自居。《世说新语 文字》中记载，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

这种对待儒玄的态度反映在正始玄学之时。到了竹林玄学时期，便有了变化，竹林名士直言，“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到了这时，玄学已经开始和儒家脱离关系了，不甘居于儒学之下。但是竹林名士的这种与儒家脱离关系，并不是不认同儒学，更多的识对现实的一种反叛，不若后人的彻底决裂。《任诞》中多有他们越礼之事，但是有关阮籍的记载颇值得玩味，一则说，“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 。’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 ！’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一则又说，“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这种微妙的心情与态度，很能说明当时的竹林名士对待儒学之态度。

《世说新语 文字》中对儒玄的争执和妥协有如此的记载，“傅嘏善言虚胜，荀粟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 ：‘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 ；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

这时已经到了元康玄学时期，儒玄的争执和相合实际上反应了儒学与玄学在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儒玄的相持。

到了元康、元嘉之际，郭象注庄子，至此玄学在理论上胜过了儒学。儒学进而真正意义上走向衰微。《世说新语 文学》记载了郭象注《庄子》的事情。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竞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郭象注庄子的本意是调和儒玄两家，调和的方法是儒学主现世，老庄主抽象化之根据。这样一来却把儒学置于玄学之下，从而帮助玄学打败了儒学，儒学走向衰微。

儒学的衰微反映在自身的变化和世人的态度上。到了东晋，儒学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言语》记载了当时的所谓的名士对儒学的态度，

“刘尹与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

此时的儒学不得不降低身段，委身于玄学。延续着自己的存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隋唐大一统时期才得以改观，此时，北方统一南方。北方之传统儒学因此重新成为主流，而南方的玄学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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