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的清流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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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894年，天朝上国大清被东亚新强日本打败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给清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致了一封劝降书，直陈中国之败乃在“文艺”。那位在战后奔赴日本签订屈辱条约、为此背负卖国贼骂名的中堂大人李鸿章，其实早就一万个明白，清朝到底因何而败。

　　早在同治十年(1871)主持与日本签订《中日修好条规》，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大清国的未来威胁是在身边。此后三十载，他无时无刻不告诫朝野上下应警惕日本。但他的未雨绸缪，却都如对牛弹琴。甲午战事开启之前，李鸿章曾有增兵朝鲜计划，却马上被更大的当家者——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翁同龢所否决，更早当北洋海军要求增购新舰时，同样为执掌财政大权的翁氏所不允、不予出钱支持，导致自1888年至1894年间，北洋海军未新购一艘新舰，舰艇吨位虽号称世界第八，装备技术水平却显著落后于时代。设若及早更新海军装备、及早增兵，中日之战局究竟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翁同龢等人给李鸿章的战争准备使绊子，莫非有意向日本出卖大清不成？非也。当日本对大清发出战争威胁时，翁同龢的主战论调，一时比谁都高，他的一番反日“爱国”言论也引得了士大夫们的一片喝彩，大清政府也在他的鼓噪下，真的选择与日本开战了。但结果，却全不是他们所能想到。

　　翁氏的言战主张，初看起来是尚武精神勃发、一心为国家着想，为何却输掉了国家命运？原因就在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文学习惯”、伊东佑亨所称的“文艺”。此君之尚不过是时时站在道德制高点，而于战争筹划及战争之风险，却皆一无所知。翁氏是道德文章做得花哨但于实务却颟顸无方的典型，这又是晚清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状态。在国家危难之际，晚清崛起的一批“清流”，一度被时人以为是希望所在，回过头来看，其实正是他们把一个风雨飘零中的帝国进一步送入了不归之境。如翁同龢一样，张之洞也是当时的有名“清流”之一，洁自自好、是个“清官”，那还真是不假，但他也因此自傲，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结果所兴“公利”多成“公害”。

　　相比之下，李鸿章则是另外一种类型，李氏自称裱糊匠，力图修修补补，通过对一件件具体事务的改进，为大清政权重拾生机。太平天国运动时建立淮军、同光年间力推“自强运动”、万千纷扰之中创建北洋海军，鸿章所行，从不满足于嘴上说说，而是真金白银，看准了就干。实干家的特点是实事求是、务求实效，不满足于高企的理想和蓝图，还善于考虑技术环节，明白哪些须行、哪些可行、所行之事该如何办理、又应达致什么程度。

　　然而，如李鸿章那样愿做实事、把实事做好的，实在太少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所遭遇的，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在列强环伺的险境中，如何绝处逢生、力挽狂澜？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时影响极为广大，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主导群体的普遍认识，那就是中国的“道”仍是世界最好的，只不过“器不如人”。那么，“师夷长技以制人”，把西人的“长技”拿些来就是了，至于“道”，那是不必改变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群袖手谈心性的晚清士大夫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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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光绪年间，京师盛传“李鸿藻为青牛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这里说的是那些出身翰林的词臣言官，其直言敢谏，封奏联翩，一时号为“清流党”（又称“前清流”）。可惜的是，在之后中法战争中，风头最健的张佩纶受命福建海疆，结果马失前蹄，惨败而归。受此牵连，“前清流”一时折戟沉沙，陷于低潮。之后，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十余年间聚拢了文廷式、志锐、张謇等另一派年轻谏官（又称“后清流”），也正是这批人，对甲午年事影响至深。

战前：书生群起好战

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之乱后，中日分别派兵进入朝鲜，但清兵戡乱成功后，日方却拒不退兵，并进而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由此朝鲜危机愈演愈深。在此情况下，清廷方面也意识到战争的威胁，一些主战派官员认为，“日本狡谋叵测，断非口舌所能争”，而“朝鲜之于中国，势比唇舌而亲同骨肉，今日之事，虽愚懦之人皆知朝鲜不可弃也”。

