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胡宗南等人在抗战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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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想请教一下作者，汤恩伯、胡宗南等人在抗战中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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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汤恩伯

汤恩伯参与抗战，至晚可以追溯到1936年冬的绥远抗战。此役，“汤率所部第十三军以机动姿态，经陕北榆林移驻绥东，助成傅作义收复百灵庙。傅名震全国，汤却以无名英雄成为驻绥东一大镇压力量，也是中央军对冀察的军民忍辱负重的一积极声援。”①

1937年8月，汤奉命率军固守南口。其作战目的是“屏蔽察绥，同时还要牵制津浦、平汉二线日军，掩护我国军主战场争取余裕时间”。此役最激烈之时，“日军以五六十门炮及二三十辆坦克掩护步兵五千余人作连续五六次之冲锋，汤军只有战车炮二门”。战役期间，汤曾多次以战地通信激励部属“人生百年，终须一死”“我死则国生，我贪生则国死”。《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战地亲眼见到汤恩伯“已经瘦得像鬼一样”，感叹“汤恩伯，这个汉子，他不要命了”。②此役坚持18天，基本完成战役任务。汤部第13军下辖第4师负伤3907人、阵亡2646人；下辖第89师负伤4136人，阵亡1948人。全军伤亡率高达45%。③日军伤亡，有2600余人（日方统计）与1.5万余人（中方统计）两种说法。9月，汤部扩编为第二十军团，汤任军团长，下辖三个军。10月，日军沿平汉铁道线南下，汤军团沿漳河南岸布防对峙，并攻击渡河之日军。山西战局危殆，汤奉命增援，未及赶至，太原已告沦陷。

1938年3月，汤部参加台儿庄之战，此役，“孙（连仲）军的固守与汤军团的机动英勇将日军联络遮断分别消灭，是国军所以获胜的主要因素。”6月，汤奉命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在长江两岸拒阻日军。10月，会战结束。汤部调驻湖北北境整编为第三十一集团军，汤任总司令。1939年，汤部作为“机动兵团”参加随枣会战，“与敌彻夜鏖战，肉搏相拼”，给冈村宁次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文将提及），反被李宗仁诬责“一意保存实力，不愿配合友军作歼灭战”。④1940年5月，该部再次作为“机动兵团”参加枣宜会战。此役，汤部于枣阳外围多有斩获，一度突入枣阳城中。但因战区“高级指挥部”（系指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屡屡变更对汤部的指示，致该部主力疲于奔命，无所适从，错失战机，未能取得更大的战果。⑤1941年初，汤部作为主力参加豫南会战。日方称“这一战役敌交战之兵力约九万五千，伤亡达一万六千”，中方战报则称“是役敌伤亡九千余，在南阳附近被我焚歼敌汽车三百余辆，虏获军用品无算”。双方均宣称己方“损失轻微”。惟日军未能实现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既定目的，则是事实。⑥

豫南会战结束后，汤兼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委员，又负起利用山区扩展游击战根据地的任务。1942年，汤升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对这一升迁，吴相湘有很精准的评价：“这一边区民情素称强悍，曾是捻军和红枪会的摇篮、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的战场，遗留武器甚多，组织游击队伍甚感便利，汤的职名由‘主任委员’转变为‘边区总司令’，即说明这种游击队伍的组织与扩充已甚庞大。而其本职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更说明正规军与游击队配合作战统一指挥集于汤之一身。”此外，“鲁苏豫皖边区”地理位置特殊，兼负有遏制八路军扩张的任务（1942年汤给蒋介石的电报，常可见“抗日剿匪”、“毙伤日敌伪匪”字样）。汤大量收编地方游杂部队，亦有避免人枪被八路军收编之用意。这种做法，使汤部壮大，也使其军纪下滑。“水旱蝗蹚”变成“水旱蝗汤”，即由此发端。

