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大清王朝情节和奴性

旧王孙

说起来，这可算是一个老问题了，一个延宕已久、似乎难解难治的顽症。 大约在4年前，有鉴于影视屏幕和文学作品中的“皇风浩荡”，我曾著文《何以“皇风”不减》在当时的《文艺报》上发表。几年过去，这一问题受到了更多人们的关注，但“皇风”似乎并没在多大程度上收敛，而且给我的感觉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形成一种“皇帝情结”，不，更确切些说是“清皇朝情结”。 当然，我也看到有明公说：研究历史、反映历史嘛，又怎么着？反映历史是没什么错的，其中包括清王朝的历史；如能以公正之心，以正确的历史观，客观地予以揭示，人们非但没有意见，还会视为可资学习借鉴的福音哩。问题是，所谓“情结”就是一种偏爱，一种迷恋，就不可能是客观公正地进行分解，具体表现为： 第一，对皇帝特别是清朝皇帝情有独钟，为此不惜加以美化，简直是“圣明”得无以复加；第二，尽情为之“隐恶”、淡化乃至略而不计他们对稍不顺从者的残酷镇压乃至无端制造令人发指的事件，如大兴文字狱等。对在思想领域的恋态式钳制造成的发展滞后的恶果几乎不予置理；第三，更有甚者的是，以无可抑制的感情代替理性分析，竟至渴望清朝前期的“盛世”延至数百年的后世，云云。 对皇帝、皇族、后妃如此，近年来就连王宫大臣也沾带皇恩，随之搭车上路。在影视和文学小说中一路看好。其实，名之为表现名臣、重臣，也脱离不开所处的那个大环境，还是因为盛世，还是因为“天子圣明”。而且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道瑰丽风景般的现象：愈是在过去受到指摘、被认为有阴暗面的大官大腕，愈是吃香得很。对于此点，我先要说，如果过去由于认识上或其他原因，对他们在评价上有所偏颇的话，今天理所当然地加以匡正不仅是可以的，而且还应视为一种社会进步。问题是要警惕一种“以前只要是怎么的现在就应该怎么怎么看”，不加具体分析，完全“以感情代替政策”，统统“平反”没商量。这就是一种另方面的偏颇了。归根结底，对清朝某一类（而不是对一切）的名臣、重臣滥施添加剂，说穿了，只不过是“清皇朝情结”的派生物而已。 那么，这“情结”的根源何在？开始时我曾归之为“惯性”所致。一方面是政治体制上的惯性，所以在清末代皇帝“退位”后又有袁世凯的“洪宪”短命皇朝以及辫帅张勋复辟等等。还有“臣民”心理上的惯性，这里既包括既得利益者对“朝廷”的留恋与感怀，又有不明事理者的迂见。后一种笔者记得小时候有一件事：我们村里有一位九旬高龄的“姥姥”，家里本不富有，也从未沾过什么“皇恩”，却就是张口闭口都是“大清国”、“前清那阵子有多好，皇上坐金銮殿……”如何如何。现在看来，就是一种幻影式的惯性作怪。 后来我又觉说服力不够，经进一步思考，补充归结为“对强势颤栗的膜拜”。对比“戊戌六君子”乃至于起始鼓吹革命的孙中山等，更不必说是普通士子，那慈禧老佛爷、李鸿章、袁世凯之类无疑都是强势的代表。而这种强势的形成是经过清朝入关后数十年的血腥镇压和百年文字狱的“辉煌业绩”奠定起来的。虽说是“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这对崇尚正义的“死硬派”是这样，而对为数不少的“现实型”汉族知识分子而言，还是不如匍匐在“圣明天子”和太后“老佛爷”的足趾前讨取皇恩，以同辈“不识时务者”的鲜血来染红缨帽上顶珠来得实惠。当然，在抿着嘴唇十分滋润之余也有几分隐隐的惶恐，所以我称之为“对强势颤栗的膜拜”。 “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的情况是有的，而且永远会有。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强敌入侵，几乎势不可当，甚至帝后皇族已降或者实不存在的情况下，不乏仁人志士起兵抗拒，其中毁家纾难、终至死节的官员知识分子也非止一二；虽未死者亦不肯降或流落四方或隐遁著述，总之大节不亏。但在我看来，如敌患势力浩大，骁骑横强，主流抗击力量缺失，仅凭有志者零散赴难，虽可取得短时小胜，却很难从根本上扭转既成态势。