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十一回 区划天下 终于结束了战国时代，我想此时此刻的心情应该有当年的秦人类似，在结束一个旧时代的同时，应该开始准备迎接一个新时代了。所谓“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其实真实世界里二者都挺难的，特别是在先秦这种地缘结构复杂，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能够从数以百计的诸侯中脱颖而出，并最终一统天下，自秦以后，再也没有相似难度的案例了。至于说坐江山的难度，秦人也并非没有考虑到，为了迎接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应该说秦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如书同文、车同轨之类的标准；又比如一面将战国诸侯们为了彼此防御而修筑的长城拆毁，另一面则将秦、赵、燕三国修筑于农牧分割线上的长城连成一线，以为成型中央之国核心区，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在这些准备工作当中，有一点是与我们的主题息息相关的，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依照各自板块的属性，为“天下”重新划分政区。之所以要做这件事，并不仅仅是因为秦国整个帝国范围内，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来取代周王朝所确立的“分封制”（要仅仅是这个原因的话，完全照搬诸侯们的行政旧制，委派官员就行了；而要是沿用分封制，只需将秦国的贵族派到各诸侯国，替换掉旧有的王室就可以了。当年的周人就是这样做的），更因为之前诸侯们经过长期博弈所形成的地缘关系，虽然也遵循了地缘规律，但首先由于政治分割的原因，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地缘中心，而行政设置亦是围绕自己政治中心而设立的，现在秦国需要以关中平原为中心，重新考量各地缘板块的建制了；其次，有些地区本属于同一个地缘板块，但由于处于地缘博弈区，所以建制分割的情况突出。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党”高地，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它应该归属于一个郡一级的行政单位，但在战国时期，三晋都曾经在自己占据的那块地盘上，成立过属于自己的“上党郡”。
依据标准的说法，秦国在剪灭六国之初共设立了三十六个郡级行政区。从体量和密度来说，大致与现在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处于同一数量级。既然天下是秦人统一的，我们解读秦国郡县的划分，自然就要从秦国的本部开始了。关于秦人和秦国的由来，在以往的解读过程中应该已经很清楚了。整个渭河流域可以说就秦国能够有机会竞争春秋霸主，并在战国中位列七雄之列的本钱。这其中包括秦人兴起的渭水上游，陇山以西的“陇西高原”；秦人成就霸、王之业的核心区，位于渭水中下游的“关中平原”；以及秦国从戎狄手中夺取的，泾、洛两水（渭水支流）所覆盖的“陇东高原”、“陕北高原”。因此秦人的郡县制，最早也是从这一地区开始的。每一个地缘板块相应的对应了一个郡一级的行政单位，其中陇西高原所对应的是“陇西郡”；陇东高原所对应的为“北地郡”；陕北高原则划分为“上郡”。至于说秦国乃至秦帝国的核心区，关中平原所对应的行政机构则叫作“内史”，即相当于后来明、清两代“直隶”的概念。简单点说，这块地方虽然说在级别和容量和和一般的“郡”一样，但属于天子脚下，直接为政治中心提供地缘保障，因此在行政上的级别与重要度更是要高上一级。
需要注意的是，就象现在的北京市除了占据一块平坦的土地，并以自己为中心构筑中央之国的交通网一样，秦国也是咸阳和内史地为核心，构筑了通向全国的“驰道”。而经过漫长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驰道的走向，相信熟读之前内容的朋友，已经了然于胸了。除了通过交通网的建设，稳定自己地缘中心的地位，秦朝和现在的政治家，在选择自己的直属地时，都依山伴水的标准也都是必须的。其中水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除了在生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外，更在古典时期承担了主要的交通功能。而山地的保护能够让地缘中心的贵族、政治家们感到更安全。也正因为此，秦帝国的内史地，除了涵盖了整个关中平原外，向北亦延伸管辖了陇东、陕北高原的边缘区域。这样的话，如果北地郡和上郡在政治上出现突变的话，咸阳城的贵族们还能够有时间布置起一条防线。至于说东线，那个进出关中的门户“函谷关”，自然成为了内史地的东大门（西南两线则有陇山与秦岭，对于关中的这段叫“终南山”）。
除掉在秦岭以北的陇西、北地、上郡、内史四个秦人故地之外，秦国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还战略性的向南扩张至了汉中、四川两大盆地。正是拥有了这两个盆地的资源，才让秦国从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早在借蜀、苴之争，从苴国手中接收汉中盆地后，秦国就在此建置了“汉中郡”。而从地缘的角度看，整个汉水中、上游都是穿行在秦岭与大巴山脉之间。因此后来秦国在战胜楚国，控制整个汉水流域后，将秦巴谷地（南阳盆地以西的汉水流域）都划入了“汉中郡”，地理条件最好的汉中盆地自然也成为了新“汉中郡”的地缘中心。
四川盆地的情况就简单多了，蜀、巴两国一个占据川西平原，一个控制川东平行纵谷地区进行的长期博弈，已经使得双方在川中丘陵地带形成了地缘平衡线。秦人要说的，就是遵照为条地缘平衡线，将蜀国变成为“蜀郡”，巴国变成“巴郡”就可以了。 附：秦初三十六郡示意图
秦人南收巴蜀为之所确立的战略优势，很快就在正面战场上显露出来了。在北线，秦国的老对手魏国最先成为牺牲品，被逐出了河东之地。占据了河东之地的秦人，很自然的将这块晋、魏的核心之地转变为了秦国的“河东郡”。就河东这个地缘板块，我们都知道主要包含有临汾、运城两个盆地，但最终秦人所划定的“河东郡”，却不仅仅限于这两块，而是透过轵关陉，将河内的“南阳之地”也包含进来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秦国在得到河东之地后，不断的透过轵关陉这条通道向东渗透。而在这个过程中，由韩国所主导的“南阳之地”，早在长平之战之前就被秦国所控制，并以此为前进基地，与赵、魏等国进行长期的拉锯战。在这种情况下，山西高原之上的河东之地，与河北平原的南阳之地，有充足的时间和理由在地缘上进行整合，并最终在秦国的建制中合为一体。从帝国统一之后的情况来看，设立一个覆盖太行山两侧的“河东郡”，使之成为横贯东西的纽带，也有利于帝国的结构稳定。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典型的案例就是 “甘肃”省。这样一个整体呈哑铃状的省份，能够在黄土高原和西域都辖有土地，河西走廊两端从地缘上被割断的风险会被降低许多。 附：秦朝疆域图