1936年12月，时任第十三军军长的汤恩伯（左前）视察绥远前线

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汤恩伯之“鲁苏豫皖边区”首当其冲，灾情极重；八路军之晋冀鲁豫根据地也不例外，据宋任穷披露，“冀南区饿死的、病死的共有几十万人”⑦。第一战区多次拨出军粮救灾，亦免除在河南本地征发“柴草麸料”（惟李宗仁所主持的第五战区，虽经河南省府一再恳告，仍坚持在河南征发“柴草麸料”）。⑧

1944年，日军投入其中国派遣军约80%的兵力，发起规模巨大的“一号作战”（兵力约51万人，马匹约10万匹，火炮1550门，汽车约1.555万辆）。此役，蒋介石和军委会所获情报与汤恩伯的判断相左。汤服从统帅部之部署。事后证明，统帅部关于日军旨在发动“局部攻势”的判断是错误的。诚如学者刘熙明所总结：“如果蒋介石早知道日军将发动超出预期、又有战车师团支援的大规模攻势，必然不会在许昌与遂平各部署两个师，以及在许昌附近的平坦地带采取牺牲较大的阵地战结合精锐部队侧击、欲与日军一决雌雄的作战方式。即使他预先如此部署，也一定会采取牺牲最小的避战措施，不至于让许昌重兵激烈抵抗而惨败，更不会让主力在平坦地带与日军决战。国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重大损失，关键原因可说是军委会情报判断错误造成蒋介石的错误决定。”⑨这也是蒋介石在重庆参政会上为汤恩伯开脱的主要原因。

此役，汤部虽败，但始终不溃。在日军已窃译国军密电码，悉知汤部兵力部署弱点的情况下，汤仍能掌握部队，一面迎战一面机动，使日军未能达成消灭汤部主力的既定计划。日方战史对此事深以为憾，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因汤恩伯之判断敏捷，兵力机动灵活，……致作战之第一步未如预期。”“而十三军等主力，则在汤恩伯巧妙指挥下，仍能逃逸，退避于登封及其南方山地。虽予以包围，反被其突击。”“虽以机动之装甲第三师团，及骑兵第四旅团，超越绕攻至临汝，终未能捕捉战意顽强之汤兵团主力，而被向大营及长水镇方向退去。”“虽于二十日进出卢氏，仍未能捕捉汤兵团主力，其后据报三十一集团军各部，已在豫西逐次集结，整顿态势，恢复战力，仍成为日军之重大威胁。日军作战目的，始终未能达成。”⑩

稍后，日军进攻湘、桂，汤部亦奉命转战贵州、广西，汤就任“黔桂湘边区”总司令。1944年底，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下辖四个方面军。汤受命出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统率十四个美式装备之步兵师及充分火力之炮兵部队。1945年5月，汤部克复柳州、桂林。继欲克复衡阳、曲江、广州之际，日本宣布投降。

作为对手，日本陆军大将冈村宁次对汤恩伯有很高的评价。冈村说：“我任第十一军司令官时，曾与汤恩伯两次交锋，再综合其他情报来看，他是蒋介石麾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襄东会战（即中方所称的“随枣会战”）时，我第十一军曾猛攻敌正面的一角，汤恩伯则亲率主力向这一角反击，并乘隙使我主力陷入重围，受到歼灭性打击。”“汤恩伯是非常勇敢的将军。我知道他的性格，如果他的一部受到攻击，便亲自率领大军进行反击。”“汤恩伯……与胡宗南同是蒋介石嫡系中最杰出、最受信任的将军。”（11）

汤恩伯

2、胡宗南

与汤恩伯一直身处抗战一线有所不同，胡宗南所部与日军的直接对垒不多。较知名者是淞沪会战。1937年9月份的杨行血战，胡宗南第一军所辖第1师营以下军官和士兵伤亡率高达80%；所辖第78师所有营长几乎全部阵亡（仅存1人）。稍后，该军整补扩编为第17军团（新增入第8师），胡升任军团长。10月份的蕴藻浜血战，第8师官兵伤亡殆尽，全军伤亡率再次达80%以上。为持久计，胡宗南一度要求各部队注意保护骨干指挥官，但营、连长以下干部仍所剩无几，不得不做二次整补。至苏州河南岸防御战时，“该军已补充兵员四次，换防接防五次”，第一师“旅长两个，先后伤了三个，团长四个，先后死伤五个，全师连长除通信连长外，余均伤亡换人。”会战期间，胡宗南日夜在战场指挥，“从未离去，官兵见之，无不感奋。”此外，胡宗南部还参与了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及武汉会战。其中，南京保卫战主要是驻防浦口，掩护部队渡江北撤；兰封会战负责进攻日军土肥原部主阵地之重任；武汉会战，胡部进驻信阳，负责大别山北麓的后路纵深防御。（12）

