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weiliqiang 于 2012-3-4 23:58 编辑
本文摘自吴稼祥《入世心法》第2章第2节
多年以前，我写过一本书。在那本书的开头，我提到了海明威的“冰山创作理论”，以引入对某种论著的阐释。
海明威在谈到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写作时说：“我总是试图根据冰山的原理去写它。”“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水面。”
这是有意创造的“冰山”。很多别的“冰山”则是“天然的”。诸葛亮的“隆中对”就是这样一座“天然的冰山”。诸葛亮没有对刘备说的要比已经说的多得多。
如果对这座“冰山”的水上部分和水下部分进行总的考察和分析，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个制订加减谋略的一般模式。
因为《三国演义》，“隆中对”家喻户晓。但“隆中对”的版本却不止一个。对照《三国志》、《资治通鉴》和《三国演义》等几个版本，关于隆中对的记载出入不大。为通俗起见，还是举《三国演义》为例。
在刘备的一再请求下，诸葛亮同意回答他的问题。于是问他有何志向。
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迄无所就。惟先生开其愚而拯其厄，实为万幸!”
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来，天下豪杰并起。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成帝业；今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
言罢，命童子取出画一轴，挂于中堂，指谓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图也。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第二天临行前，孔明嘱咐诸葛均说：“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
这里有几个背景性问题，需要先提出来：
一、诸葛亮有经天纬地之才，治国安民之术，克敌制胜之法，为何深藏不露？正当青春请缨之年，治乱交替之际，群雄并起之日，不思建功立业，莫非真要老于林泉之下？
二、诸葛亮为什么要刘备三顾而后才与他见面，而且从秋末到早春，拖延数月？
三、诸葛亮为什么不投曹操、不投孙权（该处还有其兄诸葛瑾可以引见），最终投了刘玄德？
四、行前，为什么要特地向弟弟交待：照顾好田园，以待功成归隐？
回答这四个问题，涉及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自谋问题。
谋略，根据出谋者和用谋者的不同，可以分为自谋和他谋。自己出谋自己用，是自谋；自己出谋，让别人用，是他谋。他谋，是中国古代一个独立的阶层----谋士的职业。以此为生的人，就是职业谋士。
表面上看起来，隆中对无疑是他谋，如上文所引：“此亮所以为将军谋者也，惟将军图之。”但如果有人认为隆中对只是他谋，没有诸葛亮的自谋，那就错了。
不少谋士长于他谋，短于自谋。比如曹操的著名谋士荀 叔侄，为曹操划策，高明之极，却没有为自己谋得一个好下场。
孔明之所以迟迟不出山，之所以不投靠曹操孙权，是因为他绝不只想当一个职业谋士。他要做吕尚管仲那样的丞辅将佐。
这是他“隆中对”要达到的第一个目标，即自谋的目标。
第二个谋略目标才是为怀胎中的“蜀国”制订取国争霸方略，从三国鼎立到恢复汉室的一统天下。
第一个目标立即就达到了，第二个目标终其一生只实现了一半。
让刘备三顾而后见，反映了诸葛亮谋定而后动的谨慎深谋。
首先是考察一下刘皇叔的诚意和他对自己的需求程度。如果刘某抱着一种见不着就拉倒的态度，那就表明自己在他心目中没有地位，对自己的需求程度很低。
在心目中没有地位，在政治军事上也不会有地位。对自己需求程度低，也就可能随时抛弃自己。既知如此，不必当初。诸葛亮也就只好拉倒。
其次，诸葛亮要留出充分的时间准备“隆中对”。等到刘玄德第三次来访时，他不仅已经成竹在胸，而且连未来国家的蓝图都画出来了。
不到半年时间，他一个人搞出了这样一份高质量的建国可行性报告，在今天看来，都算快的。如今，写一个会议报告，都需要一大帮人忙一年。
作为他谋的“隆中对”，诸葛亮的“建国大纲”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建基西川，联吴抗曹”。
这八个字，绝非心血来潮、信口胡诌，而是来源于他对当时天下大势、力量对比、生克关系和地理条件的深刻分析。
他先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大视角”（也时髦一回，现在流行“大”，犹如当年流行“红”），分析了当时三大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曹操占天时（挟天子可令诸侯），但“国险”（地利）不如东吴，人和不如刘备；