在北线对魏国取得压倒性优势后，秦国开始把重点放在南线，而在这个方向，楚国是他们的主要对手。如果没有汉中盆地、四川盆地的地缘潜力和上水优势，秦国对于楚国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在有了这两块进可攻、退可守的风水宝地后，楚国便逐渐丧失了他在长江中游的核心区。武陵山区、南阳盆地、江汉平原，乃至洞庭湖平原的控制权相继被秦人夺取。而秦国的版图上，也依照地缘特点，向东南方向划出了南阳郡（南阳盆地为核心）、南郡（江汉平原为核心）、黔中郡（武陵山区）、长沙郡（洞庭湖平原为核心）。在楚国退出自己的核心区后，秦国的重点又重新回到了北线。自长平之战起，赵国和上党高地一直是秦国东扩的主要障碍。而当秦国终于一统一天下之后，之前曾经被韩、赵、魏三国分割过的上党高地，终于有机会以一个完整“上党郡”的面目，出现在政治版图上了。其实要为山西高原划定行政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梅花间竹式的地形，让诸盆地之间都有相对清晰的山地，作为地缘分割线。并不是说每一个盆地都需要设立一个郡级单位，但地缘关系更为紧密的地缘板块，更容易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就象同样与黄河相接的临汾、运城盆地成为了河东郡的核心；位处上党高地腹的的长治、晋城盆地没有被再分割为两块一样。太原盆地和它北面的忻定盆地也共同组合成为了“太原郡”。相比河东之地长期以来在黄土高原的地缘中心的位置，赵人所经营的这两个盆地之间会更有共同语言。
在山西高原乃至整个黄土高原上划分地缘板块，山地都会是重要的地理特征，而到了华北平原之上，这项任务就主要交给河流了。就黄河以北的情况而言，将它们划为一个整体显然过于庞大了。秦人的分割方案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留有了之前地缘博弈的痕迹。首先漳水以北，燕、赵交汇之处的易水河以南，旧禹贡黄河以西的这片赵国核心区（包括中山国故地），被设立为“邯郸郡”。而大陆泽以南，一直到黄河一线的土地，之前一直是魏、赵两国的重点博弈区，现在也被划入了邯郸郡这个板块中。毕竟在秦国的统一战争中，河北平原一直是以赵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的，而赵国也的确占据了河北平原的主体。因此以赵国残留的地缘标签为基础，划分行政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另一个位于河北平原之上的郡级单位，叫作“巨鹿郡”，位于邯郸郡的东侧，向东一直伸展到黄河（部分区域越过黄河，进入河济平原），向北则大致到当日的燕南长城。这片主体位于黄河新旧河道之间的“河间”之地，是赵、燕、齐三国的博弈区，其名字则得于那个又名巨鹿泽的大湖：大陆泽。在历史上巨鹿郡所在之地九河纵横，一直是黄河改道的核心区。无山河依的地理特点，使得它一直无法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板块。从地缘角度上看，这样一个过渡区域划为一个独立地缘板块也并无不可。只不过相对弱势的地位，让它总是很容易成为周边地缘板块博弈的牺牲品。之前赵、燕、齐三国在此的竞争只是一个开始，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幕又无数次上演。用不了多久，一场决定秦帝国命运的“巨鹿之战”就会在巨鹿泽畔上演。邯郸郡和巨鹿郡并不是河北平原的全部，因为河北平原的北部，燕山之南还有一大块燕国故土没有确定归属。理论上这块燕国的核心区应该单独设置为一个郡的，而为秦所灭的其他几国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比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邯郸郡之于赵国，南郡之于楚国。包括后面将要分析的其他诸侯国故地，也是这种情况。倒不是说秦国有多尊重这些手下败将的知识产权，而是这些诸侯国的核心区经过上百年的经营，的确已经在文化上有了统一性，更何况当年它们能够成为一个整体，也是在地缘规律的作用下，秦人如果没有特别的必要，没有必要逆势而行，强制重新洗牌。在历史当中，秦人的这种作法并没是一种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你硬把两块地缘属性不同的区域组合到一起，或是硬把一块属性相同的区域分割开来，总是会遇到很多问题的，除非有特别的需要。而在秦人看来，燕国这块核心区就很有必要被分割开了。
在秦人最初划定的郡县版图中，燕人为了防御北方民族入侵而设立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边郡都被保留下来了。至于燕国设立这五个边郡的地缘基础，我们在燕国部分已经分析过了，应该说还是非常合理的。唯一有可能微调的，就是燕国的上谷郡和赵国的代郡的边界。毕竟因为燕赵的地博弈，张家口盆地区成为了二者的共享区，如果在这里做出些许调整，并不会让我们感到奇怪。问题是秦人在保留这五个边缘基本格局的同时，还让它们共同（辽东郡除外）瓜分了燕国的核心区。也就是说，除辽东郡因为离河北平原过远，其它四郡都在燕国的核心区延伸了一块辖区。由于现存的史料很少，我们并不清楚秦人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这样做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荆轲那次不成功的行刺，对秦始皇的刺激实在太深了（放在谁身上都一样，太吓人了），以至于报复性的让几个边郡将燕国核心区给瓜分掉了。这种从行政上割裂地缘文化的作法，无异于把一支有着悠久历史的军队，藩号给取消了，算得上是不小的惩罚了。不过相比于军队编制的可塑性，行政划分还是要更尊重地缘规律的。因此在秦亡以后，汉朝还是在燕国的核心区建置了“广阳郡”，算是重新恢复了地缘平衡（也有认为广阳郡在秦朝就已经建制了的，只能说如果秦人真这样做了，也算是没有意气用事）。
相比划分燕国的过程中，出现了意于常情的插曲，帝国在划分齐土时，倒是没有作出什么异常举动。齐国的国土被东西向的一分为二，分别设立了齐郡和琅琊郡。也许有朋友会觉得，齐国原来不是有五都嘛，应该划分为五个郡才对，不过那样的话，每个郡的辖区就有点小了。因此高唐（辖东河济平原）、临淄（辖鲁北平原）归入了齐郡。而深入泰沂山脉腹地平陆，其济水以北部分，由于长期以来就是齐国的渗透区（鲁国在与齐国的博弈中落败之后，就失去了这块区域的影响力），也被归入了齐郡的辖区。至于向南扩张至大陆泽和济水之间的这块区域，包括平陆邑本身在内，就因为地缘关系被划入了其他的郡治之中了。
除了上述三都之外，齐国原有的莒邑、即墨二都则被划入了“琅琊郡”，当年曾被越国所占据的，五莲山以东，北至胶州湾，南至连云港的这条沿海地带，也是琅邪郡的属地。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秦国的这种划分不无道理，因为相比于齐郡，琅邪郡的属地可以说是东夷文化的最后集中地。山东半岛（包括胶莱平原）的莱国，与沂沭河谷的莒国，虽然先后为齐国所灭，但在族群和文化中所带有的强烈东夷色彩，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仍然得到保留。因此将这样一个区域划为一个整体，也算是和“齐郡”分而治之了。
说完了齐国划分，我们要再往南看下泗水流域的情况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春秋—战国前期），泗水以东地区存在着许多东夷系为主的小国，有一个地缘标签是指这批国家，叫做“泗上十二诸侯” （严格说算是东北方向，所以古人也认为是在泗水以北，并称之为“泗上”）。就“泗上”这个概念，我们也曾经解读过，除掉位于泗水中下游的那些小国外，位于泗水上游的鲁国，在衰弱之后也经常被列入这个概念中去。而从地缘属性上来看，泗上地区是典型的博弈区，位于江淮、河济两大地缘板块之间的特殊地位，使得泗上地区的独立性一直受到挑战。
