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折戟

weiliqiang · 发表于 2014-9-4 08: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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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先锋项南因“晋江假药案”蒙冤下台

本文转自网易，转自孙长江

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７日下午，我和吴明瑜一起去胡耀邦家里探望他。耀邦语气沉重而严肃，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其中谈到项南，他说：“我没有保护好项南，这是我经常感到不安的一件事。”耀邦谈及此事，内心的痛苦和歉疚溢于言表。

　　后来我见到项南，把耀邦的话转告他。项南苦笑着说：“这也不能全怪他。他有甚么办法？他自身还难保呢。”还说，“耀邦是个好人，就是太软了。”耀邦的自责和项南的谅解，同样令人感慨。

　　他们两位，一位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位是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我认为他们是当代中国最得人心的高官。从传统的“官场文化”来讲，他们似乎都不宜当官，因为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一颗赤子之心，有理想而无城府，重大义而轻自保，鄙视官场上尔虞我诈、趋炎附势的陋习。因此他们在为百姓兴利除弊的同时，必然要得罪官场同事的另类势力，以至于付出沉重的代价。

　　毫无疑问，胡耀邦和项南都是转型时期的杰出人物，同时又都是转型时期的悲剧人物。他们的命运具有同样的悲剧性质。这种悲剧，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艰难曲折和矛盾斗争。其中蕴含着极为深刻的历史内容，需要人们认真思考。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已经对他们作出了公正的评价。耀邦在临终前不久的那次谈话中，曾对我们说到有两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被放在这么高的位置，一是没有想到下来后“老百姓对我这么好”。这可以说是耀邦对自己一生政治生涯的深切感悟。身处高位，酸甜苦辣，虚虚实实，莫辨真伪。只有下来以后，老百姓的真诚拥戴，才是最真实的。李锐在给耀邦写的悼诗中说：“活在人心便永生”。这句诗，也完全适合于项南。

　　一位闽籍老华侨深情地评述道：“项公没有海外关系，也不是华侨亲属，可是他在华侨的心中，威信之高，无以复加！靠什么？靠的是他的人格魅力。”

　　甚么是人格魅力呢？对于政坛人物来说，衡量其人格的高低，最重要的就是看它对人民赋予的权力持甚么样的态度，或者说，他有甚么样的为官之道。有高尚的人格，才有高尚的权力。省委书记是一方诸侯，位高权重。项南行使其权力时，首先考虑的，在于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倘若符合，即使有再大的困难和阻力，冒再大的风险也要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他毕其一生所创建的政绩，就是他行使权力的记录。

　　政坛人物的人格，还表现于另一方面：在缺乏有效约束和监督下，他能不能自觉地限制自己所掌握的权力。苍天可鉴：项南的严格自律，已经近乎“洁癖”。他心存敬畏，不敢有私于家乡，更不给自己和儿孙谋私利；他奉行公道正派，不搞小圈子，远离低级趣味；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清廉如水……这些都早有公论，是那些蓄意整他的人也不得不折服的。

　　项南是闽西大山的儿子，出身于革命世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党员，母亲曾为革命坐牢，叔叔在白色恐怖中壮烈牺牲……正如习仲勋赞誉的，这个革命家庭“满门忠烈”。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和闽西苏区的环境里，项南自幼受到熏陶，对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投身革命以后，项南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烽火的考验；解放后在团中央工作时又因真诚敢言，受到“留党察看”、降职降薪的严厉处分，被贬到农村劳动；调到农机系统工作后，他又为中国实现“农机化”而耗尽心血；在全民大动乱的“文革”中，他再度受到关押和轮番批斗……在中国，一个真诚正直、坚忍不拔的灵魂，总是摆脱不了厄运的打击。

　　坎坷的命运，并没有使项南变成一个意志消沉的懦夫，更没有使他变成见风使舵的“聪明人”。逆境的历炼，反而磨砺了他的思想，使他的人格更加升华。在“文革”即将结束、新时期开始那段时间，项南有机会先后考察美国及欧洲的现代资本主义，在强烈的对比中，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刻反思。在与命运的碰撞中，项南积累了开拓创新、大展宏图的能量。

