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道听途说话沈醉

旧王孙

一、沈醉怕谁
因为某的一位杜公是沈醉先生的助手，八十年代沈先生写回忆录时，曾帮其整理过文稿。他讲过一些颇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是聊天聊出来的，可能有支离破碎的感觉，请大家原谅。
沈醉先生，原军统少将，曾是戴笠的得意部下。据杜公回忆，沈先生和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不同，身上没有官气，外表十分儒雅，虽然干了多年体力劳动，这时已经全然看不出来。沈先生面色白皙，金边眼镜，常穿灰呢子的短大衣，风度翩翩，一只眼睛视力有些下降，看起来像一个大学教授，有一位中统的巨头徐恩曾，沈先生晚年和他形象很相似。但这只是他的外表，实际上沈醉生性好动，走路很快，杜公年轻他三十岁，但根本跟不上他的步子。
更令人惊异的是沈醉有一身很好的武功。他总是拄一根拐杖，其实根本用不着，那是他防身的武器。照他的说法，要是碰上劫道的七、八个人他一根拐杖就应付了。劫道的没有见过，杜公可是见到沈先生吃核桃，从来不用锤子，都是手一捏就解决了——那时候沈先生都七十多了。
他的武功是入军统前练成的，并不是特务训练的结果。这一点在军统非常有名，也给他带来很大麻烦，一九四九年卢汉起义，沈醉和余程万等人在昆明均被扣留，别人都是软禁，只有沈先生不但加上手铐脚镣，而且严令看守的哨兵在其身边盯着。“他们怕我点穴。”沈先生笑对杜公说。大概是做特工出身，观察东西非常细致，他说一般人睁眼看到的，只有一样东西，他呢，一睁眼，全屋里每样东西都能看到。
杜公刚开始去帮沈先生做整理文件的工作时，还相当拘谨。没想到沈先生交给他的第一个活儿就十分有趣。沈先生让他查一个人名，叫龙飞虎。
杜公没反应过来，也不敢问，一想，说《封神演义》里头姜子牙有一个徒弟好像叫这个名字，翻出来给沈先生看。沈先生大笑，说不对不对，这个是龙须虎，龙飞虎要是有，肯定是现代人，共产党的，再查。末了，发现真的有这样一位人物，原来是周恩来总理的参谋，后来做到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沈先生回忆，当年曾经见到一份共产党人士的名单，对这个名字印象十分深刻，别的都不记得了，前几天有人请他回忆，吃不准所以查查。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有一个李士珍，土法上马也搞特务活动，经常制造一些假情报骗取老蒋信任，看来仿佛侦探小说一般，实际全不可信，沈先生怕这个龙飞虎也是他伪造的，查了，才放心。
以后，他发现，和沈先生谈话十分随意，沈先生对自己的地位和价值非常明白，所以有文史，需要他回忆的问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现在的采访对象这样的可不多。但是他有两个原则，第一，绝少说人家的不是；第二，国共双方的争执，尽量不说。所以他的话语中，名人逸事比较多，而锋锐的地方就不多。比如杜公曾经好奇向他打听白公馆烈士的事情，被他把话题引到中美合作所，知道了四川军阀白驹建造的白公馆，原来是很好的别墅，但是听得过瘾，最后自己要问的，却没有问出来。
杜公说，沈先生当年最怕见三个人。
第一个，是军统局秘书长郑介民的老婆。这个半老徐娘是有名的财迷，经常指着名向军统要东西。沈醉本人是总务处长，正是首当其冲。找他要紧俏东西的国民党官员不少，惟有这位太太个别，她要东西，不是为了自己用、自己喜欢，而是为了送到当铺里头换钱，所以是永远填不满的坑。而郑介民本人，沈先生颇为推崇。说这个人做官不在行，而且胆小，实际是个情报专家，平时的乐趣就是阅读特务们送来的材料，他不审犯人（戴笠就不行，急了还有过亲自动手的时候），就是看材料，但是好多大案子都是这样破的。说起过的，一个是吴佩孚的日本混血女儿吴冰特务案，被他从一封可疑的信件中看出了端倪，一个是当年《永不消逝的电波》里李侠的案子，当然李侠的真名不是这个。说到这儿，沈先生就打住了。
