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5-12-25 13:17 编辑
二、形势判断不准，因敌应变不足 孙、刘两集团因为鲁肃的合塌对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在战略上都对荆州提出各自要求，因此除非有一方主动退出荆州，两集团在此问题上是不可能达成任何完全协调和一致认同的。如此，集团联盟则不可能长久维持。同时，孙、刘两集团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对荆州势力范围进行重新划分后，维持了四年多的相对和平状态。但由于总体战略规划的冲突，在相对和平的背景下却蕴藏着更大的危机。对于此点，刘备集团未能充分认清，并且未在孙、曹战略部署调整后，做出对于形势的正确判断，从而调整相对的应对策略和外交斡旋。同时，关羽北伐襄樊，没有及时因敌应变，根据战场形势灵活机动地调整战略战术。如宗瑞仙所言“樊城之战的失利，刘备负有…外交不力的责任，关羽负直接责任。”⑩因此刘备集团外交策略刻板，对于形势判断不准，从战略部署到具体哉役部署都因循守旧，应变不足，导致了战役的失败。 （一）过分信赖孙刘联盟 孙、刘两集团，在赤壁之战时结为同盟，在对曹问题上利益完全一致，但赤壁之战后，两集团围绕荆州、益州问题，屡次发生冲突，联盟关系逐渐出现裂痕，其中以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两集团以重兵对峙于益阳为甚。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得知刘备夺得益州后，孙权派诸葛瑾前往成都索要荆州诸郡，刘备以攻取凉州即还荆州为借口搪塞诸葛瑾。孙权愤怒之余，单方面派遣了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的长吏，皆被关羽逐回。闻此，“权大怒，遣吕蒙督兵两万以取三郡。”⑩这是史书记载两集团首次因为利益冲突兵戎相见，这直接说明两集团内部分化已经凸显和表面化。刘备得知孙权派兵强占荆州东部三郡后，立即率兵五万出川，并遣关羽领兵三万，与孙权对峙于公安、益阳一线。这时，曹操已攻取汉中，刘备因担心曹操兵犯益州，所以主动做出妥协，与孙权和解，同意两集团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江夏、长沙、桂阳属孙吴，湘水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等地则归属刘备。因此，整个大荆州范围内，曹操占领荆州北部，孙权拥有荆东三郡，刘备则退守荆西三郡。形成一个三足鼎立的小局面。 依湘水划界，并非说明两集团在荆州问魉上完全和解，而是暂时妥协。此时，孙权没有足够实力和十足把握将刘备势力完全驱逐出荆州，而刘备更因曹操占领汉中，窥视益州不得不做出让步。加之两集团都意识到若此时联盟破裂对于任何一方都是一种战略损失，故而双方都愿意保持原有的联盟状态。由于荆州问题的战略分歧，两集团已经由原来的同盟关系，转化为表面联盟下的实质竞争对手。任何一方都希望拥有对荆州的绝对主导权，更不可能主动退出荆州。所以孙、刘此时并非赤壁之战时唇亡齿寒的依存关系，也不是三国后期东西呼应的互补关系。由于荆州问题的冲突，两集团联盟关系已经日益恶化，甚至有发生直接破裂的可能性。
刘备并未认识到此问题严重性，反而认为自己做出妥协和重大让步，依湘水划界，割让荆州东南部三郡，本集团损失极大，满足了孙权对荆州领土的要求，所以孙权会主动“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⑩。刘备认为这样解决了两集团有关荆州的所有冲突，如此联盟会更加巩固。故在此后四年，刘备并未在此问题上与孙权有过交涉。可是刘备没有充分认识到两集团在荆州问题上的战略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对孙、刘联盟极为信赖。更未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孙权主动派使臣与曹操修好，曹、孙集团关系正常化以后，做出任何外交反应，以应对曹、孙关系之变化，来修复已经出现裂痕的孙、刘关系。且刘备入蜀后，作为总督荆州事务的关羽亦未充分意识到荆州问题背后所隐藏的利益博弈和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依然我行我素，妄自尊大，不仅未做任何修复两集团关系的努力，反而在两集团边境屡造事端，加剧两集团的摩擦。反而孙权曾派遣使者前往荆州欲与关羽接秦晋之好，却被关羽污言逐回，这进一步加深了两集团之裂痕。这是其重大的战略失误，正是因为荆州利益的冲突，以及在此问题上失去了孙权这一盟友，为此后关羽北伐襄樊，导致吕蒙乘机白衣渡江，奇袭公安、江陵埋下了祸根。 （二）战略形势判新滞后 孙、刘两集团于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完成荆州利益格局重组，此后四年，荆州都保持了相对和平状态，并未发生规模性质的军事冲突。对于荆州未来局势，孙、曹两方皆先后预见其中的危局和爆发战争的可能，并对局势可能的突变做了相应准备。但史书并未记载刘备集团在此之前有任何关于荆州局势的预见和应变方案，集团内部上下一致，都专注于经营西线益州、汉中地区，荆州地区在战略上此时几乎成为了一个灯下黑的盲区，此后关羽北伐襄樊似乎成了突然之举。 由于既定战略的需要和战略利益的驱使，孙权集团是最早对荆州局势有所战略预见，并采取相应行动的一方。早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鲁肃去世，吕蒙代其屯守陆口之时，就向孙权密陈计策“羽君臣衿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为心腹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⑩孙权对于吕蒙的密策的态度，史书记载只用了三个字——“权善之”，这同刘备对于诸葛亮“隆中对”的态度完全一样。<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记载，在听完诸葛亮密呈的“隆中对”后，刘备仅说了一个字“善”，孙权和刘备对于双方备自高级将领的密策都同样表示极为满意。但此时孙权明显感到力量不足，同时从战略考虑不便于立即对荆州采取行动。 首先，孙权集团外部的徐州问题和内部的山越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在徐州、扬州方向，孙、曹两家总是停停打打，北部边疆战事不断，两集团关系也极不稳定。同时，孙吴国内山越平叛行动进展较为缓慢，战事久拖不决。