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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本看对陈独秀的评价－陈独秀既不是右倾，也不是“左倾”
横山宏章（日本国北九州市立大学）
1.陈独秀研究的深化发展 1983年拙着『陈独秀』1出版以来，已歴时二十三年。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体现改革开放政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还刚开始，对陈独秀的重新评价也才起歩不久。当时，有関陈独秀的専着尚未问世，拙着与Lee Feigon的Chen Duxiu2不期同时出版，二书为最早的陈独秀传记。同一时期，我在上海、Lee Feigon在北京，分别受教于任建树先生和林茂生先生。1983年，陈独秀编辑的『安徽俗话报』3再版，掲开了一些事实真相，推动了早年陈独秀研究的前进。其后，中国的陈独秀研究大有进展，継任建树的大作『陈独秀大传』4出版，迄今已著述豊盛。另外，还出版了『陈独秀文章选编』三巻5和『陈独秀著作选』三巻6，据说正准备出版『陈独秀全集』。使陈独秀评价问题复雑化的托洛茨基研究的禁区也已打破，与陈独秀共同组织托洛茨基主义派（托派）的老托洛茨基主义者郑超麟的『郑超麟回忆録』7也已刊行。 陈独秀的活动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时期。①辛亥革命以前刊行『安徽俗话报』，以及参反清秘密団体岳王会活动的爱国运动时期。②在新文化运动中，介绍批判儒家啓蒙思想的“民主与科学”运动时期。③中国共産党建党与国民革命时期。④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党籍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时期。⑤出狱后的抗战时期。对陈独秀的评价，有关第③时期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和第④时期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是相当严峻的。歴来评价陈独秀，皆指责其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招致大革命的失败，背叛共産党沦为反党托派主义者。有时还被扣上背叛中华民族“汉奸”的帽子。陈独秀的名字从其亲自发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消失，成为地地道道的反面角色。 现在，对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评价已无异议，而究竟是“右倾”还是“左倾”的争论却还在进行8。随着托派研究禁区的打破，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関系以及中国托派的研究也有了进展。当然，这与苏联的对斯大林的批判有関。在这様的气候下，各地成立了陈独秀研究会，唐宝林主编的『陈独秀研究动态』一直在介绍活跃的研究状况9。看到今天陈独秀研究的活泼局面，与二十几年前拙着出版时有隔世之感。在陈独秀故郷的安庆市郊外，陈的墓地已修成公园，并设立了陈列馆。可以说，一直被作为反党分子而受批判的陈独秀，平反之日已为期不远。 我开始研究陈独秀，还是在刚入研究生院的时候，距今已有三十多年了。那时，中国正刮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陈独秀被视为一个背叛中国革命的罪人。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者”，一直被打上与共産党敌对的托派的烙印。我为了掲下陈独秀的政治烙印，从学问的角度洗刷其汚名，斗胆地着手“危険”的陈独秀研究。当时，在日本几乎没有人从事陈独秀研究。所幸，当时在日本对斯大林的全面批判，已无任何阻力，因为斯大林把社会主义歪曲成全体主义。所以，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陈独秀没有戴上任何帽子，日本的陈独秀研究具备了对其①～⑤时期的不同作用进行客観分析的条件。 拙着对陈独秀的评价如下： “(陈独秀）最早地洞察了时代的趋势，理清了混乱的思想，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从外国传入的革命思想，经陈独秀之手，转変成推动中国社会的革命运动思想。陈独秀以罕见的组织能力，使革命思想结出革命运动之果。” “陈独秀一心考虑如何将中国社会从前近代传统思想的束缚中开放出来，一直在探索新的运动与思想，他是时代的旗手。所以，陈独秀不固守一种立场，不断自我革新，接受新的思想。时代改変了陈独秀，同时陈独秀也改変了时代10。” 陈独秀一直对第三国际持有不同意见，而第三国际却无视陈独秀的意见，顽固地継续执行其国共合作的错误政策，最终醸成了大革命失败的悲剧。然而，第三国际却稼祸于陈独秀。另外，在中东路事件上，陈独秀指责李立三的“保卫苏联”是激进主义，証明了其对形势判断的正确性。 因此，陈独秀对第三国际和中共中央持不同意见，既不是背叛中华民族、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右倾主义，也不是激进的左倾机会主义。这是我二十三年前研究陈独秀的结论。后来，我除发表了描述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両个轮子－陈独秀和胡适，进入二十年代后分道扬镳过程的论文「其后的胡适与陈独秀－『打倒孔家店』的去向」之外11，暂时放下了陈独秀研究。 重新审视今天的陈独秀研究的盛况，我感慨很深。但是，从一个日本学者的角度而言，我仍然与中国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看法。
