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在交州的统治

小狐 · 发表于 2015-10-9 10: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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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大家都认为荆州是吴国最感兴趣的一块地盘，孰不知对吴国国力发挥支撑作用的却并不是荆州。荆州吴国从来不曾全占过，它之于吴国的作用就是完善的长江防线，而且荆州的民心一直很纠结。而交州对吴国的发展和维持却起着关键作用，这种作用到后期越发明显甚至决定着吴国的存亡。

交州九郡详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高凉）

要了解交州首先就要了解东汉末年交州的历史背景:

三国由分裂到聚合的历史走势，是通过频繁的战争来得以实现的。而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除人力、物力之外，最至关重要的莫过于能否占领战略要地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规模天下、指点江山，有一段话特别能击中要害：“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诸葛先生的这段高论，千百年来为世人所推崇。而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讲，他不过是重点强调了荆州、汉中的战略地位而已，即如果刘备能够“跨有荆、益”，并用兵北方的话，可以兵分两路，北自汉中而取凉州（甘肃），南自荆州而攻宛（今河南南阳）、洛（洛阳）。南北共进，虚实相应，对曹魏建构犄角攻势，使曹魏难以首尾兼顾，在战争中陷入被动。但是，任何人，哪怕是智慧如诸葛亮者，都无法掌控历史的发展。所以，诸葛先生的高论，在瞬息万变的历史实践中被大打折扣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智者终归是智者，三国血与火的历史的确证明了荆州、汉中的战略地位的重要。三国群雄们围绕着这两个地方，演绎出一连串金戈铁马、壮怀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画面。

虽然时下有关三国史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多如漫天飞雪，而三国史的普及程度也是其他任何断代史所无法比拟的，但有一处兵家必争之地却一直被掩盖在浓厚的历史迷雾之中，至今仍鲜为人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一地区的争夺，涉及的势力之多，时间跨度之长，丝毫不亚于荆州、汉中。不同的政权占领该地区，都会使当时的军事格局产生大幅度的调整。而在该地区攻与守、得与失的变化，对魏、蜀、吴乃至后来的西晋的战略部署都密切相关，对它们保境御敌、拓疆扩土乃至谋取一统天下的意义之大，更是不容小觑。

这个地方就是——交州，一个对大多数读者来讲都相当陌生的地名。交州到底是什么地方呢？约为今天的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地区。读到这里，恐怕有些读者要大跌眼镜了。虽然这些

地区，尤其是广东，今天可称得上经济繁荣，但在当时只不过是东汉王朝的一个南陲边州罢了。论交通不是通衢要冲，论经济更谈不上是富庶之邦，且有崇山峻岭（五岭）与外界相隔，在很多中原人士的眼里不过是悬远于朝廷的化外之地、远山僻壤罢了。在三国时代没有来临之前，对交州的评价也就只能如此了。但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时势可以改写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殊不知，时势也可以左右一个地区的历史走向。正是三国时期的割据林立、战争频仍和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使得交州从“垃圾股”摇身变为“绩优股”，成为各路诸侯煞费心机、竞相争夺的香饽饽。

从此，尔虞我诈和刀光剑影使得这座南陲边州不再“寂寞”。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交州实现了从远山僻壤到战略要地的巨大飞跃呢？这就需要我们结合当时的国家状况，从人口、经济和军事地理三个角度对交州予以解构和剖析，探寻其中的奥秘所在。

   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三国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折不扣的“人肉战”。一个政权拥有人力的多少无疑是其生存和扩张的最基础因素。曹操消灭了袁绍父子，占据了他们的老巢冀州，曾得意忘形地对部下崔琰讲：“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三国志》卷12《崔琰传》）。欣喜之色，溢于言表。再者，219年，曹操在与刘备的汉中争夺战中主动撤退，同时将汉中的人民8万多人和武都郡的少数民族5万余户悉数撤出。曹操的这步棋是极其高明的，他使出一招釜底抽薪，将汉中的百姓们带走。虽然刘备后来战胜了留守的夏侯渊，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汉中，但汉中已空空如也。以上两个例子证明，掠夺人口是三国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

   大量的人口是否是各路军阀垂涎交州的主要原因之一呢？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座南陲边州又如何能在人口数量上形成优势呢？它又究竟拥有多少人口呢？据班固《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后期交州七郡（南海、郁林、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的人口多达137万余人。虽然司马彪《后汉书•州郡志》中郁林、交趾二郡人口数量失载，但其他五郡的人口较西汉后期平均增长一倍。如此推算，则交州人口当在270万以上。即使郁林、交趾二郡的人口在整个东汉未能增长，交州的人口此时也已接近200万。司马彪《后汉书•州郡志》所用数据主要采用的是东汉顺帝年间的资料。顺帝时，全国编入户籍的人口为4915万左右，相比之下交州作为当时的十四州之一，人口仅占总数的1/25—1/20，并未形成数量上的优势。但随着黄巾大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和三国争雄的接踵而至，中原、荆州、扬州乃至益州的人口均呈锐减之势。因为发生在交州的大型战争主要集中在三国后期，所以该州的人口不但有相当程度的自然增长，且有大量的北方人口南来避难，人口优势应该相当明显。曹操得到仅剩30万人口的冀州，尚且喜不自胜，认为是一座难得的“大州”。那么，交州的人力资源优势自然就不言而喻了。可以说，对每一个欲争霸天下的政权都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自秦汉以来，秦始皇开凿灵渠、修筑新道，大大加强了交州与中土的交流。西汉平定南越（尉佗所建）政权后，牛耕和铁器在此地也日渐普及。交州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还具有一年多熟的自然优势。所以，其粮食的产量影响应该相当可观。对于以战立国，急需粮草的相关政权而言，尤其将交州据为己有、并将其作为物资后方的战略需要。

   另外，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明确记载交州盛产银、铜。而且“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三国志》卷五十三《薛综传》）。银、铜是重要的财富资源，奇珍亦可投入流通换取有益于军国大计的物资。如，235年，曹魏派使者以马匹换取珍珠、翡翠鸟和玳瑁。吴国群臣目光短浅，迂腐地认为，不可将这些宝货与敌国进行交换。孙权则高瞻远瞩、力排众议：“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马。何苦而不听其交易?”（《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主传》）

