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9-8-20 14:25 编辑
2017年9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除了继续以严厉的口吻抨击朝鲜、伊朗之外,就是提出了不同以往的国际政治原则:“国家的伟大苏醒(a great reawakeningof nation)”。
这一原则,可以被视为特朗普政策的一贯道义基础“美国第一(America First)”的引申。即,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应是各国政府行事的第一原则。这个思路,与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等普世化的新自由主义或者新保守主义有着相当大的不同。
那么,特朗普推崇国家利益优先,摒弃传统的“普世价值”(不论是新保守还是新自由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政治价值及公开背弃的后果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理解“普世价值”的政治本质是什么。
实际上,普世价值的政治本质,是美国统治下世界秩序的道义根基。因为,“任何一个秩序若想稳固,必须拥有两根支柱。
第一根是强横的实力,使得任何挑战者都必遭严惩,顺从者收获利益,但实力政治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因此,纯粹的实力秩序最大的弱点,就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第二根是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和政治原则,使得被统治者从内心认可秩序的合理性,并自觉依此行事,服从这一原则下的权威。道义的力量无处不在,且成本极端低廉,乃一切秩序长治久安的根本。”(摘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秩序》)
实际上,冷战之后美利坚秩序得以维系的根本,就在于美国的实力和原则(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前者独步天下、所向无敌;后者则被大多数国家接受,视为决定是非对错的标准——福山的《人类终结论》即是由然而出。因此,当美国的武力凭借普世原则维持基于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时,不但能够获得极大的支持(因为,世人认为美国是正义的),还能够最大程度上消减、分化对方的对抗意愿(因为,世人认为美国有其合理性)。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秩序的强大堪比梅特涅以“君权神授”意识形态构建的神圣同盟秩序——毕竟,若是没有武力,则无以构建秩序,若是缺乏道义,则无以维系秩序(摘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秩序》),而美国秩序两者皆具。
特朗普注重维护美国的实力,并无过错,这体现出一个真正爱国者的勇气和果断。但是,这位新总统并不是一位身处乱世、凭借实力的争霸者,而是致力于维系美国秩序的世界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在决策过程中赤裸裸地无视“共识道义”(如在制造出足够道德借口之前,匆忙退出《巴黎协定》),无疑将对维系美国秩序至关重要的道义支柱,造成难以想象的伤害。
一旦道义原则完全崩溃,美利坚的世界秩序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如果脱去道义的外衣,仅凭实力行事,那么,美国的外交行为,将被视为自私的国家谋划而非正义的象征,在国际上绝难获得足够的支持和理解,其行动成本也将急剧攀升(默克尔表示,不同意特朗普的朝鲜政策),世界秩序亦越难维持。 9月20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不认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朝鲜问题的表述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之《巴黎条约》,在该条约中,奥地利的新皇弗兰茨背弃君权神授的原则与英法土合作对抗俄国,在旁观者俾斯麦眼里,这种转向预示着梅特涅以绝大智慧缔造的维也纳欧洲秩序走向崩溃