如果再为泗上地区内部做个划分的话，那么泗水上游这块，由于地处泰沂山脉腹地，在地缘属性上据有双重属性。同样具有双重属性的，还有忻沭河谷（沂、沭两河是泗水的支流，莒国也经常被列为泗上诸侯）。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二块鲁、莒国故地和泰沂山脉以东的山东半岛（齐地）地缘关系更为紧密，也因此而共同组成了现在的山东省。而在秦国最初为此划定郡县时，沂沭河谷的莒地是当成齐地与山东半岛划在一起的（琅琊郡）；鲁国故地则归属为泗上地区，建制成了“薛郡”，“薛”这个郡名，就是得自于泗上地区的“薛国”（在现山东省滕州市一带，微山湖东侧）。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当年吴王夫差在泗水两头开挖了连通济水的“深沟”，以及连通江淮的“邗沟”，有这样一条由深沟——泗水——邗沟组成南北交通大动脉存在，江淮的势力更有机会向河济的纵深渗透（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虽然吴国在完成这项伟大工程后不久就灭国了，后来的越国也对争霸中原兴趣不大，但楚国在将吴越故地变身成为“东楚”之后，却有机会利用这条交通大动脉，将势力向北渗透。吞并泗水上游的鲁国，就是楚国的杰作。
从秦国为中央之国划定郡县这件事来看，并非是在灭亡六国后才开始的，而是在统一的过程中就逐步展开了。这使得秦国所划定的郡一级行政区中，很大程度会参考战争的进度和自己的熟悉度（因经营时间长短会造成认知上的差别）。这种情况使得一些地缘归属本来就模糊的区域，其行政划分时会参考最后的归属国；另一方面就是秦国在西北黄土高原之上所划定的行政区，较之东部（特别是东南部）要成熟的多，也更加符合地缘规律。而薛郡这个行政区的划定就是这种不成熟表现的典型案例。因为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将济、淮、江三个具有不同文化属性的区域，划在一个建置之下，都是有问题的，特别是最北部的济水以南地区，与最南部的长江以北地区，你甚至很难为它们找到共通点。即使是在现在继承了薛郡大部分辖区的“江苏省”，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被江、淮所分割的苏北、苏中、苏南地区，之间的地缘矛盾有多难调和。在乡土观念更加强烈的两千年前，这种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因此在后来的历史中，象薛郡这种跨度过大的行政区，很快就作出了调整。不过依然悲剧的是，夹在长江、黄河两大文明之间的淮河地区，仍然摆脱不了夹心层的命运。以至于现在仍然无法出现一个以淮河文化为代表的省份（整个淮河南北，都或南或北的被南北省份分割掉了）。作为淮东主要支流的泗水流域，只是其中一例罢了。后面我们将看到在淮河流域中，所存在的诸多分割现象。
从薛郡所划定的行政区，我们也可以看出齐国在后来借秦楚交战之际，夺回了沂沭河谷。而秦国在对楚发起决战时，已经通过灭亡魏国，拿回了他们当年的飞地“陶”。因此北部边界直达济水，西部大致以泗水为界的 “薛郡”，并没有将行政区扩展到菏济相交处。这块秦人当年经营的控制区（菏、济交汇点周边）在被魏国经营后，最后的归宿是和魏国主控的“西河济平原”划在了一起，合并成立了“东郡”。
说完了泗水以东地区，我们要来看看泗水以西地区了。如果说泗上地区，由于地缘位置的关系，主要是山东丘陵地区的齐、鲁等国，和江淮地区的吴、越、楚三国博弈的区域，并因此影响了秦人的行政划分。那么作为楚国和中原国家，尤其是宋国和魏国之间的博弈区：泗水以西地区，怎么来划分就是看楚国和魏国最后的博弈情况了。这片位于济、淮之间，曾经让宋、魏、楚三国纠缠不清，包含有颖、睢、泗等流域在内的土地，算得上是半个中原。而这半个中原在秦人的手中则变身成为了“砀郡”和“泗水郡”。北部的砀郡主要是以最后的魏国控制区为主（包括魏都大梁在内）；而南部的“泗水郡”，则主要以战国末期的楚国控制区为主。由于楚国在最后阶段灭掉了泗水上游的鲁国（主要利益于楚国在泗上地区的地缘优势比较明显），而魏国又被秦国严重消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泗水郡的东北方向，在泗水一线已经切到了深沟。实际上，在正常的博弈情况下，楚国和中原国家的地缘分割线，基本还是能够拉出一条与东西走向的平行线的（济、淮为参照物）。 中原东部既然已经遵循魏、楚博弈的最后结果，而划定出了砀郡和泗水郡，那么秦人在为中原西部，包括洛阳盆地划分行政区时，所要考虑的参考对象，自然是三晋中的韩国了。不出意外的是，洛阳盆地这个由黄土高原直入华北平原前进跳板，被单独划为了“三川郡”。所谓三川，指的就是润泽整个盆地区（包括周边山地）的伊、洛、河三水。不出意料的是，三川郡的西界被定在了帝国核心区的东点“函谷关”；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其东界并没有定在出入洛阳盆地的虎牢一带，向是沿河济之南，向东延伸了一个突出部与砀郡接壤（郑州开封之间为二郡分割线）。秦人之所以这样做，和他们将河东郡延伸到河北平原的意义其实是一样的，作为从又一个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天下之主，秦人除了确保自己的核心区有足够的地缘保护之外，并不想因为行政划分，而加剧地缘分割的现象。将黄河南北的两个缓冲区（相对于关中的核心区），触角延伸到华北平原之上，虎牢、轵关这两个东西地缘的分割点，所能起到的分割作用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除掉三川郡所覆盖的部分区域，韩国在中原西部，以颖、汝两水流域为主的区域，被划定为颖川郡（南至淮河）。需要说明的一点，尽管楚人在颖、汝两水下游地区，已经经营了数百年，并且在地缘上，也将之视为西楚地区。但由于当年周王室曾经在此封建过为数不少的嫡系诸侯，也就是说先于楚人进入这个区域。所以在计较华夷身份的一些文人心目中，颖川郡以及汉水之阳的大部分南阳郡，都不算是楚文化覆盖区，而应该在汉阳诸姬布局之初，就已经是根正苗红的华夏区了，而现在在地缘概念上，基本与中原之地划上等号的“河南省”，也就此奠定了它西南部的版图范围。
相比于淮河以北的中原之地，秦人对于淮河以南的江、淮地区的熟悉度就更要低很多了。毕竟无论是从地理距离，还是文化认同感上来说，战国时期的秦人，都对这块“蛮夷之地”没有太大兴趣。现在既然因为所有的楚地，都已经入了秦，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再不熟悉情况，秦人也需要为它们的归属做个安排了。比较悲剧的是，秦人在划分这些最后的楚地时，粗糙程度并不比他们在划定薛郡时要低。淮河以南，南阳郡以东，薛郡以西。包括淮南的“江淮平原”（丘陵）、江南的“鄱阳平原”，直至整个赣江流域，都被划成了一个“九江郡”，甚至连重要的地缘分割线“大别山”也被包入了这个南北纵深过长的行政区中。对于秦人来说，他们没有时间来为这片河泽众多的土地（“九江”因此得名）作更细的划分。如果帝国的国运能够在长点的话，相信秦人会对他们最初的那些不成熟做法作出调整（事实上在秦国短短的十几年中，也做过很多调整，但国运实在太短，史料又不全。最后的版本如何永远成为了谜），并最终定型出一个上下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只是因为帝国很快就要陷入动乱之中，这项任务最终要由新兴的汉帝国来完成了。
去除掉我们已经解读过的部分，剩下的原属吴越，后属楚国的江东地区就很好做安排了。长江所起到的天然分割作用，使得江东地区很容易被看作一个整体。而秦人最初也是这样做的，将整个江东地区，向南直至浙闽丘陵北部的“金衢盆地”（也就是属于内越的部分），都划归为“会稽郡”。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突出越文化的做法，倒是有利于消弱楚人在江东地区的影响力。可惜的是，最后成为秦帝国掘墓人的项氏家族，还是打着楚人的旗号从江东地区渡江北上了。
虽然说秦国对于帝国的东南部，不太熟悉，但越是不熟悉的地方，越要在控制的方式上多加注意。将整个江东地区粗略的归为一个郡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只是这样做也很容易让之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区域。一旦控制这个郡的官吏有了异心，是很容易借助长江建立起一道难以攻破的防线的。因此秦国很快就将江东地区的西部，分割出来建制了“鄣郡”。从地理位置和结构来看，鄣郡所割的区域主要是长江与太湖之间的“江东丘陵”，以及南部属于江南丘陵的黄山山脉一带。江南丘陵与浙闽丘陵的分割线“天目山”，则是鄣郡与会稽郡在中部的分界线。
