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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事记] 晋武帝为何传位给痴呆太子司马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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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关系2
发表于 2017-8-2 15:01:4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文系转载,作者范雎
一、临终的皇帝

曹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年近而立的司马炎还立在父亲司马昭巨大的荫庇之下,他当时是曹魏的新昌乡侯,官职是中抚军,负责统领禁军、卫戍京师。这个分工模式是从当年曹操、曹丕父子处学来的:父亲领军在外讨伐异己,儿子留守京师,监督傀儡皇帝与朝中百官。

然而,司马昭似乎对儿子缺乏信心。这一年年初,有迹象表明,远征蜀汉的镇西将军钟会要造反,司马昭亲率大军西征,因为担心后院起火,司马昭挟持魏帝曹奂一同去了长安。
钟会的反叛没有成功。监军卫瓘策动军队哗变,杀死钟会及其党羽,控制蜀中大局。巴蜀二十二郡正式划入曹魏版图,被收编为第十三个州,益州。
随着蜀汉的灭亡,三分天下的格局终于被打破。表面上,是曹操的后人正在实现其先祖“天下归心”的理想,而实际上此时的曹魏政权也已经日薄西山,即将笑纳这个天下的人,复姓司马。
同年三月,司马昭进爵为晋王。十月,司马昭立长子司马炎为晋王太子。此时的司马昭已经剿平一切反对势力,九锡也受过了,万事俱备,只欠魏帝禅位。
然而司马昭没有等来做皇帝的这一天,他在次年(公元265年)八月病死,司马炎嗣位晋王。同年十二月,司马炎受禅称帝,新王朝史称西晋。
这一年,司马炎正好三十岁。三十而立,他的起点比较高,一立就是个皇帝。
司马炎取年号为泰始。泰者,安也。司马炎想告诉世人,从今开始,天下要安定了。
泰始这个年号用了十年,安定并没有实现。沿着长江,江北的晋政权与江南的孙吴政权依然持续着长期的拉锯战。
泰始十一年春(公元275年),司马炎改元咸宁。依然是祈祷天下安宁的意思。
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一月。经过十多年的精心准备,晋国出动二十万军队,分六路进攻孙吴。这场战争毫无悬念,当时孙吴国困民穷、人心思变,连孙吴的丞相张悌都不得不承认,“吴之将亡,贤愚所知”。
次年三月,晋将王濬率领水军顺江而下,直捣建业,吴王孙皓黯然出城投降。
从东汉末年的乱世开始,破碎了近百年的天下,重新归于一统。

兵荒马乱的日子结束了,司马炎认为咸宁的许诺已经实现,于是再次改元,咸宁六年被改为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太康这个年号用了十年。这十年史称“太康盛世”,史家如此描述:“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
这个盛世的标准很低,仅仅是“天下无事,赋税平均”。实际上,与两汉时期相比,西晋的税赋不仅繁重,而且也极不平均,社会阶层固化,上层的少数人醉生梦死,底下的大多数咬牙切齿。这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治世而已,只不过之前几十年“千里无人烟,白骨蔽荒野”的状况实在太惨,才让人们产生了盛世的错觉。
可悲的是,这个错觉也只是昙花一现。西晋王朝统一天下三十年后,土崩瓦解,文人干宝在经历了山河沦丧、骨肉分离之后,追忆晋初那段逝水年华,他笔下的太康十年美好得恍若人间仙境:“牛马被野,余粮委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
千载之后重读此文,令人唏嘘不已,乱世中人说苦是泪,说喜也是泪。
太康九年(公元288年),司马炎感觉自己身体不行了。
这其中有年龄因素。这一年司马炎五十三岁,已到了接近死亡的年纪。两晋十八个皇帝,平均寿命三十九岁,除了始祖司马懿以罕见的七十三岁高龄迟世,其余皇帝无一活过五十五岁。
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司马炎寡人有疾。司马炎好色是公开的秘密,早在泰始九年,司马炎就下诏在全境范围内征选秀女,上至公卿府第下至百姓巷闾,凡有适龄少女都要上报,如敢隐匿则以“大不敬”论处;为了防止有人通过抢婚来逃避选秀,司马炎又下令,在选秀期间天下人一律不许嫁娶,犯者也是“大不敬”。要知道“大不敬”的罪名可不轻,最重可以夷三族,司马炎是个有风度的皇帝,史书上说他“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可是为了美女,就顾不得风度了。
消灭吴国之后,司马炎将吴主孙皓宫中的姬妾、宫女五千余人全部据为己有,洛阳后宫猛增至一万余人。选择太多也是个麻烦,司马炎于是坐着无人驾驭的羊车随遇而安,羊车停在哪个美人房前,就在哪里过夜。宫人们看到自己命运寄托在那几只拉车的羊身上,纷纷学习牧羊人的本事,在房前插竹枝、洒盐水,吸引羊车过来。
酒色戕害了司马炎。太康九年正月壬申,太阳在白昼突然消失,良久再现;六月庚子正午,太阳再次消失,暝色笼罩大地。观星者言:日蚀再现,不利于王者。没过多久,司马炎就病倒了。
司马炎的病情时好时坏,延续到太康十年,情况更加糟糕,天下妖异频现。
先是年初,江南会稽郡传闻,该郡的鱼蟹都变化为田鼠,数量巨大覆盖了原野;荆州南阳郡传闻,当地人捕获了一只老虎,这老虎只有两只脚,像人一样直立行走,后来又突然消失了;幽州塞北有死牛突然开口说话,说“中国其必为胡所破也”。
然后,洛阳官道铜驼街旁一棵高十丈许、二人围抱的大树无故折断。太康十年四月,宫城崇贤殿火灾,十一月,含章殿鞠室火灾。
恶兆频繁出现,司马炎无疑慌了。太康十一年(公元290年)正月初一,他又一次改元太熙。熙者,光明、和悦。司马炎祈求身体的康健,重新焕发光芒,君临天下。
然而上天并没有眷顾这位人间天子。改元之后冬去春回,天气越来越暖,而司马炎生命的火焰却一天比一天微弱。
孟春、仲春、阳春,春天过了,司马炎的病情丝毫不见起色;接下来是四月,草木生长,处处欣欣向荣,而司马炎却沉疴不起了。许多人预料到,“太熙”很可能就是司马炎的最后一个年号了。
果然,熬到四月己酉,有消息传出:皇帝大渐弥留。
皇帝病榻设在宫城含章殿。殿上帷幕重重,还遮起了屏风,司马炎躺在屏风之后,连呼吸都显得万分艰难。太医还在煞有其事地把脉,痛苦地做沉思状,其实谁心里都明白,皇帝离列祖列宗不远了。皇后杨芷、太子司马衷以及在京的诸位皇子环侍在皇帝周围,默默地开始酝酿泪水。
殿下,不少被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官职、有权出入宫廷的大臣闻讯纷纷赶来,按各自官秩爵位的高低排队,整整齐齐地跪好,只等里面一声号召,恸哭举哀。
殿外,数以千计的黄门、宫女勿勿穿梭往来,在沉默中有条不紊地筹备着国丧。皇帝大行(注:驾崩的另一种说法)后的梓宫(注:即棺椁)已经放置妥当;皇后、太子、众皇子以及后宫诸嫔妃要穿的“斩衰”丧服(注:不缝边的粗麻丧服,这是最重的丧服)已经缝制完毕;太子守丧居住的倚庐虽未搭建,但是白缣帐、蓐草、素床等材料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一声令下,马上即可完工;负责唱挽歌的太乐队成员冠带整齐,表情肃穆,列队等侯于偏厅之中;宫城外,也有专门的场所被清理出来,以供百姓哭祭。
总而言之,万事俱备,惟欠皇帝一死。
皇帝偏偏不肯死。
殿下群臣跪了一个又一个时辰,双腿发麻、发冷最后失去知觉,可皇帝还是不断气。
终于有人等不及了,最前排站起一个六旬左右男人,环视匍匐在地的同僚,然后背着双手跨出队列,傲然上殿,揭开帷幕走了进去。
没人敢阻拦这个跋扈的臣子。此人姓杨名骏,是司马炎的岳父、皇后杨芷的父亲。
杨骏看到的司马炎已与一具死尸没多大差别。双眸紧闭,肤色灰暗,胸膛与喉结处都看不出一点起伏,这些体征似乎都说明皇帝已经驾崩。杨骏从袖中掏出一缕新丝绵絮,递给皇后杨芷,杨芷啜泣着将绵絮递向司马炎口鼻之上。这一举动叫“属纩”,“属”是放置的意思,细小的绵絮叫作“纩”。绵絮很轻,古人将绵絮放置到弥留者的口鼻,测看其是否断气,如果绵絮一动不动,则说明病人已死。后来这举动演变成丧礼的一个固定仪式,《礼记.丧大记》中说“属纩以俟绝气”。
杨芷的手刚靠近司马炎脸庞,司马炎猛一抽搐,双眼突然睁开,灰暗的脸上泛起一道红晕。杨芷吃了一惊,手一抖,将绵絮握入掌中,不被司马炎发现。司马炎直直地盯着某一个地方,顺着这道目光,杨芷发现被司马炎注视的人是太子司马衷。
瞬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明白了司马炎为何迟迟不断气,他是不放心身后事,因为太子司马衷竟然是个痴呆。

二、痴呆的太子
司马炎一生儿子众多,有二十六个,夭折过半,活到成年的只有九个。这九个皇子后来全部被卷入“八王之乱”,七人死亡,唯有先天残疾的司马晏与幼子司马炽侥幸活了下来。
这些儿子大多是在晋王朝成立后出生的,在做皇帝之前,司马炎的儿子还是个位数,其中正室杨艳所生的嫡子有三个: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嫡长子司马轨活到两岁就夭折了,次子司马衷顺次成为嫡长子。泰始三年(公元267年)年初,司马炎立司马衷为太子,当时司马衷才九岁。
时光荏苒,太子一天天长大,突然有流言兴起,说太子是个痴呆。有这么个笑话作佐证,说某次太子在皇宫华林园游赏,有蛤蟆在叫,太子静静听了半晌,问左右随从:“这个呱呱乱叫的东西,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随从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蒙他:“在官地,那就是官家的,在私人地盘,那就是私人的。”
一开始,流言囿于宫墙,只回响于皇宫内部。但是随着咸宁初年,十七岁的司马衷出居东宫,见习参与朝政,流言终于飞出皇宫,成为满朝公卿窃窃私语的话题。

司马炎十分尴尬。知子莫若父,司马炎对司马衷的了解远非他表现出来的那样懵懂。
早在泰始末年,司马衷十四五岁的时候,司马炎就发现“皇太子不堪奉大统”,君王家天下,太子的事是国事,但首先是家事,司马炎不动声色,偷偷征询皇后杨艳的意见。
杨艳出身弘农杨氏。弘农杨氏那是汉末以来资格最老、声誉最隆的名门望族,她嫁给司马炎的时候,司马炎还是曹魏的臣子,算是糟糠妻。到泰始末年,杨艳年近四旬,已生育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三个皇子与平阳、新丰、阳平三位公主,自谓年老色衰,很有危机感。
杨艳是熟知司马炎性情的,泰始九年司马炎大肆选妃,已经引起杨艳的强烈不满,所以在遴选时,杨艳只挑中皮肤洁白、身材高大但是长相普通的女子,那些长得美艳、有女人味的则一概不留。当时有个姓卞的女子,是魏武帝卞皇后的族人,卞家在曹魏时期出过三位皇后,是有名的出美女的家族,这个卞姓女子也十分美貌,司马炎食指大动,用扇子掩住嘴,悄悄对杨艳说:“这女子不错”,杨艳却白了他一眼,幽幽说道:“卞氏三代皇后,如果选了她,不做皇后太委屈了。”司马炎被搞得没脾气,只好弃选卞氏女。但那次选妃还是给杨艳增加不少年轻貌美的竞争对手,其中威胁最大的有两个,一个是镇军大将军胡奋的女儿胡芳,另一个是廷尉诸葛冲的女儿诸葛婉。在此之前,司马炎已经很少在皇后那儿过夜,在此之后,次数更少,宫中接二连三有皇子皇女出生,每一个皇胤的新生都令杨艳危机感倍增。
丈夫既然已经不可靠,母凭子贵,就成为杨艳唯一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却来跟她商量司马衷的嗣位问题,杨艳原本就很脆弱的神经被刺激得呯呯直响。她说:“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
“立嫡以长不以贤”不是一句普通的话语,它出自《春秋.公羊传》,这句话揭示的是宗法制中最重要的原则。司马炎没想到妻子的态度这么坚决,竟然搬出儒家经典来对付他,他的好脾气又一次发作,这事就此不了了之。
到了泰始十年(公元274年),杨艳病逝,那时候司马衷十六岁,已经加冠礼并与大臣贾充的女儿贾南风成亲。杨艳担心别的嫔妃做了皇后,太子的嗣位不安稳,于是在临死前推荐自己的堂妹杨芷接替她做皇后。当时杨艳的头枕在司马炎大腿上,气若游息可怜楚楚,司马炎情不自禁,“流涕许之”,并且果真在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册立杨芷为皇后。
从此,司马炎每次动起换嗣的念头,心中又多了一个障碍,总觉得冥冥天际,杨艳那对妙目正盯着他质问。

