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敌台

旧王孙 · 发表于 2009-1-13 23:19:53

作者：阿城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结束了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

一九七六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

不过，算上一九七六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从一九六六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按decade划分，不准确，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边干活一边想，小时候读历史，读来读去都是大事记，大事中人，一生中因为某件大事，被记了下来，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么一件大事，那么，没有大事的一天天，怎么过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吗？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无穷的精力，反应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诫自己，慢一点慢一点，你有的是时间，你甚么都没有，但你有的是时间。

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田间劳作并不影响思维，尤其是分片包干，简直是山里只有你一个人。天上白云苍狗，地上百草禽兽，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风干乐得排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当时都想甚么呢？杂，非常杂，甚至琐碎，难以整理。本来想到甚么，结果漫涣无边，甚至荒诞。由荒诞又延出一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思维是快乐的。

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的重要事件。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一九六六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大家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虽然竹笆草房永远都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

场上有个红点，走过去，是队里支书在蹲着抽烟。我们知道支书也是敌台热爱者，照香港的说法是敌台发烧友。大家都不戳破，逗支书说还不睡觉啊？明天还要出工上山，睡了吧；别心思太重，甚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等等等等，支书一个都不理，只抽烟。

大概一个月后，省上派工作队到县里，召集队一级以上的干部到县里。队长回来后很得意，说咳，早鸡巴就晓得的事还要鸡巴搞得多紧张，把人围到山上，鸡巴山下民围得起来，妹！机头都扳开，乱就扫射，打你个鸡巴透心凉。党中央说了，鸡巴林彪逃跑了。

云南是没得鸡巴说不成话。但是只听鸡巴就想歪了，它只是语助词。

我们就做惊讶状，啊？林副主席？队长说，没的副主席啦，林彪；啊？往哪儿跑啊？咳，副主席自己有飞机，你们这些小狗日的，哪个不听敌台！还要装不知道！那你在县里也装不知道？咳，我们么，有组织嘛。

这种互相装傻冲楞，永远是我们的娱乐之一。不过，当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恐怕后人不懂注一下）传达下来的时候，立刻让我们对林氏父子另眼相待，尤其是纪要中称五七干校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大家都点头。纪要中对毛的形状刻画，简练准确，符合我们对独裁者到货想像。隔江而治，老办法，但还是好办法。隔江对峙，南边恐怕制度上会不同于北边。制度不一样，我们恐怕会好过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觉得挺高兴，有上海知青担心会在上海打得很厉害：隔么好来，瓦特了，屋里厢嘛。。。。。。（那么好了，完蛋了，家里头嘛……）

《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历史文献。它的行文口气是文革初起时大学生的语言，不过林立果当时已经是空军作战部部长，他的文本语言，其实影响至今。我偶然看到刘亚洲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口气。平心而论，这个纪要是新中国第一份改革文献，它第一个提出现代化的关键，即，现代化首先是解决极权，尤其是独裁的问题。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即第一次现代化。苏联好像完成了，还赢了二战，所以新中国误会为工业革命并不威胁极权，尤其是工业现代化也并没有阻止德国出现希特勒。到了极权的顶峰，周恩来在九大提出四个现代化，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不久就出事了。

当下所谓的后现代，实质是针对第一次现代化，也就是解决了政治极权的工业现代化之后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现代化，即后现代。后现代要解决的是没有政治极权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各种权力的问题，以前的二级权力现在成了一级权力，商业化，媒体的权力，话语权，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过留学者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现代化，教授们开出的教科书大致都属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内容。他们九十年代归来，可能忘了国内第一次现代化还没完成，党和国家极权仍在，而且退到初级阶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结果庖丁乱解牛，模糊了两次现代化。我听过不止一个留学生说，啊你不知道，国外知识已经换代了。这种话，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真是压力而又压力，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在一种希望的压力之中。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北大请来美国詹明信，批判媒体，主要是电视的权力控制。在美国，没错，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全国才有多少电视机啊！有电视机，也只是个政治权力的喉舌啊。

八十年代，确实是涌入的年代，但确实将两次现代化混淆了，时髦词汇鱼目混珠。但政治权力是清醒的，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下台，改革夭折发生64。抱歉扯到八十年代了，回到七十年代。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从境外广播听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议论昨天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情。当地出生的人问起天安门广场有多大，那时北京知青都办回北京了，结果在场的人只有我见过天安门广场，我大致目测了周围几个山头的距离，用手划了一下，说从这儿到那儿，从这儿到那儿吧。大家一齐惊呼“妹”。“妹”是云南的惊叹表示音，等同现在港台流行过来的“哇”。惊叹时常常还会“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过我喜欢妹妹。

七十年代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我不知道在全国知青当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当普遍。云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不太清楚，报纸也要多少天后才运到山里，收藏在党支部书记家，卷烟抽的时候都是向支书手上撕条报纸。所以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漂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漂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未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飙。

还有就是香港的宗教台，“主说……”，“主，告诉我们……”，“以西节书，第二十章，在旷野之违逆，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我那时记忆力真好，过耳不忘，随时可诵。我也不会忘记听这台的上海知青似乎睡着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泪流出。

台湾台，男播音员的声音有点干瘪，女播音员的声音，“大陆同胞……”有点妖，男知青的话：听着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苏联台，有一个播音员声音怪，好像是叛逃过去的人，可是听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啊（很短的一个啊），莫斯科广播电台……”好像瞟了一眼甚么。

