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长篇]历史的底气——中国制造的万国来朝

qs

　　三、3、各怀鬼胎的朝贡国（上） 　　 　　 1392年农历润十二月的一天，摆在明太祖眼前的是一道选择题。事情还得从半年前说起，高丽国（今朝鲜和韩国）发生了一场军事政变，大将李成桂推翻了王氏高丽政权。王氏高丽虽接受大明的册封，却与元朝的残余势力勾勾搭搭，甚至阻挠大明对辽东的光复，而李成桂则是亲明一派，按道理说，这场政变对大明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问题是李成桂是以政变的方式推翻了正统的王氏，这可是一件悖逆的大事，与天朝倡导的道德准则并不相符。所以，太祖皇帝一方面对高丽的局势很满意，另一方面，在表面上他又不册封李成桂为国王，将其称之为“权知高丽国事”（代理国王），以此来维护天朝传统的道德观。 　　 　　 李成桂的热脸碰上个冷屁股，却也不生气，继续向大明讨好。这次，他请明太祖赐给他的国家一个新国号，并准备了两个名字以供选择：一个是“和宁”，这是李成桂的父亲李子春任万户时的就仕之地的名字；另一个是“朝鲜”。 　　 　　 这道选择题对于明太祖来说并不难，他没有打电话求助亲友，也没有求助场下观众，他只沉吟了一下，便选择了“朝鲜”。“朝鲜”是高丽的古名，有“朝日鲜明”之意。《明实录》里说太祖之所以选择“朝鲜”是因为“东夷之号，惟朝鲜之称最美，且其来远矣，宜更其国号曰朝鲜。”就这样，高丽国改名为朝鲜国。而李成桂的诚意也打动了明太祖，他向朝鲜表达了天朝的和平之意：“我中国纲常所在，列圣相传，守而不失。高丽限山隔海，僻处东夷，非我中国所治。”而对于两国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明太祖是这样解释的：“朕视高丽不止一弹丸，僻处一隅，风俗殊异，得人不足以广众，得地不足以广疆，历代所以征伐者，皆其自生衅端，初非中国好土地而欲吞并也。”太祖的意思是像高丽这样的小国寡民，不值得天朝去占领，历史上的战争是因为高丽自己寻衅滋事而已，只要你今后不主动挑衅，我大明是不会打你的。就这样，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则，天朝与朝鲜的朝贡关系正式建立起来。 　　 　　 前文说过，有明一代是朝贡体系最为稳定的时代，这与大明和平政策是分不开的。值得注意的是，和平相处也是大明朝贡体系的规则，也就是说，这是各朝贡国都要遵守的规则，各朝贡国都要实行和平政策，与周边国家和谐相处。明成祖在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表示：“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成祖的意思很明确，他要求各国共同遵守和平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共享太平之福。从主观方面说，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有利于大明国内的稳定，这也是大明的皇帝们的出发点。从客观上讲，大明的规则也使东亚地区步入了有史以来最为稳定的时期，为各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做出了贡献。 　　 　　 应当说，大明的朝贡体系的建立和稳定与大明本身的强大是密不可分的，周边国家面对强大的天朝，不得不按照天朝的政策加入并维护华夷秩序的朝贡体系。但是在朝贡体系内部，各朝贡国却又明显各怀鬼胎，简言之，既然你大明是朝贡体系中当之无愧的大当家，那么谁是这个体系之中的二当家呢？由此，引起了朝贡体系内部的明争暗夺。 　　 　　 先说一下忠实粉丝朝鲜国。这个国家的慕华思潮已近千年，除了对大明极度恭顺以外，在文化上，也深受天朝的影响：汉字已经成为朝鲜的官方文字，儒学已经成为朝鲜的正统思想，甚至衣冠、礼仪制度也全面汉化。不仅如此，朝鲜连天朝的华夷之辨的思想一同继承下来，从而滋生了朝鲜的优越感，他们总以小中华自居：“我国素以礼义闻天下，称之以‘小中华’。”除了大明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在朝鲜眼中都是一些夷狄而已。 　　 　　 因此，朝鲜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朝贡体系中的第二把交椅应该由他们来坐，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就是朝鲜世代努力，争取在天朝朝贡体系中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二元朝贡体系或者是小天朝体系。在李成桂建立朝鲜国后，他就赤裸裸的表达了这种思想：“文治既洽，武威远招。扶桑（日本）之寇，奉珍来庭。琉球（今日本冲绳）南蛮，重译入贡。”按照李成桂的说法，日本、流球等国除了要向天朝这个大当家朝贡外，也应该向他这个二当家朝贡。 　　 　　 朝鲜建立小天朝体系的企图甚至不惜与大明挑起矛盾为代价，争夺女真就是最好的例子。女真族居住在中国东北，明成祖即位后，就以招抚东北的女真族为重要国策，然而第一次的招抚行动却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朝鲜在其中作梗使然，朝鲜也有将女真招抚的打算，大明与朝鲜已经摆开了争夺女真的架势。 　　 　　 经过几次反复，女真族的头领童猛哥贴木儿终于在1405年来到北京，接受了天朝对他的册封，至此，大明在东北的建州左卫正式建立起来。仍然不死心的朝鲜使者直到此时还逗留在北京，最终，在遭到忍无可忍的天朝的痛批后，灰溜溜的回到了朝鲜。但是，对于女真人的争夺并没有结束，直到1457年朝鲜还是明确提出“野人（女真）、倭人俱为我藩篱、俱为我臣民，王者等视无异。”

qs

　　　三、3、各怀鬼胎的朝贡国（下） 　　 　　 在朝贡体系中，另一个重要国家是日本。自唐末以后，日本就一直游离在天朝朝贡体系之外。北宋政府一直希望将日本重新拉回到朝贡体系之中，然而，日本却对北宋的召唤置若罔闻，北宋皇帝虽也生气，却又无可奈何。 　　 　　 大明建立后，也想将日本拉拢到朝贡体系之中。明太祖曾派使者诏谕日本朝贡，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朝时期，所以，不明就里的使者将诏书送给了九州岛的怀良亲王。怀良亲王也不是吃素的，在他给太祖的回信中，是这样说的：“臣闻三皇立极，五帝禅宗，唯中华之有主，岂夷狄而无君（听说中华是天下的宗主）。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然而在这个世界中不是一主之独权）。盖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你天朝皇帝的天下）。” 　　 　　 明太祖看到这封信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怀良王在信的最后还有点儿大义凛然的写道：“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这封回信无疑是对天朝宗主地位的严重挑衅，日本已经摆出了与天朝平起平坐的架势。不过，怀良王在信中毕竟还以“臣”自居，相比较当年日本给隋炀帝的国书中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的语句，已经相当客气了。太祖虽生气，但考虑到元朝两征日本的失败，也只得作罢，后来，他仍把日本列为不征之国的范围内。 　　 　　 到明成祖继位时，日本却突然主动派人到天朝朝贡了。此时，日本幕府的将军是足利义满，就是那个整天和一休玩脑筋急转弯的家伙，他于1403年派使者以“日本国王源道义”的名义来到南京称臣纳贡，并愿意接受大统历，奉大明为正朔。就这样，日本主动回归到天朝的朝贡体系之中。 　　 　　 日本之所以遣使朝贡，并不是因为足利义满玩脑筋急转弯，变的聪明了，而是因为大明将朝贡与贸易捆绑的政策。日本是岛国，历来就重视海外贸易，如今大明取缔民间贸易，规定只有官方进行朝贡时才能贸易，这使日本不得不在表面上加入到朝贡体系中，利用朝贡进行贸易牟利。《明史》中说：“倭人贪利，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可见，追求利益才是日本重回朝贡体系的最根本的动机，并不是日本在心里承认了天朝的宗主地位。 　　 　　 此时的日本在学习和吸收了中华文明以后，已经创造出一种独立的和族文明。然而，毕竟受中华文化影响千年，日本人也有了深厚的“华夷”情节，所以，文明上的进步，让日本人越来越不能接受自己是“夷”的地位，此时的他们已有了将自己置换到“华”的地位上的念头，而1644年清廷入主天朝，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置换理由，我们将在下一节讲到。 　　 　　 当然，目前的日本人还没有合适的置换理由，他们不得不暂时回到朝贡体系这个大家庭中。然而，由于不能私人贸易，日本与大明的海外贸易规模依然有限，不仅日本人不满意，大明的许多商人也不满意，终于在明朝中后期酿成了所谓的“倭患”（详见第六章）。也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停止了朝贡活动，脱离了朝贡体系，并且再也没有加入进来。从此，日本开始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了新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并尝试建立所谓的“大君外交体制”，即模仿天朝的朝贡体系，建立一个自己为宗主的国际体系。 　　 　　 丰臣秀吉在1584年结束日本的战国时代后，明显加快了这个步伐，而所谓的“征韩亡华”的大陆政策在此时也具雏形。1592年，丰臣秀吉悍然灭亡了朝鲜。对于这种违反朝贡体系规则、破坏国际社会稳定和谐大好局面的行为，大明当然不能容忍，虽然国力日益下降，大明的军队仍开赴朝鲜战场，驱逐日军，终于在1598年迫使日本撤出朝鲜，并助朝鲜复国。大明虽尽了自己宗主的义务，但国力耗尽，反而加快了大明灭亡的速度。 　　 　　 侵朝战争的失败，并没有阻止日本的尝试。德川幕府建立后，日本为实践其“大君外交体制”，努力将朝鲜和流球拉入这个体系当中。此时的大明内焦外困，对朝贡体系已经失去驾驭能力，这给了日本一个良好的机会。1609年，日本迫使琉球臣服，琉球不得不同时向天朝和日本称臣纳贡，“大君外交体制”迈出了实质性一步。  　　 　　 在日本入侵后，朝鲜虽元气大伤，但仍在努力确立自己在朝贡体系中的二当家地位，这就出现了日本与朝鲜互相拉拢的局面。朝鲜凭借《己酉条约》将日本的对马藩纳入到自己的朝贡体系之中。对马藩位于对马岛，是日本的诸侯。他们为了保持与朝鲜的贸易关系，不得不在表面上向朝鲜纳贡。1635年，日本要求朝鲜称日本幕府将军为“日本国大君”，并要求朝鲜改变在两国国书中使用明朝年号的习惯。显然，日本与朝鲜都想把对方拉入到自己的体系中，却都无法实现。 　　 　　 除了朝鲜和日本，安南国也谋求在朝贡体系中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吞并占城，迫使南掌向其称臣纳贡。最值得关注的是女真族建立的后金国，与其他国家想比，他们的理想更加远大，虽是大明的藩属，却有灭亡大明、入主天朝的远大志向，并于1644年实现了这个梦想。

