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何不愿意自称“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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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实，正式公文中，孙氏只自称“孙文”或“孙逸仙”，从不自称“孙中山”。

如同盟会盟书、临时大总统誓词、中华革命党誓约及遗嘱，均署名“孙文”。1907年之《委任宫崎寅藏在日本全权办理筹资购械事宜状》、1923年10月10日之《致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电》，则自称“孙文逸仙”、“孙逸仙”。家书中，孙氏多以家谱中之“德明”自称，亦从不自称“孙中山”。

2、“中山”之称，来自孙氏之化名“中山樵”。

据平山周回忆，“中山樵”乃是1897年孙氏赴日时为隐藏踪迹而临时使用的化名：

“从犬养的家中辞出之后，我们请孙文住在数寄屋桥胁的对鹤馆内，在这馆内姓名簿子上写名字的时候，他要把他的真姓名守秘密，来写一个假名字；于是我同曾根俊虎想了一会，才想到我们来的时候，路过有乐町中山侯爵家的前面，所以最好是将他改为中山名樵。我们决定之后，就在旅馆名簿上写了中山樵。”（平山周，《与孙文的往来》）

据此，“中山樵”系日文名，姓“中山”名“樵”。乃平山周等人替孙氏所拟。

在另一篇同样出自平山周的回忆文章《孙总理化名“中山樵”经过》中，该化名之由来略有不同：

“弟想到中山侯爵门标，乃执笔书(姓)中山，未书名；总理忽夺笔自署(名)樵。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总理号中山，盖原如此。”

据此，孙氏当日曾特意对平山周等人强调“中山樵”乃“中国山樵之意”，暗含否认该化名系日文名之意。

虽然两种说法均出自平山周——前文系马伯援（1884-1939）记录的平山周（1870-1940）谈话。后文系1930年平山周在“日本友人追怀孙中山先生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但考虑到孙氏在给日本友人的私人信函中，多自称“中山樵”、“中山”、“樵”，而从未自称“山樵”，平山周后文中的“中国山樵”之说，可信度并不高。当以前文为准。

3、“孙中山”三字并用，始于章士钊。

1903年，时任《苏报》主笔的章氏，据宫崎寅藏之《三十三年之梦》，节译成《孙逸仙》一书刊行。该书流传颇广，“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章氏日文水平有限，“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一呼百诺，习惯自然，孙中山孙中山云云，遂成先生之姓氏定型，终无与易”。了解内情的王侃叔曾批评章氏这一错译“姓氏重叠，冠履倒错，子何不通乃尔？”但流传已广，“亦无法变易。久而久之，从不见有人提出问题，先生似亦闻而默认。”（章士钊：《疏〈黄帝魂〉》）查《国父全集全文检索系统》，孙氏确实自1903年后，在与革命同志通信时，渐主动自称“弟中山”——如1903年之《复黄宗仰望在沪同志遥作扫除保皇党声援函》、《述平均地权与在檀苦战保皇党致国内同志函》、1905年之《致陈楚楠告准备早日发动函》、1910年之《复锺华雄告兄孙德彰已回内地有事可就近与商函》等——“中山”二字与“弟”连用，显然已非日本姓氏。

4、孙中山毕生，从未署名“孙中山”；1911年之后，连“弟中山”之类署名亦已不用。究其原因，或与国人姓名的使用传统有关——“孙中山”这个名字虽然流传极广，但终究非孙本人或其长辈所取，而是外人随意所拟。孙能接受外界如此称呼自己，但不愿以“孙中山”自称，是情理之中事。

5、“国民党和其他组织，各自对孙先生的称呼”，并没有明显的“历史沿革”。

孙在世之日及去世之后，国民党均多用“中山先生”为敬称。最典型的例子，即“中山陵”之命名。余如蒋介石发表文章《敌乎？友乎？》、宋美龄发表演说《人道的钥匙》，均称呼“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国父孙中山先生”。国民党之外，如何称呼孙氏，则多取决于对孙的观感和对孙之政治立场的认同度。如《大公报》1912年报道孙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多称其为“孙中山”“孙中山先生”；1921年批评孙“徒事破坏”时，则直呼其名“孙文”。不过，随着时间的变化，“孙中山”也渐渐变得不再比“孙文”更具敬意，甚至有地位颠倒的趋势。如1925年，戴季陶的著作命名为《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党内亦成立“孙文主义学会”；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在中央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称：“孙中山晚年没有知识了。……没有民主，亦无知识。他的无知识达到此等程度……”

1898年，孙中山与兴中会同仁及日本友人在日本合影，前排右三即平山周本文系转载，作者谌旭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