美国之音，英国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叽哩哇啦的外语，所以每个知青的收音机短波线上，都刻上道儿标出汉语台的位置。我有一个道儿刻的是 BBC英语台，不是听英语，而是这个位置经常有音乐会实况转播。现场观众的哨音，乐队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挥出来了，慢慢安静下去，咳嗽，安静，音乐起，不久又有咳嗽。音质相当好，有现场的空气感。为了这个频道，七十年代中，我特地在回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买了一台很贵的熊猫牌全波段晶体收音机，需四个一号电池，一百六十块钱（当时一块天津手表一百二十块钱）。不很大，但一个书包放不进。我记得喇叭时椭圆型的，直径按长径算，挺大的，可疑辨出定音鼓，邓丽君不在话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收音机成为晚十一点前的公共收音机，十一点一到，是我的音乐会实况转播时间，收归私有。

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

大概是一九七五还是七六年，记不清了。总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还在云南，我决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决定建立一套音响。音响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级输出、后级，或称功率放大输出，加上喇叭组成的播音系统。我当时要做的这套播音系统，其实是我那台熊猫收音机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黄其煦帮了大忙，他小学时就已经有做收音机的照片在报上发表，做我的这个巨型收音机算是手到擒来。苦他的是要满北京买零件。我不记得是我七六年上北京去取这套东西，还是有人帮我带来？总之从北京到昆明，火车要走三天：从昆明再到所在山沟，长途汽车也是三天。就这样，一个单声道大喇叭（十寸？）的播音系统终于立在我的草房里了。

我特地请黄其煦留了电唱机的插口，因为我有几张苏联和捷克的大唱片，这回我要认真地听一下它们。当然，我主要是要好好听BBC的音乐会实况转播。音箱我用我认为的最好的木料。还做了架子，总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势。

开播，对不起，声音有点惨。本队的和翻山越岭来听的朋友们，都挺客气，“来来来，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头牛啊，尾巴长在屁股后头哇，四个蹄子分了八瓣啊，个鸡巴硬得赛了车轴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声音不好的原因是电压的问题。前数年电拉到山沟里，电压衰减到灯丝可以直视。但我坚信电的问题会好起来的，只不过现在我还要用我的四个一号电池的熊猫收音机了。后来县里有人跑来要买，我没有卖。幸亏他没买成，因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个喇叭的手提收音机走私进来了，哐叽哐叽，震耳欲聋，八十年代提前进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开始研究树木，判断它们中的谁是好的木料。我和别人各执长解锯的一端，破开树干，锯成板材。我开始打家具，实实在在在这里生活下去。

七六年，开始死人，周恩来，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四人帮被抓，一路滑坡。毛泽东死时，我正在北京，毫无感觉（他已在听敌台的云南知青心里于一九七一年死去），买些东西，准备回云南过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震动，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无甚念头。到了队上，知青们都说，哈，你逃过去了。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昏倒，昏倒总要抬出去咯，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多一半人昏倒，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裸体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鸡巴。女知青笑浪虐虐，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刹时消耗。明月当空，星尘靡烂，惟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

摘自《七十年代》，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二ＯＯ八年十二月出版

旧王孙 · 发表于 2009-1-13 23:27:45

要深入客观地讨论林彪，请把作为军事家的林彪和作为政治家的林彪区别开来----不要因为林彪的政治行为去否定他的军事业绩，也不要因为林彪的军事业绩就肯定他后来的一切。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也许有人说，无论军事还是政治，事都是他一个人做出来的，为人是有连续性的，你怎么可能区分开“军事林彪”和 “政治林彪”呢？此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人是可以转变的，而这种转变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或兼而有之……我由此想到好多往事，让我试着叙述分析“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的表现，大家一起来分析讨论吧。
对于林彪的军事才能和战功，我不想参加讨论，也不想把林彪与刘伯承、粟裕等人做简单类比。林彪可圈可点的是他后来的政治行为。1955年全军授衔，林彪赫然排在元帅第三位，足以说明他的军功，无须争论。要知道当年授衔是一件何等不易的工作，定下授衔名单已经费了好大力气，获同级军衔的人的排名顺序更是大有学问，一再反复斟酌。据我所知，除了党内军内的资格和历任职务等等，每级军衔获得者还要列出所指挥的战斗、战役，列出胜仗次数和败仗次数。当然最后军衔评定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如政治元帅、政治大将、政治上将均有且不在少数，政治中将和少将就更多一些，但是作战次数和胜负次数也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硬指标。哪位仁兄了解内情，希望贴一篇专题报告，现在网上有关授衔的文章很少，涉及内情也不深。

元帅排名为：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朱德位居第一，无需讨论和争论，彭德怀第二，亦无话说，林彪位于第三，除了军事业绩把他推上此位，别的无可解释。论资格，他仅仅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臻、叶剑英是他的老师，徐向前属黄埔一期是他的学长；南昌起义时林彪是排长，而刘伯承、贺龙分别是参谋团团长和军长、起义总指挥，陈毅在南昌起义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林也就比罗荣桓的资历强点。然而，林彪把他的教官、上级通通越了过去，凭什么？只有凭硬碰硬的战功，单凭毛泽东欣赏他是绝对不行的，要知道那时毛泽东还没有成神，也不那么一言堂，此外也得全军上下心服才行。不知各位弟兄听到过没有，我是从未听说有人对林彪的元帅排名位置公开表示过不满或疑问(私下里的不服气和争论大概是免不了的)，另外四野的战绩也为全军所称道，尽管有时还有些不大不小的争论。刘伯承元帅排名元帅第四位，同样是由于赫赫战功，但刘帅没有说过一句对林彪有意见的话，而且还称赞过四野的好几个战例，如丁盛率四野8纵135师对白崇禧集团作战时的的“腰斩七军”。

