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地位的终结 西欧诸神的毁灭

DGGS

惨绝人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英法美三个“民主”国家联合起来战胜了德国。




美国作为新兴的一极踌躇满志地登上了世界权力舞台，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地位，开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世界和旧欧洲的列强，欧洲列强联合统治世界的体制开始崩溃。这一历史进程从一战结束开始，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正式完成。二战的最终结局就是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出现，昔日统治世界的欧洲列强就此退出世界外交权力结构的中心舞台。


　　


　　一战结束后，得益于德国的战败，法国在欧洲大陆重新获得了自普法战争失败以来梦寐以求的霸权。法国凭借着欧洲第一陆军强国的地位主宰着欧洲大陆——它收复了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并且拥有德国萨尔煤矿的开采权，其丰富的煤铁资源极大地加强了法国的实力；它占领了德国的莱茵河左岸地区，莱茵河右岸50公里内的地区被划为非军事区；法国通过和比利时、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结成政治军事同盟，一方面对德国进行战略包围，一方面对新兴的苏维埃俄国进行“防疫”隔离。在两次大战期间，正是法国建立的这个安全体系，有效地保卫了欧洲的和平。

　　


　　法国战后外交战略的如意算盘是依靠在战争期间确立的与英美两国的同盟关系，操纵新成立的国际联盟组织，组建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安全网络，维持凡尔赛体系，确保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优越地位，压制德国的东山再起。可是历史仿佛换了一个主角，悲剧照样上演——法国要永久地压制德国，而德国如同普法战争后的法国一样，要收复失地，向宿敌报仇雪恨，于是法德矛盾继续成为欧洲大国外交的轴心，最终把整个欧洲和世界都带入了战争深渊。

　　


　　另外两个战胜国英国和美国则另怀鬼胎。英美两国作为法国的盟国，虽然表面上不便于公开反对法国的欧洲霸权，但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贯反对欧洲大陆上的单一霸权而不管这种霸权是何种性质，会导致何种结果。外交理念的高度一致，促使老盎格鲁帝国—英国和新盎格鲁帝国—美国在扶植德国，削弱法国的外交战略上达成了高度一致，不仅联合起来挫败了法国肢解德国的计划，而且极力扶植德国削弱法国，防止欧洲大陆被法国掌控。于是乎法国外交不得不在两条外交战线上作战，一方面要面对德国的东山再起，一方面要面对英美的刻意削弱。一战结束后，世界财富和权力的中心已经向美国倾斜，战前的英、法、德、西欧三强联合统治世界的体制变成了英美（在财政上）联合统治世界的体制。美英联合的力量是法国所不能抗拒的，因此法国外交注定将走向丧失独立性和主动权的道路，最终不得不推行一味追随英国的对德绥靖外交政策。法国的衰落，使得欧洲安全体系的支柱动摇，德国从此无法制约，最终导致了二战的爆发。

　　


　　凡尔赛和会：扬汤止沸，抱薪救火

　　


　　在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会上，法国依仗着战胜国的地位，对德国极其苛刻，下决心要永除后患。但是在英美两国看来，如果德国被法国肢解，那么法国将彻底掌控中欧和东欧，加上法国原来已经占有北部非洲和地中海东岸地区，对埃及、土耳其和伊朗也有巨大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在地缘政治上将对英国在埃及和中东的存在造成巨大压力。英国一向在欧洲大陆奉行扶弱制强政策，其敌友转换完全是视英国的国家利益而定，其作风铁面无私，丝毫不动感情。因此，英国毫不拖泥带水地把法国当成了外交遏制的对象。

　　


　　美国隐藏在和平面具下的真实目的是依仗急剧膨胀的经济与财政实力来夺取世界霸权。为此，美国总统威尔逊前无古人地提出了“十四点计划”，号称要改变旧欧洲的权力政治，以民主与和平这种理想主义的外交原则来取代冷酷无情的现实主义的外交原则。历史经验却证明，威尔逊这种理想主义者带来的问题比他们打算解决的问题更多更麻烦，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那恰恰是因为违反了现实主义的原则。