但是,这天下毕竟是天下人居住的天下,嗣君的贤与不才,关系到全天下人的福祗。“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为嗣”,私下里的窃窃私语很快演变为公开的劝谏。
有一次,司马炎召集百官在凌云台宴饮,司空、太子少傅卫瓘假装喝醉,走到皇帝御座前,抚摸着御座连连叹息,说:“此座可惜!”司马炎当然明白他想说什么,卫瓘是太子少傅,最清楚太子的情况,他说可惜,是觉得太子配不上这个御座。可是司马炎并不想废太子,他只好装糊涂,说:“公真大醉邪!”——你看来真是喝醉了啊,一边凉快去吧,这事不是你该操心的!
另一个臣子,中书令和峤,就没有卫瓘那么含蓄了。他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讲:“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司马炎无言以对,只好默然。
有人替皇帝打圆场,说太子成年之后,已经变得聪明起来了。这些太子聪明的那些人,无疑才是真正的聪明人,他们看穿了皇帝的心理,他们知道这是皇帝最想听到的话。
果然,司马炎兴奋不已,他派和峤与中书监荀勖去东宫,看看太子是不是真的变聪明了。荀勖回来后,把太子大大的称赞了一番。皇帝很高兴,又接着问和峤的意见,和峤很扫兴的来一句:“太子圣质如初。”——太子还是老样子。
司马炎当面被打脸,“不悦而起”,拂袖而去。
但是,皇帝必须要给出一个交待。天下之口悠悠,堵是堵不住的。
于是司马炎布置了一次考试,把一些难以处理的国事写在纸上密封,派一名叫张泓的臣子去交给太子,让他写上处理方案。为了防止东宫官员替太子捉刀,司马炎把他们都召到宫里来喝酒。但这个预防措施并没有生效,太子妃贾南风还是请来枪手,答完了试卷。皇帝没有意识到,关于太子的废立已经不只是他们父子之间的家事了,而是几大利益团体的斗争。太子妃贾南风的家族、皇后杨芷的家族还有贾、杨两家的党羽荀勖等人早已结成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当然不容许太子的地位动摇,皇帝身边遍布他们的眼线,连皇帝派去的监考官张泓也是他们的人。
贾南风把试卷交给张泓,让他回宫复命。张泓仔细把答卷看完,指导贾南风做得不够细致,他说:“太子不学无术,陛下知道。这答卷引经据典,写得过于渊博,一看就是作伪。交到宫里,那明摆着是欺君。”张泓重新拟出一份答卷,思路清晰但文辞粗鄙,让司马衷照着抄了一遍,这才回宫。
司马炎拿到张泓带回的答卷,十分满意。他得意地把答卷递给卫瓘,窘得卫瓘无言以对,这个表情令司马炎十分快意。随后,司马炎又将答卷展示给群臣看,那些说太子白痴的臣子明知其中有鬼,但也没有办法,只好随着大家一起向皇帝表示祝贺,山呼万岁。

皇帝的意图表现得如此明显,那些嚷着说“太子不堪使命”的臣子是否明白呢?
他们当然明白,只是他们不接受。
那些臣子不接受,是因为他们另有嗣君人选,而这个人选恰恰是司马炎万万不能接受的。

三、兄弟怡怡
在平定吴国之前,张华是司马炎最最信任依重的臣子之一。
当时满朝文武不思进取,天下还没统一呢,就开始贪享淫逸。例如太傅何曾,每天光吃饭就要花费掉一万钱,何曾还嫌没地方下筷子,他的儿子何劭更厉害,“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驸马王济用人奶喂猪,国舅王恺用珍贵的赤石脂涂墙,外戚羊琇连温酒用的炭,都要先雕刻成奇珍异兽的样子,然后才拿来温酒做饭,洛阳的达官贵人纷纷向他学习。
司马炎很痛恨这种习气,多次下诏严禁奢靡、提倡节俭。咸宁四年(公元278年),有一个叫程据的太医马屁拍在马腿上,他向司马炎献了一件雉头裘,被司马炎借题发挥,在大殿前当着百官的面烧毁。司马炎下诏重申,以后谁还敢做这种奇技异服,一律问罪。可是皇帝的诏令扭转不了社会风气,何况皇帝自己也言行不一,在石崇跟王恺斗富的时候,他还饶有兴趣地掺和一把,偷偷给王恺助拳。
群臣既然忙着享乐,就很少有人操劳国事。司马炎每次提到要对孙吴用兵,总会招来一大遍反对的意见,只有羊祜、杜预、张华三人坚定地站在皇帝这一边,主张讨平吴国、统一天下,不要将难题留给子孙。羊祜、杜预相继都督荆州军事,在前线与吴军对峙,张华做为内援,在朝中任度支尚书,供应军需。
等太康元年捷报传到洛阳,羊祜已经病死一年多了,司马炎追思他的功劳,热泪盈眶。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司马炎立刻封杜预、张华为万户侯,并封两人的儿子为亭侯。此前羊祜、杜预都已获得开府仪同三司的恩宠,人们普遍看好张华,认为他也即将开府,并且很可能名列三公。
然而这个猜想落空了。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司马炎相当诚恳地向时任尚书令的张华讨主意,问:“谁可托寄后事者?”
张华想都没想,脱口而出:“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
这太令司马炎的伤心了,张华的答案离他想要的实在相差太远。在这个世界上,司马炎内心深处最忌惮、最讨厌的人,莫过于他的同胞弟弟齐王司马攸了。
因此没过多久,张华就被赶出洛阳,到北方僻远的幽州找鲜卑人处理民族事务去了。

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司马炎同父同母的弟弟,据说司马攸从小就显示出优秀的品格,“才望出武帝之右”,祖父司马懿很喜欢他。由于伯父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攸三四岁的时候,就由祖父司马懿作主,过继给了司马师,所以在法理上,司马攸是司马师的儿子、司马炎的堂弟。这层复杂的关系,是日后一切悲剧的种子。
众所周知,晋王朝的奠基者是司马懿,司马懿以七十三岁高龄病逝,权力传承给长子司马师。司马师执政四年半,废曹芳立曹髦,离皇帝的位置又进了一大步,但却得了肿瘤,在平定淮南叛乱时暴毙于许昌。司马昭接着执政十年,弑曹髦立曹奂,消灭蜀汉,进封晋王,加九锡,但不久染上重病,没能在生前龙袍加身,成全了儿子司马炎。
当年司马师的暴毙是个意外,令司马氏集团内部和司马氏的政敌们全都措手不及。那时嗣子司马攸年仅八岁,没有能力接手权柄,只能由司马昭来继承。但是司马昭继承的只有权力,司马师从司马懿处承袭来的舞阳侯爵,新的承袭者只能是司马攸。
对于司马昭父子而言,如何妥善处理与司马师的关系,这是一件十分微妙的事情。在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司马师的作用远胜司马昭,这是令司马昭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当年司马懿筹划高平陵政变,这是在拿全族性命做赌注,司马懿事前只跟司马师商量,直到政变前夜才告知司马昭,那夜司马昭吓得没睡着觉,司马师则安睡如常。第二天事变,司马师像变戏法一样召唤来三千死士,司马昭则两手空空。司马昭知道,从一开始,父亲对他的期望值就跟对兄长的不一样,这种感觉自然谈不上美妙。
后来司马师虽死,但司马师的亲信们尚存,他们依然在洛阳朝堂、在各州郡县、在关中、荆州、淮南各前线,替司马氏效着死力。司马昭需要安抚这些人。史书上说,司马昭特别宠爱司马攸,经常对左右说:“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司马)攸。”
司马昭的内心,未必如他言语表示出来的那么坚定。尽管论血缘,司马攸同样是他的儿子,可是论法理,传位给司马攸,就表示将来新王朝的皇帝都是兄长司马师的子孙,他司马昭只是中间一个代理者。虽然司马昭十分喜爱司马攸,但是想到这一点,他是不甘心的。
司马炎也因此感到很紧张。他请来贾充、裴秀、荀觊、何曾、羊琇、山涛等一大群有名望、掌权势的大臣替他说情。司马炎长发委地,手垂过膝,他曾经把自己奇特的长相展示给裴秀看,问裴秀:“人有相否?”暗示自己天生异相,是帝王的不二之选。据说裴秀因此而归心,对司马昭称赞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
司马昭犹豫了好久,世子的人选始终悬而未决。直到死前半年,司马昭消灭蜀汉,建立了足够的功勋超越兄长司马师,司马昭终于有了底气,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子孙做皇帝。因此,他选择传位给司马炎。
司马昭先前的犹豫,已将司马攸推到一个危险的境地。知子莫如父,司马昭临终前,为曾经的犹豫而感到不安,他握着司马攸的手,交到司马炎手中,特意讲了汉文帝与淮南王刘长、魏文帝与陈思王曹植兄弟不相容、遗笑世人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流下了眼泪。
四年之后,司马炎的母亲王太后病死,临终也在担心司马攸的命运,她对司马炎说:“桃符性急,而汝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属汝,勿忘我言!”
司马炎确实对司马攸心怀芥蒂。不过司马炎好名誉,所以显得极有涵养,即使被臣子当面比作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有名的昏君,他依然可以“大笑”,不以为忤,世人因此赞扬他“宽惠仁厚,沉深有度量”。
这一次,既然连父母都对自己不放心,那么其他人的看法可想而知。司马炎要堵住天下悠悠之口,所以他对司马攸的优宠无可复加。
泰始元年,司马炎做皇帝的当日,一口气分封二十七位家族成员为王。这二十七个王按照食邑多寡,可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食邑四万户,享有这种超大封国的只有一人,就是皇帝的叔祖、宣帝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他当时已经八十五岁高龄了;第二等级食邑一万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大国”(注:按咸宁三年设立的标准),“大国”的王主要是皇帝的叔父;第三等级食邑五千户左右,这些封国属于“次国”,“次国”的王主要是离皇帝血缘较近的平辈;以上三个等级的王在爵位上是平等的,都是“郡王”,第四等级则要降一级,是“县王”,食邑一般在五千户以下,这些封国属于“小国”,“小国”的王主要是宗室疏族与皇帝的晚辈。
在这次分封中,司马炎有三个弟弟同时受封:司马攸、司马鉴、司马机。司马鉴与司马机都是“次国”郡王,司马鉴食邑五千户左右,司马机食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唯独司马攸食邑万户,是“大国”郡王。司马攸不仅与叔父司马干、司马亮、司马伷、司马骏并肩,比另外两个叔父司马伦、司马肜还要高一等。
皇帝的优宠不止体现在封国广大、食邑众多,司马炎要向世人展示,他对弟弟真的毫无芥蒂。司马攸随即被引入朝堂,《晋书.齐王攸传》说“时朝廷草创,而(司马)攸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所谓“总统军事”当然是句空话,司马攸根本没有真正接触过兵权,但是至少在表面上,司马攸始终官居一品,位极人臣。
司马攸先被任命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骠骑将军这个职务,是当年汉武帝专门为大将霍去病所设立的,位同三公,与“大将军”并肩,掌握全国兵权,可是到了晋朝,已经是无兵可带、无仗可打的悠闲将军,此前担任骠骑将军的,是吴国的降将孙秀。“开府”则是一种特权,指高级官员自主选扯建立府衙并且自选僚属,这项殊荣连皇帝的叔父司马伷、司马骏等都没有能够享受。司马伷与司马骏在晋朝建立后一直领兵在外,后来司马骏镇守西陲有功,司马伷参与平吴有功,这才换来“开府”殊荣,比侄子司马攸晚了整整十多年。至于那些不成器的叔父,如司马伦、司马肜等,司马炎至死都没让他们开府。
不久之后,司马攸又升迁为镇军大将军。镇军大将军,听上去兵权很大,实际只有在出征时,凭虎符才可以调动兵马。齐王司马攸一直待在洛阳,从未上过战场,皇帝也没有授予虎符,所以他依然是一个无兵可带的悠闲将军。
皇帝还加赐司马攸羽葆、鼓吹。所谓“羽葆”是一种装饰着五彩鸟羽的华盖,“鼓吹”是演奏乐曲的乐队,这两样东西是天子卤簿的一部分,只有皇帝出行才可以使用。司马炎将它们赐给弟弟,是希望他每天上朝时能吹吹打打、风风光光而来,吸引众臣羡慕的目光,让他们感受到皇帝对弟弟的宠爱。
从泰始年间到太康年间,十多年间,司马攸始终未变的一个职责就是教导太子司马衷,也许这才是皇帝真正需要他的地方。司马攸先兼任太子少傅,后来又转为太子太傅。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年仅二十八岁的司马攸升任司空,成为西晋最年轻的三公,不过依然他兼任着太子太傅。当叔父司马伷、司马亮等人以年过五旬的老迈之身,亲冒矢石冲锋陷阵的时候,作为后起之秀,正当年轻有为的司马攸却在战场千里之外的地方,在闲而无聊的洛阳东宫里,陪傻侄子司马衷读书。
司马氏标榜以“孝礼”治天下,构成“孝礼”的两个基本元素就是对父母之“孝”和对兄弟之“悌”。对于儒者来说,孝悌是一个人处身立世的根本,因此,司马炎对司马攸的种种优宠也带有以身作则,给天下人树立榜样的意味。
无论是从臣子的角度,还是从弟弟的角度,司马攸的回应都十分得体。他一直保持着恭谨谦逊,小心翼翼,不犯过失。当初司马炎授权诸王自主选择国内长吏,司马攸表示天下尚未统一,王的权力不宜过大,主动放弃齐国官吏的任命权,交还朝廷;当时诸王的日常开销都由国库承担,司马攸认为食邑所得已足够承担开支,因此请求减轻国库的负担。看到弟弟如此舍己为国,司马炎感动之余坚决不同意。兄弟俩推来推去,前后多达十几次,把天下人都感动坏了。
如果没有意外,当年司马昭与王太后的担心将会落空,司马炎、司马攸兄弟俩将始终戴着笑脸,把这一幕名叫“兄弟怡怡”的戏善始善终。
然而很不幸,意外还是发生了。这个意外就是白痴太子司马衷。