要知道授衔名单中的排名位置可是不那么简单地一排了之，更没有象后来“按姓氏笔画为序”。关于授衔的事我多说几句，与主题无关。10员大将排名顺序是：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粟裕排名第一，也靠的是响当当的战功，如果比资历和红军时期的职务，粟裕逊于多数大将，但大家同样对第一大将心服口服。军中一直有传言，网上也时有帖子，说粟裕争当元帅，或对粟裕没当上元帅表示惋惜。粟裕的战功是不争的事实，可与林刘比肩，远大于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诸帅，更不必说叶剑英罗荣桓，但粟裕的资历确实还够不上评元帅，如果他的战功超过林彪，也许有可能。此外以我通过三野老人们对粟裕大将为人的了解，他不大可能去争元帅位置。历史上他两次让出正职甘居副职，并不以职务地位为重；尤其后一次，如果他不让，官拜华东野战军司令，授衔时评元帅倒真的有可能，军委不会让一个大野战军不出元帅。粟裕1951年1月即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其时聂荣臻任代总长，副总参谋长只有这一位，不象后来那么一大堆，可见对军委他军事才能的器重。其后军委于1952年11月任命黄克诚和张宗逊、1953年2月任命李克农为副总长。1954 年10月粟裕出任总参谋长，副总长多达11位：黄克诚、张宗逊、李克农、陈赓、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粟裕乃一“全心全意”式的纯军人，丝毫不想粘政治的边，出任总参谋长的四年时间里，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所作所为半点也不“政治”，为人又坚持原则，在自认为正确的问题上常常毫不退让据理力争。粟裕与彭德怀许多事上观点不同，关系恶劣，毛泽东对他也产生了看法，终于于1958年5至6月遭到彭德怀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的斗争，同年10月被免职。粟裕挨整表面原因有若干，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必须“毛指挥枪”，任何潜在的可能对这一铁的原则有影响的人和事都必须予以铲除，即使是粟裕这样主观上绝对不会这样想的人在其指导思想和拟议的规章制度“削弱”党的领导时也得戴上“极端个人主义”、“向党伸手”的帽子；粟裕与彭关系不好、观点不同只是表面原因罢了，彭也只不过做了毛的工具。一年后彭德怀挨整下台，核心原因是相同的，诱因不同而已。以粟裕那样的为人，毛泽东要命也不会相信粟裕会有威胁他的动机、能力和胆量，但一旦该人要建立的制度有可能影响其集权，无论此种可能性多么潜在或微小，毛都会将其尽早彻底消除。在这一点上毛的敏感和远见无人能及，堪称大家圣手。比如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张国焘提出要当总书记，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觉得没什么，就让他当好了，中央的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也都不反对，唯有毛泽东断然说不行，宁可交出红军总政委职务，也不能交总书记。回话给张国焘，张也就没坚持原议而当了红军总政委。从这里可以看出众人即使是心怀异志的张国焘都不及毛的深谋远虑，如果张国焘拿到了总书记的名义，那么后来开会“另立伪中央”就不是“另立”而是中央合法的人事变动，新中央自然也不“伪”。真是这样，张国焘“此间用中央、中革军委名义”，原中央毛、周、张、博“用西北局、西北军事委员会名义”，历史就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了。

毛的政治家敏感性和对策、应变能力就是比别人棋高一着，学是学不来的。“天生大任于斯人”的政治家都是如此，如汉高祖刘邦，在战败逃入韩信大军驻扎的广武城时，根本不去韩信军中，先找个小旅馆住下，睡了一夜，第二天在一大早来到韩信驻地，以汉王名义直入中军，先取了韩信的将军印信，然后才把韩信从床上叫起来，二人商量事情。刘邦这么做的理由是：如果战败时，孤身一人(还有几个随从)去到韩信军中，韩信如有异心，一夜的时间，足够酿成阴谋，下定决心，而自己无丝毫还手之力。先不让韩信知道自己来了，待他知道时，不仅汉王人已到，将军印都已在汉王手中，想要如何，时间、兵力、形势各方面条件都不具备，也就无从谈起了。看看一流的政治家，滴水不漏，潜在的危险事件被他“扼杀”得半点发生的可能性都没有！不过，活得也够累的。也许对政治家来说，这不是累，而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回头说粟裕。粟裕下台一年后，彭德怀、黄克诚等被打成了“反党集团”。粟裕在历史上基本与彭无关，而且是被彭德怀搞下台的，批彭可谓一身清爽，公私两利，但他没有因为挨彭德怀整而多说一句！有人劝粟裕把受彭整一事提出来，粟裕明确表示：“我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我自己的问题，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了。”他终其生都是“军事粟裕”，从未做过“政治粟裕”。

