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日本“情报族”：前自卫队间谍披露“影子部队”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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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Vista看天下

​1982年，日本三菱电机公司和日立电器公司雇员因企图窃取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电子计算机技术情报遭到美国指控。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工业间谍案件之一，日方有21人涉案。（新华社图）

阿尾博政毕业的时候，在校园里种了一株青桐树作为纪念，每期学生在修完课程后，都可以在校园里种一棵，寓意是希望这些学员都能像青桐那样，成长为优秀的秘密情报员。而其中的一两位精英学生将执行谍报相关的秘密任务，他们被称为“青桐部队”或者“影子部队”。阿尾博政毕业后，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按照日程计划，阿尾博政要从台湾回一趟日本。9月10日，他要到福冈老年大学去做一个讲座，主题是：“陆上自卫队·最后的秘密间谍之回忆”。

86岁的阿尾博政，秃顶，只有两鬓还有些许头发，和杂乱的眉毛一样都已斑白，细长的双眼下是褐色肿起的眼袋，嘴角也微微向下。

这趟回国的计划最终未能成行。阿尾博政忽然发玻四年前，他被诊断患上了淋巴癌和咽喉癌，现在身体状况很差，几乎不能见人。

也无需讲座，他的身份早已经为外界所知。在自传体的《青桐战士回忆录：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中，他详细披露了自己如何成为一名日本间谍，以及在东亚地区刺探情报的经历。

近代以来，日本对这一地区的情报刺探工作就从未停止。今年7月30日，中国外交部向媒体证实，中方有关部门正依法对一名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日本公民进行审查，相关情况已通报日本驻华大使馆。据《环球时报》报道，这名日本人很可能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自2015年春到现在，至少有5名日本人涉嫌间谍活动在中国被捕。

阿尾博政的特殊则在于，他来自日本自卫队，在日本情报体系中，自卫队情报部门是实力最强的谍报机关。

01

影子部队

阿尾博政

​从日本东京市中心出发，西行约26公里，就到了小平市。这是一座市区面积仅20平方公里的小城，人口20万左右，是东京的“睡城”，很多职场人士每天两地往返。

为日本自卫队培养情报人员的专业基地——小平学校，就在这座小城里。阿尾博政毕业于此。

1930年，阿尾博政出生在日本富山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值日本社会对军国主义追捧的狂热期。二战战败后，日本原有的国家军队全部解散，直到朝鲜战争爆发，才以自卫的名义逐渐重建军事力量。1959年，29岁的阿尾博政加入了自卫队，当时拍的照片中，他身着整齐的军装，眼睛望着前方，右手紧握着刀柄。

当时，阿尾博政原本隶属于第一空降团，负责秘密保卫工作。很快，日本自卫队指挥机构开始征集士兵参加心理情报课程培训，团长要求阿尾博政参加，就这样，他赶到了小平学校的前身，陆上自卫队调查学校。

据《参考消息》报道，小平学校的前身是诞生于1952年的警察预备队总队学校第5部，1954年更名为陆上自卫队调查学校，主要培养自卫队情报、外语和警务人才。2001年，这所情报学校和陆上自卫队财务学校合并，校名改称“小平学校”。

由于地位特殊，小平学校校长军衔很高，历来由具备情报部门或驻外武官任职履历的陆将补（相当于陆军少将）担任，现任校长是今年7月1日新上任的工藤天彦，他同时还兼任小平基地司令和中央情报队司令等要职。

据阿尾博政的回忆录称，能入选这个培训计划，与其在自卫队的经历有关。刚到自卫队，他就参加了异常残酷的训练。比如对抗性马拉松竞走，全体队员必须同时到达终点。“必须把落后的人员拉着一起到达目的地”，阿尾博政回忆道，“这是为了培养团队精神”。此外，他们还要学会熟练使用各种枪支和匍匐潜入等技巧。训练中，他经常要在机枪的强烈扫射下匍匐爬行70到80公里。

还有特种部队训练。由美国留学归来的训练员给队员安排超负荷的项目，比如，一个人在黑熊出没的森林里度过一天一夜，或者携带1天的食物，进行3天高强度训练等等。有队员甚至因无法忍受高强度特训而自杀。当招募士兵进行情报培训的通知发下后，阿尾博政的团长很快想到了他，“我认为这很适合你”。

共有12人参加了培训，而专属教官就有10人以上，其中还包括3名陆军中野学校出身的谍报专门教官。陆军中野学校是二战结束前，日本最重要的谍报培训学校。培训的目的只有一个：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培养能在国内外谍报战场上发挥作用的人才，“但这很难，实际上能成为秘密情报员的人少之又少”。