四、咸宁二年的未遂政变
尽管给予司马攸许多优宠,但一涉及到君臣名分,司马炎从未让司马攸产生任何幻想。
司马炎深知,司马昭最终将权力传授给自己,表明父亲的选择是要将皇位留给自己的子孙,而非伯父司马师。司马炎将这一意志体现在祖、伯、父三个皇帝的庙号上:祖父宣帝司马懿,庙号“高祖”;伯父景帝司马师,庙号“世宗”;父亲文帝司马昭,庙号“太祖”。制订庙号遵循的规则是“祖有功而宗有德”,庙号为“祖”,表示这皇帝有开疆拓土或者创立制度之功,庙号为“宗”,表示这皇帝守成有方治国有德。司马炎将司马师的庙号定为“世宗”,即是在抹杀他的创业功绩,将司马师执政的五年定义为过渡期,表示“太祖”司马昭才是继承“高祖”事业的人。
既然司马师只是权力的过渡者,作为司马师的嗣子,司马攸自然没有资格染指皇位。但是司马炎担心他的臣子们不这么想,所以在泰始三年,三十二岁的司马炎早早将儿子司马衷立为太子,以正视听。
在最初的几年里,并没有人表示异议。但是,随着“太子是痴呆”这个消息成为朝堂上公开的秘密,而齐王司马攸则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品行与声誉,很多朝臣心里就开始琢磨了:谁当嗣君才真正合适?
理论上讲,司马攸做皇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天下,宣帝之天下,司马攸是宣帝司马懿嫡长孙,具备做皇帝的合法性。即使不论法理,只说血缘关系,司马攸接晋武帝的班,这也是有先例可循的,景帝、文帝当年不就是兄终弟及的么?
当年贾充、羊琇一干人等反对司马攸做继承人,并非对他个人有意见,而是“国赖长君,不利冲人”,司马昭去世那年司马攸才十八岁,毫无政治经验。
同样的道理,现在司马攸已经成熟,而新太子却是个白痴。天下,宣帝之天下,岂能交给一个白痴?国赖长君,让司马攸做皇帝才是正确的。
怀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多,自然会结党。党争遂起。
与两汉曹魏不同,司马家的家天下并非马上得之,而是从孤儿寡母手中窃取得来。在窃取的过程中,司马家得到不少世家大族的襄助,因此,新朝虽然建立,站在朝堂上的却全是曹魏时期的旧臣。这些臣子都是累世之交,彼此间的交情可以追溯到祖父那一辈,这里面不计其数的恩恩怨怨,都延续到了新朝。
因此,西晋王朝建国伊始就党争不断,相关矛盾冲突不绝于书,《晋书.任恺传》里总结了双方阵营:“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任)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贾)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
这两伙人相互构陷,先是贾充设圈套要将任恺赶出中枢,计划未遂;然后任恺反击,也设圈套要让贾充远离中枢,到关中去带兵打仗。贾充吓个半死,于是采用中书监荀勖和侍中冯紞的计策,将女儿嫁给太子司马衷,才避免了上战场。
嗣君的问题一经提起,马上就跟党争搅到一块,成为西晋朝堂上争吵最激烈的议题。
司马炎头痛无比,他无法容忍大好江山旁落到弟弟家,但另一方面,“太子不令”又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那么换一个儿子做太子又如何呢?
这样做的风险只会更大。
首先,皇嗣非小事,汉高祖当年动过换太子这个念头,不仅没成功,反而连累爱子刘如意被毒死;汉景帝也动过这个念头,他成功了,但是废太子刘荣不得不被杀掉以除后患;汉武帝更是不得了,直接逼得太子刘据造反,父子俩在长安城内兵戎相见,死伤数万人。
其次,即使换个儿子做太子,新太子不是嫡长子,嗣位就有先天的致命缺陷。倘若他像齐王司马攸一样誉满天下,倒也可以堵住悠悠之口,偏偏司马炎其余诸子都还年幼,养在深宫无人识,都不足以服众。失去“嫡长子”身份的保护,新太子在齐王司马攸面前更加不堪一击。
再次,倘若要另立太子,换哪个儿子才好?司马炎当时儿子已经不少,后宫诸嫔妃大多来自高门大户,背后都有势力,此禁一开,人人政治投机,然后结党交通,这朝堂就一片混乱了。原本齐王一党与太子一党就已经势成水火,如果再冒出新太子一党、诸王子一党,一团混战,那就国将不国了。
当时江南未平,蜀中新归附人心不稳,在北方与西方,匈奴、鲜卑还有羌人不服朝廷,屡次叛乱。如果在此时因为皇嗣的问题,使得洛阳也人心浮动,甚至大动干戈,那后果还真是无法预测。
想着想着,司马炎背上全是冷汗。
一开始,司马炎打算和稀泥。毕竟自己正值壮年,太子也还年幼,不妨先搁置不提。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皇帝在皇宫式乾殿摆下宴席,请两党的首领贾充、任恺赴宴,趁着大家喝酒高兴,皇帝说:“朝廷宜壹,大臣当和”。
贾充、任恺立刻向皇帝认错检讨,君臣尽欢,大醉而归。
但是酒席上说的话都是算不得数的。贾充、任恺酒醒之后,一琢磨,以前吵吵闹闹的,心里还顾忌被皇帝知道后影响形象,现在皇帝都知道了,竟然没有怪罪。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皇帝的态度是无所谓啊,既然皇帝都无所谓了,那还有什么好顾忌的?继续吵!
于是继续斗得昏天黑地。
司马炎头痛死了,他意识到,指望这帮家伙幡然醒悟,看来是没希望了。自己再装糊涂,他们就要以为是真的糊涂了。司马炎开始显露自己的态度,不久,任恺、庚纯先后被罢免。
两个重要人物被罢免了,拥立齐王的那伙人该老实了吧?
哪会那么容易。到了咸宁二年(公元276年),这伙人又捅了个大娄子。
事情肇始于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洛阳爆发了瘟疫。这次瘟疫来势汹涌,波及整个京畿。从咸宁元年十二月至咸宁二年一月,洛阳一片死寂,城门日夜紧闭,街道行人绝迹,百姓阖门闭户在家中等死。
为避免疫情传入宫中,司马炎废除了早朝,加强了宫城的门禁,但还是陆续有宫人染上疫病,最后,连司马炎自己也染上了。
眼看着皇帝的病情越来越重,而太子又不堪重任。挺齐王的那伙人开始蠢蠢欲动,密谋等皇帝死后拥立齐王司马攸,并分头行动去策反群臣。
也许是兴奋过度昏了头,时任河南尹的夏侯和竟然把策反工作做到贾充府上去了。他对贾充说:“齐王是你的女婿,太子也是你的女婿,两者扯平。你应该拥护那个有贤德的。”
夏侯和太糊涂,他只记得齐王王妃贾荃是贾充的长女,可是他忘记了,贾充有前后两任夫人,贾荃是贾充与前妻李氏的女儿,太子妃贾南风是贾充与现任妻子郭槐的女儿。贾充是出了名的怕老婆,他已经好多年没去看望自己的长女了。
贾充吓了一跳,不知该怎么回答夏侯和,直接把他逐出门去。
拥立的图谋没有得逞,因为到了咸宁二年二月,司马炎的病奇迹般痊愈了。
身体虽然痊愈,心病却越来越重,皇帝得知自己生死一线的时候,竟然有人趁机想篡权夺位,他震怒了。太子党人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冯紞对皇帝大叫侥幸,说:“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废矣。齐王为百姓所归、公卿所仰,虽欲高让,其得免乎!”他劝皇帝将齐王司马攸赶回封国,以绝后患。
出乎意料,司马炎并没有采纳冯紞的意见。不仅如此,司马炎甚至连追究此事的兴趣都没有,仿佛这事他毫不知情,仿佛密谋政变是无足深责的小过失。
司马炎只对少数几个人薄施惩戒。夏侯和被调离河南尹一职,转任光禄勋,从官秩上来看,这是一次平级调动,但手中权力却相差云泥,河南君是个实权职位,掌管着京畿治安,而光禄勋只是一个管理宫掖的虚职。继任河南尹的是司马炎的舅舅王恂,王恂是众所周知的太子党人。贾充也被剥夺了兵权,还被免除了司空的职务。这与其说是惩戒,不如说是给贾充一个机会重新表态。贾充原本就不是齐王一党,赶紧表忠心,于是司马炎又封他为太尉。
齐王司马攸没有因为此事受到任何牵连。司马炎没有对弟弟表示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满,反而赏赐五百匹绢布,用来奖励弟弟在自己患病期间的慰问与照顾。司马炎还给弟弟升官为司空,这个新官职就是不久前从贾充头上摘下来的,齐王司马攸也成为了三公之一,当时他年仅二十八岁。
一场风波由于皇帝的宽宏大量,就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终不了了之。