在1856年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维也纳秩序的维护者奥地利帝国公开背弃这一秩序的道义根基——基督教君权神授的政治原则,联合英法土等国,逼迫另一个神圣的基督教君主沙皇尼古拉向伊斯兰苏丹、革命皇帝波拿巴和市民国王英王低头,这象征着梅特涅维也纳秩序的道义支柱——共同的君权神授原则的坍塌。当时的俾斯麦,尽管身份尚且无足轻重(驻法兰克福邦联会议之普鲁士代表),但却从这一关键性事件中,洞晓到维也纳秩序崩溃的开始。在给友人格尔拉赫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原则将被抛弃”,“只需数年,算计实利之日(乱世)必将来临。”从此,大国战争成为家常便饭。法奥战争(1859年)、奥普战争(1866)、普法战争(1870)接撞而至,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秩序彻底崩塌。
世界秩序的裂缝:美国已不堪重负 事实上,无论特朗普的国内反对者如何抨击他对普世价值的背弃。都需要意识到,特朗普的选择,实际上有着相当大的无奈成分。因为,美国赖以统治世界的普世道义梁柱,已经开始损坏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首先,这些道义原则客观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实力。 过高的环保原则诸如气候变暖,极大提升了美国相当多企业的环境代价,使得这些企业在与其他国家竞争之时缺乏优势;曾经被大力推广的贸易自由原则,随着美国制造业的商品竞争力持续下滑,反过来损害了该国的制造业能力。1992年美国逆差为1057亿美元,到了2002年,这个数字扩大到5071亿美元,到了2015年则超过8030亿美元。这种近乎无止境扩大的贸易逆差,背后的代价是大规模的失业和财富流失。这种经济代价对于美国来说,无疑是难以承受的。
美国的贸易逆差逐年递增——表明曾经的全球贸易提倡者美国,逐渐难以适应全球规则下的商业竞争。
其次,过于推崇普世价值的道义原则和政治权威,使得美国在国际问题上顾虑甚多,使得意识形态狂热者过度追求普世道义,反过来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以2003年伊拉克战争为例,小布什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政治动机之一,就在于推动中东的民主化,这使得美国深陷于地区冲突的漩涡之中,国库虚耗而难以脱身;以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为例,希拉里和奥巴马为了追求民主的道义,不顾利害,推翻多年的伙伴穆巴拉克和归附的合作者卡扎菲,不但重创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也使得中东动荡不安,而难民危机更让得西方社会濒临分裂。
同样应该看到的是,美国出于维持阿富汗民主政府目标而消耗巨大的阿富汗军事存在,实际上很难说是为了美国的安全利益。因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显然更为恐惧该地区的激进势力蔓延。而这场战争,不但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情绪,同时也引起了中俄两国疑虑。事实上,如果抛弃普世价值的束缚,单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北部的伊斯兰激进主义脓疮,美国即使不能鼓动其肆意扩散,也绝不应该为了空洞的普世价值,而耗费自身的国力为他人去做得不到感激的嫁衣。 俾斯麦曾得意地对自己的儿子赫伯特表示,“我正是要在世界范围制造足够多的溃疡,从而使那些疯狂的掠食者们互相残杀,以期我德意志取作壁上观之利。”
最重要的是,为了确保国际秩序的维护,美国强调普世价值、忽略国家原则(人权高于主权)正对美国的根本利益——国家认同形成严重挑战。
多年来,美国不断鼓吹人类共同体和普世价值,并以“人权高于主权”的道义原则迈过国境壁垒,藉此顺理成章地裁决国际事务。然而,任何事物的效果都是双向的,普世价值同样如此:为了维系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反复宣传之“人类伟大、国家狭隘”的理念逐渐成为美国社会深信不疑的真理,并形成了该国政治事务中几乎牢不可破的原则,这反过来威胁到了包括美国在内西方国家赖以存在的认同基础,并加剧了今天的西方人口结构崩溃和国家认同危机(既然人类是一个真实的共同体,那么何须边境和国籍限制彼此?)。 “Texas used to be part of Mexico. My family never crossed a border. The border crossed us."Eva Longoria在美国民主党党代会上的讲话,认为美国的国境线分割了人类