为进一步减轻曹操集团对于徐州方向的压力，也为能专心处理内部山越问题，孙权便在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三月派都尉徐祥前往魏国修好。于是“公（曹操）报使修好，誓重婚姻”⑩，如此孙吴势力与曹魏势力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北方局势便趋于相对稳定。北方压力缓解后，当年十月，孙权命陆逊率部讨伐山越，“破之，遂部伍东三郡，强者为兵，赢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⑩得到的数万山越精兵，大大扩充了孙权集团的军事实力。这样不仅缓和了与曹操集团的矛盾，而且解决了孙权集团内部的民族矛盾，稳定了孙权集团的后方，为此后孙权专攻于荆州事务打下基础。 其次，孙权此时并不愿过早断绝与刘备的联盟关系。利用刘备，军事上可以拖住曹操，减轻己方压力；政治上可作为与曹操谈判的筹码。在考虑吕蒙之言后，孙权一方面与刘备集团保持这种貌合神离的驳盟状态，以麻痹刘备、关羽；另一方面也注意提防刘备，特别是暗中做好对荆州关羽的备战工作。此间，多次派人前往关羽处示好，并提出欲与关羽接秦晋之好。这并不表明孙权依赖孙、刘联盟，实际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目的在于麻痹刘、关，为此后夺荆州做好准备。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此点。这一系列行动为此后参加荆州争夺战不仅赢得了宝贵的外交优势，更提供了必要的军事力量的支援。 曹操集团则在孙权之后对荆州局势做出了先于刘备的反应。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冬十月，宛城守将侯音叛变，由于“曹仁讨关羽，屯樊城”⑩是距离宛城最近的部队，所以曹操命曹仁前往镇压。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春，曹仁平叛结束。“还屯樊，既拜征南将军。”⑩按常理，宛城平叛刚结束，作为征南将军的曹仁，本应暂时驻守宛城，一是安民心；二是防止叛乱再次发生。但曹操并没有命令曹仁驻守刚刚发生叛乱且城池更为坚固的宛城，而让其在平叛后立即还屯樊城。选择更接近前线的樊城，目的只可能有一个就是“讨关羽”。但曹仁所统辖的部队并不多，据《三国志·曹仁传》记载“仁人马数千人守城”，曹仁亲自镇守的樊城都兵不满万，襄阳、宛城中的部队就更少，这些兵力，只够驻城固守。这说明曹操并非要在荆州采取攻势行动，“讨关羽”的真实目的在于防备关羽。且在第二年（公元219年）孙权攻合肥时，扬州刺史温恢就对兖州刺史裴潜说：“此间虽有贼，然不足忧……关羽骁猾，政恐征南（曹仁）有变耳。”⑩可见曹操及其谋士都预见荆州局势将有变，并分别做出了完全正确的预测和相应的战略调整。这对后来抵御关羽进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曹仁在樊城被围三个月的情况下，依然坚守城池，迟滞了关羽的进攻，更为曹操及时调兵遣将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此间，刘各集团却并未对孙、曹双方的行动有所觉察，更未进行相应的策略调整。作为战争发动者，不知敌情变化而枉做决断，实属失策。正因为孙吴一方对将来荆州局势做了最早的战略规划和相应准备，所以在荆州战场，拥有了绝对的主动权，后来吕蒙偷袭荆州，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大的胜利，成为此次荆州博弈的最大获利者。 （三）战场应变能力不足 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关羽围攻樊城开始，战争规模就不断地扩大，先是曹操派于禁率七军救樊城，被关羽打败，之后徐晃率军参战，后来曹操又调集各郡兵马亲率大军出征，再加上孙权集团的参战。一场有限规模的战争逐步发展为在孙权的协助下，曹操倾全力对付关羽的两方三国的扩大化战争。而刘备集团，确切说是关羽本人，只能调动其麾下的荆州部队，以及许昌南部梁、郏、陆浑等地投靠而来的义军。其所统帅的军队数量远远不及曹操，即便是加上与襄樊战场距离最近，且关羽几次呼救的上庸刘封、孟达部。此次战役，刘备集团的力量依然无法与曹操匹敌。 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战场形势由初期有利于关羽逐渐转向了曹操和孙权，关羽所掌握的战争主动权也逐渐失去。到陆浑农民起义军的投靠为止，关羽北伐事业达到顶峰，但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随若郾城、四冢屯失守，关羽并未收缩战线，而使己方逐渐陷入被动，他依然按照既定战略，坚持围攻襄阳、樊城。在徐晃率军解樊城之围的同时，孙权修书曹操企图联手夹击关羽。曹操为将关羽引向孙权，命徐晃有意将孙权出兵的消息用箭射入关羽营中，让关羽知难而退。但此时，“羽果犹豫不能去”④，直至最后得到吕蒙偷袭江陵成功的消息后，关羽才下令全线撤兵。但此时腹背受敌的关羽已经无回天之力，襄樊战役的败局已定。 战役爆发后，刘备及关羽都未能根据战事的不断扩大而调整军事部署，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以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关羽亦未能根据战场形势以及作战对手军事部署的变化，及时调整策略，而依然坚持既定战略，贪图战功，大军久困于樊城，“顿兵挫锐”，其战略指导刻板僵硬、战场应变不足，缺乏灵活性也是导致其战役失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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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眼
声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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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25 11:34:07
沙发
楼主
发表于 2015-12-25 15: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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