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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千年前，中国人就过圣诞节，唐朝时期，基督教的分支在长安生根发芽，信徒们尊奉耶稣，用叙利亚语念祷告，这些人就是景教徒。
就像今天的高素质国际人才一窝蜂往美国移民，贞观至天宝年间的国际人才一窝蜂往大唐移民。入华的景教徒拥有先进技术，职业为医生、商人、工匠。西方世界带来了信仰，也带来了科学。他们向唐朝人介绍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诞生于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文明，历经千山万水终于相会，万国衣冠拜冕琉，人类群星闪耀时。 另一边，技术文明由东向西，从相反的方向推进。阿拉伯引入中国的造纸术，有力推进了学术界的百年翻译运动（Harakah al—Tarjamah）。古希腊的典籍保存在巴格达、开罗的图书馆，然后缓慢回流到欧洲。拉丁基督教文明，渡过漫长的中世纪后，迎来文艺复兴的黎明。
今年热播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也涉及到景教，小伙伴们表示跑酷王子伊斯又帅又萌。
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在电视剧里一再说我“是景僧不是波斯僧”，让张小敬摸不着头脑，唐朝人表示：我也分不清你们的区别啊。
说它是基督教吧，景教被罗马帝国打成异端，信徒们的生活随波斯人的风俗习惯，跟波斯国王同心同德；说它不是基督教吧，景教又拜耶稣，又庆祝圣诞节，还是《圣经》的第一个汉化字幕组， 那么景教到底是何方神圣？
以父之名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切起源一个细小问题：耶稣到底是不是人，他还有没有人性？耶稣如果是人，为什么能施展神迹？如果他不是凡人，那么应该金身不坏，刀枪不入，在钉上十字架后，应该不死。
有聪明人解释道，耶稣是与凡人一样有血有肉，同时与天父同质同体，他具有完美的神性与完美的人性，既全然为神又全然为人。“三位一体”（拉丁语：trinitas）理论受到古希腊哲学的启发，又结合了诺斯替的神秘主义，成为大公教会钦定的正统观念。今天现代人很难通晓高深抽象的理论，公元5世纪的人民大众同样不明白，古往今来只有极少数聪明人能搞清这个理，我们管这些聪明人叫作神学家。
 神学家对“三位一体”的阐释
叙利亚神学家聂斯脱里，创造了另一套理论：人性及神性共同存在于耶稣，但却是分开的，互不融合。在西方思想史上，该理论正式名字叫二性论（Dyophysite），传到中国后，即是景教。 为了方便理解，聂斯脱里打了一个文盲都能懂的比喻：耶稣的身体如同一个既能装油又能装水的容器，神性与人性不会融合，正如同油在容器里仍旧是油，而水也始终是水，耶稣既不像神一样是真神，也不像人一样是真人。另外还有教派主张，神性与人性的关系是酒和水，倒在容器内，液体相融不分彼此，称为一性论派（Miaphysite）。
两个新兴派别都要比正统观念受欢迎。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用大白话来讲，父亲跟儿子同一辈分，这不是乱了套么？二性论的教条简单易懂，再加上聂斯脱里本人口才极佳，他每次讲道都能引来大量听众，一时间声势浩大。 早期基督教世界，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五大牧首平起平坐，表面上团结和气，底下暗潮涌动。一性论的大本营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聂斯脱里来自叙利亚的安条克教会，他执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职位后，必然打破平衡。教义上的小分裂，逐渐演变为组织上的大分裂。 一性论派的领袖西里尔主教，决定以聂斯脱里为首要敌人，跟皇帝与官方教会妥协。西里尔善于耍弄手段，正是他宣称女数学家希帕提娅为魔鬼，怂恿鼓动暴民杀害她，用尽了羞辱与折磨。蕾切尔•薇姿的电影《城市广场》再现了古典文明陨落的一幕。