课程持续了约9个月，作为秘密情报员，精神和体力的锻炼是最基础的。此外，还要学习战略情报、航拍照片解读、心理战防护、语言学、潜入训练、通信联络方法，熟悉各种情报器材的操作、暗号制作和破解方法等。培训强度比自卫队时期更大，很多人承受不了，返回原来的部队。

时至今日，小平学校最热门的外语是英语和汉语。据自卫队队友会会刊《朝云》透露，该校学员课间交流禁止使用日语，只能说汉语或英语。另据《参考消息》报道，该学校要求学员汉语必须达到翻译水平，除了普通话，小平学校还专门开设了上海话和粤语的选修课，而这两种方言流行的区域，也是中国经济发达、海军基地和船厂最密集的核心地带。

阿尾博政毕业的时候，在校园里种了一株青桐树作为纪念，每期学生在修完课程后，都可以在校园里种一棵，寓意是希望这些学员都能像青桐那样，成长为优秀的秘密情报员。而其中的一两位精英学生将执行谍报相关的秘密任务，他们被称为“青桐部队”或者“影子部队”。阿尾博政毕业后，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02

“武藏机关”与“国土保护会”

2002年12月，日本照相机博物馆举办间谍照相机展，展出了200台五花八门的间谍相机

​一辆小面包车在路上驶过，阿尾博政坐在车里，看着两旁郁郁葱葱的树林不断闪过，一些建筑隐藏其间。他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驻日美军谍报机关总部，位于日本朝霞市的“德雷克营”。

1963年，结束情报课程后，阿尾博政被要求脱下自卫队的制服，根据命令，来到朝霞市，与一位青年接头。随后，他跟着对方进入“德雷克营”，来到营地一角的小屋。屋里有很多人，他后来知道，里面20多人全部是自卫队的机关要员，其中还有活跃在台湾的日本军事顾问、在北部调查队享有盛名的调查员，也有在中央调查队工作过的人。这个机关就是“武藏机关”。

二战结束后，根据占领法，日本情报体系同日军其他机构一起被彻底摧毁。但随后，伴随着冷战开始，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又开始扶持日本军事力量，同时，和日本自卫队联合成立的谍报组织武藏机关也开始活动。

在这里，阿尾博政再次接受“彻底的教育”，包括作为日美安保条约项目之一的武藏机关的成立经过、至今为止的成果、今后的方针、与美军要员交涉的方法和补给管理的方法等。

阿尾博政间谍生涯中第一个任务是针对苏联的，他赶到东京新宿，以此为据点，结识了一位苏联旅行团的女翻译，阿尾博政的办法是施展“美男计”。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接下来，他就请这位女翻译帮自己拍摄苏联军事机场的照片。

虽然在美国扶持下，日本恢复了情报工作，但日本情报人员的行动限制很多，也不具备秘密行动能力。阿尾博政也深感束缚，甚至认为自己不过是美国情报机构利用的工具。右翼思想浓重的他一直希望日本能建立独立的情报系统，与上司沟通多次后，对方终于同意。但上司告诉他，想要单独做情报工作，“你必须辞掉在‘武藏机关’的工作，还要真正退出自卫队”。显然，这是要和他切断在官方系统中的联系。

阿尾博政答应了。他离开了武藏机关，开始独立行动，后来又在新宿创立了一个国土保护会。这个组织主要从事国内情报搜集工作，但运转维艰。1970年，终于感觉要撑不下去，当时他们在工作中又与时任自民党干事长（后任首相）田中角荣发生冲突，阿尾博政回忆道，自己一度产生过刺杀田中角荣的想法，并潜入他的住宅附近勘察，“现场调查的结果表明，警犬数量众多且‘田中御殿’周围的灯光过亮，最终我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

事实上，按照日本宪法的限制，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日本情报人员都不允许进行绑架、暗杀、颠覆政权的间谍活动。

03

“往往要赌上性命”

就在阿尾博政与武藏机关合作时，日本外务省前情报局局长孙崎享才25岁，刚刚进入外务省，开始自己的情报生涯。

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孙崎享进入莫斯科大学经济学部经营研究所学习。当时日本外务省内部对苏联态度分歧很大，孙崎享有意把在莫斯科见到、搜集到的一切信息，加以整理、汇总并进行分析，最终提交了相关报告。

孙崎享

“分析课长对我提交的报告颇感兴趣，于是将我招致麾下”，孙崎享回忆道，战后的外务省，以情报为主要工作的人非常少，前驻西徳大使涩谷治彦算是其中的佼佼者。在他还是西德大使馆一名普通文员的时候，就通过向德国经济阁僚做日本经济报告的机会，“以此换回了有关欧洲货币的绝密情报。当时‘涩谷情报’在外务省可谓来势凶猛”。