2.扣帽子式的历史评价 在日本研究陈独秀或中华民国史，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给陈独秀扣上“左倾”或“右倾”的帽子12。 陈独秀创立了中国共産党，率领共産党领导了激烈的武装革命－国民革命，在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失去了许多同志，导致党组织的致命损失，这公认的事实。从失败中再起之际，不明确领导人应负的政治责任，就没有组织的重建，也是自然的。与此同时，伴随党内的権力闘争，过激地追究政治责任也是不可避免的。在闘争中使権力交替正当化的逻辑成为必要的手段。于是，含有负面价値的“左倾”或“右倾”的帽子被当做工具使用。但“左倾”或“右倾”是给敌人的罪名，是胜者谴责败者的罪名。大概愈是给建党元勲陈独秀那様的伟大领袖戴上帯有异端性质的“左倾”或“右倾”的帽子，就愈能标榜新领导人的“正统”吧。 给陈独秀戴帽子是基于政治价值观的政治性行为。给政党的政治声明、文件、歴史评价下政治结论13，我作为一个政治学学者可以理解。但是，把政治结论帯入学术研究，以政治性评价代替学术性的歴史评价，我难以赞同。 据中央党校韩钢教授称，以往的中共中央文件一直给陈独秀戴五顶帽子－叛徒、汉奸、托派、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现在，“叛徒”和“汉奸”的帽子被摘下了，“右倾投降主义”也不提了，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仍在継续使用。关于“右倾机会主义”有如下说法，“这些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大大地突破了官方的界限。研究者还在不断发表著述，争取最后摘掉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帽子，为他彻底平反。当然，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争论仍在継续。”但聴说，主张给陈独秀恢复名誉的陈独秀研究会，在开始讨论摘下“右倾投降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这両顶帽子时，研究会的内部发行刊物却被迫停刊14。这是不是政治干渉学术呢。陈独秀是“左倾”还是“右倾”的争论，那是政治的事情，学术应基于“事实求是”的精神，一丝不苟地还歴史本来之面目。 给政治对手扣上“左”或“右”的帽子，不仅从政治上、还从肉体上将其消灭，这是斯大林的一贯作法。斯大林主义者把自己的价値観作为公认的、正统的价値観，并加以絶对化，对不和拍的反对派冠以马克思主义叛徒的罪名而清洗之。就是说，当権者僵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束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解释和发展。本应解放人类的马克思主义反而束缚了人类，这是産生斯大林体制下的恐怖政治的原因。斯大林死后，赫鲁暁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斯大林的长期统治腐蚀了苏联社会主义，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消亡。 以唯一的、絶对的、公认的解释尺度来判断歴史，将异化学术的本质。把豊富的歴史本质化为空洞的政治语言，歴史将成为异化的歴史。正像共産主义的目的是把人从忽视人性的劳働中解放出来那様，解放歴史就是把被异化的歴史从政治中解放出来，恢复歴史本来的面目。这才是于学术具有实在意义的工作。
3.向儒教教义挑戦 事实上，正是陈独秀高擧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向正统的儒教统治挑战，提倡人性的解放，在中国进行了具有啓蒙意义的活动。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强调，“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隷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悪；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絶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権利，一切信仰，唯有聴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隷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隷之道徳也15。”陈独秀呼吁人们不要盲从“忠孝节义”的正统教义，以独立自主的自由价値観来解放自己。后来，陈独秀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絶对成宗教。当国民党试图以儒教解释三民主义，特别是戴季陶将孙文主义絶对化时，陈独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16。有意思的是，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胡适在这一点上顕得更为坚决。胡适的“多研究些主义，少谈些主义”17，批判了“××主义”的简单化倾向。正如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的那様，懐疑一切的“批判的态度（精神）”才是思想的解放、人性解放之根本18。胡适彻底地批判了国民党取得政権后回帰権威传统的倾向，指责孙文及其接班人完全没有理解否定传统権威的新文化运动精神（解放人性、拥护人権），要求国民党“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迷梦”19。和胡适强调新思潮的“反对盲从”一様20，陈独秀也不放弃“批判的态度”和“反对盲从”。