按一般的地缘分割法，秦人在分割江东时，应该依杭州湾为界，将江东地区横向分割为吴、越二郡。而秦人最终选择纵向分割江东的方法，亦有其道理。这种分割法，让鄣郡控制住进入江东地区的渡口、关卡，以及缓冲的山地、丘陵；而让会稽郡控制农业条件较好的江东平原。任何一个郡想要独立的话，都必须与另一个郡达成共识。否则的话，前者后勤堪忧；后者无险可守。而如果横向分割的话，最起码杭州湾以南的内越之地，会更有独立的倾向，就象吴越争霸时，以及为楚所灭之后的越国那样。 前面通过解读秦国分割六国故地，我们已经知道在秦帝国统一中央之国后，其所能直接控制的区域究竟有哪些地缘板块，又做了什么样的行政安排。下一步则需要了解秦国在此之外，又进行了哪些地缘扩张；哪些地缘板块成为了秦国的下一个目标；帝国又为此，进行了哪些改变地缘关系的努力。而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与帝国核心区关系最为密切的西北方向，这里有一个其后二千年来，一直是农牧博弈焦点的地缘板块—“河套”地区。 附：秦帝国地缘扩张示意图
通过战国部分的解读和对秦初三十六郡的分析，我们应该已经比较清楚秦国在帝国建立之初的版图应该有多大了。如果从地缘板块的角度来理解帝国的结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秦巴谷地、四川盆地、南阳盆地、江汉平原、江淮平原、江南平原丘陵地带，这些地缘板块在经过六国的上百年的经营后，现在都已经尽数为帝国所接收，成为了可以直接控制的属地。接下来的话，帝国可以有两个方向，一是进行内部整合；二是继续向边缘地区进行扩张。
将这些因诸侯分割而地缘分割明显的土地，变成为一个整体的内部整合，应该是最为紧迫的，毕竟这涉及到帝国的结构稳定。做这件事情，技术上的准备是一方面，秦人也因此做了很多事，包括设立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官员的郡、县两级行政机构。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用以整合的时间都是必须的。因为无论你的措施有多么到位，如果帝国的大部分臣民都还能在脑海中保留故国的记忆，帝国的社会结构都不能达到稳定；而如果有一天，中央之国的绝大部分臣民，都出生在帝国体制下，那么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上就不大会出现冲突了。
尽管秦帝国所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但秦人似乎到了并没有打算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整合上面。之所以会这样，很大程度是因为秦人之前的政策太过成功，以至于秦人觉得，把他们耕战的战时体制，扩展到整个中央之国就可以了。而秦人的战时体制中，以军功授爵、授田的“军功爵”制，更使得战争本身就成为了一种生产力。国家可以因为战争而更快速获得土地和财富，个人也同样有理由视之为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秦人在进行内部整合的同时，就马上开始强力渗透边缘地区了。
秦帝国所认知的边缘地区，也就是当年六国中燕、赵、楚这三个边缘国家，包括秦国自己所接触到的地区。要想得知这些边缘地区的基本情况，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因为在秦人统一六国之前，这些边缘国家在中原博弈的同时，已经对各自所能接触到的边缘地区有了很深的接触。从燕国所主力渗透的边缘地区来看，是在东北方向的“东北平原”“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这一地区的地缘结构我们已经多次做过分析了，基本上占据了下辽河平原这个枢纽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这个缓冲区后，再向外扩张的性价比就不高了。除非有一天，活动在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渔猎民族（亦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经由西辽河在此占据优势），强大到足以对帝国东北部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燕人当日所做出的努力，已经让秦人相当满意了，所以帝国暂时并没有把这个方向作为扩张的重点。
相比于东北方向的兴趣索然，秦人对于当日楚国所接触的边缘地区，兴趣却非常大。无论是与江东地区相接的“浙闽丘陵”，还是与江南地区（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相接的“两广丘陵”，帝国都将之纳入了扩张计划。而由浙闽丘陵、两广丘陵所构成的，涉及现在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省的“东南沿海丘陵地带”，一直是越人及越文化的覆盖区，其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至今。秦人之所以会将些看似没有太大地缘潜力的沿海丘陵地带，列为扩张重点，当年的越王勾践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当年越人绝地反击，翻盘吴国，称霸中原的“传奇”举动，足以让当时还困于关中的秦人刮目相看。越人的韧性，而他们所处在区在防御上的巨大优势，甚至在他们败于楚人，不得不退出江东地区之后，还能够继续在闽浙丘陵之内，延续他们的国祚（虽然内部四分五裂了）。也正因为如此，秦国在灭亡楚国之后，并没有停顿下来，而是一鼓作气，将会稽山以南直至“金衢盆地”的内越之地收入囊中（内外越的划分，详见越国部分）。不过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当年由勾践兴越，所创立的越国本身，在退回浙闽丘陵后，内部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即使秦人得到了越国龙兴的“内越”之地，还是内越之东的，位于沿海的“外越”（瓯越）地区；以及内外越之南的“闽越”地区（现福建地区）仍在越国王族（于越族）的控制之下。如果想要永久的消除越人的威胁，无论是由越国王族所控制的那部分浙闽丘陵，还由边缘越族所控制的南越之地“两广丘陵”，秦人都希望它们成为集权管理的帝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化外之地存在。
除掉东南沿海丘陵，另一个曾经在战国后期由楚人渗透过的板块“云贵高原”也被帝国列入了扩张计划中。秦人之所以关注这一区域，并不仅仅是因为楚人曾经试图以此为基地，在四川盆地开辟反击秦国的第二战场；更因为富庶的蜀人，所展现出来的迥异的文化特质，使得秦人知道了，在四川盆地的南部，存在一条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商路。既然有利益存在，那么即使秦人暂时还看不上云贵高原的农业潜力，也有理由想办法打通一条南入云贵高原的通道了。而一旦秦人决心这样做了，对贵州高原的“夜郎国”，以及云南高原的“滇国”来说，都将面临灭顶之灾了。 附：秦直道战略示意图