qs

　　三、4、“华夷变态”（上） 　　 　　历史的改变是在1644年6月6日这一天，在此之前，占据北京城的李自成已经匆匆逃离了这座城市。传说是吴三桂将军借了清兵驱逐了这个逼死大皇帝的天朝乱贼，还传说吴三桂寻到了太子，要在北京拥立太子登基。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让北京市民们甘愿冒着漫天的风沙，在朝阳门等待着吴三桂，他们要给这位神奇复国的将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然而，当所有人翘首以盼时，映入他们眼帘的却是一支留着辫子、穿着满服的军队。为首的多尔衮正在志得意满的笑着，努尔哈赤、皇太极奋斗终生而未成的事业，在他手里轻易的完成了，是趁虚而入也罢，是浑水摸鱼也好，这都无所谓，历史只会记住胜利者的笑容。而这笑容却刺痛了在场所有的天朝人，每个人的心里不由的一紧，他们知道天朝的历史将要重新书写了。是的，从这一天开始，天朝迎来了清廷时代，在大明太祖皇帝光复华夏276年后，天朝又一次无可奈何的接受了异族领导的命运。  　　 　　与蒙元入主天朝不同，清廷在历史上有一段他们深以为耻的事情：他们原本是天朝的朝贡国。蒙古人虽曾经拜服于金人的脚下，但一直以来与南宋时代的天朝是平等的关系。朝贡国翻身成了天朝的主人，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这最大的不同，除了给骄傲的天朝人以无法释怀的伤痛外，对于清廷的皇帝们，这也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一股阴影，因为在大明看来，只有朝鲜是礼仪之邦，其他朝贡国都是些蛮夷而已，很遗憾，我们的清廷也在大多数的行列中。  　　 　　其实，在清廷入关之前，他们就有了自己的朝贡国。1616年，女真人宣布脱离天朝独立，虽然得不到天朝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女真人已经把自己摆到与天朝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天朝有朝贡国，他们也可以有，当然，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朝贡国也是战略上的需要。 　　 　　事情要从1618年说起，大明出兵讨伐努尔哈赤这个蔑视天朝、妄图分裂的家伙，作为大明最忠实的粉丝，朝鲜也义不容辞的派兵相助。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大明在萨尔浒遭到有史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努尔哈赤还算大度，对于出兵相助大明的朝鲜，他说道：“昔尔国遭倭难，明以兵救尔，故尔国亦以兵助明，势不得已，非与我有怨也。” 　　 　　只是，努尔哈赤的大度并未动摇这个粉丝对大明的忠诚，于是他的儿子皇太极在1627年出征朝鲜，战败的朝鲜与皇太极结成了兄弟之国。这并不是皇太极想要的，在10年后，即1637年，皇太极再次入侵朝鲜，连克平壤、汉城，朝鲜已面临着亡国的危险。当朝鲜特使在北京向崇祯皇帝哭诉时，崇祯只能安慰说天朝的大军马上就会去了。恐怕这话连崇祯都感到苍白，内忧外患的天朝又怎么可能腾出手来帮朝鲜一把呢？崇祯隐约感到这一次大明恐怕真的要失去这个忠实的粉丝了。 　　 　　崇祯的感觉是正确的，为避免亡国的危险，朝鲜国王李倧只好接受了皇太极开出的苛刻条件，包括断绝与大明的关系，成为清廷的藩属，每年纳贡等等。可以说，清廷的朝贡初体验是在血与火中完成的，对于被征服的朝鲜来说，向清廷纳贡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清廷的皇帝不会给他们什么回赐。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多年，直到康熙时，对于朝鲜等朝贡国，清廷的皇帝们才开始有了些回赐，只是这些回赐基本达不到贡品的价值，厚往薄来的精神在清廷时代的天朝并没有得到体现。  　　 　　在清廷入主天朝后，除了把大明几个忠实的粉丝变成了自己的朝贡国，清廷的皇帝们似乎并没有兴趣“锐意通夷”，他们并不像大明时代那样派使者去海外招徕朝贡国，康熙解释说：“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颇有点“王者不治夷狄”的超然心态。实际上，并不像康熙说的那么冠冕堂皇，清廷的皇帝们也经常制造万国来朝的局面自娱自乐，也需要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 　　 　　其实，天朝在此时首先面对的是客源短缺问题，诸如印尼、菲律宾、马来亚这些传统的朝贡富矿区，如今都变成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其次，天朝造船技术在清廷时代出现了大倒退的窘境，再也造不出像大明那样能远渡重洋的大海船，自然也就没了招徕朝贡的能力。 　　 　　最重要的问题，其实还是出在清廷皇帝自己身上。说起清廷时代的天朝皇帝，的确，他们是战场上的胜利者，然而他们又是文化上的失败者，他们是夷，这是广大被统治民族乃至朝贡国们的共同认识，也使大皇帝们内心深处越发的自卑起来。雍正在中央一号文件《大义觉迷录》里公开承认自己是夷，但对天朝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进行了批判，为自己的民族入主天朝进行了全面的辩护。雍正为他的一号文件洋洋得意着，在他看来，这份文件里的辩护是如此的完美，以致于他下令在全国印发，使万民能尽快学习到中央精神。乾隆上台后，马上把他老爸的文件列为禁书，雍正也的确做了一件天下最愚蠢的事，无论你如何辩解，被统治民族是看不进去的，在他们眼中只看到了你承认自己是夷，承认就好，这就有了足够鄙视你的资本。  　　 　　清廷的皇帝们努力做出大度的样子，其实内心的自卑感已导致他们的心理越发的扭曲：红夷大炮到了清廷就成了红衣大炮，虽然此夷非彼夷（红夷指荷兰），但在皇太极看来，这个夷字却像是在嘲笑他一样，做贼心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一句“清风不识字”就招致杀身之祸，貌似很可笑，其实在天朝人看来，蛮夷是没有文化的，所以这句看似随笔涂鸦的语句也恰好击中了清廷皇帝内心处的自卑。乾隆做的更绝，表面是修书，编出个《四库全书》来，实际上却打着这个幌子毁书，把历来描写他和他的祖先们那些野蛮夷性的书籍全部从人间抹掉，颇有一点此地无银的味道。  　　 　　所以，这种有点扭曲的心理，导致清廷的皇帝比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要自大，比任何时代的皇帝都更加鄙视周边的蛮夷，就像入城还没超过三代的城市人往往是最鄙视农民的人群一样，这种自大实则是掩盖自卑的心虚。在清廷刚刚入关时，他们便给大明的朝贡国们下发了通知：“……各国有能倾心向化，称臣入贡者，朝廷一矢不加，与朝鲜一体优待……”。清廷的意思很明白：老伙计们，虽然我从前是蛮夷，但我现在已入主天朝，是天朝人了，你们只要前来朝贡，我保证不会亏待你们。 　　 　　清廷皇帝原本以为通过天朝的朝贡体系，他们会很轻松的在海外确立天朝的宗主地位，但令他们恼火的是，那些蛮夷们迟迟没有反应。直到四年后，流球才开始向清廷朝贡，安南则是在通知下发13年后才做出了朝贡的姿态，缅甸更是在一百年后才正式承认清廷宗主国的地位。皇帝们虽不满意，但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毕竟根不正，苗不红，何况自己做的也不让蛮夷们信服。吝啬的回赐倒是小事，最让蛮夷们受不了的是对他们的蔑视。 　　 　　曾亲眼目睹朝贡使者们面见大皇帝情景的荷兰人蒂津说，凌晨3时，使者们就在宫门处等候皇帝的接见，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凛冽的寒风，更有天朝官员们的鞭子，“高丽使者被鞭子抽的最多”，蒂津这样说道。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朝鲜可是被乾隆称作最为恭孝的国家，居然挨的鞭子最多。想必清廷的皇帝们不这样看，挨打的奴才才是得宠的奴才，在他们眼中，朝贡国与他们的奴才并没有区别，清廷并没有体现出天朝以往的大国风范。 　　 　　清廷时代的天朝与朝贡国发生的战争也比较多，与缅甸曾经打过两次，一次是逼迫缅甸交出南明的永历帝，另一次，乾隆有吞并缅甸之心，结果被人家打的狼狈而逃。安南也曾与天朝发生冲突，乾隆为了干涉人家内政，悍然出兵，结果也是惨败而归。当然，缅甸和安南并没有就此脱离朝贡体系，他们知道小国生存的法则，自己占了便宜偷着乐就行，面子还是要给天朝的。于是，打了胜仗的两个国家还是坚持向天朝朝贡称臣，乾隆的面子总算过的去，也只好就此住手，被打碎的牙齿也只有咽进自己的肚子里。 　　 　　另外，在与蛮夷们的文书中，清廷皇帝开口闭口都是天朝与远夷，看多了就会让蛮夷们反感：人家出身正统的大明还没那么显摆，你丫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们的爷爷还在一块种过地呢。所以，受华夷秩序熏陶多年的朝鲜人在私下里总是把清廷的皇帝称为胡皇，对清廷时代的天朝，他们在内心深处是不服气的。  

qs

　　　三、4、“华夷变态”（下） 　　 　　当然，朝鲜毕竟是被清廷用武力征服的，所以，他们顶多也就是在背后嘲笑大皇帝是个蛮夷，表面上，他们还是要对清廷必恭必敬的。不过，已经游离在朝贡体系之外的日本，就没有那么多顾虑了，他们已经从天朝华夷秩序的颠覆中，发现了新的机遇。 　　 　　日本儒家学者林春斋针对清廷入主天朝，提出了“华夷变态”的理论，并写了《华夷变态》一书。什么是华夷变态呢？那本书的序文是这样解释的：“崇祯登天，弘光陷虏，唐鲁才保南隅，而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於夷之态也。”通俗点儿说，“华夷变态”的意思就是因为清廷的入主，中国就不再是“中华”，而是夷狄了，换句话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中华”了。在有着浓厚华夷情节的日本看来，这个世界总得有个“中华”成为夷狄们的领袖吧，按照他们的意思，深得唐风遗韵的日本最有资格成为“中华”。所以，日本就慢慢的以“中华”自居，并逐渐的不再称呼中国为中国，而是以所谓的支那代之了。 　　 　　就这样，一个自诩为“小中华”，一个又要作“中华”，这华夷秩序还真够变态的。不管怎么说，“华夷变态”理论的提出，表明清廷时代的天朝，在正统地位上受到周边的国家质疑，朝贡国们对待清廷，往往只是口服而心不服。而作为朝贡体系核心思想的“华夷之辨”的紊乱，也使朝贡体系的内涵在清廷时代渐渐丧失，通俗点儿说，里子没了，仅剩个面子而已。 　　 　　在《大清会典》和《皇清职贡图》里，共有27个国家“有幸”成为清廷的朝贡国，这与大明时代148个朝贡国相比，的确寒酸了点儿。实际上，到乾隆中叶，真正与天朝有朝贡关系的只有七个国家，她们是朝鲜（今朝鲜和韩国）、琉球（今日本冲绳县）、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南掌（今老挝）、缅甸。虽然，清廷的皇帝们对待朝贡的政策与前朝相比有一些差别，但对朝贡的重视程度并不亚于先前任何一个时代，数字的下降说明天朝的朝贡体系已经无可辩驳的开始走向了没落。

qs

　　三、5、推崇主权的西方 　　 　　 由于匈奴西迁引发的一些蛮族西迁，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覆亡，时间是476年，欧洲古典文明时代结束，开始进入发展较慢的中世纪。此后，各蛮族在欧洲建立许多国家并开始了长期混战，虽然期间出现过查理曼帝国的强盛，但也只是昙花一现，直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欧洲才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帝国。 　　 　　 著名的“红胡子”腓特烈，在12世纪获得教皇的加冕，正式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由此继承了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的传统，成为基督教各王国的世俗首脑，然而其统治权实际上也只限于德意志地区，一度还兼领了意大利，所以，这个基督教各王国的世俗首脑的称号，更像是朝贡体系中的大皇帝的宗主权一样有名无实。 　　 　　 此后，神圣罗马帝国并没使欧洲进入稳定，皇帝、诸侯、教皇和王国长期处于混乱的状态，战争时常发生，而神圣罗马帝国也在这样的混乱中，逐渐走向了衰落。进入17世纪，这种混乱继续加剧，皇帝的威望已经丧失殆尽，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提亚斯违背诺言，让他的亲戚充当波希米亚国王后，波希米亚贵族造反了。1618年 5月23日,武装群众冲进王宫，把皇帝的钦差从窗口抛入壕沟，史称“掷出窗外事件”，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开端。这场独立运动被神圣罗马帝国迅速镇压了，但德意志的一些新教诸侯联合信奉新教的丹麦和瑞典等国起兵，反对帝国。 　　 　　 1630年，法国卷入战争，并成为帝国的主要对手。1635年，法国又向支持帝国的西班牙宣战。此后，萨伏依、威尼斯、匈牙利等国也卷入战争。而荷兰、英国、沙俄也支持法国，使法国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持续了30年，共有20多个欧洲国家卷入战争，而这场战争最大的影响就是产生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根据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战胜国都获得了领土的好处，荷兰、瑞士的独立获得了正式的承认。和约还规定德意志各诸侯国享有内政外交的绝对自主权，同时帝国内的一切重要事务也必须由帝国议会决定。 　　 　　 三十年战争彻底削弱了各国名义上的首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此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近代欧洲国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又具有重要的意义，确认了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欧洲主权国家体系的存在，一个与东方朝贡体系截然不同的国际社会体系，在欧洲诞生了。

