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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人類學傳統解析中人類最早是過著搜食生活，這些人類過著遊居的生活直到發生了定居革命，這是人類劃時代的變化，讓人類從散漫的游群進入到定居，而這種變化產生的最重要的一個概念叫”共祖”，即是一群人有著共同的祖先。
這種”共祖”概念，構成了早期的部落核心，即不同的血緣團體因共祖而成為一種集團，進而成為聚落，乃至形成更大規模的群體，定居之後，人們逐漸的開始思考，人與人相互之間關系，因為定居不同於遊群，是必需長期相處的。 再過去，大部份的學者認為城邦（Polis，City-state）是古代希臘、羅馬所特有的一種國家形態，然而，隨著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和古文字研究的發，對整個世界逐漸有了新的看法。 日本歷史學大師柄古行人的看法是這樣子的，他支持都市、國家先於農業這個論點，也就是說人類先定居定居以後形成一定規模的聚落，農業才得以產生，而柄古先生更進一步認為，這些被稱作 原-都市的更準確應該說是 原-都市-國家，也就是說，在他的想法理都市誕生之時，國家同時也誕生即為，原始國家的雛型誕生於原-城市起始時這樣的概念，換而言之，柄古先生視酋邦的形成，為國家誕生之時。
我大概帶一下柄古先生的概念，他認為人類歷史是由交換模式所推動的，而所謂的國家就是排除某種程度上的互酬，由人與人間，變成 人與國家與人間。
我們知道，人類從散漫的游群進入到定居 有個概念叫 共祖即 有著共同的祖先，當人類由氏族擴大到部族在到國家這種歷程，這種"共祖" 概念就成為"神"。而早期的王權夾雜的神權的概念，在進一步的結構，就是 馬克斯所謂的亞細亞型，他認認為: 亞細亞型態是人類從未開化社會轉化之後的最初型態，也就是農業共同體。
(關於亞細亞模式的更詳細，請自行翻閱馬克斯的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篇的第十二章，就自己看，我就不講了)
但，柄古認為反是，也就是說馬克斯認為 亞細亞型態先於專制的領域國家，柄古認為的反是是他認為領域國家的形成先於亞細亞形態，而這些估且稱之亞細亞式的廣域國家(下文稱廣域國家)基本上是來自於多都市或城邦國家的競爭的最終結果，不同於傳統殘餘氏族痕跡的社會-政治體制，而在宗教上，實現了 人與神的分離；另外對廣域國家不可缺少的是"法"與法治的概念。
雅斯培(德國哲學家)所提出的 軸心時代正式因為這種狀態也就是在城邦轉化成廣域國家的狀況下產生的，或則準確說原先人的國家概念 是點，到了城邦體制的晚期，人們對國家的概念逐漸的由點變面，並且誠如柄古講的社會結構改變了。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城邦時代晚期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遷，所以成就軸心時代思想就是這樣激蕩出來的；易言之，正是因為社會在發展過程中產生改變，所以當人們開使對社會有了新的定義以後，自然而然就會產生新的想法，凡人總是會想追求所謂安生立命之處，而這些概念必需符應社會型式，軸心時代，就是面對嶄新的人與人關系而產生。
另外，也是柄古的概念，亞細亞式的國家，並非是氏族社會的延長，而是改變；這種體制下的 類氏族的結構是.國家為了統治而造成的，並非自然產生。反之，如果集權式的王權不存在，則亞細亞式的農業共同體也不會存在。
在此不得不提到一些破除誤解的部份馬克斯說 亞細亞式的農業共同體 叫作 "全體隸從制"但是這種制度應該並"非"是農奴制，也"非"是奴隸制；而是 每個人都是一個自治共同體的一員，而 共同體之全體 則屬於王所有，王不需要介入共同體，而是國家讓共同體有自治的權利，人們自然會受到共同體約束。
再者很多人會認為，亞細亞式的專制國家，往往殘酷地虐待人民甚至踐踏它們的生命這種看法是不對的，這邊我舉韋伯(Max 韋伯，如果不知道他是誰，請自行百度)的說法，韋伯認為西歐的”福利國家”的概念是產生，是在近代絕對君主時代，韋伯認為，這是因為這種類型的統治必需仰賴臣民的善意才得以存在，所以實際上，為了統治，亞細亞式的國家君主是不會隨意踐踏他們的人民的，這些亞細亞模式的國家普遍存有 "王應該保育其民"這種概念；當然天朝例子大家都知道，另一個例子，波斯 的 居魯士 更是以 "父親" 這種慈祥概念名留西史，甚至受到猶太人的懷念他是少數猶太人有好感的異教君王之一....。