　　


　　另一个次要的战胜国意大利则和法国唱对台戏，针锋相对地支持奥地利和匈牙利，并力图掌控阿尔巴尼亚，把亚得里亚海变为意大利的内湖。意大利还打算在地中海范围内重建霸权，与法国的利益严重冲突。日本则“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避免参与鞭长莫及的欧洲大国博弈，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东亚和北太平洋地区，尤其是打算利用欧洲列强和美国集中力量参加欧洲的造成的权力真空而独霸中国。

　　


　　几个在一战中失败的大国则被逐出了国际舞台。西方列强干涉苏俄革命失败后，苏维埃俄国便完全从一切国际组织中消失，退隐在欧洲的西部边疆。奥匈帝国被分裂，从它的废墟中诞生了新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以及成为南斯拉夫王国一部分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明智”地选择了法国作为靠山，可是事后证明，法国这个靠山根本靠不住。在法国的庇护下，新生的捷克斯洛伐克、扩大了的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结成了小协约国，作为奥匈帝国的替代品，准备对德国进行两线作战，以避免法国单独遭受德国的压力。事实上，法捷同盟甚至加上法国与捷、罗、南三个小协约国的同盟都根本无法起到法奥同盟那样的作用，只是聊胜于无。波兰在法国的大力支持下重新立国，使得一战前德国和俄国互相接壤因此也互相制约的地缘政治格局不复存在，波兰滥竽充数地占据了俄国从前的位置。

　　


　　凡尔赛会议的组织者宣称要如同维也纳会议一般缔造欧洲的百年和平，但是维也纳会议之所以成功，维也纳体系之所以长存，是因为当时的外交决策者的深谋远虑和恩威并用。当时的战胜国对战败国（法国）宽宏大量，以避免战败国激烈的对抗情绪；极力营造国际共识，以消除挑战者的觊觎之心；在地缘政治上围堵挑战国，以遏制挑战者卖弄实力；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能确保执行外交决议的机制（神圣同盟组织及其会议）。对比之下，凡尔赛会议和凡尔赛体系没有一条做到了，几乎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对战败的德国诛求无已；坐视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和对民主的挑战而无能为力；在地缘政治上为德国制造了无数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纷；乞灵于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但是应运而生的国际联盟组织却成为外交史上著名的清谈馆和废纸篓。

　　


　　归根结底，凡尔赛和会最大的错误，便是对德国的无比苛刻。让德国承担无法承担的巨额赔款，造成了日后的鲁尔危机和超级通货膨胀，引发了德国复仇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为希特勒上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割让德国的八分之一的领土和十分之一的人口，一个强大的德国在东方面临着一大堆小国的包围，在地缘政治上制造了极大的隐患。事实上希特勒的上台，德奥合并，捷克和波兰的被抛弃；西方与苏联和平阵线的破裂，都在凡尔赛和会上定下了框架。针对《凡尔赛和约》，一战时协约国军队的统帅，法国元帅福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休战！”

　　


　　德国外交：卧薪尝胆，铤而走险

　　


　　虽然推翻了专制好战的德国君主制度，但是民主制度在德国的建立并未如理想主义者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能成为德国与西方的共识。在德国国内，由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凡尔赛和约》，德国魏玛共和国成了替罪羔羊，再加上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和战争赔款，民主政府成为人人唾弃的对象。


　　


　　德国战败后，苏德两国因为共同的孤立处境而同病相怜。在1922年热那亚会议上，苏德两国为了打破外交上和经济上的孤立，1922年在热那亚会议上签订了“拉巴洛协定”。苏德互相接近，突破了西方大国对这两个“国际弃儿”的孤立和封锁，为两个国家的初步复兴打下了基础。

　　


