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中国第四回 周王封建

weiliqiang

  第四回    周王封建

先送上一阙《山坡羊－潼关怀古》，将我们再次带回历史的长河，来继续我们的中国地缘。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关于“周”这个朝代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历史的评价是非常高的。这是个富有创造性的时代，从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的角度看，周的贡献有二：一是前面讲到的分封制。即将自己的血亲分封至各地，以从上至下将各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整合为一个整体；二是重子嗣、重生育。这实际上和第一条是一体的，或者说很大程度上是为第一条服务的。这当然主要是指的贵族，不过对于普通的农民来说，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争夺的最终目的都是能够生产出农产品的土地。

说到周人的生育观，有一个传说是周文王（也就是那个会算卦的老先生）有100个儿子，《封神榜》里言之凿凿地说他的第100个儿子叫雷震子，并且还有一对翅膀。封神榜当然只是一个神话故事了，文王也未必真有100个儿子，但多子应当是肯定的。只是这么多孩子不可能是一个人生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文王有很多的妃子替他生育子嗣。
　　相信大家自小就从评书中听说过皇帝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也相信在坐的诸位男同胞绝大多数曾经梦想过这种生活。不过“周人”作为这种一个茶壶配N个茶杯做法的始作俑者，真实的想法只是为了最大程度的扩充自己的子嗣（当然也会附带满足一下占有欲）。
　　周人的这种做法对于东亚地缘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通过父系传播最终确立了华夏族在东亚的核心地位。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中国为什么一直很难有女性帝王的原因，仅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周文王如果有足够的配偶，是有可能完成他的百子大业的。而武则天即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生育事业中去，也最多能够完成周文王的五分之一。按照自然法则来看，周人将传宗接代的地位提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注定决定了东亚的古典时期是以男性为主的世界。

附：西周分封诸侯示意图

对于最先开始分封制的周王来说，尚不可能做的非常彻底。最为彻底的方式是将自己的直系子嗣分封至势力所达的每一个角落。之所以很难做到，一方面是在古典时期前期，尚未形成有效的中央集权，也就是说王室的力量并不是十分强大。还必须依靠宗亲以外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是需要有足够的，可供独挡一面的子嗣（当中央集权的制度成熟之后，这一点反倒不那么重要了）。
　　这些都需要时间的磨合，事实上在中央集权信度确立后，帝王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了。异性封王并非不会出现，只是下场多数是悲惨的。既然一开始将自己的子嗣宗亲分封至所有地区是不现实的，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周王室最初是怎么做的。
　　从〈西周分封诸侯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人首先将西部族群的传统覆盖区域分封给了自己的宗亲。这些区域包括三个地理单元，即渭河平原、河洛地区、汾河谷地。

对于商人在黄河以北的故地（多属现在的河北中南部地区及河南北部），以及商人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所拓展的领地，周人仍给予了一定空间，只是将他们集中起来，给予封国的地位，并在其周边建立与周王同姓的封国以对其进行监督。这其中最为主要的商人旧部即为“宋”（中心位置在今河南商丘），为了表示周人的大度，周王破例给予宋国“公”的级别。要知道，这一般是给周王直系子嗣的待遇。这也使得“宋”有机会在春秋时期去争夺霸主的地位，不过地理位置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

要想弄清楚周人到底分封了多少同姓及异性诸候国是非常困难的，不过我们却没有必要做到那么细。我们需要关注的仍然是那几个重点地区。
　　我们曾经分析过，周以前的历史可以说是东西两大族群的争斗史。即使是周人已经决定创造性的用自己的宗亲和族人，自上而下的改造那些边缘地区的血统和文化时，他们仍然要面对东部族群可能的反抗。
　　因此尽管自夏以来，中原地区的地缘中心位置已经确立了，而周人也将主要的宗亲用来巩固这一核心地区，但他们仍然需要在几个“原始东夷”的边缘部属上自己嫡系力量，以达到最终融合的目的。
　　早在炎黄部分我们就已经分析过了，原始东夷部有三个地缘中心，即辽河流域、山东丘陵、环太湖平原。经过长期的博弈，这三个地缘中心的族群成分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如辽河流域的原始东夷部应当已经与来自蒙古高原的原始游牧民族发生整合，而环太湖平原的原始东夷文化本身就与东南丘陵地带的“百越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不管这三个地缘中心的族群、文化变化如何，对于从黄土高原走下来的周人来说，他们无疑都是属于需要重点融合的边缘地区。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地区就不存在原始东夷的势力了，事实上在整个黄淮、江淮地区基本都为所谓“夷”族势力所覆盖。不过掌握黄河中上游水力资源的周人并没有将他们视为主要的威协。而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这三个东部地缘中心是处于黄河影响区之外的地区。

附：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

我们可以将上面的〈西周分封诸候图〉以及〈原始华夏文明地缘结构图〉重叠起来看（在脑海中），就会发现，周人在这三个地区分封了三个重要的封国，而这三个封国都所对应的地区正好是原始东夷的三个地缘中心。

