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将近300年的历史，兴衰治乱的轨迹在《明史》中历历可见。
在明朝前期，朱元璋、朱棣父子励精图治，奠定了大明王朝数百年的基业。之后有所谓“仁宣之治”，实则在守成中渐渐消磨了进取的斗志。到嘉靖当政，初期尚有振作之象，不久便朝政紊乱，乱象环生。万历初期张居正改革犹如回光返照，过后就江河日下，病入膏肓。明朝有许多昏庸的皇帝，如醉心修道的明世宗朱厚熜、几十年不见朝臣的明神宗朱翊钧、热衷于干木匠活的明熹宗朱由校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在内忧外患中走投无路，最后吊死煤山。他死前以发覆面，以示“无面目见祖宗”。一代王朝就此凄然谢幕。
酷爱历史的毛泽东通读过“二十四史”，对历朝历代的兴衰治乱、文治武功皆有研究和体悟。但毛泽东读史又并非平均用力，而是将通读与精读、博览与深研相结合。在“二十四史”当中，《明史》是毛泽东圈点最多、体悟最深的史书之一。除了《明史》，毛泽东还广泛涉猎过与明朝有关的大量史料，如《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明诗综》、《明诗别裁集》、《明人百家小说》，以及各种有趣的野史稗乘、笔记小说。丰富的知识储备，使他在评点明史时可以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在对明史的研读过程中，毛泽东从资政育人、传承文化的角度，发表过许多评论。笔者注意到，这些评论带有相当突出的个人风格，不少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补前人之所未逮，展示了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不同寻常的历史洞察力和艺术鉴赏水平。
毛泽东对朱元璋研究得比较仔细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这段话可视为毛泽东对明史的整体印象和基本评价。
一生壮怀激烈的毛泽东研究各朝历史，喜欢兴旺发达的上升时段，而厌恶曲倦灯残的没落岁月，尤其是铿锵激越的开场锣鼓，更是令他“神往”。至于历史的转折点，他也颇为留意。研究明史也是这样。他特别推崇朱元璋、朱棣父子纵横四海、开疆拓土的峥嵘气象，琢磨起来兴味无穷。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曾是一个落魄的和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他乘时而起，后来居上，逐步剪灭群雄，十五载而成帝业，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微细、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朱元璋和刘邦、成吉思汗一样，都属于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大老粗”，但却创造了许多知识分子望尘莫及的巨大功业，而历史上许多饱读诗书、才情婉转的人物如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宋徽宗等即便子继父业而登上皇位，也都在身名俱辱中凄凉收场，显得极不称职。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他通过对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朱元璋大字不识一个，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见事快，得计早，多谋而又善断，比起汉末袁绍等多端寡要的人物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明史》赞誉朱元璋“当其肇造之初，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实非虚词。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李世民创造了许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最符合毛泽东的军事思维，而朱元璋之所以能紧随李世民之后排名第二，是因为他宏观的军事分析和运筹能力深得毛泽东的赞许。要明白这一点，只要看看朱元璋与陈友谅的战事便可豁然开朗。朱元璋在北定中原之前，在江南主要面对两股势力，一是陈友谅，一是张士诚。本来张士诚尤为逼近朱元璋的地盘，所以有人建议他先打张士诚。但朱元璋经过分析对比，却先置张士诚于不顾，而首先解决陈友谅。其理由是陈友谅素性骄傲，而张士诚器量狭小，两相比较，“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图，故先攻友谅”。果然，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时，张士诚徘徊观望，“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陈友谅既灭，张士诚顿成累卵，不久便为朱元璋所败。朱元璋后来回忆说，如果先打张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这就是两种不同的战略安排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效果。在北定中原的过程中，朱元璋又采取先山东、次河洛、后秦陇的作战方针，如愿以偿地达到了他的战略目的。
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毛泽东指挥的诸多战事，在新的思维制高点上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人类的智慧和想象力是在继承中逐步提升的。朱元璋的成功经验，让毛泽东领略到在不同战略阶段分清主次、逐步拓展的极端重要性，其“不要四面出击”、“不打无把握之仗”等思想，均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朱元璋与刘邦、成吉思汗等“大老粗”心雄万夫，胆气超群，在乱世中敢于出头，勇于任事，不像知识分子那样做事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但是，单凭这一点也并不足以成大事。朱元璋得刘邦之心法，善于将知识分子的谋略、智慧为其所用。刘伯温、宋濂、朱升、章溢、叶琛等一批饱学之士聚集在他的周围以备顾问，使之左右逢源，如虎添翼。文武雄才极一时之盛，共襄盛举，方才成就了朱元璋奄有宇内的梦想。
1953年2月，毛泽东与陈毅同游南京紫金山，共发思古之幽情。陈毅兴致勃勃地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了民心，得了天下。”这里所谓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固加高城墙，以增强防卫能力的措施。朱棣等承其遗志，更将长城的土墙加固成砖墙，并增设了许多烽火台。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过“深挖洞、广集粮、不称霸”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两个基本口号，显然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的。朱元璋打天下时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更是这样。他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章，其着眼点也是文武两手并用。
毛泽东对朱元璋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对如何评价这位历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见。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将他在当年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约请吴晗深谈了两次。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信。信中说：“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功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此信对吴晗苦心为朱元璋立传称道有加，但又指出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和吴晗在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上存在一定差异。在毛泽东眼中，唯物史观亦可称作“奴隶史观”，是底层人民在创造历史，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程度不同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朱元璋作为农民起义的首领，亦当作如是观。而吴晗的《朱元璋传》却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显然没有贯彻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54年开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朱元璋传》。1955年春，油印出100多份，再次呈送毛泽东以博指教。毛泽东又认真通读了一遍，在书中多处用铅笔画了直线、曲线等符号和着重号。如今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书房里，还保存着这本吴晗写有“送毛主席，请予指正”的上、下两册十六开油印书稿。毛泽东对吴晗的修改表示满意，同时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的晚年)。”1964年，吴晗根据征集来的各方意见，利用病休时间再一次对书稿作了修改，并于1965年正式出版。在该版序言中，吴晗对自己写这本书历时二十载、四易其稿过程中的思想变化作了交代，其中坦称原稿“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
朱元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其晚年以猛治国，用严刑峻法惩治贪污，澄清吏治，结果倒使人人自危。这反映出他虽身居九五之尊，但原来身处草根阶层的无奈和怨苦仍在其心中刻下了磨灭不去的烙印。比起那些穷奢极欲、风流成性的皇帝来，朱元璋还算俭约自持。朱元璋晚年猜忌日甚，错杀了许多人，这一点特别为后来人所诟病。毛泽东并不是认为朱元璋没有过错，只是认为对朱元璋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毛泽东对朱元璋的经历研究得相当仔细，甚至一些具体的历史环节也不放过。比如，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朱元璋在即吴王位后亲自率兵征伐武昌，一举荡平汉、沔、荆、岳等地区。毛泽东读到《明史》涉及此事的时候批道：“不令诸子孙统兵作战，失策。”在他看来，朱元璋应该让诸子孙在枪林弹雨中经受锻炼，不能让他们坐享其成 | 
千里眼
声呐
发表于 2008-12-24 20:49:55
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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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2-24 22:0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