十多年后，一性论派的魔掌伸向了聂斯脱里。那怎么解决呢，发动宗教战争么？不，开会讨论，要文斗不要武斗。对付异教徒，可以硬刚；主内兄弟是自己人，好歹要维持表面塑料友谊。
公元431年西里尔向拜占庭皇帝提议，开会解决神学争端。背地里他耍花招，派信徒捷足先登，最快赶赴会场，趁其他人还没到，擅自开会，匆忙通过决议，把聂斯脱里定为异端并撤职。几天之后，安条克大主教约翰等二性论者抵达后，发现受骗，勃然大怒，以破坏会议的罪名把西里尔革职。接着，姗姗来迟的罗马教会代表到会,力挺西里尔，再把约翰撤了职。各方大吵大闹，庄严的宗教大会仿佛成了菜市场。东罗马皇帝为保太平，对参会者打五十大板。
外人肯定觉得，他们争辩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既高深莫测又无关紧要，然而意识形态无小事。凯恩斯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 宗教哲学的力量更大，不谈严肃的政治影响，拿一些轻松的事情举例，日本动漫的世界观设定就有二性论的痕迹。 看到容器这个比喻，大家是不是有些眼熟，联想到《火影忍者》人柱力？被尾兽附身的人，两种查克拉在体内共存，而不融合，不就像是油和水。如果他被尾兽侵蚀意识，则是水酒相融了。 基督教的圣灵概念属于神秘主义范畴，宇宙中的万物都是从一个至高神分化出来的，圣灵与万物相通。《圣斗士星矢》的小宇宙，《火影忍者》的查克拉设定，看着是不是有些相像？ 十多个世纪前，聂斯脱里的神学影响到现代日漫二次元，可见思想的力量之巨大。可惜他生前命运太凄凉了，先是贬谪到安条克的乡野，独处隐修，接着放逐到埃及，遭受软禁。期间，他的住所曾被强盗劫掠，而他也受了重伤，不知所踪。 民间有传言，说他获得义士搭救，回到了老家叙利亚。还有传言称，官方打算和解，邀请参加卡尔西顿会议（确定基督教理论最重要的大会之一），请柬都送来了，可惜晚了一天，他正巧去世。奇人就是奇人，生平就是这么传奇。东罗马皇帝曾动过饶恕聂斯托里的念头，最终还是下令焚毁其全部著作。
 早期的聂斯托利派手稿
东正教为了尊奉三位一体，创制了划十字等诸多仪式，早期教士按照前额-胸口-右肩-左肩的顺序划大十字，划的时候把三个手指头捏到一起，表示圣父、圣子、圣灵三者结合。
《长安十二时辰》，高鼻深目的洋人互相划十字致礼，室内装饰东罗马查士丁尼的马赛克壁画，中央设有烛台祭坛，彰显神秘而又华贵的拜占庭风范。然而很遗憾，电视剧的布置不合乎史实。二性论者不可能行东正教的划大十字礼，也不会供奉供东正教的皇帝，双方结下了世代仇怨。  电视剧里查士丁尼的马赛克壁画
景僧倒是可能会为李唐天子祈福，天宝初年，朝廷向景寺赠送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五位先帝的画像。聂斯托里派宁愿接受异族的统治，也不屈服于同门教友，他们一路向东，传奇的旅途就此开始。
向东、向东、再向东
聂斯脱里派首先移民到最近的波斯，萨珊王朝信奉拜火教，与东正教的拜占庭争雄数百年。早期战争中，波斯迫害基督徒，国王亚兹得格尔德二世陆续杀了十位主教，等大公教会分裂后，国王依据“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外交政策，收容聂斯托利派。嘿嘿，这下波斯赚翻了。
新移民来自罗马帝国，那可是知名的基建狂魔，具有玻璃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建筑业多个优势项目。叙利亚景教徒来到波斯首都塞琉西亚-泰西封，修造公共广场、道路、高架水渠，总之罗马有什么，萨珊一样能造。今天考古发现，公元6世纪末，国都皇家宫殿建筑存在风格变化，有了希腊式拱门和半露壁柱，明显不同于波斯传统。
原本亚洲人的军事短板为步兵，现在获得改造提升，波斯军方还一度组建叙利亚人的雇佣军部队。爆兵、开矿、点亮科技树，萨珊实力猛涨。公元6世纪末，氪金装备玩家库思老二世登场，开疆拓土，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甚至短期占领过耶路撒冷。