1971年，中美还在为关系缓和秘密接触，日本外务省东南亚课就从中美双方在越南战争上的态度、中国邀请包括美国在内的五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等蛛丝马迹里，分析出中美正在接近的结论，并发出警告。但这个信息是由几个年轻人提出的，遭到了时任日本驻美大使等人的反对，“外务省是个极为看重资历的地方”，这份来自年轻人的分析报告，并没有引起外务省的重视。

日本的情报体系虽然被摧毁，但日本人的情报分析能力还在。据孙崎享在《日本的情报与外交》一书中回忆，当时日本外务省的情报工作，很多都是从公开资料上获得信息，并进行分析。他进入情报界的“敲门砖”报告，主要就是依据与学生的交往以及从图书馆里看到的资料。

“其实大量的情报是可以通过公开信息分析出来的。”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系的赵新利博士告诉本刊，他的导师山本武利就曾推测，约80%的秘密情报可经分析得出，“情报不是说一定要找关键的人通过非法渠道窃取，日本情报工作的一个特色就是分析能力强。”

据媒体报道，现在日本有两大畅销书每年更新，一是三菱综合研究所编的《中国情报》，二是《现代中国名人辞典》。前者包括中国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种信息数据，后者更详细完备，中国党政要员、区县以上人大、政协、司法、教育、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国企等人名、简历等资料尽在其中。这些信息，大都由公开渠道获得。

当然，在特殊时期，搜集信息的过程，也时常会发生意外。据孙崎享书中记载，“布拉格之春”后，日本驻苏联武官与夫人开车，打算到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调查情况，结果在莫斯科市内等红灯时，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卡车撞伤，布加勒斯特计划也告吹，“是不是卡车蓄意撞击以阻挠其实施计划呢？”

虽然听起来像是电影情节，但孙崎享这位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前局长相信，暗杀行动确实存在。他还在书中记录了1970年的一起暗杀事件：当时日本在国外的大使馆，常被驻在国安装窃听器，为了弄清日本驻苏联大使馆是否存在窃听器，外务省特意从日本派专家调查，“出于对专家安全的担忧，没让他住在酒店，而是住进了公使官邸”，孙崎享回忆道，但没想到，公使官邸内有一名工作了十年以上的苏联女佣，在专家的茶里下了毒，随即从公使官邸消失了。

其书中还提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名日本外派武官前往中亚国家旅行。这名武官在饭馆吃饭时，提议“为日本武士道精神干杯”，结果酒里已经被下毒，感到异样的他急忙冲到厕所并反锁了厕所门，一个小时后中毒而亡。孙崎享说，“冷战形势严峻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苏联境内收集情报往往要赌上性命”。

有时候，他们还会遇到甜蜜陷阱。女间谍色诱男性，以此要挟对方交出机密情报。孙崎享记得，“在我任内（日本驻伊朗大使），土耳其、西班牙、埃及的大使都曾曝出与伊朗女性的丑闻。其中土耳其、西班牙两位大使还被迫离了婚”。

04

“看起来完全不像间谍”

Petal为世界上最小的间谍相机，仅有硬币大小。（@视觉中国）

​海口市一家高级宾馆的豪华套间内，一个略微秃顶的日本男人拎着皮箱来到窗子旁。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台酷似收音机的机器，熟练地架好，对准波长。传出的声音开始有些嘈杂，但慢慢变得清晰。

忽然，门外传来了窸窸窣窣的衣服摩擦声，他感到一阵恐惧，本能地拔下天线，把机器扔在床下，冲到床上，看起了电视。一会儿，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他装作睡眼惺忪地打开门，两个强壮的男子冲进房间，环视一周后，其中一人说：“原来是电视。”这名日本男子装作困惑的样子，用日语提问，对方很不耐烦地走了。

《环球人物》杂志摘录的阿尾博政的这段回忆，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1972年，中美发布联合公报后，名义上已开始单干的阿尾再次接到自卫队上层机关召见。据他回忆，上级指示：“不久的将来，日本就要和台湾断交。日台关系会变得很复杂。从日本安保大局出发，需要有人监视台湾。希望你能完成这项任务。”

不久，阿尾博政便以经济学学者的身份潜入台湾，又随即以“民间交流”为借口出入中国大陆。1982年初，他已在台湾潜伏十年，某天台湾大陆工作会的一位官员找到他说：“阿尾先生，您已做了那么多与台湾相关的工作，今后要不去中国大陆工作试试？”