早在周人成为天下共主时，华夏文化中便有了“华夷五方”的概念。现在既然秦人成为了中央之国的主人，他们自然也要审视一下帝国的四周，究竟还有哪些边缘地区和边缘民族，有可能对帝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从东面来说，当年和整个黄土高原族系对抗的主流“东夷”，事实上已经随着春秋战国的进程，而成为了华夏的一员。这其中被周王室授予平夷之权的“齐国”（尽管后来换了王室）功不可没，秦国在统一之后，基本没有再遇到边缘民族的问题，便将帝国的东部边界推到了东海。如果再想进一步的话，就只有看看海上有没有土地可供征服的了。不过很显然的是，无论是齐国还是现在的秦帝国，并没有遭受过来自海外的威胁，因此从帝国的层面来看，并没有必要再在这个方向花费太多的精力了。而从帝国的统治者“秦始皇”的角度来看，那些似乎没有征服必要的海岛之上，却有可能居住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神仙”。得到这样的结论，那些长期在山东半岛沿线活跃的，出身于东夷文化的方士们功不可没。其后果便是始皇帝陛下动用了一部分财力，派遣了一支小型的“远征军”（徐福带的那五百童男童女，其实算是朝圣的使团了），去海上为他寻找不死药了。尽管最终并没有奇迹出现，但却为东海最大的边缘民族“和”族，提供了加入华夏体系的最初线索。
帝国南面的地缘结构，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东南丘陵地带和云贵高原这两个蛮夷之地，由于它们潜在的威胁和利益，已经被帝国列入了远征计划。而在这项计划实施之前，帝国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方位的对手需要解决掉，那就是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匈奴。游牧民族的威胁在战国时期使已呈现，基于他们对于“骑射”这两项军事技术的熟练程度，以及生产方式上的机动优势，长城成为了农耕民族以静制动的法宝。在秦灭六国之前，通过胡服骑射拉平了与匈奴军事技术差异的赵人本来已经做的很好了，以阴山山脉为依托的长城防御体系也已经打造完成。不出意外的话，秦国在北部边境是可以成建制的接受赵国的代郡、雁门、云中三郡的。事实上秦国在灭掉赵国的继承者“代国”之后，也确实做到了这点，只不过在接收“云中郡”时出了一点意外。
我们在“赵北三郡”已经分析过了，赵国的云中郡主要控制的是阴山以南的，包括后套、前套两个盆地型平原的土地。这两块土地平整，水源充足的平原，之前本来是游牧民族最为优良的天然草场。而扩张至此的农耕民族，同样也能够凭借他们所掌握的水利知识，将之改造成为农业区。要是给赵国充足的时间和人力的话，他们应该能够有机会完成云中郡在生产力方式上的转化过程。可惜的是，秦人在赵国南线的攻击，让赵国无法集中精力完成这样事。而从战略上来看，从李牧所统帅的北地边防军，被作为最后的筹码调入河北平原之后，赵国便随时面临着退出河套平原的危险。
凭借着李牧大破匈奴的余威，以及匈奴战略后撤所留出的缓冲空间。在李牧率军回援邯郸的那十几年间，阴山防线仍然保持着宁静。而李牧身死，赵国灭亡之后，游牧民族预料之中的渗透终于开始了。当秦人接收到云中郡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匈奴人已经控制了狼山（阳山）以南的后套地区，并由此向鄂尔多斯高原渗透。这种局势让后套平原乃至整个河套地区（主包含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第一时间被帝国列为战区，众多看友所期待的“外战”一触即发。 如果让赵人来收复河套的话，他们的主力出击线路应该是由雁门郡向西，通过“杀虎口”跨越吕梁山脉的北支“管涔山”，进入前套平原。然后再与在前套平原驻守的云中守军汇合，向沿黄河北岸向盘据于后套平原的匈奴人发起攻击，这也是当年赵人从匈奴人手中夺取河套平原的经典路线。相比于赵人，秦人的选择就会更多些了。最起码秦人积蓄在关中平原的大军，并不需要绕道山西高原，两次渡过黄河才进入河套平原。他们可以假道陕北高原，也就在行政区中所对应的“上郡”，沿着北洛水和黄河水系（如无定河、窟野河）所形成的河谷通道，一直向北，到达鄂尔多斯的东北角，然后再跨越黄河进入河套平原的腹地。
鄂尔多斯高原的地理特点，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就是腹地地势相对平整，但缺少稳定的水源，且气候上受蒙古高原影响很大，恶劣天气比较多。这种情况显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即使是对地理条件要求相对较低的游牧生产来说，也算不上好的草场。相比之下，沟壑纵横，河谷相间其间的陕北高原地势，虽然看上去没有那么缺水（现在也缺得厉害），但由于地形的原因，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也有些困难。而同样由于地形的原因，游牧民族想在陕北高原的腹地大规模的驰骋放牧也很困难。既然双方都不能指望陕北高原来提升自己的生产力，那么习惯步步为营的推进政策的农耕民族，就在陕北高原占据了优势。这是因为在陕北高原的那些河谷中，还是可以进行小规模的农业生产，并维持一定的人口。这些有一定自给能力的据点，在与关中平原乃至山西高原互动之后，不仅能够得到农业核心区的支援，亦能够有效的成为核心区的缓冲地。从地理结构来看，位于河套地区东南部的“陕北高原”，其顶点已经接近于前套平原了。这使得秦军在从关中平原出发，穿越陕北高原进入河套平原的路程中，大部分时候可以在条件相对较好的河谷通道中前进，并接受沿河据点的补给。
既然秦人可以通过陕北高原的河谷通道，向河套地区移动，那么反过来，来自河套地区的对手是不是也有机会这样做呢？答案是肯定的。曾经有过这种想法的举动的，并不止是那么想到关中劫掠的游牧民族，当日赵武灵王就曾经这样构思过。只不过，按照正常的国家博弈来说，要想真正对秦国的核心区“关中平原”造成威胁，赵国必须先想办法把秦国的上郡蚕食掉。否则赵国大军就算取得战术上的成功，透过陕北高原攻入关中的话，后勤补给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当然，假如赵国能够控制河东之地，仅仅将跨越陕北高原的攻击路线，作为夹击秦国河西之地的战术举动，意义还是挺大的，的确存在一举将陕北高原和河西之地收入囊中的可能性。
要说当年的赵国，如果想要步步为营的向陕北高原推进的话，还是存在一定优势的。因为赵国不仅可以从云中郡所在的前套平原，南下攻击陕北高原；还可以另外准备一支军队，由太原盆地出发，西向切割吕梁山脉，经由“蔺”地渡过黄河，与北军呼应。无论是曾经占据陕北高原南部的魏国，还是后来囊获整个陕北高原的秦国，都将陕北高原一切为二，分为两个战区，并在其间修筑了一道内长城（现绥德南）。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可以分区抵抗来自山西高原和河套地区的攻击，不至于让对手快速合围。也正因为此，赵国当年在陕北高原也最多只能渗透到北部，无法真正接近关中平原。
不管怎么说，赵人或者匈奴人要想透过陕北高原的河谷通道威胁关中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现在，在陕北平原经营日久的秦人，需要通过这些河谷通道向北方的河套地区推进了。执行这项战略任务的，就是蒙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成员“蒙恬”。有了前套平原这个突出部，加上可以由大同盆地、陕北高原两个方向对前线进行支援，秦军的攻击还是比较顺利的。不仅将匈奴赶出了鄂尔多斯高原（地缘结构上，西部称之为河南地；东部称之为“榆中”），更一举收复了匈奴在河套地区的核心区“后套平原”，将匈奴逐回至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上。