qs

　　四、1、第一次“亲密”接触（上） 　　 　　  　　 　　 1517年（大明正德12年）9月，一支葡萄牙舰队停靠在广州海面。这天，广州城与以往一样的安逸，熙熙攘攘的人群被街市两旁五花八门的商品吸引住，所以，很少有人注意到一群不速之客已经来到了家门口。面对天朝的沉默，葡萄牙人决定向天朝施以最崇高的敬意：升旗、鸣炮。按照西方礼仪，外来船只进入港口后，升旗、鸣炮是对港口主人的致敬。然而，“铳声如雷“的炮声却打破了广州的安宁，受到惊吓的百姓纷纷逃窜，一时间，全城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中。可以说，文化上的差异让葡萄牙人的见面礼彻底惹恼了天朝，因为，在天朝看来，这是典型的寻衅滋事的行为，天朝对葡萄牙人的第一印象已经差到了极点。 　　 　　  　　 　　 葡萄牙舰队是带着重要的使命来到天朝的：他们要建立与天朝的官方联系，并谋求在天朝建立商站。所谓商站，表面上是贸易场所，实际却是葡萄牙的军事堡垒，也是其殖民的重要手段，满剌加等国都是因为允许葡萄牙建立商站，然后逐渐被葡萄牙人殖民的。葡方的使臣名叫皮雷斯，他受葡萄牙印度总督委派，打着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特使的旗号出使天朝。此人是葡萄牙著名的东方通，对天朝的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知道天朝的朝贡体系，因此，老道的皮雷斯打出了“遣使进贡”的旗号。 　　 　　  　　 　　 皮雷斯满以为天朝政府会爽快的接受他，并同意他的要求，然而这位东方通毕竟不是中国通，他对天朝的体制不过是学了点皮毛而已，以后发生的事情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也使这次出使成为悲剧式的冒险。但历史终究记下了皮雷斯的名字，因为他是有记载的第一个到达天朝的西方政府代表。 　　 　　  　　 　　 葡萄牙对于天朝来说，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度，这个国家只是在近几年才进入天朝的视野范围内。其实，早在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的船队就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开辟了举世闻名的通往东方的新航路；1510年，葡萄牙人在印度果阿建立了殖民地；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了马来半岛上的满剌加；1513年，第一批葡萄牙商人抵达天朝广东进行贸易。 　　 　　  　　 　　 在初步交往后，天朝人称葡萄牙为佛郎机。只是天朝一直没搞清楚佛郎机到底在哪，以至清国时代编写的《明史》仍说：“佛郎机，近满剌加。”满剌加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上，南欧的葡萄牙离满剌加有半个地球那么遥远。其实，天朝人对于葡萄牙到底在哪里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于天朝来说，佛郎机不过是一个蕞尔小番邦，不过是西洋又多了一个蛮夷而已。 　　 　　  　　 　　 广州在经历短暂的混乱后，天朝官兵迅速出动，控制住岸边，监视葡萄牙人的一举一动。在得到葡萄牙人此行的意图后，广东按察司立即运转起来：官员们一边翻阅法律法规，一边开会讨论这起突发事件。虽然这群不速之客的朝贡看起来还有点儿诚意，但是《大明会典》的朝贡国中并无该国，甚至天朝人听都没听说过这个国家。何况葡萄牙人也没有朝贡勘合制度所规定的手续，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是不能接待他们的。更让天朝人不快的是，此次佛郎机人又公然鸣炮滋事，实在是桀骜不逊。因此，广东的官员们拟定了如下的处理办法：1、将此事立即报告北京，2、传唤该夷首领，进行询问。 　　 　　  　　 　　 皮雷斯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来到了广州城。这第一次会面，更加深了天朝官员对葡萄牙人不好的印象，时任广州佥事的顾应祥记载说：“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其船主名加必丹，其人皆高鼻深目，以白布缠头，如回回打扮。”（明.胡宗宪《筹海图编》）满剌加等国是伊斯兰国家，皮雷斯等人因此按照伊斯兰的方式，给自己打扮一番，想以此换取天朝的好感。只是，他们显然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大明的官员在伊斯兰打扮之下，却分明看到的是高鼻深目，明显不是满剌加附近的人种，所以，天朝官员又多了一份警惕和厌恶。 　　 　　  　　 　　 皮雷斯原本以为天朝官员是准备与他商讨朝贡相关事宜的，然而，让他迷茫的是，天朝官员却要在光孝寺教导皮雷斯学习天朝礼仪。当然，天朝官员的做法是有法可依的《明集礼.宾礼》规定外国贡使必须“习仪三日”。广东按察司后来在给北京的报告中说，皮雷斯第一日只学会了跪左腿，第二日学会了跪右腿，第三日才学会了磕头。看来皮雷斯虽不情愿，还是学会了磕头。 　　 　　  　　 　　 在经过三天的煎熬后，皮雷斯进京朝见的愿望还是没有实现，天朝的官员让他先到政府招待所（怀远驿）待着，等北京方面的批准才能引见。等就等吧，皮雷斯想的很天真，在他看来，这只是个程序问题，尽管天朝政府的办事效率非常低下，不过，既然千里迢迢来到天朝，也不差这个把月的时间了。结果又一次出乎他的预料，礼部官员在商议后，给广东官员下达了“令谕还国，其方物给与之”（《明实录.武宗实录》）的解释，所以，皮雷斯苦苦等待，只等到了一句sorry，理由也异常的简单，他没有单位介绍信，按照天朝的规定，为防止假冒朝贡的行为，贡使必须携带天朝颁发的勘合以及朝贡的表文，皮雷斯并没有这些。 　　 　　  　　 　　 不过，天朝还是表现了他的大度，为了安抚佛郎机人，天朝按照市价收购了他们所有的货物。表面上看，天朝似乎过于遵循程式，不懂的变通，实际上，前面也说过，天朝人对野蛮的佛郎机人的印象并不好，实在懒得搭理这个蛮夷中的蛮夷。 　　 　　  　　 　　 然而，不幸的是，皮雷斯是个非常倔强的人，不完成他的使命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天朝这个借口并没打消他觐见大皇帝的念头。虽然天朝向他下了逐客令，但他还是有点赖皮的待在广州等待时机，这一等就是一年。这一年的时间并没有白费，在与天朝人打交道中，他发现了一个办事的捷径，那就是贿赂。很快，他把这种方法运用到他朝贡的事业中，通过贿赂驻广州的宦官，皮雷斯终于搞到了梦寐以求的入京许可证，兴奋的他立即从广东北上。 　　 　　  　　 　　 一路上，皮雷斯将他新学来的方法屡试不爽，办事也因此方便了很多，很快他就得到大明正德皇帝在南京南巡的消息，大喜过望的皮雷斯于1520年5月抵达南京。不过，大皇帝并是谁想见都能见的，皮雷斯懂的这个道理，在天朝一年多的经历，让皮雷斯深谙与天朝官员打交道的潜规则。很快，他买通了明武宗身边的宠臣江彬，江彬将引见的事情满口答应下来。 　　 　　  　　 　　 江彬带领皮雷斯的翻译火者亚三先行见过正德帝，并向正德帝汇报了葡萄牙人朝贡的有关事宜。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明武宗对佛郎机国和皮雷斯一点兴趣都没有，倒是对即会说汉语又会说夷语的火者亚三崇拜起来，并将火者亚三留在身边，以供其学习夷语为戏。明武宗玩的倒是兴起，却把皮雷斯抛诸脑后了。就这样，几经周折，皮雷斯还是没见到皇帝，失望的他只好去北京寻找机会。可惜，皮雷斯的运气实在是差到极点，正德帝返回北京不久后，就驾崩了，新登基的嘉靖皇帝杀了宠臣江彬，而那个火者亚三也被砍了脑袋。更麻烦的是，满剌加国的使臣也终于到达北京。 　　 　　  　　 　　 原来1511年葡萄牙攻克满剌加时，其国王曾派使臣前往天朝求救。只是，这家伙走的贼慢，十年了，才到达北京。满剌加是天朝的朝贡国，一百多年来，一直沐浴在大皇帝的皇恩下，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作为宗主的天朝便有了帮助满剌加的义务。有趣的是，在经过群臣商讨后，新登基的嘉靖皇帝做出了这样的指示：“敕责佛郎机令归满刺加之地，谕暹罗诸夷以救恤邻之火。”不得不说，嘉靖皇帝的这个指示很有天下共主的派头：一面命令佛郎机归还满剌加的国土，一面又给暹罗等满剌加的邻国下旨，要求他们火速救援。当然，这个有点无厘头的指示显然不具备任何操作性，没了下文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其实，此时的大明已无心顾及满剌加，毕竟有成祖干涉安南的前车之鉴，何况大明国力已今非昔比，满剌加又距离遥远，大明只好装装样子了。 　　 　　  　　 　　 受此牵连，皮雷斯也被驱逐出北京。更惨的还在后面，皮雷斯回到广东后，就被地方官员囚禁起来，理由是佛郎机人在广东沿海的海盗行为。其实，这件事和皮雷斯还真没有关系。在护送皮雷斯到达天朝后，葡萄牙的舰队却迟迟不肯离开，在舰队更换司令官后，葡萄人干脆就在东莞的屯门岛建造堡垒、杀人放火、抢劫商船，干起了海盗营生。这群葡萄牙人很天真的撒着野，他们把天朝当作非洲、印度或者满剌加了，当天朝的舰队前来剿灭他们时，他们才知道自己愚蠢透顶，但后悔已经没用了，只有三艘船从这次围剿中逃脱。 　　 　　  　　 葡萄牙人很快又派来一支舰队，这次他们打算与天朝和好，但他们又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天朝是无法容忍葡萄牙人的野蛮的，葡萄牙舰队一进入广东沿海就遭到天朝舰队的围剿。最终，这支舰队在西草湾被歼灭，司令官作了俘虏并被砍了脑袋。