   最后，更不容忽视的是，交州是两汉著名的产盐区之一。西汉在南海郡番禺县、苍梧郡高要县均设有盐官（《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东汉虽未发现相关记载，情况也应当类似。在笔者看来，在此边陲地区设置盐官，其目的除维持和监督当地盐业生产外，更重要的是组织所产盐的北运，以保证部分内地用盐的供应。盐除是生活必需品外，也是古代中国调节财政收入的重要杠杆之一，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曹魏大兴屯田，所用耕牛、农具的购置，资金多来自其盐业收入。

   如果由军事地理的角度对交州予以仔细考察，更能体会到这一地区的“妙处”所在。交州的东北、正北、西北三个方向分别与扬州、荆州、益州相毗邻。分布在这三个州的割据政权，均可以之作为大后方。既可以作人力、兵力调发和物资补给之源，又可以扩大自身的战略纵深。随着各政权地盘的扩缩、战事的推移，在不同的时期交州有着不同的战略意义，不同的政权占据交州也形成了不同的攻守形势，并进而影响着各个政权的此消彼长和整个国家的分裂聚合。大致言之，分布在荆、扬二州的政权（刘表、孙吴）可以南下攻取交州，以收“利尽南海”（“南海”即当时交州的代称）之功；分布在益州的政权（蜀汉、西晋）可由南中取交州。未失荆州前刘备有将益、荆、交连为一体的可能，可以增加和孙、曹抗衡的本钱，并对吴形成钳形攻势。晋先灭蜀汉后得交州，更是对孙吴政权构成了来自北、西、南三个方向的包围和进攻；北方政权（曹魏、西晋）则意图通过控制或拉拢交州势力以配合其对荆、扬二州的进攻。

刘表、曹操的渗透和遥控

   赤壁之战前，交州地区的势力已经是盘根错节、纠葛纷繁了。简而言之，主要有三股势力。一是土著士氏势力；二是北方曹操势力的遥控；三是荆州刘表势力的渗透。

   土著士氏势力的代表人物是士燮。士燮的祖先本是鲁国汶阳（今山东宁阳）人，早在王莽之乱的时候，就避祸来到交州。传到第六世，即士燮的父亲士赐时，被汉桓帝任命为日南太守，士氏也由此得以发迹。士燮年青的时候，在京师洛阳游学，拜名士颖川刘子奇为师，对《春秋左氏传》颇有造诣，并且能够折节下士，给中原的士大夫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后来，士燮从洛阳回到交州，担任了位于交州腹地、且人口最多的交趾郡的太守。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江河日下。由于交州地处偏远，朝廷对它更是鞭长莫及。建安八年（203年），东汉朝廷任命的交州刺史朱符被当地的少数民族杀死。于是，士燮迅速让他的三个弟弟士壹、士黄有、士武分别占据了合浦、九真、南海三个郡。这样一来，交州七郡已被士氏兄弟轻而易举地拿下四个，大半个交州落入了士氏之手。更重要的是，由于交州没有遭罹战火的蹂躏，士燮又比较谦虚宽厚，喜欢结交朋友，颇有孟尝好士之风。所以，很多中原的士大夫，如许靖、刘巴、程秉、阚泽、薛综、袁徽等，先后前来投靠他。这些人又大都携宗拖族而来，再加上涌入交州的其他百姓，交州的人口自然随之猛增不少。从而，也意味着士氏力量获得了空前的膨胀。

   陈寿在《三国志》中这样描述道：士燮兄弟并为四郡之长，雄冠交州，距离朝廷又在万里之外，因此他们在本州威尊无比。出入鸣钟击磬，鼓笳吹箫，车骑满道，浩浩荡荡，当地的少数民族常常数十人一起等在道路两旁对他们焚香膜拜。妻妾们出行都乘坐着华丽的车、轿，子弟们也常有大量兵马进行护卫。真可谓是贵重一时！哪怕是汉初在交州地区号称南越武王的尉佗，恐怕也无法他们的威风和排场相媲美啊！

   当然，仅仅占据交州不可能北争天下。士燮也很有自知之明，并没有称霸天下的野心。所以，士燮虽然实际上已经成为交州的土皇帝，却没有像此时的曹操、袁绍、孙权等人那样明目张胆地“拉杆子”、“扯大旗”。他仍然对东汉朝廷俯首称臣，而且“不废贡职”（《三国志》卷49《士燮传》），屡次派遣使者到许昌向汉献帝朝贡。这时，东汉朝廷的大当家已经变成了曹操。而曹操这个时候主要的任务是统一北中国，但南下也在绸缪之中。由于这时候荆州被刘表占领，扬州被孙权占领，曹操想以东汉王朝的名义越过二州直接对交州地区的行使统治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曹操仍企图利用汉朝对该地区的拥有官吏任免权的传统，从行政上予以控制。

   故而，在建安八年(203年)朱符死后，曹操立即派遣张津继任交州刺史。但张津名义上管理整个交州，实际上能插上手的地方并不多。而他又是个不争气的主，不但不思进取，而且经常“着绛帕头,鼓琴烧香, 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三国志》卷46《孙策传》注引《江表传》），装神弄鬼，企图羽化成仙。在建安十一年（206年）左右，为部将区景所杀。至此，东汉朝廷在交州的威严和权力，亦随之土崩瓦解。荆州刘表趁火打劫，借助地缘优势，迅速派赖恭担任交州刺史，吴巨担任苍梧太守，控制了交州北部。这样一来，交州南部为士氏盘踞，北部被刘表势力渗透，曹操的势力被排除出局、已无立锥之地。