这三个封国分别是燕、齐、吴。

周人在原始东夷的三个发源地，或称根据地部属了三个同宗的封国。这三个封国应该说离中原核心区都有一定的距离，特别是北边的燕国和南边的吴国。
　　无论是对于最初的黄帝族，还是后来的夏人、周人而言，山东丘陵所在的海岱地区（泰山以东直至海滨）都是最为直接的对手，也是东部族群的地缘中心所在。因此周人需要让他们当中实力最强的人去经营这一区域。这个人大家应该很熟悉，就是封神榜中那个用直勾在渭水钓鱼的姜太公，正式的名称应该是“姜尚”（姜姓吕氏）。至于姜太公在功成名就时是否真的是一把年纪了，一直没有定论，太公更有可能是其后人的尊称，而不是他当时实际年龄的体现。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姜尚是周人入主中原时最为重要的军事家。以至于在后世，他也曾长期居于武圣的要职。当然，由于后世将“忠”“义”二字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武功之上，他的位置最终还是让位于德艺双馨的关云长了。
　　另一个重要的信息则是在这个“姜”字上，这个姓表示这位军事家是属于炎帝族（黄帝为姬姓），炎、黄二族在经过一场战争之后已经实现了融合。毕竟大家本质上是同属一族了。而姜尚为自认为黄帝族后裔的周人所重用，也正说明了这种融合是成功的。

不过对于重视血缘关系的周人来说，在分封时血缘的远近关系还是会放在第一位的。姜尚的封国（也就是“齐”）被封在泰山以东，也可以被理解为让这位远亲去啃那块最硬的骨头。同样的事情周王在对待出身不那么高贵的秦人身上又用了一次。
　　再随后的历史中，一个对中国历史影响甚大的人物即将登场了，他的影响是那么的深远，以至于我们很多人做梦之后都会立即想到他，他就是“周公”。对于周公的历史作用我们后面会很快讲到，现在我们要了解的是他的封国所在地。
　　做为周武王最为亲密的弟弟，周公的封国——“鲁”被封在了泰山的西面，一面可以与中原核心区相接，一面又可得泰山之势，可谓地缘条件得天独厚。由于和齐国都是以“泰山”为靠山，因此这两个国家的名字经常会被放在一起表示一个地理单元。所谓齐鲁之地也就是现在的山东了。
　　尽管这两个国家有诸多地缘上的联系，也经常被混为一谈。但实际上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别，双方还是具备了不同的气质和命运。与中原核心区的地缘关系，以及先祖的文化创造力，使得鲁国的贡献更多的是在文化事业上。左丘明（左传的作者）、孔子、鲁班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而齐国在征服海岱地区之后，完整的继承了当地的地缘优势。这一优势一为“海”，二为“岱”。前者一方面提供的是沟通的便利，并可据此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则让齐国只需应对西面的地缘压力；后者则提供了战略屏障，并可据此向四周的华北平原渗透。这二点地缘优势使齐国最终能够成为诸候国中的最强者之一。
　　当然，比之华北平原的其他封国，有“靠山”的齐鲁两国都比较长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靠山”，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很难有好的前景。

略知中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古时有“三公九卿”之说，“三公九卿”所表示的官职一直是在变化的，不过三公是行政级别最高的官员却是一直没有变化的。
　　“三公”的概念始于西周，最初指的是三个具体的人。其中有两个已经出场了，就是封于齐的姜太公，和封于鲁的周公。
　　另一个则在是后世名气稍小的“召公”，他的封地则在“燕”，也就是在现在的北京左近。这个燕字得名于燕山，据说是召公自己改的。
　　从地缘的角度看，周王之所以要把三个最重要的大臣分封在燕山与泰山两个边缘地区。是因为泰山是东夷族的中心所在，由一文一武两位最有实力的宗亲去消化属于“好钢用在刀刃上”。而燕山以南插入一颗钉子一则可以切断黄河以北的东夷族（也就是商族旧部）与辽河平原的联系，并与分封于黄河北岸的姬氏封国一道，控制商族的重新作大；二则可以抵御来自辽河平原军事压力。

在理论上消除了来自北面和东面的地缘压力之后，周王可以放心的经营中原核心地区了。只是尽管对于周人来说，最大的压力是来源于东、北两面，但并不表示南面就不会有压力了。由于周人在灭商中曾经得到来自黄淮、江淮二地的“夷”族的支持，因此将宗亲分封于此并不十分妥当。因此我们在《西周分封诸候图》上会发现这两两个区域是一片空白。这并不表示周人对这些曾经的盟友没有封赏，只是没有正式纳入封国体制之内罢了。
　　不能对黄淮、江淮平原进行直接控制，并不代表周人不会想其他办法。这个时候需要周人的视野再开扩一些，跳出黄河流域，将长江流域纳入经营范围了。

附：黄河、长江中下游主要平原示意图

周王将三个最重要的大臣分封至山东丘陵两侧，以及燕山南麓，以消除来自北方以及东方的威协。这从战略上无疑是正确的。
　　不过正如周人所创立的“华夷五方格局”所论述的那样，对于已经确立了正统地位的周人来说，既然已经占据了天下的中心，那么势必要面对来自四面的边缘民族的挑战，下一个需要重视的方位很自然的是来自南方了。

就东西部族群争夺的重点来说，就是中间的平原地带。如果依河流的划分，我们可以将燕山以南直至长江的区域划分为三个亚平原地区。由北向南依次是海河平原、黄淮平原、江淮平原。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黄河的不稳定性，这三个平原的区域一直是在变动中的。就周代而言，黄河仍然走的是北线入渤海（禹河故道），也就是后来海河的入海口。有一种看法是，这条路线实际上是分为两条相邻的支路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基本的地理划分。由于这个时期海河并不存在，因此称之为“前海河平原”应该更为准确。这一区域属于商人故地，在周人取代商人成为天下共主后，很自然的将这一地区分封给了自己的宗亲，燕国只是被分封在最北部罢了。在黄河的北岸，商人的政治文化中心，周人还分封了大批的姬姓封国，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占据了朝歌故地的卫国。