　　德国的真正复兴得益于美国垄断资本大举进入德国。由于一战后美国的资本极度过剩，便大量投入急需资金的德国。得益于美国资本的喂养，德国实力迅速恢复，并且再次超过英法。但是“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当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从美国首先爆发时，美国便大量从德国抽回资金，造成德国经济陷入总体危机。由于德国的殖民地被剥夺殆尽，不可能如同英法那样可以在殖民帝国的基础上组建排他性的经济集团，对外输出经济危机，德国面临着极为不利的经济态势。在这种回天乏术的态势下，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便打算依靠希特勒和纳粹党的统治来拯救德国，走上了一条扩军备战，疯狂侵略的不归路。

　　


　　作为一个依靠直觉、灵感与天赋驾驭群众运动和指导国家外交政策的领袖人物，希特勒其人观察力敏锐，在外交上时有神来之笔。希特勒看清了英法两国尤其是法国的色厉内荏，利用英美希望希特勒向东扩张与苏联火并的妄想，借口反共反苏在英法眼皮底下重整军备，满口的和平谎言进入莱茵兰，吞并奥地利，通过外交欺骗与讹诈便占领了捷克。希特勒以其赌徒心态在外交赌局中小胜数盘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梦想着要征服全世界，终于发动了一场不可收拾的全面战争，让德国几乎同全世界作战。针对希特勒的疯狂举动，德国军方的职业将领们是有深刻疑虑的。德国军方在二战前并未能如同一战前一样制定过如《施里芬计划》那样明确详细的作战计划。由于一战的失败，德国军方对再次发动欧洲大战心有余悸。但是希特勒以其初期的外交冒险成功而在国内威望大增，军方缺乏对抗他超人权威的自信，因此被迫跟随他进行了一场军事大冒险。

　　


　　希特勒为了寻找侵略帮手，便联合了同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法西斯意大利。意大利曾经是是法国极力想要拉入欧洲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国家，因为墨索里尼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野心，法国外长赖伐尔上台后便极力拉拢墨索里尼参加反德阵线。墨索里尼是一个狡猾的传统欧洲政客，他估计只要英法两国能够遏制德国，并能够在奥地利问题上助他一臂之力，他就对希特勒德国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前提条件是，英法不得干涉他在巴尔干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扩张政策。法国和英国作为国际联盟组织的领袖和操纵者，虽然一不要良心，二不要脸面，在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的行动中尽量满足了墨索里尼的贪欲，但是其扭扭捏捏的作风还是令墨索里尼不快。眼见希特勒德国羽翼丰满，在欧洲大陆为所欲为而英法两大强国无所作为，权衡利弊，墨索里尼终于在贪婪和畏惧的双重感情下决定投入希特勒的怀抱。

　　


　　纳粹德国与日本的勾结则更早，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变”后，日本国家体制进一步法西斯化，德日两国勾搭成奸，11月双方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虽然“铸造神剑，寻觅战友”是纳粹德国的外交方针，但是日本与德国的联盟并非是天作之合。这两个国家虽然分别处于欧亚两大洲，没有地缘政治冲突，并且都以瓦解大英帝国的霸权为己任，似乎是结盟的最佳对象。但是日本由于远洋投送能力的限制，对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援助可以忽略，而日本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与日本的结盟，就一定意味着德国会与美国的敌对到底，最终将导致德国两线作战，重蹈一战的命运。而且如果不是因为日本偷袭珍珠港，德国恪守与日本的盟约向美国主动宣战的话，由于美国国内强烈的孤立主义情绪，德国与美国是有可能不互相宣战的。希特勒完全没有汲取一战时期德国失败的教训，再一次为了结盟而树敌而两线作战。而且不分青红皂白，把英美两国捆绑起来一起反对，这正是希特勒外交政策的短视之处。

　　


　　法国外交：捉襟见肘，窘态百出


　　


　　一战后的欧洲安全体系掌握在法国手中，法国通过和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比利时的军事同盟，对德国形成包围，对苏联进行防疫。一时间，法国在欧洲和国际联盟组织内一呼百应，好不威风。