qs

　　四、1、第一次“亲密”接触（下） 　　 　　  　　 　　 这件事情还使天朝对葡萄牙人的厌恶达到了极点，拒绝葡萄牙人的朝贡请求已成为朝廷上下的共识。御使何鳌上奏说：“佛郎机人最凶狡，留驿者违制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之祸，殆无纪极。“另一御史邱道隆也要求朝廷“却其使臣，明示顺道，令还满刺加疆土，方许朝贡。”所以，天朝做出了“绝佛朗机，还其贡使”的决定。后来，皮雷斯死在了广东的监狱中，第一次亲密接触也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了。 　　 　　  　　 　　 由于天朝断然拒绝了葡萄牙朝贡的请求，朝贡贸易这条路是走不通了。但贸易意味着商机，葡萄牙人是不会放弃任何生财的机会的，也就在这个时候，有天朝海商把他们引到浙江双屿，进行走私贸易（详见第6章）。此后，双屿成了一个繁荣的走私贸易中心，根据葡萄牙人宾托的《东洋纪行》里记载，该岛总人口已有三千多，其中，葡萄牙就有一千二百余人，他们还修建了教堂、医院等公共设施，附近百姓将其称为番鬼城。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出动军队荡平了双屿，那座已经十分繁华的小城变成了废墟，大部分葡萄牙人都把性命留在了番鬼城。 　　 　　  　　 　　 与此同时，天朝海上还把葡萄牙人带到福建浯屿进行走私贸易，《东西洋考》中记载“有佛郎机船载货泊浯屿，漳、泉之贾人，往贸易焉。”在朱纨攻占双屿岛后，残余的葡萄牙人也与福建沿海的同胞会合。得到消息的朱纨发兵突袭，葡萄牙人再次遭到惨败，浯屿被荡平了。事后，朱纨在给北京的报告里，对战果是这样描写的：“生擒麻刺加国之王子、王孙、嫡弟，以及矮王、一王、二王等佛郎机国王三名，又生擒白番十六名、黑番四十六名，贼首喇哒李光头等百二十名，番贼妇二十九口，斩获番贼首级三十三颗，共计擒斩达二百三十九名。” 　　 　　  　　 　　 采取强硬政策的朱纨并没有好下场，在被人以“擅杀”为由弹劾后，他的脑袋也被朝廷砍掉了。而做俘虏的葡萄牙人倒是幸运，因为他们仅仅被天朝政府判了个流放之刑，而且流放的地点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所以，流放之旅简直就是一次免费的异国旅行，以至于这些葡萄牙人回国后，都对天朝司法制度的公正交口称赞。 　　 　　  　　 　　 在浙江和福建遭受打击后，葡萄牙人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必须采取灵活的策略，与天朝硬碰硬无疑是自杀行为，所以，皮雷斯屡试不爽的贿赂成为葡萄牙人新的尝试。当然，灵活的葡萄牙人并不想放弃官方朝贡贸易这条途径，在贿赂广东官员的同时，他们又想到了假冒满剌加使者朝贡的法子。火眼金睛的大明礼部一眼就识破了这个小儿科的伎俩，《明史》说：“下（礼）部议，言必佛郎机假托，乃却之。”所以，真正解决问题的是贿赂。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凉晒货物在澳门登陆，已经学乖的葡萄牙人再也不敢触犯天朝的虎威，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贿赂上。很快他们发现这种方法是最省力的，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在接受贿赂后，爽快的答应了葡萄牙人在澳门停靠的请求，对葡萄牙人贸易行为也不管不问，没有战争，也没有争吵，一切就这么平静的解决了。 　　 　　  　　 　　 停靠并不是葡萄牙人的目标，因为葡萄牙人虽然贸易时可将船停在澳门，但贸易完后还是要滚蛋的。所以，1557年，他们又有了更大胆的尝试，在澳门修建房屋并居住，当然，行贿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天朝广东政府的官员对葡萄牙人的行为也没有干涉。1567年，天朝宣布开放海禁，给予符合政策要求的民间贸易合法的地位，在此背景下，1572年，天朝干脆开始向葡萄牙人征收地租，因为在天朝看来，澳门毕竟是贸易口岸，有些佛郎机人住在那里也没什么要紧的，加强管理倒是真的，于是，1574年，天朝又设立专门机构对澳门进行管理，其实，那时的葡萄牙人在澳门只有居住权和贸易权。澳门地位真正的变化是1849年，葡国拒绝再交地租，并对澳门进行行政上的管理，到1887年，清国代表天朝签定了《中葡北京条约》，澳门也就此正式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了。 　　 　　  　　 　　 总之，天朝对于这群闯入朝贡体系的不速之客不仅没有热情，还非常的厌恶，这与这些不速之客的野蛮行为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早在拒绝皮雷斯时，嘉靖皇帝就曾指示说：“自今海外诸夷及期如贡者，抽分如例；或不赍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绝之。”天朝朝贡的大门无疑向那些新发现的西洋诸夷关闭了。 　　 　　  　　 　　 葡萄牙人在几次尝试后，终于找到了与天朝打交道的要领，并获取了丰厚的利益。相比而言，跟随葡萄牙而来的其他列强显然没有葡萄牙人那么灵活，他们在寻找打开天朝大门钥匙的尝试中，被撞得头破血流。

qs

　　四、2、寻找打开天朝大门的钥匙（上） 　　 　　  　　 　　 跟随葡萄牙人抵达天朝的是西班牙人，他们于1565年开始了对菲律宾吕宋岛的殖民，西班牙人与天朝已是隔海相望了。所以，1575年7月3日，一艘西班牙船只抵达天朝的福建。这个使团是西班牙吕宋总督委派的，打着吕宋国使团的名义来到天朝。为首的是传教士拉达，与葡萄牙不同，他们来到天朝的目的是传教，毕竟隆庆开海后，天朝与吕宋的丝银贸易极度繁荣，通商已不再是西班牙人的主要目的。 　　 　　  　　 　　 当然，这些传教士的总体素质比那些长期从事贸易和海盗行为的职业军人高出不少，所以，这些西班牙人在天朝的表现非常得体和友好。这自然获取了天朝人的好感，敌人来了有猎枪，朋友来了有美酒，大明福建巡抚刘尧诲热情的接待了他们。大明朝廷也格外开恩，准许西班牙控制的吕宋国加入朝贡体系之中，但是，天朝对西班牙人提出的传教等要求还是毫不犹豫的拒绝了。此后，获取了朝贡权利的西班牙人并没有开展朝贡活动，在开海的大背景下，朝贡贸易对他们已没有吸引力了。 　　 　　  　　 　　 不过，这次接触却让西班牙人对天朝有了初步的了解，拉达后来根据他在福建两个月的旅程，写了《中国札记》一书。书中对天朝充满了溢美之词：天朝是一个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物价便宜的国家，人民知书达理，生活安逸富足，城市漂亮整洁，军备空前强大。当然，书中也有夸张和误会的地方，但在客观上也反映出天朝在大明后期的情况，勾勒出一个超级强国的轮廓。 　　 　　  　　 　　 伴随着西班牙人的到来，天朝人在认识上又困惑起来，他们并不能准确地辨别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天朝的史籍中，把他们都称作佛郎机人，大概与自1580年开始，西班牙一度吞并葡萄牙有关。当然，天朝人也没有兴趣辨别出两者的区别，对于天朝来说，以澳门佛郎机人和吕宋佛郎机人加以甄别就足够了，毕竟都是些西洋来的蛮夷，在天朝人眼中本质区别是没有的。 　　 　　  　　 　　 就这样，西班牙人在短暂接触失败后，就安心于丝银贸易，闷声发大财了。但是，西班牙人看似平静的内心却在葡萄牙人攫取了澳门的居住权并以此大发横财后骚动起来，毕竟在天朝海岸线拥有一个小岛，会给贸易带来巨大的方便，会大大减少贸易所需的成本，还能捞取一定的贸易特权。所以，西班牙人也想效仿一下，大概他们还咨询过葡萄人是如何在澳门定居的，可能葡萄牙人太过狡猾，什么都说了就是没说贿赂的事，所以，才有了西班牙人的东施效颦：1598年，西班牙人摆出种种理由，赖在虎跳门不肯走，还建了房屋。没有收到贿赂的天朝官员当然要秉公执法了，广东海道副使章邦翰派军队将西班牙人驱逐出去，那些房屋也全部被烧毁，郁闷的西班牙人大概到死也没想明白为什么天朝驱逐他们，而不驱逐葡萄牙人。 　　 　　  　　 　　 当然，在广东的挫折并没打消西班牙人攫取据点的野心，他们把目光又转向了海防相对薄弱的天朝东南沿海。1626年，西班牙人抵达台湾北部，在基隆和淡水修建城堡和炮台，开始了对台湾北部的殖民活动。此时，已病入膏肓的大明政府已无力顾及，台湾北部成了西班牙人的乐园，他们的传教事业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不过，西班牙人的好景并不长，在盘踞了16年之后，即1642年，占据台湾南部的荷兰人将他们驱逐出去，台湾开始了荷兰人独霸的局面。

qs

　　四、2、寻找打开天朝大门的钥匙（中）  　　  　　  　　 　　 荷兰就是大明典籍中的红毛夷，他们紧跟着葡萄牙、西班牙的脚步抵达天朝。荷兰是西方列强的后起之秀，他们于1602年组建了专营对东方贸易和殖民的荷属东印度公司，显示出对东方强烈的野心。不过，在此之前，荷兰人就于1601年阴历九月抵达澳门，首次出现在天朝人的视野中。天朝人并不知道这些人来自何方，由于他们“须发皆赤”，所以天朝人称之为红毛鬼。而荷兰人也很快被澳门的葡萄牙人赶走，除了红毛鬼，荷兰人并未给天朝人留下什么印象。 　　 　　  　　 　　 不过，荷兰人扩张的脚步并没有因此停止，他们与先前来到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一样，想在天朝沿海攫取一块贸易和殖民的据点。1604年，本想进犯澳门的荷兰人遭遇风暴，阴差阳错的漂流到澎湖列岛，荷兰人倒捞了个便宜，恰遇天朝官兵换防，不废吹灰之力就占领了这里。天朝政府对荷兰人的行为自然是无法容忍的，大明很快就派遣沈有容率领50艘军舰将荷兰人团团围住，荷兰人乖乖的退出了澎湖。 　　 　　  　　 　　 随着1609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共和国，国力的激增使荷兰成为当时世界第一海上强国，这使荷兰的野心极度膨胀，加快了在东方的扩张步伐。1619年，荷兰人占领了印尼的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印尼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在天朝攫取一块据点也一直是荷兰人心中永远的痛，所以，他们将目光放在了葡萄牙人取得居住权的澳门。1622年，荷兰派出16艘战舰进攻澳门，被澳门的葡萄牙人击败。荷兰舰队又掉头北上攻击澎湖，结果又逢明军换防，荷兰人再一次不废吹灰之力占领了澎湖。此后，荷兰人以澎湖为据点，开始了海盗的营生：抢劫商船，骚扰天朝东南沿海，掠夺人口。荷兰的暴行彻底激怒了天朝，1623年，大明舰队出海围剿荷兰人，荷兰支撑不住，只得再一次狼狈的撤出澎湖。 　　 　　  　　 　　 血的事实教育荷兰人：澎湖离天朝大陆太近，根本不适合殖民。所以，荷兰人又将目光投放到距离大陆更为遥远的台湾岛。1624年，荷兰人在台南登陆，还修建了堡垒赤坎城，并以此为中心开始了对台湾南部的殖民。 　　 　　  　　 　　 在台湾站住脚跟后，荷兰人对福建沿海仍念念不忘，所以，1633年，荷兰人又有了新的尝试，他们大举进犯厦门和金门，妄想在此建立新的据点。结果，荷兰人遭到了郑芝龙海商集团和大明官兵的联合围剿，这就是料罗湾之战，荷兰人在远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时任福建巡扶邹维琏在给北京的报告中写到：“此一举也，生擒夷酋一伪王、夷党数头目，烧沉夷众以千计，生擒夷众一百一十八名，斩夷级二十级，烧夷甲格巨舰五只，夺夷甲板巨舰一只，击破配夷贼小舟五十余只……。”  　　 　　  　　 　　 从此，荷兰人基本断了在福建沿海发展势力的念头，开始安心于台湾的殖民事业，并在1642年驱逐了台湾北部的西班牙人，完成了对整个台湾的蚕食。二十年后，也就是1662年，郑成功率领大明残余势力打败了荷兰人，光复台湾全岛。

qs

　　四、2、寻找打开天朝大门的钥匙（下）  　　 　　 　　 　　从西洋来的最后一个重要国家就是英国。1588年，英国舰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西班牙从此将海上霸权拱手相让，并逐渐衰落下去，而英国则开始了迅速崛起的征途，所以，英国人的触角也开始伸向了东方。早在158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派遣约翰·纽伯里出使天朝，并准备向天朝大皇帝递交国书。然而，约翰·纽伯里在途径印度时，被当地的葡萄牙殖民者逮捕，显然，在澳门站住脚跟的葡萄牙人并不希望他们在天朝遇到竞争者，伊丽莎白女王的第一位使臣并未能到达天朝。 　　 　　  　　 　　 1596年，伊丽莎白女王又派使臣本杰明·伍德同商人里查·阿伦和托马斯·布罗菲尔德一起去天朝，准备再次递交国书。不幸的是，女王使臣的船队不仅在途中遭遇风暴，还被葡萄牙舰队袭击，伤亡惨重的船队最终在汪洋大海中沉没，第二次出使就这样夭折了。在两次官方接触失败后，伊丽莎白女王也失去了耐性，再也没有组建前往天朝的官方使团。 　　 　　  　　 　　 不过，英国争夺东亚利益的脚步并没有停止。1600年，以贸易和殖民为主要目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从此，以东印度公司为急先锋，英国在印度和东南亚的势力渐渐强大。不过，对于天朝，英国人采取了观望态度，直到1637年，由英王查理一世组织的专营与天朝贸易的“可甸联合会”才派遣了以威德尔为总指挥的武装商船队抵达天朝。不过，首先对英国人做出不欢迎表示的却是葡萄牙人，这使威德尔和他的船队在澳门不得要领，于是英国人决定抛开澳门，直接与天朝做生意。 　　 　　  　　 　　 8月6日，英国人的船队来到广州虎门，在遭到驻守明军的拒绝后，英国船队竟开炮袭击，并占领了虎门炮台。枪炮声刺激了英国人的野性，他们又在虎门附近的乡村大肆搜掠一番。已是日薄西山的大明政府已无力对英国人采取强硬的措施，在英国人遵守大明让其退出炮台、交出抢劫物品的命令后，大明政府允许了这支英国船队在广州贸易的要求。而威德尔在收购一些天朝货物后，就匆匆离开了广州，直到1644年大明灭亡，英国人再也没有与天朝有过正式的接触。 　　 　　  　　 　　 总之，大明后期，西方列强纷至沓来，使尽各种办法，寻找打开天朝大门的钥匙。有趣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西方列强之间也存在竞争，先来的排挤后到的，列强之间互相拆台、落井下石、趁火打劫之事时有发生。然而，天朝的国力在此时还是强于西方的，列强们在尝试一切办法后，仍无法迫使天朝接受西方的规则，无可奈何之余，他们不得不在表面上开始屈服于东方的朝贡规则。