之后，户部主事裕绂上奏朝廷，称“日本偏僻处于东洋，全境不过中国一二省之大小，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御史叶应增也上奏说，“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都察院吏科给事中褚成博就说得更清楚了，其认为日本“岛夷小丑，外强中干”，“我中华讲求海防已三十年，创设海军亦七八年”，北洋海陆军“技艺纯熟，行阵齐整，各海口炮台轮船坞一律坚固”，面对“区区一日本”，应“决意主战，大加驱剿”；如今朝鲜问题处处棘手，原因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怯懦畏战，导致日本咄咄逼人。因此，褚要求朝廷“严旨责成该大臣，妥为筹办，不准稍涉因循”。

中国士人一向不把日本这样的“蕞尔小国”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清国大，日本小；清国人多，日本人少”，大兵一到，日本必然一鼓荡平。在此乐观情绪下，就连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向伦敦报告：“现在中国除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999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

清流们不切实际、对国际事务的懵懂无知倒也罢了，此外还有另一种论调更可怕，那就是企图借外战树威。礼部侍郎、帝党志锐就说，“如清国一战扫平日本，则可因此刷新格局，振奋精神，以图自强，从此昂首迈向强国之路”；编修曾广钧也认为，“中国可趁此机会，剿灭日本，建立奇功。”如此，既可除卧榻之患，又借以震慑西夷，岂不美哉！？

光绪毕竟年轻，经验不足，被这些人一鼓噪，便成了最坚定的主战派。但是，光绪从小长于深宫而养于妇人之手，其有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但对中日军事力量不甚了了。而其身边的帝党清流们，翁同龢本人不谙军事也从未做过外任官，更不要说统兵打仗，其他如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帝党成员也都如此。就是这些人，却在甲午年中一味主战而浑然不知其中的巨大危险。

史学家唐德刚曾说，道光、咸丰和光绪祖孙三人分别应对两次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时，其心态如出一辙：“开战之初，三位万岁爷总司令都意气风发，坚决主战。臣民有畏缩主和者，简直是杀无赦。可是迨战争爆发，洋兵把清兵打得一败涂地，万岁爷又惊惶失措，抱怨当初主战者欺君罔上，误国误民，要他们提头来见。”

正因为帝党主张“有争无让，事在不疑”，小皇帝才不断辱骂并逼迫李鸿章立刻率领过气的淮军杀奔战场，至于有无准备、结果如何，从不考虑，或者干脆瞎指挥一通。开战前，光绪皇帝发布上谕，派大军入朝。两天后，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其大为震怒，“传懿旨亦主战”，并给李鸿章发去措辞极其严厉的电报：“现韩倭情事已将决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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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一味攻讦，横扫北洋

丰岛海战后，中日同时宣战。据翁同龢日记，在平壤之战激烈进行之时，其在私宅与家人中秋赏月，秋风徐来，他才想起前方将士尚着夏衣。平壤失守后，以翁同龢、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大臣草拟两道奏片，其中一道即请旨严厉处分李鸿章。中午时分奏折递上，下午即得旨拔去李鸿章花翎并剥黄马褂。如此，翁同龢还对门生张謇说，“将不易，帅不易，何论其它，此天也。意中之事已如此，即意外而意中之事亦如此。”其失望愤懑之情，溢于言表。

战争的一再失利，帝党清流们不是想着如何解决问题，而是一味地将攻讦对象指向李鸿章及其手下的淮系文武大员。如御史李念兹说的，“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由此，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其他淮军陆海军将领如叶志超、卫汝贵、丁汝昌、刘步蟾等无一落网，甚至还包括了李鸿章的幕僚如盛宣怀及李之亲属子侄李经方、张士珩等。