新生的帝国能够这么快的就收复后套平原，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毕竟当年赵国以一“国”之力也曾经做到了。对于希望边境长治久安的帝国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如何保住胜利果实。要知道，要想在大草原上围歼那些机动性超强的游牧民族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是击溃战），当他们休养生息后，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如果从地缘关系，包括军事地缘的角度来看，在位置上比较接近陕北高原和大同盆地的“前套平原”，帝国还是有把握稳定它的安全的。比较麻烦的是后套平原。这个位于狼山（阴山山脉的西段，又名阳山）、鄂尔多斯高原、前套平原之间的平原，离帝国的核心区有点远。除非秦人有办法将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变为农业区，否则秦人必须想其他的办法，来接近后套地区与帝国核心区之间的关系，使之摆脱孤立的状态。正是在这种地缘背景之下，一个新的行政区“九原郡”和一项伟大的工程“秦直道”诞生了。 当年赵国渗透入河套平原之后，以前套平原为核心成立了“云中郡”。有一种说法认为，赵国当时已经着手将后套平原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缘板块，从云中郡分割出来。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秦帝国在为华夏“收复”后套平原之后，方才将后套平原独立为“九原郡”。不管九原郡的知识产权归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九原郡的郡治“九原”并不在后套平原，而是在前套平原的东南角，也就是现在的“包头市”一带。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后套平原仅管从地理结构上看可以单独划为一个郡，但毕竟离核心区太远。如果将它与唯一与其相连的“云中郡”，完全从地理上分割开的话，这个前突严重的边郡，前景并不让人感到乐观；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九原”（指郡治）的位置，基本位于整个河套平原的中点。由于阴山山脉属于“断块山”类型，它位于黄河之北的三个主要山体：狼山（阳山）、阴山（乌拉山）、大青山，呈交错状态存在。因此对应中段“阴山”（乌拉山）的九原地区，更象是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之间的连接点，将这个连接枢纽跟地缘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后套平原”划在一起，有利于加强后者的实力。
既然“九原”城本身承担着支援、管理后套平原的重任，并且在整个河套平原中具有枢纽地位（即使放弃了后套平原，为了云中郡的安全，也不能丢掉这个点），那么无论是出于主动的反击匈奴南下，还是保守的拱卫前套平原的目的，秦人都很有必要专门为它打造一条交通线，以让帝国的机动力量，能够快速到达九原城。
如果是新生的“九原郡”只会碰到小股的游牧部落袭扰，那么凭借自身的力量，加上上郡、云中两郡的支援，应该就会有足够的安全保障了。秦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上郡的北部，与九原之间打通一条交通线。从技术的角度看，自上郡的郡治“肤施”（现陕西榆林县一带），向北沿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交界处，铺就一条快速通道并不算太难。鄂尔多斯多斯高原相对低缓的地形能够让这条通道尽量呈现直道状态（肤施—九原，按现在的区划就是：榆林—鄂尔多斯市—包头）。而陕北高原北部，那些发源于鄂尔多斯高原边缘的河流（黄河支流，如无定河、窟野河，以及它们的支流），可以阶段性的为北上的援军，提供淡水来源，甚至建立兵站和小型农业区以为支持。
尽管上郡和云中两郡，能够为九原郡的生存提供一定支撑。但为了夺回河套平原这块风水宝地，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往往是倾巢出动，集结数十万的骑兵发动进攻。而他们的攻击点，也并不仅仅会是九原郡一线。前套平原的云中郡、大同盆地至阴山一线的雁门郡，甚至代郡，都有可能同时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为这么漫长的战线提供支援任务就必须分解了。从地理关系上来看，山西高原腹地的那些郡县，可以比较快速的为雁门、代郡一线提供战略支援，而能够为云中、九原在内的河套平原提供支援的二线行政区，就主要靠上郡了。问题是光靠驻扎于上郡的军队支援，是很难应对匈奴的大规模入侵的。毕竟以上郡本身的地缘潜力而言，并无法囤积太多的军力。在这种情况下，秦国需要一条能够将河套平原与帝国核心区直接连通起来的快速通道，以让秦国在关中平原的人力、物资快速调至河套前线。
也许有人会想，既然帝国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北方，那又为什么不把大部分的军事储备和军队，放在离前线更近，地理条件又相对较好的忻定——大同盆地一带。这样的话，帝国对于阴山前线的反应会快速许多。在后来的历史中，并非没有帝国这样做过。但在大部分时候，出于稳定内部结构的原因，帝国的中心总是希望成为资源（特别是军事资源）的最大集结地的。那些为了边境稳定，而放权让边郡经营、集结大量军事资源的朝代，结果往往就是藩镇割据，最终反受其害。要想调和这种内、外不能兼顾的矛盾，也并非没有办法。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把帝国的政治中心，设在最需要承受地缘压力的地方。依中国的情况来看，就是将都城的选址，尽量往农牧分割线靠近（比如后来的明朝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的话，政治中心所集中的资源，即能用之威慑地方势力做大，又能快速支援帝国的边境。
对于新生的秦帝国来说，应该还没有把政治中心，迁离关中平原这块风水宝地的意思。毕竟这块“四塞之地”，是秦人最终能够得天下的根本。既然这样的话，就只能想办法为咸阳和九原城之间，铺就一条快速通道了。这倒有点象现在缺水严重的北京城，即不能迁都到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又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优势，将部分功能分给其他城市（又要做政治中心，又想做经济、文化、流通中心）就只有耗费国力，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汉水调水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即将看到的“秦直道”工程，和现在即将完工的“南水北调”工程，都是中央集权力的极致表现。无论利弊、功过，从技术的角度看都堪称“伟”大工程。 关于秦走道的具体路线，历来都不是十分明确。大家在网上所能看到的示意图，多是根据“直道”之名，“顾名思义”的在咸阳和九原之间画条直线。而在如今古代遗迹皆可能变为GDP的年代，地方上倒是对考察直道这类工程抱有深厚兴趣，只是既然是想为自己的一方土地带来名利，自然也很难从全局角度来探究这条“古代高速公路”的全景了。更多的是，在相关自己的一方土地上，发现有秦代修筑的道路遗迹，便往“直道”这个地缘标签上靠。
现在从地缘的角度来解读“直道”的走向和战略作用了。为了应对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对河套平原的侵扰，仅仅依靠上郡的军事支援是不够了。帝国需要有一条高速公路，能够迅速将帝国核心区（内史地）的军队和资源送达河套前线。从常规来看，秦人可以选择的战略方案有两个：即要么向西北方向，通过泾水水系的河谷通道，进入鄂尔多斯高原，然后穿越地势相对平缓，水源稀少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到达河套平原；要么向东北方向，借助陕北高原中泾水水系的河谷通道，通过陕北高原南部，然后或溯泾水而上，入鄂尔多斯高原，至河套平原。或仍然在陕北高原穿行，借由陕北高原北部的河流谷地（北部的河流都是东南向直入黄河的）再走一程，然后再在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高原的交汇处北行，进入河套平原。这个方案中，后段比较经典的路线，就是我们昨天解读过的，溯无定河谷北上，经肤施（现榆林）、鄂尔多斯市，直至内九原城的路线。
