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被鲁迅骂寡妇办学堂 中国第一个女大学校长杨荫榆

CQJ-丝丝记忆

<DIV >杨荫榆之出名，源自于中学课本上鲁迅的作品《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先生在文中给了我们一个鲜明的杨荫榆形象：专制独裁，行为可憎，面目狰狞，十足一个反动军阀的帮凶、封建余孽的化身。但杨荫榆的生平事迹少人过问，更鲜有人知她为保护遭受日军强暴的妇女同胞，在苏州死于敌寇乱枪。        杨荫榆小名申官，1884年出身江苏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是家里的第六个孩子。其父杨老圃为律师。比她大6岁的兄长杨荫杭（即当代著名作家杨绛的父亲），曾以南洋公学的官费留学生身份于1899年赴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00年清末革命团体之一的励志会在东京成立，杨荫杭参加并与其中数人以留学生的身份首次刊行杂志。他所翻译的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等，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是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启蒙者、法学家。        1922年，杨荫榆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专业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任教。1924年2月，她受教育部委任，接替许寿裳任女高师的校长。同年，女高师改名为“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杨荫榆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作为大学校长的杨荫榆，强调秩序、学风，强调学校犹如家庭，需要一个稳定的局面。她曾在一篇文章中宣称：“窃念好教育为国民之母，本校则是国民之母之母。”所以被学生讽为“国民之母之母之婆”。她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的爱国行为一律斥为“学风不正”，横加阻挠。在校务方面，作为女强人的她则免不了独断专行、处事不公的事情。这样就必然造成激起公愤的后果。        1924年秋季开学之际，由于南方发大水以及受江浙战争的影响，部分学生回校耽误了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没有按时报到。杨荫榆决定进行整顿校风。她在学生回来以后制定了一个校规，说凡是逾期返校的都要开除。她严厉处置了平时不听话的国文系3名学生，要求她们退学，而对于和自己关系较好的学生却放过不问。这一显失公平的做法引起了女校学生和教职工的严重不满，女师大驱杨风潮由此爆发。        在女师大风潮中，引人注目的是，以鲁迅为首，以女师大国文系教员为主的周作人、沈尹默、马裕藻等站在受处分学生一边，与杨荫榆和支持她的教育部进行了对抗。鲁迅甚至因此被开除了教育部的职位。         鲁迅写了大量的文章，批判杨荫榆、章士钊等人。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多次提及杨荫榆，对她的所作所为给予冷嘲热讽，就如后来人们所知道的，杨荫榆之所以能够出名，不是因为她早年大胆的抗婚之举，也不是因为她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而是因为女师大风潮——更准确地说，是因为鲁迅对她在女师大的所作所为进行的讥讽嘲骂。        在一篇名叫《寡妇主义》文章中，鲁迅写道：“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正当的青年是不能生活的。青年应当天真烂漫，非如她们的阴沉，她们却以为中邪了；青年应当有朝气，敢作为，非如她们那们萎缩，她们却以为是不安本分了，都有罪。只有极和她们相宜，——说得冠冕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定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能敷衍到毕业；……”在《忽然想到》中鲁迅写道：“我还记得中国的女子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非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佣了‘捋袖擦拳’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胁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同学们么？”（见《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杨荫榆这样一位曾经两次出国留学、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女性成为时代落伍者甚至站在时代对立面的呢？对此，杨绛先生在《回忆我的姑母》一文中对此解答道：“她留美回国，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大约也自信能有所作为。可是她多年在国外埋头苦读，没看见国内的革命潮流；她不能理解当前的时势，她也没看清自己所处的地位。”杨绛先生的这一论述是十分中肯的。       女师大风潮之后，迫于舆论，她不得不辞去自己奋斗半生得到的位置。        1925年冬，杨荫榆回到苏州的兄长家。此后10多年，杨荫榆先后在苏州女师、东吴大学等校任教。30年代中期，她还创办了一所女子补习学校——“二乐女子学术研究社”。        这一时期的杨荫榆，孤独寂寞，没有朋友，只是与猫狗做伴，她还帮助过学校里一个叫“怪物”学生。这个学生喜欢别出心裁，引人注目，学校要开除此人。她说这样会影响这个青年的前程，最后，竟然为此事而辞职了。这与她在女师大整顿学风开除学生时的情景，大大的不同了。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苏州陷落。侵华日军要杨荫榆出任伪职，遭到她的严词拒绝。杨荫榆面对日军在苏州烧杀抢掠的暴行，曾几次到日军司令部提出抗议。杨绛对此回忆道：“三姑母住在盘门，四邻是小户人家，都深受敌军的蹂躏。据那里的传闻，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军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还他们从三姑母四邻抢到的财物。街坊上的妇女怕日本兵挨户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里去。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两个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么话哄她出门，走到一座桥顶上，一个兵就向她开一枪，另一个就把她抛入河里。他们发现三姑母还在游泳，就连发几枪，见河水泛红，才扬长而去。邻近为她造房子的一个木工把水里捞出来的遗体入殓。棺木太薄，不管用，家属领尸的时候，已不能更换棺材，也没有现成的特大棺材可以套在外面，只好赶紧在棺外加钉一层厚厚的木板。”“……我看见母亲的棺材后面跟着三姑母的奇模怪样的棺材，那些木板是仓促间合上的，来不及刨光，也不能上漆。那具棺材，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见杨绛《回忆我的姑母》）</DIV>

旧王孙

学生运动是个烫手山芋，谁沾谁倒霉。你不动，前程完蛋。你动了，你就是枪靶，万恶之源，当时被民众骂死，事后还是会被政府当成替罪羊，拉出去祭旗，“以平民愤”，以示与政府无关，前程还是完蛋，而且会被历史记上一笔，遗臭万年。所以毛泽东会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没一个有好下场”，这是真正的政治老油条的解人之语，参得透。  其实看看历届学生运动，对历史进程有真正进步影响的少之又少（包括五四，值得商榷之处也很多，其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绝对否定，对儒家和孔子的全盘否定，遗毒至今），相反，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加以利用以达成自己私利的倒是比比皆是，如被毛泽东利用以打倒刘少奇，打倒政府，好让自己重新掌权的文革，当时激发起的青年人的残忍真是令人发指，学生活活打死自己的老师的到处都是。  但就是因为学生的单纯，出发点的美好，那些会对社会造成动荡不安，甚至是被政客利用的学生运动，都成了社会的同情面。不管好坏，社会只会同情学生运动，历史评论也只会站在学生这一边。永远都是“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没一个有好下场”。  政治学上的一个奇妙的局面，学生运动，一个不确定性非稳定性的运动，从历史上看，对社会所造成的颠覆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的政治活动，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永远都会赢得社会公众的一致同情。只要有了学生运动，对的永远是学生，错的永远是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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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丝与王孙并出，则必有妙文。^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