扳倒孔祥熙：蒋介石的反腐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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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7月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孔祥熙）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文|杨天石

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国家巨款巧妙地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

案发后，社会“反孔”情绪日趋强烈，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换马”。但孔是蒋的姻亲，有霭龄、美龄“护孔”，“换马”谈何容易。此事竟使得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苦痛极矣”。

千万美金公债券贪渎案如何发生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第5个年头。国民政府为解决日益膨胀的财政需要，用美国对华5亿贷款中的1亿元作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区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公债”，每元折合国币20元。人民以国币购买，待抗战胜利后兑还美元。当时宣传称：“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

公债虽有美金作底，但各地人民均采取多购不如少购，少购不如不购的消极态度，发行情况并不好。至1943年秋末，全国实际售出还不到预定计划之半，约为4300万美元。已购之人也不很相信将来会兑还美金，因此大多在购得后即转手求脱。在黑市上，美券一元仅值国币17～18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货膨胀，国币贬值，美券的价值逐渐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国币30元发展至可值273元。

由于美券价格持续上涨，身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于1943年10月9日致函蒋介石，以“顾全政府之信誉”，“如不筹维办法，将来再请援助恐有妨碍”为由，申请于10月15日结束美金公债的发售。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上缴国库。

当时的国库局局长吕咸却从中看到机会，企图乘机舞弊，损公肥己。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中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

当时美券一元的最高市价已经飞涨到国币250元，而国库局的同人却仍可以20元的低价购得；尚未售出的美券5千余万元，其市价将达125亿国币。按照吕咸的办法，这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就可以成为国库局少数“同人”的囊中财富。对于这样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身中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居然批了一个“可”字，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

知情人检举，蒋介石开始密查

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孔祥熙、吕咸等人如此明目张胆地舞弊、贪污，自然不能做得天衣无缝，船过无痕。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检举。3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研究中央银行舞弊案。”（《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以下均同，不一一注明）这一天的日记说明，几个年轻人的检举已被蒋介石知悉，他开始注意美金公债的舞弊案了。此后，蒋介石发现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账目不清，开始重视，并且决定交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彻底查究。

俞鸿钧接手美金公债案后，于4月8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查账报告，其情况是：“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五千万左右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蒋阅后认为“其中显有弊窦，应彻查”。

要查，蒋介石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孔祥熙不在国内。1944年6月，孔祥熙被派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会议。他患有膀胱结石病，会后即留在美国治病。1945年4月10日，蒋介石致电在纽约的孔祥熙，指出在停售美金公债后，仍有1100万余债券在继续交易，应予追缴。4月11日，孔祥熙复电称：“此事当时经过实情为何，弟不详悉，已将钧电转主管局局长迅剋遵办，并严令责成负责，追缴齐全。俟弟病稍愈，即当回国亲自处理。”

接到孔的复电后，蒋介石很失望，4月30日日记又云：“接庸之电，令人烦闷，痛苦不知所止。”“中央银行问题甚难解决也”。中央银行长期掌控在孔祥熙手，其势力盘根错节，蒋介石已经感到，美金公债舞弊案和中央银行的问题比较棘手。

5月22日，蒋介石因中央银行业务局的黄金舞弊案发现重大嫌疑，电召孔祥熙速回。

同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日，选举国民党新一届中央委员。长期以来，孔祥熙的贪渎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口碑甚坏，但是，孔是蒋的姻亲，宋霭龄、宋美龄都“护孔”，蒋在财政上也要依赖孔，因此，外间虽反孔，而蒋介石却常加维护。选举中，孔祥熙和粮食部部长徐堪的票数都很低。后来选举常委时，孔祥熙竟至落选。蒋介石感叹地在日记中写道：“其信望坠落至此，犹不知余往日维持之艰难也。可叹。”

6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对孔祥熙的考语：“（庸之）不能为党国与革命前途着想，而徒为本身毁誉与名位是图。”至此，孔祥熙不仅在政治上失势，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一意狡赖，可耻之至！”