　　


　　为了制止德国赖掉赔款与战债，法国初显神通，伙同其盟友比利时占领了垂涎已久的德国工矿业重地鲁尔区。英美抓住这一天赐良机极力削弱法国的欧洲霸权，英美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法郎和法国的有价证券，打垮了法郎，在经济上破坏法国的占领行动。德国政府则消极抵抗，以总罢工和超级通货膨胀政策来对付占领政策，马克变成了废纸，德国人民的财富被洗劫（这一政策是希特勒的上台的众多因素之一）。法国的占领政策在经济上得不偿失，不得不按照英美的要求退出鲁尔地区。在随后的《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中，法国被逐步被剥夺了对德事务的主导权。由于被迫保证从莱茵河左岸地区撤军，法国无力对德国采取独立和有效的军事行动，而且法国与德国的边界安全不得不依靠英国和意大利的保证，这一切都在证明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被动摇。1935年，萨尔地区经过公民投票回归德国，这进一步提高了纳粹德国的威望，同时也打击了法国的士气。

　　


　　二三十年代的欧洲安全维系在法国的军事同盟网络上。但这个网络是脆弱的，由于法国的绝对实力不足，这个安全网络根本经不起复兴后德国的撕扯，更经不起英美的刻意破坏。在英国的诱导和德国的威胁下，法国不得不放弃那些东欧的被保护国，最后只剩下波兰作为凡尔赛体系新生的民族国家中硕果仅存的一员。而这个时候波兰还在不知死活地与德国签订了《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以抵消对法国承担的军事义务。法国众叛亲离，不得不吞下一味追随英国外交的苦果。法国外交之所以变成唯英国马首是瞻的追随外交，其根源也在于法国自身。外交行动一贯会比外交言辞发出更大、更强有力的声音，在希特勒德国进行外交冒险如进入莱茵兰、进入奥地利的时候，法国如果敢于对德国采取行动的话，那么英国不可能坐视法国被消灭，欧洲均势的天平再次倒向德国，不可能不采取外交和军事行动。但是由于鲁尔失败的前车之鉴，法国外交已经丧失了独立性和主动性，没有英国的全力配合便不肯采取任何行动，这反过来更加深了英国的疑虑——法国面临的危机是否就是那么危险，值得英国全力支持？其结果显而易见的就是英国更加不重视法国的外交政策和感受了。

　　


　　法国和苏联是二战前欧洲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两极，是遏制德国的最佳结盟伙伴，但是法国对于与苏联的战略结盟犹豫不决，最终错失遏制希特勒德国的良机。由于意识形态的禁忌，法国对和苏联的全面结盟充满了恐惧，唯恐因此被英国抛弃。这种外交心态标志着法国已经不是一个世界强国——没有外交结盟的自由和外交行动的完全自主权，尤其是那种突破意识形态的限制，追求现实的国家利益的勇气就不能称之为世界强国。从这一点来看，二战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远远不如君主制时代的法国。当时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先后与信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信仰新教的瑞典联合起来打击同样信奉天主教的哈布斯堡帝国，从未见过红衣主教黎塞留大人有何宗教负罪感。

　　


　　内政是外交的基础。法国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由于三十年代蔓延的经济危机，法国社会深刻地分裂了。工人阶级向往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大资产阶级为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倾向于进行法西斯统治。一个分裂的国家是无法提供一个统一、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的。由于英国在欧洲对法国的暧昧态度和在非洲、地中海地区与法国的利益冲突，外交界和军界几百年来传统的反英情节再度上升，亲德派则蠢蠢欲动。而且军界被自身承担的对东欧盟国的保护性义务吓呆了，打算屈从于希特勒帝国，在维系法兰西殖民帝国完整性的前提下（后来希特勒果然答应了这个要求），在德意志民族领导下的“新神圣罗马帝国”中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

　　


　　英国外交：见风使舵，顺水推舟


　　