象卫国这么重要的位置，当然不能封给别人了，应该有人已经猜到了。这次被封的又是武王的弟弟。所以说周文王被传有100个儿子应该还是有道理的。就现在的情况看，就算没有100，也有几十个了。
　　有了这两个弟弟一南一北监视海河平原的商人故地，周人有理由感到安心。当然他们的任务还是有一定区别的，燕国更关注的是来自辽河平原的威协，而卫国则主要监视中原核心区的商人旧部。

黄河以南直至淮河，我们可以笼统的称之为黄淮平原。不过在山东丘陵北侧有一条重要的河流还可以将之分为两个区域。这条河流就是济水，也叫大清河。是不是看着它的位置很眼熟？没错，现在的黄河就是走得这条路线。所以说黄河是一条性格多变的母亲河，说不定哪一天她就会霸占周边那些小兄弟的家。谁让华北平原上的这些河流，只有黄河的源头是来自青藏高原呢？且不说那些冰山融化所带来的水量有多大，仅凭长度和高度所形成的势能，黄河也能在华北平原上傲视群雄。

齐国最初的封地，北界就在济水。不过周王既然把姜太公封在东夷的中心之地，就是想依靠他的军事能力去收服周边的夷族。因此齐国理想的北界会是在黄河之南，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的。

对于东夷的拓展区来说，黄河与济水之间并不是最为主要的地区。他们主要集中在山东丘陵以南的黄淮地区，以及淮河——长江之间的江淮地区，当然是在靠近沿海的区域。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安徽北部地区（长江以北）。他们中最主要的部族被称作徐夷和淮夷，前者的活动区域在今天的江苏徐州一带，也就是山东丘陵的南部，后者的位置则更南，直至长江。
　　在大禹治水，将黄河水引入北线后，这一地区无疑是获得的稳定发展的机会。不过无论是夏朝或商朝，都没有真正征服这一地区。无论是通过战略威慑，还是武力入侵，最终所能达成的平衡都是这一区域的夷部名义上接受中原王朝的统治罢了。

对于立志于将自己的血脉遍洒势力所达之区域的周人来说，山东丘陵至长江之间的这些独立的方国，当然并不会让他们感到舒服。姜太公之所以被授予征战四方的权力，最为主要战略目标就是这些东南部的夷部。
　　相比于商人从中原核心区发起的远征，周人可以从中原核心区和山东丘陵两个方向同时施加地缘压力。这样做的胜算比之商人自然要大很多，不过这些战略目标要等齐国消化完山东丘陵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因此我们会看到在《西周分封诸候图》上，山东丘陵至长江一线的大边区域都是空白的。
　　不过仅仅是从北面和西北面施加压力，显然是不够的。正如周人在燕山的南部建立姬姓的燕国，最终对黄河以北的商人旧地形成南北包夹的态势一样。周人也希望在长江沿岸寻找一个合适的代言人，以完成同样的战略包围。
　　很幸运，周人找到了。它就是吴国。

位于长江以南的环太湖平原，是我们所圈定的三个原始东夷基地之一，按理说并无可能成为周人的封地的。如果说燕国的封建得益于周人对商人的全面征服，那么在黄淮、江淮平原尚未征服的情况下，周人的势力似乎还难以到达长江以南地区。
　　不过大规模的渗透固然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但并不代表不会就个体的小概率事件发生。以下吴国的背景资料为百度百科提供：
　　吴国——周朝时的一个诸侯国，姬姓，其国境位于今苏皖两省长江以南部分，后扩张到除徽州地区以外的苏皖两省全境。
　　据史书记载周太王生有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昌，但根据当时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太王因此郁郁寡欢。太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借为父采药的机会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商朝灭亡后，周朝建立，周武王封太伯第三世孙周章为侯，遂改国号为吴。

关于吴国的先祖是否真的这么高风亮节，亦或吴国的这位开国之君是否真是周武王的远房表弟，一直都有人表示怀疑。不过对于周人来说，这门亲威算是认下来了。
　　只是周人对于血统的远近还是很在乎的，吴国最终所给予的爵位是“子”，也就是公候伯子男中的倒数第二等。（最低的男爵国据说只有二个）。

尽管周人从理论上在长江以南封建了“吴国”这样一个同姓的诸候国。但这并不足以改变环太湖平原地区的地缘属性，对于中原的华夏族来说，吴国始终还是一个化外之国。而吴国对这种名义上的认亲行为也并不感冒，毕竟周人还未能将整个泛黄河流域纳入核心区。这种时候就想融合长江流域为时过早。这种地缘上的距离使得吴国最终决定不买周王室的帐，而自己称王。这就使得吴国自认为在名义上获得了与周王室平起平坐的地位。
　　吴国的这种做法并非是孤例，它的冤家对头越国，以及江汉平原的楚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之间的共同特点是都是属于长江流域。

尽管周人所确立的原则为“华夷五方格局”，即东、南、西、北、中的格局。但事实上仅仅划定四个方位是不够的，因此才会有“四面八方”之说。
　　对于周人来说，潜在的威胁不仅来自东南方，更是来自西南方。这一次出场的方国就是来自江汉平原的楚国。
　　关于楚国的原始位置，我们可以从这张《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平原示意图》看到。江汉平原就是楚人的根本所在。