qs

　　四、3、甘愿朝贡的欧洲人 　　  　　 　　 1644年，天朝改换了门庭，东北的满洲人成为天朝新的主人，天朝进入了清廷时代。天朝政局的急剧变化，让西方诸国在观望中忐忑起来：如何在这混乱局面中，维护他们既得利益、攫取更多的利益，成为他们最迫切的打算。而清廷在入主后，政策更加保守，为了对付沿海抵抗的大明残余势力，清廷重新恢复了天朝的海禁政策，面对重新关闭的天朝大门，西方国家试探性的接触纷至沓来。 　　 　　  　　 　　 最先到达的是西班牙人，时间是1647年。按照《清世祖实录》的说法，这些西班牙人是准备朝见大明皇帝的，只是清兵入关，使他们滞留在福建迟迟不能北上。在清兵占领福建后，这些西班牙人便被清兵送到了北京。第三章中说过，清廷在入主天朝后，立即向周边蛮夷示意朝贡，然而，面对清廷皇帝的召唤，周边蛮夷始终处于观望状态，未有前来朝贡的。 　　 　　  　　 　　 所以，糊糊涂涂来到北京的西班牙人着实让清廷兴奋了一番，在热情招待后，将他们护送出境。清廷还以年幼的顺治皇帝的名义，给西班牙国王颁布了一道敕谕：“朕抚定中原，视天下为一家。念尔吕宋自古以来世世臣事中国，遣使朝贡，业有往例，今故遣人赦谕尔国。” 敕谕中还告诉西班牙人，只要交回大明的封诰印敕，清廷的皇帝就会准许他们朝贡。 　　 　　  　　 　　 不过，西班牙人并没有对这封敕谕有什么回应，此后也没有做出任何朝贡的举动。其实，西班牙的史籍对此事没有任何记载，而西班牙在大明时代就没有任何朝贡表示，所以，合理的推断是，这些西班牙人不过是贸易的商人，阴差阳错的被迫切希望蛮夷朝贡的清国皇帝当作贡使。 　　 　　  　　 　　 实际上，清廷接待的第一个西方使团是荷兰。海上的马车夫，这是十七世纪荷兰人的绰号，可以看作一个海上强国的印记，也可当作海盗最好的招牌。在海盗式的马车夫占领台湾16年后，清廷成为天朝的主人，荷兰人并没有兴趣探究“华夷之辨”，在他们眼中如保护他们在台湾的利益，如何在海禁中确立荷兰人在贸易中的特权，才是当务之急，所以，荷兰人趁天朝局势稍有稳定后，于1653年匆匆派了以斯克德为使臣的使团前往天朝，准备朝见大皇帝。按照《海国四说.粤道贡国说》里的记载，荷兰人“至广东请贡，兼请贸易。”实际上，荷兰人既没带贡物也没有表文，根本不是前来朝贡的，他们此行不过是探一下清廷的虚实而已。虽然，清廷渴望蛮夷的朝贡，不过，在形式上，他们还要维护自己的尊严，所以，广东巡抚将此事报给北京后，礼部驳回了荷兰人晋见大皇帝的要求。 　　 　　  　　 　　 在碰壁后，荷兰人变的聪明了，庞大的天朝在此时并不能依靠武力征服，葡萄牙人依靠贿赂和欺骗的手段获取了利益，荷兰人则另辟蹊径，那就是乖乖的加入天朝的朝贡体系中。1655年，荷兰再次派遣了使团，使臣是彼得.哥页。 　　 　　  　　 　　 这次，顺治皇帝很高兴的接受了荷兰人的朝贡，因为，他们不仅带来了表文，还为天朝奉上了大量的贡物：鸟铳、玻璃镜、珊瑚珠、琥珀珠、西洋被花布面……。海盗就是海盗，他没有后来英国建立世界大市场的野心，也没有英国人摧毁朝贡体系，将天朝拉入欧洲国际体系的决心，所以海盗式的荷兰人心甘情愿的匍匐在大皇帝的脚下，来换取贸易带来的蝇头小利以及抢夺来又怕保不住的台湾。与后来的英国人相比，他们并未在礼仪问题上与天朝有过多的纠缠，他们心甘情愿的对大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并恭敬的接受了大皇帝的赏赐。而荷兰人的恭顺也颇得大皇帝的欢心，于是，顺治皇帝便以天下共主的口气，在折子上批复道：“荷兰国慕义输城，航海修贡。念其道路险远，著八年一次来朝，以示体恤远人之意。” 　　 　　  　　 　　 只是，顺治体恤远人之意并未感化荷兰人，因为顺治皇帝在给荷兰国王的敕谕中说道：“著八年一次来朝……所携货和，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商私自货卖。”很明显，清廷在建立初年又恢复了大明开海前的政策：只允许朝贡贸易，即官方贸易，而私商贸易是被禁止的。所以，荷兰人对八年一贡的规定并不满意，这意味着他们八年才能与天朝贸易一次，荷兰人巴不得清廷允许他们年年朝贡。 　　 　　  　　 　　 当1662年台湾的荷兰人向郑成功投降后，恼怒的荷兰人更加情愿的匍匐在清国皇帝的脚下。第二年，他们就与清廷联系，请求“助剿海逆”，清廷当局对此非常欣赏，一时间，清廷与荷兰形成了联合对付在台湾反清的郑氏的同盟，这也是他们的蜜月期，清廷在感动荷兰人的“孝心”之余，还特别恩准荷兰两年贸易一次。 　　 　　  　　 　　 这种局面维持了几年，清廷对联合荷兰对付台湾郑氏渐渐失去了兴趣，1666年，荷兰朝贡使团还未到北京时，清廷就下达了“荷兰国既八年一贡，其二年贸易，永著停止”的命令。当然，本着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原则，清廷给荷兰国王及使臣很丰厚的赏赐。不过，这依然不能抚平荷兰人一颗受伤的心。不过，形势使然，荷兰人也只好自己咽下了这口鸟气，慢慢的等待时机。 　　 　　  　　 　　 事情的转机是在1683年，康熙皇帝终于消灭了台湾郑氏，海禁也随之开放，并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设立四个海关。面对大好商机，荷兰人趋之若骛，马上派使臣到天朝朝贡，其表文也竭尽谄媚之能：“外邦之丸泥尺土，乃是中国飞尘；异域之勺水蹄岑，原属天家滴露。”这肉麻的吹捧虽有天朝式翻译的痕迹，但也表现出荷兰极力讨好清廷，以换取在贸易中的特权。康熙皇帝在感动之余，特批荷兰人由八年一贡改为五年一贡。后来，荷兰人又取得在广东建立商会的特权，心满意足的荷兰人此后一百多年居然再没朝贡过一次。毕竟，他们在广东已有了贸易基地，而私商贸易的开放使荷兰人对朝贡贸易也没了兴趣。 　　 　　  　　 　　 1794年，也就是马戛尔尼离开北京一年后，荷兰公使蒂津来到了北京。荷兰人事隔一百多年重新回到天朝的心脏，与清廷逐渐闭关的政策有很大关系，1757年，乾隆关闭宁波、漳州和云台山三地口岸，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天朝闭关锁国的局面已经形成。 　　 　　  　　 　　 西洋各国都想在这巨大的变化中谋求自己的特权，只是，现在的荷兰再也不是当年的海上马车夫了，一百年前的英荷战争让荷兰人把海上第一强国的称号拱手让给了英国人，更悲惨的是，蒂津使团在北京的时候，法国人已经攻占了荷兰，他们已成为没有祖国的人，当然在北京的他们并未知道这个消息。蒂津依然遵循他的祖先们所留下来的经验，只要对大皇帝恭敬，就会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在蒂津看来，马戛尔尼失败在膝盖上，所以，荷兰人非常顺从的接受了天朝给予他们的朝贡国的待遇，蒂津也愿意匍匐在大皇帝的脚下。 　　 　　  　　 　　 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享受到英国人所享有的礼遇，荷兰人与天朝的奴才们一起站在午门外面，接受寒风和皮鞭的接待。在三跪九叩之后，乾隆只对荷兰人说了一句话：“荷兰国王可好？”乾隆当时的感觉的确太好了，他完全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主宰。 　　 　　  　　 　　 可怜的蒂津一直被天朝的官员忽悠着，因为天朝的官员总告诉他，你们比马戛尔尼的待遇好多了。后来，蒂津看到被扔在一边的马戛尔尼晋献的礼物时，心理总算平衡了。虽然，蒂津表现出极大的诚意，并甘愿以天朝的藩属自居，但他们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利益，这也被西方社会所嘲笑，认为蒂津丢尽了西方社会的脸，是最耻辱的一次出使。 　　 　　  　　 　　 在天朝进入清廷时代后，葡萄牙人在澳门过得更加舒坦了。天朝继续对澳门收缴地租，进行行政上的管理，而葡萄牙人也无甚大的野心，只想一心讨好天朝，以保住他们在澳门的利益，顺便在贸易上再获得一点儿特权。1670年，葡萄牙使臣在北京见到了康熙皇帝，并带来了象牙、犀角、丁香等17种贡品，当然，葡萄牙人也恭敬的对天朝大皇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对葡萄牙人的表现非常满意的康熙皇帝也因此批示：“西洋国地居极远，初次进贡，著从优赏赉。” 　　 　　  　　 　　 虽然，讨得了皇帝的欢心，但葡萄牙人并没有在贸易上取得进一步的特权，他们这次北京之行显然是失败的。葡萄牙人在总结经验教训后，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礼物还不能让皇帝满意，所以，在1678年，葡萄牙人又向康熙进贡了一头凶猛的狮子，呈现大皇帝的表文是这样写的：“因谕凡在东洋所属，永怀尊敬大清国之心，祝万寿无疆，俾诸国永远沾恩，等日月之无穷。”这一次，葡萄牙人终于达到了目的，被他们的“虔诚”所打动的康熙批准了葡萄牙人自澳门到广州陆路贸易的要求。心满意足的葡萄牙人又在1720年、1727年和1757年遣使进贡，由于他们恭敬的表现，使臣们也受到了大皇帝的厚赏，只是，这三次朝贡并没给葡萄牙人带来更多的好处。 　　 　　  　　 　　 总之，葡萄牙人以及前面提到的荷兰人在清廷时代表现的非常恭敬。虽然他们的朝贡表文究竟被天朝式翻译润色了多少，已无原文可以考究，虽然通过马戛尔尼那变了味的国书，我们可以想象天朝的翻译们也定会在葡萄牙和荷兰的表文中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但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对此并不反对甚至是欢迎的，他们没有更大的野心，他们只想从贸易中赚取利益，所以他们心甘情愿的在表面上接受朝贡体系的规则，甘愿以藩属国身份跪拜在天朝的脚下也就不奇怪了。然而，此时的天朝在与西方的交往中，也不都是如此顺心，北方的俄罗斯就成功扮演了黑脸的脚色。