　　１９８０年深秋，中央决定派遣项南主政福建，可谓知人善任。项南刚登上福建省委常务书记岗位，就遭遇旧体制的顽固抵抗，改革开放步履艰难。无论是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平反地下党冤假错案，还是创建厦门经济特区，他都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记得１９８１年春天，我和中央党校一位同事到福建考察时，对厦门特区的不成规模深感失望，也对项南面临的难题感到担忧。当时项南主动谈起“真理标准”讨论，他语气坚定地说：“改革开放的实践，现在也在检验真理，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项南紧紧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环节，以大无畏的精神，勇创雷区，带领福建干部群众杀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血路。

　　孙中山先生教诲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这一点项南是实实在在地做到了。省委书记这个职位，上通中央决策层，下接地、市、县、乡官员和黎民百姓。可谓矛盾交织，众目睽睽，是一个绝不轻松的职位。项南以当“太平官”为耻，他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依靠广大干部群众战胜重重阻力，推进改革开放大业。

　　项南审时度势，利用福建“山、海、侨、特”的优势发展经济。他善于总结和发挥群众的智能：他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坚定地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受知识分子肺腑之言的启示，他提出念好“山海经”、建设“八个基地”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实地考察，他意识到优先搞基础设施意义重大，拍板向科威特借来低息贷款兴建厦门国际机场；他克服重重阻力，披荆斩棘平反“地下党”冤假错案，解开干部问题的死结；为了使福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更上一层楼，他当面向邓小平进言，建议扩大厦门特区范围；在城市改革兴起之际，他重视企业家的呼声，坚定勇敢地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从闽南晋江农民利用“三闲”集资办厂搞商品生产的实践，他看到在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对振兴经济的强劲动力，看到发展民营经济所蕴含的深远意义……只要是符合人民利益的事情，他都不遗余力地去推行、去落实。　　

　　主政福建的五年，堪称项南一生的最辉煌时期。在这五年中，项南锐意进取，带领干部群众把一个经济落后的省份提升了几个档次。在他开创的事业中，有许多都走在全国的前列，拥有多个“第一”的桂冠。

　　但是，改革意味着否定与创新，它必然要突破某些固有的秩序和落后的体制，也必然有得罪旧秩序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项南在福建发愤忘我厉行改革的时候，不断有人对他造谣中伤、告恶状、搞小动作；项南提出的若干极富前瞻性的设想，就因这种人的捣乱而搁置。究其原因，除思想意识不同外，还有既得利益和个人私欲作祟等复杂因素……项南不得不“侧着身子战斗”：既要不遗余力地推行改革，又要防范明枪暗箭。

　　项南遭遇的阻力，并非仅仅来自地方；种种居高临下、上纲上线的训斥、责难，乃至“黄牌警告”，更使他步履艰难：搞厦门经济特区招商引资，“理论权威”胡乔木就在中央会议上危言耸听地大讲“旧中国的租界”；与外方合资生产“福日”电视机，又有高官说这是搞“殖民地性质的企业”；支持为企业家“松绑放权”，有人就质问你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尝试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有人更是以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限制和打压；支持福建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有人就要追究他支持“卖假药”的责任，直至演出“晋江假药案”的闹剧……一道道“金牌”下来，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项南的处境实在艰难，简直是动辄得咎。

　　身为沿海开放省份的“封疆大臣”，项南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饱尝了其中的艰辛。京城还不时传来消息：最高方面有人说对广东的任仲夷、福建的项南“不放心”。本书传主项南如果是个乖巧的人，或许还好办，可他偏偏是以条刚直不阿、宁折不弯的硬汉，这就在劫难逃了。

　　使项南遭受重创，以至于中箭落马的，是喧闹一时的“晋江假药案”。此书对这段公案的真相有详细的披露。我想说的是，邓小平对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予以明确肯定的时间是１９８７年，而项南早在１９８１年就旗帜鲜明地支持乡镇企业（当时叫社队企业），他公开强调：“福建２５００万人究竟怎么才能很快富起来？农业、工业都不能很快见效，那么出路何在呢？出路就在发展社队企业上，大搞多种经营。社队企业是我们希望之所在。”