在这方面，如南宋末年以文天祥为代表的抗元军兵；明末清初则更多，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子、张煌言、郑成功、夏完淳等所组织率领的抗清义军的代表人物，他们多为当时的学者和诗人，典型的知识分子。面对不可一世、汹汹杀来的强横骁骑，决不认同为新的宗主；在敌寇创下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惨绝人寰的暴行面前，他们既不能承认此种霸权行为有什么合理性，更不会为之而折服。时间过去不长，有许多遗存可为铁证。我们今天仅从少年英雄夏完淳当时给亲属的书信和他被俘后在南京痛斥降清“大腕”洪承畴那种气贯长虹的义行，即不难看出一些士子对横暴的强势不仅不拜服、不合作，而且是不共戴天，至死不屈以至抱恨终天的刚烈气概。 但从“主流”来说，由于敌势过强，由于抗击受挫，应该说是多数官僚和士人还是经不得和耐不住强势者的高压与利诱，由开始时也许还有几分无奈到后来的“略带颤栗的膜拜”，再到后来干脆成为十分卖力的帮凶，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连主子都不易完成的“战略任务”。 两种人，两条道路，当然是两种结果。从一般意义上，从一般人都能解释也都能理解动因上看，是由于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当然包括生死观等）；之所以不同，又是因为所受的教育、家庭社会影响的不同所致。可是如再加推敲、细细比对，好像说服力又不那么足了。就拿降清的明朝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来说，此人为万历进士，十载寒窗，肯定是“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对孟夫子最经典的三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一定是烂熟于心，但就是这个文武大腕一旦兵败被俘，在短暂的装模作样之后即成为清方的得力鹰犬，对于原来的“自己人”残酷得无可比拟。能说他所受的“气节”教育比英勇就义的张煌言（张苍水）、夏完淳少吗？却为什么出现了南辕北辙的差异？再说家庭和社会影响。不错，夏完淳在这方面的影响是良好的，其父夏允彝、其师陈子龙皆以气节文章名世，而且都是坚决抗清之士。然而，那个洪承畴在这方面也决不稍逊一筹，其母是一位深明大义、志节超群的女性，传说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贤母之一，京剧中还有一出《洪母骂畴》的剧目可为佐证。但事到临头，贤母的训教成果何在？事实上早已飘至爪哇国去了。总之，洪承畴对孟夫子的三句箴言恰好来了个彻底的背叛。据如今的电视剧中所表，为了诱降洪大腕，清方的孝庄皇后亲自出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结果该洪在这种特殊规格的“软化”下彻底地匍匐在地了。看来仅从所受教育、家庭社会影响全盘加以解释，是相当地不够了；换言之，易解易懂的都有了，却还经不住认真比对。 还必须从不同人的骨子里去找。不能回避的是，不同的人生成的“元素”就存在着相当的不同点。譬如，作为一种科学，基因对于不同人的秉性是否全无关系？又如，外国的血型学中有所谓“现实型”与“合理型”的分别。我们虽不宜墨守其说，按图索骥，但是否就可以断言完全是无稽之谈，不值一理？所谓“现实型”也者，是说其一种人极其看重现实，现实是既然人家赢了，更不必说是大局已定，那就不再究问对与不对，就承认现实、服从现实乃至礼拜现实得了。而所谓“合理型”是说尽管现实中已“城头变换大王旗”，但还要看一看，问一问胜方是否合理，是否做得对，如认为不对，不合理，也不能因为对方是赢家就顶礼膜拜，甚至还要与之对抗，包括“知其不成而为之”亦在所不惜。也就是说，这种不同人的区别点，不仅仅来之于社会教育、家庭影响等外在因素，而与不同人生成的固有因素也有一定关系。在笔者看来，这一因素至少不能说压根儿不存在。拿民间的俗话来说：张三“天生就是倔乎头，死犟眼子，八头老牛也拉不回头”，李四“生来就是个尿货，一吓唬就下跪”，或是“脑瓜里带转轴，形势一变就转向”。这些，恐怕是先天和后天因素在形成上都起了作用。