還有一種誤解是任為此等國家可以控制每一個角落，老實講這不可能做到的事...實際上此種王權是架築在復雜的各種共同體之上，這些共同體都有大小不一的自治權，他們相互統合形成一種平衡，也就是說，實際上，王並不能真正的掌控，也無法掌控每一個角落。
到此做個解釋小圖:
未開化(....)>>>>>經氏族、部落、共同體balabala>>>原都市-國家>>國家>>>形成
亞細亞式的廣域國家
而廣域國家在進一步呢?這邊我在放入華勒斯坦的 核心邊垂理論，以及衛特夫的一些概念，我在加以修改，假使以"文明"也就是有著一定的文明的區域為核心可以區分成 核心(即文明核心)-亞周邊-周邊----圈外這樣的模式。
什麼是亞周邊呢?舉例而言，希臘就是在文明中占據了亞周邊的角色，所謂亞周邊的角色，即意為他在一個，足以接受文明，但又無法被核心文明併吞的一種狀況。這種狀況使得希臘諸城邦雖然形成了傳統的都市城邦，但沒法進一步成為集權式的領域國家；而其接收東地中海諸國的高度文明技術，但是卻仍保留著濃厚的氏族社會習慣。其實羅馬也是類似的樣子。
我想或許有人想問那亞歷山大呢?馬其頓呢?我來回答這個問題，其實某種意義上馬其頓應該算周邊文明，他並非是圈外但是他在核心(這邊的核心指兩河-埃及的高度文明)之周邊，受到核心文明深刻的影響，對其而言，它即是希臘的周邊，也是兩河-埃及高度文明的周邊，所謂的周邊，就是直接會受到核心影響，並且有可能會被併入核心部份的地方，易言之，核心-周邊 二者，前者會傳播乃至侵入占領周邊；而後者除了接收核心文明之外，也有可能反過來入侵核心，形成一種持續性的互動關系，而不同於亞周邊。
馬其頓進入歷史舞台是在波希戰爭之時，最初他的角色是一個波斯從屬國，然後在戰爭中又交與希臘軍事情報，如此進入了希臘諸城邦的圈子中，而後來使馬其頓強大的重要改革，是腓力二世(亞帝之父)打壓傳統部落-城邦式的公民大會與貴族會議，並且建立一支忠於王室的常備軍。
所以實際上，雖然說馬其頓有著濃厚的希臘色彩，這因為他屬於希臘的周邊，可是他與隨後的繼業者王國，又都深具的西亞-埃及式的 廣域國家型態，他們的特質與同為周邊的愛奧尼亞比較像，那是一種廣域的，融合式的思考。
那羅馬呢?羅馬原先也是亞周邊，但隨著其擴張逐漸有了變化，當羅馬成為意大利中部霸權時，他的角色就從亞周邊轉為周邊，也就是說，他必需直接面對意大利南部與西西里的希臘城邦，但是，即使如此，羅馬依舊殘留著濃重的城邦氣息，這也是為何"羅馬皇權"有著一定獨特性的原因。
回過頭來說，在亞細亞式的廣域國家更上一層是什麼呢?是世界-帝國這種模式，該模式有一個早期發展，到了晚期則越來越鮮明。
如果在西方的歷史來論的話我認為最符合的大概就是 Late Antiquity的年代，也就是後古典時期，也就是晚期羅馬-東羅 跟薩珊波斯帝國時代，而在東亞世界我在思考，如果是東亞的話 或許 "中古"年段可以算是。
(這邊所謂的"中古" 乃是這樣分的 上古-戰國-秦-西漢 為古代 東漢-唐-五代 中古)
這種帝國是種包含數個廣域國家與共同體的系統，他常有的元素有，共通的技術、共通"語言:"，另外是一種世界宗教。
我們如果思考此種模式會發現他們有一套共通的結果，如前述，他們都是超越在廣域國家之上，又下轄無數的不同的共同體，因此，帝國"必需" 創造出一種共識與概念，但是， 又"不得不" 讓這些共同體有著一種自治狀態，而越到後期的世界-帝國的成份越重，社會性質的同一性也就越高。
舉例而言，在古典後期的年代，薩珊與羅馬二者越來越相像。
兩者都是一個帝王與皇室所組成的，而這個帝王則同時受到一種國家宗教支持。晚期羅馬帝國皇權的本質上皆"奉主耶穌基之名"，皇帝對國家、社會、教會有一個終極責任 ，即承擔神授君位的同時，必需負擔散播國家宗教所傳的 "正確見解"(orthe doxa，此二字為希臘文，眼熟吧，東正教會字源就在此)。
在君士坦丁堡的諸君們，既是 皇權帝國的國君，又是從上帝降命的獨一真教的元首；因此，皇帝們認為自己使命是普世性的，把帝國和平與基督信仰到到世界各地是他們的工作。而東羅馬的大臣們會給皇帝冠上 諸如 kosmokrator(世界統治者)乃至khronokrator(古今統治者)的名號。
同理，薩珊波斯有也一個 國家宗教，在沙普爾一世表揚自身功業的銘文中他是這樣講的：”我，Lord 沙普爾，崇敬馬茲達者，伊朗和非伊朗地方的諸王之王(Shahanshah)，乃諸神苗裔，....”，波斯的王權是建立在巨大的薩珊式的瑣羅斯德教國家教會上面；一如晚期羅馬帝國，由一個巨大國家教會，由一個萬王之王維持、守護，同時該教會在回頭來聖化這個皇權。
