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刻舟称瓜，一九五八

qs

粮食产量会有多少



李锐《反思大跃进》载：毛的秘书田家英问毛，“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答：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

同样的记载见于后来执掌中央文革小组的陶铸等人的言论，他们援引钱文支持大跃进（陶铸：《驳“粮食增产有限论”》，１９５８）。如此，毛和高层陶醉于虚报的粮食产量，信以为真，还杞人忧天：“粮食多了可怎么办呀”（毛语）。民间顺口溜则是：“前年卖粮用萝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这话很容易让我想起另一句湘南民谚：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

　　钱文发表于1958年6月16日《中国青年报》。依时间推，毛之“上当”说不过是轻飘的开脱之辞。事实上，早于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说要用十五年功夫超过美国，毛则说“用十五年功夫赶上英国”，后来又说，只须“三年二年”，其意是赶超苏联以压赫秃，树社会主义阵营大佬形象。
　　
　　毛是诗人，擅于比赋兴。而他把比赋兴用于国家决策或农业政策时，钱不过在以科学家严谨而诚实的品质论证诗歌原理的无限可能性，以此唱和，不亦乐乎。钱拍了拍爱因斯坦式的大脑门，突然想起：假设植物的光合作用30%的效率是可行的，粮食亩产就能达到“2000斤的20多倍”。钱只是假设，但这假设远远没有他的弹道导弹计算那样精准。以人类当时的生产力水平，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最多不过０．３％，钱却把０．３％计算成３０％，扩大了１００倍，自然，亩产也随之多出100倍——那多出来的部分便是谎言。当谎言以科学面目出现，其传播速度和杀伤力是真言的100倍。
　　
　　除了谎言，这世上还有什么可以如此高产呢。
　　
　　这个后来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大佬，在他的科学卫星还只是一个胚胎的时候，便率先替毛放出了第一颗谎言卫星。钱的专业是空气动力学，1938年他与导师冯•卡门合作，发表重要论文《可压缩流体的边界层》、《倾斜旋转体的超音速流》。到了1958年，钱也许该写一篇诸如“谎言没有边界且有超音速的号召力”之类社会学论文，以喂饱我们这些科盲们空瘪的肚肚。
　　　
　　后来，毛说，他是上了科学家们的当。但无人追问那四千万饿殍上了谁的当？科学，毛，天？
　　

qs

　　转基因棉花
　　
　　
　　
　　
　　这大概是棵转基因棉树。其基因，由幻景童话转为人间谎言。
　　
　　想起高中时，因为厌学，每每逃课跟哥们溜去看电影。这回是一部童话改编的洋片，主人公把撒谎当饭吃，而其职业便是吃饭。
　　
　　好一个匹诺槽的转基因动物。
　　
　　那厮每撒谎一次，鼻子便长几寸，越长越长，逢山过山，逢水过水，直至跨越国境，演绎出不少搞笑情节，囧死了。哟，那破鼻子，不断疯长，越看越象男人的生殖器，害哥们旁若无人地^_^大笑。笑过之后我就想，如若那鼻子竖起来，竖到天上去，多壮美呢，自然，嫦娥姐姐不会再后悔偷吃了灵药，而是后悔没能偷到春药——那叫什么？碧海青天夜夜春心……呸，咯个玩笑太下流！
　　
　　但这棉树长得异乎高尚，须架天梯，方能采到那壮硕如云的棉花。我想，天上星月该有福了，它们以花当被；地上流浪汉该有福了，他们以天当被；而我家嫦娥姐姐呢，她老人家的性福在于：苦冷之时顺手采撷几朵，覆覆肚肚，暖暖那冰洁而寂寞的心事。
　　