文廷式在《闻尘偶记》中说，当时他“每事必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这些攻讦行动中，最出风头的也正是文廷式、安维峻、志锐、张謇等人。期间，文廷式曾联合35位翰林上《请罪李鸿章》折，张謇也联络多人上《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其他如沈曾植、黄绍箕等也不甘落后，这些喊打喊杀的奏折都曾轰动一时，但由于李鸿章正处战争指挥之责，慈禧力保其不倒，这不免让清流们颇感失望。

帝党清流们为攻讦北洋集团而不惜夸大事实甚至造谣中伤，以此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类似例子比比皆是，如御史张仲炘在奏折中称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出使日本时与日本皇室往还甚密，并议聘明治天皇女为儿媳。如此“故事”，连翁同龢都看不下去，称其“语绝奇”，但李家出了个“日本驸马”的谣言却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再如对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攻击。安维峻曾弹劾说，大东沟海战失利后，“该提督方安然晏坐于蓬莱阁重帷密室之中，姬妾满前，纵酒呼卢，而视如无事。在该提督诞妄性成，且自谓内有奥援，纵白简盈廷，绝不能损其毫发。”为此，光绪皇帝火冒三丈，几乎就要将丁汝昌就地正法。

最倒霉的莫过于淮系大将卫汝贵。平壤战败后，言官们纷起弹劾，最终前敌主帅叶志超斩监侯而卫汝贵斩立决。在其过程中，安维峻等言官攻击卫汝贵“军纪败坏”、“观望不前”、“不战而逃”、“克扣兵饷”甚至于其统领之位系三万两银子买来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指控，经后来的前敌统帅宋庆查明奏报，均非事实。但是，在平壤之战中表现最好的卫汝贵最终仍人头落地。也许，清流们并没有其他本事，唯有杀人之头来激励士气了。

战后：还是频频发难

甲午战争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安维峻冒死上折，其中公开指责慈禧太后“既归政我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乎？”一时朝野震惊。事后，因病未入朝的恭亲王奕?对同侪大为不满，说“这等奏折，归档了事。何必理他？诸公是否欲成此人之名？”最终，安维峻被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而士人争送之，传“大刀王五”也为之护送前行。不过，高阳却在《翁同龢传》中讥评说，安维峻沽直买名，竟窃得大名而去！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不愿单独承担议和骂名而要求翁同龢一同前往日本，但遭到后者的坚决拒绝，其理由是，“若余曾办过洋务，此行必不辞。今以生手办重事，胡可哉？”回复可谓冠冕堂皇。《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党清流们仍做慷慨陈词，其交章谏劾，认为签约“剜肉补疮，饮鸩止渴”而要求拒和毁约，迁都再战。话虽貌似有理，但清流们对其中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却完全不加考虑。事实上，如迁都再战，清廷未必不崩溃，而中国无非更早的进入内乱而已。

赫德曾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根本无正义可言，正义完全在中国一边。但单靠正义不足以成事，正如一根筷子不能吃饭，正义还需要第二根筷子——实力。可惜的是，中国人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希望以此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清末义士唐才常也说，清流党人“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一不主战，天下共罪之。”从这一层面上说，帝党清流们不是考虑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而是激于大义、按道德信条来决定是否战争，这无疑是一种清谈误国。如辜鸿铭在《清流传》中说的，“好大言，原是书生本色。盖当时清流党群彦之不满意于李文忠（鸿章），犹如汉贾生之不满意于绛候辈也”。

据说，恭亲王奕?临死前，光绪帝曾亲往探视。当问起“朝中人物，谁可大用”时，老皇叔坚决不提翁同龢。小皇帝等不及，就问“如今户部尚书翁同龢如何？”恭亲王挣扎着起身，大声道：“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也！”恭亲王老于世故，阅人无数，如此反应，似不无道理。戊戌变法前，翁同龢被罢回籍，其临终前也曾自咏一首：“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想必，翁同龢对后人之讥评早有预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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