但一年之后,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八月,司马炎突然做了五个大动作,用以加强皇权,削弱宗室:
一、制定“非皇子不得为王”的原则。司马炎一口气封司马裕、司马玮、司马允、司马该、司马遐五个儿子为王,加上之前的受封的汝南王司马柬、城阳王司马宪、东海王司马祗,使封王的皇子达到八个。
二、对于那些已成立的诸侯国,颁布“推恩令”。按照“推恩令”,诸侯王的嫡长子可承袭王位,其他王子可相应的成为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他们的封邑从原先的封国里分割。
三、建立起各封国的置军制度。司马炎按封邑的多寡将封国分成大国、次国、小国三等,配以相应的军队,但是这些国兵并非直接受控于诸王,而是受控于中尉,中尉则由朝廷任命,而且这些军队会逐代递减,最后都削减成小国的标准。
四、任命叔父司马亮为“宗师”,统摄宗室成员,“使训导观察,有不遵礼法,小者正以义方,大者随事闻奏”——齐王司马攸自然也在这监管范围之内。
五、驱赶诸王归国。八月癸亥,司马炎一道诏书,命令宗室成员凡是在京城没有职务的,全部离开洛阳回藩国。
这下可闹大了。
洛阳是天下首善之地,萃聚全国精华。宗室成员贪图在洛阳的安逸生活,都不愿意去那偏远的藩国,个个都是哭着上路的。向皇帝提出归藩建议的人,是杨皇后的叔父杨珧,一夜之间,杨珧就成为司马家的公敌,不知有多少姓司马的在背后指着他诅咒谩骂。
司马炎的另外一个弟弟,乐安王司马鉴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洛阳的,而杨珧矛头指向其实是齐王司马攸。但齐王司马攸当时官任司空、侍中兼太子太傅,供职洛阳,并不在诏书遣散的范围之内。
当然,齐王司马攸不在遣散之列的真正原因,是司马炎觉得时机还是不够成熟,齐王党人在朝中盘根错节,当时朝廷正在紧罗密布的筹划讨伐孙吴的战备,正是用人之际,不可以乱了大局。
五、尺布斗粟
司马炎这口气忍到太康年间,局势焕然一新。
江南,吴国的四州四十三郡已经被划入晋国版图,吴国的君主孙皓也已经成为晋朝的“归命侯”,举家搬迁到洛阳居住;
北方,曾有鲜卑人秃发树机能在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反叛于凉州,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朝廷剿了近十年,屡战屡败。曾有一段时间,司马炎甚至在考虑是否要放弃凉州,幸亏有名将马隆主动请缨,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十二月,马隆临阵斩杀秃发树机能,平定凉州。
外患既除,司马炎觉得,该是时候解决内忧了。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荀勖、冯紞等人旧事重提,再一次对司马炎说:“陛下遣散诸王回藩国,近亲应该做出表率。如今至亲莫过于齐王,他却依然滞留在京师,未免太不合适了”。
这回皇帝彻底动心了,他问张华“谁可托寄后事者?”这与其说是想征询张华的意见,不如说是想让张华表明立场。结果张华站错了队,他就毫不留情的将其贬到幽州去了。

此时的司马炎底气非常足。原因有二:一、他一统天下,已经建立足够的功勋与威信,不再是靠父祖荫庇的二世祖;二、他有了皇孙司马遹。
这个皇孙是促使司马炎在嗣位问题上一锤定音的关键人物。
泰始八年(公元272年)太子与贾南风成亲,皇帝皇后担心司马衷年幼愚憨,不懂男女之事,就派一个叫谢玖的“才人”去东宫侍寝。晋代的后宫分七等十六级,“才人”处于倒数第二等级,仅高于无官秩的普通宫女,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低级女官。谢玖的身世也与官职相称,“家本贫贱,父以屠羊为业”,她去了东宫,六年后,竟然怀了孕。
皇孙从天而降,这让司马炎喜出望外,却令谢玖忧心忡忡。因为太子妃贾南风是一个暴虐凶残的悍妇,对宫女动辄鞭挞笞打,甚至亲手杀害。太子妃还没有为太子生下子嗣,当然容不得她人捷足先登,曾经有宫人怀了太子的骨肉,太子妃知道后,竟然用戟活生生剖开孕妇的肚子,落下一个已经成型的胎儿,母子俱亡。
惊恐万分的谢玖请求回到西宫。司马炎知道太子妃的行径之后,龙颜大怒,打算废掉太子妃,经杨皇后、荀勖等人给求情,说什么女人善妒忌这是天性,太子妃年纪小还不懂事,长大脾气就变好了云云,这才作罢。司马炎派杨皇后去东宫,把太子妃骂了一顿,这事就算过去了。
谢玖获准回到西宫,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她生下皇孙司马遹,司马炎将他密养在西宫中,司马遹一直长到三四岁,司马衷都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儿子。
所谓隔代亲,司马炎越看越觉得这孙儿聪明可爱,他给司马遹取字“熙祖”,从这个字可以看出,司马炎把希望寄托在这孙儿身上,打算让他继承祖先的遗业,并且发扬光大。
至此,司马衷的皇嗣之位就稳如泰山了。司马炎已不再犹豫,他有了绝好的借口来说服自己,不错,虽然皇太子愚憨迟钝,但是将来会有太孙继承大统,太孙睿智聪明,是难得的佳儿,将来肯定是个贤君。
为了使这个借口更有说服力,司马炎开始给孙儿造势。他经常在百官面前夸司马遹聪明,说“此儿当兴我家!”司马炎还说司马遹的长相、气质都像宣帝司马懿,这当然是信口开河,司马懿生于公元179年,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他小时候长什么样子,当世不可能有人知道。不过既然皇帝开金口,说这皇孙长得好、长得像祖先,作臣子的难道还能反对?自然是山呼万岁,向皇帝表示祝贺了。
司马炎还经常举两个例子,来说明司马遹不同凡响。
第一个例子,是司马遹看到宫中园林里养着一些很大的猪,皇孙说:“豕甚肥,何不杀以享士,而使久费五谷?”——看看,这孩子多懂事!小小年纪就知道节俭,就知道爱士;
第二个例子,是有一次皇宫失火,司马炎倚着高楼看救火,司马遹牵着他的衣角,走到暗处,对他说:“暮夜仓卒,宜备非常,不宜令照见人君也”——看看,这孩子多有孝心,多么机敏沉着。
这两个例子都发生在皇宫大内,真实性无法核实。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发生时间,都在太康初年,特别是第二个例子,据说发生在司马遹五岁的时候,算算正好是太康三年,就是司马炎要对齐王司马攸下手的那一年。
种种迹象表明,秋后算账的日子终于到了。按捺已久的太子党人闻风而动,积极的献计献策。荀勖建议司马炎来个引蛇出洞,他说:“朝野上下都归心于齐王,陛下万岁之后,太子恐怕不得继位为帝。陛下可以试着下诏让齐王归国,必定满朝反对。事实将会证明我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
于是在太康三年十二月甲申,司马炎下诏任命齐王司马攸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熟悉王朝军事分布的都知道,青州南边的徐州、扬州驻有重兵,那是用来震慑江南吴人的,青州北边的冀州、幽州也驻有重兵,那是用来守卫京畿、防备北方异族人的,唯独青州太平无事,没有驻军,所谓“都督青州诸军事”其实无兵可督。齐国就在青州境内,这道诏书的真实用意,就是要赶齐王司马攸离开洛阳,回齐国去。
这已是太康三年的年底,司马炎迫不急待地开辟战场,大概是打算解决此事再过年了。
齐王党人自然不会让皇帝如愿,他们的反攻迅猛如潮,大出司马炎意外。
首先发难的是宗室元老,皇帝的叔父扶风王司马骏拄着拐杖,跑到宫里来要求皇帝收回成命。随后,征东大将军王浑、中护军羊琇、光禄大夫李熹、侍中王济、甄德,纷纷上书,要求皇帝留下齐王司马攸。他们的诉求当然不是让齐王司马攸继承皇位,而是让齐王司马攸出任太子太保,与汝南司马亮、外戚杨珧一起辅佐太子。
经历了咸宁二年的拥立风波,齐王司马攸早已让司马炎如芒刺在背,不拔不痛快。王浑把齐王司马攸比作周朝的周公旦,但在司马炎眼里,齐王司马攸却是西汉的燕王旦,有篡位野心。退一步讲,即使齐王司马攸没有篡位野心,他是如此受欢迎,完全具备篡位的能力,司马炎不能、也不敢把安全寄托在弟弟的忠心之上。
王浑等人的谏言,司马炎当然是不会听的。司马炎在感到愤怒,愤怒之余,还有恐惧,因为这些劝他的人个个都在朝廷中举足轻重。
扶风王司马骏不仅是宣帝的儿子,还是朝廷的征西大将军,在关中的地区有极高的威望;征东大将军王浑是攻灭吴国的大功臣,都督荆州军事,手握重兵;中护军羊琇是司马炎的发小,也是外戚重臣,京城洛阳的禁军归他统率;光禄大夫李熹是开国元勋、两朝元老;侍中甄德是皇帝的姐夫;侍中王济是王浑的儿子、皇帝的女婿。这些人如果联合起来,别说是搞政变,打一场内战都够了。
这时王济、甄德出了昏招,他俩让妻子常山公主与长广公主到宫中去哭谏。这个主意实在不高明,常山公主还是个瞎子,哭起来肯定不好看。司马炎被她们哭得烦死了,他感到愤怒而且委屈,忍不住对侍中王戎发牢骚:“兄弟至亲,今出齐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济连遣妇来生哭人邪!”
因为有咸宁三年的前科,中护军羊琇认为此次驱逐齐王肯定又是杨珧煸风点火,他和北军中候成粲谋划着要为国除害,手刃杨珧。
杨珧闻讯,吓得躲在家里不出门,连早朝都不敢列席,派人向皇帝求救。
羊琇这回闯大祸了。
洛阳的禁军分中护军与中领军,后来中领军改名为北军中候。大致的分工,是中护军管辖宫殿之内的禁军,北军中候管辖宫殿之外的禁军,包括左、右卫将军与骁骑、游击、左、右、前、后六军,还有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等。假使中护军与北军中候联手搞兵变,整个洛阳的王侯公卿,甚至皇帝都将是刀下鱼俎。
司马炎龙颜大怒。
他立刻夺了羊琇的兵权,徙封为太仆,这是掌管皇帝车库、马厩的闲职;皇帝又夺了王浑的兵权,以年老为由让李熹致仕,废掉王济、甄德的侍中职务,出为闲职。
不久,李熹、羊琇就生病暴卒,扶风王司马骏也从此废置在家,三年之后忧郁而死。
齐王党全线崩溃。
司马炎以为齐王党已经屈服。太康四年新年刚过,他招来太常郑默,问,齐王回藩国,依礼赐予他什么才好?
郑默是两朝老臣、政治老油条,当即说自己拿不准主意,要回去和手下那帮太常博士们商议商议。
结果这一商议就炸了锅,自古言官都是不要命的。博士庚旉、太叔广、刘暾、缪蔚、郭颐、秦秀、傅珍一听皇帝竟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即决定联名上书,劝皇帝留下齐王司马攸,让齐王司马攸在洛阳辅政。领头的庚旉洋洋洒洒,文不加点起了草表,写完了给他父亲庚纯过目,庚纯是老齐王党,点点头,表示默许。
博士们的谏表由太常转呈皇帝,郑默请助手博士祭酒曹志一起品读这份奏章,没想到引起了曹志的自伤自怜。曹志这人并不有名,但他的父亲可谓家喻户晓,就是魏武帝的儿子曹植曹子建是也。
曹志怆然叹息,说:“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亲,不得树本助化,而远出海隅!”这句话与其是说在同情齐王司马攸,不如说是在感慨他那长高八斗但却命运多舛的爹。曹志觉得有必要劝皇帝迷途知返,于是他也写一份谏章凑热闹。
两份谏章一齐送到皇帝眼前,皇帝看完,怒了。司马炎与曹志相交数十年,一直引以为知己,结果发现这位老朋友也背叛了自己。司马炎很伤心,说:“曹志尚不明吾心,况四海乎!”
皇帝大发雷霆,触龙鳞的臣子就倒霉了。太常郑默,领导无方,罢免;博士祭酒曹志,妄言朝政,罢免;上书的七个博士,不仅罢免,而且全部送廷尉治罪。
这时就有人推波助澜,奏报庚旉等大不敬,应当拉到菜市砍头。幸亏有尚书夏侯骏、右仆射魏舒和左仆射司马晃一起帮着求情,免了死罪,全部除名。
太康四年二月,司马炎再次增加济南郡为齐王封地,立齐王司马攸的儿子司马寔为北海王,给齐王设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另外赐予黄钺朝车等物。
这可以看作是皇帝的最后一点耐心。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都是受命出征的诸侯才能享用的,这些东西显然是提醒齐王尽快上路。皇帝恩威并施,看来是铁了心了。
这时齐王司马攸上书说自己病了,请求解除官职去崇阳陵给父母守陵。
皇帝当然不许。
在皇帝眼里,所谓的生病不过是个借口,所谓的守陵不过是拿父母来进行要挟。齐王司马攸又是借口又是要挟,就是不肯离开洛阳这个权力中枢,更显得居心可疑。
皇帝派出太医去给齐王司马攸治病,名为治病,实际是查验齐王司马攸是真病还是假病。不出意料,太医回复说齐王根本就没有病,换一拨太医再去,依然回复没有病。
皇帝因此更加措词严厉地催齐王上路。齐王临走,亲自入宫向兄长辞行,皇帝越看越觉得弟弟不像是个病人,心中不住冷笑。
但是仅过了两天,齐王司马攸就吐血数升,病发身亡。
凶问传到宫中,狠狠抽了处于偏执状态的司马炎一记耳光。皇帝猛然醒悟,原来弟弟不是在使诡计耍小聪明,他是真的病了!
司马炎大哭了起来。那一刻皇帝想到的全是弟弟的好,想到弟弟幼年时的乖巧可爱,想到弟弟成年后的恭谨谦让,想到父母临终前的叮咛嘱咐,想到弟弟这十几年来对儿子司马衷的精心教导。
皇帝就这么真诚地哭泣着。直到侍中冯紞冷冷地抛来一句话,“齐王名过其实,天下归心,如今他自己病死了,这是社稷之福,陛下何必如此哀伤!”
皇帝猛然止住了泪,脸上浮现起冷冷的讪笑。
冯紞无德无能,但他为什么能一直得到皇帝的宠爱?因为他太了解皇帝了,甚至比皇帝自己本身还要了解。
皇帝在心底一直妒忌着齐王司马攸,妒忌他从小就得到祖父与父亲的优宠,妒忌他得到那么人的赞誉,妒忌他令自己自惭形秽。当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做为嫡长子,也不过服丧三日,而齐王司马攸却哀毁骨立,让人一看就知道谁孝谁不孝;后来王太后患病,稍有痊愈,兄弟俩摆宴给母亲庆贺,席间齐王司马攸想到母亲死里逃生,不禁喜极而泣,司马炎想陪着一起哭,却偏偏连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
皇帝的杀心早就升起来了,为齐王司马攸对他皇位的威胁,为齐王司马攸对他儿子皇位的威胁。
但皇帝一直没动手,这不是宅心仁厚,而是因为懦弱,害怕承担杀弟的不义罪名。现在老天都帮他,为何不顺水推舟?宫中谁不知道太医院里的那群人一向趋炎附势?将死之人脸上特有惨淡苍白的神色,皇帝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
表面上是冯紞等人在离间骨肉,承担着恶名。实情却是,皇帝的心中有魔鬼,这个魔鬼就是皇帝本人。
冯紞只有一点可恨。
皇帝正沉浸在自己虚假的悲痛之中,扮演着一个无辜的、被蒙蔽者的角色,扮演着一个痛失爱弟的悲情兄长角色,他就不能让皇帝多装一会儿清纯?
齐王司马攸的葬礼极其隆重,与十一年前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相同,规格仅次于皇帝皇后。
齐王司马攸的谥号也与司马孚一样,因此他就被后人称为齐献王。皇帝下令,以齐献王灵位配飨太庙,在齐王家庙里,设轩悬之乐。皇帝两次亲临丧所吊唁,亲自流泪,哭得很伤心,感动了一大批不知内情的臣僚。
但对知情者来说,齐王司马攸的死是皇帝一生的污点。数年之后,皇帝与桀骜不逊的王济产生了口角,王济当面讥讽皇帝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
“尺布斗粟”是汉代童谣。汉文帝时,皇弟淮南王刘长犯法自杀,有人猜测这是文帝有意要将弟弟逼死,于是长安街头传唱这样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
《晋书》上说,皇帝听了王济的话后,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沉默不语。
他这是感到羞愧,还是感到后悔?不管是出于哪种心理,这个姿态让后人觉得,在皇帝之中,司马炎还算是个好人。
随着齐王司马攸的薨逝,喧嚣十多年之久的皇嗣问题尘埃落定,储君的位置上赫然端坐痴太子司马衷。
悲剧的基调从太康四年开始奏响。
三百年后,编写《晋书》的唐朝史官充满遗憾地假设,如果齐王不死,兴许八王之乱就不会发生,随后的五胡乱华、南北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就不会到来。
但也有人说,如果齐王司马攸不死,内乱将提前十年爆发,齐王司马攸的死消弭了一场分裂,其实是最好的结局。
孰对孰错,已经无法知晓。因为历史不容假设,它永远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诡异地在迷雾中前行。无人能看透这迷雾。
司马炎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占卜探卦,卜算皇位可以传几代,结果他卜到了“一”。司马炎不像汉光武帝刘秀,他不相信图谶,在晋朝图谶是被严令禁止的,他探卦只是讨个彩头,所以探到“一”他也没有在意。晋武帝在这一点上像秦始皇,相信江山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他不仅要替二世司马衷做打算,他还要替三世司马遹做安排。
谁能料到,世界上竟然真有一语成谶这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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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皇帝死了