　　今天闽南民营经济强劲发展的局面，正是在二十年前的乡镇企业（社队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那个时候乡镇企业是备受歧视、冷落的“私生子”。项南说：“要把乡镇企业看得比亲儿子还要亲！”在１９８１年全国经济调整之际，乡镇企业受到质疑，在有的地方甚至被勒令下马。福建怎么办？项南坚定地表示：“社队企业究竟是上还是下？我说是上，要坚决地上，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

　　假如甚么事情都要经过最高权威点头才敢去做，将会贻误多少时机！项南为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一旦认准是符合人民利益事情，冒多大风险、得罪多高的权威他也要干。由此也不难想见，身为改革先锋的项南，遭受批评、处分只是个时间早晚、“罪名”如何钦定的问题。

　　项南之所以对乡镇企业情有独钟，对它倾注了太多的心血，这是因为他在实践中清醒地意识到，乡镇企业符合福建“地少人多”、工业基础薄弱的实际，能解决农村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整体经济的长远发展意义深远。他不仅热心扶植乡镇企业，而且强调严格管理，对出现的问题也决不袒护。

　　１９８５年夏天，所谓“晋江假药案”爆发后，我藉去武夷山开会之机，赶到闽南晋江一带作实地调查。耳闻目睹的事实告诉我：情况显然被夸大、被歪曲了。所谓“晋江假药”，既非晋江，也不是一般所说的假药。说是“晋江”，其实事情出在晋江县陈埭镇的一个涵口村；说是“假药”，其实是一些农民专业户把白木耳和白糖制成“感冒咳嗽冲剂”销售。首先发现并制止这种违法行为的，恰恰是福建省委。项南下令严肃查处此事：停止生产、销毁成品。

　　当此事被升格为“晋江假药案”、中纪委发出“公开信”后，声讨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项南不推卸责任，带头做检讨，强调要“除虫护花”，采取坚决措施查处“害群之马”。然而一时间全国各地纷纷退货，“晋江的商品不可靠”，“晋江乃至福建的企业也不可靠”，晋江人出门在外想住旅馆都困难……晋江乃至福建经济受到沉重打击，福建人心惶惶，海内外议论纷纷。面对沉重压力，项南指挥若定，尽力稳定干部群众情绪。他嘱咐晋江地委书记张明俊“沉住气，大胆领导”，以避免经济蒙受更大损失。

　　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实事求是、勇于负责的做法，却被当作“态度不好”、“对抗上级”的罪状。当时“晋江假药案”已经被渲染得完全变形，但是客观事实清楚，对项南的处分由于缺乏依据拖了一年有余。令人痛心的是，尽管从福建到中央都有人明确表示反对，项南最终仍然受到“警告处分”。只要冷静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处分项南，决然不是因为一个甚么“晋江假药案”的问题，而是因为项南对改革开放的坚定行为和思想锋芒，使一些人感到不安，他们不把这股锐气打掉，决不甘心。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胡乔木。胡乔木对发生在晋江的事情毫不了解，但他却对处分项南格外有兴趣，甚至步步紧逼，在会上大声质问：“为什么不处分项南？”许多人都很清楚，胡乔木对项南的改革精神和开放思路早有不满，他们之间不止一次地发生过争论。这位“理论权威”在处分项南的问题上态度之所以如此急切，是有来由的。

　　使项南在古稀之年受到“警告处分”的主要原因，当然还不在胡乔木们。在决定处分项南时，有人翻出底牌：“这是老人家的决定。”这位老人家不是别人，正是提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项南一直十分尊敬的元老陈云。事实便是如此令人啼笑皆非。可以说，项南因所谓“晋江假药案”蒙受的冤情，恰恰是不唯“实”、只唯“上”的典型。　　

