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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乱世中的世兵制
本文系转载,作者郭烨旻
中国古代兵制类型繁多,不同时期,兵制随之发生变化。秦汉时代,封建王朝的兵制以建立在兵农合一基础上的征兵制与募兵制为主。到了东汉末年,在群雄并起的乱世里,整个社会在动荡中找寻新的出路,兵制亦发生了剧烈变革。在这种情况下,“上阵父子兵”的世兵制应运而生,取代征兵制与募兵制,成为三国时代的主流兵制。作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世兵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然而,从它出现之初就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最终,它伴随其产生的时代——三国,走向了终结。 从诸葛恪的议论说起 公元253年,掌握东吴实权的太傅诸葛恪挟上一年东兴(今安徽含山)之战大破魏军的余威,意图效仿其叔(诸葛亮)出兵大举北伐。孰料,此议一出,招致东吴朝野的群起反对。为了说服反对者改变立场,诸葛恪特地写了一篇文章为北伐辩护。这篇文章在陈寿的《三国志》里全文收录,凡997字,通篇讲述偏安不能久存的道理,很明显也是在模仿诸葛亮的《出师表》(文中提到诸葛恪见过“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文章提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于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复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
诸葛恪的意思是说,现在吴蜀之所以能与曹魏抗衡,是因为曹操时代的士兵已经老死,而年轻人还没长大。要是不在魏军老幼青黄不接之际北伐,再过十几年,等年轻一代成长起来,魏军的数量会扩大一倍,而彼时国家(指东吴)的军力反而会减少一半。到那时就大势已去了。
这段议论,要是放在秦汉时代,甚至是70年前的黄巾起义时(公元184年),必然会被当作奇谈怪论。因为自从秦朝统一后,中国就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兵员质量暂且不论,秦汉王朝从无兵源匮乏之虞。即使是再早些的战国时期,也只有赵国在长平惨败丧失40万军队的极端情况下,才出现了“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的困境。曹魏自建立后即以守为主,休养生息,如何会窘迫如此?在时人看来更有些“滑稽”的是,诸葛恪仿佛未卜先知一般能预料到十余年后东吴与曹魏军力发展呈相反之势,己方军队数量将会减半。而这一切发生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
然而,这些看似不合常理的论述背后,恰恰反映了三国时代兵制已经与往昔大不相同。征兵制(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新兴的世兵制正要进入它的全盛时期。所谓“世兵制”是一种军民分离,各有户籍,一日编为军户,即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专门为兵的兵役制度,“一旦被征发为军人,即为军户,家口、财产皆注明在军籍中,并加盖官印,不得更改”。与之相对的是“民户”,被免除了当兵的义务,而专门承担田租和徭役。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社会分工机制,其促使世兵制军人成为一种有别于平民百姓身份的特殊社会成员。显而易见,脱产军人及家属太多必然危及封建政权的经济基础,因此,其时军户的数量远比民户少,比如东吴最后投降时全国民户52万,而军户只有23万(世兵制下所统计的上兵都作为“户”而存在,不是作为个人而存在)。这就不难理解,作为三国时期补充兵源的主要方式,兵力的多少与军户子弟的数最直接相关(而与民户的增长没有关系),要是军户子弟数量太少,不够填补战争耗损及士兵老死的空缺,政权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势必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募兵制变为世兵制 两汉时代,主要实行征兵制。士兵来源于编户齐民(被西汉政府正式编入户籍的自耕农、佣工、雇农等,称为编户齐民。编户齐民既是行政管理制度,又是赋税制度),服役有固定期限,一般为两年,到期便复员为民,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到了东汉末年,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当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军阀混战又接踵而来,兵祸连年,百姓大量死亡。这期间,京城洛阳经过董卓之乱,死者不计其数,曹操在彭城,“坑杀男女数万口于泗水,水不为流”“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人口下降,户籍失控,使得稳定、规范的征兵制度难以实行
另外,东汉末年的政局动乱还导致了乡里行政系统的破坏,宗伍大量出现。如许褚曾“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宗伍或宗族兵,是宗族首领、强宗大族为了‘自保’,防患不虞,而以血缘地域关系为纽带,组织力量并聚合起来的民间自卫群体”。由于没有健全的乡里行政系统,“名数”也就难以得到掌握和控制,征兵制也就无法实行。
由于征兵制的基础在战乱中被破坏,募兵制在很短时期内得到了普遍实行,成为各军阀集团集兵的主要方式。这直接导致了士兵身份和服役期限的改变。首先,不同于征兵制下当兵的义务,募兵制下人们当兵是自愿的,并以当兵为职业。其次,“由于国家或地方通过募兵以保持军队的稳定,不希望这部分兵员再至流失,加上士兵应募,往往因为生计无着,也希望军队能成为其终身所托”。因此,士兵的服役期限也随之延长,甚至变成终身性质的士兵。例如张辽统领的士兵,公元189年(约于灵帝中平6年)由其在河北招募而成,到其于公元198年(献帝建安3年)投降曹操,这些士兵至少己经当兵10年。在这之后,这些招募而来的士兵仍然在张辽的统领之下战斗。