附：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平原示意图

关于楚人最初的族源（实际上也就是其上层贵族的族源），一般都认为是南迁的华夏族。有一个重要的证据是屈原在《离骚》中的那句“帝高阳之苗裔兮”，翻译过来也就是“ 我是古代帝王高阳的后代”。这里的“高阳”据传是黄帝的孙子。
　　这种说法无疑也使得楚人获得了西部族群的出身。不过比之吴国来说，他们与周人的亲缘关系显然要更远。这种出身也可能是楚人自己附会上去的，为的是证明自己有比周人更为高贵的出身。
　　无论楚人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周人显然并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地理位置决定了在周人眼里，楚人是属于边缘的边缘，周人的目光还是主要集中东部。
　　最终楚人所获得的爵位也是“子”。在楚人看来，这就是一种侮辱。特别是他有可能获得的战略纵深，比中原诸国加起来还是大的多的时候。
　　楚人最终亦决定自行称王。由于到这战国时期，楚国已经统一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将势力范围推到淮河流域。因此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的历史并不能只贴上“周”的标签。而应当将之称为“周王国”与“楚王国”共同的历史。

下面将要出场的将是长江的霸主——楚国。让我们先设定一个广角镜头，将黄河——长江下游的那些主要平原放在一起审视一下，看看楚国所处的江汉平原是否具有一些独特的气质。

我们分析了渭河平原相对华北平原的地缘优势，通俗的说就是我打出去容易，你打进来难。在之前的历史中，基本上只有山东丘陵地区由于也具有一定的地缘优势（一为高度，二为海洋），可以与之对抗，争夺中原地区。
　　之所以要争夺中原地区，很大程度是为了争夺黄河边上那些松软的黄土地带。在青铜尚属于奢侈品的年代，能够用石制和木制工具开耕的黄土对农耕民族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在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并非没有自己的文化，只是最终取得文化主导权的黄土民族，暂时对那些难以开耕的粘土兴趣不大罢了。也正因为如此，在华夏民族的记忆当中，很少有对长江文明的记载。

不过不被黄河文明所重视，并不代表长江流域就没有机会成为历史的主角。随着金属的广泛运用，长江流域的那些冲积平原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历史机遇。他们当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平原，以及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都是属于长江流域，而不同点则是前者位于长江以南，后者位于长江以北。

环太湖平原的地理优势一目了然，长江就是它可以依仗的天险。如果居于其上的族群不是那么有进取心的话，据险自保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
　　而江汉平原的位置决定了长江并不能成为它的保护者。它需要有其他地理优势以保障自己的独立性。否则这些因技术的提升而变得适合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土地，只会象华北平原一样成为其他地缘力量博弈的牺牲品。

仔细看那张《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平原示意图》，我们就会发现，在江汉平原的东北侧，有一系列的山脉为这块平原提供的保护。这无疑提升了江汉平原的地缘力量，如果能够控制这些山脉，那么江汉平原就可以具备象渭河平原那样易守难攻的地缘力量了。

当江汉平原的地缘优势开始体现出来后，居于其上的楚人也开始表示出对于争霸中原的渴望。尽管周人最初勉强给予了楚国“子”的爵位，但这显然不能满足楚人的胃口。既然周人瞧不起楚人，那么楚人似乎也并不再刻意的强调自己华夏族的出身了。
　　对于周人来说，楚人所处的方位应该被冠以“蛮”的称号，以示与华夏族的区别。而楚人索性做的更彻底些，在蛮的后面再加上个“夷”字，即自认为“蛮夷”。并以此为据脱离周人的封建系统，自立为王。
　　从地缘的角度看，楚人自认为“蛮夷”并非只是在玩文字游戏。事实上周人所确立的“华夷五方”原则只是一个理想状态。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那些边缘民族的方位来源。因此我们经常能够见到夷狄、戎狄、蛮夷的名称出现。当然，古人在用词上是十分精准的。这种称呼只会出现在相邻的两个方位上，因为相邻的两个方位的民族很容易混杂在一起。而相对应的两个方位是不会连用的，就像你不会看到“蛮狄”的用法一样。而西“戎”与南“蛮”虽然在方位上相邻，但由于秦岭的阻隔，它们之间基本上不会发生交融。因此你也见不到“戎蛮”或“蛮戎”的用法。
　　对于楚人来说，从东部的“夷地”只收人口和文化显然是很有可能的。在炎黄时代的传说中，东夷的主力——蚩尤族在败给炎黄部落联盟后，就是败退至长江中游地区的。从地缘的角度看，这种可能性非常大。即使那场战争是虚构的，东部文化也很有可能沿着淮河长江传至江汉平原，因此楚人具有综合性的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无论楚人是否决定称王，周人显然都已经意识到了江汉平原的威协。周人所作出的反应并没有什么新意，仍然是“封建”诸候，封建的对象当然是同姓的诸候。
　　如果周人想要监控楚人，将同姓的诸候封建在伏牛山脉——桐柏山脉——大别山一线靠近中原的一侧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这就象如果仅仅在泰山以西封建“鲁”，而不在泰山以东再封建“齐”，就无法打破山东丘陵的地缘优势一样。周人需要超过这些明显的地理特征，将前沿阵地推进到江汉平原的边缘。
　　周人最初的做法无疑是成功的，由此在汉水边上诞生了一批姬姓的诸候国，史称“汉阳诸姬”。关于这些诸候国的具体位置，一直是有些争论的。