　　在强权之下，项南不认错，也无错可认。虽然薄一波提醒他：“你年纪不算大，签个字，还可以安排工作嘛。”但是项南不拿原则做交易，到死也没有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善良的人会说：项南命苦，好人没有好报。读了《敬畏人民——项南传》就会知道，项南的遭遇，非命也，势使然也。这“势”，就是体制。在落后的政治体制下项南这样锐意进取、心系百姓的好官蒙受冤屈是必然的。

　　这种悲剧，显然不仅仅属于项南个人。试想，一位锐意改革、政绩卓著的省委书记，下场竟然如此，其他人能不从中接受教训、学得乖巧！审视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会看到：在项南之前，优秀的省委书记里尚有万里、习仲勋、赵**、任仲夷；在项南之后近二十年间，省委书记数以百计，年轻化、高学历，其中不乏博士硕士，但是像项南那样大智大勇、敢做敢为的省委书记却是再也看不到了。

　　体制如此，夫复何言！

　　难能可贵的是，心灵屡受创伤的项南不改初衷，后来又以古稀之龄抱病从事扶贫事业。我私下跟他开玩笑说：“你当上了中国最大的丐帮帮主。”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对贫苦百姓欠帐太多，现在总算有机会还点债了。”这就是项南，我所尊敬的朋友和兄长！　　

　　和胡耀邦一样，项南决不仅仅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官。他是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披荆斩棘、不辱使命的大智大勇者。转型时期是一个新旧体制交替、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时期，也是社会失范，好人、坏人、革新者、守旧者乃至鲁讯说的“冷笑家”、“做戏的虚无党”一同登台、热闹非凡的时期。二十余年来的中国大地上，这一切都展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加上长期“左”的精神禁锢，我们在转型时期每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确定以后，社会上反对改革的“左”的思想和势力仍然相当顽固，政治上只接受“小修小补”却抵制实质性改革的，不乏其人。这些人口衔天宪，手握大权，随时准备给改革者、特别是给那些勇往直前而又成绩卓著的改革者以重重一击。

　　在这种情势下，像项南这样秉性刚直、行动果敢而不遗余力的改革先锋，其命运就可想而知了。他越是殚精竭虑，越是创造性地推进改革开放大业，招来的非议就越多，遇到的阻力就越大，直至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酿成冤案。从项南１９８１年初走马上任，到１９８６年初中箭落马，其主政福建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出起伏跌宕的悲剧。

　　何谓悲剧？征诸词典，悲剧是戏剧的主要类别之一，以表现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及其悲惨结局为基本特征。他和保守势力的冲突不可调和，他的种种“灾难”，无一不是政坛“众神”加给他的，而且不是从正面，都是从背后加给他的。

weiliqiang · 发表于 2014-9-4 08: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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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liqiang · 发表于 2014-9-4 08:40:08

相关：改革八贤之项南---不怕丢官的改革派

项南(1918-1997) 福建连城人，1938年入党。解放后先后任农机部副部长、福建省委书记等职，并当选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委员。1989年后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等职。1997年11月10日在北京病逝。

■他曾为了让外界了解“经济特区”，冒着政治风险邀请外媒记者前来采访和报道特区。

■他曾坚决地反击“经济特区就是旧租界”的论调，在福建省冲破重重阻力，不怕得罪人，不怕丢官，锐意改革。

■他就是项南，八十年代主政福建省的改革派元勋，力倡“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他的从政生涯因此波澜起伏，他的身上集中了一个改革者的艰辛与荣耀。

11月19日，一场宏大的纪念在项南的家乡福建连城举行，纪念这位改革开放之初的福建省委书记诞辰90周年。在舆论看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举行这样的纪念，是对项南最好的告慰。

此前的10月，项南的后任、曾经也在福建为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特为纪念项南诞辰90周年填词一首，词中褒扬项南“骇浪惊涛，从容渡，常存锐气”。

作为改革干将，“锐气”一词之于项南，似乎再恰当不过，如果再联系到词中提及的“骇浪惊涛”的历史背景，这“常存”的“锐气”，则更为可贵。就算他终因福建“晋江假药案”去职，但留给福建的背影，也并不落寞。

冲破重重阻力推行“包产到户”