这些，恐怕就“综合”地决定了面对皇帝、强势、霸权采取的不同态度，也就决定了在压力之下是无条件屈服还是反抗力更大的本质原因。 对于一般的形式上的膜拜，还不能统统地说是心服到家。因此，笔者经过进一步思考，最近似乎又有了一点新发现，即“舒服地奴性心理”使然。“奴性”这个词儿乍听起来并不那么入耳，但如非常非常的习惯而且又“奴”到了家，“奴”出味道来，也便自感有些舒服了。您看中国有哪个朝代像清皇朝那样，甭说是一般下人，就连体面的王公大臣也得自称“奴才”，而叫起来看上去还滋润得很，这不是一种“舒服的奴性心理”又是什么？谁说古代的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有大汉族意识呢？其实他们在“异族”入主中原坐上龙墩之后还是很容易适应的。尤其是清皇朝的统治者接受了从前入主中原的“异族”统治术的教训，玩的更聪明些，很会给忠顺的汉族士大夫一些甜头，使他们觉得做奴才做得很舒服，哪里还计较主子的姓氏是一个字还是四个字，是盘头发的还是甩长辫子的。及至坐稳了朝廷二百年之后，诸如曾国藩、李鸿章他们，恐怕就连主子怎么来的都忘记了，只记得钦赐黄马褂穿着威武风光，谁说他们还有一丁点的“大汉族主义”？在这方面倒是具有很“先进”的超前意识哩。这班人对于无论哪个民族中的不驯之徒，对主子不恭且怀异心者，他们是决不手软，往往是以超强的手段以向主子献忠心，以刀光血影换取做奴才得的更滋润的感觉。当前比较时髦的识见（影视、小说中都有展现）是：曾国藩之类不但不像过去若干年中说的那么坏，而且还是相当完美的杰出人物哩。我想可能是对说了太多年的人和事感到乏味之故，很喜欢寻找一种新鲜感觉（也有点一律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才闹出这么许多“完美”来。当然，我绝不反对对太平天国进行再认识、再评价，乃至说洪秀全是一个腐化透顶的败类等等都可以有理有据地加以探讨，但并没有必要因此而将他们的对立面塑造的八面金身、通体透明。因为尽管再塑造，还是不能改变曾国藩等的奴才本质，人家自己都那样甘心情愿自称奴才嘛，何需我们过于操心！那太平天国决策者们有一千个不怎么样，有一条还是有据可查的，他们对外国侵略者拒绝俯首贴耳做奴才，仅以此点而言，比之于曾国藩、李鸿章之类气节至少不差，是不是这样的呢？ 由此又可印证上面所言的那样，有否奴性，以及奴性的形成，包括教育、影响、立场，再加上生就的那把骨头所致。 至于做奴才做习惯了的例子，倒是并非自清朝才有。有一个典型例子比那要早得多。说的是明朝正德年间的一件事，京剧《法门寺》中有充分的表现：当时权倾朝野、一言九鼎的宦官刘瑾和他的亲信太监贾桂跟随太后去陕西法门寺，内中有场戏，刘瑾见贾桂侍立太久，便叫他坐下，谁知贾桂竟辞却了，理由是“站惯了”，可就是这个贾桂，对主子是奴性十足，舐舔唯恐不周，但一转过脸来，对一班官员更不必说是平头百姓，简直是凶狠至极，榨骨取油亦不为过，可见奴性的付出就是在另方面获取最大的效益，这在“奴”看来是非常值得的。虽然清朝覆灭，奴性却并未由此绝根。我所知道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几十年前的事：解放初期一个经过几年管制的日军翻译（中国人），解除管制后有人劝其就业，他竟脱口而出：“没有日本人了，我干啥？咋干呢？”这不仅仅是一般的奴性心理，简直就是一种汉奸情结了。 挖根如上：从惯性到膜拜，从膜拜到奴性。本来既然是几十年几百年前事，“情结”不应再有阴影，“顽症”不应再留宿根，何必再苦苦贪恋？究竟是为票房价值，还是出于一种审美嗜好？抑或是膝盖想过一把瘾？当然更或许是借着清皇朝的框架来体验某种真实的感觉？也未可知。这就说明，探究心理根源比探究社会根源更难。 言至此，又回到影视、小说上来，这些年对清朝帝后、重臣大腕抠得如火如荼，几乎无一遗漏。但另一面对相应时代的不甘当奴才的志士仁人，如夏完淳等，则兴趣索然，未见问津。难道不当奴才的行为就不是历史？当然，有可能比表现当舒服的奴才和大腕“卖点”差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h5432

看看现在的辫子戏，真是一口一个奴才，叫的那个恶心啊，就别提了.......

cbw

最恨辫子戏了，脑袋后面拖着一条猪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