第二个，是蒋介石，沈多次见过蒋，还差点当了宋美龄赴美的随从武官。但是他怕见蒋介石。原因是沈醉的性格活跃，喜动难静，而且随便惯了，而蒋介石对部下的仪表非常重视，往往从看人的衣着、姿势、精神面貌，就决定他的好恶。戴笠是特别重视对蒋投其所好的，因此每有军统人员去见蒋，必要反复嘱咐、交待，有时还要向蒋的随员预先打听蒋的心情，决定何时谒见。这种严格的要求，对做惯了外勤的沈醉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另外就是蒋说一口难懂的宁波官话，沈是湖南人，往往担心听错，心情很紧张。
但是对于蒋介石，沈先生有一个独家的“新闻” ——老蒋喜欢唱歌！
老蒋喜欢唱歌可是以前没有听说过。沈先生说老蒋不但每天必唱，而且有的时候能唱相当长的时间，颇为自我陶醉。警卫人员都听过他的歌。有趣的是老蒋不唱京剧，不唱一般的歌曲，只唱三样:军歌，党歌，国歌。按照沈先生的记忆，如果唱国歌多的时候，就比较正常；如果唱军歌多的时候，那就是比较有麻烦了；党歌，一般都是有纪念日的时候才唱。老蒋的嗓音一般，但是就是这几首歌，居然百唱不厌，或许也是一种休息吧。奇怪的是蒋在公开场合从来没有唱过歌。
饱吹饿唱，难怪老蒋搞经济总是出毛病。
第三个呢，是蒋的持从室主任钱大钧。钱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黄埔军校军事教官，资格老得可以对陈诚一类的人物指手画脚。
此人形容威武，在西安事变的时候负过枪伤，对于特务颇有些瞧不起，因此也不太好相处。后来从别的特务嘴里听到钱大钧曾经为了娶太太险些自杀，让沈醉大吃一惊之下，也对这位将军的看法大为改变。
那是钱大钧任武汉警备司令时候的事情了。

二、风流上将钱大钧
下面这段是杜公讲的，是否是沈先生的原话不可知，大约有所补充。
钱大钧在武汉担任警备司令是从教导第三师师长职务上面提拔的。因为他善战，善治政但不善治军。武汉警备司令这个职务，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华中军区司令员。
钱风度阳刚，身材高大，相貌英武——可以到军事博物馆看黄埔军校人员的照片，最为英俊的三个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校长蒋介石，军事教官钱大钧。且他文武双全，对佛学很有研究，通晓英文，兼之身为国民革命军的青年将领，前途无量。
如此人物，称为黄金王老五应该说并不过分。名门闺秀之使络绎不绝。偏偏造化弄人，钱大钧自己，却对舞会上认识的一位欧阳藻丽小姐一见钟情。起初一切都顺理成章，钱将军拿出东征陈炯明的功夫发动猛攻，欧阳小姐招架不住，很快就堕入情网。钱将军随即派人上府求婚。欧阳小姐家为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大家，一对姊妹花沪上有名。但老爷子家教森严，对于女儿私定终身大为愤怒，及至知道未来乘龙是一位“丘八”，更是坚决拒绝。想想也有道理，中国政治翻云覆雨，今天的将军，明天就是断头冤魂，谁家的女儿肯安心嫁给军人呢？钱将军攻城不克，遭到断言拒绝。
自古军人做事坚定，钱再三派人上门说项，但欧阳家就是不同意。最后搬动了蒋委员长出面，还是吃闭门羹。想想当时的政治局势，欧阳家也真算骨头够硬。奇怪的是这些国民党大员也真就没了办法。
某以为当时能够成就非常功业的人物必有非常性格。这位素以稳重沉毅著称的钱将军也不例外。他和欧阳小姐洒泪而别，回了汉口，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诠释爱情去了。他丢下公务不干，带上马队上街巡视，礼服洋刀，一副威仪。但是表情怪异，似笑非笑，举止失常。突然抽出手枪，顶住自己的太阳穴就搂火。