其他大将各有千秋，本文无力涉及，奇怪的是大将中除了粟裕，真正的名将、战将很少，徐海东曾是一员，但因病退出战场太早，陈赓也算一员，他经历不凡，多才多艺，别的方面也很出色，给人有点博而不专的感觉，军事能力在他身上不是绝对强项，但由他主持军事科研、教育如任哈军工院长则如飞龙在天，是不作第二人想的上佳人选。其余黄克诚半军半政，谭政和罗瑞卿本就不是军事干部，张云逸、王树声、萧劲光、许光达虽主要做军事工作，但每人都没有什么拿得出的傲人战绩，还不如若干上将。

大将们望众弟兄陆续给予介绍，我这里不再多说。值得补充几句的是当时曾拟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因为如果这样，其他几位比傅作义原地位资历更高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如程潜、龙云等人无法安排，来自我军将领方面的意见也太大，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听说(只是听说)后来还是暗中给了傅作义大将。消息来源是1969年我们在嫩江抗洪时，听参见指导抗洪的水利电力部一个人和黑龙江省军区一个干部说的：1963年黑龙江发大水威胁哈尔滨，水电部长傅作义亲临哈尔滨抗洪现场视察，当时洪峰太猛，黑龙江省军区部队负责的一段大堤吃不住劲了(部队绝对是在最危险的位置上，那是一种信任和光荣)，部队拼命堵也岌岌可危，在场的黑龙江省军区某副司令员看那么多战士可能会牺牲，要下令撤退，傅作义发话不能撤，不然哈尔滨就全完了。某副司令员吼道：“你管不着我们军队！撤！”傅作义大吼：“我是大将！当然管得着你！你敢撤我马上毙了你！”随即傅急电告总理，总理回话同意傅的意见，并授予傅临机处置全权。最终部队没有撤，堤没有垮，哈尔滨也保住了。事后据说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大大赞扬了傅作义，说傅部长这样做非常正确，真正是对人民负责，不考虑个人(指他国民党出身而敢于管共产党的军队干部)，不然国家人民损失就太大了等等。此事听起来有演义成分，但是出自两位“当事人”之口，姑且记之存疑，希望诸位仁兄帮助证明其真实性如何。

授衔的事就说到这为止，回头说林彪。前面提到元帅中林彪第三，刘伯承第四，文章也正在这儿。二人都是军事家，头脑都格外清楚，也都知道政治的险恶。天下打下来了，如果你只想当军事家，那么就到此为止，下面干什么你自己选，可以做军人远离政治，如果还想在政治舞台上继续表演，那就得军人参政做政治家，而政治家可不是谁想做就能做的，最起码的一条，得会象真的一样地说假话。搞军事、打仗，说假话造假情况就只有吃败仗，没有一点疑问；而搞政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据说是林彪的话，但实际上是所有政治家口中不说心中坚信的金言)，说真话必定吃大亏倒大霉，同样毫厘不爽。你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选择。

刘帅是一纯粹军人，对政治素无兴趣，1950年平定西南后立刻采取行动，辞去二野、西南军区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本兼各职，由贺龙接任，自己只身一人前往南京创建南京军事学院。林彪此时同样不愿涉足政治，打到广州后就开始生病。他有病是真的，但同时也是在避开政治。他曾想要到某个边远省区当个省委书记，朝鲜战争也拒绝率军出征，这里有身体的因素，有对美军实力我军实力的考虑，但离开舞台中心也是潜在的不可忽视的因素。高岗事件里林彪是否参与、起了什么作用，远未解密，人们如今是在瞎猜，但我们看到的是林彪一直在养病。不过你躲政治也不见得躲得过，政治会来找你。刘伯承后来的遭遇、林彪后来的际遇和悲剧结局给出了一正一负两种形式的例证。刘伯承的事网上有过帖子，不多说了，还是扣紧林彪这个主题。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元帅授衔之时，有一个情况，虽然书中文章中叙述过，但没有人对此加以重视和进一步深入研究；而这个细节所包含的信息却不那么简单----

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十大元帅只有八位出席，缺席的两位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和刘伯承。其时二人都称病在青岛休养，接到通知，均回答说不能参加授衔仪式(有的老人说，其实他们就是为躲开授衔仪式才去休养的)。认真说起来，二人有病也不是急病重病，也不是病了一天两天了，再怎么样，要想参加授衔仪式也不是真的支撑不了；实在不行，穿上元帅服，列队从老毛手里接过授衔命令和勋章，照完相就走也行，招待会参不参加无所谓。另外从历史、从人生、从功业……看，大千世界人至人归，古今中外上下几千年，有几人能有这种机会、荣幸和际遇，能参加此等盛会，获颁元帅军衔？然而二人似乎对此并不重视，就是不来。为什么？刘伯承是正处在风口浪尖上，彭德怀正秉承毛泽东的意思对刘伯承本人及其所创建的“教条主义大本营”(毛泽东语)南京军事学院进行批判，他不愿面对毛、彭，此外也不愿现身排在贺龙之前，因为贺龙对元帅排名不满。他认为“党军”来自八一南昌起义，自己是南昌起义总指挥，朱德、刘伯承、叶挺、聂荣臻均在手下，林彪更是名不见经传，为什么自己帅位才排第五名？对刘帅来说，更重要的也许是从打下天下起他就想避开政治而就是避不开，在针对他的军内政治运动中，象这种公开的政治场合，还是不露面为好。