1980年深秋，中央决定派遣项南主政福建。此时的福建，虽同广东一样是先行改革开放的两个省份之一，但旧观念依然顽固。

一个注脚是，当安徽开始搞“包产到户”时，反对最坚决的几个省份中，就有福建，使得中央不得不决心“换将”。海外华侨亦曾多次进言想要一个福建籍官员主政福建。

1980年12月18日，时为农机部副部长的福建人项南面见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受命入闽的项南被告知，到福建后，要“坚决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此时的项南，已经62岁，虽然过早谢顶，但依然精力过人。他身材魁梧，目光温和，为人有坦荡之誉。此前曾出访欧美，见识过“资本主义世界”，改革意识，亦属坚决。

初到福建的项南，在福建省党代会上做了名为《谈思想解放》的发言，声明要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主要在省、地两级党委……而关键又在省委。”

这种已然很直接的发言却未必能让人警醒。春耕迫在眉睫，但因为福建反对“包产到户”，农民积极性匮乏，各地竟无春耕迹象。

农时已紧，1981年2月10日晚，项南在全省电话会议上强力推行包产到户。会中有一地委书记尖锐提问:“过去第一书记廖志高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又说要大力推广包产到户，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

项从容作答:“既不要听第一书记的，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要听中央的。”这个充满政治智慧的回答亦让项南宣示了变革的合法性，他在会上说，“不要再怀疑了，不要再动摇了，更不要站在对立面。”一个月后，全省94.5%的生产队落实了生产责任制。

不怕惹争议，革新争“第一”

当时的政治逻辑，上任伊始，一般务求稳定低调。但对改革者项南来说，只能选择放手去做。当时的一份《情况反映》记载说，各机关都在谈论说项南已经“开刀”了，福建可望有新局面。

他初到福建便提议不再“以粮为纲”，这在当时颇有些“大逆不道”的意味。但项态度坚决，说要因地制宜念“山海经”，农林牧副渔多业发展。

1981年4月底，项南又表态:福建要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即个体经济和合资经济）同时存在，并要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想招商引资的项南接见了4批外商，听到的却是两个抱怨:交通和通讯。

航空基本是零，福州机场只能停中小飞机，而厦门无民用机场。甚至从福州到厦门，汽车都要走一天。通讯就更糟糕，1980年，一位法国商人从福州向巴黎挂长途电话，等了两天两夜都没接通，怒而离开。

修机场要得到军方的同意，军方说厦门离金门那么近，金门的炮把飞机打下来怎么办？项南说，金门也有民航客机起落，他们就不怕被我们击落？在军事上究竟是我们怕台湾还是台湾怕我们？军方一听，便没什么意见了。

修机场，中央无法给钱，项南就从科威特的一个发展基金那里借到2200万美元。为了显示经济特区的海外视野，项南给厦门机场取名为“厦门国际机场”。

此后，福建从美国银行借钱装备远洋船队，从约旦借钱买燃气轮机，还在日本发行了两批私募债券——在当时看来，这简直是惊世骇俗。

解决通讯问题，项南则冒了一个险。他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电话交换机，此时该机型还处于试用阶段，因而价格也低。事后证明项的冒险和日本的技术一样颇为成功，福建通讯设施一时超过了香港和新加坡。

项南努力创造和维护着一个又一个“第一”:他在争议声中，坚决支持福建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建设“福日”电视机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他同样坚定地支持中国烟草业第一家合资公司，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在项的努力下，厦门还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

因为痛感外界对福建了解太少，1981年10月，项南提议福建安排了一次“港澳记者团”访闽之行，开风气之先。所邀报纸中，左、中、右皆有，这无疑是有政治风险的。项说，福建要吸引外资，“还需要新闻界的朋友多多帮忙”。多年之后，这句话成为中国官员的常用语。

与守旧思想交锋

主政福建的项南深知自己改革先遣队的角色。邓小平说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作为“总设计师”的邓提供方向，至于具体水深水浅，就要看一线的“地方大员”了。项南经常以年轻时候唱的《开路先锋》与同僚共勉，说自己的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1981年春夏之交，一个流言从北京传到沿海，说特区要取消。但项南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发言:“福建对华侨华人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更不如香港、新加坡。因此，福建应该采取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