上述方案中，第二套方案中的后一种走法，无疑是最可能被使用的，即在大部分的路程中，有充足的淡水补充，又可以得到沿途布设在河谷中的据点支持。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咸阳——肤施——九原之间画条线的话，这条线还真的近似于直线，要是在华北平原，而中间又没有太多横向切割的河流的话，始皇陛下的“工程师”们应该是会这样设计的。可惜的是，当秦军主力试图向河套方向运动时，他们会发现，首先将要穿越的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如果选择现成的河谷通道的话，并无法走出漂亮的直线来。另外无论是只走陕北高原南部就进入鄂尔多斯高原，还是在陕北高原北部再走一段，都必须多次穿越河流。在桥梁技术还不成熟的时代，这无疑会极大的减缓行军的速度。 虽然河谷通道是人类在山地最常开发利用的道路，沿途也容易补给淡水，但亦有其弱点，即不是特别稳定，特别是在一些水量较大河流的下游地区，在夏季雨水较多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山洪暴发，冲断道路的情况。按说游牧民族大都是在秋高马肥之后开始南侵的（这时候农业区也丰收了，正是“打草谷”的好时候），河谷通道受损的情况，不一定会正巧碰到游牧民族大举南侵的时节，但对于一个优秀的战略军事家来说，这种风险是需要尽量想办法规避的。
如果放在现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山地之中，高架桥和隧道技术都可以尽量避开上述风险，并使得道路呈近似直线状态。但仅仅是在几十年前，那些古代先人所开发的路线，都还是我们修筑道路的基础。也就是现在的高速公路，往往不能和古典时期的道路重合。而早期修筑的道路，甚至国道，大都和古人走出的的路没有太大偏差的原因。既然拥有现代技术的我们，都还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苛求2000多年前的秦人，在陕北高原那些沟壑之中南北向切出一条“直道”来了。
从地理结构的角度看，唯一能让秦人避免不断切割河流、山谷的行军路线，就是找一条南北向连接鄂尔多斯高原和关中平原的山脊作为筑路的基础。而在整个渭北高原（渭河以北，河套以南，陕北、陇东高原在内的统称）之上，唯一具备这个条件的，就是陕北高原和陇东高原的地理分割线，或者说泾水流域与洛水流域的分水岭——子午岭。作为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子午岭西侧的河流都汇入了泾水；而东侧的山泉、雨水，则流入了洛水。至于说子午岭的山脊之上，自然是没有河流切割的“宝地”了。
将直道建于分水岭之上，理论上确实是个避免河流阻断道路的好办法，但施工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不仅在于高度，更在于子午岭上原始森林密布，从中开辟道路需要耗费不小的人力。鉴于蒙恬所主导的直道工程，在短短两年期间就已初见成效，有理由相信，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利用过子午岭的山脊作为通行的道路了（不然的话，光勘测路线都得一两年时间）。秦人所要做的，就是把这支林间小道，变身为宽度达数十米（20—— 60米）的古代“高速公路”。
从技术和资源上看，秦人在子午岭上铺设一条直道北入鄂尔多斯高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由子午岭切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时，秦人需要向东北方向略微调整一下（因为子午岭偏西北—东南方向的，其北部位于九原郡西南方向），并在这段赶走渭北高原的直道与九原城之间，再把直接续修下去。以鄂尔多斯的地形来说，秦人“堑山湮谷”（史记言之）修筑直道的做法才有可能实现。要是在山谷相对较高的渭北平原这样做的话，且不说秦人有没有力量把那些深谷填满，就是那些山谷中的河流也不会让秦人这样做成功的（把河流阻断修路的想法是非常危险和不现实的）。
当然，虽然理论上在鄂尔多斯高原腹地，可以修筑出一条标准直线的道路，但真的做起来，也没有必要为了迎合这个名字，拿标尺去量的。最起码在直道的最后一段，秦人会稍微再做一点调整，以让它和从无定河（上郡群治“肤施”所临河流）出发，向正北方向修筑的，连接九原的道路相接。这样做可以将这条直接连接关中——河套两地的直道主干线，与连接九原、上郡的道路（从形态上来看，这条路也可以算是一条“直道”了）相接，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形成一个“人”字型的交通网。除了节省资源以外，还可以在后段路程，得以利用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高原相接处的那些战略据点，为长途行军的部队尽早提给补给。
现在我们知道了，所谓的秦直道，并不是从头到属就是一条直线，而主要是由子午岭直道，和鄂尔多斯高原直道两部分相接（其分割点大约就是穿越长城的点了）而成的，这让整个直道工程，呈现为“《”字型。虽然从感觉上来看，似乎是绕了点路，但依当时的技术条件来看，即使你选择在高原河谷中穿行，也无法在咸阳和九原之间走出一条直线来的。而秦直道的设计路线，不仅最大程度的让道路呈连续状态，更是在道路的平整度上有了地理保障。这一切，在秦军火速驰援河套地区时，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附：秦直道战略示意图
将穿越渭北高原的直道，构筑在子午岭的山脊之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沿途的补给了。因为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无论是古典时期，还是现在，都不会有进行成规模农业生产的可能。因此秦人即使用强制移民的办法，也无法在直道沿线布设定居点（没有实现自给的潜力）。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用军事体制，在直道沿线离子午岭两侧河谷农业区较近的位置，布设兵站，在平时进行战略储备。可以想见的是，这种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执行的保障体系，一旦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被消弱的话，很容易就会被打乱。更为悲剧的是，秦帝国仅仅维持了十几年，甚至没能坚持到直道工程完全完工的那天，便土崩瓦解了。
和子午岭的地理条件相比，维持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那部分直道，任务会更为艰巨。因为前者在植被的覆盖上还是不错的，相比之下恶劣气候也较少。更为重要的是，离两侧陇东、陕北高原的战略据点也较近，兵站补给的效率和安全性都有保障。而鄂尔多斯高原腹地部分，就没有这些条件了，地理上的无险可依，以及地缘上的不利性（身处游牧区），都会让这部分直道的维护成本，成倍的增加。如果不是秦帝国在灭亡六国之后，对于自己的效率和能量达到了迷信的地步，这种延绵八百公里，大部分路段没有战略补给地的战术通道，光想象一下都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后世的诸多王朝中，虽然河套地区仍然是农牧博弈的焦点地区，但却看不到秦人的这项伟大设计，整体发挥战略作用了（部分路段还是有可能使用的，只是从关中快速调军至河套驰援的任务就难了）。