qs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此篇社论，大有来头。
　　
　　57年底，吾国经济遵循毛的诗歌原理，宛若一只热气球，空前地比赋起来。因此，大跃进是一只热气球的膨胀运动，它虚火攻心，一膨再胀，直至亡命天涯，有去无回。
　　
　　周相务实，反冒进，触龙颜，犯大忌。毛连召会议，滥发名士脾气。此时，上海滩土皇帝，那号称“烂板凳”、“柯大鼻子”的柯庆施柯怪老先生写了篇宏文，名《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中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等励志格言，深得圣意。我朝太祖见猎心喜，御笔修仙，几经合计，几度删润，遂得《乘风破浪》之名，权以元旦社论刊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此誉隆矣。
　　
　　58年1月初，杭州会议，毛批周：“你脱离了各省、各部。”似乎周是一只迷途鸟儿，怯怯于一头撞上毛的热气球。1月中旬南宁会议，毛再批周：“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顿了顿，毛拿出刊有柯怪《乘风破浪》的党报，当众人之面诘问：“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这话原本拗口，以毛的湘潭方言说出，语气听来愈加浑浊，诡异，故，周相一愣，立马啄米：“我写不出来，我写不出来……”换了俺哥们彭德怀彭大炮彭大将军，如此羞辱，不操他娘40天又20个时辰岂甘罢休？大概，正因了此篇雄文，毛一度想以柯怪取代周相，悭缘柯怪太怪，中共权力核心无人罩他，临阵换相之议如此方罢。
　　
　　其实，此文作者另有隐身人也。这厮叫张春桥，即〈推背图〉42象中，躺在江妃脚旁那只懒懒长弓。弓者，兵也。春桥15岁发表政论（散文？），师法少年气盛时的论敌鲁迅先生，是以笔为弓，为匕，为枪矣。58那年，春桥不惑，四十有一，雕弓满月，意气方酬，以上海宣传部长之身兼任柯怪秘书和师爷。这个山东巨野人，政治上的巨大野心疑似屏蔽了同样巨大的文学野心，抑或，两者皆享天资，相得益彰，若曹孟德王安石者也。而柯怪猝逝之前，春桥已为毛青睐，视为文字知己，皇恩加身，仕途畅达。1965年，江妃领旨秘密移驾上海滩，策划批判<海瑞罢官>作文革先声，藉以鼓动革命潮流。江妃策于密室的政治铁哥便是春桥文元。此后，春桥弯弓射雕，扶摇直上，至林彪事件前后毛已钦其为接班人之一（林帅红杏出墙，跟春桥更有直接关系）。值时，其势，炙手可热；其文，洛阳纸贵。官运文运，恰谓“乘风破浪”矣。古云：一人得道，鸡犬飞然，春桥得道缘于一文，失道亦赖于一文，升天入地，揽荣含辱，自不待言。而后，讼堂之上，不证自明，不辨自默；秦城之内，逍遥由己，谤誉由人。此乃后话也。
　　
　　长弓张氏代表作《乘风破浪》写得如何，区区不才，且缓作论。但《人民日报》编辑老爷可真不咋样，就说那顶头大标题，《迈开英雄的步伐踏进一九五八年》，呛口，拗舌。若改成《迈开英雄步伐，踏进一九五八》，简洁，明快，对称，押韵，再若以此为题谱成主旋律，用以指导或讴歌大跃进运动，想必相当朗朗上口的吧，即非天籁，也难保不比那英小姐相约法98的慵懒唱腔更铿锵的吧。瞧瞧，早在1958年的时候我就比党报喉舌高明了许多，尽管那时，离我老人家出生还有八九年呢。
　　
　　那年月，人人虚火攻心，躁如热锅蚂蝗，又焉有心思考究什么文采呢，抑或，吾友春桥同志是个例外。
　　
　　