林彪更是明白人，其他九位元帅有八位比他资格老，而且象南昌起义时这些人比他高何止一级两级？现在他赫然排在第三，前面只有两位不可能不在他前面的人，其余他的教官、上级统统站在他身后，用民间话说，不是找着遭恨吗？他起码不想成为众矢之的，可不象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授衔前元帅们要先到场集合，闲聊一阵，别人都是“平辈”，自己一个“后生”，说些什么？战功自然不假，但资历在军中从来就是极重要的，就是到现在，部队中说到有关人的什么事，第一句话必定是问：“你(或他)是哪年兵？”林彪对此点极为敏感。林彪当了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以后也是一样。他曾问罗瑞卿：“我们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领导人。”可为佐证。不参加授衔仪式也是他在躲避政治、躲避可能的麻烦困扰的一种具体表现---此时，他还是军事家林彪。

1956年八大后，八届一中全会选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未得全票。他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也正是在这以后，八届二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这明明白白是毛泽东要他做政治家的信号。

彭德怀如果有政治家头脑，他从此时即应明白毛泽东的暗示和警告：军中第一人从现在起是林彪而不是你彭德怀！从而逐步淡出权力中心，最后解甲归田，明哲保身得一善终，绝不会时至1959年还傻到在庐山会议上大发其言并给毛写什么信，往人家枪口上撞。可惜彭德怀也是军人而非政客，事实上从他从朝鲜回来主持军委工作时起，他已经身不由己地做了政治家，但却无政治家的头脑、意识和手腕。正如铁流兄于1999年写的《彭德怀的悲剧探源》中指出的“他本身的个性不是政客，却以这种个性当了政客，并干了政客的勾当！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彭德怀非政客的个性给当了政客的他造成的悲剧，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开始了。”

林彪是明白政治这柄双刃剑的，对毛的信号不敢忽视，但也绝不积极，当了中央副主席仍然以养病为主要工作，中央全会、政治局开会几乎次次请假，到了1959年庐山会议仍然请假，直到毛泽东把他紧急召上庐山，委以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的职务，正式把他推上了政治舞台中心，权力中心。林彪对于这些职务权力，是向往多年终于如愿，还是身不由己不得不干，谁也不敢下肯定断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从这一刻起，军事家林彪已经成为历史，以后的林彪，已经是“政治林彪”了。他的悲剧也就从此开始。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参加批判彭德怀，拖出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回北京后奉毛之命开军委扩大会议斗争彭德怀，在全军从组织上和思想上“肃彭”。从政治角度讲，无可指责。政治斗争就是招招见血，必须善于伪装、能曲能伸、想东说西、心狠手辣、拉帮结派，服从现实而不服从道德标准……(欢迎大家一起来给政治及政治家作结论下定义)。我为林彪惋惜、对他开始有负面看法也是从此时开始。他的所作所为也许是主动、精心策划的，也许是已经被推上战车，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客观上，他的政坛言行不能获得历史的正面肯定。彭德怀个人的缺点错误再多，再是以一军人身份硬要去干政，可彭到底是军人而非真正的政治家，还是耿直并有正义感，他的发言和“意见书”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对老百姓、对党、国家、军队都有益，这已为历史所证明。林彪可以对彭德怀有看法以致恨彭，这都可以理解，也无可指责，谁也没有权利要求谁就一定要喜欢谁或不喜欢谁，彭德怀说话办事确有粗鲁可恨之处，为人也并不是那么可爱。但庐山上所争论的事关系国家和民族命运，并非简单支持或反对彭德怀个人的事。应该怎么办？此时就看良心和人品了。政治家与良心是对立水火不容的，批彭也就批了罢，但民间实情要不要说？

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明了长征中会理会议之前，他写信给军委一事与彭德怀无关(此事20多年来老毛对彭一直耿耿于怀)，提示他整彭德怀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但他显然没有以民间真实情况见告老毛。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政治会把人异化到什么样子：“军事林彪”能当面顶撞老毛：“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还是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而“政治林彪”就能180度相反，心知肚明民间情况是什么样而不顾良心地说假话 --不是他不顾，而是政治家就是良心的天敌！

那些积极批彭的人，如刘少奇、彭真、柯庆施、罗瑞卿、李井泉等也一样，何人不知大跃进的后果和民间真实情况？何人不知彭说的是实话？只不过是出于个人利益和个人历史现实恩怨，批彭作为政治投资或泄愤罢了；许世友之类对彭德怀开口骂娘则是出于对老毛的愚忠，他反正能吃饱饭且吃得好，不必想老百姓是否饿肚子！

试想一下：如果林彪一面作为“政治林彪”，猛批彭德怀历史上反对老毛的种种“劣迹”，一面象“军事林彪”一样把真实情况私下汇报给老毛，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以老毛对林彪的欣赏和信任，他有可能一边搞掉彭德怀，去除这块心头大病，一边暗中真正大力纠“左”，挽回大跃进造成的后果，挽回自己的威信，不至于三年后在七千人大会上下“罪己诏”。要是林彪真的那么做了，历史将为他大声喝彩，彭德怀很可能就因此而黯然于历史，今天彭德怀头上所有“为民请命”、“体察下情”之类的光环都将落在林彪头上！然而，历史无情，无法假设，上述设想也许只是我们头脑简单的一厢情愿，以林彪之精明透彻，他未必没有这么考虑过，但政治有时复杂得超出我们的作为常人的逻辑和想法；出于种种我们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原因，他没有这样做。我们只能看着林彪走向政治深渊。