从战术的角度看，秦直道的设计其实是很不错的。除了可以藉此向河套地区快速运动外，一旦边缘民族（不光是匈奴人，也包括西戎属性的边缘民族）经由陇东、陕北高原的河谷通道向南攻击，关中的军队和物资也可借子午岭上的走道，快速向北推进，然后经由子午岭两侧的河谷通道，运动至陇东或陕北前线。而之所以没能发挥它的终极任务，快速驰援河套平原，主要还是和鄂尔多斯高原的纵深太大有关。这样大的一块，无法成为农业区的土地横亘在河套之中，使得华夏民族在战略上便以失分不少。如果不是因为河套平原（包括西套平原）有成为农业区的潜力，并且离华夏核心区较近，又总是被游牧民族用来做南侵的跳板（反过来，华夏政权也觉得够得着）。相信包括秦帝国在内的华夏王朝，甚至不会想到向河套地区渗透，而只要维护好渭北、山西高原北部这条防线就够了。 现在我们大致知道秦直道的战略作用和走向了，下面来谈一谈直道的起点问题。从大的方面来看，直道的起点应该是咸阳城。即使是在后来的汉朝，这个战略起点也不会有太大偏差（长安和咸阳算是一河之隔了）。讨论从咸阳到渭北高原的这段路程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平原之上，又是自己的核心区，怎么走都可以。实际上从军事的角度看，军队的主要集结地，并不会是在都城之中，而是分散在核心区的主要出入口的。之前我们在解读秦初三十六郡时，也说过，秦朝在设立京都直属的“内史地”时，出于安全的需要，把渭北平原的南沿也划了进来，以让核心区在北线拥有自己的山体防线。而直道的战术起点，正是位于这条山体防线的中点。也可以说，在陕北高原和陇东高原的地理分割线南端。在这里，始皇陛下修筑了一座宫殿叫作“林光宫”，作为他的前敌指挥所。如果一定要为直道找个0公里位置的话，这座宫殿的所在处，是最有资格申请的。
鉴于秦帝国存续的时间太短，林光宫和秦直道都没有什么机会展现自己的战略价值。不过在后来的汉帝国时间，凭借陕北、陇东高原相接的居中位置，林光宫所在的地点，还是有机会显露出自己的地缘优势。只不过汉朝的统治者，在重新修建行宫时，并没有延续秦朝的名字，而是将之命名为“甘泉宫”。在与匈奴博弈最为激烈的汉武帝时期，甘泉宫曾经作为一个著名的地标，经常的出现的史书当中。至于说甘泉宫所在的那段山体，其实也是属于子午岭山体的一部分，叫作“甘泉山”（偏西南，陇东高原方向的支脉）。由甘泉宫出发，无论是经由甘泉山，东北方向对接子午岭主脊上的直道，还是向东或向西，治泾、洛水系的河谷通道，进入陇东、陕北高原，都非常便利。所以不管穿越鄂尔多斯高原腹地，连通河套的计划有没有实施。最起码在秦汉第一帝国，以子午岭直道为干线，两侧河谷通道网为辅线（包括穿越连接这些河谷通道的道路），所共同组成的渭北交通网，都在为关中的战略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甘泉山以及甘泉宫，就是这条张交通网的地缘核心（所以志在平灭匈奴的汉武帝，呆在甘泉宫的时间，不比住在长安未央宫的时间要少多少）。
写到这里，我们有必要交待一下西套平原的问题了。因为根据历史的记载，以及秦直道的战略价值来看，都是在围绕着河套平原的主体，前套、后套平原在进行的。作为离关中平原最近的西套平原，似乎没有理由淡出帝国的视线。也正因为此，宁夏本地的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寻找证据，以证明西套平原（银川平原）的开发，是始于秦朝。事实上从地缘关系上来看，西套平原应该已经纳入了帝国的管辖范围，只不过由于帝国的存续时间太短，而河套地区的主要矛盾又集中在阴山一线，因此没有成为博弈焦点的西套平原，所留下来的记录就很稀少了。
西套平原之所以在秦帝国时期没有成为博弈焦点，是因为他的地缘位置偏南，并不是游牧民族的当然的势力范围。在大部分时候，来自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汇地带的“西戎”系边缘民族（后来的族群标签叫“西羌”了），更容易控制这块水草丰美之地。这一地缘特点在千年之后的仍然可以看到，尽管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其贵族体系中，有认定为自己的氏族是属于南迁至此的鲜卑族（特别是王族“拓跋氏”），但党项族的基本成份是属于西羌系是没有问题的。 鉴于秦国当年的壮大、崛起，就是通过不断的征服、融合西戎系部落而完成的。在秦国将注意力集中在东线之前，基本上已经把西面的问题解决好了，生活在陇西、陇东，乃至陕北高原的戎系部落，或直接，或间接都已经在为帝国的建立出力了。至于说陇西高原以西，活动于青藏高原边缘的那些戎人部落（后来的“羌”），即使不臣服于秦国，也不够成威胁了。在秦人整合这些原属戎系边缘民族的地缘板块时，陇东高原的“义渠戎”算是最反复的。以前我们也说过了，秦国甚至是通过牺牲一位太后的色相，才算是彻底解决了义渠的问题，并在陇东高原建制了“北地郡”。而西套平原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郡，并因此青史留名（如果不是作为化外之地，就是由北地郡管理），是因为在秦人的周边，已经没有戎系部落可以挑战秦国的宗主地位了。所以西套平原在战略上对于帝国的安全暂时没有威胁，自然也就没有必要重点经营了。
如果说不是受到边缘民族的威胁，中央之国的历代王朝，其实都不愿意向外主动扩张的。这是因为在绝大部分古典时期，中央之国的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从整个上来看并不尖锐。出于成本考虑，象河套平原、朝鲜半岛这类虽然有一定农业潜力，在地理上也能够与核心区形成脆弱联系的地缘板块，只要没有对中央之国的核心区构成威胁。华夏政权也不太会去花精力直接控制的。而作为最容易成为游牧民族南侵跳板的前套、后套平原，被赵国，以及后来的秦、汉帝国作为重点经营的地缘板块，就是因为它威胁到了核心区的安全，必须花大量资源进行军事占领，乃至移民将之变为农业区。
从地理关系上来看，西套平原的西面是“阿拉善高原”，东面是“鄂尔多斯高原”（两者可归为广义蒙古高原的一部分）。这两块高原的共同特点，就是地理条件比较差，其腹地不仅不能成为农业区，作为牧区，其所能承载的人口和牲畜也是有限的。而西套平原与陇东高原之间的这块缓冲地（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南角），虽然直线距离看似不远，但却是鄂尔多斯高原中最干旱的地区，有“旱海”之称。这样就使得西套平原更象是一个孤岛，与游牧区的联系，不象想象中那么紧密，对于华夏核心区的威胁，也不如前、后套平原大。当中央之国核心区，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的博弈进入白热化时，西套平原这块原本不处在博弈焦点之上的土地，也由于它宜牧宜农的地理特点（不缺水的平原大家都有兴趣），成为了双方在河套地区争夺的战略支撑点。其区位优势，更随着河西走廊的开发，以及青藏高原的地缘势力作为竞争者，进入华夏文明的视线，而更加显露出来了。
就西套平原和河西走廊的地缘价值，要在汉帝国时期才会真正体现出来，到那时我们再做详细的分析。在先秦和秦帝国时期，农牧博弈的焦点区域，还是在阴山一线。如果秦帝国能够象后来的王朝那样，坚持个二、三百年，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秦经营西套平原的成果。最起码北逐匈奴的蒙恬，在修筑直道这条军事高速公路时，已经着手在进行另一项工程了。即在将燕、赵、秦长城连成一线的基础上，在狼山以南的黄河沿线，经由西套平原直到陇西高原的西缘，修筑一条新的长城，以便于将整个河套地区包入帝国的直接控制区。这样的话，无论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还是尚未臣服于秦帝国的，退缩于青藏高原边缘的戎人，都被隔离在这道防线之外了。可惜的是，同直道一样，这项纵深与非农业区交集太多的工程，最终也没有被后世的王朝续写下去。
| 
千里眼
声呐
.gif)
发表于 2016-6-15 15:01:33
沙发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