　　参加工作那会，单位年轻人时常扎堆，展开政治辩论。一边是毛派，一边是邓派，两相垒打，刀光剑影，势如水火，甚至赤膊上阵。如今想来不觉哑然，而目击现今愤青耽于网络缠斗的壮观景象，又不觉叹曰：何其相似乃耳。
　　
　　那会，国家刚刚经历一场政治风波，新局未开，乱象频仍，人心思旧，故，毛派的论点不乏鼓动力：毛时代民风淳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邓派驳诘：夜不闭户只缘户里无货，路不拾遗只缘路上无钱。这是确切的，我的亲身体会也是如此。我回忆道，整个60至70年代，我出生的那个村子最值钱的东东，是我家的一只热水瓶（家母的嫁妆，92年仍在使用——这只能证明那时热水瓶的质量，不能证明热水瓶的道德含量）。鉴于热水瓶如此宝贝，显然，我家不会把它遗失在路上，谁又会拾了去呢，而且，即便傻瓜也不会偷它的，全村就只这一只么……
　　
　　辩论方酣，未料单位老会计、人称铁算盘的杨老也凑了进来，使得这场我们认为其意义高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辩论赛横生枝节，戏剧叠叠。那时厢，但见杨老从一大堆夹有招待费明细票据的帐册里抬起头来，剑眉之下，混浊的目光越过夹在鼻尖的老花镜框，悲悯地盯视我们，像盯视一群粘于奶油而嗡嗡乱叫的苍蝇：
　　
　　“1960年8月，我刚参加工作，在乡下收屠宰税，那时叫产品税，58年改的。你们以为60年还有猪宰吗，猪毛早被生生吃了呢。所以，我的工作不是收税，而是上山挖野菜。这天我上山去，路过一个凉亭（方便路人避雨遮阳和休息之所，相当于古代驿站），这不，亭子里一溜儿就摆了五具尸体，横的竖的，青黄饥瘦，想来是饿死的，作孽呀……”
　　
　　说到这儿，杨老停了停。毛派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邓派则欢呼雀跃——那死在凉亭的饿鬼是不足惜的，但能做为强有力的论据借以打击毛派，才是真正值得高兴的事儿。
　　
　　“他们多傻呢，竟不知道保命……”杨老接着说，那时节他能活转下来的秘诀是不停地走动，一旦坐下就会立马睡去，一旦睡去就会立马死去……为印证杨老的说法，我举证道：我看过红军长征的回忆录，又饿又累的红军战士只有不停地走，才能避免倒下去。但毛派抓住了稻草，质疑杨老的忆苦思甜：饿成那样儿咋能不停走动呢。杨老于是沉默，他的沉默似乎证明了毛派的胜利。
　　
　　后来，我跟扬老混成了忘年交，有一回请他喝酒，又提到“凉亭事件”。杨老先是灌了自己一大杯，尔后陷入回忆：“那天，我原本打算上山挖野菜的，我饿呀，饿得都背不动锄头了，只揣着一把生了锈的小尖刀，像匕首的那种……我路过凉亭，看到五个人躺在那儿，以为睡着了，一个一个地推，谁知他们早已僵硬。我四下望了望，拔出小尖刀……其实，我也晓得山上野菜早挖光了……”“别说了，杨老……”我打了个酒嗝，心揪着，胃有痉挛的感觉。这是人类共有的耻辱，而不是杨老的，也不是我的——跟一个曾经用生锈的小尖刀挖食同类尸体的老人共饮一壶，只会让我对历史和生命凭添一种敬畏，而不是羞辱。那天，我可能喝高了，但最后竟没有忘记用一大壮杯表达我对杨老的敬意，他却把酒泼在地上……自古，民间有洒酒为祭的习俗，但愿地下饿殍也能喝上一杯，领受这人间稀有的缅怀。