你会说，庐山会议上对毛不说真话的何止林彪一人，那么多中央大员，包括如今为神为圣的周恩来，不也都没说实话吗？为什么只对林彪有负面看法？

提起那些大员，无论人品好坏，多数本来就是政治家或曰政客，不说真话由来已久，而林彪是有可能免当政治家而以军事家彪炳于史册的，但不幸(？)陷入政治漩涡，说话从真到假，整人从少到多，扑朔迷离，至今难于盖棺定论。你对惯说谎话的人说谎话，一般不会感到奇怪和气愤，但对以前沉默寡言不说假话的人开始说假话，则会感到不可容忍，有被出卖和愚弄的感觉。

那些人中，周恩来是由于在做政治家的同时还时时有着中国老百姓得吃饭的概念，从而鞠躬尽瘁地维持着这个国家，同时又能尽量不整人，能让人过得去就过得去，才在老百姓心中有地位；如果仅凭他当政治家的那些言行，他早已与他人一样身后寂寞了。君不见刘少奇平反后又如何？有几个人怀念他，包括跟随他多年的那些人？别的不讲，只举一个例子：1954年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之后，刘少奇与彭真，是肃清“高饶分子”最积极的，在东北大抓“高岗爪牙”，造成不少冤案。当然政治斗争不可心慈手软，但事情也要留有余地，不能做绝。当时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延扈(长青)，为人耿直，外号“橛子”，与高岗无半点历史渊源，只对刘彭如此抓高岗分子看不下去，出面说了几句公道话，惹怒了刘少奇与彭真，立刻被打成高岗同党并撤销党内职务，因为李参加革命很早，不少老人为他说话，最后处理不算重，留党察看，改任教育部副部长。但这个“橛子”本性难移，继续向中央说明东北抓高岗爪牙的真相，这一来刘少奇与彭真更加震怒，开除了李的党籍，下放至内蒙包头师范学院任副院长。岂不知李到了包头仍不断向中央写报告说明情况，而且毕竟入党多年，有很多老关系可能通天。于是在1961年8月某日，李延扈正在包头大街人行道上走路，一辆轿车神秘驶来，李延扈以“车祸”毕命。你说刘少奇、彭真挨毛泽东整是冤还是不冤？天道循环，天理昭然，“好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林彪虽然已经陷入政治，但他仍然清醒。作为政治家，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生存。1959到1964年间，搞了几篇文章，点出“现在发生的一切挫折是因为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真正贯彻毛主席的指示”，进一步巩固了毛对他的信任；并开始由解放军报每天刊登一条毛主席语录。之后编出了著名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著作选读》，并大力突出政治，搞出了“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并倡导“四好连队”和“五好战士”运动等等。这一切颇得毛的欣赏。

对比林彪在东北搞出的“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六个战术原则”，你可以发现“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的不同。战争期间，林彪绝对务实，那么多年从不见他以与军事对立的方式突出政治。1947年9月毛泽东曾修改批转过四野3纵诉苦教育经验的报告，诉苦运动与改变解放战士的思想观点、提高战斗力及解决兵源问题直接有关，非常实用。

林彪很明白部队怎样带，兵要怎样练才顶用，1959年后，以林彪之头脑，他会不清楚当时中国军队真正迫切需要的是什么？然而“身在江湖”，为了政治目的，为了取悦于毛，他在提倡鼓吹他实际上也不相信欣赏的那一套，别人抓了军训比武(这本质上是贺龙、罗瑞卿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真正治军目的而搞的，不过客观效果不错)也要无情打击。林彪岂能不知练兵对于部队的意义？这就是政治的魔力！

尽管我的前辈中有人与林彪关系相当近，因而对林彪待部下的尊重宽容和个人生活的俭朴节制多有了解，也知道许多林彪用兵的故事，但这无法代替他在政治中的颠倒黑白。我私心敬佩林彪的不可否认的优点长处，可这与他的政治行为是两个范畴的事，不容混淆。

林彪不会忘记政治的危险性。一方面作上述事，一方面仍然尽可能离权力中心远一点。从1962年秋指挥部队入闽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后，就又长时间称病休养，让罗瑞卿替他监军，政治局开会仍然请假，军委会议也是能不出席就不出席。至今军委所开重要会议会后留下的照片中，只见一张有林彪，那是1962年军委常委广州会议后的合影。

但是，既已成为“政治林彪”，再如“军事林彪”时期那样淡泊江湖，已经不可能。即使做法相同，其意义和效果也决然不同了。在政治学的意义上，你既身在其位，又躲开其位，他人需要这个位置就是自然的，搞明里暗里的阳谋阴谋抢夺此位也是合理的；而你自己除非真的不干，彻底躲开，否则玩阳谋阴谋打击对手保自己的位置也是理所当然的。反正搞政治就与良心义气厚道说真话等等无缘。

大家记得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否？“心子要黑，脸皮要厚”是搞政治的基本条件，搞政治的最高水平是，“心极黑，脸极厚，而又使人们认为其不黑不厚”，方臻于化境矣。果然，贺龙以军委第二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工作，东奔西走，一时很成气候，而罗瑞卿这位监军也是胸怀大志，有不断进步的意向，一时间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军委、总参甚至人大，无处不见罗长子那人高马大的身影，权重一时，以致毛泽东后来说：“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