附：南阳盆地——江汉平原地缘结构图

我们知道，在楚国的根据地是在江汉平原，也就是在现在的湖北境内。江就是指长江，汉是指汉江。最早的时候“江”就是特指“长江”的，汉江是被称做汉水的。就汉水而言，它对中国地缘的影响并不止于江汉平原，其作用甚至要高于秦岭。不过就目前我们所要分析的方向而言，汉水的下游与长江共同冲积而成的“江汉平原”才是需要关注的重点。在江汉平原的东北侧有一系列的山脉为它提供屏障，由北向南分别为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前者现在在河南省境内，后两者则为河南湖北的分界线。
　　不过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在这三条山脉的西南侧，并非只有江汉平原一个重要的地理单元。事实上这一地区是由两个南北相邻的地理单元共同构成的。南侧当然就是江汉平原了（目前属于湖北），北侧则被命名为“南阳盆地”（目前基本属河南）。

我们先来说说南阳盆地。既然称为盆地，那么它的四周应该是被山包围的了。让我们来看看南阳盆地边缘都有哪些山（山脉）。南阳盆地的西面是秦岭和大巴山脉的东部，北面、东面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伏牛山脉以及桐柏山脉西头。在盆地的南面有一个体量不是很大，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的山——大洪山。这几个山（山脉）共同合围形成了南阳盆地。作为盆地，除却周围都是山以外，一般还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盆地内部多为适合耕种的平原（东亚地区）；二是有良好的封闭性，但并不代表就没有合适的道路与外界发生联系。

既然大家对周公感兴趣，那就不妨多说几句。记得有个朋友问道，鲁国究竟是周公的封国还是他儿子的封国。这个周公应该问得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那个周公，也就是那个辅佐武王灭商，创立了周礼，后又成为托孤典范的周公了（武王的弟弟）。他的名字叫“旦”，后世也有人将之和他的姓连用，称为“姬旦”的，不过估计这样叫的人也觉得别扭，所以我们一般还是称之为“周公旦”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区分，是因为周公实际上是一个世袭的封号。即历史上实际上有不止一位周公。如果周公旦的后代都是湮没无闻的，那么让他独占“周公”这个称号也未尝不可。只是周公这个封号在周朝的地位有点象《三侠五义》中八贤王，王室有什么事第一个就会想到找周公。以至于周王传至第十代时，由于当时的周王（周历王）失德，引发“国人暴动”（中学历史中学过的），结果是周厉王越过黄河跑到山西去避难。这个时候朝臣们只有请周公和召公出山主政，史称“共和”，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这一年中国历史开始有了正式的纪年，至此以后的中国历史变得清晰可辨。因此在甲骨文发现之前，西方人只承认中国历史到这一年为止。
　　既然这位周公（参照周厉王的辈份，也差不多离周公旦有十代八代了。那位召公也同理）的历史地位如此显著，那么周公旦即使能够独享周公这个称号，后辈也容易将二者搞混。当然，如果真的要争起来，崇尚祖先崇拜的周人（也包括后世的华夏族）是一定会把周公这个称号给周公旦的。因此后面这位周公在历史当中的正式称呼是“周定公”。
　　周公在周王室的显赫地位只是在王室兴旺的那些年，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王室渐衰，礼崩乐坏，诸侯之间比的是谁的拳头硬。这个时候周公的影响力也就荡然无存了。因此你可以理解孔子为什么会那么愤愤不平的希望恢复周礼了，毕竟到了比实力的时候，鲁国就只能成为二流的诸侯国了。（这和我们都希望中国强盛一样。不过光这样想的话，就有点小人之心了，圣人想的永远要比我们多些）
　　周公旦其实并非没有机会改变他后世子孙的命运，问题是他有没有足够的战略眼光。从技术的角度看，如果他当时将鲁国的封地调整到泰山以东（也就是姜太公的封地“齐”）。那么无论鲁国后来能否凭借文化和地利的双重优势一统天下，最起码鲁国也可能位列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列，并且会是前三强。
　　只是周公旦当时并没有足够长的历史作为参考，毕竟信史的开始要到他孙子的孙子的孙子……辈才开始。另外在王朝开始的时候，大家一般都认为王朝可以千秋万世的传下去，不是没一个人都能够事先做好天下大乱的预案。
　　因此无论是周武王还是周公旦自己，做出将鲁国封建在中原核心区与山东丘陵之间的决定，在当时无疑都是正确的。从王室的角度看，最有思想和辅政能力的人当然要离自己近一点。而让武力最强的姜太公去扫荡山东丘陵那些“夷人”，也属于上策。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尽管先人们一直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相对于变化纷杂的政治格局来说，稳定的地缘优势才是最为可靠的。一千多年以后，那位人气极高的刘皇叔也和鲁国一样接受了同样的命运安排。所不同的是，刘备其实是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最起码他身边那位著名的地缘政治家——诸葛亮，在未出茅庐时已经为他指明了方向。只是这一伟大构想最终只完成了一半，荆州的丢失让蜀汉只能以三国中最先灭亡的国家而存于世（关于三国部分会非常精彩，不过详细的要到时再分析了）。

