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养狼作虎：毛泽东高岗关系纵横谈

旧王孙

高岗算不上是一个能够与毛泽东平行相处的老革命（1）。在很大程度上，他是因了毛泽东的“破格”重用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入居中枢的。无论是抗日战争时代的“西北王”，还是解放战争和解放初的“东北王”，高岗都发展地太顺了。在西北时得毛泽东“喜欢”（2），在东北时又得斯大林垂青（3），高岗堪称一时之骄子。到了建国后选调“五马进京”，仍然以中央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的高调身份一马当先（4）。一个人太顺了就容易夸张对自己的认知，“高饶事件”中表现出的张狂便显出了他在政治上的不够成熟。从后来毛泽东对人讲准备把高岗降职到陕西任副书记并兼延安地委书记的说法（5）看，也许毛泽东并没有放弃对高岗在救驾历史、行政能力和政治热情等方面的赏识而只是对他进行一下锻炼以磨蚀他的意志，然则高岗终于以死明志也实在让毛泽东大大地失望了一回。一如后来林彪的叛逃对毛泽东在心灵上造成的震憾最终将他的暮年提前（6），眼见着这些由自己手把手“提拔”起来的“亲信”的背离，毛泽东没有办法不为之困惑甚至愤怒（7）。

毛泽东在处理高饶事件中的一些作法，容易让人想到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把高岗当成一条“草原狼”来对待的。看过《狼图腾》一书和《沙场点兵》一剧的人可能会知道，草原狼是可以用来威胁虎的存在并磨励虎性的（8）。高岗对刘少奇、周恩来的攻击，未尝不是毛泽东利用高岗的积极性而对刘、周的一些治国策略的质疑。

不时地对自己的战友或属下们进行一番“敲打”以提醒其摆正姿态和位置是毛泽东的常用谋略。不给手下将相有失控性“坐大”的机会是维持自身统治地位——政治语言是维持全党团结——的必要手段。仅仅是对周恩来，毛泽东就从六届六中全会后有过多次的“调理”。比如同时建立平行于南方局的东南局和中原局，就是对周的权力范围的分解；转战陕北指导刘少奇放去工校而把周恩来留在身边，在很大程度是也是不给其以独立发展的机会；解放后处理广东的“地方主义”使冯白驹等“周派”势力受挫，也未尝不是对周的地方羽翼进行煎除（9）。

对于在延安整风后如日中天的刘少奇，毛泽东也不时地增强着他的警惕。在选择派向东北的大将时，刘的“菜单”次序是陈毅、林彪、徐向前（10），毛泽东选择了自己的嫡系林彪而排斥了与刘少奇有过合作关系而与自己有过不睦的陈毅；在主政东北的人选上，毛泽东也逐渐消除着刘派大将彭真的影响力而逐渐让毛派人物高岗担纲。可以说，在建立稳定的东北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以较为“温柔”的方式粉碎了刘派势力的觊觎而将这块看家宝地牢牢地握在自己的手中。

解放之后，毛刘之盟也并非铁板一块。麦克法夸尔就在他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揭示了毛刘斗争的一波三折（11）。刘派的力量是那样的强大，以致于毛泽东也要不时地做出让步——比如在反右问题上，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原有设想而一反常态地向他请来提意见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实施反击，就是因为彭真们的坚决抵触（12）。可以说，毛泽东与这个因为受到重用而越来越宠大的党内“山头”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过程到文化大革命而发展到了极端的场景：决裂。

在高岗发起“批薄射刘”、饶漱石发起“讨安伐刘”的党内斗争时，未尝不是受了毛泽东的授意（13）。否则，高岗的嘴里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主席说”，也不可能会有诸多方面大员的倾心投靠。事实上，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前期认可，党内资历并不很深的高岗断然不会联络起华东局（饶）、中南局（林、陶）、西北局（彭）这么大的势力并敢于找位列排名党内第五位的陈云、“政治思想强”的西南局邓小平大变特谈什么“圈子论”、“军党论”、“你一个我一个”。如果高岗在政治上再成熟一些，不是公开地大打主席牌玩人小鬼大、扮猪吃虎的把戏，他的这一作法，绝对可以起到“草原狼”的作用：既震慑了刘周两派，又活跃了各大区参与，中心目的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不逾矩”。

可高岗这条狼玩得太过火了，甚至于会错了主席的意思要把“历史形成的”（13）第二、三把手搞掉而想变成山中老虎。意识到养狼作虎的毛泽东已经后悔不迭，加上在陈云、邓小平揭露高岗“非组织活动”后刘派乘机反击，毛泽东为保全和表达对刘少奇的信任只好“忍痛割爱”，甚至不再给高岗单独面见的机会而在自己根本就不出席的情况下把高岗“放逐”。因为“狼”在政治艺术上的失策，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在这次敲刘回合上的失败。