   袁绍父子被消灭后，刘表已成为曹操南下的既定目标，二者势如水火。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曹操不想闹个鸡飞蛋打，就只能倚重于对朝廷还算客气的士燮了。并且，士氏居住在交州已历七世，还握有四郡，震服百蛮，无论是民心基础，还是军事实力，都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曹操向士燮发射出一连串的“糖衣炮弹”，先后加封士燮为绥南中郎将、安远将军、龙度亭侯。建安十五年（210年），更进一步以汉献帝的名义“加（士燮）以九锡六佾之舞”（《晋书》卷15《地理志下》）。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谈一下“九锡”、“六佾”的具体含义。“九锡”是什么呢？“锡”是“赐”的通假字，“九锡”就是当一个大臣功高无比，官爵已经位极人臣、无以复加的时候，皇帝赐予他的象征着极高礼遇和权力的九种器物（据朱子彦《九锡制度与易代鼎革》，《文史哲》2005年第6期）。“六佾”，是西周礼乐制度中的内容。“佾”就是“列”的意思，天子享用“八佾”，就是在为天子表演舞蹈时，舞队共有八列，每列的人数和列数相同，即每列八人，“八佾”就是八八六十四人。“六佾”诸侯王享受的级别，即六六三十六人的舞队，仅次于天子。弄清了“九锡”、“六佾”的重要性，更能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曹操是多么急于笼略士燮，也进一步证明了交州绝非等闲之地。

其实，曹操的诸般行动都是有深意的，并且根据形势变化在不断地进行相应的调整。建安八年（203年），曹操派遣张津为交州刺史，同年改交州“刺史部”为“州”，升张津“州刺史”为“州牧”。按照东汉朝廷的惯例，只有人口较多、战略地位较重要的州在行政才被称为“州”，长官成为“州牧”。否则，只能称为“刺史部”和“刺史”。这种突如其来的行政升置，显然是因为交州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也意味着曹操要利用交州有所作为。笔者以为，曹操此举除了要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外，还有部署军事行动的意图。因为，同年八月，曹操从郭嘉之计，暂缓进攻袁谭、袁尚，而佯攻荆州，意欲以缓兵之计令袁氏兄弟自相残杀，然后坐收渔翁之利。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后数日，操更欲先平荆州”（《三国志》卷二十五《辛毗传》）。众所周知，军事部署绝非儿戏。笔者以为，曹操之所以敢于重打算盘，很可能是认为张津会在交州配合自己，甚至可能已和张津达成默契，前后夹击荆州刘表势力。这次行动虽然最终未能实施，但也意味着曹氏攻取荆州已经提上了日程。此后，曹操又派张翔出使交州，联络张津和士燮。时在交州的许靖，在托张翔转交给曹操的书信中也曾经一针见血地谈到：“（张津）亦国家之藩镇、足下（曹操）之外援也”（《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军折戟沉沙、兵败赤壁，但曹操一统天下的雄心挫而愈炽，对交州的遥控自然放松不得。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不惜以“九锡六佾之舞”加封士燮，其用意是不难推测的，即借以笼络士燮、羁縻交州，并为再次南下做“远景投资”。

   但是，曹操后半生的精力相当一部分花在了对付拥汉派上，终其一生也没能成功南下，从结果来看，曹操的“远景投资”似乎盈利甚微。但是，通过仔细揣摩，笔者发现曹操在这一年赐给士燮“九锡六佾之舞”似乎还有更实际的打算。赤壁之战，曹操遭遇平生未有之惨败，元气大伤，仓皇北返。在朝廷中的权威颇有些动摇，政敌们纷纷指责他有“不逊之志”。曹操为此专门炮制了众所周知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极尽辩白之能事，以稳定内部局势。对此，学界已有充分的认识，故在此不予赘述。而士燮于东汉朝廷实在无任何功勋可言，而曹操在此时却猝以“九锡六佾”相加，确为暗藏玄机。笔者以为，此举除笼络士燮以后配合其再攻孙权外，更重要的是，要借助交州势力的臣服和归顺来巩固自身的地位和权威，并对自己在朝中所处的不利地位稍做匡助。

   在前面，我们谈到了荆州刘表趁张津被部将区景杀死的机会，在建安十一年左右（206年），借助地缘优势，迅速派赖恭担任交州刺史，吴巨担任苍梧太守，控制了交州北部。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刘表积极向交州渗透的原因所在。与曹操相比，刘表的动机就比较单纯了。虽然刘表占有荆州八郡，“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卷六《刘表传》），拥有一定的实力，但面对随时可能南下的曹操，应该说还是心里没底呀！而占领交州部分地区，既可扩充自己的实力，又可扩大战略纵深，也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选择。

其实，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为刘备设想国家版图时，已经不自觉地将交州地区包含在内了。当时，刘备正寄居在刘表那儿，诸葛亮认为刘表终究无法守住荆州，灭亡是迫在眉睫的事，苦口婆心地劝刘备取而代之，并进一步分析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而该处谈到的“南海”，即为对交州地区的笼统称代。虽然在这里诸葛亮提到交州是为了彰显荆州的重要，但也说明了诸葛亮已敏锐地看到了交州地区可作为战略后方的“利”。

   另外，“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之中的“诸戎”、“夷越”多被片面地理解为益州西、南部的少数民族。但此处的“诸戎”、“夷越”是在“跨有荆、益”的大前提下定义的，其中也应该包含了荆州以南的少数民族，即包含了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交州地区。仅从字眼上分析，“南抚夷越”的“越”也不可能指代益州地区少数民族，最合理的解释莫过于其指代的是“南越”（交州地区）的少数民族。

   最后，“跨有荆、益”，是刘备、诸葛亮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家版图，也是蜀汉北争天下的战略基础。笔者以为，蜀汉如果要保证“跨有荆、益”的稳固性，就不能不考虑到交州对荆州的拱卫作用。

   建安二十年（215年），吴、蜀因争夺南郡而撕破同盟关系，反目交火。对刘备极其不利的是，曹操兵进汉中，汉中地方政权首领张鲁降曹，益州受到严重威胁，蜀汉北部战线告急。刘备为了避免两头作战的被动局面，只好退而求其次，和孙吴重新协议分割荆州。此后，刘备在荆州完整占有的仅有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原属刘备的长沙、桂阳二郡均被孙吴瓜分了半部分。而此时的孙吴，早已将交州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了，长沙郡东接扬州、贵阳郡又南邻交州。如此考察，就发现这不仅仅是吴国国土扩大的问题。孙吴在东方和南方的实力推进，再加上北方曹操力量的敌对，已对蜀汉的荆州领土构成了强势包围。