　　一战后的英国在承受着内外煎熬，世界霸权已经是明日黄花，自治领和殖民地离心倾向加强，为此不得不在1931年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承认自治领事实上的独立地位。印度、缅甸和马来西亚等亚洲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对大英帝国的挑战幸灾乐祸，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土耳其人则把希特勒的奋斗看成是他们获得解放的希望。英国处于前所未有的两线作战的困境，对此英国感到力不从心，因此不得不一味推行对德和对日的绥靖外交政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英国的经济在一战后在世界经济总额中所占的分量进一步下滑，已经无力与其他大国进行军备竞赛。从1922年《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内容来看，英国放弃了长期坚持的皇家海军“双强”标准，无可奈何地同意美国与英国拥有同等海军规模，英国事实上已经承认美国拥有与英国同等的地位。英国如果要全力对付日本或者德国，那么在大西洋或者太平洋总会有一个地方出现制海权丧失的局面，而美国作为一个两洋国家正在虎视眈眈。这在本质上意味着英国的对德和对日外交政策都不得不受美国的制约。

　　


　　对于英国来说，一战时，集英法俄三国之力都没能拿下德国，差一点被德国打败，如何妄想单凭英法这两个师老兵疲的国家就能够打败或者仅仅是依靠法兰西万里长城——马其诺防线来抵御一个复仇欲望高涨，更为生气勃勃的德国？对此，英国的外交对策是“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去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决斗” 。因此英国借口英帝国内部自治领的反对，一直拒绝介入东欧事务，不打算给予法国的东欧盟国以安全保证，但是又不余余力地阻止法国联合它的盟国对德国采取强硬政策，实质上就是要为德国向东侵略大开方便之门。英国出卖了捷克斯洛伐克还不算完，波兰也被英国继续出卖，为的就是实现英国统治集团永恒的梦想——“消灭布尔什维克，同德国佬接吻”（丘吉尔语）。

　　


　　有了一战的惨痛教训，面对德国的再次挑战，二战前的英国外交无非是在思考到底是把世界霸权移交给德国还是美国的问题。绥靖外交政策的推行是英国统治集团权衡利弊的结果，只要英德之间不开战，那么大英帝国这个纸老虎就不会被戳破，至于苏德开战则是求之不得，但只要英德开战，不管是什么结果，那就是英国彻底沦为二流国家。英国统治集团迟迟不愿意重用丘吉尔这样的主战派，而宁愿让鲍德温、张伯伦这样的绥靖主义者久居高位，就是为拖延对大英帝国最后审判日的到来。

　　


　　从外交权力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德国如果摧毁法国的欧洲安全网络，打败法国，而苏联继续置身事外，那么不管小小的英伦三岛是投降、中立还是继续抵抗，除苏联欧洲部分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就有被德国及其仆从国掌控。而这种格局一旦形成并且稳定，即便美国再想反对也是木已成舟，为时晚矣。丘吉尔之所以长期以来坚持不顾一切地主张英国支持法国联合对德采取强硬政策，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由于力量衰落，在德国的咄咄逼人之下，英国实质上已经无力单独掌控欧洲局势。与其坐视德国掌控欧洲，英国在德国的霸权下苟延残喘，不如作最后一搏，再次呼唤美国的参与世界大战。他知道罗斯福领导下的美国不会坐视英国沦亡，而把霸权禅让给美国，总比把霸权被德国夺走更好，好歹英美两国是同文同种，依仗英美特殊关系，可以继续做统治世界的第二小提琴手。因此丘吉尔带未经大选火速接替张伯伦尔上台也是保守党内早就有计划的安排（丘吉尔的上台根本不像戴高乐流亡伦敦那么富有戏剧性和不“合法”）。

　　


　　相比之下，法国统治集团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长远目光和有条不紊的举动。由于丘吉尔亲法，因此他在法国即将战败的最危难时刻抛出了一个“英法合并计划”，打算尽最大的限度合并英法两大帝国的全部力量来进行长期对德战争。由于英法之间的长期积怨，最后积怨成仇，法国政治领袖断然拒绝了这个计划，而宁愿在希特勒德国的羽翼下抱残守缺。