基督徒在波斯呆久了，人也波斯化了。大公教会原本规定神职人员必须独身，他们随拜火教的习惯娶妻生子；大公教会原本没有食肉禁忌，跟着拜火教徒吃素；大公教会原本反对万物有灵，跟着拜火教徒崇敬火和光明，因此到了中国后，取名为“景教”，有光照明亮之义。伊斯再三强调我“是景僧不是波斯僧”，从反面说明了两者非常相似，外人区分不出。  二性论派的的画像，穿着打扮完全东方化
景教以波斯为基地，远赴他乡，向外传播。他们在陆地穿过沙漠，水路穿过红海，向南进入阿拉伯半岛。由于聂斯脱里派去除了基督教的希腊、罗马成分，获得亚洲民族的认同。 他们跟随丝绸之路的商队，向东来到内陆亚洲。部分草原部落接受信仰，认定巴勒斯坦的木匠为世间真神。现代考古学者在撒马尔罕平原，挖掘到叙利亚文铭器与石刻十字架。
丝绸之路分为两支，走南路的翻过积雪高山，深入印度腹地，他们默默无闻，直到近代英国殖民者进入，才发现南亚居然还存在基督教；另一路景教人马继续向东，绕过东亚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入狭窄的河西走廊，公元635年来到了大唐首都长安。
 10世纪，景教在亚洲的传播范围
数年前玄奘大师离开中国、前往天竺取经，在绿洲歇息的时候，或许有一支聂斯托利派传教团跟唐僧擦肩而过。长安城送走了玄奘，又迎来了耶稣的使者。波斯景教徒阿罗本成为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比利玛窦、汤若望早了800多年。根据中文资料，宰相房玄龄亲自前往西郊迎接，唐太宗在宫廷设宴使团，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钦赐义宁坊土地，造寺庙一所。
尽管唐朝非常包容，可毕竟景教对于中国人还很陌生，李世民不大可能因为单纯的宗教宽容，隆重接待这群外宾。更合理的推测是，一方面唐朝跟西方大国波斯示好，保障贸易畅通。另一方面，聂斯托利派在波斯地位较高，所以阿罗本的本职应当是外交官，带有政治任务。 此时萨珊库思老二世已经死去，他晚年昏聩，王储卡瓦德发动宫廷政变，谋杀父王，登基为帝。卡瓦德二世延续对基督徒的保护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台依靠多个基督教富商、大乡绅。国王鼓励对外交流，派阿罗本前往东方，跟新生的大唐王朝接触。 波斯再往后发展，景教或许大有前途，可惜萨珊王朝盛极而衰，阿罗本入华后的第二年，波斯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败北，阿拉伯军队获胜。
阿拉伯灭波斯，对于波斯人而言，是亡国亡天下；对于聂斯托利派而言，只不过换了个主人，而且他们有专业技能，受到新政府的留用。基督徒曾经为萨珊王室效劳，现在为阿拔斯王室效劳。 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其实最早由基督徒发起，他们把叙利亚语的古希腊罗马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柏拉图的《理想国》，盖伦与希波克拉底的医书药典，转换吸收为亚洲的智慧结晶。 众译者中最有名的、外号“翻译之王”的巴格达国家图书馆馆长，原是景教医生，后来投靠哈里发，改名为具有阿拉伯风格的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几百年后，天主教世界又将这些阿拉伯文本转译成拉丁文，把欧洲的知识重新拿回来。
翻译、誊抄、录入，大规模的文本处理需要更好的纸张，莎草纸太脆弱，羊皮纸又昂贵。西亚商人从中国带来了新的纸制品，原材料为碎布价格便宜，制造工艺简单。《长安十二时辰》里，徐宾作坊造纸的一幕让人动容，他相信，上等的新式纸张代替旧的公务用纸，能够提高行政文件的处理效率，延续盛世。真实历史上，造纸术没能挽救大唐的国运，却无意间促进阿拉伯的文明发展，助了一臂之力。