问题在于对于中国部分来说，历史只是一个载体，或者说是在为验证地缘重要性而提供比较的证据，重点还是在介绍地缘结构。当然，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定性，将之定义为从地缘的角度来解读历史也未尝不可。只是这种“历史”与传统的，以人为主，追求细节的“文史”不同，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大历史”。黄仁宇先生对于大历史的定义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解读历史”，也就是说关注的是客观事实，而不是多变的人性。于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大历史观“又可将之更深化一步，即所谓“大历史观”重点是在从整体的角度探究不同的关系形成的原因与发展的前景。研究的方向可以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可以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包括族群、宗教等等。以史为鉴是最为可靠的学习方式，毕竟对于未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不同的判断，即使某一个观点非常荒谬，因为暂时无法验证，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也有理由坚持下来。而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次已经有结果的案例，即使用统计学的方式，也可以得出相对可靠的结论。

在诸葛亮的最初设想中，吴国所处的江东地区是一个需要联合的，换句话说就是他希望联合整个长江流域的力量对抗黄河中下游的地缘力量。当然，这其中的主导可以是刘，也可以是孙。从诸葛亮的角度看，肯定是希望是刘备了。这种联盟并非不可能，至于谁是老大，就要看谁的力量更强了。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在于谁占据了荆州了。不能说诸葛亮的算计不周，即使是在关羽兵败身亡后，他也是极力希望维护孙刘之间的关系的。只是这种失败的痛苦一般人是很难承受的。虽然刘备在败走白帝城后也意识到了战略上的失误，但已经没有时间挽回了。在第一代英雄人物都逝去后，你不能指望那些二世子能够具有同样的政治眼光。诸葛亮所能做的就是一次次的与命运相博，尽管他心里应该已经知道，这些只能做为他尽忠的表现了。
　　考虑到由于中国核心区处于内战之中，蒙古高原及东北地区的马上民族已经有做大的苗头（这一点在晋朝的历史中就体现出来了）。假以时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力量对比并非更为有利。至于蜀汉的力量问题，如果仅仅是依靠成都平原的确是实力有限。但如果能够将荆州消化，那么与中原相比并不会相差太多（看看赤壁之战前，曹操收了刘表多少兵就知道了）。能够再联合江东平原的力量，胜算还是很大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理论值，只能说诸葛亮的战略规划已经做到了最好。执行起来要遇到很大的困难。收伏了荆州的东吴本来也应当有些机会的，不过江南那舒适的环境总是会消磨人的斗志的，与此相比，北方总是更有地缘扩张的动力。成都平原的问题其实也是一样，如果不是第一代的英雄人物凭着一口气要光复中原的话。仅仅到了第二代就已经没有什么斗志了（对于阿斗来说，并没有欲望去征服那些舒适度远没有成都平原高的北方地区）。说到南阳，只要看过三国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主要是诸葛亮的名人效应。名人嘛，大家都喜欢，特别是在现在名人效应可以转变为经济效益的今天。为了争这个“最受群众喜爱的军师”，南阳和襄阳两地可是打了千年的嘴仗了。
　　如果沿着历史的轨迹，我们还是有可能分析出诸葛亮是在哪里种地的。不过这与今天的主题无关，之所以先将这两个地名提出来，是因为他们其实可以算是一个地理单元的，也就是都属于南阳盆地。所不同的是南阳位于南阳盆地北部，而襄阳则在盆地的南部边缘。这种地理位置上的差别决定了二者不同的战略定位。前者更容易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后者则成为的中原的政治力量向江汉平原，乃至整个长江流域扩张的战略要地。不过南阳也好，襄阳也罢，都是要到秦汉以后出现的地理名称了。但这并不表示西周时的政治家们就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战略地位。名字嘛，只是一个符号，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地缘属性。
　　从那张〈南阳盆地——江汉平原位置示意图〉上我们可以看出，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地理分割点叫做“大洪山”。比起周围几座山脉来说，大洪山的体量并不算大，被夹在大巴山脉与桐柏山脉的中间。

在具体解读大洪山的战略地位之前，我们还是要先说说大巴山脉。说到大巴山，重庆以外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地理学上的大巴山脉其实是绵延在四川、甘肃、陕西、湖北四省边境山地的总称，在地形图上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它东西向的走向（基本与秦岭平行）。不过古人可没有那么广的视角，他们习惯于为自己眼前的那段山命名。于是大巴山脉东头被分别细分为武当山和荆山。武当山对于在坐的男同胞来说，可谓是如雷贯耳。在武侠小说中，那可是与少室山（嵩山的一部分，少林所在地）齐名的两大武林圣地。不过也许是习内家拳的原因吧，行事风格不似少林那么张扬。以至于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少林那个肥头大耳的大和尚招摇过市，却很少有人知道武当山是由哪位道长做掌门。

尽管武当山现在名气没有嵩山大，但还是相当有名的。这不光是金庸老先生的功劳，事实上他早就被那些崇尚道教的皇帝奉为圣地了。不过在道教还没有出现之前，对于楚人来说，位于它东南部的“荆山”更有资格被称为圣山。无论最初的楚人来自何方，荆山都是他们最初的根据地。也正因为如此，才会有“荆楚”之称。从这个“荆”字亦可想象楚国先民当日开这片处女地的艰难。对于生活在黄土地区的族群来说，这些部满荆棘，土质相对黏重的土地本来并不会被放在眼里。

很多的民族最初都发源于山地，但最能吸引农耕民族目光的总是那些河流下游的冲积平原。楚人也不例外，荆山可以被做为祖地，但要想为族群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荆山东南部的江汉平原是不错的选择。好在商周时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凭借这些利器，楚人得以从江汉平原种出足够的粮食。从农业技术角度看，最终帮助楚人奠定大国地位的并不是青铜工具在农业上的运用，率先使用性价比更高的铁器才是楚人的技术优势所在。在一个可以互通有无的空间，技术的优势其实是不可能保有太久的。因此金属工具在农业方面最根本的作用，是激发了江汉平原的潜力。从此江汉平原的农业实力至少可以与黄河流域的那些平原处于同样的级别了（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如果不能开耕，再大也没有用）。