司马炎打点起后事。他发现日月逝矣,曾经的股肱大臣纷纷衰老死去。泰始十年,荀觊病死;咸宁四年,羊祜病死;太康三年,贾充、羊琇病死;太康四年,山涛病死;太康五年,杜预病死;太康六年,王濬病死;到了太康十年,荀勖也病死了。
曾经的心腹,只剩下卫瓘、王浑、张华和杨骏、杨珧、杨济兄弟。卫瓘、王浑、张华与太子离心离德,不可重用,靠得住的只有杨骏兄弟了。
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忠诚不容置疑,但是资历尚浅人望不够。皇帝于是有意识的树立杨骏的权威,杨骏因此权倾朝野,与弟弟杨珧、杨济,被天下人称为“三杨”。
司马炎对身后事的安排,总体思路是外戚与宗室共同辅佐新君,互相制衡;外戚掌握朝政,而宗室把握兵权。
在此思路下,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公元289年),久病缠身的司马炎下了一份诏书,重新部署各镇都督:“汝南王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都督豫州诸军事,治许昌;改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
秦王司马柬是太子一母同胞的弟弟。关中是天下形胜之地,外有雄关万丈,内有沃野千里,当年秦始皇、汉高祖在此发迹、遂取天下。司马炎曾经做“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这个地方只能交给最可靠的人;
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也是太子的弟弟。江南吴国新附,民心未稳,需要驻重兵防备。荆州、扬州、江州分别据于长江中游、下游,江南如有变故,两镇齐发,万无一失。
司马亮驻守的许昌、司马柬驻守的长安、司马玮驻守的襄阳、司马允驻守的寿春再加上东北处赵王司马伦驻守的邺城,正好形成了对洛阳的环卫。如果有敌寇从外部进犯,则由洛阳调度各镇抵御;如果洛阳有变故,则各镇举兵勤王;若哪镇心生不轨,则天下共击之。


朝廷之中,由杨骏与汝南王共同辅政。司马炎担心杨氏的势力太强,新君无法驾御,于是又任命太原人王佑为北军中候,率领洛阳禁军。王佑是王浑的族子,一向与杨氏不和。
如此一番布置,令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之间互相制衡,司马炎觉得足以保证新君江山稳固。那么,接下来该替皇孙司马遹做安排了。
望气者禀报广陵那地方有天子气,司马炎于是封司马遹为广陵王,食邑五万户;散骑常侍刘寔博古通今,深有才学,司马炎任命他为广陵王傅。皇帝在此再次重申了态度,表示大晋朝的第三个皇帝的位子,他已经替孙儿预订好了。
既然一切都安排妥当,就应该了无牵挂。那为什么太熙元年四月司马炎到了弥留之际,迟迟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呢?
因为司马炎发现,他的百年大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致命的偏差。