幸好他的副官久经沙场，早就看到长官今天表情不对，一直留心在意，见势不妙，抬手就是一马鞭。子弹顿时飞到爪哇国去了，一群官兵赶紧把他们的司令官拉下马来，拖回司令部去。当时高级将领自杀的例子并不少见，沈先生说，这个级别的，抗战前有三大自杀未遂事件，第一个是我国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先生，担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期间，因为壮志难酬，无法为国建立一支国防军军官队伍愤而吞枪；第二个是军委会高参，老同盟会员续范亭，为了日本侵占东三省在中山陵前切腹；第三个呢，就是这位钱大钧将军为情所困了——数他没出息，杜公笑言。消息传到上海，欧阳家发生了家庭革命，一直看不惯此事的二小姐欧阳生丽挺身而出，护送大小姐“私奔”武汉。实际上，沈先生认为，大概欧阳家也怕事情闹大，对这个“私奔”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于是，在武汉的警备司令部，钱大钧否极泰来，洞房花烛。这位将军可算痴情，在国民党的腐败阶层之中，有名的贪污而不纳妾——当然，后来也纳了，是太太逼的。后面另说。
沈先生和钱将军打交道，是因为军统特务往往负责蒋介石出巡的外层防卫，归钱的侍从室指挥，沈为人精明干练，多次担任这个职务。而钱总是神情踞傲，很不好合作，极少给特务提供方便。因为他是上级，沈等特务都吃过不少苦头，因此不愿意去见他。后来才知道，钱是在西安事变里和军统结下的梁子。
当时钱也和蒋一起去西安。华清池附近原来有一个火车头，为了防止蒋乘火车逃跑，张学良找到钱大钧，说要让自己的好马“盖西北”和火车赛跑，诱骗钱同意将火车头调到临潼车站。这个细节事变后被特务密报上去，认为钱和张有勾结的嫌疑。钱因此受到审查。当时钱曾指挥侍从拼死抵抗，掩护蒋逃走，自己被东北军的子弹打穿胸部，却遭到如此对待，内心极为痛苦。因此终生对特务没有好感。
钱大钧后来在抗战的时候指挥过武汉行营，当时日军空袭武汉，钱指挥空军应战，有一个奇怪的命令，就是飞机升空必须绕武汉一圈然后才去迎战。那时空战都是讲究抢占高度，等绕完一圈再爬升，往往就吃亏了。有的空军人员就有所抱怨。军统的特务收集到这个情况，就准备向蒋介石打小报告，但是被有军事经验的大特务文强扣下了。文强说，抗战本来就是以弱对强，军事上的胜利是很难的，保持民心军心士气与日军相持下去才是目的，空军绕武汉飞行是给军心的鼓舞，远不是多打下一两架日本飞机能够补偿的。可见，钱大钧对军事政治的理解，还是颇有造诣。
钱后来娶妾非常传奇。因为他的妻子欧阳藻丽后来身染重病，垂危之际夫妻情深，不忍钱后半生寂寞，要钱同意自己死后娶自己的妹妹为妻。欧阳二小姐早就对这位姐夫情有独钟，长期不论婚嫁，自是垂泪答应。
钱表面答应，却在同僚面前露出后半生独身之意。钱夫人遂强要钱发誓，并在自己有生之时即让二人同居。一时传为美谈。不料阴差阳错，钱夫人心事已了，病势却一天天好了起来……没办法，就形成了姐妹同嫁一夫的奇事。军统里茶余饭后之余，便有人一边羡慕钱桃花运好，一边笑话欧阳老先生阻婚不成，倒把两个女儿都赔了进去。
这后面一段是某所知道的，和沈先生无关了。钱后来很长寿，到台湾后蒋拔撰新血，钱退役转任了体育运动委员会主席。
后来某在一部台湾关于黄埔抗日的纪录片里看到过他。那部片子里片头是一位国民党将军回忆“八·一三”上海抗战，说开战前中国军队将领在南京开会，由蒋介石宣布参战部队，那时将星云集，军容整肃，每个人都期盼能念到自己的名字，能够被编入战斗序列的将领无不激情澎湃。此后的八年中，这些黄埔之光有二百名以上的将领，倒在了异族的枪口下。片子的结尾，是年近百岁的何应钦将军，戎装佩剑，领唱黄埔校歌亲爱精诚，背景就有耄耋之年的钱大钧将军，阳光绿草之间，在双杠上做慢起手倒立。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黄埔精神”。
有一个说法，讲戴笠是反共老手，沈先生的看法是，这句话言过其实，戴笠从反共角度，相当的没有地位。