   荆、益之间山川险阻，严重影响蜀军的的机动增援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也经常把它当作关羽失荆州的主要客观原因之一。但笔者因为，仅从蜀汉荆州领土在当时所处的三包围状态来分析，它也是很难保全的。

   笔者以为，在这种不利形势出现之前，刘备、诸葛亮不可能对交州的战略地位没有把握，对这种隐患也应当有所估计。那么，他们为何在赤壁之战后没能立即进攻交州呢？原因并不复杂，主要是因为刘备当时刚刚有了自己的立身之地，将寡兵少，甚至可以说尚未完全摆脱寄孙权篱下的境地。如果贸然南进，非但没有胜利的把握，反而存在被孙权从后方偷袭的危险。

   后来，刘备、诸葛亮对未能占据交州毕竟心有不甘、耿耿于怀。蜀汉政权建立后，刘备以邓方为庲降都督，庲降都督的管辖区在益州的东南边疆，与孙吴毗邻。推测刘备的用意，当为既镇抚当地少数民族，又察防吴方交州势力，并在一定时机下进军交州。邓方死后，李恢接任，刘备以其“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三国志》卷43《李恢传》）。这里的“领交州刺史”并不是真的担任交州刺史，而是“遥领”。

其实，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为刘备设想国家版图时，已经不自觉地将交州地区包含在内了。当时，刘备正寄居在刘表那儿，诸葛亮认为刘表终究无法守住荆州，灭亡是迫在眉睫的事，苦口婆心地劝刘备取而代之，并进一步分析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而该处谈到的“南海”，即为对交州地区的笼统称代。虽然在这里诸葛亮提到交州是为了彰显荆州的重要，但也说明了诸葛亮已敏锐地看到了交州地区可作为战略后方的“利”。

   另外，“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之中的“诸戎”、“夷越”多被片面地理解为益州西、南部的少数民族。但此处的“诸戎”、“夷越”是在“跨有荆、益”的大前提下定义的，其中也应该包含了荆州以南的少数民族，即包含了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交州地区。仅从字眼上分析，“南抚夷越”的“越”也不可能指代益州地区少数民族，最合理的解释莫过于其指代的是“南越”（交州地区）的少数民族。

   最后，“跨有荆、益”，是刘备、诸葛亮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家版图，也是蜀汉北争天下的战略基础。笔者以为，蜀汉如果要保证“跨有荆、益”的稳固性，就不能不考虑到交州对荆州的拱卫作用。

   建安二十年（215年），吴、蜀因争夺南郡而撕破同盟关系，反目交火。对刘备极其不利的是，曹操兵进汉中，汉中地方政权首领张鲁降曹，益州受到严重威胁，蜀汉北部战线告急。刘备为了避免两头作战的被动局面，只好退而求其次，和孙吴重新协议分割荆州。此后，刘备在荆州完整占有的仅有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原属刘备的长沙、桂阳二郡均被孙吴瓜分了半部分。而此时的孙吴，早已将交州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了，长沙郡东接扬州、贵阳郡又南邻交州。如此考察，就发现这不仅仅是吴国国土扩大的问题。孙吴在东方和南方的实力推进，再加上北方曹操力量的敌对，已对蜀汉的荆州领土构成了强势包围。

   荆、益之间山川险阻，严重影响蜀军的的机动增援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也经常把它当作关羽失荆州的主要客观原因之一。但笔者因为，仅从蜀汉荆州领土在当时所处的三包围状态来分析，它也是很难保全的。

   笔者以为，在这种不利形势出现之前，刘备、诸葛亮不可能对交州的战略地位没有把握，对这种隐患也应当有所估计。那么，他们为何在赤壁之战后没能立即进攻交州呢？原因并不复杂，主要是因为刘备当时刚刚有了自己的立身之地，将寡兵少，甚至可以说尚未完全摆脱寄孙权篱下的境地。如果贸然南进，非但没有胜利的把握，反而存在被孙权从后方偷袭的危险。

   后来，刘备、诸葛亮对未能占据交州毕竟心有不甘、耿耿于怀。蜀汉政权建立后，刘备以邓方为庲降都督，庲降都督的管辖区在益州的东南边疆，与孙吴毗邻。推测刘备的用意，当为既镇抚当地少数民族，又察防吴方交州势力，并在一定时机下进军交州。邓方死后，李恢接任，刘备以其“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三国志》卷43《李恢传》）。这里的“领交州刺史”并不是真的担任交州刺史，而是“遥领”。

其实，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为刘备设想国家版图时，已经不自觉地将交州地区包含在内了。当时，刘备正寄居在刘表那儿，诸葛亮认为刘表终究无法守住荆州，灭亡是迫在眉睫的事，苦口婆心地劝刘备取而代之，并进一步分析道：“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而该处谈到的“南海”，即为对交州地区的笼统称代。虽然在这里诸葛亮提到交州是为了彰显荆州的重要，但也说明了诸葛亮已敏锐地看到了交州地区可作为战略后方的“利”。

   另外，“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之中的“诸戎”、“夷越”多被片面地理解为益州西、南部的少数民族。但此处的“诸戎”、“夷越”是在“跨有荆、益”的大前提下定义的，其中也应该包含了荆州以南的少数民族，即包含了多种少数民族聚居的交州地区。仅从字眼上分析，“南抚夷越”的“越”也不可能指代益州地区少数民族，最合理的解释莫过于其指代的是“南越”（交州地区）的少数民族。

   最后，“跨有荆、益”，是刘备、诸葛亮孜孜以求的理想国家版图，也是蜀汉北争天下的战略基础。笔者以为，蜀汉如果要保证“跨有荆、益”的稳固性，就不能不考虑到交州对荆州的拱卫作用。