孙权占地利（长江天险），但天时不如曹操，人和不如玄德；
皇叔占人和，但天时不如曹操，地利暂时不如东吴。
这是三国鼎立的基本根据，没有这个根据，就没有刘备的前途，也没有诸葛亮的出山。
天、地、人三道，各得一道则三国分立，三道兼得才能统一天下。曹、孙、刘三家，谁能首先具备这三道？
在孔明看来，应当是刘备。在三道之中，最难得的是人和。没有地利，可以争取；没有天时，可以等待。但人和，更多的是道德情操问题，不能说有就有。
所以，孔明建议玄德取西川以并地利，其“岩阻”可比长江之险；“跨荆、益”以“待天下有变”，有什么变？待曹操灭汉称帝，倒行逆施，丧尽人心，天时就到了刘皇叔这边。刘皇叔为“帝室之胄”，本来就占了半个天时。
我猜想，这个分析，曹操也做过。他一直没有称帝，是个功利问题，不是道德问题。他也怕过早地去掉汉室的装饰，会丧失天时之利。
诸葛亮的以上分析，我称之为“阴阳”分析。阴阳者，天下之大势也。现在所说的“形势”分析，就属于阴阳分析。毛泽东非常善于形势分析，他的重要施政报告，一般都有形势分析。
接下来进行的是“生克”分析。生克分析，就是利害关系分析。人事关系的生克分析，就是敌、我、友分析。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也是人的生克分析方法，其代表作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经过分析，诸葛亮认为，可以与刘家相生的，西面是“诸戎”，南面是“彝、越”，东面是孙权。特别是孙权，“可用为援而不可图”。唯一要对付的是谁？是“中原”，这当然指的是曹操。
这个生克分析，不是阶级分析，而主要是利害分析和性格分析。当时，曹强而孙弱，刘更弱。如果助曹灭孙，旋踵而亡的就是刘备自己。如果联孙抗曹，等灭曹之后，刘的力量也壮大了，还有胜孙的机会。
孔明相信，孙权也会进行同样的分析。这是弱者的共同利益。
从性格上看，刘备与曹操之间的差异要远大于与孙权之间的差异。也就是说，刘备与孙权相生的地方，要多于曹操。刘备自己都认为，他为人处处与曹操相反：
“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此外，孔明还分析了地理上的生克关系。中原对曹操，江东对孙权都是生地，但对刘备就是克地，因为曹孙都已深根固本。而荆、益两州，对刘备来说，是生地而不是克地。因为两州好地未得明主，而刘备这个明主未得好地，两者结合，相得益彰。
经过生克分析，诸葛亮制订了他的加减战略决策。加减决策的依据是生克分析，准则是相生相加、相克相减。
孙权、诸戎、彝、越与刘备相生，用加法，组成统一战线；曹操与孙刘相克，用减法，是统一战线的打击对象。中原、江东暂时与己相克，去之；荆州、西川与己相生，取之。这就是“建基西川，联吴抗曹”八字建国方针的由来。
由于在相生的力量中，孙权最强大，所以孙刘联盟是基础，是立国之本，是对外政策的立足点。诸戎彝越也是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要安抚笼络，这才有后来的七擒孟获。擒孟获在抚不在剿，重要的是夺其心而不是灭其身。
根据加减战略，可以推知未来的成败，无论成败，都会对原来的阴阳生克关系产生影响。这是“隆中对”分析框架的最后两个环节。
考虑到成败的人也许很多，但考虑到成败对阴阳的影响的人就凤毛麟角了。庄子就是这样一根凤毛。在《人世间》中，他借孔子的口说，“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位有德者。门尚未出，就已经考虑了成功以后的阴阳之患。这可以回答上面提出的第四个问题。
如果孔明辅佐刘备打下江山，外部相克关系结束了，内部相生的君臣就可能转化为相克关系。此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懂得这个道理，功成之后，搂着西施（据说）远走高飞，快活了后半辈子。文种不懂，身首异处。
孔明当然不愿落个文种的下场，因此预先埋下伏笔：我将功成身退，归老林泉。这也是他自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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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眼
声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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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3-4 23:56:03
沙发
发表于 2012-3-5 08:15:04
楼主
发表于 2012-3-5 11:57:07