尽管聂斯托利派为阿拉伯帝国服务，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但仍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部分有识之士居安思危，寻找新的安身之处。他们想到了遥远的东方，那里有个繁荣开明的国度，那里生产便宜耐用的纸张、精美的瓷器金银器，那里人口繁衍众多，或许有潜在的福音皈依者。而且阿罗本已经探过路，受到了热情接待。于是传教士们踏上路途，奔赴遥远的中华帝国。
宽容政策塑造大唐盛世
正如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所展现的，长安是世界性大城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景教徒到了中国，使出看家本领——炼铁、盖房、经商，谋生定居下来。他们尤其擅长医学，能做开脑颅的手术（“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通过丝路，叙利亚商人购入异域的珍稀药材，底也迦（即罂粟，古代通常用作止痛药）等等。
唐玄宗的儿子宁王李宪患有多年痼疾，景僧崇一手到病除，治好了病，皇帝欣喜不已，特赐崇一五品以上的绯袍鱼袋。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宁王之孙有出场，为主角帮忙。 行医也是基督教扩张的重要方法，景僧施药、照顾病人，为邻里街坊服务。教会既是宗教组织，也是社会福利机构，照顾信众的生老病死，灾年施粥救荒，打造“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所以，平安夜吃饺子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习俗（大误。 唐王朝欢迎外来文明，立国之初便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朝廷对外商只征收10%的关税和2%的交易税，严禁地方官私自加税，突厥等边境部落民投靠入籍者，免税十年。 较之东罗马、波斯、阿拉伯，景教徒在中国获得的自由度最高，同时景教大力本土化，融合东方文化。传教士把上帝翻译为“天元真主”，福音书里的梵文词汇比比皆是。一个没文化的普通人，很难分清景教跟佛道之间的区别。 这种翻译太文雅了，以致于看起来有些中二病。在翻译体系里，上帝不叫上帝，而是叫“天元真主”，耶稣不叫耶稣，而是叫“世尊”，使徒马太叫“明泰法王”、使徒路加叫“庐珈法王”。
教会偶尔会碰上小风波，但总是能摆平。武则天佞佛，洛阳僧侣们招摇过市，刁难其他教派。景僧连忙集资钱财，建造“大周颂德天枢”，彰显女皇的荣耀。根据史料描述，天枢高耸，有些像古罗马的纪功柱（《资治通鉴》记载“天枢成。高一百 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武后大悦，对景僧褒奖鼓励。
修造天枢之举，显示了高超的炼铁制造技术，唐玄宗登基后，儒家痛恨女主干政的武则天，反攻倒算，抹除前朝遗物。“大周颂德天枢”也在销毁之列，工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东亚的金属工艺略逊一筹，不如景教带来的波斯、拜占庭技艺。
中国士大夫已经注意到外来文明的先进性，出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习惯，他们把外国技术贬低为奇技淫巧，劝君王不要浪费精力在玩物享乐上。《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谏诤部直谏一三》：“开元二年（714年）……会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 唐玄宗不了解基督教的思想，而对基督徒的工艺器物很有兴趣，赐予波斯僧（实为景僧）及烈华美的紫袈裟。明代传教士利玛窦用同样的方式，获得朝廷的青睐，他携带自鸣钟、地球仪，让中国人大开眼界。 天宝三年，景僧在皇宫“修功德”。《大唐景教在两京的传播》考证认为，修功德可能是唱赞美诗，演戏剧。天主教有演耶稣剧的传教方式，文盲大众不识字，看不懂《圣经》。