   建安二十年（215年），吴、蜀因争夺南郡而撕破同盟关系，反目交火。对刘备极其不利的是，曹操兵进汉中，汉中地方政权首领张鲁降曹，益州受到严重威胁，蜀汉北部战线告急。刘备为了避免两头作战的被动局面，只好退而求其次，和孙吴重新协议分割荆州。此后，刘备在荆州完整占有的仅有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原属刘备的长沙、桂阳二郡均被孙吴瓜分了半部分。而此时的孙吴，早已将交州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了，长沙郡东接扬州、贵阳郡又南邻交州。如此考察，就发现这不仅仅是吴国国土扩大的问题。孙吴在东方和南方的实力推进，再加上北方曹操力量的敌对，已对蜀汉的荆州领土构成了强势包围。

   荆、益之间山川险阻，严重影响蜀军的的机动增援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学者也经常把它当作关羽失荆州的主要客观原因之一。但笔者因为，仅从蜀汉荆州领土在当时所处的三包围状态来分析，它也是很难保全的。

   笔者以为，在这种不利形势出现之前，刘备、诸葛亮不可能对交州的战略地位没有把握，对这种隐患也应当有所估计。那么，他们为何在赤壁之战后没能立即进攻交州呢？原因并不复杂，主要是因为刘备当时刚刚有了自己的立身之地，将寡兵少，甚至可以说尚未完全摆脱寄孙权篱下的境地。如果贸然南进，非但没有胜利的把握，反而存在被孙权从后方偷袭的危险。

   后来，刘备、诸葛亮对未能占据交州毕竟心有不甘、耿耿于怀。蜀汉政权建立后，刘备以邓方为庲降都督，庲降都督的管辖区在益州的东南边疆，与孙吴毗邻。推测刘备的用意，当为既镇抚当地少数民族，又察防吴方交州势力，并在一定时机下进军交州。邓方死后，李恢接任，刘备以其“使持节领交州刺史”（《三国志》卷43《李恢传》）。这里的“领交州刺史”并不是真的担任交州刺史，而是“遥领”。

   “遥领”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有的行政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普遍。实际上，就是把尚未纳入版图的他国领土设置州郡，并任命刺史、州牧或太守，以辖其土。在战争年代，这样做的目的是，第一、显示在战略上对敌人的蔑视；第二、战前使某人遥领某州，并许诺如战后拿下该地，即由遥领转为实封，以此来刺激他的战斗积极性。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229年，蜀、吴再度结盟，信誓旦旦，声称合力进攻曹魏，“八字还没一撇呢”，就提前签好了平分曹魏领土的协议：“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三国志》卷47《吴主传》），并且各自在设想的地盘上任命了自己的“州牧”。

   虽然“遥领交州刺史”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对刘备只不过是个心理安慰罢了，但却表明了刘备觊觎交州的心态是十分明朗的。

现在步入正题讲孙吴对交州的攻略：

   按照孙权的初衷，是要先取益州的。赤壁战火方熄，周瑜即向孙权建言：现在曹操刚刚在我们这吃了一场大败仗，回到邺城，又遭到政敌们的攻击，正忙不迭地处理内部矛盾，恐怕一时半会不可能卷土重来了。因此，我请求与奋威将军孙瑜利用这个机会攻取蜀地，然后再去消灭张鲁，由汉中联络凉州的马超作为外援。到时候，我们从北、南两个方向进攻曹操，拿下北方就指日可待了。

   周瑜的这番打算，其实不过是《隆中对》再版，大同小异。由此看来，“跨有荆、益”并不单单是刘备和诸葛亮的志向。孙权采纳了周瑜的建议，暗中单独取蜀，不料周瑜病死巴丘。后来，孙权又力邀刘备共同西进。刘备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和单独占有益州，听从殷观的计策，一方面赞同孙权的倡议，一方面又推辞说己方新占领的地盘形势不稳、未可轻动。孙权再三斟酌，发现单独西进不但没有十全必克的把握，退路还有可能为刘备所堵截，过于冒险。

   相比之下，南进攻取交州就比较可行了。第一，刘备依靠孙吴势力才得以立足，不可能处处与孙权为难；第二，此时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均属于刘备，即使孙权南进取道零陵、桂阳时遭遇刘备的阻扰，孙权还可以从庐陵等郡调集军队从东侧为自己的军队保驾护航。何况，孙权完全可以扬州南部进军，减少与刘备产生摩擦的机会。

   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乘新败曹操之锐气，派遣步骘挥师南征。吴军压境，交州各郡守无不俯首。唯有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阴怀异心，外附内违”（《三国志》卷52《步骘传》），为步骘所诱杀。吴巨不甘为吴所制，而有些抵触行为是在所难免的，但吴方并未能指出其究竟有何“异心”，就将其迅速剪除，这其中似乎别有隐情。

   步骘此举有双重打算：一，因吴巨与刘备有旧、关系非常融洽，在赤壁之战前，刘备曾多次表示要南投吴巨，刘备掠取与苍梧毗邻的桂阳后，也不可能不与吴巨互通声气。对此，吴方不可能没有顾虑，剪除吴巨就等于斩断了刘备伸入交州的触角。二，交州各郡守的归降尚属权宜之计，步骘杀吴巨正是要杀一儆百，以表明吴方对控制交州有足够的力量、坚定的决心。事实证明，步骘此举是收到显效的，士燮眼见曹操的遥控力再强也不能解燃眉之急，于是见风使舵、弃曹投吴。

   “南土（交州）之宾，自此始也”（《三国志》卷52《步骘传》）,即交州地区已宾服于交州，但在这背后似乎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信息。其实，步骘南行“仅领武射吏千人”而已，《水经注》中的记载则更少，只有四百人。孙权和步骘并非不想铲除士氏土著势力，而是本土北有曹操、西有刘备，形势并不轻松，不便调出大量军队，所以只能对交州实行羁縻统治。

