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经略新解：春秋战国之巴蜀

weiliqiang · 发表于 2016-6-8 08: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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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经略新解：春秋战国之巴蜀

作者：汉卿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6年五月上，第60～62页
　　三千多年之前，今重庆江北区有城，名巴，是古代巴国的首府；几乎同时，在今成都市也有一城，名蜀，为古蜀国之王城。巴国蜀国同处于四川盆地，习惯上人们将二者合称为巴蜀。巴蜀之地，中部为辽阔肥沃的四川盆地，四周形势险要，军事上利于攻防：岷山、大巴山屏蔽北境，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耸峙南、西边缘，其东更有夔门险阻。因地缘之故，也让巴蜀两国无法与外界畅通交流，倒是两国间常有扯不清的恩怨。到春秋战国时期，巴蜀之地的地缘纷争愈演愈烈。

巴山蜀水

　　一般而言，两周时期的每一个地缘板块，都会有一个形象的词语来反映其地缘特色。比如，提到齐鲁，大家就会想到“海滨丘陵”；说起吴越，脑海中就会浮现出“江南水乡”；提起燕赵，人们会想起“山麓平原”。而四川盆地的地缘特点，无疑就是“巴山蜀水”了。因为，在蜀的地缘文化中，水所发挥的作用巨大，而巴这个族群里，山地民族的特性则异常鲜明。
　　从外部观察四川盆地：西依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北近秦巴山脉，与汉中盆地相望，东接湘鄂交界山地，南连云贵高原，盆地北缘米仓山，南缘大娄山，东缘巫山，西缘邛崃山，西北边缘龙门山，东北边缘大巴山，西南边缘大凉山，东南边缘武陵山余脉，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有利于盆地内部的发展。从内部观察盆地地缘结构，有明显的三分特点，即盆西平原、盆中丘陵和盆东山地，三者以龙泉山和华蓥山为界。
　　盆地西侧，由龙泉山脉切割出来的地缘单元，被称为川西平原，也被称为成都平原，这一带是古蜀国的腹地。成都平原地表松散，沉积物巨厚，结构良好，宜于耕作，是我国最肥沃的自然土壤（紫色土）最集中之处。而且，成都平原由岷江、沱江、涪江、青衣江等八条河流冲积联缀而成，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表相对高差在20米以下，有利于自流浇灌。因此，古蜀国以成都平原为依托，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积极发展传统农耕经济，成为两周时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地缘角色。值得一提的是，纵观古今中外，无论哪个民族要想在平原地区创造文明，都要有一定的治水能力。毕竟，在地形平坦之处，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河流的走向、分流洪水的话，这些淤积出来的平整土地，即使硬化了也很容易在雨季到来时变成沼泽。而成都平原能沃野千里，“食无灾年”，成为四川盆地最有潜力的地区，与古蜀人的治水能力密不可分。以都江堰为代表的成都平原一系列水利系统，凸显了古蜀人的勤劳智慧。
　　华蓥山以东，由多条接近东北-西南走向的背斜山地与向斜宽谷组成的“盆东山地”，是巴人的核心区域。与农业立国的古蜀国相比，完全身处山地的巴人显然是个另类，他们因盐而生，“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春秋战国相当长的时间，长江流域主要的盐泉和盐井均在巴人控制的三峡地区和川东沿长江一线，而食盐贸易则极大增强了巴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终，巴人以险峻地形作为屏障，便利的长江水道以为外联，以丰富的食盐资源立国，使得他们在农业条件要好得多的蜀、楚两国之间生存下来，并逐渐成为影响长江流域地缘格局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国演义”

　　正由于巴山蜀水的地缘差异，最终造就了古蜀国农耕民族与巴国山地商业民族不同的民族性格。但巴蜀同处四川盆地，难免有地缘碰撞。在龙泉山和华蓥山之间的盆中丘陵地区，地势低矮，岷江、沱江、涪水、嘉陵江和巴江等河流由西北向南流过，水源充沛，土壤自然肥力较高，农作物宜种性广，同时这里也是重要的产盐区。因此，盆中丘陵成为巴蜀两国博弈的焦点。
　　从地理位置看，位于龙泉山脉以西、盆地西部的古蜀人，在诸水（岷江、沱江、涪水、嘉陵江等）上游，对位于华蓥山脉以东、盆地东部的巴人，有“上游对下游”的高地优势。自古以来，占据水源，和可傍水生产，战则顺水而下。公元前368年，蜀王杜尚趁巴人陷入东线与楚国胶着战之际，果断派兵迅速灭亡今四川广元一带的平周两国，控制了四川盆地北部，遏制了东部日益强大的巴国向西扩张。
然而，对古蜀国来说，虽然其控制的大巴山脉是四川盆地北部的天然屏障，能扼守汉水下游和长江中游，但蜀北一带交通极其不便，如何既能守住刚开拓的土地，又不枉费军力开支，是很重要的问题。因此，蜀王杜尚决定封其弟杜葭萌为汉中侯，置藩属苴国于平周两国领地。封杜葭萌为汉中侯，还有蜀王的另一个“精明”打算，即把他的视线引到位于秦岭和大巴山脉之间的汉中盆地，让他攻下汉中，以便更好扼守蜀国的北大门，同时避免觊觎蜀国的王位。
　　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蜀王的“精明”上。苴国立国后，汉中侯杜葭萌的确率兵沿嘉陵江向北，翻越米仓山和大巴山，逐渐控制了汉水谷地西端的汉中盆地，完成了其兄长的心愿。就地势而言，汉中盆地虽比不上四川盆地之规模，但也有一定的纵深——相当的体量。这无疑大大增强了苴国的地缘实力，也足以激起苴侯内心潜滋暗长的“小宗代大宗”反叛意识。然而，就苴国实力来看，欲凭借汉中盆地这个次一级的地缘板块来与成都平原的大宗相抗衡，还是很困难的。毕竟汉中盆地的农业潜力比不上成都平原，而且蜀国还控制着大片盆中丘陵地带，且经营日久因此，苴国想去联合四川盆地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巴国。
　　在巴国强盛时，他们或许不屑与苴国联手，不过战国后期，巴国已不复当年之勇——三大盐泉尽失于楚。失去主要经济来源的巴国，国力随之不振，巴人需要向西弥补损失。从古蜀国开明十一世始，苴巴与蜀三方开战，拉锯战进行了多年，至公元前330年，苴巴、蜀之间最大规模的一场战役爆发。战役以蜀大获全胜告终。但四川盆地内部的“三国演义”并未落幕，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引狼入室