当时两岸沟通尚未恢复，台湾地区民众访问大陆受到严格限制，台当局想刺探情报更是难上加难。他们于是想到了请日本人帮忙。事实上，阿尾博政并非第一个受台湾指示的间谍。就在他抵达台湾前，日中贸易促进会翻译团的翻译中岛正义，已经为台湾效力十来年了。据《人民公安》杂志记录，从1956年到1967年，中岛正义到中国港口刺探情报多达上百次，但他的行迹早已暴露，终于在1967年被捕。1973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特务罪，判处中岛正义有期徒刑20年。他一直服刑到1978年，中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才被提前释放。

接到台湾情报部门邀请的阿尾博政，向在日本的上级汇报了此事，日方同意，并有一条附加条件，即阿尾提交给台湾的报告也要提交给日本的上级。阿尾博政回忆说，“在欧洲的假面舞会中，有人会戴半张脸为白色，半张脸为黑色的面具。我则成了戴着‘向右为了日本，向左为了台湾’面具的男人”。

如同孙崎享在苏联的情报工作一样，中岛正义、阿尾博政等人在大陆，主要也是以收集信息为主。不论去中国的哪个都市，阿尾博政都会把当地的街头巷尾逛个遍，尤其喜欢去游客不会去的地方，因为那里也经常是当地人最多的地方。他常用小型相机偷偷拍下墙报的内容，认为这代表了民众的声音。吃饭也尽量选一般市民聚集的食堂，因为食堂的价格和内容是当地人生活状态的重要指标之一。

阿尾博政也常去各城市的新华书店，收集了很多城市地图、汽车时刻表、政府刊物和统计表等。在这些资料中，阿尾博政认为官方报纸是份极有价值的材料，“表面上是不显山不露水的……解读文字背后的内容的话，还是能读出相当正确的情报的。”

有一次，到香港活动，阿尾博政还认识了一位名叫水野重雄的间谍。“水野此人，若用一句话形容便是和蔼慈祥的老人。他的身边经常有年轻女性陪伴，吃饭时甚至要女性将饭菜送到口中，看起来完全不像间谍，”阿尾博政回忆道，“但仔细想来，做间谍就应该是这样，表面上看完全不是做这种工作。”

当时的香港，是“间谍天堂”。据《南方周末》报道，除搜集香港本土的情报外，这些情报人员还以香港为跳板，开展针对内地的间谍活动。改革开放前，日本谍报机关通常会在香港开设一家贸易公司，借机进入中国内地。

05

“情报族”重生

2013年，日本政府机构在进行网络安全防御训练。（REUTERS图）

​1983年9月1日，大韩航空一架波音747客机偏离航线，进入苏联领空。苏联军方发现后，随即派出战斗机拦截，苏方判定这是一架美军军机。在拦截、驱逐未果后，苏联战机将其击落。机上26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当时驻扎在北海道的日本航空自卫队不但捕捉到了航空客机的雷达信号，而且还窃听到了苏联战机与地面指挥中心的对话。随后，在9月6日的安理会会议上，记录有对话内容的磁带向各国大使公开，并配有俄文和英文字幕。两年后，日本政府才承认，这些磁带是由美国依据日本窃听到的通话信息制作的。

“虽然无法具体言及时间和事件，但我个人曾经见过中国、苏联的通话内容。”孙崎享透露，窃听仍然在外交、情报领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永田町（日本首相府、参众两院、各重要政党本部所在地）各政党要人的事务所周边，也永远交织着各种窃听电波。”

日本的监听能力非常强大。据《新民晚报》报道，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加藤阳一就曾去过靠近中国台湾的宫古岛，那里有一处建在小山上的六边形建筑，它就是自卫队宫古岛分屯基地的信号情报截收设施。建筑内装有天线，可以收集各种频率的无线电通信、机载雷达等系统发出的信号，这些信息能让情报人员判断出飞机种类和相关任务情报。除了宫古岛情报站，日本自卫队还在福冈市的脊振山和福江岛上兴建此类设施，它们收集到的信息会被送往航空自卫队情报科进行分析。

《国际展望》也曾刊文称，日本专门有一个秘密电子谍报机关“别室”，受内阁情报调查室直接指挥，其任务主要是监听和破译东亚地区的无线电通讯。

与英、美、俄不同，日本的情报工作分散于多部门中。据孙崎享介绍，日本现在有“情报族”的称呼，指的是五个专门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构：内阁情报调查室、外务省情报统括官组织（原国际情报局）、防卫省情报本部、公安调查厅、警察厅。“从这些机构的占地面积看，都算不上是国家级的情报机构，防卫省情报本部算是唯一勉强称得上有一定地盘的组织”。