   但这种统治状态亦非一成不变，而是逐渐加强的。建安二十四年，襄樊之战爆发，吕蒙“白衣渡江”，生擒关羽，最终将刘备荆州地盘尽收囊中，在实力大增的同时，孙权迅速调整策略，冀图对交州改羁縻为直接控制。此时，士燮也看清了形势，进一步改善与孙权的关系，主动将儿子士廞到孙吴都城作质子。士燮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对孙权是大献殷勤，不但岁岁朝贡，献上奇珍异宝，还针对孙权垂涎益州的心理，“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三国志》卷49《士燮传》）。所以，在士燮生前，二者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但也可以说，士燮已基本归顺孙吴，成为孙权的外臣。当然，这离交州正式入吴尚有一步之遥。

   221年，曹丕加封孙权“以大将军使持节督交州”，并赐以“九锡”，其中“朱户”一“锡”专为表彰孙权“怀柔百越（交州少数民族群）”之功（《三国志》卷47《吴主传》）。229年，蜀、吴再度结盟，为缓和两国原本紧张的关系，诸葛亮“以交州属吴，解（李）恢（交州）刺史”（《三国志》卷43《李恢传》）。以上虽都是外交手段，但也可以说明魏、蜀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吴对交州的所有权。再加上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发生在魏蜀之间，所以孙吴完全可以抽调足够的兵力去经营交州。

孙吴对交州的经营：

孙吴趁士燮去世之机，对交州实施了新的战略调整。孙权和吴军统帅吕岱为确保战争的胜利，作了相当周密的计划。

   第一，极力削弱士氏的力量。士燮的儿子士徽仅仅被曹操任命为安远将军，担任交州南端的九真郡太守，而派自己的心腹陈时接替士燮的交趾太守职位。九真与交趾相比，地处偏远且人口较少。孙权之意图浮出水面，显然是要消除士氏在交州地区的传统影响，使交州由羁縻州变为直辖州。

   第二，分交州为交、广二州。以北部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为广州，以将军戴良为刺史。以南部的交阯、九真、日南为交州，吕岱任刺史。这样做不但可以先声夺人、激励士气。而且，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军地近吴国本土，熟化程度较深，可作进攻士氏盘踞的交阯、九真、日南三郡的根据地。但这不过是战争时期的权宜之计，战事方结即撤销了广州，恢复了原来的行政建制。

   但士徽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自任交趾太守，调遣宗族兵力进攻戴良。士氏家族在交州“籍累世之恩，为一州所附，未易轻也”（《三国志》卷六十《吕岱传》），即士氏势力根深蒂固、不可小瞧。而孙吴打的又是喧宾夺主、鸠占鹊巢的战争，所以对士徽一伙必须快刀斩乱麻、不留后患，否则一旦转化为旷日持久的战争，胜败得失恐怕就难以估算了。

   吴军统帅吕岱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制定战略方针时谈到：现在士徽虽然做好了和我们对抗的打算，但不可能料到我们会猝然而至，如果我们能够轻装上阵、迅速潜入敌人阵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定能克敌制胜。否则，“七郡百蛮，云合响应，虽有智者，谁能图之？”（《三国志》卷六十《吕岱传》）

   结果如吕岱预料的一样，面对“从天而降”的吕岱部队，士徽恐怖万分，手忙脚乱，无计可施。最后，为了活命，只好率兄弟六人，裸背袒胸，向吕岱负荆请罪。

   吕岱在稳住士氏兄弟之后，最终寻找时机将他们诱杀了。对于吕岱违背承诺，杀已降的士徽兄弟六人，裴松之引用孙盛的言论表达了自己的异议。认为“（士）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灭之，以要功利”（《三国志》卷四十九《士燮传》注引孙盛曰），并因此指斥孙权没有深谋远虑、吕岱背信弃义。笔者以为，孙盛、裴松之以仁义责求政治和军事，加之不了解孙吴的战略意图，所言自然失之偏颇。为了扩大战略后方，孙权亟需把交州由羁縻变为直辖，对交州继续怀柔安抚已经不合时宜了。基于这种战略，土著士氏自然要务必剪除，否则将难以保证孙吴对交州的统治安全。

   后来孙权对其他士姓人物的处理措施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士燮的弟弟士壹、士黄有、士壹之子士匡因为没直接参加反叛，孙权原谅了他们。但不久，他们三人和士燮在孙吴都城担任质子的士廞一起，全被废为庶人。又过了几年，士壹、士黄有二人也被孙权找了个借口杀死。

   吕岱措置得当、大获胜利，迎合了孙权的政治野心，交州也正式纳入了孙吴版图。孙权对吕岱厚加赏赐，封其为镇南将军，驻守交州。

   孙权的势力渗透到交州之后，荆州、交州连为一体，使得孙吴的西线边防实现了实质性延展，并对益州形成了全线威胁。非但如此，孙权还利用关羽失荆州、蜀汉受到空前重创的时机，故意让刘璋的儿子刘阐遥领益州刺史，并将他安置在交、益二州的交界处，意在诱降刘璋旧部，挑拨蜀汉政权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

   前面我们还提到，孙权伙同士燮，诱导益州郡豪族雍闿反叛蜀汉。雍闿率郡东附孙权，并将太守张裔流放到东吴，对益州东南地区的局势造成很坏的影响。刘备去世后，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也陆续反叛，朱褒还与雍闿相互勾结，着实给正处于多事之秋的蜀汉政权造成了相当的大压力和恐慌，整个益州南部眼看要保不住了。

   诸葛亮审时度势，一方面派能言善辩的邓芝出使东吴，与孙权化干戈为玉帛；一方面亲率大军，挥师南下，及时平定了南部动乱。但荆州、交州连为一体对蜀汉的威胁，毕竟不可掉以轻心。蜀汉灭亡前，其边防重地主要有三处：姜维守汉中、罗宪守巴东、霍弋守南中。巴东在荆、益二州边界，南中则连接交州和益州，三处有两处是用来针对孙吴的。

   邓艾破蜀后，司马昭受到钟会的蛊惑，对邓艾产生了疑心，令其速归洛阳，邓艾却不明就里，还在积极地为司马昭操心，多次上书道：“今蜀举众归命，地尽南海，东连吴会，宜早镇定”，“今吴未宾，势与蜀连，不可拘常以失事机”（《三国志》卷二十九《邓艾传》），显然，邓艾担心的正是孙吴荆、交二州所共同建构的潜在威胁，唯恐胜利成果会遭到孙吴的破坏和抢夺。