毛泽东希望以退为进暂时把“年轻气盛”的高岗拿下，就如延安整风后暂时地冷落了整风争议人物康生那样。陕西省委副书记兼延安地委书记这个位置，比之党的副主席虽然降格了许多，但那个颇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未必不是高岗的最佳养伤之处。可高岗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委屈，他以两次颇为值得关注的“自杀”表达了“不成功便成仁”的遗憾，其中极可能还有对毛泽东的不满……

了解毛高关系，有三个人是不可能不涉及的。一是刘志丹，他是高岗的老师、领导和战友，也是当年险些被戴季英“肃”掉的难友；二是刘少奇，他是高岗扮猪吃虎准备供掉的老将；三是邓小平，他是高饶事件风向立转的一个核心人物，也是高岗倒台后受到毛泽东特别重用的人物。“人民的英雄”刘志丹的牺牲，也许使他免遭了后来整个“西北反革命集团”的厄运。可刘志丹在整个革命生涯中的诸多可争议之处，以及高岗的意外落马，也确实让刘景色范、习仲勋们被株连。到了八届十中全会前，因一部由刘志丹的弟媳、刘景范的妻子所写的小说《刘志丹》引来高岗当年政治对手阎红彦的质疑和康生的利用，高岗的西北战友们就再次遭遇了被“阶级斗争”的命运（14）。

高岗倒台后，他的手下干将张明远、张秀山、马洪等似乎并没有被顺势清洗（15）。这似乎可以透出当时政治空气的相对纯净，以及毛泽东对高岗的心存仁厚。

因为叛逃和自杀，以及某些特别的指控，在中/共党史上颇有个性风采的张国焘、高岗、林彪被永远剥夺了“平反”的可能性。可这似乎并不能否定他们在党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

旧王孙

建国初的高饶事件，中央一直语焉不详，采取回避的态度。现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建国初毛就想利用高岗来搞倒刘少奇和周恩来，没想到刘周联手，而且这两人在党内军内势力太大，毛最后只有丢车保帅，出卖高岗，高岗，是被卖的第一人，其次才是林彪。

高岗是毛泽东破格提拔重用的，能力相当强，别的不说，单是朝鲜战争期间主政东北为彭德怀保证后勤，就是大功一件，可以说朝鲜战争是彭高两人的功劳（鉴于朝鲜战争的重要性---打输了就可能亡国---高岗以一方诸侯之位而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就是要以高位来保证其协调权）。

后来的“五马进京，一马当先”，这“一马”就是高岗，要知道，这五马的地方诸侯中可是有邓小平这般人物的，由此也可见高岗的厉害，他当时职位最高，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又当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所以是一马当先。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后来的可不一样，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这个国家计委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是平级的，而且毛泽东还把原属政务院周恩来领导的八个经济职能部---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全部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领导。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就是在分周恩来的权，在经济权上，周恩来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了。

引一篇文章来认识一下当时的这个“经济内阁”的重要性---

“高岗倒台，还引发了国家计划体制的根本变革。1952年底设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本来是国家经济计划的唯一最高机构，而且不隶属于政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实际上与政务院总理平级。考虑到高岗还兼管政务院的8个工业部，因此在经济事务上他的发言权要比周恩来大的多。除了工业部门外，农业、财政、交通各部门也都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制约，高岗权力之大远非以后的计委主任能比。到了1954年制订宪法，才将国家计划委员会置于国务院管辖之下，并将“主席“改为“主任“，不再兼管工业生产部门。试想，如果1954年高岗还在位，毛泽东未必会将计委置于国务院之下，有可能仍然会保持这种平行的局面，计委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内阁“；即使仍然将计委置于国务院之下，高岗也至少会兼任副总理，仍旧兼管工业部门，经济决策权还是会高度集中在高岗手中。相对于陈云、李富春、薄一波，高岗肯定会更加热心地执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如建立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加速工商业改造、在沿海地区设立更多新工厂、调整轻重工业比例等等，中国在1954-1965年间的经济发展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而高岗，后来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刘少奇，拉拢各方妄图打倒刘少奇。以高岗在党内的资历地位，如果没有背后强有力的后台和暗中支持授意，他敢同时想打掉刘少奇和周恩来？刘少奇可是公认的毛的继承人。考虑到动机和高和毛的关系，不言而喻。当时高拉的人中还有邓小平，邓识时务，投向了刘少奇。

当然，高饶倒台后，刘少奇彭真的大肆报复则属冤冤相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