教士便组织表演耶稣生平故事，让民众观看。对希伯来文化一窍不通的唐朝人，看戏至少获得娱乐。庶民官员们在剧场上看到，基督降生、收门徒、遇害复活的剧情故事，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基督徒可不只会这些雕虫小技，他们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代、德、顺、宪四朝时期，司天台（唐朝天文历算的最高机构）由景教徒李素掌管。其父李志任唐朝的朝散大夫守广州别驾上柱国，别驾为地方长官，职位仅次于都督。李素专长天文星历之学，征召入京，任职于司天台，为朝廷效力共五十余年。他把希腊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翻译为《都利聿斯经》和《四门经》，提高了历法的精准度。
李家源出于波斯，从名字来看，他们汉化已久。为了显露本门信仰，李素给子女们起名都带一个“景”字，景亮、景弘、景文，诸子中李景度担任唐顺宗的皇陵守卫者。波斯臣民入唐当官的现象并不罕见，唐高宗时期，景僧阿罗喊曾受命为拂林国(东罗马)招慰大使，与基督教世界结好通商，因功累官至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
萨珊沦陷于阿拉伯后，末代王子卑路斯二世带着流亡小朝廷，寻求庇护，朝廷封了他一个官职，还把波斯遗民和滞留不归的西域使臣编入军队，宿卫京师。《长安十二时辰》里右刹贵人策划阴谋，逼迫唐军帮助波斯复国，然而更大概率上，右刹贵人作为波斯遗民，在唐朝卫队任职，享受高薪待遇，乐不思蜀。波斯有什么，长安就有什么，胡饼、胡服、胡乐、胡床，一切应有尽有，胡人早就把大唐国都当成第二故乡了。
从胡人的第二故乡到排外主义基地
“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胡人女子曼妙的身姿吸引了李白和唐玄宗。坊间箜篌、琵琶、笙、笛、箫的乐声萦绕，汉家女子熟练弹唱西域乐器，“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汉家男儿喜爱“击鞠”等外来运动，李隆基在当上皇帝之前，与几位皇子组队，迎战吐蕃马球队，大显身手。
胡人居住的西市，店肆数量和繁荣程度超过了汉人居住的东市，外商以雄厚的财力，交结王公百官，安禄山就跟拜火教商团往来密切（“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宝，计百数万”）。 伊斯兰征服中东后，拜火教、摩尼教的势力播迁中原，与景教并称为唐代三夷教。情势如同沙俄罗曼诺夫王朝覆灭，此前政见不同的俄国人，不管共和派、贵族子弟、君主立宪党人、孟什维克，全部逃亡寓居于巴黎。聂斯托利派惊讶地发现，老对手们居然也都在长安，摩尼、琐罗亚斯德的信徒，再次跟基督的仆人交锋，诸神之战继续，只不过换了个角逐场地。 西亚的其他宗教也在向东土传播，拜火教早在南北朝就出现在中国新疆，零星的圣火升起，接着越烧越旺。鄯善城、萨毗城、蒲桃城，火种从一座城池，播向另一座。南边，中原的王朝兴废交替；北边，拜火教在大草原散播。北周时期拜火教成为西域民族常见的信仰，在凉州河西走廊有了宗教据点，至迟武则天时期，拜火教扩散到营州（今天辽宁省境内）那么远的地方。
从西至东，塞外一大片土地栖息着突厥部落，武士以狼为图腾，一度称霸草原。后来部分人抛弃了本民族的信仰，甚至连突厥传统祭司阿史德家族都改信了。
有个阿史德氏女子半夜里，向突厥人的斗战之神轧荦山虔诚祈祷，莫名其妙地怀孕了。孕妇生产的那一天，金光万丈，照亮了营州的夜空，山林间鸟兽异常骚动，四处鸣叫，一个男孩呱呱坠地。 辖区最高长官、范阳节度使张仁愿看到天有异象，派人查探，士兵们循着异象找到了阿史德氏的帐篷，可是母子不见了。阿史德氏藏了起来，等风头过了后出来，她给孩子取名为“轧荦山”，后来嫁给突厥将军安延偃，于是孩子跟了养父的姓，名字改叫安禄山。
帝王（包括那些造反没成功上位的）篡改出生记录，自称应天降世，霞光满天是俗套的桥段了。不过，妇人未婚生子、长官抓捕男婴的剧情殊为罕见，现代人看了安禄山的故事，很难不去联想到伯利恒的耶稣，处女玛利亚生下圣婴，接着遭到希律王追杀。 唐朝中叶，景教徒在长安定居的同时，也在往蒙古高原布道。一些草原部落归信上帝，到了成吉思汗时代，蒙古的克烈部、乃蛮部均信奉基督教二性论，所以安禄山附会《圣经》故事，并不是没可能，尽管这个可能性极低。