7月8日，孔祥熙回到重庆。7月11日，陈布雷告诉蒋介石，已有人在参政会提出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于是立即召见孔祥熙，将此案调查经过、事实、人证、物证一一告诉他，“嘱其好自为之”。

蒋这时的态度还是要保护孔祥熙，不料孔却“不肯全部承认”。13日下午，蒋介石再次召见孔祥熙。这一次，蒋就不只是空口白说，而是向孔展示证据了：“直将其人证、物证与各种实据交彼自阅。”但孔仍坚决否认舞弊，甚诅咒发誓。蒋介石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觉得孔不配做一名“基督徒”。面对这位与自己多年共事的老姻亲，蒋不得不拉下脸来，“严正申戒”，孔这才“默认”。蒋介石见孔祥熙不再强辩，态度又转为温和，“嘱其设法自全”，将主动权交给孔，要他自己寻找解脱办法。当日蒋介石日记云：“见庸之，彼总想口辩掩饰为事，而不知此事之证据与事实俱在，决难逃避其责任也。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

14日上午，蒋再次与孔祥熙谈话，据蒋介石日记记载：“彼承认余之证据，并愿追缴其无收据之美金公债，全归国库也。”15日，蒋介石反省上周各事，在日记中写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国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开诚见告，令人忧愤不置。内外人心陷溺，人欲横流，道德沦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孔祥熙一面在蒋介石面前承认有问题，但同时紧急布置国库局采取应付措施，组织18个人连夜造账，对付审查。孔祥熙甚至向审查者出示蒋介石交给他阅看的检举资料。7月16日，蒋介石审读中央银行的审查报告，再次召见孔祥熙。当日日记云：“彼将余所交阅之审查与控案而反示审查人，其心诚不可问矣！”

蒋介石止步停损，深悔撤孔太晚

21日，孔令仪携孔祥熙复函见蒋介石，对陈赓雅等人检举的1150余万元美券的下落作了交待，但仍不肯承认这一过程中有任何舞弊不端行为。

孔令仪是孔祥熙长女，自幼深得蒋介石的喜爱。孔祥熙让令仪递送报告，自有其考虑，但是，对令仪的喜爱和对舞弊案的查究是两回事。当日蒋介石日记云：“庸之图赖如前，此人无可理喻矣！”

蒋介石决定不让孔继续担任中央银行总裁。他在日记中写道：“正午，发孔庸之辞中央银行总裁职照准，其遗缺由俞鸿钧补之命令。”以下蒋自涂约16字，当系对孔祥熙的极度愤怒谴责之词。可能事后蒋觉得过于粗鲁，所以又涂掉了。

7月24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准予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同日，又手谕孔祥熙：“该行经办人员办事颟顸，本应严惩。姑念抗战以来努力金融，苦心维持，不无微劳足录。兹既将其经办不合手续之款如数缴还国库，特予从宽议处。准将国库局局长吕咸、业务局局长郭锦坤免职，以示惩戒为要。”

国库局美金公债舞弊案不是“办事颟顸”的问题，蒋介石这样写，是一种大事化小的办法，旨在为以后的进一步调查定下基调。

事实上，他并不想彻底查清。8月16日日记云：“晚检讨中央银行美债案，处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惟庸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提高行政效率，蒋介石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反贪腐现象，但是彻底查下去，反下去，就会“夜长梦多，授人口实”，发生影响，危害自己的统治。

所以他要下令“速了”。17日，他约请司法部部长谢冠生、俞鸿钧及陈其采会商办法。8月26日，陈、俞二人向蒋书面报告，将此案的性质轻描淡写地定性为：“未按通常手续办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而且，债票已经追缴，吕咸、郭锦坤亦已免职云云。蒋接到报告后，未有新指示，一场轰动一时的舞弊案件就此画上休止符。

一个腐败的政权是不能真正反腐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