而兩者皇帝之下一個極度復雜的官僚體系，羅馬晚期帝國，皇帝所信賴的最高級的官員是行政管理官、聖宮檢察官、神賜物品官，以及皇帝的內臣，前三者分掌行政、法律、財政，後者則是皇帝近臣。然後在這些重臣之下是一個復雜的行政系統 ，遍及整個帝國。
而有著歷史悠久的官僚傳統的波斯帝國，中央則擁有七個平行而精美行政部會，包含了司法、宗教禮儀、財政與皇室財富、秘書處、軍事等等，其下亦是層疊的行政體系。
另外，正因為該種帝國有著獨特的維持王權的國家宗教，此種國家宗教都有相類的特質，雖然必非全部，但是，至少薩珊與晚期羅馬帝各擁有個排除異端的排他性宗教，以確保人民正信與皇室的威望。
另外，我們知道這二者都擁有一個城市、農村，以及一個高度社會分化的社會體系，並且為了維護龐大的官僚、以及許多異質性的社會群體所組成的帝國，此二者均有一套復雜法律系統在運轉，而這套法律系統又吸納了國家宗教的價值，在不知不覺中對臣民產生影響。
兩者的同一性，最中乃至在各種藝術上的趨同，馬賽克、拱頂，建築、雕刻藝術等等。
另外，這邊話題回到國家宗教這邊來，二者的國家宗教是一個日漸型成而勢力龐大的教會體系，在波斯這些人甚至成為了教袍貴族，對國家有重要影響力而。在巨大的國家體系下宗教的價值觀，藉由神職人員在民間的灌輸，對於社會文化、倫理有不可抹滅的影響。
這邊我不得不提尼采，他說:”朝向世界帝國的演變，同時也是朝向世界神的演變”，如果，回顧我剛剛所講的假定人類社會由定居後，所逐步形成的”共祖”概念轉化到早期國家"神"的概念以後，人類就與這種概念產生共存關系。
但是，隨著廣域國家的形成乃至成為帝國，帝國吸納了大量無所不包的地域這些地域各有著復雜的不同性質的共同體，而這些地域所擁有的神祇也被廣域國家與帝國吸納進去了，代表性就是 羅馬的:"萬神殿"。
羅馬四處征伐，接納了一堆神祇，但是，最終接受了基督教，這是因為，在羅馬成為帝國的以後，他逐漸的需要一個新的概念，單單皇帝=神的概念，在三世紀危機以後，並不足以滿足群眾的需求，於是，他必需接納一個具有超越性的普遍宗教，最終，由君士坦丁一世選擇了基督教。
雖說帝國並非普遍宗教的出現的充份條件，但卻是必要的條件；不管是否接納一神教，世界帝國都需要普遍性的"神性"，用此彰顯著其背後隱微的皇權意志，讓帝國內的廣土眾民趨服於前。
這邊離題講一點，部落社會或則是更小型的氏族社會，常都有著其獨特的武士傳統，而此種 戰士群體又往往是統治階層，但是對於一個廣域國家乃至帝國來說，真正統域廣土眾民的乃是帝王之下的官僚體系，因為當統治的地域遠遠超出傳統共同體所能掌握的大小之後，武士是否是為領導階級就並非絕對，王也"未必"要是武士。
但是，這樣一來要如何彰顯 王或皇帝的統治高貴性或權威性呢?
很簡單，那就是"禮儀"，不管是晚期的羅馬還是波斯帝國皇室權威，都由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繁復禮儀所維持，在晚期羅馬，戴克里先所創造的新的羅馬帝國，皇帝搖身一變成為神授的君主，戴克里先與君士坦丁的宮廷裡到處都是神化統治者的排場；在正規場合，皇帝穿著鑲有寶石的官服，戴著三重冠，拿著節杖，享受他那至高無上的權威而群臣則匍匐在聖駕前，乃至受召見時，諸臣必需親吻皇帝甚至是皇后的腳趾...
同理，當劉邦帶領一群草莽英雄登極為帝以後，一直到統一天下的第七年，在叔孫通定下禮儀有了成果之後，原先充斥著草莽氣息的亂七八糟的集會，一轉為行禮如儀的宮廷之後，連向來不屑於儒生的劉邦也不得不感嘆：「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透過禮儀使皇權聖化，乃至使用普遍宗教，甚至是構築共同貨幣、技術、語言等等的手段，廣土眾民的廣域國家也就逐漸摸索成為了世界-帝國，把有著不同群我概念的共同體，轉化成一個在帝王之下的一個同質性接近的群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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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眼
声呐
发表于 2013-6-28 10:19:56
沙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