内阁情报调查室是最早成立的，几乎在武藏机关成立的同时，调查室也开始运转起来了。这个部门由内阁官房长官直接领导，每周向首相提供情报。公安调查厅是法务省下属的机构，主要用于反间谍工作。孙崎享曾经供职的外务省国际情报局，主要通过驻外使馆的外交官，搜集所在国的情报，而且由于外交官有外交豁免权，因此相对其他情报人员要更为安全。日本通商产业省下面也设有情报机构，专门搜集经济、科技情报，甚至还会资助一些半官方机构，进行情报搜集工作。

日本情报能力最强的部门是自卫队的情报系统，即防卫省情报本部。《南方周末》2015年刊登的一篇报道认为，防卫省情报本部整合了自卫队的全部情报作业力量，统辖有中央情报队、中央资料队、中央地理队参谋部调查部、第1电子队等精英情报团队。

这一切，都是在1990年代之后逐渐建立起来的，虽五脏俱全，能力却仍然很弱。这一方面与宪法对日本军事行动的限制有关，另一方，日本内部对情报工作的支持、重视也显得不足。一个例证是内阁情报室每年的预算仅为1000万美元左右，而美国中央情报局一年预算超过140亿美元。

06

情报再差，也要自己获取

2013年11月26日，在日本国会前，东京市民举着标语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案》新华社图

​没有人能想到阿尾博政竟然是间谍。他与弟弟共事多年，也是直到阿尾博政出书公开自己的身份后，对方才知道他的身份。

“如果自卫队时代就认识我的人看到了这本书，大概会说：‘阿尾这家伙原来在这样的地方生活过啊，而且做的还是这种出人意料的工作。’”阿尾博政说，这本书的主编听了他的话以后非常震惊，“曾向自卫队的干部进行过确认，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自卫队的预算完全公开透明，不可能存在秘密情报机关。’”

这并非没有道理，毕竟从武藏机关离开的那一刻，阿尾博政就已经脱下了自卫队军装，和官方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关联。《新民晚报》曾转述韩国退休资深情报分析师的话说，日本情报单位很有“断尾求生”的本事。有媒体分析，阿尾博政之所以选择将关涉日本国家秘密的谍报事情公开，目的也是为了让日本政府更加重视这些秘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而且，一直以来，在日本情报界，都存在一种声音，敦促日本政府在情报工作上投入更大的力量。

1998年8月31日，朝鲜进行导弹实验，大浦洞一号飞越了日本国土上空，引发日本国内不安。舆论对日本防卫厅进行了猛烈抨击。

事实上，在朝鲜试射导弹前，“日本已经从美国政府获得了精确的图像情报”，孙崎享回忆道，美日在情报分享工作上历来紧密，美国经常会把日本周边国家的重要情报提供给日本，但这些情报“主要出于军事利用目的，并不包括向国民公示以及诉诸国际舆论等情况”。

这次事件后，日本朝野逐渐达成共识，要发射自己的情报卫星。这遭到了美国方面的反对，连对日历来友好的美国军界人物，都觉得没有必要，“美国向日方提供的图像精度可以达到50厘米的水平，而日本独立进行研发，也只能获得1米左右精度的画质。何苦花大钱换取质量更差的东西。”

但就像当初阿尾博政希望独立门户一样，日本情报界乃至政界一直存在摆脱美国限制，走向“正常国家”的冲动。孙崎享当时的工作之一就是游说美国，他最终获得了美国时任驻日大使福利的支持。福利在美国国会有很大影响力，他的支持给了日本极大的动力。

2003年3月，日本情报卫星“光学1号”和“雷达一号”发射升空，拉开了日本情报收集卫星系统建设的序幕。有军事专家认为，到现在，日本的间谍卫星技术，已经赶上甚至超越了欧洲国家的水平。

技术上突围同时，日本政界也试图从法律上，突破对外情报的限制。2013年，安倍政府力推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其中就把防卫、外交、反间谍和反恐4个领域内特别需要保密的情报指定为“特定秘密”，有分析认为，安倍政府的一个动机就是推动自卫队更多参与境外活动，使得对外情报活动正常化。

这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关切甚至不满，包括日本国内，都掀起一股反对声浪。但对阿尾博政们而言，却是乐于看到的。

然而，“阿尾作为一名间谍虽然很成功，但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幸福。”阿尾的弟弟说，阿尾博政驻台期间，他的第一任妻子长期不知道丈夫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终于难以忍受，办理了离婚手续。而长年在海外刺探情报的阿尾博政对此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他回到日本办理户籍相关工作时，才发现自己已经被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