根据荣新江、沈睿文等学者的考证，安禄山为祆教徒，证据充分。伊朗语专家指认出，“轧荦山”是粟特语roχšan（rwxšn, rwγšn）的音译，即斗战神的名讳，波斯典籍《阿维斯陀》把斗战神形容为“最璀璨的灵光”。后来为了符合汉人的命名习惯，才改成“禄山”。互联网还流传过“安禄山为亚历山大的名字汉译”的说法，学界没有证据能确认。 叛军另一头目史思明同样出身于突厥，本名“窣干”，粟特文“发光”、“燃烧”之意，故此改名思明。唐玄宗曾“于御座东间为（禄山）设一大金鸡帐”，有考证认为金鸡应波斯斗战神和光明神共有的化身Vareghna鸟。虽然专家这么解释，但我还是觉得怪怪的，一个原本崇拜狼的部族，现在崇拜鸡了。
塞北、西域的宗教团体犬牙交错，异常复杂。内陆亚洲的各游牧部落，出于反萨珊帝国的需要，还庇护过拜火教的敌人摩尼教。史学界通常从政治经济学分析天宝末年局势，着眼于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文臣和武将的权力斗争，府兵制溃败、募兵制兴起。
换个角度来看，安史之乱是场各民族、各教派的大会战。 《长安十二时辰》张小敬查怀远坊，得知胡商跟安禄山有勾结，历史确实如此。《旧唐书》多次用“羯胡”称呼反贼，粟特商人为叛军提供金援，蛮族武士为叛军攻城略地，大兵所过之处，道观、佛寺多有焚毁。安禄山死后，史思明追谥他为“光烈皇帝”，取自拜火教“光明”之意。
而唐军阵营里，道教徒李泌指挥全局，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纥人充当主力外援，禅宗惠能的高徒、菏泽宗之祖神会鼓动信众抗敌，对平叛亦有贡献。根据史料《谈薮记》，天宝间，唐朝士兵开始崇拜印度梵天诸神里的毗沙门天王。  虚假的毗沙门天  真正的毗沙门天 唐初该神就有人崇拜，开国太子李建成小名叫做毗沙门，中晚唐获得普遍信仰。天宝年间，有次安西城被蕃军围困，路途遥远短时间，救兵难到。情急无计之际，唐玄宗只能求上天保佑，请法师开坛作法。不知是不是冥冥巧合，毗沙门天王金身果真在城门显圣，大放光明，击鼓声震三百里，地动山崩，蕃兵望风而逃。 于是军人纷纷以天王为守护神，多在背上刺神像，以为得佑护，在征战中勇力倍增。梵天之神通过中国传到日本，战国名将上杉谦信每次行军，打出“毘”（“毗”之异体字）字旗。
我们想象一下安史之乱，背上刺有毗沙门天王图像的大唐将士，与信奉摩尼明尊的回纥勇士，一同冲向拜火教徒组成的叛军，场面何其壮丽魔幻。安禄山自封为光明的使者、斗战神在人间的化身，景教徒崇奉另一尊光明神，把弥赛亚视为世界之光。 安禄山自称神灵转世，号令粟特人、突厥人、契丹人、高丽人、靺鞨人和室韦人。如果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倒向叛贼，切断大唐的贸易线，那么形势岌岌可危。 中原本土不产锁子甲、军马，很多关键军需品从西域运来，大唐立国之初就调用外来军用物资。昭陵六骏中的“什伐赤”是匹波斯马，“什伐”是波斯语“马”的音译，定鼎天下的虎牢关战役中，李世民骑着什伐赤，一马当先击败王世充、窦建德。 唐肃宗刚在灵州登基称帝，就碰到了西北胡人叛变。当地部落在安禄山的招诱下，反戈一击，向唐肃宗的流亡政府进发。这些胡人并非穿着毛皮大衣的游牧部落，有盔甲武装，甲兵达五万人。幸而郭子仪及时赶到，与回纥首领联手解围，击破敌军。 在安史之乱战斗最白热化的阶段，景僧伊斯加入郭子仪的麾下。电视剧里这个角色成为张小敬的重要伙伴，历史上他很晚来到中原。他也不是波斯王子，来自印度王舍城，也就是曾经释迦牟尼修行悟道的地方。
伊斯的事迹在正史里无具体详细记载，一句“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即参谋与收集情报）”匆匆略过。短短几个字下面，不知道藏有多少幕后工作，根据伊斯的以往经历和社会背景猜测，他或许从事对外联络工作，与粟特胡商维持军售贸易关系，劝西北各部落忠于大唐。