4.和斯大林的闘争 在大革命期间，陈独秀最不満的是斯大林欲假第三国际的権威指挥、干渉中国革命。陈独秀认为斯大林要求中国“盲从”。陈独秀虽在中共党内有巨大権威，但与斯大林在国际共産主义运动中的権威相比微不足道。当时陈独秀反对以政党合作的形式来进行国共合作，第三国际在中国的代表马林借国际的権威，以与民族资産阶级的合作政策是国际的意向为由，圧制了陈独秀的反对意见。陈独秀认为斯大林的権威主义一一干渉中共的政策，侵犯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精神”，理所当然地对斯大林强迫中国“盲从”表示了强烈不満。 斯大林主义的本质是斯大林一个人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権。中共党内给政敌或反对派加上区分敌我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左倾”“右倾”的手法，都是从苏共那里学来的。从苏共党内派别闘争中産生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名称，起初并无褒贬之意。列宁死后，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派的権力闘争中，将托洛茨基派打成反对列宁主义的思想潮流，企图作为“人民公敌”而消灭之。托洛茨基派被扣上“左倾机会主义”、“左倾冒険主义”，展开了残酷无情的流血清洗。为形成斯大林的独裁体制，“左倾”、“右倾”的用语作为消灭反对派的政治工具而被乱用。
5.大革命失败与陈独秀的罪名 在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被解除了総书记职务，并被第三国际戴上“机会主义”的帽子。据“八・七会议”的「告全体党员书」称，机会主义是“经常的揺动和犹豫、在紧急関头総是没有坚决行动的决心”21。当时，还是作为政治态度的问题，并非意识形态的批判。1929年，陈独秀因赞同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的批评，并批评中共中央和第三国际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态度，于12月被开除党籍。中央决议指责陈独秀“从机会主义深入到取消主义”，“这様极端右倾的思想，这様反国际反党的路线，如果在党内存在，毫无疑问地是破壊党、破壊革命、以至背叛阶级帮访助敌人”22。中共中央指同时被开除的彭述之，自命为“左派”，组织中国共産党左派反对派，给其按上“右倾”帽子。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左派”代表正确，大概不愿使用“左”而代之于“右倾”吧。提倡“継续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一般被认为是左派，但为了强调其负面印象，使用了加引号的“左”倾，意思是“所谓左派，实则‘左’倾”。 被开除党籍后，陈独秀集结了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了无産者社，并受托洛茨基的请求联合了其他托洛茨基主义小派别，于1931年组成“中国共産主义者同盟”，形成了党内外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组织。于是，取代陈独秀领导中共中央的陈独秀的旧部下，一起开始了对这位过去老师的非难。蔡和森在「论陈独秀主义」中指陈独秀主义为“机会主义”，“孟什维克主义”、“取消主义”、“合法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23。博古骂陈独秀是“反革命的资産阶级的先锋队”24。 针对中共中央（李立三）高叫“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加强武装闘争的路线，陈独秀指出其盲动主义的危険性，勧告中央放弃武装闘争、展开政治闘争。立三路线的领导人李立三谴责陈独秀是“取消主义与取消派”，“把党、把中央看做第一个敌人，不去做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反豪绅买办资産阶级国民党的工作，専门来反对党、破壊党”25。瞿秋白也抨撃陈独秀是“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放弃闘争是“向资産阶级投降的取消主义”26。后来，瞿秋白路线、李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受到批判，歴史証明了陈独秀的正确。 陈独秀因与反对斯大林的托洛茨基派合流而被痛骂，甚至被斥为投降资産阶级。实质上，并不是什么投降主义的问题，而是得罪了中共中央被扣上投降资産阶级的帽子罢了。中央新领导给陈独秀定的罪是工农之敌，顕示了自己的正统性。 