　　
　　俱往矣。经人阅世的好处是让人懂得沉默，并在沉默里获取尊严。自跟杨老喝过酒后，我已不再跟人争论毛邓时代的优劣，也不再因饿死人的计算方法而跟人翻脸。事实是，官方一直不愿跟历史翻脸，至今仍在回避那个不祥的数字。有学者考证说是三千五百万，也有说四千万的。胡乔木衔命在毛的家乡所作的调查提到两个死人比例：“百分之十三点五”和“百分之二十左右”，若两者折中，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就该是四千万的倍数。当然，考虑到地域差异和灾情不同（比方，中南海就没饿死一个人，而南阳仅一个地区就饿死了100万），这个数字推论是极不严谨的。但就有人敢蒙着眼说：那是自然死亡，你见过饿死人了么，既然你没吃过人的尸体，哪有资格把人肉滋味说得跟黑山羊一样呢。这跟另一些人把饥荒归于天灾是一个道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嘛，而不管那三年气象史料的铁板钉钉。但不管怎样，老天有眼，1958年毛许诺“三年赶超英国”的宏愿还真的实现了——三年之后，吾国饿死的人数已赶上了英国的人口总数。
　　
　　或曰，逝者已矣，有关饿死多少人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谁也不能打开历史的棺材，让超过英国人口总数的饿鬼们活过来，并且告诉我们，他们曾被活着的人用一把锈蚀的尖刀挑开肚皮，他们的肠胃干净到不用清洗就能进口的程度，连蛔虫和微生物都跑了个精光，那被吃的滋味比黑山羊挨宰时发出的咩咩之音还要幸福；或者，他们曾偷看过阎王老爷画满红勾的花名册，册里的统计数字比中国GDP数据和国人快乐指数更准确无误……
　　
　　走笔至此，又想起了斯大林。他老人家说：杀一个人是犯罪，杀100万人是个统计。“斯大林大帝”（邱吉尔语）时代没有饿死多少人的官方记录（？），但因铁血统治和政治肃反运动而惨遭杀戮的大胡子远非100万，因此，在中国迄今的政治语境中，斯大林是个大英雄，而非大罪犯。而在中国意识形态的统计学帐簿里，从来只有一将功成的伟业罗列，而没有无数冤魂饿殍的体面归宿。这叫什么，鬼魂如风，风过无痕矣。
　　
　　刘少奇说，人相食是要上书的。如若我们不能深层次地探寻人相食的历史究里，无数残食后的枯骨便只配充作某个塑像的材料。从这个角度讲，大跃进全民冶炼运动，不过是在用这个民族的尸骸锻造了一尊欺世的神像。我们这些出生也晚而侥幸活着的人，不也一直跪在它的脚下么。