对于江汉平原的这种潜力，周人并非没有意识到。对于这些以华夏自称的中原民族来说，边缘民族可以是顺服的臣民，也可以是危险的来源。这一切都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而现在江汉平原地缘潜力已经让周人感到不安了。无论周王是否给予楚国“侮辱性”的“子”的爵位，这种威协都会存在。周人的应对方式就是尽量将楚人压制在江汉平原，为此他们需要占据南阳盆地，并将之作为控制江汉平原的屏障。
　　在最初的时候，周人无疑是成功的。在清除了南阳盆地的那些小部落后，周人成功的在此封建了一批姬姓的诸候国（另外还有一些非周人系统，但同样来自黄土高坡的小国）。这并不代表楚人对南阳盆地没有欲望，只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刚刚取得共主地位和大片土地的周人，气势正盛。而楚人的战略纵深还未及向南方展开，并无实力与周人争夺南阳盆地。虽然南阳盆地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但它东面通往中原的道路还是较多的。这主要是由于伏牛山脉与桐伯山脉在这里并没有严密的对接起来，双方之间仅仅依靠一些断续的丘陵相连。而这些丘陵之间就形成了多条道路，使南阳盆地与中原地区的地缘关系日趋紧密。
　　这一点从现今的行政区划也可以看出，对于夹在中原与江汉平原之间的南阳盆地来说，与任何一方划分在同一省份似乎都是可以接受的。最终的结果是，南阳盆地大部分成为了河南省的一部分。而江汉平原所处的湖北省最终仅保有了南阳盆地的南部边缘（襄阳—枣阳一线，也就是大洪山的北部）。这一点从南阳盆地的地缘文化上来看是合理的，而地缘文化的形成又与地理结构特点是分不开的。

附：河南——湖北地理关系图

关于连接伏牛山与桐柏山之间这些断续的丘陵，我们可以用一个名词来概括一下，就是“方城夏道”。之所以被称为夏道，是因为据传在夏代之时，中原地区就已经探索出进入南阳盆地的道路了，这条道路就被称作“夏道”。其实所谓夏道并不止一条，凡在夏代开发的，从中原核心区辐射至边缘地区的道路都会被称之为夏道。只不过在这里是特指进入南阳盆地的道路。
　　关于夏道的具体位置，一直都有人的探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的结果。事实上将来应该也很难有很明确的结果。即使在这张〈河南——湖北地理关系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比之那些“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栈道，在那个被我圈定为“方城夏道”区的区域中，有多个明显的山口可以通行。将之称为山口也许是不合适的，因为有的丘陵之间相隔有几十公里。因此要想考证出夏人究竟是走的哪条道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许所谓夏道并不是单指一条道路。由于这些丘陵之间的断口过大，过多，并不利于防守。因此楚人在最终夺取南阳盆地之后，不得不在此修筑长城，将那些土山连接起来用于防守。是的，你没有看错，楚人修的就是长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为了防守的需要，都会在边境附近依托地形修筑长城，秦人所整合的不过是北部防守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入侵的那些而已。楚人据信就是最早修筑长城的。
　　楚人所修筑的长城被称之为“方城”，由于后世以江汉平原为突出部的长江中游地区，多将防线退至更容易防守的大洪山一线。因此在楚国之后，这条长城并没有被多加维护，至今已经难觅踪迹了。
　　目前关于方城的具体位置有诸多探索，不过肯定是在我们在图上所圈定的“方城夏道”区域中。其源头很可能就是目前河南省的方城县。可以提供佐证的是自河南省焦作经洛阳、南阳、襄樊到湖北省枝城的“焦枝铁路”就是由中原通过方城县进入南阳盆地的。而拟修建的“郑渝铁路”（郑州到重庆），北线也曾经规划经过方城。在地理条件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现代人和古人在陆地上的选择并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分析完了中原地区进入南阳盆地的路线后，接下来就要重点分析一下“大洪山”了。这个体量不大的小山脉，才真正具有兵家必争之地的特质。

现在我们把视线暂时离开“方城夏路”，移向南阳盆地的南部。在那里有一个在中国并不算知名，但两边却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山脉——大洪山。
　　说到大洪山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但说到他旁边的襄阳却可以说是名动江湖。即使你不喜欢历史，也可以从金庸老先生的著作里知道这座历史名城。

附：大洪山及周边地形图

如果说中原进入南阳盆地的路线，由于是经过一片继续的丘陵而变得难以控制的话，那么由江汉平原进入南阳盆地的路线则要简单的多了。
　　在盆地的南部，荆山——大洪山——桐柏山共同构成了南阳盆的地南部边缘。而进出盆地的道路就是沿着这三条山脉包夹而成的两条通道而修筑的。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山脉的两侧一般都有河流通过，而这些河流两侧往往能够提供天然的通道。大洪山两侧也不例外。
　　在大洪山的东侧，是那条著名的“汉江”（古称汉水）。这条江是如此的知名，以至于在几千里以外的朝鲜半岛，也有一条同样名字的江。当然，从韩国人的角度来看，应当能够找到证据证明是他们最先使用这个名称的。
　　汉水所影响的区域决不仅仅是大洪山和下游的江汉平原，对于这条发源于米仓山（大巴山脉的西头）的大江来说，在今后的章节中我们还将重点分析他的上游地区。
　　对于大洪山来说，从它分水岭上流下来的雨水，最多只是通过支流为汉水提供一些补充罢了。因此提到这条通道，汉水远比大洪山更有资格成为地标。而在大洪山的北麓，汉水的两侧，依山傍水的地形也成就了襄阳则无数次成为了长江防线的前沿阵地。