陈独秀于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坐了五年牢。抗日战争暴发后陈独秀出狱，在抗日统一战线高潮中，有人提出了恢复陈独秀党籍的问题，但遭到从莫斯科回国的王明（陈绍禹）的强烈反对27，理由是决不能饶恕托洛茨基主义者。其后，陈独秀无党无派，也拒絶蒋介石的邀请，移居四川江津，在那里継续抗日的言论活动。1938年，康生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中，给陈独秀等托派扣上沦为日本的奸细、“汉奸”、堕落成中华民族“公敌”的帽子28。背叛中华民族“汉奸”的帽子是对陈独秀最大的汚辱。“破壊抗日战争、分裂统一战线、实行叛卖祖国、甘作日寇侦探、进行军事破壊、采取暗杀手段”29等理由，都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捏造。 从1935到1938年，在苏联，“人民公敌”的概念是斯大林用来清洗对手的工具。遭到清洗的不仅有托洛茨基主义者，还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菊池昌典认为，大清洗的原因是斯大林对苏联国家内部的崩溃抱有过度的恐惧30。面临日本的全面侵略、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共産党沿用斯大林清洗的逻辑排斥中国的托派，其原因也不难想象。“汉奸”乃捕风捉影，只不过是斯大林式清洗的翻版，为非难而非难的捏造。斯大林的蛮横，在赫鲁暁夫的秘密报告中已有充分掲露。“斯大林不是用说服、帮助或是耐心的合作方法，而是用暴力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使之无条件屈服。持反对意见、或是试图証明自己意见正确的人们，无不陥于被撤职、或从精神上肉体上被消灭的命运”31。
6.作为学术的人物研究 记得日本著名的研究中国思想的専家西顺蔵，在给我的私人信件中这様评价陈独秀。“在黒暗中，陈独秀比谁都先走一歩，但被桥上的栏杆绊倒而跌下河去”。陈独秀是一个啓蒙思想家，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改革家，在列强侵略与军阀统治的黒暗中国，他点燃了民主与科学的星火，站在知识分子的最前列创建了中国共産党，他是照亮黒夜的先覚先行者。什么绊倒他的栏杆呢。西教授所谓的“跌下河去”，很可能就是指陈独秀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一事。成为托派便失去领导共産党和人民大衆的资格，这正是陈独秀的悲剧所在。 如果是那様的话，使陈独秀変为托派的“栏杆”，不正是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追随者吗。陈独秀并非甘心情愿当托派的。在大革命的过程中，尽管陈独秀对斯大林的中国革命论抱有疑问，但不得不“盲从”斯大林的権威。陈独秀亦深悔自己的无力，反省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在“机会主义”非难声中苦闷。当他从回国留苏学生处得知托洛茨基也对斯大林的中国革命论持有不同観点时，便毫不犹豫地与托洛茨基合流，组成了反对派。结果，苏共党内的反对派托洛茨基被清除，中共党内的反对派陈独秀也被清除。陈独秀离开了中国革命的主航道。 陈独秀领导托派组织，是否有被排斥在中国革命主流之外的危机感呢。要留在革命主流内，就不能对斯大林有抵触，但陈独秀做不到。陈独秀或许抱着即便身败名裂，也不能放弃信念的想法。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后，陈独秀的一行诗披露了他的心境，一语道尽了他是一位孤高的思想家，“行无愧怍心常担，身处艰难气若虹32”。或许有人会说陈独秀一直站在政治、思想的第一线，率领大衆的人物，孤高思想家的叫法不太相称。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革命以来，陈独秀寻求国民的思想変革，一直在探索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闪闪发光，决不孤独。 然而，作为托派，追随陈独秀的同志并不多，他未免有孤立感。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曽一度深受挫折感的折磨。辛亥革命后，岳王会的同志柏文蔚就任安徽省都督，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逃亡日本。1914年，陈独秀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雑志』上发表「生机」一文，叙述了当时的心情。“仆本拟闭戸読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文之一，故已阁笔，静待饿死而已。……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絶，不独党人为然也”33。这是陈独秀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后的内心写照。但陈独秀立即从挫折中奋起，于次年（1915年）创刊啓蒙雑志『青年雑志』（即后来的『新青年』），一跃成为论坛明星。那年陈独秀36歳。这次被国民党逮捕，陈独秀已53歳，再起之力已不如前。 