qs

　　谎言的密度
　　





　　谎言的密度
　　
　　这帖老照片（“中稻卫星”）映入眼帘的倏那，我想起了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场景：有人仰卧于蓝色海面，一只手擎着一把彩色遮阳伞，一只手则拿着一本打开的画报——他在享受阅读呢，欣然醉心于旅行假日的悠闲漂浮。这是一幅有关死海的广告宣传图片。我们知道，由于盐的密度，位于利桑半岛的死海，其海水拥有的浮力足以克服地心引力，托起人体的重量。或许，这跟米国人阿姆斯特朗漂于月球表面的感觉有些相似的吧。
　　
　　而我们这些每天呆在地球（而不是月球和卫星）的人，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也就是说，稍有农事经验或生物常识的人都会了解：单位面积作物的行距和株距遵循着光和作用的原理，无限度地缩小行距和增加株数以籍丰产的作为，无异于自戮，这比拔苗助长还蠢。《孟子·滕文公上》：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后稷，周的始祖，尧的农业部长，专司教化稼耕。4000年后，稷王爷稼艺失传，其子孙正做着“巫载国”的美梦，疏于绩经，伪于稼穑，却日夜盼着“爰有歌舞”、“百谷所聚”的乌托邦幻景，其愚岂可以理喻之？
　　
　　人类的愚蠢似可归结为两大原因：一曰贪婪，一曰虚荣。贪婪或是人类本性，如若懂得克制，适度贪欲是必要的精神引擎，还可促进文明进步，这样的事例忒多，不举也罢。虚荣呢，人类个体的虚荣如果只限于世俗层面的梳妆打扮，即便东施效鼙，倒也可以多出几个病歪歪的小美眉和动不动秀你个S的芙蓉姐姐；而如果像太史公那样虽割去男根却一门心思指望“文采表于后世”，或者像甲壳虫乐队约翰·列侬那样自诩为“宇宙的中介体”，就更是人类莫大的福音了。怕只怕，那挟裹着贪欲而毫无人间羞耻的虚荣，一旦蹿升到意识形态和国家伦理的高度，导发一场空前绝后的民族灾难，端的愣是社稷之不祥，国运之劫数矣。
　　
　　海盐的密度，浮起人类的身体；谎言的密度，托起人类的虚荣。把几亩地甚至几十亩地的稻禾移到一亩地里，像堆积柴禾那样，然后拍着胸脯，言之凿凿地宣布：我们放了颗卫星。也不知道这卫星，是不是小时我玩过的劣质炮仗，引信一点，唏嘘几声，翻着滚儿，颓废地躺在地上像一只AK—47甩出的子弹壳，细瞧，还冒着屁似的青烟呢。那是久远的事了。而今，麦田怪圈之多，诡谲神秘，五花八门，历史也久矣，它们的作者擅于月黑风高之夜移花接木，暗度陈仓，尔后，聚焦全球镁光指天誓日：此乃外星人杰作。或许，跟外星人杰作相比，58年我们的稻田搞怪杰作足以荣登宇宙吉尼斯纪录之首。中国人向有“世界第一”或“世界高产纪录”之情结，若不能兑现就只好拜托作伪，此种“谎言第一”和“虚荣高产”，恐上帝也为之哭笑不得的吧。
　　
　　我们的杰作还有更搞怪的部分。照片里，孩子们一溜儿站在比海盐更有密度的稻禾之上，一脸天真地展示着旷世谎言，一脸无辜地任人摆拍捉弄。天可怜见，这些脖子上扎着红领巾的孩子，他们童心未泯，蒙智未启，缘何成了一种谎言的玩偶，一种虚荣的道具？而在更大更广的意义上，总是孩子们在承受着国家虚荣和国家愚蠢的惨痛代价，从而成为它的祭品？鲁迅说救救孩子，而欲救孩子的人必先自救。可是，这个民族残有一丝自省的道义良知和自救的道德勇气吗？　　　
　　
　　1959年6月，毛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别梦依稀，仪仗非凡，宛若2000年前高祖移驾做亭长时的沛县，锦衣昼行，壮怀激昂。毛诗兴勃发，慨然抒其豪迈与欣慰之情：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请留意此诗的创作时间：1959年6月。同时也请回顾笔者前面那篇《文件批示》的点评：在毛的秘书胡乔木1961年调查报告的影印件里，我们读到：“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据县委说，县里（应指湘潭县，当时韶山隶属湘潭县——笔者注）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为有牺牲”当是“日月换新”的前提，但什么样的新天地里，人们得以安享温饱？如若一种牺牲，只会换来更大更无谓的牺牲，冤么？在国民非正常大面积死亡的当口，那遍地饿殍咋成“遍地英雄”了呢，夕烟之下，那基于谎言密度的“稻菽千重”，不正是一汪真正的死海么。
　　
　　还说那死海吧。古时，那儿原本是一片大陆。村里男子有了说谎的恶习，先知鲁特劝其归正，但男人们仍然故我。上帝生气了，暗谕鲁特，嘱其携眷离开村庄，并告诫说，离开时不可回头。鲁特依约迁徙，没走多远，其妻回头偷望了一眼，转瞬，村庄塌陷，汪洋惊现。这便是死海。鲁特妻子立马成了石人，迄今站在山坡扭头呆望死海呢。这有点像中国的望夫石，但她望的不是前面的鲁特，而是身后的死海。村里男人因为说谎又不知悔改，便做了她的祭品。死海是一种寓意。上帝惩罚执迷不悟的人：让他们既无淡水喝，也无淡水种庄稼。
　　
　　数千年后，上帝惩罚另一些执迷不悟的人：让他们以海盐的密度，种植谎言，并让这种惩罚延续至今。