 粟特人的家乡 从战后的论功行赏来推断，伊斯功劳肯定不小，唐肃宗任命这个基督徒为朔方节度副使，官至正三品，试殿中监。电视剧里何监当了一辈子官，才达到正三品银青光禄大夫，可见伊斯的朝中地位。
安史之乱结束后，聂斯托里派因平叛有功获得朝廷嘉奖，唐德宗（李亨之孙）在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示圣眷。根据日本汉学家佐伯好郎的考证，请求皇帝立碑的景净，是伊斯的儿子。 今天这块碑坐落于西安碑林，质地黑色石灰岩，高度约为十英尺，碑石四周环绕龙纹。
除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少数文物外，景教在中国大地几乎没有留下踪影。曾经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到唐朝之后不见痕迹，这个变化归咎于安史之乱，战争结束后中国社会心态趋于保守内敛，直接导致了狭隘的排外主义。
白居易和元稹等儒士，认定天宝年间流行胡风胡俗是大动乱的征兆，曾经迷恋胡姬的李白，后来则咒骂胡人全部该死(乐府诗《胡无人，汉道昌》)。南宋的朱熹总结经验教训说，自南北朝以来，先王冠服扫地尽矣，到了唐代正统文化早就变异了。 儒生没了唐初海纳百川的大国襟怀，专门挖掘贞观君臣的保守言论 “夷狄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伏，不顾恩义，其天性也。”“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
尽管安禄山麾下有大批胡族士兵，但是李唐王室也招募了不少忠心胡人。战争前期扼守潼关，阻挡叛军的哥舒翰是西突厥人；唐军第二号大将，功绩仅次于郭子仪的李光弼是契丹人；歼灭叛军余孽，完成清缴收尾工作的仆固怀恩是铁勒仆固部人。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的模式，酷似近代英国征服南亚，英军以夷制夷，雇佣一部分印度人，攻打另一部分印度人。
朝廷收复长安后，为了抹去安禄山的痕迹，将城楼安化门改为达礼门，安上门改为先天门，市内坊名有“安”者悉改掉。边疆安西都护府、安西节度使也被改称“镇西”。对胡人文化的警惕，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带兵对抗安禄山的忠唐胡人，纷纷讳言自己的出身。唐军一员勇将、粟特族的安重璋上书天子，恳请换一个姓，以防被人误会跟安禄山有瓜葛。朝廷赐了他国姓李氏，几年后又将其籍贯从凉州迁到京兆府长安县。定居唐朝的胡商，纷纷涂改自己的出身，冒认中原的门阀郡望，与胡人划清界限。
士大夫们强调华夷之辩，把胡人的风俗、精神思想一并清除。韩愈以“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的理由，展开捍卫孔孟之道的神圣战争，他斥责佛法入家则家破,入国则国亡。
像韩愈这样的极端人士，连道教、佛教都不能容忍，更何况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到了会昌年间（842—846年），儒家保守主义取得最大的胜利。朝廷发起灭佛运动，勒令和尚、尼姑还俗，抄收寺庙的庄园田产。景教被当作是外来文化，同样遭到打击，灰飞烟灭，只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少数文物保存下来，经历战乱和岁月变迁，遗弃在地底下。
时光荏苒，过了842年的时间流逝，明代天启年间，石碑重见天日。一位皈依耶稣的西安举人仔细阅读，惊讶地发现碑文所载的内容，跟天主教思想颇为类似。在华活动的耶稣会士听闻消息，立即进行鉴定。 乍一看碑文似乎没有特别之处，文言文语法流畅，句子通顺。仔细看，碑身有二十余行叙利亚语铭文，证明了东西方文明曾经密切交流。叙利亚人聂斯托里的门徒，在交通不方便的中古时期，踏过千山万水，抵达中华，这是什么样的奇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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