qs

　　四、4、桀骜不逊的俄罗斯人 　　 　　  　　 　　 当沙俄人于16世纪翻越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后，极度的严寒并未熄灭他们扩张的野心，就像北极熊一样，他们被风雪激发了对猎物更大的渴望。终于，在1643年，沙俄人翻过了外兴安岭，来到了黑龙江边上，他们面对的是清廷时代的天朝。掠夺与奴役是沙俄人唯一的手段，从顺治年间，清军虽几次驱逐，无奈沙俄的哥萨克士兵总是剿了又走，走了又来，黑龙江边上的雅克萨城逐渐成为沙俄人的据点。 　　 　　  　　 　　 年轻的康熙皇帝掌握权力后，决心解决雅克萨这个北方边患。1683和1686年，两次下令清军对雅克萨的沙俄人反击，几百个哥萨克士兵在雅克萨的据点中面对天朝的炮火瑟瑟发抖，沙俄人意识到用对付中亚那些小国的手段对付天朝是最愚蠢的办法，所以，沙俄人表达了和平的愿望。经过艰苦的谈判，《尼布楚条约》签订了。 　　 　　  　　 　　 虽然，沙俄获得了贝加尔湖东岸的土地，但毕竟他们也正式承认了天朝对外兴安岭和黑龙江的主权。沙俄人此时还没有能力对东方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彼德大帝的目光始终注视在北欧以及波罗地海的出海口上。就这样，狡黠的沙俄人在表面上默认了东北的现状，但他们却利用与天朝地理上的特殊优势，谋取令西方人艳羡的利益。 　　 　　  　　 　　 西方人渴望来到天朝贸易，甚至不惜接受朝贡体系的规则，跪拜在天朝的脚下，最终得到的那点儿只够塞牙缝的利益，总令他们耿耿于怀。他们用复杂的眼光看着沙俄：沙俄人取得了在北京常驻人员的权利，还有许多西方人梦寐以求的贸易特权。沙俄也正是利用这种特权，把持东西路陆路贸易，从而大发了一笔横财。 　　 　　  　　 　　 自尊心极强的沙俄人在开始与天朝打交道时，就保持着他们高贵的尊严，礼仪以及文书问题一直是困扰天朝与沙俄交往的最大隔阂。早在清廷入关前，俄罗斯就曾派使节前往沈阳，但因礼仪问题，被清廷驱逐了出去。1654年，沙俄又派遣巴依科夫为使臣前往北京。有意思的是，在他出发前，沙皇曾反复告戒他，在礼仪方面不得有损国体，包括只准吻天朝皇帝的手、不准吻天朝皇帝的脚这样在天朝人看来很滑稽的规定。 　　 　　  　　 　　 巴依科夫使团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到达北京，在使团到达前，巴依科夫委派阿勃林作为使团的先遣使先行觐见了顺治皇帝。阿勃林在北京的日子是非常郁闷的，因为他才发现，如果遵守沙皇的命令，那么不要说完成使命，就是一睹大皇帝的容颜也是奢望。所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授，所以，阿勃林将沙皇的训诫抛诸脑后，乖乖的向天朝大皇帝行了贡礼。龙颜大悦的顺治皇帝还给沙皇发了一封敕谕，就是那种皇帝给臣子的文书，让阿勃林捎回莫斯科，敕谕是这样写的：“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赐，即俾使尔使人赍回，昭朕柔远之至意。尔其钦承，永孝忠顺，一副恩宠。” 　　 　　  　　 　　 通过阿勃林的表现，清廷本以为沙俄会就此成为朝贡体系中坚实的一员。然而，巴依科夫到达北京后，彻底毁坏了沙俄给清廷留下的好印象。因为，巴依科夫太死板，不懂得变通，他固执的执行着沙皇的训诫，礼仪问题骤然成为两国交往中最大的绊脚石。这种不虔诚的“朝贡”态度自然惹恼了天朝，虽然清廷皇帝渴望万国来朝的局面，但他仍毫不犹豫的把不懂礼数的沙俄人驱逐出北京。 　　 　　  　　 　　 两个封建专制帝国就这样开始了礼仪问题上的拉锯战，究其实质也是按照谁的规则游戏。1670年米洛瓦诺夫作为沙皇的特使来到了北京，其呈递的国书中居然要求天朝大皇帝臣服于沙皇，他被驱逐出北京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双方就礼仪问题争执最激烈的一次，是1676年斯帕法理的天朝之行，在喋喋不休争吵了三个月后，斯帕法理最终很不情愿的向康熙皇帝行了三跪九叩之礼，但动作是极不标准的，明显的应付了事，而在接受大皇帝赐给沙皇的礼物时，斯帕法理拒绝跪受。这些自然逃不过天朝官员的眼睛，如此不虔诚的蛮夷也自然捞不到他们渴望的利益。 　　 　　  　　 　　 1689年，在谈判签订《尼布楚条约》时，俄方将礼仪问题也提了出来，他们要求天朝在两国文书中不得自称天下主宰或者以天下主宰的口吻说话，不得出现上谕一类的字眼，这样“无理”的要求自然遭到了天朝的严词拒绝。沙俄人错就错在谈判桌是以战场为资本的，一个战败者又怎么可能在谈判桌上取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呢？ 　　 　　  　　 　　 其实，对于沙俄，天朝是深为忌惮的，毕竟沙俄与天朝有漫长的边界线，雅克萨一战，天朝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几千正规军围攻几百名亡命徒，这种胜果并不值得夸耀。在与俄罗斯漫长的交往中，天朝对于沙俄的现状以及野心也多少清楚一点儿，所以，沙俄罗斯在礼仪问题的强硬态度也最终使天朝作出了重大让步，即沙俄使臣向天朝大皇帝行跪叩礼，天朝的使臣也向沙皇行跪叩礼。1693年，沙俄使节义杰斯向康熙皇帝行了三跪九叩礼，而雍正年间，天朝派往沙俄的使臣也向沙皇行了跪叩礼。就这样，困扰两国的礼仪问题解决了。在规则上，实际与马戛尔尼一样，都是相互妥协的结果。 　　 　　  　　 　　 在自尊心得到满足后，大皇帝决定安抚一下沙俄，给他们一点儿渴望的利益，所以，沙俄在1694年取得了在北京设立俄罗斯馆的权利。起初，俄罗斯馆只是作为俄罗斯使节和商人居住场所，在1727年《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这座会馆就成为集外交、贸易、教会、学校、间谍为一体的沙俄在天朝的据点。 　　 　　  　　 　　 可以说，《恰克图条约》是雍正对俄策略的代表作。雍正上台后，为了安抚沙俄，避免沙俄与作乱的准葛尔部勾结，他对沙俄采取了妥协政策，在《恰克图条约》中，他将恰克图以北约1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沙俄，还准许在恰克图开放贸易互市，给予沙俄商人入京贸易的权利。就这样，沙俄成为天朝商品的中转站，这个二道贩子的角色也让沙俄人狠狠赚了一笔。 　　 　　  　　 　　 通过荷兰与俄罗斯不同的待遇，我们可以看到清国时代的天朝在傲视一切的目光下，在心底深处也忌惮强者，强硬的俄罗斯最终取得了他们想得到的东西，低三下四的荷兰人却被清国当作奴才来耍弄，后来的马戛尔尼虽没有完成使命，但强硬的他们却获得了最高的礼遇，看人下菜碟成为清廷对待西洋来的不速之客的一种策略，清廷时代天朝的外强中干已隐隐表现了出来。

qs

　　 第五章、天朝的机遇 　　  　　 　　五、1、渴望白银  　　 　　  　　 　　第五章目录如下 　　 　　1、渴望白银 　　 　　2、改变世界的发现 　　 　　3、商业朝贡 　　 　　4、礼崩乐坏 　　 　　5、渐行渐远 　　 　　  　　 　　  　　 　　 公元1375年，明太祖下令组建宝钞提举司，负责印制和发行大明的纸币——大明宝钞，面值从一百文到一贯不等。前文说过，从两宋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天朝缺乏贵金属，铜钱的价值又太低，致使天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钱荒局面，两宋和元朝政府只得发行纸币来保证流通市场的需求。只是，许多时候，政府又不能铸造或储备发行纸币的钞本，也就是现代所说的准备金，这就导致了纸币一再贬值，商品市场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 　　 　　  　　 　　 大明建立后仍然受困于钱荒之中，虽然有宋元两朝的教训，前文曾分析过，以当时天朝的条件和环境，贵金属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无可奈何的明太祖不得不重走宋元的老路，即发行纸币。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当时天朝缺乏贵金属铸造货币，自然而然，为发行纸币准备钞本也是困难的。元朝曾尝试用丝来做钞本，但市场丝价波动太大，显然并不适合，所以，这种尝试很快就失败了。换句话说，以当时的条件，发行纸币是不可能解决钱荒问题的。 　　 　　  　　 　　 很遗憾，明太祖没有学过经济学，他自然不会明白这个道理。不过，明太祖的行政学还是有点造诣，懂得公务员行政的基本套路，所以，他老人家并不认为没有钞本就不能发行纸币，他有一个既理想又天真的大胆想法：老子是皇帝，老子一句顶一万句，老子的圣旨就可以搞定。所以，一场硬抬纸币为主要货币的闹剧开锣了。 　　 　　  　　 　　 明太祖首先想到的是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即以政府命令的形式，强制纸币作为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然而让他失望的是，行政力量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民间由于以前的经验教训，对纸币的抵触心理很大，百姓更信赖贵金属和铜钱。在受到挫折后，明太祖并没有气馁，他又使出了两个杀手锏：一个是法律手段，另一个是政策手段。明太祖的法律手段就是通过法律禁止金银在市场上流通，即《明实录》中所说的“三十年三月甲子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从而避免金银在流通流域内与纸币的竞争。政策手段就是运用宏观调控的方法控制铜钱的铸造量，想以此减少流通领域内铜钱的数量，从而逼迫百姓使用纸币。这种手段到最后甚至达到了七十年不铸一文铜钱的变态地步。 　　 　　  　　 　　 遗憾的是，如此变态的手段依然不能激起大家使用纸币的热情，所以，更加变态的手段又接踵而来：大明政府还曾以“钞法沮坏”为由禁止使用铜钱。这一系列政策导致大明铜钱的铸造量非常低，根据黄仁宇先生的估计，有明一代，只铸了80亿文铜钱，仅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造量。 　　 　　  　　 　　 总之，太祖及其继任者们为了纸币的流通，可谓煞费苦心。但是，这一违反经济规律的事物自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民间自始至终不肯相信纸币，就算金银和铜钱不准流通，大不了就物物交换；就算要使用纸币，民间一般做法都是按照面值打折再使用。因此，大明宝钞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到1488年，按照官方“牌价”，大明宝钞的价值只有票面价值的1/333，而在此时的实际流通流域中，纸币早已被人们废弃不用了。在尝试所有手段都失败后，无可奈何的大明政府于1522年正式宣布停用纸币。 　　 　　  　　 　　 纸币经过大明几代皇帝的努力仍然丧失信用而大幅贬值，并没能担当起流通领域主要货币的作用，但是，市场总得需要货币吧，所以，1435年，明政府被迫“弛用银之禁”，到十五世纪末，民间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白银作为交易的手段。所以，这个问题转了半天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天朝正在闹钱荒。天朝的白银产量并不高，根据估计，大明时，一年的银产量只有10—20万两，这显然无法满足流通流域的需要，最终使大明出现了“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明史. 勒学颜传》）的现象。钱荒已经成为制约天朝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每个天朝人都在问：白银，你究竟在哪里？ 　　 　　  　　 　　 这种对白银有点疯狂的渴望还成为一起惨剧的导火索。公元1602年，福建张嶷和阎应隆向明神宗上奏说：“海外吕宋国有机易山，素产金银，岁可得金十万、银三十万。”这里说的吕宋国就是今天菲律宾的吕宋岛，在那时已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现在我们知道，张嶷和阎应隆说的都是假话，大概他们看到隆庆开海以后，海船从福建月港满载货物前往吕宋，总会载满白银而归，他们并不知道美洲白银的大发现，更不知道马尼拉大帆船，所以，便在脑海中产生了吕宋有金山银山的臆想。 　　 　　  　　 　　 问题是这个编造出来的盛产金银的机易山还真让明神宗相信了，毕竟天朝对贵重金属的渴望已经很多年，若真有此等金山银山，岂不成了天朝的好事？所以，虽然有人指出：“机易山在海外，必无遍地金银，任人往取”的道理，但对贵金属的渴望已经让明神宗失去了判断能力，他“果断”的派人到吕宋勘察一番。 　　 　　  　　 　　 这一去可惹了大祸，金山银山自然没有发现，大明官员的行踪却引起了西班牙殖民者的警觉。原来，此时的吕宋，华人数量已远远超过西班牙殖民者的数量，西班牙人本来就有些担心，害怕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华人反对他们的统治，现在大明官员前来，便被西班牙人误认为是大明想与吕宋的华人里应外合，将他们驱逐出吕宋。所以，西班牙殖民者决定先发制人，在大明官员走后不久，他们悍然发动了对吕宋华人的大屠杀，共有两万五到三万华人被杀害。 　　 　　  　　 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柳暗花明又一村。美洲和日本白银的意外发现，却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困扰天朝几百年的问题。那么，这些白银是如何发现的？