就像有心者观察到的那样:在今天的西方政治团体中,最热衷于干预他国事务的政党,往往也最无视国界、最热衷于无限接纳移民,这看起来莫名其妙,但内在逻辑却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他们秉持的就是人类共同体的价值观。 所以,特朗普对普世价值的背弃,乃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统治世界的过程中,不堪重负的结果所致。他的反对者最多只能批判新总统背弃的过程过于粗暴,使得共有价值观在转换过程中缺乏重建的希望,却不能过于苛责这一的选择。
马基雅维利眼里的普世价值与完美道义 事实上,无论是自由民主思想,还是政治伊斯兰主义,亦或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些大众眼里弥足珍贵的普世价值观,对于真正的马基雅维利政治家来说,从来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在他们看来,如果这些普世思想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的鸿沟,起到麻痹被统治者的作用,那么这些思想就会成为建构长久秩序之政治目标的思想工具,而且,只会是工具。
大英帝国在英国本土实行议会民主主义,在印度强化印度教种姓思想,在中东践行沙利亚法伊斯兰主义;满洲帝王在中原独尊儒术,在西藏和蒙古倡导佛教思想,在南疆则延续了伊斯兰教对当地民众的思想桎梏。两个以弱制强的伟大帝国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统治世界,就在于他们完美利用了马基雅维利式的道义。
对于试图跨越族群的间隔,支配世界之马基雅维利式政治家来说,普世道义无疑是最伟大的政治力量,但它的伟大从来不是因为它的正义,而是因为它能够最大程度地将秩序合理化,并消减异族群之被统治者的反抗意识。
所以,马基雅维利政治家只会因地制宜,选择切合现实秩序需要的普世道义,就像大英帝国和满清帝国曾经做过的那样。毕竟,只有能够麻痹反抗者的普世道义,才能称得上完美的道义——美国秩序失落的根源,就在于这个实力超强的伟大帝国将普世价值当做了终极目标,却忘记了这仅仅只是手段。 伟大的大英帝国印度征服者克莱武(Robert Clive),他不但击败了印度的王公,而且通过强化伊斯兰教法和印度教种姓思想麻痹印度民众,从而在孟加拉地区建立了长久、牢固且残酷的秩序——不巧的是,希特勒和丘吉尔这对死敌,尽管都极为钦佩这位狡诈的伟人,却都未能把握他的神髓,即“道义皆正义,观念无优劣”
普世价值崩溃:实力政治的序幕
无论世人如何贬斥西方的普世价值,都不应该忽略这一价值观崩溃之后的政治后果。 当普世价值的国际共识被丢弃于地,当“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成为国际政治中新的首要原则,那么,这也意味着实力政治的到来。
在国际关系中,普世价值的本质是国际共识。这一共识的存在,使得各个国家在处置实际问题上能够具有共同的“是非”标准。在这种共同的标准下,国际仲裁和调停才有权威和说服力。从冷战结束到现在,实力相若的各个国家间之所以不再因资源问题和争议领土而爆发类似于硝石战争(玻利维亚与秘鲁对抗智利,1879–1883)、大厦谷战争(玻利维亚和巴拉圭,1932—1935)、欧加登战争(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1977—1978)这样的惨烈冲突,就在于普世价值下国际共识的深入人心。在共同的“是非”原则裁决下,相当多的国际冲突和贸易纠纷得以顺利化解。
然而,当普世价值不复存在,国际共识也将濒临瓦解。那么,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国家道义下,国与国的谈判将因为缺乏共同的评判标准而变成鸡同鸭讲。在这种情况下,实力政治将成为未来国际政治的主流,此即对抗与动荡的起源。
信奉国际共识、开放弃核的卡扎菲国破家亡,信奉实力政治、紧抓核武的金氏家族子孙昌荣,不同的命运对比如此惨烈,长此下去,往后谁还尊崇信奉道义?恐怕未来每逢冲突,各国皆以强兵利武为第一要务,以备不祥之需,余深恐一次大战各国扩军之前祸复萌。梁武帝“我家如金瓯”子孙裂土之自诩,实则紧步司马氏之殷鉴而已
实力政治的本质,就是“是非对错”以实力即军事力量说话。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各国为了在纠纷中处于优势地位,将不断扩张自己的军事威慑力以求压倒对方,这实际上预示着冷战甚至热战的频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即是如此,梅特涅之国际共识瓦解之后,各国无不以武力强弱为问题解决的唯一原则,这导致了无休止的军备竞赛和大战的爆发;而冷战期间东西方双大集团严重缺乏共识,也使得美苏间陷入了近乎恐怖的军备扩张。
所以,特朗普的联大讲话实乃不详之音,余忧未来之寰球,恐将动荡之世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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