有文章说：林彪因不大管事，罗瑞卿逐渐与贺龙靠拢接近。贺龙乃一枭雄，不费几下就把罗瑞卿搞定。事实并非如此。罗瑞卿当时与贺龙接近不假，但罗绝未被贺“搞定”。贺龙无论在刘少奇眼里还是罗瑞卿眼里，都是只能利用不能依靠的人，这是对的。你细看一遍贺龙的历史、战绩及历任职务就会明白他的素质。

此外以罗的为人个性，绝不会甘心屈居于贺龙之下。刘少奇真正看重的是罗瑞卿，而罗的工作能力和“进步意向”(或曰野心)也是大家公认的。据说刘少奇曾于1965年5月说：我们的国防部长的接班人是罗瑞卿，我不知此事真假。但罗瑞卿倒台的关键原因是毛泽东失去了对他的信任，是无需争论的。

一些文章说是林彪是打倒罗瑞卿的主谋，林彪担心罗瑞卿取其位代之。而毛泽东被迫接受了这个结局，因为毛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他本人而不是刘少奇，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也有文章说打倒罗瑞卿实为毛的战略部署的第一步。林彪如同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哪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情况，也许我们今生看不到有关材料的解密，无法得知了。

不过我也不遗憾，两个政治家在一起协作、对局，互相猜测对方说出的话中的真实含义，或曰互相说谎，既要隐藏自己的目的又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你敢保证文件上留下的的东西就是他们真实的内心想法？也许上述两种说法都对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罗瑞卿倒台也是历史的必然，毛林不要打倒他，也会有一个什么事件让他下台，原因就是他陷入政治太深但作法在某些方面又太不“政治”，厚黑均不到家，或者厚黑到家却让人觉得其也厚也黑，也是一种不到家。后来杨成武接任代总参谋长，被毛置于毛林周及诸位中央大员之间，不到两年也进入监狱，可见非政治家在未厚未黑或厚黑未到一定水平时涉足政治的后果之可怕。

再有罗倒台的一个次要原因是他的人缘不佳。可以数一数全军有多少人在他倒霉时替他哪怕在私下说过话！？没人帮忙说话也就罢了，还有更精彩的表演。1966年3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即“三月会议”期间罗瑞卿跳楼后，叶剑英以改宋朝辛弃疾《贺新郎送嘉茂十二弟》词的下半阙来表达其欣喜之情：“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辛弃疾原词下阙第一句是“将军百战身名裂”，全词写汉朝李陵之事，叶剑英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信手拈来，移花接木用在罗瑞卿身上。以“身名裂”形容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是虚写，只对一半，而以“身名裂”形容跳楼后的罗瑞卿则是写实，而且万分贴切：从无形精神上罗瑞卿名裂、意志裂，因而有此一跳，结果是从有形物质上罗瑞卿身裂、腿骨裂。叶帅真真是文采风流，以“一跳”两个字下接“身名裂”，改得撼人心魄，入木三分，何等手笔，又何等功力！这是不是与后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少将，在北航批斗彭德怀的大会中间休息时亲自动手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有点相似？

虽然叶剑英的作法比李钟奇的行为高雅一万倍。我本人极不欣赏叶帅这种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态度和作法，但遭斗争被迫跳楼后引来别人赋诗庆贺，是否跳楼者的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着某种值得深思的东西和某些问题？罗瑞卿受不了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的冷酷目光和语言，那他还记得1959年9月斗争彭德怀的军委扩大会议否？那时他可是“众人”的领头人之一，目光和语言的冷酷程度大概不次于这次“三月会议”上的众人。冥冥天道运行之中真的存在着报应？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点点记忆》文笔流畅，有一定思考深度，亦有反思，真实性也超过绝大多数回忆录，颇值一读；不过我们不知她是否知道军内很多老人称罗瑞卿“罗长子”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外在的，因为罗的个子高；另一种是内在的，来自民谚：“猴拉稀坏肠子”，“罗长(肠)子”言其整人时心肠之坏之狠。此外号内涵或可帮助说明罗瑞卿的人缘。附上一句：如果点点女士有机会看到这段文字请不必介意，我只是记述一点事实，绝无诬蔑罗将军的意思。人都是天生的保爹保妈派，非常自然和正常，我也一样。点点如果因此生气，我百分之百理解并在此预先致歉。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5月18日林彪做了“五一八”讲话，之后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林彪推到党内第二的位置，从此时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的言行也都是“政治林彪”的所作所为，史迹斑斑，无需我再多说，我也无法再对“政治林彪”心存半分敬佩。

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从“亲密战友”走向死敌是谁的责任，我们同样可能在今生无从得知真相；但这对于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其理由与我不在意是谁先想整罗瑞卿的理由相同：两个政治人物面对，尔虞我诈，谁的话可信？谁有理谁没有理？谁对谁错？如果是“军事林彪”对决毛泽东，我可能会为林彪欢呼。但“军事林彪”早已不复存在，“政治林彪”对决毛泽东，从本质上来讲只是历史的悲剧兼闹剧。

有人说《五七一工程纪要》是反对毛的独裁暴政，是清醒现实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历史性文件，林彪上台会比
毛泽东要好，云云。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实在还看不出任何“政治林彪”恢复成为“军事林彪”的可能和迹象。如果“政治林彪”上台，不过是换了另一种表达方式的第二个毛泽东罢了，国家不可能有本质性的好转。