1983年，有关特区的传言再度出现，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将旧中国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好的东西也引了进来，对改革者大加伐挞，将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

环境有些惨淡，项南和任仲夷，这两位改革派地方大员，这期间时常保持热线联系，互通观点。在指责之声甚嚣尘上之时，项南针锋相对:“旧中国的租界，是主权在他人，特区是主权在我，怎么能和旧租界相提并论？”

有关政策要“收”的说法延续到了1984年，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五个年头。刚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难点在于企业缺乏活力，毫无自主权可言。

当年2月7日，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对项南说:“我们的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这句话给了项明确的支持。

一向超前的项南随后建议:厦门特区可以变成“自由港”，“货物自由进出；人员自由往来；货币自由兑换”。小平思考片刻说:“前两条还可以，后一条不容易。”

这年的3月，福建的一些厂长经理们给项南写了一封信，信在当天下午送给项。第二天，这封项南亲自拟好标题的呼吁信发表在《福建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

之前项南就曾公开表示，“我们从开放到现在，因为放权出了乱子的事情，在福建还找不到一个；可是由于不放权，影响改革开放进展的事情可以找出不少。”这些话，在一些人听来，并不顺耳。

福建给企业“放权”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请给我们“松绑”》一文。当年5月，项南在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说，应该让“包”字进城。

1981年，全国经济调整之际，乡镇企业因为“私生子”的地位，饱受质疑，甚至有被勒令下马之虞。

在福建，项南态度坚决，说乡镇企业要“勇敢地上，要排除一切阻力往前冲”。1982年，全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打击投机倒把的“双打”斗争时，项南再次挺身而出，说福建经济犯罪要打击，乡镇企业要发展，两者并不矛盾。

6年后，在浙江，小平终于对乡镇企业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此时，项南已经去职。

改革先锋黯然去职

1985年6月，中共福建省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项南说，“要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他说自己就好比是一个新疆姑娘，满头的“小辫子”让人家抓。

1985年的春天，已经有传言说，项南要下。胡耀邦曾对项南说，我听到一些对你的反映，说你“处事偏右”。项跟胡说，省内有人对改革不满。胡耀邦说，“不必理会，太费精神。”

项南曾经因为青年是否应该跳“迪斯科舞”一事和当时的一位中央高官争论。这位中央高官认为这会激发青年人“狂热放荡”的状态。项回信说，“由我们规定青年该跳什么舞，不该跳什么舞，不甚妥当”。

项南把信交给秘书，而秘书怕给项惹事，私下把信扣下。项南日后得知，干脆再写一封，交给省委办公厅机要室寄出。

当时有观点认为，国营企业的困难，是因为乡镇企业跟国营企业抢资源、抢市场。项南说一切优惠政策都倾向于国有企业，怎么就让乡镇企业争走了呢？这不很可笑吗？还不是你不行吗？

1986年，项因为福建“晋江假药案”（详情见本报项小米专访）而受到牵连，曾经被他夸为福建“一枝花”的晋江陈埭镇出了“假药”。虽然项南严厉查处，自己五次检讨，但终被中纪委处以“党内警告”。

此前一年，与项南荣辱与共的任仲夷退休，“平安着陆”，虽然任之前曾多次作检讨。

项南依然性格不改，他离开福建时说，从此和福建“一刀两断”，别人以为他绝情，实际上他是不想因为自己影响接任者。

去职之后的项南，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扶贫活动中。他担任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会长，依旧是精力过人，四处奔波。只是，很少谈及自己在福建的5年岁月，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

一直到1997年的时候，项南对秘书说自己想回到福建，“安静地呆上5年，好好整理些旧事。”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的11月，项南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项南曾说，自己当初离开福建，应该会有人高兴，有人惋惜，“但前者会是少数人。”是非功过最终都将由时间证明，如同贾庆林的词中所说，曾经的项南，令“八闽百姓至如今，犹铭记”。