   毋庸置疑，直辖交州不仅使吴国版图空前扩大，也将其国力推向了顶点。此后，孙权取珠崖、儋耳，攻夷州，探亶州，联公孙渊，大有逐鹿中原之志。

晋、吴在交州的较量：

   魏自明帝曹睿死后，司马氏大权独揽，内有高平陵事变和曹髦事件，外有淮南三叛，司马氏忙于作家门，国内政局动荡不安，加之蜀汉力量的牵制，只能默认吴对交州的所有权。

   但这绝不能说明他们放弃了对交州的争夺。史实证明，司马氏对交州夙怀占有之心。早在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257年），吴将孙壹降魏，魏对他的封赏即透漏了这一信息：“其以壹为侍中车骑将军、假节、交州牧、吴侯，开府辟召仪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礼，衮冕赤舄，事从丰厚”（《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纪》）。裴松之认为，孙壹身为降臣，又对曹魏无甚功勋，予其“光锡八命、礼同台鼎”，实在是封赏过重、小题大做。

裴松之知其义不知其宜，这种封赏必然是司马氏急欲建立盖世功业而采取的手笔，不可以常理度之。其用意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假孙壹以高位以继续招降纳叛，瓦解敌人。第二，表明司马氏对交州，即对吴国的志在必得，其中对孙壹的“八命之礼”（即九锡中的八锡）更是非常人所能得，与曹操对士燮“九锡八佾”的封赏殊途同归，均表达了他们对交州的看重。无独有偶，晋泰始六年（270），吴将孙秀率众前来归顺，“世祖（晋武帝司马炎）喜之，以（孙秀）为骠骑将军、交州牧”（《世说新语•惑溺》“孙秀降晋”条注引《太原郭氏录》），这个时候，灭吴已经成为统一天下的最后一环，如能占领交州则就可对东吴从北、西、南三方面十四军压力，而吴东临大海，这样一来，就成了瓮中之鳖。让孙秀遥领交州牧恰恰表达了司马炎的这一心思。

   魏景元四年(263年)灭蜀后，司马昭拜蜀故将霍弋为南中都督，“委以本任”（《三国志》卷41《霍峻传》附《霍弋传》注引《汉晋春秋》），让他继续坚守南中地区，并伺机从南中进攻交州。此时，司马氏把谋取交州正式提上了日程。

   同年，吴将吕兴突然发动叛乱，为司马氏取交州提供了良机。

   这时候的东吴君主孙皓，既残暴又昏庸。“上梁不正下梁歪”,时任交趾太守的孙谞也非常贪婪、暴虐，成为当地百姓的心腹大患。恰巧，孙皓的特派员邓荀来到交趾，擅自调发孔雀三千头，并要求火速送往吴国都城秣陵（今南京）。三千头孔雀不是一时半会能捕捉到的，交趾、秣陵之间又是千里迢迢、山高水远，限定的时间又十分苛刻。当地百姓“既苦远役，咸思为乱”（《晋书》卷57《陶璜传》）。吕兴利用这一形势，率兵攻杀交阯太守孙谞和特派专员邓荀。但他心中毕竟势孤力单，十分担心孙吴中央会派大军前来剿灭，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必须给自己找个大树来乘凉，于是“使使如魏，请太守及兵”（《三国志》卷48《孙亮传》），实际上就是通过南中的霍弋上表自效，表明只要司马氏派军救援，就可以选任太守，将交趾纳入魏方。

   天赐良机当然不容错过，司马炎立即以霍弋遥领交州刺史。霍弋表遣爨谷为交趾太守，并令其率杨稷、毛炅由南中入交州，在帮助吴兴击退吴军的同时实现了对交州南部的占领。并泰始五年（269年）“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岁刑”，次年，又“诏交趾三郡、南中诸郡，无出今年户调”（《晋书》卷三《武帝纪》）。积极实行减刑、减税和减役等笼络人心的熟化工作，意在组织力量对抗吴军。

   交州南部的陷落，在孙吴国内造成了大恐慌，“国内震惧”（《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一向忠贞直言的华覆，眼见蜀汉灭亡、交州南部又遭沦陷，沉痛万分地上疏孙皓道：我们吴国的南部国土交州，交阯、九真二郡已没入敌手，与日南的联系也被战事隔断，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存亡难测。合浦郡以北（交州北部四郡）的百姓受到被晋方实施的减役减税政策所引诱，叛吴投敌的人数日益增多。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对这些地方增加兵力、加强防戍，哪怕是呼吸之间，形势都有继续恶化的可能。

   华氏这段话条分缕析、洞若观火，十分清楚和到位。他进一步指出：“今胸背有嫌，首尾多难，乃国朝之厄会也”（《三国志》卷65《华覆传》）。此言绝非危言耸听，至此，吴已为来自北、西、南三方面的压力所包围，甚至可以说是面临着灭顶之灾。

   鉴于形势危急，一向花天酒地的孙皓也不得不打起精神、干点正事了。

孙吴反戈一击收复失地：

264年，吴“复分交州置广州”，这次分交置广与吕岱攻士徽那次，形似神离，这次的战略意图为了保全交州北部，避免战火北进和减少人力流失，在伺机南进。

   268年，遣刘俊、修则等前去夺取交阯。结果出师不利，为晋将毛炅等所破，均战死，其中修则被毛炅亲手所杀。无奈之下，将军队撤还合浦，休养生息，等待北部援军的到来。

   269年，遣虞汜、薛珝、陶璜由荆州进军；李勖、徐存从建安海道进军，水、陆两道，约定会师合浦，共击交阯。

   这一时期，由于司马炎刚刚代魏建晋，主要精力集中在稳定政局上，加之北方鲜卑族屡屡犯边，无暇南顾。又，镇守南中的霍弋在这期间去世，再者南中与交州之间毕竟山高水险，晋军未能予以及时增援。在这一点上，吴军反而具有后援充足和本土作战的优势。
   “江东子弟多才俊”，主将陶璜智勇双全，恩威并施，在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一帆风顺的战争从来就是凤毛麟角，这次战争同样是有一个曲折、起伏的过程。