　　


　　美国外交：借刀杀人，隔岸观火

　　


　　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有悠久的传统。由于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恪守“门罗主义”就可以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政治纠纷和战争。美国传统上与德国没有地缘政治纠纷，而二战前的德国也不足以来一场真正的世界大征服。希特勒的那些好大喜功的梦想无非是纸上谈兵而已，这正是二战前美国国内“中立主义”思潮在群众中蔓延的根源。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欧洲各民族的移民对其母国有较深的感情，并且会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带入这种感情。美国国内的德裔居民在财经界占有很大的优势，在外交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德裔和爱尔兰裔一般倾向于在欧洲事务中保持中立甚至倾向于反英，而英裔和波兰裔则倾向于介入欧洲事务而亲英，荷兰裔虽然对英国不抱好感，但是对德国更无好印象，把美国带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罗斯福总统便是荷兰裔。

　　


　　一战结束后，英法两国余威仍存，还在力图维护其世界霸权，单凭美国的经济实力还无法将英法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综合实力上的世界霸权取而代之。因此，美国拒绝加入其倡导成立的国际联盟组织，避免对英法的世界霸权承担正式承认和维护的义务。在三十年代的互相拆台的世界大国经济大战中，美国发现自己已经被英法排斥于它们的殖民帝国范围外，在拉美和亚洲也面临着英法的挑战。因此美国便采取了利用德意损害英法在欧洲地位的举动，在亚洲则既挑动日本与苏联冲突，又联合苏联遏制日本；既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又援助国民党政府抗日的双重手段，假他人之手，实现削弱竞争对手的战略目标。美国在二战前的中立政策和不承认主义的实质就是在全世界各地煽风点火，乱中取利。

　　


　　美国在欧洲只能旁敲侧击，但是在亚洲却采取攻势。美国在欧洲通过资本输入扶植德国经济复兴和通过《道威斯计划》帮助德国赖掉对英法等国的赔款；在亚洲则极力拆散英日同盟，避免英日两国联合起来排斥自己。美国通过1921年《四国公约》给英日同盟安排下了一场盛大的葬礼，而且在1922年在《海军军备条约》中，争取到了美国海军与英国保持同等标准的地位，事实上在军事上提前准备介入下一场大战。失去了英日同盟的约束，日本与英国的矛盾迅速表面化。由于英国在中国和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势力树大根深，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美国一时不能彻底动摇，美国很高兴地看到日本损害英国的利益而大力支持。而一旦看到利用日本横扫欧洲列强在亚洲的势力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便釜底抽薪地对日本进行全面禁运，以断绝日本进行长期战争的能力。果然，日本在战线全面拉开后，骑虎难下，其资源不足的瓶颈制约了日本持久战的能力。

　　


　　与英国屡次借口英帝国自治领反对英国介入东欧纠纷，打乱法国的东欧战略，却不提供替代方案（英国所指望的替代方案就是一厢情愿地唆使希特勒首先进攻苏联，最后两败俱伤）一样，美国虽然不是英国的盟国，对英国也不承担正式或者非正式的义务，但每次总是不失时机地打乱英国的总体战略，为的是把英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推到无路可走的地步。最终美国的战略盘算在《大西洋宪章》中得到了充分的满足——“设法保证一切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并获得世界原料资源”。英国对美国承诺在战后放弃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为美国的势力扩张扫清道路，号称绝不给大英帝国当清算者的丘吉尔不得不在大英帝国的死缓判决书上签字画押。

　　


　　苏联外交：胸有城府，步步为营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叫嚣要征服和奴役东方斯拉夫人，夺取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建立第三帝国的战争；美英则极力怂恿希特勒首先向苏联开刀；德、日、意三国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署，苏联面临着两面夹击的态势；这一切苏联领袖斯大林可谓是了如指掌，不抱任何幻想。作为二十世纪的黎塞留和俾斯麦，斯大林一方面抓紧整肃国内，防止国内出现“第五纵队”；一方面试探性的加入法国为首的反德国阵营。1934年苏联加入了国家联盟组织，1935年苏联与法国签订了《苏法互助公约》。