qs

　　五、2、改变世界的发现 　　 　　  　　 　　 伟大导师恩格斯曾经说过：“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的确，促使欧洲人冒险出海、开辟新航线、发现新大陆的最根本动力就是寻找黄金。在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后，从16世纪开始，拉丁美洲的多数土地落入西班牙殖民者手中。 　　 　　  　　 　　 为了黄金，西班牙人可以疯狂的屠杀印第安人，背信弃义的绞死印加皇帝；为了黄金，西班牙人驱使着美洲和非洲的奴隶疯狂的开采金矿，使拉丁美洲的黄金产量在1550年左右达到最高水平。西班牙人为了黄金疯狂着，然而，在安第斯山脉的一个意外发现，却让西班牙人贪婪的目光多了一个关注点。 　　 　　  　　 　　 波托西是今天玻利维亚的重要矿业城市，位于安第斯山脉赛罗里科山的下方，海拔四千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城市之一。这座城市的兴起与白银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1545年，西班牙人在这里意外的发现了储量惊人的银矿。今天我们知道，波托西银矿是世界上最大的银矿，储银量约为19.56万吨，波托西简直就是传说中的银山。 　　 　　  　　 　　 这个上帝意外赐予的礼物让西班牙人在狂喜之余，迅速制定了一个疯狂开采波托西银矿的计划：他们在美洲大陆推出“MITA”制度，即七个印第安男性中就必须有一个人到波托西来开采银矿。另外，西班牙人还大量购买非洲黑奴作为矿工，波托西银矿开始迅速运转起来。到1563年，波西托银矿采用了水银分离纯银法，这使银矿的产量开始急剧增加。 　　 　　  　　 　　 西班牙人的好运气还没有结束，1548年和1558年，西班牙殖民者又在墨西哥发现了两个大银矿，至此，美洲一跃成为世界最重要的产银地区，其中，在16世纪后半段，仅波托西一个银矿的产量就占到全世界的60%，而整个美洲的白银产量也远远超过了其黄金产量。另外，西班牙王室为了加强对银矿的管理，规定所有采掘出的白银必须铸成银币才能出矿。就这样，美洲白银以银币的形式，通过国际贸易以及海盗抢劫等方式，流向全世界，从而引起了整个世界的连锁反应。 　　 　　  　　 　　 在美洲白银意外发现的同时，远东地区也闪耀着白银的光芒。日本是个岛国，缺乏各种矿产资源，却唯独不缺贵金属，日本列岛有储量丰富的金银矿，尤以白银最为丰富。早在12世纪，日本就发现了储量惊人的大森银山（又叫石见银山），然而，由于炼银技术的限制，大森银山一直没得到有效的开发。1533年，日本终于掌握了灰吹银这种先进的技术，所谓灰吹银是天朝的一种炼银方法，首先把银矿石烧成石灰，然后再风化吹散石灰，最后获得剩余的银块。自此，大森银山的银矿开始源源不断的开掘出来。1542年，日本的生野银山被发现，并开始运用灰吹银技术开采，日本从此成为产银大国。到17世纪，日本的产银量已经占到整个世界的15%—20%。 　　 　　  　　 　　 伴随着16世纪中叶美洲和日本白银开采量的激增，白银迅速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贵金属，在钱荒中饥渴的天朝也迎来了转机。那么，白银是如何流入天朝的呢？

qs

　　五、3、商业朝贡 （上） 　　 　　 1565年4月27日，西班牙的舰队抵达菲律宾，并在东南亚建立了第一个殖民据点，1571年西班牙人又占领了马尼拉。令西班牙人失望的是，菲律宾地区极度贫困而又物资短缺，甚至西班牙殖民者的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从西班牙本土饶过大半个地球运送物资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就近解决问题是最好不过的办法，而与菲律宾一海之隔又物产丰富的天朝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所以，从天朝东南沿海到菲律宾的贸易线路开通了，西班牙人的物资需求量大，又恰逢天朝在1567年的隆庆开海，这条贸易线路很快就兴旺起来。 　　 　　 然而，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与天朝的国际贸易并不轻松，因为菲律宾根本没有什么货物能引起天朝国内市场的兴趣，能让天朝人感兴趣的，只有像白银这样的贵金属，想要获取天朝的物资就只有支付贵金属。巧合的是，在二十几年前，已经在美洲发现了大银矿，支付贵金属对于西班牙人来说并不是难事，这条贸易线路就这样保持下来。 　　 　　 当然，菲律宾和美洲虽然都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但毕竟是同一系统的不同部门，财政上都是独立结算的。因此，如何才能把美洲的白银搞到菲律宾呢？天朝的丝绸在这里充当了很好的媒介作用，西班牙人先用白银购买天朝的丝绸，然后把丝绸运到美洲换取白银，再拿美洲的白银到天朝购买丝绸，而这其中的差价除了用来购买天朝的物资，还可作为利润保存下来。就这样，以丝银贸易为形式，一条横跨太平洋的贸易线路建立起来，并由此导致大量的白银流入天朝。 　　 　　 1565年6月1日，一艘满载丝绸的帆船从菲律宾起航，并于10月8日抵达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这种穿越太平洋、从事丝银贸易的海船，被称做“马尼拉大帆船”。天朝的生丝和丝绸质量好，价格又便宜，很快就占领了美洲市场。阿卡普尔科因为这条贸易线路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港口城市。当然，这其中受益最大的是天朝，两千年来低水平的贸易方式彻底改变，梦寐以求的白银滚滚而来，天朝一跃成为绝对的出超地位，天朝的钱慌危机彻底结束了。 　　 　　 此时的菲律宾殖民地当局每年都会派一到四艘大帆船从事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之间的贸易航线，每年由这些大帆船运往菲律宾的白银，在100万比索至400万比索（每比索等于36克，100万比索等于72万两）之间不等。不过，由于从事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贸易可获利丰厚，菲律宾殖民地越来越多的私人加入到这个行列中，这些人显然都是殖民当局所说的非法经营分子，他们不仅逃税，还使美洲白银冲破了官方的限制，如潮水般涌入天朝，非法经营的贸易额已远远大于殖民当局官方的贸易额，殖民当局又没有打击走私的有效措施，这使整个菲律宾殖民地掀起了从事丝银贸易的高潮，就如同一位西班牙海军军官说的那样：“中国的皇帝能用秘鲁运来的银砖建造宫殿，这些银砖是……未经登记和未向国王（指西班牙国王）纳税而运到中国来的。” 　　 　　 西班牙人在开始的时候还很得意他们的“马尼拉大帆船”，这是多为伟大的奇想啊，轻而易举的解决了菲律宾殖民地的困境。然而，时间久了，西班牙人才逐渐回过味来：不对啊，我们的白银怎么越来越少了？最终，西班牙人终于醒悟了：天哪，我们的白银都到天朝人的口袋里去了。一位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在著作中写道：“中国可说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全世界的宝藏，因为银子流到那里以后便不再流出，有如永久被监禁在牢狱中那样……”；1597年，菲律宾总督在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充满了忧虑的说：“所有的银币都流到中国去，一年又一年的留在那里，而且事实上长期留在那里。” 　　 　　 那么，流入天朝的白银到底有多少呢？史学界对此纷纷做出了估算：梁方仲先生认为，在这一时期，约有5040吨白银流入天朝（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根据万明先生的估算，在1570—1644年，通过丝银贸易输入天朝的白银大约有5000吨。全汉升先生则估算，1571年至1821年间，从美洲运往马尼拉的白银货币共计4亿比索，其中1／2流入了中国，约为7200吨。可见，史学界虽有争议，但，这一时期，5000—7000吨白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注入天朝还是比较普遍的看法。 　　 　　 当然，这个数字只是美洲白银通过马尼拉大帆船输入到天朝的数字。实际上，这一时期，天朝输入白银并不是只有马尼拉这一条途径，还包括了日本以及欧洲。前文说过，在美洲白银发现的同时，由于炼银技术的进步和新的银矿的发现，日本的产银量也急剧增加，一跃成为世界重要的白银产地。问题是，隆庆开海后，由于倭患，天朝政府仍禁止与日本的贸易，那么日本白银是如何流入天朝的呢？ 　　

qs

　　五、3、商业朝贡 （下） 　　 　　一方面，私人的走私活动维系了天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日本虽然不缺贵金属，但其他矿产资源却十分匮乏，一口铁锅都能卖到一两白银，所以，日本非常渴望与天朝的贸易往来，用日本的贵金属换取其他物资。《明实录》里说：“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这无疑刺激了走私活动的猖獗。另一方面，葡萄牙人在天朝与日本之间，充当了二道贩子。葡萄牙与西班牙不同，他们的殖民地并没有大量的贵金属，他们的商品也与欧洲各国一样，根本无法打开天朝的市场，天朝对日本的贸易制裁显然给了他们从中渔利的机会。 　　 　　 葡萄牙人先到天朝采购丝绸、瓷器、茶叶等天朝商品，然后转运到日本，换取日本的白银，再拿这些白银来换取天朝的商品。就这样，这个二道贩子周而复始，竟也大有收获。不过，天朝才是其中的最终的受益者，日本的白银随着葡萄牙的海船源源不断流入天朝，根据弗兰克先生在《白银资本》中估计，16和17世纪这二百年间，大约有9000吨日本白银输入天朝。可以说，日本大部分白银都进入了天朝人的腰包里。 　　 　　 与此同时，欧洲的白银也开始大量输入天朝。当然，欧洲并不是白银的重要产地，他们输入天朝的白银基本都是美洲白银。除了通过马尼拉到阿卡普尔科的航线运往远东，美洲白银还通过美洲到西班牙塞维利亚港的航线运往欧洲。然后，再以塞维利亚港为中心，通过贸易、走私、海盗等形式，流到整个欧洲，这使欧洲诸强国手里都掌握了大量白银。这一时期，天朝的丝绸、茶叶、瓷器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欧洲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其中的商机让欧洲海商开始运作从天朝到欧洲的贸易。 　　 　　 然而，在与天朝做生意时，欧洲人惊讶的发现，天朝人对欧洲的货物一点儿不感兴趣，他们甚至连黄金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只看到了白银，无可奈何的英国人、荷兰人，只得拿白银来交换天朝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明代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说：“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物携来，即有货亦无几。”当然，张燮只看到现象，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这样，美洲白银在欧洲转了一圈后，又流向天朝。根据弗兰克先生在《白银资本》一书中的估计，1500年到1800年，共有9．8万吨白银从美洲运往欧洲，而其中的3．9万吨又运往中国，欧洲只留下了5．9万吨。如果我们把美洲、日本和欧洲输入天朝的白银数量相加，就会发现，在这一时期，天朝大约拥有了5.5万吨白银，这个数字与整个欧洲的白银数量大体相当。 　　 　　 当然，除了贸易，套汇也是白银流入天朝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套汇就是利用不同市场的对冲价格，从而在价格差额中获取利润的手段。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金银比价，比欧洲高得多，……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地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输运品。” 由于缺乏白银，在16世纪初，天朝的金银比价是l：6，而此时的欧洲为l：12。这巨大的价格差额，蕴藏着惊人的商机。举个例子，拿6两白银在天朝换回1两黄金，然后这一两黄金到欧洲就可换回12两白银，毛利将会达到6两白银。因此，在那时，用白银到天朝换取黄金，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事情，套汇成为一些商人大发横财的手段。 　　 　　 不过，随着天朝白银保有量的急剧增加，到1750年，天朝的金银比价已上升到l：15，同时期的欧洲则为l：14．5一14．8。可见，到这一时期，套汇这样的投机行为在天朝已是无利可图，但是，在这一时期，白银仍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源源不断地输入到天朝，可见，贸易方式仍是白银输入天朝的最主要手段。 　　 　　 困扰天朝几百年的钱荒问题就这样迎刃而解了，《崇祯长议》里就记载了明末户部官员蒋臣的说法：“今岁行五千万，五岁为界，是为二万五千万两，则民间之白金约已尽出，后且不可继矣。” 可见，按照当时的官方估计，明末流通领域内大约有2.5亿两白银，这是以前根本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天朝也顺应的从钱本位转变为银本位，白银已成为天朝名副其实的主要货币，成为最普遍的价值衡量尺度，到明末，即使偏远的市镇，称银用的天平也是随处可见。白银的涌入还为天朝的财税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张居正于1581年推行的以银征税的“一条鞭法”因此得以顺利进行，而其后白银继续源源不断的涌入，为以银征税的方法的最终稳定创造了条件。白银的流入和以银征税的推行，还扩大了货币的保有量和流通量，又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总之，欧洲人又是杀人又是放火又是殖民，到头来却让天朝坐享其成，“辛辛苦苦”从美洲抢来的白银，却有一半落入了老老实实做生意的天朝手中。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写道：“‘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弗兰克由此得出结论：“1500年至1800年，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换句话说，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的经济中心不在欧洲，而是在亚洲，特别是中国。” 　　 　　 应该说，弗兰克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工业革命之前，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天朝实际上已经成为世界的经济中心。注重实践科学的中国，在传统工艺上，在全球拥有巨大的优势，这使中国的产品物美价廉，迅速抢占了世界市场，为中国赚取了大量白银，正如格林博格先生承认的那样：“在机器生产时代以前，在大多数工业技术方面，东方属于领先地位。”直到工业革命后，这种状况才逐渐被欧洲机器生产的产品所扭转。 　　 　　 可以说，如此多的白银涌入，为天朝的资本积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条件。实际上，在这场天朝追逐白银的浪潮中，已经造就了一批与以往不同的新型商人。 　　