三、戴笠和军统
假如说戴笠不是反共高手，只怕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胡话。可戴笠的确不是。军统的主要工作不是对付共产党，这方面，戴笠的成绩并不突出。
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政出多门，但是各自有自己的主要业务范围，其中军统的主要工作目标，初期是各类军阀、第三党派势力，抗战开始后，主要是敌伪。邱开基系统主要是侦毒缉私，邓文仪所部是空军系统（前二者最终被戴笠排挤吞并），康泽是武装特工，而国防部二厅是军事情报。反共，是中统的主要任务。
蒋介石从自己的生存出发，不断平衡两统的工作，也不总是以共产党为优先。在一九三二年，军统的经费为八十万元，中统仅仅为二十万元，相差四倍之多。这也不奇怪，因为当时对共产党主要是军事围剿，情报工作的威力不及军事进攻；而对军阀政客，军统那一套江湖功夫比洋枪洋炮还管用，搞垮唐生智、陈济棠、蔡廷锴都是戴笠的得意之作。蒋宁可把买枪买炮的银子放到戴笠身上，收兵不血刃的好效果。
这也和两统的历史渊源有关。军统以戴笠为首，大量吸纳军界和帮会人员，是职业特务，普遍没有太高的政治素养，戴笠做事好像有个五字诀，“群办师才干”，对付出身于旧社会的各个阶层都相当有效，连胡宗南都说戴笠“人情世故熟”。但他本人对共产党的理论并不熟悉，这一套惯技用在组织严密，崇信信仰的共产党身上用处很小。
戴笠为人好胜，且知道蒋介石对于反共的功绩最为看重，故此从没有停止过反共的特务工作。可惜收效甚微。这主要是因为戴笠根本就不允许军统特务对共产党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防“赤化”，同时一旦得到线索，必急功近利地进行逮捕，审讯，往往人也打死了，线索也断了。而中统就不一样，中统的人员多是出身国民党党务工作的人员，对共产党理论有较深的理解，不依靠刑讯，而依靠所谓“说理”的办法制造叛徒，然后利用叛徒逐步深入，给共产党组织造成危害。故此抗战之前，中统在反共的效率上面，远远超过军统。
军统惟一一次比较大的成果是抓住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总书记约翰·华尔敦（沈醉亲自执行的密捕，没想到华尔敦也是个徒手战高手，沈醉加上几个特务居然抓他不住，惊动了租界巡捕，密捕变成了庭审）。华尔敦在法庭一言不发，军统竟然无法查出他的身份！而中统就成就斐然，“顾顺章案”、“向忠发案”、“盛忠亮案”等等，连连奏捷。
中统在抗战中因为对局势认识不深，同时受到军统排挤，普遍人员意志消沉，高级特工人员纷纷投靠日伪，抗战后被大量整肃或闲置，是国民党解放战争期间反共特工效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是戴笠不反共，实在是“共军太狡猾”。戴笠的专长，不在对付共产党。

但是军统内部却不乏共产党。
沈先生笑称军统内部的共产党有两派，一派称为“老共产党”，一派称为“新共产党”。
老共产党，就是被戴笠利用的共产党叛徒。戴笠对这些人虽然考察严格，但欣赏他们高超的工作水准和忘我的投入精神，故此每每重用，甚至引起一些老特务的嫉妒。其中比较有名的共产党叛徒，包括余乐醒（戴笠的智囊，沈醉的姐夫）、谢力公（军统训练专家，负责苏联方面问题的大特务）、王克全（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其中王克全工作最为认真，成为军统内勤的台柱子之一，沈先生回忆此人后来因为重庆局本部遭到日机轰炸物资损失惨重，自认为准备不周，责任不可推卸，竟开枪自杀了。
这些共产党叛徒对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特务组织克格勃有着或多或少的了解，不只军统，其他国民党特务系统也都有重用者。张学良系统的特务头子黎天才，本是李大钊的亲信，就是在不肯叛变的情况下，由于张学良爱惜其才气，保留了下来，后来受到“感动”的黎投桃报李，改变了立场。