八宝山送行当日，项南哀荣备至，前来送别的有朋友，也有曾经的对手。

weiliqiang · 发表于 2014-9-4 09:08:03

改革八贤之任仲夷---先驱的本色

任仲夷（1914-2005）曾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黑龙江省委书记。文革后，他先后出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85年后，他退出领导工作岗位，任中顾委委员。

■改革开放的先驱，是各方对任仲夷的盖棺之论。先驱，意指“在前面引导的人”，用来评价任仲夷，再确切不过。

任仲夷对改革的推动，终其一生，从未放弃，从未沉默。体制内的官员中，对改革的支持，像他这么坚定一贯、不遗余力的，不多；对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像他这么深刻中肯、不稍隐讳的，更少。

改革开放的先驱，是各方对任仲夷的盖棺之论。先驱，意指“在前面引导的人”，用来评价任仲夷，再确切不过。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三天，任仲夷就撰文批判“两个凡是”，最早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9年，在辽宁营口，他就有石破天惊之语:“由穷变富是革命的目的”；1980年，他初到广东，就提出“生产力标准”问题，“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主政广东的1980到1985年间，他最早主持外贸改革、物价改革、投资体制改革，支持“蛇口工业区”政改。此间各种创举，难计其数。这种改革最初的“敢为天下先”，一直延续到他退出领导岗位后。用他一位老友的话，打仗要有先锋，办大事难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中国改革特区中冲锋，更是在禁区和雷区中冲锋:任仲夷被称“任胡来”，被指要把广东变成旧中国的租界，被质问“是否还是共产党员”。

1982年情势最为严峻。因为改革刚启，有人求富心切，不了解国家政策，走私贩私现象频现。中央有人直指广东领导“放羊”，放言“再这样下去，不出三个月广东就要垮台”，提出要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此，任仲夷连续两次被召入京，写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份检查。他后来回忆道，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比如，自己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这次“二进宫”最为外界所称颂的，是任仲夷在重压之下的担当、对改革开放一如既往的坚持。在传达中央精神的领导干部会上，他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自己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对下面的干部，他没有传递“压力”，反而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广东五年，是任仲夷事业达到顶峰的五年，更是他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危“风雨飘摇”的五年。凭借“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压制”的开明、“明哲不保身”的担当，任仲夷击退了诋毁广东改革的黑潮，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铁证。他心秉真理的烛照，顶住种种强势干扰，穿越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幽暗岁月。1979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23位，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当五年后任仲夷离任时，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一。1980到1985年广东发生的一切，已经将“任仲夷”三字深嵌中国改革开放史。

有人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任仲夷说，不，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也功不可没。他还说，这是历史，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在历史和真理面前，任仲夷是个忠诚的信徒。

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走上革命道路。他说自己参加革命，就是为民主、自由和民族的复兴。政治的舞台风云际会，对他来说，理想主义始终是风浪吹打不去的情怀。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十年“文革”的磨难，使他对革命的初衷愈加坚定。无论处于何种位置，他总能摆脱既得利益羁绊，耳辨“左”风、眼明“右”路。

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滞后于经济改革；认同人类社会进步，必经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种种无端干预。

对好友于光远的短文“讲道理”，任仲夷点评道:世上总会有蛮不讲理和用歪理、假理欺人、骗人、压人、害人的人。对这种人，实难以理喻之，只好置之不理。必要时，联合志同道合者，坚决与之战斗，真理终将无坚不摧，战胜一切邪恶。他爱真理，常常为志同道合者挺身而出:1979年，他大胆平反张志新案，上世纪80年代初期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晚年鼎力支持开明报刊。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

任仲夷本人就是启蒙者。他抗言直论，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内心之所感。他的文章和发言，总是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有力，真笃诚恳。慧解“和谐社会”便是绝妙一例:“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要大力发展经济；“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

晚年时分，他仍体察时局、放谈国是，为了政治民主化，不惜冒巨大的风险，大有赴汤蹈火之无畏。

《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勇气》这篇任仲夷留给中国的政治遗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读来，如空谷足音，弥足珍贵。他常说，自己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达观。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