qs

　　刻舟称瓜
　　
　　





刻舟称瓜
　　
　　
　　毛的诗歌热气球，此刻坠入舟上，比兴为一只硕大无朋的南瓜。
　　
　　古有曹冲称象，今有农人称瓜。象实而瓜虚，故，古人睿，今人矫。
　　
　　方舟焉，分明载着谎言的种子；童话么，分明透出老朽的伪态和烂腐的虚荣。
　　
　　而楚人求剑，遽刻其舟，人笑其惑。然，年轻时读此寓言，深以为不惑。
　　
　　总想，这楚人难保不是时间的哲学家，他在讲述流逝与坚守的故事。流逝的永是时间，坚守的是信念，是契入灵肉的记忆。至于剑，不也在随记忆流动么。而现在，我已过了不惑之年，楚人刻下的记忆，于肉于灵倒也愈发鲜活。遂又想起十年前的字：“剑在行走。流动的光芒中/船载着记忆在时间里静止/也许今晚，明天，也许下个世纪/一把剑将沿你走过的传奇/跃出水面，找回楚人和我共有的鞘”。十年梦回，四顾茫然而手已无剑，无鞘，无信念，那生命中流逝的，恍若不是时间而是记忆了。
　　
　　而在1958年，一只舟被刻上了历史记忆。迄今，这舟仍在走着，携着它的耻辱，而不是一只南瓜——那毕竟是一只傻瓜呢。

qs

　无言
　　
　　












　　一只智慧而甜蜜多多的芒果是怎样普度人类心灵的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毛为表示对工人的关怀，经汪东兴给了他们一些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胡珊送的芒果……
　　汪东兴把芒果分给北京各厂的工人代表，其中也包括北京针织总厂。工厂工人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芒果仪式，唱颂着毛语录里的警句，然后把芒果用蜡封起来保存，以便传给后世子孙。芒果被供奉在大厅的台上，工人们排队一一前往鞠躬致敬。没有人知道该在蜡封前将芒果消毒，因此没几天后芒果就开始腐烂。革委会将蜡弄掉，剥皮，然后用一大锅水煮芒果肉，再举行一个仪式，工人们排成一队，每人都喝了一口芒果煮过的水。
　　在那之后，革委会订了一个蜡制的芒果，将它摆在台上，工人们仍依序排队上前致敬，没有丝毫差别。
　　我跟毛说了芒果的趣事，他大笑。他觉得膜拜芒果无伤大雅，这故事也很有趣。”
　　
　　
　　这则有趣的故事，引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御医的作品是钦定的禁书，国内不少高尚之士皆予严正批驳，指其篡逆，虚构。既是虚构之作，何妨任由国人当《清宫秘史》类小说一阅，聊以解颐？然，这只真实的芒果，非亲历者（亲闻者）不能撰述。这也印证毛的说法：欲知梨子味，还得亲口尝。多年前，我在网络第一次读到它时并没有像毛那样“大笑”，而是顿感酸溜，似乎这忘了消毒的热带水果含有过量的亚硝酸盐，足以让人大呛几牙了。　
　　
　　呛过之后，想起印度——这芒果的故乡同时也是佛的故乡（1947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分裂为两个国家）。约2500年前，一虔诚信徒把自己的芒果园奉献给释迦牟尼，说是方便佛陀憩于树荫，冥想，打坐。迄今，印度佛教和印度教寺院皆绘有芒果叶花果的图案。印度教徒更认为芒果花的五瓣代表爱神的五支箭，遂以芒果供奉女神萨拉斯瓦蒂。这大约是芒果作为宗教祭品的最早凭据。而最早把芒果“普度”到印度境外的是玄奘，就像他最早系统地把佛教引进中国一样。唐僧于《大唐西域记》中有言；“庵波罗果，见珍于世”。“波罗”即是芒果。玄奘引进波罗的同时也引进《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若此处“波罗”也指芒果，我便有理由把这部伟大的经书解读为：一只智慧而甜蜜多多的芒果是怎样普度人类心灵的。