不过令我感到林彪还保留了一点军人气质的是，他在与毛泽东决裂后，不再与毛见面，坚决不写检查，被迫无奈出席1971年天安门上的五一晚会时敢比毛晚到达，在毛泽东不与他说话时他也不理毛泽东，坐了短短一段时间后起身拂袖而去。这是他与毛泽东见的最后一面。林彪的行为，说明他还没有完全彻底政治化。

如果是成熟的政客，不会硬顶，而会在形势不利时批评自己，以曲求伸，以求来日东山再起，象周总理那样。林彪到底是军人出身，他最后在毛泽东面前的强硬行为和无声抗议，令我在对他的负面看法中有了一点点正面的火花。

先不论谁对谁错，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七大以后，无一人敢在遭毛泽东批评指斥时拒不检讨、顽强对抗，周恩来没有做到，彭德怀没有做到，邓小平没有做到，陈云也只是称病而不敢相争，唯有林彪。林彪结结实实给了毛泽东当头一棒，起码，林彪让毛泽东知道了到了他已为神为圣时，还有敢于和他硬顶而拒不屈从他的意志的人，即使只有一个。此外，毛一生英明，看人极少看走眼，几乎没有什么人什么事能瞒过他，却在林彪问题上实实在在、彻彻底底地翻了车。诚如刘亚洲所说：谁也骗不了毛主席，只有林彪。林彪也让毛泽东知道了他并不能洞察一切，包括跟随他多年的人。当林彪在天安门晚会上转身离席而去、把毛泽东撇在身后时，我不知林彪是否想起了战争年代的岁月、想起了他与毛泽东的争吵和辩论，想起了当年的 “军事林彪”？他是否设想了今后自己人生的几种可能性？

1971年9月13日夜里一声巨响，无论林彪是死于蒙古荒原，还是死于传说中的北京某地，反正他是离开了这个世界，走入了历史。这对于林彪本人和中国乃至世界，是一件幸事，还是不幸？现在我们知道的一切还远远不足以做结论。我最想知道的是：林彪本人对他自己从称病躲避政治到进入政治中心舞台，是被动还是主动？是认为不该出山还是惋惜做得不够成功？在降低高度准备迫降的三叉戟专机上，或是在开出毛的住地即将与火箭筒弹接吻的大红旗轿车上，他是否对自己成为政治人物感到了后悔？

据说周恩来在证实了林彪死于蒙古之后曾嚎啕大哭。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一哭是太具有历史性、其内涵太丰富了，对此我们几乎没有能力全部理解，因为周经历过的人和事以及他所知道的党内军内不为人知的事太多太多，要研究这一哭，无论从正面从反面，从侧面还是哪一面，写一本厚书都不算多。我试着从正面猜想一点点：此刻周恩来对这个党、这个国家和这支军队一定感慨万千，对他们这一代走过的路一定有不堪回首的感觉，一定产生了与张国焘相似的想法。想当年他们个个少年英雄，意气风发，为了中国富强，为了社会合理，东奔西走，建党建军，出国回国，出生入死，但在崇高的革命历程中，同样发生了一切人的劣性所造成的现象，沉浮生死，曲直是非，冤屈义伸，功过荣辱……不同的只是这些发生在革命的名义下。

看得多了，经历得多了，虽然心渐硬，血渐冷，但毕竟还心存希望。革命胜利了，建了国，那些东西不但未减反而越来越烈，以致不是一个山头派系的不容，意见不同的不容，最后并肩走过这些岁月的人也反目成仇，难免一死！革命就是这个样子？这个目的？一辈子为之奋斗的目标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个党、党中之人竟到了这种地步……
文化大革命中，辽宁省有一个势力很大的流氓集团头子，称为“马二爷”。此人在得知九一三事件时的评论是：“哥们儿不够意思！”

不是“亲密战友”吗？那两个人就是哥们儿了，哥们儿之间两肋插刀都是应该的，怎么可以这样呢？他的评论可以列入“话糙理不糙”的范围。确实，即使流氓集团当中，哥们义气即互相对得起是极其重要的。谁要是“不够意思”，就丧失了继续在此集团中混下去的资格。因而江湖上流氓集团也罢，黑社会也罢，乞丐的帮派也罢，相互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很“铁”的。

你瞧，这就是政治家之间的友谊，到了全国全世界皆知的“亲密战友”程度，还赶不上江湖流氓们之间的关系牢靠！
刘亚洲写道，从九一三起，毛的身体势不可挡地见老，在这个意义上，林彪并没有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刘亚洲的话对，但没有再深一步。可以说，从林彪死去的这一天起，毛泽东也死了，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也死了。毛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剩下的只是维持，维持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和这个国家的存在。下面干什么呢？不知道。继续革命？你再动员号召，连白纸黑字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都成了“林贼”，成了敌人，有谁还真心信你的说教？你再说信任谁重用谁，“副统帅”和“亲密战友”都照样翻脸，死于非命，谁还敢一心跟着你走？

这个党、这个国家还能以这种样子继续存在和运行下去吗？人们开始用自己的脑子思索，试图寻找答案。想一想，有多少曾经满怀革命豪情和理想、即使老毛把他们赶入“广阔天地”仍念念不忘革命的年轻人，是从林彪之死，开始对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产生幻灭感，从而彻底重新认识领袖、党、国家、世界、社会、人生、理想和现实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开始。林彪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以及副统帅的崇高身份，与“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泽东决裂，并在此之后非正常死亡，这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