至于那批“新共产党”，就不是戴笠想留的了。他们是打入军统内部的共产党员。
军统组织严密，共产党怎能打入呢？沈先生说多半是军统自己招的。军统对于人员，要求还是比较严格。戴笠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 “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那时招收的人员越要求积极向上，其中隐性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就越多。而军统因为自身名声不佳，招生又采取许多欺骗手段，使学生往往感到上当。这样，有机会的时候，他们变成共产党的潜伏人员并不奇怪。
比如军统著名的“电讯总台案”，就逮捕了以张姓报务员（张蔚林）为首的六名共产党员。其中，职位最高的报务主任冯传庆，本来已经接到警报渡江脱险，避开了军统的搜捕半径。但是他没有经验，疲劳停下来休息，因出手阔绰，被当地农民作为日本间谍举报，假如他当时亮出军统的身份，大概也能逃过一劫，可是冯试图隐瞒身份，终于暴露。这六个人后来全部被戴枪决。
戴笠包庇的东北救亡总会，更是共产党人刘澜波等活动的重要据点。
但也颇有一些共产党人，最终作为军统人员在抗日的战场上以身殉国，直到解放后有关部门向沈先生核对情况的时候，才知道这些“殉职英烈”是共产党。不过，笔者以为，讨论这些人在殉国的时候属于哪个党派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他们都是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献出生命的，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英烈。
对于沈先生来说，有一个话题很敏感，那就是，假如说国民党不抗日，军统不抗日，老先生就会很和蔼，但同时很坚决地给你纠正。比如戴笠，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没有政治思想的特工头子，而沈先生惟一谈到可算是戴笠政治思想体现的话，正是关于抗日，而且相当经典。

四、抗战中的军统
戴笠并非全无政治头脑，但大多数时候他是跟着蒋介石的思想运转，蒋要反共，他就想方设法地反共，蒋要和谈，他就把要在重庆“杀毛立功”的特务缴枪拘禁。惟独对于抗日，戴笠的政治思想非常明确。
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辉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军统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和当时的中国同命运的。据沈醉先生提供，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一万八千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为四万五千余。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因为材料的限制，这里大概只能从片面的角度描述一下抗战中的军统吧。
沈醉先生本人先担任虹口地区的对日情报收集工作，为日军排挤不能立足以后，转而带领特工潜伏人员深入浏河、大场，直达前线乃至于日占地区，亲身担任战场调查工作，为炮兵部队指示目标，鉴别战果，铲除汉奸，每日在生死线上徘徊，饮水三餐皆不能为继，但沈先生和其他特工人员皆以苦为乐，丝毫不以危险为念，与前线官兵同进同退，死亡相继，前后达数月之久，沈先生至今感激戴笠能够给他这样的为国效力的机会，认为是在军统最为快乐的日子。