为了使已有的士兵不再流失,以进一步保证兵源的稳定性,从而满足战争的需要,三国时期的统治者不约而同地令军户专门承担兵役,并且实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原则,让士兵终身世代相袭为兵。当此之际,世兵制就应运而生了。
三国时期的世兵制,以曹魏的士家制度最为典型。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已无力在短时间内统一全国,为了恢复、发展生产,遂将人民分为民户和士家。一旦被编入士家,就要承担世世代代”持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兵户才有可能解除兵籍,成为民户。《三国志》记载,合肥新城守士刘整等人获得军功,作为奖赏,被解除了“士名”。为了防止士兵的逃亡与反叛,曹魏实行士兵家属集中居住在某地为人质,而士兵本人却在外地服役的错役制。“如此父南子北,家室分离”,实际就是以家属为人质,一旦士兵逃亡,即对士兵家属实行连坐,罪及家属,称为士亡法。与此同时,由于在世兵制下,士兵是世代相袭为兵的,因此,为了保证士兵的再生产,从而稳定国家的兵源,曹魏政权又在兵户当中实行充满强制色彩的内部配婚制度,即士家女只能嫁给士家子,士兵死亡,其妻也只能改嫁给其他士兵。 世兵制与三国兴亡 蜀汉、东吴与曹魏一样都实行了世兵制,大同之中或有微殊。比如东吴就不曾实行错役制,这是因为东吴的将领对麾下士兵有着强大的控制力,对朝廷来说,士兵家属可以随军,只需要以将领家属为人质就足够了。实际上,东吴甚至出现了与世兵制平行的世袭领兵制,每当统兵将领死后,其拥有的“部曲”,可以像私有财产一样继承或转让。遍览《三国志·吴志》,无处不有子承父业、兄终弟袭的记载。名声显赫的陆逊死后,其子陆抗就“袭领逊众五千人”,如邓艾所说,“吴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势,足以建命”。当然,世袭领兵制与世兵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世袭领兵制的推行,无疑强化了世兵制的发展。
正是由于三国都实行近似的兵役制度,诸葛恪才能在文章里对未来此消彼长的军事态势作出预测。公元253年春天,诸葛恪力排众议,悍然出兵20万北伐曹魏,结果却是大败而回。随后,这位败军之将在宫廷政变中被杀,祸及三族,名震三国的诸葛氏在江东这一支就此覆灭。
虽说诸葛恪志大才疏身死族灭,但他在文章中的预言却是一语成谶。距离诸葛恪写就这篇文章只过了4年,曹魏内部发生了征东大将军诸葛诞(诸葛亮族弟)在寿春的叛乱,是为“淮南三叛”。平叛的司马昭带去了26万大军,这创造了整个三国时代单次用兵的最高纪录,甚至超过了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动用的兵力,而与此同时,曹魏尚有余力应对姜维以数万之众在西线发动的北伐攻势。这意味着曹魏的兵势已经走出低谷,甚至开始凌驾于吴蜀之上,南北间的军事均势行将被打破。6年之后,曹魏以18万之众的压倒优势攻伐蜀汉,而蜀汉全国的总兵力不过10万出头。到到公元280年,取代曹魏的西晋发起灭吴之战,仅前线兵力即与东吴全国兵力(23万)相当。在孙权时代能够多次组织10万之众的攻势,在诸葛恪当政时,甚至可以出动20万之众的东吴,囿于世兵制下兵员的青黄不接,除去各地守备部队,居然只能派出3万机动兵力,举国之兵力倒退到了70多年前赤壁之战时的水平,兼之其时陆抗身故,国中无昔日周瑜、鲁肃般的名将,东吴遂毫无悬念地被晋军攻灭。三国时代就此终结。 世兵制的优与劣 引为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的产物,世兵制并未随着西晋统一时代的到来而消失,它还要在历史舞台上延续数百年之久(以西魏开始推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为限),足见这一兵制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在世兵制下,士兵都是世袭的职业士兵,真正做到了“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他们作战经验丰富,比起募兵制下临时聚集的乌合之众有了较强的战斗力。世兵制使得统治者的政权更加稳定而有力。因此,世兵制在其初期对封建统治政权起到了支柱及后盾的作用,具有国家镇压力量和防御力量的意义,是中央集权的重要保证。
在世兵制这种兵役制度下,国家兵役专门由固定的兵户终身世代相袭承担,也就是说,可以征调的士兵数量是刚性的,某一时期的兵源基本上固定不变,故这种兵役制度从一开始就有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即兵户数量的有限性与实际军事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因此,世兵制下的士兵,处境是相当悲惨的。七步成诗的曹植曾发现,在他的封国里服役的150名士兵,居然已经到了“耳顺”(60岁)和“不逾矩”(70岁)的年纪,还有些军户的小孩子,才七八岁就开始服役当兵。终身服役下的兵役之重,令人咂舌!作为西晋统一三国后的德政之一,武帝下诏“诸士卒六十以上罢归于家”,但是,随着西晋短暂统一后便陷入“八王之乱”的大规模内战,军户60岁退休的待遇马上又被取消了……更严重的是,西晋朝廷以法令的形式明确在“服制”中把士卒百工同列为一个等级,规定“士卒、百工履色无过绿青白”。这等于从法律上对士家低下的地位予以确认,表明出身兵伍者,不在为官之列,他们是一个不同于一般民户的特殊卑贱阶层。
由于世兵制军人是典型的职业代际流动,是完完全全的继承关系,它不可避免地造就出一个严格封闭的军事社会,使得广大军人及其家庭丧失了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特别是向上层社会流动的机会,最终世兵制军人被彻底贱民化。由于兵户社会地位的持续下降,兵户逃亡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到南北朝后期甚至出现了“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的现象,作为兵役制度的世兵制随即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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