陈独秀入狱后，为他奔走的不是共産党，而是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世界著名学者，他们通电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国内旧友柏文蔚、蔡元培、胡适、柳亚子、杨杏佛等也声援陈独秀，章士钊主动承当辩护律师，他们都是一些非共産党、或是国民党籍著名知识分子。陈独秀的心情一定非常复雑。政治对手的国民党籍高级知识分子一起出来营救陈独秀，而他自己一手创建的共産党却把他当做托洛茨基主义者，见死不救。 非共産党高级知识分子相惜陈独秀，并不因为他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是共産党総书记、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等政治上的所为，而是因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反对儒教传统的自由旗手，赞赏他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所作出的成就。章士钊说“陈独秀之暴动，谓与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时所用之策略正同”｡章士钊把陈独秀反对国民党比为孙中山反对清政府和军阀。当然，章士钊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批判不动于共産党。章士钊批判国民党在批判无産阶级専政的同时，实行和共産党同様的一党専政。“民主国家主権、寄于全民，则以主権论。全民者国家也，国民党不过全民中一小小分子。……既谓党即国家，此謚为国民党専政，其谁曰不宜。中国国民党専政，苏俄无産阶级専政，此正両国相同之处、焉得曰否34”。 陈独秀的“批判态度”与“反对盲从”的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共産党员时期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时期。所以，营救他的人士虽然政治立场不同，却都从他的思想中发现诤諌人民不要盲从国民党蒋介石、对掌権者的自由批判精神，因而敢于同蒋介石政権唱反调，维护被囚的言论大师。 陈独秀在辩护词中宣称自己反叛的正当性，力陈反叛不忠于国家和人民的政権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人民自由権利的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権，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一非曾经‘叛国’，则国民党亦曾‘叛国’矣35”。陈独秀的反抗性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当时的知识分子超越党派营救陈独秀，是因为他们感到以政治上的理由来消灭像陈独秀那様中国可引为自豪的文化人是一场危机。 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因散发批判军阀政治的传单而被捕。在陈独秀被捕之际，胡适指出给被捕者按上政治烙印毫无意义。当时的御用报纸指陈独秀“反动”，为此胡适在北京大学说“他是为了这种（件）事被捕，然而报上却载着他是反动！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动？‘反动’抹杀了许多事实，他怎么算是反动”。胡适意在掲露“反动”、“右倾”等政治帽子是如何掩盖事实的，是如何的空洞无力。胡适不満以政治为由捕人，称赞了思想家陈独秀的成就。 共産党却对陈独秀下政治结论，给反对共産主义运动化身的斯大林的政治罪犯陈独秀戴上各种帽子。中共无法从文化的角度评价建立了伟大思想的陈独秀，只能囿于政治性处理。 如何从歴史学、政治学的学术角度来分析政治上有争议的人物。我认为大前提应该是有不受政治价値観影响的学术自由。中国曽经歴了政治高于一切的时代，文化、芸术、学术等必须为政治服务，学术没有自由。在摆脱文革后遗症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时代也要求学术必须有实事求是的客観性。所以，作为学术研究的陈独秀研究，也必须摆脱评价陈独秀的老框框。陈独秀是“右倾”还是“左倾”，或是“形左实右”，这些都是根据政治价値観给人物下结论的政治语言，是政治色彩浓厚的语言，而非根据学术价値来评价人物所应该使用的学术语言。 我认为，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析陈独秀一生五个时期的思想活动、政治活动，不应该简单地使用非学术性的“右倾”、“左倾”等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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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眼
声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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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5-14 13:59:21
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14-5-24 00:58: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