　　在与巴人联合没有取得预想效果后，苴国将结盟的目标转向了秦岭的北方，希望曾渗透汉中的秦人，能帮助自己达成心愿。在接到苴国的救援后，秦国并未马上决定出兵，而是在内部展开了一场究竟要不要南进的讨论。只不过秦人所讨论的南进方案，并非苴侯所愿——帮他们灭了蜀国，而是一个通吃的方案。对于强秦而言，苴侯的请援，是他们入主四川盆地，而不仅仅是占据汉中盆地的机会。让秦人犹豫不决的是四川盆地的战略价值，以及征服它的难度。毕竟对秦而言，崤函（崤山与函谷关的合称）以东的中原才是拓展的主要目标，秦岭以南的巴蜀则一直被视为化外之地。何况“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秦岭、大巴山脉所起到的地缘阻隔作用太大。
　　对此，秦将司马错提出“得蜀即得楚”的战略主张——得到巴蜀之地就能占据长江上游，俯瞰楚国，对楚国拥有绝对的战略优势。事实上，在秦国攻取巴蜀之地后，秦王也真的以此地利威胁过楚王：在丰水季节，秦军从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顺水而下，只要4天就能到达楚国北境要地南阳盆地；若从长江上游的巴蜀顺长江东下，5天就能进入楚之腹地江汉平原一带。
　　除了考虑巴蜀的上水优势，司马错更看中巴蜀的富庶——如能占据巴蜀，相当于再造了一个渭河平原（渭河平原约3.4万平方公里，成都平原约2.3万平方公里，汉中盆地接近1万平方公里）。这对于将开疆拓土视为第一要务的秦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诱惑。单纯比较平原面积，可能有些片面，但足以令人从数量级上做出判断：如果秦国越过秦岭吞并了苴、蜀、巴三国，秦国国力将会倍增，远居各国之上。此外，也不会引起山东诸国（崤山以东）警觉，诸国至多认为秦人又收服了几个边缘蛮夷小国，进而避免了列国联盟攻秦的风险。

计定巴蜀

　　引秦军入蜀是苴人犯的错，而在秦军如何通过“蜀道”入蜀的问题上，蜀人却犯了错。
　　蜀道从广义概念上分为两段：一段是从关中平原出发到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的道路，也就是从秦国腹地到汉中盆地的道路；另一段则是从葭萌到蜀都成都的道路，也就是从四川盆地边缘山地，到达成都平原的道路。从蜀道的前一段来看，由于秦人之前向秦巴谷地拓展势力，已在秦岭深处开辟多条小径并修建了栈道（沿着峭壁开凿孔洞，插入石桩或木桩，铺上石板或木板而成的道路），其中通行时间较早、条件最好的便是褒斜道。因此，秦吞巴蜀的主要行军路线是从关中出大散关，经褒斜道，上行至秦岭南麓，然后沿褒水行至汉中盆地，抵苴国北境。但这有一个隐患：坡陡路险的栈道极易被破坏——蜀人占据汉中盆地后，就曾毁掉栈道、封闭关隘，阻止秦人南侵。倘蜀人觉察到秦军的真实意图，他们随时可以封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栈道，列营守险，而秦军虽众，终不能越，不得不止步于汉水之畔。因此，秦在出兵巴蜀前，必须彻底保障道路通行。关于保障道路，这里有一种传说，秦相张仪献计——为迷惑蜀国，秦人造了几头石牛，并谎称石牛能粪金并要送给蜀王。为了接收这几个“宝贝”，蜀王派人抓紧修筑通往秦国的道路，又派五组力士去搬运石牛。这就是“石牛粪金、五丁开道”的典故。
　　比上述传说更靠谱的说法是：大败巴国后的蜀王杜芦颇为自得，决定伐苴以惩罚其联巴抗主，但杜芦忘了秦国的威胁，忘了先辈为什么要建苴国，更忘了上一辈为什么对苴侯忍气不发，他令五组劳工限期开凿蜀国至苴国的道路（即从汉中通往成都的蜀北栈道，后来剑阁道亦沿此道修建，属于金牛道/石牛道的南段），以便快速出兵打击越来越不听话的苴国。而秦却在苴国一直暗中关注着蜀国至苴国的道路修拓进展。蜀苴之路全线贯通后，蜀王杜芦亲自率兵令“五丁力士”引路攻打苴国之时，秦军走金牛道（亦称石牛道，由今陕西勉县折向西南，越棋盘关入川界，经朝天驿往剑门关而达成都）蜂拥而入，攻蜀。公元前316年，蜀王兵败遁逃，被秦军杀，蜀亡。随后，秦军灭苴。同年，秦军挥戈东进，将巴国君臣掳往咸阳，把巴地纳入秦国郡县。自此，巴蜀之地皆平，成为秦之后方，石牛道也成为秦军粮道，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