杨骏是司马炎治国蓝图中的关键人物。此人素无才干,也没有名望,以前做过县令之类小官,后来依赖女儿的裙带,被封为临晋侯,任命为车骑将军。朝中许多人都轻薄其为人,一向识人知鉴的尚书郭奕与尚书褚瀬都曾上书劝过皇帝,说杨骏这人器量狭小,承担不了社稷重任。
臣僚们不明白,其实司马炎要的就是杨骏平庸无能。试想,弱主当朝、宗室强盛,如果启用像霍光、王莽那样手段强硬的厉害外戚辅政,势必会挟持弱主与宗室争权。霍光杀燕王盖主、王莽废黜刘氏诸王,这都是前车之鉴。如果外戚胜了,皇帝就不免当傀儡,甚至有可能被迫行禅让,司马氏的江山就是由权臣篡位而来的,皇帝不可能不深以为戒;而宗室也是虎狼,如果宗室占了上风,就不免要清君侧。汉代的七国之乱中,吴王楚王就是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起兵造反的,幸好他们失败了,否则汉景帝的龙椅肯定是坐不稳的。
因此在司马炎看来,杨骏实在是辅佐新君的最佳人选。首先,他没能力独裁,没能力就不会生异心,就必须搞好与宗室的平衡,而宗室也不会猜忌这个人;
其次,他是司马衷的外公、杨后的父亲,而且杨骏没有儿子,即使生了非分之想也没有意义,所以最没可能生异心;
太康九年起,司马炎的身体时好时坏,他就把朝政交给杨骏去打点,自己深居后宫养病去了。
渐渐地,皇帝感觉不对劲。皇帝任命了那很多的侍中,可是到宫中露面的总是只有杨骏一个。皇帝让杨骏打点朝政,并没有说自己一事不问,但杨骏那当仁不让的架势,俨然是一副“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的派头。
司马炎这时已经没有力气出宫转转,不然他会发现形势远比他想像的要糟糕。想面见皇帝的臣子都被杨骏挡在了宫外,朝中人心惶惶。
司马炎想错了一件事,谁说庸人就没有野心呢?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春,杨骏请司马炎下诏夺回繁昌公主。繁昌公主在太康年间下嫁卫瓘的第四个儿子卫宣,杨骏说卫宣好酒,经常嗜酒犯过失。
司马炎让身边的黄门郎去调查,黄门郎回复说杨骏所言属实。司马炎一听,既然属实,那就准奏。
接着,有人上书要求罢免卫瓘,将卫宣交给廷尉治罪,这回司马炎未允许。
不久后,卫瓘声称年老,请求逊位。司马炎猛然醒悟,自己被杨骏当棋子使了。杨骏表面是对付卫宣,其实意在逼卫瓘退位。
司马炎召来黄门郎大骂一顿,问是不是构陷污蔑卫宣,黄门郎抵赖不了,只好认错求饶。司马炎想让卫宣与公主复婚,可是卫宣这时已经忧愤发病而死。司马炎又气又无奈,作为补偿,将卫瓘升做太保的闲职,以菑阳公的身份回家养老。
挤走了卫瓘,杨骏接着就想挤走汝南王。在去年十一月甲申的诏书上,司马炎虽然任命汝南王都督豫州诸军事,但是还保留着“侍中”的职务。司马炎这是要汝南王留在洛阳,可是杨骏却不停的派人催促汝南王出发去许昌。
到了四月初,司马炎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经常陷入昏迷,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昏聩。有一次他醒过来,身边都是杨骏替换来的新面孔,个个长得那么寒碜,心里那个叫灰心失望,忍不住想骂人。司马炎一向好脾气,因此他调整了一下语句和语速,对杨骏说:“何得便尔!”这话相当于:“你怎能如此随意妄为!”
杨骏赶紧下跪谢罪,司马炎想接着骂几句,一口气没上来,又晕过去了。再次醒来,司马炎令中书监华廙起草诏书,召汝南王火速入朝觐见。
这时候,司马炎应该已经明白,他那个貌似憨厚的老丈人靠不住。他只看准了杨骏能力不行,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越是庸人越是不自量力。志大才疏,是庸人通病。
其实何必苛求杨骏,司马炎也不过是庸人之姿,却试图安排身后五十年的格局,这可是汉高魏武都未必敢做的事。他的计划漏洞百出,偏偏自以为算无遗策。
自从下达了召见汝南王的诏书,司马炎就陷入痛苦而漫长的等待。
夕阳日复一日映红天际,汝南王的身影一直未曾出现,渐渐地,司马炎气若游息。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汝南王根本没有接到诏书,诏书半道就被杨骏截走了。
这边华廙刚将诏书写好,那边杨骏就得到消息,赶过来借阅。按说身为中书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这种非份之请,可华廙不是有骨气的人,这家伙一辈子倒霉,早吓破胆啦。
华廙的名字不怎么为后人所知,但他的爷爷华歆名气很大,熟悉三国的人都应该知道。华歆没出仕前和隐士管宁交友,被管宁看不起,割席绝交。后来华歆跟了魏武帝,狠狠地做了几件长脸的事,其中有一件就领着禁军冲进汉献帝的寝宫,揪出伏皇后,交给行刑者缢死。华歆在曹魏做到了司徒、太尉的高位,这位老兄据说治家严谨,即使平时在家里也要求子孙像在朝廷上那样恭敬严肃、合乎礼节。
严格的家庭教养培养出了良好的家风,华家风气声名远扬。百年之后,晋朝的刘寔想娶华家的女子,却遭到家人的激烈反对,弟弟刘智对他说:“华家类贪,必破门户。”刘寔不听,执意要娶,生来出儿子刘夏果然败家。
华廙就出生在这个“类贪”的家庭,按他的门第条件,早就可以做官了,偏偏他倒霉,负责典选官员的是他岳父卢毓,按例不允许举选姻亲,所以他一直到三十五岁还是个处士。后来华廙终于开始做官,从中书通事郎做起,一点点往上爬,好容易爬到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这些大官了,又得罪了中书监荀勖,莫名其妙被卷入了一场贪污案,被罢免。随后华廙居家近十年,教诲子孙,讲诵经典,抽空还养养猪。
有一天司马炎在皇宫凌云台登高望远,看见有一户人家的苜蓿园长势不错,一问原来是华廙家的;后来司马炎出宫,又看到华廙家的猪圈,觉得曾经的大臣混到这分上实在可怜。太康年间有一场大赦,华廙被重新起用,先做城门校尉,再迁左卫将军,最后做到中书监。
大起大落实在不容易,所以华廙一向巴结着掌权的杨氏。杨骏一说借,他立马将诏书递了出去,而杨骏借了之后就再也没还。
杨骏很有耐心地耗着,等待司马炎灯枯油尽。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死神终于不耐烦了。
司马炎再次醒来,已经说不出话,眼神空空,等着不可能出现的汝南王。
杨皇后啜泣着,凑近皇帝,问:“陛下如有不讳,是不是由临晋侯辅佐太子?”
这话问得很艺术。皇帝脑子已是一滩死水,没能力去琢磨皇后话里的玄机,他点点头,表示默许。
这个就是货真价实的遗诏。杨皇后赶紧吩咐下去,遗诏已下,宣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即刻拟旨。
华廙无耻起来的样子很有他爷爷当年的神韵,他句不加点地完成了这份日后杀戳千万人的诏书:
“昔伊望作佐,勋垂不朽;周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经德履吉,鉴识明远,毗翼二宫,忠肃茂著,宜正位上台,拟迹阿衡。其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领前将军如故。置参军六人、步兵三千人、骑千人,移止前卫将军珧故府。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令得持兵仗出入。”
遗诏呈到了司马炎的面前。
如果还有力气行使皇帝的威权,司马炎会诛杀华廙全家,然后捧着华廙的头颅问,他传的是谁的旨意?汝南王在哪儿?杨骏不仅要独擅朝权,还要接管天下兵马,居心何在?
可惜啊,他现在只是一个濒死的病人。司马炎做出了病人受刺激后的正常反应,两眼一翻,果断而决然的咽了气。
内庭传出皇后懿旨,说皇帝龙驭上宾,大家举哀吧。
哗啦啦,宫里宫外哭成一片,整个洛阳城都听得到。
杨骏捂住脸,身体剧烈抖动,看不出他是哭得厉害还是笑得厉害。

二、新皇帝司马衷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己酉,司马炎驾崩当日,身穿毛边粗麻布丧服的太子司马衷被群臣迎到了正殿。群臣异口同声地表示,国家不能一日无君,所以恳请太子即皇帝位。
按照传统,这种劝进要进行三次,前两次劝进,都会被太子婉言谢绝,因为父亲刚刚驾崩,太子哀恸不已,怎么会有闲心考虑自己的名位。但是群臣不会罢休,他们会建议太子以江山社稷为重,苦苦哀求之下,最终,太子勉为其难的登基称帝。
随后,新皇帝司马衷颁布诏书,宣布大赦,改元为“永熙”,所以后世也称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同日,司马衷尊奉皇后杨氏为太后,册立太子妃贾氏为皇后。
此时司马衷已经三十二岁,自从九岁被立为太子,他足足在东宫等了二十三年。此后他将御宇十六年,直到四十八岁的时候离奇暴毙,死后谥号为“惠”。
“柔质慈民曰惠”,这是一个名褒实贬的谥号,“慈民”只是托词,“柔质”才是真的,意思是说这个皇帝柔弱无能,被人操纵于股掌之中。历史上谥号为“惠”的皇帝全都命运悲惨,汉惠帝刘盈,一生都畏缩在母亲吕后巨大的阴影之中,未过三十就郁郁而终;明惠帝朱允炆,被亲叔叔朱棣抢走皇位,是生是死都是个谜。

司马炎的梓宫停在含章殿,他的谥号被定为“武”,后人称之为晋武帝。“武”是一个既可以褒也可以贬的谥号,放在司马炎身上明显是在褒扬,彰示他开国立业、统一天下的赫赫武功。也因为这些武功,司马炎的庙号被定为世祖,获得受子孙永世供奉的资格。
丧礼的具体操办有太常、太仆等官员处理,无需大行皇帝和皇帝两位陛下费心。晋武帝要做的,就是每天安安静静地躺着;司马衷要做的就是扮演孝子,给父亲守丧。所谓百善孝为先,天子在孝道方面必须为天下人做出表率。
司马炎驾崩,司马衷服的是“斩衰”,这是所有丧服中最重的一种。按照《礼记》要求,“斩衰三日不食”,三日之后可以食粥,但是食量也有严格规定:一天早晚两餐,每餐不超过“一溢米”。“一溢米”相当于一升的二十四分之一,晋朝的孝子们比如和峤、何曾等人,都是称好重量才吃的,生怕不小心多吃了一粒米使自己变得不孝。这个饮食的限量等到百日之后逐步放开,一年之后允许吃蔬菜水果,两年之后允许用酱醋调味,完全恢复正常饮食则要等到丧服期满。“斩衰”的丧期有多长呢?三年。
孝子在丧服期内不仅在饮食上有限制,生活各方面都有讲究。比如睡觉就不能睡在屋里,只能睡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这个棚屋被称为“倚庐”,而且只能睡在破席子上,不能用枕头只能用土块,不能进行房事,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古代做孝子是不容易的,不仅在心理上要保持悲痛,还要在身体上饱受摧残,体弱多病的还真当不了孝子。
从法理上讲,皇帝是全天下人的父亲,皇帝驾崩要履行的手续,比普通的父亲亡故要繁缛千百倍,那是全国举哀、劳民伤财的国丧,如果严格按照《礼记》去做,一场丧礼就可能导致亡国。幸好汉文帝善解人意,临终前下遗诏嘱咐丧礼一切从简,其中特意提到“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也就是说将服丧期由三年精简为三天。
这道诏书替他儿子汉景帝,也替后世一切皇帝解决了难题。后世的皇帝都可按此先例行事,不怕承担“不孝”的罪名了。从此老皇帝大行之后,新皇帝与臣子都只需服丧三日,余下的三年时间,新皇帝只要在心里保持哀悼就可以了,这种方式被称为“服心丧三年”。虽然后世有儒者对这种变通颇有非议,但这种实用的简易仪式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当年司马昭驾崩的时候,司马炎就只服丧三日;现在司马炎驾崩了,司马衷也只需服丧三日即可。
因此司马衷皇帝生涯的最初三天,应该是穿着丧服、饿着肚子度过的。期间他有没有喊饿,有没有索要食物不得而当众洒眼泪,这不得而知。

到了第四天,司马衷将除下丧服,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参加朝会。
朝会的仪式非常繁缛,既耗时间又费体力,它要在视觉上、听觉上、气氛上追求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可以令人心怀敬畏。作用是体现尊卑有序,维护朝廷与皇帝的威严,使臣子产生敬仰与依赖感。
天还没完全亮,全体朝臣就必须在殿旁集合,殿前广场上燃着燎火(注:古人在屋前院内设篝火用以照明,此篝火亦称燎火。《诗经》有云“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即是此谓),朝臣们按官秩、爵位的高低依次坐好。与此同时,皇帝也已经起床,先到皇后处,接受皇后的祝贺,然后他坐着云龙车,缓缓从东门来到殿前,皇帝下车,入东阁小坐。
皇帝入坐东阁之后,朝臣们依次进入大殿,依旧按官秩、爵位的高低排列整齐,等候在殿下;环卫宫殿的虎贲、殿内陛下的持戟卫士等也进入岗位;太常指挥下的太乐队成员,带着他们的钟啊鼓啊一系列乐器,各就各位。几百人静候在大殿之内,肃穆无声,有谒者检查朝臣的服饰是否整齐、举止是否得体,如果有服饰或举止失仪的人,谒者则会视其轻重而给予呵斥,最严重的将会被劾以“大不敬”的罪名,逐出朝堂并记录在案,交由相关人员治罪。
大臣们准备就绪之后,谒者、仆射、大鸿胪依次向皇帝禀报。过了片刻,到了某一个指定的时辰,侍中奏时辰到,于是皇帝走出东阁,在侍中、卫士等簇拥之下,由太常开路,庄严稳重的缓步进入大殿。此时钟鼓齐鸣,百官全部拜伏在地,太常引导皇帝登上大殿,升坐在御座上。钟鼓声暂停,百官起立。
大鸿胪半跪启奏“请朝贺”,于是掌礼郎用浑厚、清晰的嗓音宣召朝臣依次上殿向皇帝朝贺。朝贺的顺序依次是:诸侯王、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
朝贺的过程也颇繁缛费力。以诸侯王为例,程序如下:
先由掌礼郎说:“皇帝延某某王登。”
该诸侯王出列、跪拜,大鸿胪代表该王跪奏:“藩王臣某奉白璧各一,再拜贺。”
然后太常说:“王悉登。”
一旁就有谒者走过来,引导该诸侯王上殿,来到皇帝御座之前。
皇帝起身,诸侯王向皇帝跪拜一次;随后皇帝坐下,诸侯王又跪拜一次,将拜贺的白璧呈上,再跪拜一次,这才算成礼。谒者走过来,引导诸侯王下殿,重新进入朝臣队列。
全体朝臣朝贺完毕之后,皇帝入内休息片刻,然后重新回到大殿。谒者、仆射跪奏:“请群臣上。”
于是重复先前的那一个过程,在谒者的引导下,朝臣们依次上殿向皇帝敬酒,期间太乐令一直在指挥太乐队奏乐。
敬酒完毕,皇帝传命百官就席、传食,太官令、大司农、尚食等官员已安排好餐食,百官谢恩之后就席,太乐令又开始指挥奏乐。
然后,君臣开始吃饭,吃完饭还有其他仪式需要一丝不苟的执行,一次朝会可能要耗掉一天的时间。
对于皇帝来讲,朝会是一项烦重的体力活。司马衷不可能理解这种仪式的重要意义,这些繁文缛节让他感到厌烦与疲劳,朝会的冗长与沉闷也会使他感到无趣。
很有可能,当臣子向司马衷行礼的时候,一抬头,却看见皇帝正在躲在那十二根冕旒后面无聊并且不耐烦地打着哈欠,让人心中无限悲凉。