　　
　　佛陀于芒果树下拈花微笑，冥想和开示人类苦厄的未来时，大概不会想到，2500年后，一只芒果越过喜马拉雅，于东土搅起一场小小的宗教风波。他更不会想到，作为佛教祭品的芒果会成为共产主义的膜拜神物。这是一场诡异的信仰喜剧：共产主义以无神论自居，然而，它唯一信奉的是自己的神；文化大革命以破四旧为己任，然而，它为自己留下最虔敬的神龛，以供奉一只经领袖之手抚摸过的水果。
　　
　　而经领袖之手抚摸过的江山，日月，权柄，凑章，史籍，诗赋，警句，茶怀，衣饰，手纸和女人，皆成信众心灵的寄存之处。而对一个民族所承受的精神代价而言，一只芒果的重量足以支撑它内在的全部虚幻。虚幻之下是无度的疯狂，愈是虚幻愈是疯狂，这就像一个饿得两眼发绿的家伙大口吞食空气一样。
　　
　　然而最有趣的事，莫过于人民是在用自己的饥饿滋养着独裁者，因为空气已被他独占。这一事实使得所有国民皆成空心人。我们把自己的思想，浪漫，个性，气质，梦呓甚至甜蜜的爱情交予此人，乞求他的理解和宽恕（好像我们天生就犯有某种原罪），而他，恩赐我们的便是这只来自西土的芒果。“拿去吧”，他大笑，认为这无伤大雅，而且有趣。
　　
　　那年月，芒果是稀罕之物，而最稀罕的是它走了2500年仍旧活色生香。那年月，芒果不是稀罕之物，而最不稀罕的是像章，宝书，口号，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那年月，这个崇尚道德的儒教国度已然破产，其非理性的碎片被意况形态的等价物所置换，收藏，摆放在国家信仰的庙堂之上。虽然我从不嘲讽信仰，但当信仰沦为一锅意识形态的“水煮芒果”时，我宁要一节葛根，一抟观音土，一碗酱挂面，一碟花生米，一杯三鹿牛奶，至少，它们还能饱饱肚肚。但更多的人在向着天空呼喊：“我要空气”，或者，“我们要喝芒果水”。
　　
　　这几乎是一份额外的快乐。他们乐呵呵地伸出舌头，味蕾布满浅黄色的亚硝酸盐，眼神则是急性黄胆性肝病患者的模样。可以视而不见么？布罗茨基说，“就连细看你的舌头的那种战栗亦不复存在，因为它肯定不值得引起你那些装满窃听器的墙壁的注意。”那时，墙壁未必挂满了窃听器，但心壁上挂满了战栗的耳朵，它们一概充耳不闻，而属于自己的心跳早已随风荡去。大人物说，这是神性的特征。人一旦有幸进入神性，其生理肌能和精神状态跟一只芒果无异。
　　
　　宗教，拜物教，或者说，一只芒果的信仰，或许是人类分别神性与兽性的惟一希冀，然而，人性是没有的。而因了芒果的腐烂，那腊制的神性和放纵的兽性便殊途同归了。
　　
　　有段时间，我沉醉于一款魔兽世界而难以自拔，就像人类迷醉于信仰中的高纯度可卡因而患有羊痫疯一样，或许，我想在魔兽里寻找自己的定位。我得为灵魂找个托身之所。但这整个就像一场忽悠。一路缠斗，一路野蛮，一路疯狂，一路虔诚，最后，是GM开了安其拉之门，而不是玩家。虫子没到手，害人白刷一周点卡。痛定之后我就想，为啥不把那甲虫之王设为一只芒果之王呢，奉于门内神龛，其智慧让人可望，其甜蜜让人可及，而在它腐烂和被腊制成神物之前，GM该煮锅大汤了，让虫虫特工队（LM）和甲壳虫俱乐部（BL）移民拜到安其拉时皆分一杯羹，滋养滋养我们这些虔诚而怨怼的灵魂，多棒呢。