　　


　　外交上的接近只是形式，要有效地反对希特勒德国必须有相应的军事安排。慕尼黑危机后，英法开始与苏联进行了军事谈判。但是，从1939年4月开始，英法尤其是英国在与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系列谈判中虚与委蛇，只能加深斯大林的疑虑——法国是否有推行自主外交的能力？英国是否有诚意与苏联进行全面有效的军事合作以反对希特勒德国？英国是否打算牺牲东欧国家来换取希特勒首先进攻苏联（这一点斯大林的怀疑是正确的）？因此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使苏联置身事外，免遭德国的第一波攻势，为本国保有最大限度的外交行动自由权，从而在最有利的时刻出手，斯大林果断地决定双管齐下，同时与希特勒德国进行势力范围谈判，为苏联争取战争的空间与时间缓冲。1939年8月，苏德两国经过利益交换，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4月，斯大林如法炮制，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至此，斯大林已经昭示各大国——在英法与德意日两个集团的斗争中，苏联已经完全置身事外，保持中立，任何国家想挑动苏联为其火中取栗都是徒劳的。在二战前各大国的政治家中，只有斯大林才有这样钢铁般的意志，完全以现实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来推行外交政策，完全无视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限制和差异。

　　


　　斯大林在二战前的外交政策的关键性错误在于，他把希特勒当成和他一样的，是那种精于评估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冷酷无情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对他在外交政策上做出的种种微妙暗示——允许苏联后方进行军事演习和进行战略工业大搬迁，却不允许前线进入临战状态，表明苏联有保卫自身免遭德国侵略的实力，但是绝对无意主动与德国开战；与被德国占领的国家一一断绝外交关系，表明苏联正式承认德国的征服成果而无意干涉——能够心领神会，并在外交上做出相对应的回馈和正常的反应。那就是承认苏联的向东扩张的成果如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等等；冷静地评估苏联的强大实力，从而在没有把英国拿下来之前，为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老老实实地坐下来与苏联进行利益上的讨价还价。

　　


　　在不久前结束的西班牙内战中，斯大林的这些外交特点或者说缺陷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小心翼翼地扩大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但一直限制着西班牙共产党把西班牙共和国变为彻底的社会主义政权，而宁愿维持着一种“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从而阻碍了西班牙共产党以真正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来动员人民来消灭反革命势力和抵抗德意法西斯的侵略。他这样做是为了向西方国家表白，苏联的当务之急是联合西方国家建立反对法西斯的统一战线，而不是推动世界革命。苏联更无意以发动世界革命的方式，来单枪匹马地反对法西斯（事实上这也缓不济急）。几年后，在二战正酣期间，斯大林解散进行世界革命的组织共产国际，也是同样的战略考虑。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斯大林忘记了希特勒是个政治浪漫主义者，一辈子以艺术家自诩，本质上是个赌棍兼神棍，一贯不按常理出牌，最擅长的就是异想天开。当然，政治现实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一般都能够弥补，而政治浪漫主义者不管能够获得多少成功，却经不起一次失败。希特勒的冒险，斯大林的胜利，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

旧王孙

不错的文章。前面感觉平平，象在讲大白话，后头慢慢精彩起来

旧王孙

感觉没写完

DGGS

原文就是这样，没有再多的了

薛娥娥

写的好啊!长知识了!:9:

juliozhe

德国找了两个sb当盟友，最不应该啊，，，，，，，，，，，，，，，

juliozhe

看看日本人那龌龊样子，意大利人除了投降啥也不会，要是直接联合美国俄国那就无敌了

尼古拉斯

德国的复兴除了希特勒的天才还有美国的援助，但是摊上了这么两个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