不过大洪山也不是没有孕育出属于自己的河流，在它的东侧有一条被被称作“涢水”的河流，是汉水东面最大的支流。只是熟悉涢水的人更多的是它流经的那些地区。
　　涢水本身的名气虽然不大，但它所流经的地区却有几个知名度颇高的城市。特别是上游所流经的随州。
　　在我们所讲述的这段历史中，随洲是被一个叫做“随国”的封国所占据的。在周人所封建的“汉阳诸姬”中，随国是最为主要的国家。它也牢牢的占据了大洪山东面的这条通道，作为监控楚国的前哨。
　　在随州的北部，大洪山的东北部，有一个大体与襄阳平行的城市叫做枣阳。如果说襄阳所扼守的是大洪山西侧通道，那么枣阳则控制的是大洪山东侧通道的入口。而这条通道就被叫做“随枣通道”。
　　关于随州和随国，可能有些朋友还不太了解。不过提到“曾候乙编钟”，那不知道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个名字叫“乙”的姬姓贵族，尽管在当年只是一个不入史籍的小封建主，但他的墓地所出土的文物却还是震惊了全世界（由此可以想见那些大诸候国的盛况）。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疑惑的是，既然“乙”被称为曾候，那么他的国家就应当叫作“曾国”了。而根据史书记载这里应当是随国的所在地。因此随国与曾国很可能是同一个国家。在周代，封国的名称是有可能变化的（晋和燕都有这种情况）。提出曾侯乙来只是为以加深大家对这一战略要地的印象，并非在考证历史。我们所关注的重点是他的地缘属性。

之前曾经说过，在地形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今人与古人在陆地上的选择并不会有太大变化。因此我们会看到，在大洪山的西侧，与汉水相邻有一条连接襄樊——荆门（襄阳现与汉水南侧的樊城合并为襄樊市）铁路线和主要公路通过；而在西侧，枣阳——随州——云梦，直至孝感一线成为了另一条铁路线和主要公路的通道。
　　细心观察地图的朋友肯定已经发现了，在这沟通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的重要通道以东，还有一条类似的通道。不过它的形成与大洪山无关，桐柏山与大别山的连接处才是这条通道的焦点所在。之前我们已经对南阳盆地的地缘结构做了一个详细的分析了。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的笔墨在这个盆地上，是因为这个盆地的战略地位太过重要。就我们现在所做的分析而言，它是位于中原地区和江汉平原之间的缓冲地带。在周初周王为了压制江汉平原的兴起，将南阳盆地的零星部落征服后，分封了诸多的姬姓王国，谓之“汉阳诸姬”。
　　随着楚国的兴起，除了占据“随枣走廊”的随国以外，南阳盆地已为楚国所据有。随国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主要是因为他选择了依附于楚国。也许做为一些热衷于武力扩张的人这一点无法理解，不过事实是，无论在古典时期还是现在，将一个地区直接纳为国土，并不会是控制这一地区的唯一选择。对于楚人来说，通过大洪山——南阳盆地——方城夏道进入中原地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在他们有实力问鼎中原后。这条通道可以让他们快速进入中原核心区。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在江汉平原本身，楚人还拥有一条进入淮河流域的通道，这个通道就位于桐柏山脉与大别山脉的接口处。如果你曾经坐过京广铁路上的列车的话，在经过河南那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之后，就会在一个叫“信阳”的地方看见山的影子，那里有座山叫“鸡公山”。我们可以将之认定为大别山脉与桐柏山脉的交汇处。在选择陆地道路上，今天和古人的区别并不大。所不同的是我们现在可以选择从山下挖通隧道前行，而古人则往往需要依地形选择可以通行的山口。当然，这种山口便当仁不让的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出于防守还是进攻的需要，占据了山口的一方都会选择筑一道关城来控制山口两端的交通线。如果地形险要，工程量其实并不会很大。
　　有一点需要解释一下，筑关的地点往往并不是唯一的，因为这类山口都会有一定的长度，而且并不会是一条标准的直线，你可以依地形选择合适的地方筑关，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还在以多筑几道。这样就相当于加上了几道保险。
　　我们并不十分确定楚人当时在信阳地区筑了几道城，可以确认的是在南北朝之后这里东西向筑了三道关，合称“义阳三关”（信阳古称义阳）。中间的那道关口叫做“武胜关”，是最为主要的关口，即使在现今的地图上也基本会作个标注。

附：河南—湖北地理关系图

关于信阳通道的战略作用，在进入春秋之后，会有较为详细的分析。对于周初的楚人来说，如果应对来自南阳盆地的地缘压力才是最为主要的。不过能够被周人当成对手，并花下大力气在地缘上进行布局，足以证明江汉平原已经有资格成为中央之国的核心地区之一。尽管楚人更愿意认为自己是独立于周人封建系统的独立王国，并因此而具备有称“王”的资格。但对于同属于黄帝后裔的两大族群，这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