抗战八年，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胡宗南所部驻守在陕西关中。其军事地位，渗透进胡宗南部的地下党人熊向晖，曾于1943年向周恩来作过一番很精准的分析：

“1939年蒋让胡移驻西安，镇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延安，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苏德战争爆发，去年盛世才投蒋，胡部第三集团军将从甘肃河西进新疆，暂无西顾之忧，其他三方未变。……胡现有三个集团军，对付三方面，左支右绌。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都是地头蛇，挟回民自重，蒋不得不给以兵权、政权，又怕他们坐大，反蒋、降日、联共，需胡‘慑’服。山西大部沦陷，潼关至宜川黄河防务关系重大，蒋要胡用主力第三十四集团军固守。如日军过河，进入八百里秦川，大西北国统区保不住，蒋即使想和，也无本钱。前年，蒋派次子纬国到胡的第一师当排长，现升连长，一直驻潼关附近，表明蒋对胡的信任和对这段河防的重视。……蒋……又怕我‘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对‘北’方针在于‘制’，力图在西北将我限制在蒋划定的边区范围之内。”（13）

熊向晖所言不虚。1942年，日军大本营确曾制定过攻占西安进军四川的军事计划。国、共两党无法实现彼此信任，亦是事实。1941年因皖南事变，毛泽东一度主张“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这两者是重庆必须在北面部署胡宗南部以为屏障的根本原因。宁青诸马在抗战中的立场，一直是国民政府非常担忧的问题。据秦永章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发现的日方史料，抗战爆发前夕（自1936年底至1937年5月），马步芳、马步青与日军一直存在着秘密的武器交易。（14）抗战期间，日军亦屡以“自治”劝诱诸马。盛世才态度暧昧，立场在重庆与苏联之间摇摆不定。此二者是胡宗南部必须坐镇西北以为威抚的根本原因。新近公开的《胡宗南日记》中，有颇多关于诸马和盛世才的相关内容，如1943年1月15日，盛世才派驻重庆的办事处主任张元夫与胡谈话，特意提及：“委座使朱绍良入新，即所以安盛，但胡实为实际负责者，愿将来盛、胡一体”。由此番言语，不难窥见胡宗南所部在西北的存在，与盛世才内附之间的密切关系。因为存在以上四种现实需要，当史迪威主张将胡宗南部自西北调往抗日第一线时，遭到了蒋介石的坚拒。

胡宗南与妻子叶霞翟合影

注释

①吴相湘，《民国政治人物》，东方出版社，2014，P309-316。本节下文除特别注明者，均系引自吴文，不再赘注。②邹伟平、章瑞年，《汤恩伯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P20。③《南口战役中国作战兵力和伤亡统计》，收录于《抗日战争时期重要资料统计集》，北京出版社，1997，P54-55。④汤部战斗情形，可参见：《军令部关于第五战区随枣会战经过的总结报告》，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2编 军事 3》。⑤《第五战区枣宜会战经过及检讨》，收录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5辑 第2编 军事 3》。⑥王树增，《抗日战争》（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P319。⑦《宋任穷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P172。⑧谌旭彬，《数百万河南人是怎么被饿死的》，今日话题历史版第98期。⑨刘熙明，《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⑩此段日军战史文字，转引自：王仲廉，《征尘回忆》。（11）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P328、P391、P328。（12）彭玉龙，《抗日战争时期正面战场作战的胡宗南》，《军事历史》2010年第6期。（13）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P23。（14）秦永章，《关于马步青、马步芳与日军进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几条史料》，《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