qs

　　粮库满满，饿死百万
　　　　
　　河南信阳，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50年代末“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产风的疯狂肆虐，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据作家苏晓康等在纪实文学《乌托邦祭──1959年庐山之夏》披露，那三年期间，信阳地区死于饥荒的人就达100多万，是为举世震惊的“信阳事件”。
　　
　　我是知道这个信阳事件的，远在读苏晓康之前，恍然已二十年了。现在我都快四十的人了，心变得越来越坚硬，冷酷，不得已不会拿心情去冒险翻阅历史的，一来这历史总透着虚假，不过是顾准所说的那种史官的历史。既是皇帝钦点，会有什么可读的？二来这历史太过惨淡，读着恶心，有时还忍不住想吐，就像鲁迅所说，“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昨天，我误入搜狐文化频道，竟无意读到一篇发表于2005年03月19日的旧作：《专员晚年血泪书写“信阳大饥荒”》，越发加重了我对历史的那种恶心感。据说，此文作者“大饥荒”时任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好像叫张树藩什么的。因作者集决策者、领导者、见证者的多重身份，其言可信度应是不低。我想，撇开作者着力为执政者、为自己粉饰的部分，我们总算还能从字里行间读到一些真实的历史，特别是最后一段：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
　　
　　看得出来，这个曾经贵为信阳父母官的作者，在极力讴歌 “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美化他们忍隐的怯懦和善良的奴性，但我却从这段矫情到可恶的文字里读出了别样的意义：
　　
　　1，“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何来“三年自然灾害”之说？显然，这是个最典型最无耻的政治谎言。从小小信阳到诺大中国，在那三年里，我们饿死了四千多万，而一句八竿子挨不着的“自然灾害”，便为执政者推卸掉所有良知的拷问和历史的罪责。可悲的是，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用这种不攻自破的谎言来哄骗它的人民。中国如此之大，每年都会有自然灾害发生，灾害也往往跟饥荒连在一起，然而，自然灾害并不是发生饥荒的必然理由。正如阿玛蒂亚·森指出的那样，由於饥荒的主要受害者是穷人，政府可以通过雇佣计画等政策来提高穷人的收入，使饥荒受害者得到食物，从而防止民众的死亡。甚至在一些发生严重旱灾、水灾等天灾的最贫穷民主国家，如一九七三年的印度，八十年代初期的津巴布韦或博茨瓦纳，民众也能够吃饱肚子，而没有出现饥荒。阿玛蒂亚·森把饥荒的原因归咎于政治体制，我以为这是唯一能说明问题的真知灼见。
　　
　　2，“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为什么人民却要饿死？我想，浮夸风也许是罪魁祸首，但官员们因为媚上邀宠而不惜草菅人命却是真正的原因——向谁邀宠？一级一级直至高居权力金字塔顶的皇上，这就是我们的体制：上有好焉，下必甚之。1958年9月25日，中国官方媒体关于小麦亩产的最高报道已达到8568斤，稻谷亩产的最高报道则是130435斤（阿忆：《共和国日记：〈1958年：大跃进的好年华〉》）！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哄爹哄娘的鬼话，因为当时全国平均稻谷亩产还不足700斤，如此巨大的亩产空缺如何去填补呢？各级政府于是求助于疯狂的征购以充实全国各地的粮仓。这样一来，连农民的口粮也不能幸免，甚至种子也被挖地三尺搜刮而去。如此，所有拓印着民脂民膏的粮食被当成“政绩”和“形象工程”，堆积在由枪杆子严格把守的各级粮库。而在粮库之外，人民奔走哭号，互相残食，哀鸿遍野，饿殍断流！
　　
　　3，“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为什么“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个最初靠煽动农民暴动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政党，一旦攫取政权之后却是鸟尽弓藏，置农民于水深火热（至今也没有多大改变）。可怜的农民曾经被许诺得到了解放、土地和财富，但事实上，他们只是翻身做了新的奴隶。这些自以为做稳了奴隶的人，怎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新政权最大的牺牲品呢。他们善良，忍隐，怯懦，苟且偷生，奴性十足，牛马一样被人屠戮，而且在充斥着瞒和骗的愚民陶冶下已麻木得不知抗争为何物，于是守着满满的粮仓却宁可饿死——天底下有这般荒唐的事情吗，“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他们不知道，在千年一贯的专制政体下，任何一个自嘘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注定不可能超越其自身的历史局限。不是吗，在中国任何一个朝代，统治者的粮仓总会是满满的，人民却是腹中空空。即便不借助任何史料和统计数据，我也知道，那四千多万饿死鬼中绝不会有一个官员，而我更知道，即便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全国大饥馑时期，那些大腹便便的官员照样可以享有天赋的特权，照样可以在中南海特供商店里吃到任何一种人间美食。

chinks328

qs死圖了

W.C

所谓人类历史，就是良心的屡败屡战

qs

原帖被删，图亦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