要知道那时候沈先生已经是戴笠手下着力培养的四大金刚之一（陈恭澎、赵理君、沈醉、王天木，沈说其实是六大金刚，还包括文强和吴庚恕[牺牲于上海]后面还要详细叙述），居然舍得放到前线，可见军统在抗战中的投入。
根据沈先生回忆，当时国民党政府军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一触即溃，特别是抗战前期，基于爱国热忱，他们的确进行了相当艰苦惨烈的抵抗。当时的军队往往是军阀的私人武装，和日军交战是第一次和现代化的对手进行战斗，那种立体的空前的杀伤力是当时国民党官兵简直不能想像的，而他们依然在那样地狱般的拼杀中和日军进行了不屈的较量。
军统西北区高级特务宋良随卫立煌部增援山西。沈先生还记得他发来的报告，当时第二战区为了坚持等待中央军的救援，严令死守晋北门户淳县和原平，淳县经过三天激战失守，原平原订计划守三天，但是因为中央军遭到日军空袭，行动迟缓，阎锡山下令要原平再坚守十天。原平守军只有一个旅，而居然就真的孤军死守了十天，从城外直打到巷战。其间第二战区多次派兵增援，但因为势单力薄，只有两个连的援兵到达城内。卫立煌到达忻州已经是原平坚守的第十三天，中央军火速派第九军搭乘汽车夜行前进，救援原平。宋良就是第一批部队随军赶到的。
结果他们到达云中河大桥的时候，只见周围阵地的晋军官兵皆“全体肃立，望北而泣。”原来就在那一天清晨，原平守军已经力竭城破，守军五千人，从旅长到马夫，除送到大白水的伤兵百人外，全部阵亡。日军后来发表的战报，宣称原平城内，往往一个院落因为反复争夺，中国官兵的尸体可以达到好几层。晋军一向因为战斗力弱被称为“豆腐军”，而“豆腐军”的表现，也是这样令人心动，令宋良这样的老特务也不禁感到“吾河山终不变色”。
实际上，就是那些所谓的逃将、败将，也并非那样丑陋。对比原平，淳县的防守就打得糟糕，而负责防守淳县的晋军指挥官王靖国，当时是把自己绑在城门上和日军大战，最后被护兵强行抬下战场的。但是山西的军法官竟因为王靖国“擅自撤退”不能正法，愤而自杀！
戴笠本人，抗战初起，即是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的情报枢纽。沈先生回忆那些天戴从来没有过的精力充沛。沈先生的原话是:“他是中国人嘛。”他白天坚持在上海前线，一边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每天晚上还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戴却乐此不疲。
沈先生说他有一个奇怪的休息方法。戴笠好色是有名的，而他的好色居然能够帮助他保持充沛的精力就很少有人知道了。那时他白天奔忙一天，坐车去南京的时候，必要带上两个女特务和他坐在后排，一左一右，要求要漂亮，风趣，开朗，善于说笑。从上海到南京的一路上，戴笠也不睡觉，就是和女特务说笑解闷，有时候给他做按摩，顶多靠在女特务身上打个盹，去见了蒋介石，谈话后又一起回上海，一路又是说笑不眠，第二天居然又精力充沛，生龙活虎，也是奇人。更奇的是他居然从这些女特务中挑出一个最出色的叫做叶霞娣，送给了他最亲密的朋友胡宗南做老婆！
军统的女特务多半都是青浦等几个训练班招收的青年学生，经过各种训练以后从事从军统文书到暗杀刺杀的各种工作，其中有一些就被派到军事机构，她们往往从事译电、秘书等工作，同时对部队主官进行监视。杜先生曾经在北京给某讲过一个关于她们的旧事，是某印象极为深刻的。
那是中印缅战区成立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定参战的指挥官陈诚和戴笠不合，因此军统最初没有派遣人员的准备。但陈诚因为卷入和美国方面合谋推翻蒋的一件案子，远征军改为由杜聿明指挥，军统随即派出人员随同远征军出发，其中就有一批星子训练班的女学员，到远征军中担任译电员。