qs

　　五\4、礼崩乐坏(上) 　　 　　 公元1617年（大明万历四十五年），一部署名为兰陵笑笑生的小说问世，并迅速在市井坊间流传起来，它就是千古奇书《金瓶梅词话》。这部内容很色情的小说在书市掀起了一股阅读的热潮，书商见市场反应奇好，便在随后几年又再版了一次，这就是天启刻本，书名改为《原本金瓶梅》。从小说的内容看，这本畅销书的成功，除了以情色作为噱头外，贴近市井生活，对现实生活加以真实的描写和刻画，从而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在此之前，天朝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不是神仙就是英雄，《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堪称天朝文学作品草根主人公的第一人。值得注意的是西门庆的身份，一个天朝传统价值观中卑微的商人。 　　 　　 在战国时代，法家便指出“重本抑末”乃富国强兵之根本道路。所谓本就是农业，末就是工商业。由于采用法家学说的秦始皇的巨大成功，“重本抑末”成为历朝历代的治国根本，商人也因此颇受主流社会的鄙视和排挤，就算有钱，也摆脱不了其卑贱的地位。但是，商人夺得这个文学界第一人的称号并不是巧合，这与晚明社会风气的改变，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金瓶梅》虽然描写的是北宋的故事，但在社会生活方面，无疑是以晚明的社会为参照的。 　　 　　 通过此书，一个晚明商人的形象树立在我们面前：西门庆富甲一方，是当地有名的一哥，担任一家专业卖场连锁店的总裁一职，雇佣了许多经理和员工。一个过去为人所鄙夷的商人，在《金瓶梅》里却是无限风光：他潇洒的挥洒着金钱，过着奢华荒淫的生活；他依靠金钱的力量与官府勾结，构织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关系网，从而在最大限度内保护自己的利益；书中还强烈的反映出商人的拜金主义，并展现了这种新思潮对传统道德观的巨大冲击。 　　 　　 《金瓶梅》所描写的晚明商业社会，是一个与天朝传统渐渐背离并蕴藏着巨变可能的社会，而造就这一切的根源，正是美洲和日本的白银。当西班牙的贸易船队来到天朝的口岸时，天朝人惊讶的发现，这些西班牙人载着白银而来，拉着满船的丝绸而归，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突然出现的广阔海外市场以及数量惊人的白银，让天朝商人欣喜若狂，他们纷纷组织船队，加入到这条贸易航线中，开始了分割白银这块大蛋糕的商战。 　　 　　 明朝的李廷机在《明经世文编》中说，天朝的商人“所通乃吕宋诸番，每以贱恶杂物，贸其银钱，满载而归，往往致富”。在巨额利润的刺激下，各大海商如闽商、粤商纷纷兴起或壮大。大量白银的输入，又为天朝国内商品经济注入了快速发展的能量，而迅速成长起来的国内商品市场又酝酿出新的商机，一些以国内贸易为主的商帮如徽商、晋商也借此机遇开始崛起。 　　 　　 不过，从郑和下西洋以后，天朝离开海洋已有一百多年了。此时的国际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南亚、印度洋等郑和游历的地区如今已落入西方殖民者手中。对天朝海商更为不利的是，西方的海商集团都有政府的扶持和武力保护，而由于天朝海商基本是以走私完成贸易，国家财税并没因海商的壮大，而获得实惠，这导致天朝政府对海商的生死基本不管不问。所以，天朝的海商在与西方海商进行商战时，始终处于不利地位。（详见第六章） 　　 　　 前文说过，海商集团大部分是以走私的形式完成海外贸易的。虽然，大明于1567年就实行了开海政策，但只限福建月港一口开放，又只限漳、泉二府百姓参与海外贸易，这为天朝民间力量从事海外贸易制造了非常大的障碍。所以，在巨大的利润诱惑下，东南沿海的商人纷纷以走私的形式开展贸易，这使大明的关税收入损失惨重。1594年，月港的关税收入为2.9万两白银，按照月港3%的税率来看，通过月港海关的白银只有96万多两，与当时巨额的海外贸易交易量相比，只是很可怜的一小部分。 　　 　　 不仅走私活动，一些正当贸易的商人也通过买通官府达到偷逃关税的目的，这无疑使关税收入雪上加霜。由于晚明面临着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大明政府在晚期对走私活动已无力采取有效的打击措施，在剿灭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只能以抚为主，这就使走私活动处于半合法化的地位。

qs

　　五、4、礼崩乐坏（2） 　　 　　联想到大明政府后期的财政危机，不得不让人惋惜。为了应付在北方的军事行动，财政赤字严重的大明政府只得加派三响，这一饮鸩止渴的行为激起了民变，加速了大明灭亡的趋势。如果大明能顺应潮流，全面开放沿海各口岸，很多走私活动自然会转为正当的海外贸易，大明政府就可以以激增的关税收入来弥补财政上的亏空，说不定加派三响的举动就不再会有。所以，由于上述原因，海外的白银基本上都落入商人手中，晚明商人的财富迅速积累起来。 　　 　　就这样，在白银浪潮的冲击下，伴随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在拉大社会贫富分化的同时，晚明社会涌现出新型商人阶层。之所以把这些商人称为新型商人，是因为他们与传统商人相比，有了新的特点。新型商人在保有大量白银的市场中从事国际和国内贸易，利润非常可观，财富积累速度迅速，比传统商人更富有，明人王士性在《广志铎》中写道：“平阳、泽、潞富商大贾甲天下，非致数十万不称富。”不能拥有数十万两白银已经不能被称作富人了。不仅如此，还有许多商人的资产已达几百万之巨，在财力上，新型商人阶层在整体上已经超越了农业社会传统的富豪——以腐败致富的大官僚和以土地吃饭的大地主，正如明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写的那样：“末富居多，本富益少”。  

qs

　　五、4、礼崩乐坏（3） 　　 　　而传统商人基本从事餐饮、零售、娱乐等服务性行业，由于受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这些传统商人的经营规模一般不大，像西门庆那样的连锁店并不多见，所以，他们虽可致小富，但若大富，只有凤毛麟角的例子。宋元虽也有从事贸易的商人，但新型商人与他们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从事外贸的新型商人以出口本国货物为主，宋元从事外贸的商人则是以进口海外奢侈品、在国内赚取差价为主；新型商人赚的是白银，宋元的贸易商人赚的是铜钱和纸币；新型商人使贵金属流入天朝，宋元的商人则以硬通货的流失为代价。 　　 　　由于上述的几个特点，又产生了新型商人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他们有比以前更强烈的提高社会地位和获取政治权力的愿望。晚明新型商人们凭借丰厚的家资与官宦和士人交往，而官宦和士人在商人们巨额的财富前，改变了以前对待商人的态度。明人董含在《三冈识略》里写道：“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贿拥资厚者，反屈体降志，或订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雅，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傲然自得。”依靠与官宦、士人的交往，新型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巨额的财富让新型商人轻易的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造成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财富的剧增。在此以前，虽也偶尔出现富可敌国的大商人，但只是少数，大部分商人的财富也只比普通人多一些而已，整个商人阶层在财富上与大地主和大官僚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再加上传统的价值观作祟，商人才被社会大众所鄙视。 　　 　　但是，晚明社会情况发生了骤变，在白银浪潮中，整个商人阶层的财富有了几何的增长，一举超过了大地主和大官僚，成为整个社会最富有的阶层，所以，晚明的世人对商人的态度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商人已经成为社会效仿和崇拜的对象，这就是资本积累的力量。

qs

<P>　　五、4、礼崩乐坏(4) 　　 　　凭借这种地位，晚明商人还进一步领导了社会风气的转变。商人们的潇洒生活引起了官僚和地主的艳羡、效仿，这使晚明社会兴盛奢侈之风。而奢侈的生活，自然会引起普通阶层对商人阶层的羡慕和崇拜，在客观上，又继续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另外，商人对金钱崇拜之风也影响到社会风气，晚明社会拜金主义流行，以至明人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感叹道：“金令司天，钱神卓地”。商人的白银冲击，还在社会中掀起了一股重商、从商的热潮。万历《徽志》说商人在徽州已是“昔为末富,今为本富”，传统的本末观已经颠倒过来。一场舍本逐末的风气在社会风传开来，弃农经商甚至弃儒经商的事情时有发生，整个天朝社会已经到了“礼崩乐坏”的边缘。 　　 　　新型商人和他们的白银对天朝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意识 形态领域，限制现代商业发展的传统思想，在晚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明鸿儒王阳明主张“四民异业而同道”，万历皇帝的首辅张居正也曾提出“省征发已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观点，黄宗羲则在其著作《明夷待访录》中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反过来说，这些思想又客观反映了晚明社会的现状。  <P>　　　五、4、礼崩乐坏（5） 　　 　　另外，晚明新型商人的出口贸易，又带动了工商业的飞跃。以此时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丝绸为例：出口的大量需求，刺激了丝织业的迅速发展。作为重要产丝地区的江浙，已经大量出现了以丝织业为主要产业的商业市镇，而苏州、南京、松江等大城市已成长为丝织业的中心，商品经济呈繁荣之势。 　　 　　晚明时，手工工场不仅大量出现，在规模上也日益扩大，拥有几百张织机的工场已经出现。由于外贸订单的持续增长，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为了增加工场的产量，生产关系也相应的向更高级别发展：晚明时的手工工场已经摆脱了传统农业社会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出现了简单的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经确确实实的产生了。 　　另外，晚明的手工工场已开始专门为外贸订单加工产品不说，还根据外国消费者的喜好和需求来改进自己的商品，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描述道：“他们用丝掺以棉织成一种大马士革的料子，并且他们模仿欧洲产品现在又织一种全丝的料子。”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贵金属有足够的供给。”可以看出，因为白银的大量流入，使天朝商人在晚明时期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整个晚明社会已进入了巨变的前夜。然而，遗憾的是，商人最终没能变成资本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发展起来，资产阶级大革命更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