除了朝会,皇帝每年有一系列仪式要出席。按照传统,每年正月元辰,皇帝都应该到郊外进行象征性的亲耕,即皇帝自己动手耕作一块农田,以祈求当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司马衷连这种象征性的仪式也没有能力出席,《晋书.礼志》上告诉后人:“自惠帝以后,其事便废。”
事实已证明,司马衷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皇帝的职能,哪怕是主持最简单的仪式。司马衷对晋王朝的伤害并非仅仅是大权旁落那么简单,他在精神层面摧毁了群臣,也摧毁了黎民百姓对皇帝的敬畏与崇拜。
皇帝是天子,代表着上天的意志,这是历朝历代花了大力气才树立出来的信仰,如果臣民发现上天派来的代表竟然是如此无能的废物,则不免要去思考:老天爷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已经放弃了我们?或者,司马家的天下气数已尽?
这种信仰危机后果是很严重的,晋惠帝一朝逆臣多如牛毛,这是原因之一。

三、两位受惊的祖父
晋武帝一死,除了痴皇帝司马衷,杨骏与女儿杨太后是最大受益者。
杨骏,弘农华阴人。弘农杨氏在东汉“四世三公”,显赫一时,却在曹魏时期屡屡站错队, 杨彪忠于汉朝,不被曹操信任,杨修则在曹丕、曹植争嗣的时候站在曹植一边,被曹操借故诛杀。此后百年,弘农杨氏在政坛沉寂无声,家族成员只担任一些可有可无的小官。
杨骏是杨修的远房侄子,以前声誉不怎么好,朝中那些自以为高尚的家伙都有点轻视他。当年他要结交琅琊王氏,想把女儿嫁给王家的美男子王衍,王衍竟以此为耻;杨骏退而求其次,想与大司农郑默结亲,又被一口拒绝;后来好容易把女儿塞给了河东裴氏,亲家裴揩却从不正眼看他。
杨骏十分愤懑。论门第,当年杨家祖先杨震担任汉安帝的太尉时,曹魏君主的祖先还只是君子所不耻的宦官,司马家的祖先也不过是区区二千石,至于琅琊王氏与河东裴氏,都还只是一介草民;论权势,杨家接连出了两位皇后,比太原王氏还多。那些后起小辈凭什么瞧不起人?
长久以来杨骏始终耿耿于怀,如今可好,天下大权尽在他父女手中。

武帝遗诏中允许杨骏“止宿殿中” “持兵仗出入”,还给他配了“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做护卫,杨骏一点都没客气,自从司马衷登基,他就搬进太极殿,还调来一百名虎贲日夜伴随左右。
太极殿里设有武帝灵位,文武百官每天都要随惠帝到武帝灵前哭泣,一进灵堂,虎贲环侍,刀光闪闪。
好端端一个国丧被弄得如此杀气腾腾,原因在于杨骏内心充满不安。
武帝晚年体弱多病,看似怠于政事,实际上朝政在他的谋划之下亦步亦趋。外戚与宗室相互掣肘,共同辅佐新君,这才是武帝心中的合理格局,因此,他一方面让杨氏权倾朝野,一方面又委任宗室成员都督地方军事。武帝深知杨氏与宗室之间矛盾重重,却从未曾做出努力,让双方和解。
相关部署从咸宁末年就开始实施。咸宁三年驱逐宗室成员归藩、太康三年逼死齐王司马攸、太康八年对各镇都督的重新任命,还有贯穿太康十年的“三杨”兄弟对朝政越来越全面的控制,都是武帝的刻意安排。杨骏排挤卫瓘,虽说有欺君的嫌疑,但其实也得到了武帝的默许。
到武帝驾崩时,新朝堂的格局已经一目了然,朝臣们已经习惯了杨骏在朝堂上装腔作势,也已经预料到汝南王即将“都督中外诸军事”,与杨骏一同辅政。谁曾想杨骏利令智昏,竟然在武帝弥留时刻使诈,成为唯一的顾命大臣。
一招不慎,全盘皆死。宗室被清扫出局,自然愤懑无比,而杨骏本人也陷入了骑虎难下的窘境。在他周围,是一群居心叵测的同僚,正袖手冷笑;在禁宫之外,有一个辈份、地位都很高的汝南王,他的子侄辈都掌握着实权;如果杨骏的思绪足够远,他应当还会想到在千里之外,还有几十万大军在默默操练,这些军队的统帅都是姓司马的,这些司马家儿或许正在勒马长叹,遥望洛阳呢。
这么一想,杨骏简直夜不能寐。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晋武帝已经去世七天了。“天子七日而殡”,晋武帝的梓宫将从后宫含章殿运到宫城前殿太极殿,在太极殿里停殡到五月,然后运到峻阳陵下葬,与虫豸穿山甲盗墓贼为伴。
杨太后、惠帝以及文武百官都到含章殿奉迎武帝梓宫,人群中唯独不见杨骏的踪影,他躲在太极殿里死活不出来,不仅不出来,还严令虎贲环卫太极殿。
杨骏如此紧张失态,原因是有流言说汝南王正在纠合禁军,准备攻打禁宫,清君侧。

汝南王是宣帝司马懿的第四个儿子。
司马懿有九个儿子,除了长子景帝司马师、次子文帝司马昭,最有才干的莫过于老五瑯琊王司马伷,他是后来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祖父,其次是老七扶风王司马骏。可惜这四个能干儿子都短命。
活到惠帝朝的有老三平原王司马干、老四汝南王司马亮、老六梁王司马肜和老九赵王司马伦。但这四个叔祖都不是好货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先说平原王司马干。史称平原王司马干“有笃疾,性理不恒”,那意思是说这老头是个精神病患者,有时正常、有时发病。正常的时候还好,就是有点木讷,史书上夸他“颇清虚静退,简于情欲”“与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逊,初无阙失”;但是这老头发起病来就整个人都错乱了,有人拜访他,会被晒在门外一整天;下雨天他把牛车拉到雨里,把车盖打开晒;他的爱妾死了,尸体盛在棺木里,司马干几天打开看一下,然后奸尸,一直到尸体腐烂不堪了才埋葬。
因为有精神病,所以这个王爷始终没有参与朝政,得以在西晋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独善其身。司马干一直活到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以八十岁高龄寿终正寝。司马干咽气的时候,他的九个兄弟已经死光,他的侄子辈甚至孙子辈也已死掉十之七八,他死后三个月,洛阳就陷落了,晋怀帝成为匈奴人的俘虏,包括他的儿子司马永在内的数十名晋朝王爷被活埋。司马家族中命最好的一个王爷竟然是个精神病,让人感到老天爷确实不怀好意。
再说梁王司马肜与赵王司马伦,这两位可谓是为老不尊的典型。
梁王司马肜“无他才能”,爱好声色犬马,以前还因此获罪受罚,被削了一个县的封地,惠帝后来派他去镇关中,更是激起判乱,惹了老大祸事。
至于赵王司马伦,其为人“素庸下,无智策”,打小不争气,被父兄看不起。这人名列“八王”,而且是“八王”之中最可恶一个,这是后话,容后详禀。
由此可知,到了太康末年,宗室里面已无他人可托付后事,挫子里面拔将军,汝南王已经是晋武帝的最佳选择。
那么,汝南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首先他是一个命长的人,武帝驾崩的时候,汝南王起码已经六十五岁了,在司马家族中算是高寿;其次他不是一个嫌命长的人,当年弟弟扶风王司马骏为留住齐王司马攸,冒颜犯谏的时候,他只是冷眼旁观。
史书上说汝南王“少清警有才用”,怎么个有才用法呢?史书上紧接着就记载了他带兵出征,接二连三的吃败仗。第一次是少年时随兄长司马昭讨伐诸葛诞,“失利,免官”;第二次是武帝泰始年间都督关中军事,羌族叛乱,攻杀秦州刺史胡烈,汝南王指挥失当,又被免官。
两次重大失利足以说明汝南王没有将干之才,可武帝还是不停的把他派出去镇守四方,不仅汝南王,上面提到的不成器的梁王与赵王,也一直被派往各地出任都督。这说明晋武帝只信任外戚与宗室,而司马宗室的人才又少得可怜。

当流言传到杨骏耳中,说汝南王要喋血京师的时候,真实的情况是汝南王正惶惶不可终日。
汝南王原本已做好入朝辅政的准备。武帝死前,杨骏再三派人来催促他去许昌,汝南王始终磨磨蹭蹭不肯上路,就是在等武帝召他入宫顾命。但是结果令人失望,武帝驾崩了,遗诏只设杨骏一人为顾命大臣。
汝南王虽然错过了遗诏,却还有机会。杨骏素无人望,朝廷上下对他并无好感,更重要的是,杨骏并不掌握洛阳军权,洛阳军权在北军中候王佑手里。王佑出身太原王氏,是王浑的侄子,太康十年,武帝特意任命他为北军中候,用意也是掣肘杨骏。如果汝南王与杨骏起了正面冲突,王佑肯定不会倒向杨骏那一边。汝南王的长子司马矩时任屯骑校尉,麾下有好几千人,汝南王即使争取不到王佑的支持,也是有兵可用的。
因此,当汝南王生怕受到杨骏暗害,惶恐不安地向廷尉何勖问计之时,何勖感到十分奇怪,他说:“现在满朝上下都归心于大王您,您不讨伐人家已经不错了,还用担心人家讨伐您啊?”
何勖说得一点都没错,当时杨骏正躲在重兵环卫的太极殿里瑟瑟发抖呢。然而汝南王终究还是胆怯,他不仅没有胆量公开质疑武帝遗诏的真实性,甚至连进宫哭丧都不敢。可是作为臣子,他又不得不哭丧,于是汝南王只好怯生生地躲在宫城大司马门外,揪着花白胡子,痛哭流涕。
哭完了汝南王还不敢住在家里,直接出城住到军营里,把自己保护了起来。

汝南王搬进军营是出于胆怯,可杨骏并不知道。杨骏将流言与汝南王的举动一结合,得出的结论就是,汝南王要动手杀进宫来了。
杨骏慌了手脚,当即召来二弟杨珧、三弟杨济、外甥李斌、张劭等人商议对策。杨珧、杨济都比他的哥哥能干,特别是杨济,武艺高强,曾出任过地方都督,还任统领过洛阳禁军。
出乎杨骏意外,杨济杨珧竟然都表示应当与汝南王握手言和,外甥李斌也在旁附合,主张给汝南王分权。杨骏气得鼻子都歪了,幸好另一个外甥张劭有血性,说先下手为强,不如主动进攻汝南王。
杨骏连连点头,这正是他所想的。可是,兵从哪里来?
张劭说有兵,他当时正与司空石鉴替武帝修筑峻阳皇陵,修皇陵的都是兵户,集合起来就是一支军队。(注:兵户指入了“兵籍”的人。两晋实行世兵制,一日为兵、终身为兵、世代为兵,他们的户籍被专门编入兵籍)
杨骏大喜,立刻拟了一份诏书,命令司空石鉴与张劭领陵兵讨伐汝南王。这份诏书用青纸眷写一遍,先送给太后过目,又送到司马衷那儿盖上皇帝玺印,就正式生效,武帝尸骨未寒,内战一触即发。