因为和美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经过苦战，终于失利。孙立人部新三十八师退往印度，在孙部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随同撤退。由于当时日军已经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前进速度很快，远征军撤退中不断遭到日军的袭击，伤亡惨重。当他们退到印缅边境的当坡时，电台突遭日军的伏击。战斗十分短促，因为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弹尽力竭。转眼周围的掩护人员全部牺牲，剩下的七名军统女译电员被敌人追到一个山坡上。看到突围无望，这七名女特工人员砸毁电台，宁死不屈，拉响手雷，跳下山崖，没有一个被日军俘虏。七人中只有一个最年轻的姚姓女译电员因手雷没有爆炸而未死，但坠崖后四肢骨折，无力移动。四天后被亲中国的克钦族游击队发现，终因伤势过重，留下最后的叙述后，也瞑目异国。
新三十八师是远征军损失最小的部队，其它部队沿野人山撤退，竟有活活被蚂蚁吃掉的惨剧，连二零零师师长戴安澜也壮烈战死。但是，即便是损失最小的新三十八师，其突围竟然也如此惨烈。
当年的四月一日，军统在成立纪念日上，对殉国的七名女译电员进行了隆重的追悼，军统惟一的女少将姜毅英亲致祭词，并在重庆漕丝厂她的办公室窗外，种下了七枝连根的美人蕉，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我在杜公那里见过当时这些女译电员的毕业照片，那时大概她们还没有换装美式军服，一顶顶大盖型的军帽使她们看起来有点儿像苏联人。那个姚姓女译电员的头像上有个圆圈，其他的人都没有标记。她是个个子相当高的女孩子（从年龄上看，她可能不过二十岁），鼻梁很高，短的卷发，应该在当时是很时髦的，笑的灿烂而明亮，很难将这样一个女孩子和如此惨烈的故事拉上关系。我无法想像这样强烈旺盛的生命和死亡的接吻竟然是那样的一瞬。很遗憾，这张照片在八十年代曾经在孔庙作为军统展览的一部分展出，它的意义只是说明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特务的训练。
沈先生解放后在接受外调的时候才知道，在这七姐妹中，居然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当然，至死，也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身份。某以为这并不重要，她们是全体中国人的英雄。
沈醉先生对自己在抗战中的贡献很少提及，但是杜公以为以他好动的性格，决无如此平淡之理。有一次，他看沈先生整理的日记，发现有一段提到在贵池一带，沈曾亲自带人到日占区侦察海军布雷情况，结果和日军遭遇，只有沈醉一个人带枪，并掩护两个没有武装的调查员脱险（群众出版社的《沈醉日记》第一版没有包括这个内容，第二次出版就添上了）。
杜公以此问于沈先生，沈先生十分不快地说:“唉，白丢了三辆自行车，后来才知道日本兵只有两个人，后悔啊，应该抓个活的回来……”

旧王孙

意外发现这里面竟然也有二战动物袭人案例的线索---
“新三十八师是远征军损失最小的部队，其它部队沿野人山撤退，竟有活活被蚂蚁吃掉的惨剧，连二零零师师长戴安澜也壮烈战死。但是，即便是损失最小的新三十八师，其突围竟然也如此惨烈。”

CQJ-丝丝记忆

被蚂蚁吃掉．．．．．．:Q

旧王孙

电影色戒，好电影。
里面的历史指向性也挺讲究的，易默成无疑是指向丁默村，或许还结合了胡兰成。
那个张秘书，无疑是李士群，两个人勾心斗角的样子一览无余，这个人物不简单，而且看起来易默成简直就像他手里的一个傀儡。
老吴，我看了这篇才有点明白，多半是文中的戴笠手下六大金刚之一，“吴庚恕[牺牲于上海]”。
王佳芝，应该是郑苹如和张爱玲的合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