   陶璜与杨稷，分别驻扎在分水两岸，夹水而战。陶璜初战告败，亡其二将，战局十分低迷。薛珝对陶璜大动肝火、横加责难，眼见形势不利，不但不想着帮陶璜排忧解困，竟然要求撤军罢战。

   陶璜顶住压力，不温不火，从容指出问题之所在：“下官不得行意，诸军不相顺，故致败耳”（《晋书》卷57《陶璜传》），即当时陶璜、薛珝、李勖、徐存分领自己的军队，又有监军虞汜掣肘，军令不一，令难行禁难止，造成战斗力削弱。为了挽回士气，陶璜亲自率领数百精兵，由海道夜袭晋将董元，获得大量物资，满载而归。薛珝从此对他刮目相看，尽失前嫌，并主动集中战争指挥权，交由陶璜一人掌握。

   解决内部问题之后，陶璜注重策略的运用，尽可能少地与敌人短兵相接，尽量向“不战而屈人之兵”靠拢。吴将滕修多次讨伐晋军，均无功而返、空劳师旅，陶璜指出问题要害：敌人盘踞的地方必须仰仗我们的盐铁，否则难以维持，如果我们断绝互市，他们必将物资匮乏，如此，可一战而灭。滕修从之，果然效验如其所料。

   诸葛亮听取马谡的“攻心为上”的建议，对孟获七擒七纵，平服南中，是众多周知的心理战术案例。殊不知，陶璜也是深谙此道的大行家。

输在交州难逃亡国：

当初，霍弋派遣杨稷、毛炅等入交州作战，与之誓曰：“在战争中，若敌人围城未满百日而投降者，在后方的家属必将被杀害；若超过百日而救兵不至，就由我来承担责任”。后来，杨稷等被陶璜军包围，霍弋新死，后援不继。杨稷虽然苦苦坚守，但未满百日即粮草耗尽，只得主动请求投降。按照常理，敌人主动投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战争伤亡和资源损耗，陶璜应该乐于接受才是。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陶璜竟然予以拒绝。如果你认为陶璜是要下死手，趁他们饥饿难耐，战斗力削弱而一举克敌的话，就大错特错了。陶璜不但没有幸灾乐祸，等待敌人油干灯枯，然后趁机下手。反而“荒唐”地给敌方送去一批粮草。杨稷麾下诸将认为这无异于养虎为患，都极力劝阻。陶璜却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地分析道：“霍弋已经死去，一定不会来救援杨稷了。我们何不成人之美，等到霍、杨的百日之约到期，再接受对方的投降。这样一来，既可使他们的家属不受无辜之害，又可使我们获得仁义之名。何乐而不为呢？”很明显，陶璜这一招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大为怀，来瓦解敌人的士气军心。

   战争结束后，陶璜继续镇守南疆，交州南部很快得以稳定。个人认为吴收复交州后必然加强戒备以保障南疆的国防安全，决不肯再假敌人以隙机。后来，晋军未能得交州而从北、西、南三方面以包围式取吴，原因正在于此。

   但这并不能说明，晋灭吴与交州地区没有任何瓜葛，晋正是趁吴将郭马反叛于交州并牵制了吴国大量军事力量的机会而一举灭吴的。

   吴天册三年（279年）夏，郭马反，孙皓闻之，“大惧曰：天亡我也” （《三国志》卷四十八《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其中的深意必然是孙皓认为他又重新陷入来自北、西、南三方的压力包围之中，如果在交州陷入战争泥潭的同时遭遇晋军从北、西两个方向的进攻，他将无路可退。

   果不其然，同年冬，晋军组织进攻。此时，郭马反叛使牵制了驻扎交州的陶璜和前去平叛的滕修等部，难以北援。如，滕修“闻晋伐吴，帅众赴难”，方“至巴丘”，即“闻吴亡”，但“缟素流涕”而已。

结语：

   交州的战略地位是在三国由分裂而聚合的环境中得以凸显的，也随国家的统一而弱化。但各势力对交州的争夺和经营，对交州本域的发展和后继政权对交州的管理都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就在大部分时间内据有交州的孙吴而言，其虽然从交州获得了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备，但由于交州在此之前与外界交流相对较少，加之山川险阻和自然经济的地域独立性，其对孙吴中央的离心力还是相当强的。吕兴、郭马的反叛即为显例。交州对孙吴的战略意义，在实际操作中是要打折扣的。占有交州将孙吴国力推上了巅峰，但也在对晋战争中严重地牵制了吴方的军力，加速了孙吴的灭亡。

   诸势力对交州的争夺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交州与外界的交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削弱了其离心力。特别是孙吴对交州由羁縻到直辖的管理，可以说是一统条件下对交州由羁縻到直辖转化的一次局部性预演。因为这种状态是在三国分立情况下吴国统治中心相对靠南的形势下实现的。其后的统一王朝由于政治中心偏北，与该地区的关系多又回归羁縻状态，直至宋以后方逐渐得以改善。这就不得不使我们郑重考虑孙吴统治对交州开发、开化的特殊意义。

   另外，孙吴的两次分交置广虽主要出于军事目的，但也昭示了一种由近及远、由疏而密的国土开发规律。而且因交州地区“易以为乱，难以从制”（《三国志》卷53《薛综传》），这种分而治之的行政建置是有利于防止反叛和割据出现的。即便出现，也可以据广州南攻交州，或据交州南北夹击广州，战争可就地解决，不至于被阻隔在五岭之外。所以，分交置广的行政建置在第二次时已被固定下来，并为两晋、南朝等所沿袭。

   晋军由南中入交州，无疑进一步加强了蜀地与交州的联系。两晋多视南中、交州为一体。如，晋以吾彦接替陶璜，任“南中都督，交州刺史”（《晋书》卷57《吾彦传》）。东晋史家常璩在所著《华阳国志》之《南中志》中也谈道：“交趾虽异州郡，事连南中，故并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