但内战最终没有打起来,因为司空石鉴不愿意。
石鉴此时已经年近八十。他出身寒微,早在曹魏时代就声名显赫,曾经名列九卿,也曾经镇守一方。但是到了晋朝他仕途跌宕,两次被免官,直到武帝朝后期才重新获得重用。有这么丰富的政治经验与复杂的人生经历,石鉴早修炼成精,武帝又没有让他做顾命大臣,他可不想夹在外戚与宗室的争斗里被当枪使。石鉴当时已被封为子爵,并且位极人臣,此生足矣!八十老翁何所求?
所以,当张劭立功心切,约束部下早早就位,然后使劲催促石鉴出兵的时候,石鉴总是高深莫测地说时机未到,同朝为官四十余年,石鉴深知汝南王为人怯懦,因此断定无需发兵驱逐,汝南王就会把自己吓走。
石鉴是对的。当城内张劭催着出兵的时候,城外兵营里的汝南王正在奋笔疾书,他已经决定去许昌,正上书向皇帝道别,满纸都在哀求谢罪。
奏章发出去之后,汝南王思前想后,最后还是被恐惧打败,他不等皇帝回复,就打点行装,逃向许昌。
汝南王弃营而逃的消息传到城内,张劭连忙回宫向杨骏报喜。差不多同时,禁宫里的杨骏也接到了汝南王的上书,起先他以为这是一纸讨罪檄文,抓在手里颤抖了半天,读完之后长舒一口气,气定神闲了。
杨骏昂首阔步走出太极殿,重新豪情万丈起来。

四、折杨柳
汝南王逃之夭夭,洛阳其他宗室成员大多担任散骑常侍之类的闲职,没兵没权。而各地都督群龙无首,都不敢轻举妄动。对于宗室而言,中枢陷落了。
杨骏趁胜追击。在杨济的提醒下,他随即解除王佑的北军中候职务,并将王佑赶出洛阳,贬到河东郡去担任太守。杨骏任命外甥张劭为中护军,控制洛阳禁军。
苦于人望不足,杨骏打算以贿赂收买人心。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五月丙子,武帝下葬五天后,惠帝下诏:“增天下位一等,预丧事者二等,复租调一年,二千石已上皆封关中侯。”
晋王朝一夜之间冒出了数百个侯爵。
杨骏这一招是在学习魏明帝曹叡。曹叡是在父亲曹丕临死时才被确立为太子,之前威望不高,许多朝臣连他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所以曹叡登基之后,给全部臣子赐爵,笼拢人心。
魏明帝曹叡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杨骏跟着东施效颦,那就莫名其妙了。原因很简单,魏明帝是皇帝,皇帝拍臣子马屁,体现的是皇恩浩大,臣子必须心生感激;而杨骏只是执政大臣,不是权力的所有者,只是代理人,如此泛滥地赐爵是慷他人之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在异己者眼里,这些爵位是皇帝恩赐的,与你杨骏无关,而在那些投靠了杨骏的人眼里,又觉得自己不受重视,我把我心托明月,不曾想在你杨骏眼里我不过泯然众人啊。
而且杨骏的时机也把握得不好。左军将军傅祗就对他说:“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论功者也。”——武帝刚死不久,你就跟庆功似的大发赏钱,你什么意思啊?
散骑常侍石崇、何攀两人也劝他:“当年武帝受禅和平定江南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赐爵,晋朝的天下要流传万世,照你这样乱搞下去,几代以后普天下人都是王侯,就没有平民百姓啦。”
但是杨骏不听劝。
不仅不听劝,杨骏还把许多武帝朝的老臣,也就是当年轻视过、嘲笑过他的那帮老家伙赶出了朝堂。永熙元年八月壬午,惠帝册立十三岁的广陵王司马遹为太子,杨骏说太子的教育关系到江山社稷,所以一定要慎重选择贤能来做太子的师友。以此为借口,杨骏开出一份名单,将他所嫌忌老臣统统赶到东宫去陪太子读书。
这张名单华丽无比,其中有武帝时期的尚书何劭、吏部尚书王戎、右军将军裴楷、中书令张华、中书令和峤。这六人之中,何劭、王戎、张华后来都做到了晋朝的三公,当时太子东宫阵容比惠帝朝堂还要强大。

老臣们去了东宫,朝堂上就由杨骏一人说了算,然后他连连出丑。
惠帝登基当日,杨骏就出了糗。司马衷登基当日,改武帝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这个,违反礼法。按照《春秋》之法,国君即位都是逾年而后才改元的,为什么呢?东晋学者习凿齿做过解释:“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所以未逾年就改元的行为)今可谓辄不知礼也。”那意思是说,年号是皇帝御宇天下的一个标志,臣子们对先帝存着敬爱与思慕之情,不会忍心一年之内就忘怀先帝,舍弃先帝的年号。晋惠帝迫不及待地改掉了父亲的年号,是不懂礼法的不孝行为。
这种错误出在杨骏身上实在不应该,因为弘农杨氏号称经学世家,当初杨骏的祖先杨震就是以经学起家的,时人称之为“关西孔子”。如今杨骏竟然连“逾年改元”都不懂,实在是辱没祖宗。
等着看杨骏笑话的大有人在,惠帝一改元,朝野上下就哈哈笑开了,风声传到杨骏耳朵里,又气又无奈。杨骏想补救自己的名声,于是到了第二年(公元291年)年初,惠帝再次改元永平。
惠帝是这么解释改元这件事的:“乃者哀迷之际......犹欲长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号。然日月逾迈,已涉新年,开元易纪,礼之旧章。其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
那意思是说,去年之所以有改元的举动,是因为朕太哀恸太伤心,太想遵奉先帝的遗志了,先帝的年号叫“光熙”,朕就改叫“永熙”,所以永熙这个年号仍然属于先帝,朕改元不能算是违礼。现在新年到了,朕要改永熙二年为永平元年,这才是朕的“开元易纪”,你们可不要误会。
这篇诏书文过饰非,掩饰不了杨骏的不学无术,徒增笑尔。

如果当时杨珧、杨济依然当权,或许还可以给杨骏查漏补缺。可惜杨骏心胸狭窄,连自家兄弟也不相容。
“三杨”的名号在太康年间就已经朝野皆知,杨家兄弟同心其利断金,终于扳倒齐王司马攸,确保外孙司马衷顺利嗣位。杨珧与杨济成名都很早,当时兄长杨骏的名声反在两个弟弟之下。
二弟杨珧在武帝朝做过尚书令,晋朝在创始期间许多制度都出于杨珧的建议,杨珧素有名望,只是后来因为陷害齐王司马攸,才使名誉受损;
三弟杨济做过镇南、征北将军,以武艺高强闻名于世。武帝曾经自夸朝中彦秀云集,有“恂恂济济”。“恂恂”是两文臣,说的是王恂、孔恂,“济济”是两武将,说的就是王济、杨济。
王济是王浑的儿子。在齐王司马攸事件中,“二济”分别处于不同的阵营,二人都勇冠三军,于是难免要争个高下。曾经一次,两人跟随武帝到北邙山下打猎,驾马执弓,在武帝乘辇前开道。前方草木茂盛,突然有一只猛兽出其不意地杀出,直奔乘辇,武帝慌忙命令王济射杀。王济擅长骑射那是天下皆知的,只见他张弓搭箭,猛兽应弦而倒,杨济当然不甘示弱,不多时又有一头猛兽冲出,也被杨济一箭射倒。这一箭难度颇高,护卫武帝出行的禁军齐声喝彩,最后武帝判定二人平局。
两个弟弟都是人才,但两个弟弟都伤过杨骏的心。
先说二弟杨珧。杨珧当年就极力反对侄女杨芷做皇后,杨骏认为他可能是出于妒忌,没理睬他。后来杨芷入了宫,杨珧还向武帝写了一个密折,说什么“历观古今,一族二后,未尝以全,而受覆宗之祸”,所以他要求将这道密折封存在宗庙,万一将来被他不幸言中,他能够得到赦免。武帝把这道密折当笑话讲给杨皇后听,杨皇后又告诉了杨骏,杨骏听得心寒无比,从此将杨珧当外人看待。
惠帝即位后,杨珧始终坚持将权力还给宗室,在朝堂上处处与杨骏唱反调,杨骏一气之下将他废黜,杨珧此后一直白衣居家,养花养草。
至于三弟杨济,也十分讨厌,整天和傅咸那些扯淡文人混在一起,结果被洗了脑,一次又一次劝杨骏留住汝南王。不过杨济并非一无是处,比如说他建议杨骏收回洛阳军权,再比如说他劝杨骏早日册立太子,这两条建议都被杨骏采纳了。
太子册立之后,杨骏觉得杨济每天在眼前晃来晃去实在讨厌,因此任命杨济为太子太保,与那些老臣一同赶到东宫,眼不见为净。

摊上这么一个愚蠢颟顸的兄长,杨珧、杨济无疑都很灰心。
杨珧无官一身轻,从此闭门不出。杨济眼看兄长出乖弄丑,郁闷无比,他问侍中石崇:“人心云何?”
石崇回答:“贤兄执政,疏外宗室,宜与四海共之。”
杨济叹了口气,说:“(汝)见(家)兄,可(言)及此。”
石崇于是求见杨骏,杨骏根本不听。石崇接着上奏章进谏,结果这些奏章引来了一纸委任状,石崇被赶出洛阳,到南方荆州做刺史去了。
杨济于是向时任尚书左丞的傅咸述苦,无比沮丧地表示,他已经看到了杨家悲惨的结局,“若家兄征大司马(指汝南王)入,退身避之,门户可得免耳。不尔,行当赤族。”
傅咸心中也是这么想的,陪着他一起叹息。傅咸与父亲傅玄都是西晋名臣,史载傅咸 “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他曾劝过杨骏,说周公辅佐成王,周公是圣人,尚且不免被人诽谤,可见周公是不好当的。何况如今皇帝早已成年,不是成王幼年时那种情况,如今先帝已经下葬,皇帝也已经除下丧服,你也应该考虑一下,还政给皇帝吧。
这种话当然是杨骏不爱听的,傅咸不死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劝,杨骏恼了,计划着想把傅咸赶出洛阳,到关内去做太守。幸亏有杨济和外甥李斌帮着说情,说:“傅咸德望很高,为人正直,把他贬斥走影响不好。”杨骏这才住手。

已经有很多人预料到杨骏的结局不会太妙,因此大家都刻意与杨家保持着距离。
当时有个匈奴人叫王彰,杨骏召他做司马,王彰推辞不受。别人感到奇怪,王彰说没什么好惊讶的,杨骏“呢近小人,疏远君子,专权自恣,败无日矣!”他可不愿意跟着一块倒霉。有一个隐士叫孙登,杨骏要强行召他做门客,他就通过装死来逃避。
还有一些人,因为是杨骏的亲戚,想疏远也无法疏远,那怎么办?有一个叫蒯钦的,当时官任弘训少府,弘训宫是太后居住的宫殿,弘训少府就是替太后管钱的官员。蒯钦是杨骏姑妈的儿子,两人从小玩到大的。蒯钦想自救,于是使劲地给杨骏挑毛病,言词犀利尖刻,让别人听得都很寒心。蒯钦叹口气说,我也是被逼无奈啊,杨文长虽然笨了一点,但是他不会因为我骂他而杀我,只会疏远我,我被他疏远才能保住这条小命,要不然,我们宗族都要受他连累不能保全啊。
这些预测很接近事实,杨骏在朝堂上颐指气使,他不知道,贾皇后偷偷派往荆州联络楚王司马玮的使者已经上路了。
在洛阳街头,又开始传唱一首新的童谣,童谣内容是讲述一队远征的将士,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斩获敌酋的首级。童谣的内容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但是它的名字很让人联想,这首童谣叫《折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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